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正面抗戰那些事)（十三）

作者:關河五十州

　　話分兩頭，各表一枝。
　　古賀帶兵出來“掃蕩”的時候，松尾少尉還在往錦州的路上趕呢。
　　本來他這一路應該算是最安全的。因為目標最小，無論是民團，還是溜子，都不會衝着他來。可這人要是一倒霉，閻羅王都會跟在你屁股後面討賞錢。
　　這一大清早的，氣溫很低，又趕着大車。走出三十里路，眾人就吃不消了，一個個又冷又餓還累。沒辦法，只好就近在一家農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來點火取暖兼做飯。
　　人要吃東西，那馬也不能餓着，出勞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點牆角邊堆放的穀草去餵馬。
　　應該說，相對於日軍一貫燒殺搶掠的作風，這幫孫子的做法還不算太離譜（畢竟任務在身嘛）。
　　可是這家裡的農民小伙子不樂意了。這兄弟也不問松尾要錢，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槍，就準備把拿他穀草的那個小子給收拾掉。
　　這時候，他族裡的一個長輩拉住了他，並且嚴肅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來，你一定會以為是這麼一句話：算了，不就拿了點穀草嘛，也不是很值錢。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殺人要償命的，何況這是東洋兵，你千萬不能這樣做。
　　都不是。長輩的話是這樣說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個，他們有三十來個呢，應該找人埋伏起來一塊幹掉。
　　…………
　　有點無語，這錦西的民風也太強悍了吧！不過我喜歡，頂一個先。
　　小伙子一聽有理，便從本村拉了十來個人，跑到錦西至錦州的必經之路上，找了一塊高坡埋仗起來。同時，還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請大家來幫個場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們吃完早飯便又上路了，他壓根不知道一會兒工夫能和人結下這麼深的梁子，只顧着拼命趕路，好運回槍彈給養給古賀用。
　　一到高坡下面，槍聲便響了起來。
　　其實這時候，高坡上的人並不多，又都是沒什麼戰鬥經驗的農民。松尾們都騎着馬，如果打馬奪路而逃，還是能撿回一條命的。
　　可是松尾沒這樣做。
　　輜重兵嘛，平時就讓人看不起，打仗也輪不上，手平時還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較差勁，穿着便衣也就罷了，就連射擊姿勢都做不好，屬於典型的站沒站相，坐沒坐相。
　　不在這幫人身上立點戰功，簡直就沒天理了。
　　松尾一揚手，輜重兵們都下了馬，端起槍朝農民們對射。
　　歸根結底，松尾還是吃了不懂民情的虧。
　　這個地方的規矩是一方有難，八方相助，而且必須相助。否則下次等你有了難，鬼才會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來越多。
　　等到松尾發現周圍密密麻麻布滿了持槍農民時，已經晚了。
　　就算裡面沒幾個槍打得準的，可這集中起來，就是彈雨，而且一下就是兩個小時，不帶停的。是個人，誰受得了。
　　松尾輜重隊全軍覆沒。連沒及時逃散的那十幾匹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彈打得滿身洞眼。逃掉的馬，農民們也沒放過，騎着自己的馬一陣猛追，全部捕獲。
　　都是純種的東洋馬，腳力好着呢，補鬼子賒的穀草錢那是足夠了。
　　古賀聯隊和松尾輜重隊的被殲滅，使關東軍和日本政府都大為震驚。
　　江橋那一仗，吃點虧還能理解。畢竟是東北正規軍，又有一個會打仗的馬占山在那裡指揮。可錦西這一戰，卻把他們自己給弄蒙了。
　　堂堂的騎兵聯隊，怎麼會連一群農民和土匪都搞不過呢？
　　日本人認為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最悲慘的事件（“夫錦西冬季之風暴，聞之皆血淚也”）。
　　他們對錦西狀況重新進行了評估，認為這個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這裡的人大概是幾百年前的那個“魔王”成吉思汗的後代。
　　什麼意思？
　　“借”他一點穀草就要幹掉你，一點“道理”不講，這還不是和當年差一點就把整個日本島全部滅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樣嗎。
　　實在是太兇猛了。
　　面對這幫“土著凶人”，日軍只好決定，把張國棟等漢奸帶走，放棄原來的老縣城，移地重建新的錦西縣城。
　　日本人的特點是，你對他軟弱一點，他就放肆一點，而你如果對他狠一點，他倒馬上就自動自發地懂得了收斂的道理。
　　錦西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
　　此戰後來帶動了東北義勇軍的興起。
　　不管怎樣，關東軍總算是從面上把包括錦州在內的遼西部分地區給占領了（錦西的事可暫不管它）。
　　現在要掉轉頭對付黑龍江的馬占山了。
　　（173）

　　早在準備進攻錦州的時候，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就聽到了一個足以令他心驚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倫的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齊齊哈爾移動的跡向。
