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如何大整周恩來？

“在延安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整風運動！周恩來不會不注意。從這股來勢迅猛的政治風暴中，周恩來已經嗅出了不尋常的氣味。”

“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早就想讓周恩來回延安參加整風。然而，皖南事變後蔣介石不讓周恩來離開重慶。直到1943年6月，蔣介石才同意周恩來返延安。……”

“6月28日，周恩來等一行離開了戰鬥五年的重慶，於7月16日抵達延安。……周恩來到延安後，先後三次（8月2日、8月8日、8月30日）頻頻地作出政治表態。說：‘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整風運動的另一名主要對象——周恩來回到延安後，毛澤東便將運動轉入最後一個階段，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系統地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從9月7日開始，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1941年那次會議的繼續。周恩來沒有參加那次會議，現在算是補課。”

“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中，周恩來是在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中陷得最深的一個。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他。然而周恩來與王明是不同的。王明在蘇聯呆過，馬列主義理論講得頭頭是道。因此，毛澤東恰如其分地給他戴上一頂‘教條主義’的帽子。而周恩來在西歐勤工儉學，沒有去蘇聯學馬列。毛澤東特地為周恩來設計了另外一頂帽子，那就是‘經驗主義’。”

“在9月13日的會上，毛澤東既批判了王明的教條主義，也批判了周恩來的經驗主義。這是自整風運動開展以來，毛澤東第一次有機會當着周恩來的面，批判其歷史錯誤；第一次當其面發泄三十年代受打擊排斥的不滿。因此，語氣尖銳、激烈，帶有濃烈的宣泄感情的色彩，……周恩來開始經受‘整風運動’的洗禮。”

……

“周恩來作了初步的檢查。毛澤東當然不會滿意。毛澤東宣布成立‘總學委’，毛任主任，劉少奇、康生為副主任。學習時間為三個月。這三個月的批判對象主要是周恩來與‘經驗主義’。毛澤東還將‘經驗主義’的第二號人物彭德懷從前線召回延安，接受批判教育。這位耿直的彭總，在歷史上與毛澤東有過多次意見分歧，尤其是在反對‘洛川會議’的‘山地游擊戰’中，彭德懷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他。”

“在會下，周恩來除閉門思過，還努力補課。……周恩來開始接受毛澤東扣上的‘經驗主義’的大帽子。”

……

“從10月份開始，批判王、周的力度加重了，範圍也擴大了。……”

“從11月1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錯誤。……毛澤東的嚴厲批判，令周恩來感到震撼。”

……

“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周恩來從11月15日起，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五天的自我批評的報告。這個檢討從他自歐洲回國講起，着重談了六屆三中全會以後到這次整風前的情況。……在五天報告的結束語中，周恩來嚴格地要求並檢查自己。他檢查了在歷史的幾個關鍵時期的錯誤，……”

“參加延安整風學習，對周恩來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響。他說：‘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他表示：經過這幾年的說教，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傳》）

  周恩來遭“過火與不公正”的批判  季米特洛夫信函毛澤東制止

“九月會議以後，周恩來處於不問政務、閉門思過的狀態，即所謂‘停職反省’。時至1943年王明已是‘死老虎’。他自1941年9月會議後，便稱病住院，‘既不工作，又不參加會議。’而他的政治盟友博古等，也已徹底地與他決裂，站在毛澤東一邊來批判他。因此，1943年的九月會議及其後的日子，雖然是系統批判王明錯誤路線，但主要的鬥爭目標是周恩來。對周恩來的批判，從9月一直持續到該年年底，在11月中至12月初是高潮。”

“在主持批判周恩來的鬥爭中，主要人物除了毛澤東，便是劉少奇。這時的劉少奇，是中共的二號人物，又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他基本上代表了毛澤東的意旨，是毛澤東的代言人。許多重要的報告、講話，便是通過劉少奇來做的。例如10月24日，劉少奇代表毛澤東在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

……

“在此後一系列的批判周恩來的會議，尤其是11月中旬以後的會議上，劉少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批判的火力尖銳、嚴厲、份量很重。對周恩來猛烈批判的還有康生、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彭真等人。”

“毛澤東為周恩來組織的批判鬥爭，不僅規模宏大、時間持久，而且氣氛緊張而激烈。由於整風的第一號對象王明早就稱病住院，躲避了批判鬥爭；因而第二號對象的周恩來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鬥爭的火力，其場面的激烈程度為整風運動的首見。而周恩來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而中國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也有如下記述：‘經過9月以來的緊張學習和對錯誤路線的深入批判，……也進行過火鬥爭，使有些人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揪上台去交待問題，有的甚至被轟出會場，一度造成十分緊張的氣氛。’”

