怀念抗日英雄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但是冷云没这么做。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说据有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没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即使从山上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他不但涕泪交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

　　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基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也与如今有的人嘴里袭击美国兵的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行为没有区别。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