　　種種跡象表明，馬占山的部隊經過江橋一戰，並未喪失元氣，他還有重頭再來的機會和實力。
　　馬占山自從到了海倫之後，由於聲名在外，要求採訪他的國內外記者那是紛至沓來，絡繹不絕。
　　不過對於記者們來說，採訪名人，絕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飯，遇上個別不厚道的，甚至還會關上門躲在陽台後面朝你開黑槍。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記者被逼得實在沒法，只能用“多方採訪某君，只是聯繫不上”或“據信”、“坊間雲”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來進行搪塞，一篇新聞看似拖得老長，其實當事人什麼也沒說。
　　記者這碗飯，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識不得幾個，場面話估計說不出來，粗話又登不上報紙。那些第一次採訪他的記者都覺得很懸，有的甚至把瞎編的文章都事先準備好了，採訪就準備只過過場。
　　令記者們大吃一驚的是，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馬將軍除了相貌不太威武，與想像中有所區別外，一張嘴卻是滔滔不絕，神采飛揚，把記者們都說得一愣一愣的。
　　馬占山還特別懂得記者的心思，不斷提供給他們有關於江橋抗戰的各種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壯有悲壯，要痛快有痛快。
　　這批沒打過仗、也沒看過打仗的記者個個聽得如臨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為名震中外的“抵抗將軍”，馬占山沒有一點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務都忙，聽到記者來了，無論來頭大小，他都要擠出時間親自接待，並奉若上賓，決不肯隨便怠慢一個。
　　這種思維和意識，絕對是現代的不能再現代了。
　　通過記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動報道，馬占山的事跡越傳越廣，越傳越神，在全國的威望一時間無人能及，就連以前威風凜凜的蔣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對老馬是又妒又羨。
　　見過火的，沒見過這麼火的。
　　此時，不僅江省的正規軍隊惟他大旗所向，就連黑倫周圍的各路民團、肇東的蒙古王公也都聽其調遣，不說兵強馬壯，至少稱得上聲勢奪人。
　　本庄繁通過情報得知，歸馬占山統領的獨立騎兵第2旅（程志遠旅）距離省城只有40多里。這點路程對於騎兵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間就能殺到。
　　此時的齊齊哈爾防守卻極其空虛。
　　第2師團（仙台師團）已經奉調到了遼寧，整座城裡只剩下幾百名老弱殘兵。
　　如果馬占山乘此機會長驅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團團轉，趕緊調兵加強防守。
　　仙台師團西進的尾巴——一個步兵聯隊和一個炮兵中隊，剛要離開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隨時待命增援齊市。
　　與此同時，從日本國內的第8師團中抽調部隊，組成混成第4旅團（鈴木混成旅團），進入東北後直接駐防齊齊哈爾。
　　但在關東軍內部，對馬占山的態度已經越來越傾向於“撫”。
　　江橋抗戰之前，受到東北軍“軟弱無能”印象的影響，主戰觀點一直占據上風。
　　但是戰後一盤算，虧大了。
　　因為誰都沒想到馬占山這麼有種，還這麼挺得住，雖然最後拿下了江橋和齊齊哈爾，但關東軍死的死，傷的傷，實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橋之戰的幾個主要當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門，都曾經多次對這次戰役做過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覺得馬占山這個人在打仗方面的確有很多高明之處，跟他做對也絕對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勸降馬占山，得通過一個人。
　　（174）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一個蘿蔔一個坑，已經把幾個省的“東北代表”都落實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就是那個“九一八”後曾被日軍看管起來的軟蛋），吉林是過氣阿哥熙洽，黑龍江的這位，就是我們將要介紹的出場人物——張景惠。
　　還記得張作霖發跡以前，那個把八角台團練長的位置都讓出來的仁兄嗎？
　　這個人就是張景惠。
　　他以前是賣豆腐的，也頗有點生意經。看到張作霖是個帶頭大哥的料，便把本錢全都投在他身上，這才有了八角台讓賢的“高風亮節”。
　　投資很快就見到了成效。隨着張作霖越做越大，張景惠的官也跟着見風長。等到張作霖組建北洋政府最後一屆內閣，“豆腐王子”張景惠已經做到了政府總長（相當於部長）。
　　倒霉是從皇姑屯事件開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僅把張作霖送上了天，連累陪同的張景惠也受了傷。
　　受傷還是小事，從醫院出來後，他就發現不對了。