……

“1943年12月22日，原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後（註：1943年6月該組織宣布解散），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出於個人友誼，我不能不對您說，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令我擔憂。……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倡導的民族戰線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我還擔心一部分黨的幹部中存在的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我也覺得：康生的作用令人懷疑。……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引起普遍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見曹仲彬等著《王明傳》）

“毛澤東的心腹康生是整風運動的總管。當時正領導由毛澤東發動的另一輪肅反運動‘搶救失足者’。這場由毛澤東策劃、康生直接指揮的肅反運動，又是擴大化。與當年打AB團如出一轍，大搞逼供信，濫捕濫殺，如痴如狂。整個陝北為之顫慄。接到季米特洛夫的來信，加上當時民憤鼎沸，任弼時等領導人多次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才不得不煞車。”

“共產國際雖然解散了，但季米特洛夫的崇高威望與巨大影響猶在。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這封來信的意見，對周恩來的批判鬥爭，遂告一段落。”

……

“時至1944年，對周恩來的批判雖然告一段落，但他仍然處於停職反省的狀態，周恩來名義上雖然仍是南方局書記，但實際工作已交由董必武負責。……直至1944年11月才得以再次赴重慶談判。”

編者的話：

周恩來從1943年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到1944年11月離開。這期間整整一年另四個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季米特洛夫於12月親自給毛澤東來函明確表示反對與制止，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迫害是決不會罷休的。此後，周恩來的處境並沒有什麼改善，而是處於停職反省。

至於毛澤東這樣一位倔強性格的人，為什麼在當時屈服於季米特洛夫的壓力？這是由內、外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從外因講：毛澤東本人是靠季米特洛以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給中共中央的“指示”，才得以上台，並整垮王明的；即使季米特洛夫在12月已失去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但他的背後還有斯大林，毛澤東不能不有所顧忌。從內因講：毛澤東剛剛取得最高領導權力，地位還不是那麼穩固。

這裡還得說一下：季米特洛夫是怎麼知道中共黨內高層的鬥爭情況呢？作者在文中提供的史實是：王明住院時，有一位蘇聯駐延安的記者伏拉狄米洛夫派醫生奧洛夫去探望王明。王明乘機托記者給季米特洛夫發了一份電報。如果沒有王明發出這份電報，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在這一歷史階段，也許是另一種情況。

  中共“七大”：毛澤東晉升“領袖” 周恩來重返權力中心

“周恩來的厄運至1944年夏才告一段落。……為準備召開‘七大’，毛澤東於1944年5月21日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和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

“‘七大’準備工作中的重頭戲，是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將這些歷史問題作出結論，‘蓋棺論定’，是十分高明的一招。……從而使毛澤東的思想觀點通過合法的形式，強制性地令全黨服從。為毛澤東樹立起‘唯一正確’、‘一貫正確’的歷史地位，為毛澤東在中共樹立起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毛澤東在‘七大’上順利地登上了最高領袖的寶座。”

“這個《決議》，還成為毛澤東終身統治中共的‘護身符’。當有人對當年延安整風提出不同意見時（如在‘文革’中，陳毅就提出過），毛澤東就說：‘想要翻案嗎？全黨不答應！’毛澤東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由此可見一斑。”

周恩來深受創傷  心靈受到扭曲

“延安整風運動給周恩來的經驗教訓，無疑是極其深刻的、沉重的、具有切膚之痛。此後，在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中，便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

編者的話：

在此之前，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中，總書記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相互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當總書記犯錯誤時，只要多數人反對，就得下台。這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毛澤東以其“當領袖慾的野心和心狠殘忍的個性”，為了鞏固他的最高權力統治的地位，通過延安整風運動，使毛澤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實行獨裁專制的統治。作者所說的周與毛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作者認為：周恩來在受殘酷批判鬥爭之後，“思想與心靈受到扭曲”。

作者還說：

“建國後，周恩來進一步受到毛澤東的壓抑，扭曲現象也就更加顯著（註：該書後面將有詳述），於是周恩來無不感慨地說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履薄冰’。這四個字生動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周恩來這位具有曠世之才，而又對國家對人民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的不可違抗的權威之下受到壓迫與抑制的那種無奈與痛苦。他那安邦治國之才，始終只能在毛澤東所允許的範圍內困難而曲折地施展的那種戰戰兢兢、惶恐不安的內心世界。”

編者的話：

讀了這一段之後，內心像受到刀割一樣的難受。一方面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感到更加無比的同情與愛戴，中國人民為有這樣一位“人民的好總理”而驕傲，可又為他長期受制於毛澤東而不能充分發揮他為祖國、為人民作出更大貢獻的才幹而感到惋惜與遺憾。另一方面對這位“當代秦始皇”，我們真不知該怎麼來評價他？如果還要說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歷史能答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