　　張學良做了新老闆，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隊，分果果。
　　當年一道和張作霖拜過把子的張作相風光無限，做了吉林省主席，還每每在張學良不在東北時擔任留守司令。
　　這也不去說他了，好歹人家有讓位之功。讓張景惠感到氣憤的是，就連那個張大帥生前不怎麼待見的萬福麟，也在少帥面前無比得寵，不光坐上了黑龍江省主席的金交椅，還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張景惠本以為按照自己的資歷和能力，怎麼着也得比這個草包萬福麟強，沒想到最後就撿着一個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的職位。
　　所謂東省特別區，就是東北四省區中最小的那個區，只能管管包括哈爾濱在內的很小一塊地方。
　　老子連中央政府的部長都幹過，現在卻只給了這麼芝麻綠豆一個小官，也太欺負人了。
　　張景惠憤憤不平，一肚子不滿。
　　只要對張學良不滿，就有戲唱。日本人馬上就盯上了張景惠這隻有縫的雞蛋。
　　按照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來是想把黑龍江的“代表名額”交給張海鵬的，可這老小子在江橋的表現實在太差，自己不爭氣，只能讓他繼續在洮南呆着了。
　　在關東軍占領齊齊哈爾後，黑龍江事務主要由高級參謀板垣主持。板垣來到省城後，想到能夠代替張海鵬的第一人選便是哈爾濱的張景惠。
　　除了姓張的比較聽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後面的工作比較好做。
　　跟張學良反目，就是為了官小，現在江省主席的烏紗帽就放在桌上等他來取，這張景惠哪有不高興的道理。可他遲遲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馬占山是什麼樣的人，張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個人見人怕的厲害角色。你現在就從他腦袋上搶江省主席這頂帽子，他能答應嗎？沒準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馬占山，難道就不怕我們關東軍？
　　無奈之下，張景惠只好派了兩個幕僚去找馬占山，要馬占山“原諒則個”。
　　本以為小馬能多少體諒一下他這個老長官不得已的“苦衷”，沒想到馬占山不聽則已，一聽之後勃然大怒，大罵着就把來人哄了出去。
　　這時候，從表面上來看，馬占山是要與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位頂着“抵抗將軍”帽子的英雄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
　　作為後人，我也不能隨意猜測。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很遺憾，馬占山不是一個完美的英雄。
　　（175）

　　馬占山發了火，張景惠心裡就發了毛，無論板垣怎麼軟硬兼施，都不肯離開哈爾濱到齊齊哈爾去就職。
　　板垣下了決心，讓張景惠給他搭橋，一定要去會會這個傳說中的死對頭。
　　馬占山沒有拒絕，只是提出見面地點既不能在齊齊哈爾，也不能在海倫，必須在第三方的一個秘密地點。
　　這次談判結果出乎幾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諾，仍由馬占山擔任黑龍江省主席，日本劃該省為自治區，持無領土要求、不駐軍、不干涉內政三項政策，只派日本顧問協助。
　　條件是：必須將省內的鐵路、礦山、森林權益轉讓給日本，並由日本負責滿洲國防。
　　馬占山——
　　同意了！
　　對此，板垣本人也大為吃驚，以馬占山在江橋的態度，他原本預料談判將會非常艱難，已經做好了無功而返的準備。
　　他沒想到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應了，甚至起碼的談價還價都不需要。
　　早知馬占山如此想法，江橋之戰前這樣談一下不就好了嗎？關東軍和第2師團（仙台師團）何至於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馬占山，其實連我們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不能單純地用一個好或者壞來形容。
　　按照馬占山事後的說法，他這次接受日本人的條件，是一次早有預謀的詐降。
　　但如果我們不為尊者諱，通過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來，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那段時間，駐齊齊哈爾的混成第4旅團（鈴木混成旅團）一直未主動對馬占山部發動進攻。
　　究其原因，馬占山和參謀長謝珂有了一段對話。
　　謝珂認為，海倫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斷壯大，日軍恐蹈江橋覆轍，所以不敢貿然發動攻擊。
　　馬占山對此卻另有一番解釋。
　　他說這事與小皇帝溥儀有關係。
　　十多年前，馬占山曾到天津叩見過溥儀。溥儀還送給他一張古畫，並從此知道了他的名字。這次日軍之所以不窮追猛打，就是因為溥儀以“馬占山是我的人”為由向日本求了情。
　　這個理由很有點無厘頭，溥儀幾斤幾兩，日本人要聽他的？
　　但是謝珂還是從“溥儀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勸馬占山不要對日軍存有任何妄想。
　　馬占山卻自顧自地又說出了下面這番話：
　　“如果我們有了力量，什麼時候抗日都不晚。現在錦州不保，張學良看來是永遠回不了東北了，我們也應該想想以後怎麼辦。”
　　怎麼辦？以謝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戰到底，不還我河山，誓不罷休。
　　可他改變不了馬占山。
　　無奈之下，他只能和苑崇谷等人一起，交出兵權，轉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軍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橋抗戰的黑龍江守軍二把手後，便想利用他，就問他願不願意去堅持抗戰的蘇炳文那裡說降。
　　願意啊，怎麼不願意。當着日本人的面，謝珂滿口同意。
　　到了蘇炳文的地面，謝珂不僅沒盡說客的義務，還鼓勵蘇炳文繼續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來擔任了後者的參謀長。
　　無論身處何種逆境，謝珂始終不愧是一個鐵骨錚錚的熱血軍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於連同甘共苦的參謀長都蒙在鼓裡，且最終撕破臉皮，分道揚鑣？
　　有人揣測，馬占山當時可能是認為既然張學良無法再入東北，而日本人又答應不干涉江省事務，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權力，以後趁機再圖將來。
　　但這是一個足以令他後悔不已的決定，一世英名差點就毀在這上面了。
　　就在關東軍在江省大有“斬獲”的時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發生一件大事。
　　（176）

　　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軍。
　　東北打到現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進爵的進爵，反正沒海軍什麼事。用一個經典句子形容就是：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作為一個海洋島國，又是靠甲午海戰起家的，日本對海軍不可謂不重視。在大型驅逐艦、重型巡洋艦、大型航空母艦等方面，均能自主設計製造，其海軍實力連西方列強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當年英美國家之所以要拉濱口內閣簽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也是因為看到了日本海軍的實力，不敢不把這亞洲的黃皮猴子給拉進來。
　　與海軍相比，陸軍就寒磣多了，連像樣點的大炮都沒幾門。用海軍的眼光來看，就兩個字：粗糙。除了會吹點牛皮，跟西方的英美軍隊那是比也不能比，註定干不出什麼成績。
　　可這只是海軍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家陸軍雖然技術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們就充分發揚了不須揚鞭自奮蹄的精神，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沒死多少人倒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幾倍的東北給拿下來了。
　　這是什麼樣的成績？
　　英雄的成績。足可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看着陸軍昂着頭，目空一切的樣子，自恃“技術流”的海軍傻眼了。
　　這口氣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為按軍隊內部的說法，滿洲，那是陸軍的勢力範圍。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氣苦也沒用，頂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麼我們海軍的勢力範圍在哪裡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軍認定中國的南方就是他們嘴邊的肉，得緊緊咬住，決不鬆口。
　　現在陸軍在東北取得這麼大的成功，也該我們海軍露一手了。
　　不過根據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經驗，打架之前先得挑事，而這回幫他們挑事的，正是海軍瞧不上的陸軍（關東軍）。
　　這件事可以解釋為：與陸軍相比，海軍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於國聯一直盯着東北，把關東軍盯得十分不爽，高級參謀板垣就想在南方弄點事出來，好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凡欲染指中國的列強幾乎都要在這裡擺攤設點，遂有萬國租界一說。
　　要想吸引眼球，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合適的了。
　　經辦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公使館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陸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實暗中早就是個老間諜了。
　　辦事就得給錢，這是天經地義的。
　　板垣並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幹這麼一件極可能驚天動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區區2萬日元。
　　讓板垣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個田中，後來在東京審判時當庭指證了他，連當時給了多少錢都說出來了。
　　就這麼點錢，隔了這麼多年，又不查帳，還能記得清清楚楚，說明田中的記憶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間諜的確是塊材料。
　　拿了錢，田中又去找了一個合作夥伴——著名漢奸兼女間諜川島芳子（金璧輝）。
　　我們前面曾經介紹過，這川島芳子的老爸就是那個搞“滿蒙獨立”搞到家破人亡的肅親王。
　　兩人在一塊討論，商量究竟什麼事，才能讓日本人氣憤，西洋人同情。
　　比較難找。
　　抵制日貨？群眾互毆？軍人互毆？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鮮了，而且這些事情一出來，總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先跑出來欺負對方，毆傷中國人。
　　占便宜當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說，如果要爆炒這類玩意的話，等於是把日本自個給晾起來，讓人評頭論足。
　　這兩個貨色想到腦袋發脹，總算有了點眉目。
　　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都是俗人。要跳出這個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177）

　　誰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有一門佛教宗派是後來發展起來的，與中國佛教並無直接聯繫。這就是日蓮宗。
　　日蓮宗在日本傳播很廣，不僅平民，就連一些軍政要人都很信仰。
　　當時，有一些日蓮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廟裡面，經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緣。
　　田中和川島芳子都認為，要是這些人有個三長兩短，肯定能觸動日本人的敏感神經。
　　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幾十個情報人員化裝成工人，然後蹲在公共租界華人區準備混水摸魚。
　　具體作案地點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實業社（三友社）的毛巾廠門口。
　　這個三友社是由三個浙江人合辦的。別看產品很小，工廠的規模卻很大，有將近一萬名員工。
　　一般來講，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較在行的，向有“中國猶太人”之稱。難得的是，這家老闆不僅會做生意，還非常愛國，經常組織廠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號進行軍訓。
　　“九一八”事變後，三友社的工友曾經到租界貼過標語，和日本海軍陸戰隊也發生過衝突。
　　在他們工廠的大門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傳畫，畫面為該廠軍訓民兵拿槍對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傾向，這就好辦。
　　1931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們正在內部組織軍訓，突然發現有人從牆外往裡面扔石子。
　　大夥跑出去一看，原來是五個日本人。
　　這些日本人中間，就有兩個是日蓮宗和尚，一路正好經過這裡，正準備去化緣。
　　雙方這麼一照面，都誤會了。
　　日本和尚以為是施主出來布施了，便哼哼嘰嘰地跟工友們唱經說法講好話。
　　工友卻以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亂搗蛋後不承認，還跟自己扯蛋。
　　反正語言不通，誰也不知道對方在講什麼，兩下里就這麼在那裡指手劃腳打啞謎。
　　不用說，扔石子的人當然是那些喬裝成“工人”的情報人員。
　　這時候他們趁機衝出來，一邊喊着反日口號，一邊對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這愛國也有搶的。等到他們回過神來，包括和尚在內的幾個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擊打能力都不行，沒幾下，其中一個和尚就受了重傷，幾天后在醫院裡一命歸西。
　　三友社門前的大馬路是由一個發了財的粵商馬玉山出錢修建的，當時叫做馬玉山路（今已改成營口路），歷史上便將此事件稱為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國人打死打傷，而且死傷者還是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馬上到日僑中間去大肆散播這一消息。
　　上海是日僑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聽消息果然人怨沸騰。
　　這還了得，都出人命了，還是無辜的和尚。可惡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報仇，報仇。
　　這邊日僑有呼聲，那邊浪人就有了反應。
　　因為被毆的五個日本人當中，除了兩個和尚，另外三個就是浪人。
　　現在國內的一些影視劇，不知出於何種目的，總喜歡把浪人打扮成一幫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這樣才配與霍元甲陳真們交手。
　　事實上，所謂浪人，與武士其實是兩個概念。在日本，他們其實就是一群街頭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類。
　　當然也保不准爛人裡面也有會點三腳貓功夫的，可以偶爾到中國武館門口踢踢場子，虛張聲勢兩下。不過絕大多數人的武學潛質，都已經扔給幕府時候的武士爺爺了，打起架來也就仗着人多，貓在牆角邊扔扔磚頭，喊喊口號什麼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來要飯，你說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現在他們總算派上用場了。不管怎樣，干雞鳴狗盜的勾當，浪人比普通僑民們還是要強。
　　（178）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帶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實業社門口，先放了一把火，燒了幾間廠房。
　　廠里工友聞聲出來，一邊救火，一邊攔住縱火犯。不料這幫傢伙事先身上都帶着管制刀具，而工友們雖然受過軍訓，無奈手無寸鐵，一下子就被他們殺傷了好些人。
　　中國警察前來阻止，未料到這幫人着實兇悍，結果弄到一死二傷（指警察）。
　　天亮後，日僑組織遊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見到電車就攔，連出來勸阻的英國巡捕也被他們打了一頓。
　　上海畢竟是中國的地面，連警察都被這些無法無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國人也火了。
　　你遊行，我示威，看誰怕誰。
　　事情終於被挑起來了。上海的空氣驟然緊張。
　　當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傷一事，上海巿長吳鐵城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提出抗議。
　　第二天，村井反過來也對中國政府提出四項要求：道歉、追捕（兇手）、賠償（醫藥費和撫慰金）、取締（抗日團體）。
　　如不答應，動武。
　　負責做動武準備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軍。
　　千年等一回，平時都是他們陸軍在抖威風，這回總算輪到我們上場了。
　　村井剛提要求，駐滬的第1遣外艦隊兼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就發明類似聲明予以支持，同時對所屬海軍陸戰隊做出了緊急動員。
　　與此同時，軍令部緊急調派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輕巡洋艦“大並”號以及第15驅逐隊等增援上海，擺出了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
　　情況報到南京，行政院院長孫科頭都大了好幾圈。
　　當家的時間不長，麻煩事卻一件接着一件。
　　先是錦州失守，關東軍不戰而勝，使他這個以“積極抗戰”為旗號的政府大丟臉面。
　　接着他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又做起了“愛國秀”。
　　本來外交部長應該是一個持重的角色，比如原來的王正廷，雖然是“革命外交”，但舉手投足都要符合一個外交官的口吻和身份。這位陳部長卻出位得很，一上來就像個年輕憤青一樣，嚷嚷着要和日本斷交，並全面開打。
　　架勢把孫科都嚇壞了，趕緊拍拍他的肩，讓這位兄弟稍安勿躁。
　　可就這麼一下，陳友仁惱了：
　　你們竟然不把我的話當回事，不愛國，那對不起，白白了你們吧。
　　沒什麼說的，夾起皮包走人（“聲言政策不行，辭職赴滬”）。
　　只剩下孫科在一邊發愣。
　　等到得知上海出了事，孫公子自己也撐不住了。
　　辭職的理由不是說自己能力有限，擺不平這些事，而是抱怨老蔣給他留下了一堆經濟爛帳，把他給害苦了（“財政無辦法”）。
　　的確，這時候國庫早已空空如也，連中央軍都發不出工資好兩個月了。
　　可這也不能說全是老蔣的錯。
　　其實誰來都差不多。全國這些多軍隊和官吏等着發工資，國家的稅卻又收不上來多少。這種情況，除非天上下黃金雨才能解決問題。
　　偏偏越缺錢越要用錢。
　　打仗這東西，其實拼的就是錢。
　　日本人尋釁打架的腔調已經擺出來了，作為一個以積極抗戰立命的政府，怎麼可能服軟？
　　不服軟那就得調軍隊上去跟他們干架，而干架就得有軍費支持。
　　作為一個有志青年，孫科也不是沒下過決心，曾經也咬着牙、厚着臉皮四處化緣。本想這麼多人都支持政府，支持抗日，少說點要到個千把萬的應該不成問題。可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後差點給人下跪了，才弄來300萬。
　　當時政府的軍政費用是每月2200萬元，按此計算，300萬可以開銷4天。還行。
　　聽人把這筆帳算完，已經筋疲力盡的孫科立刻從坐着的椅子上滑溜到了地上。
　　本來還有一個人能幫着他想些辦法，救救急。
　　（179）

　　此人就是被稱為“民國財神爺”的宋子文。
　　可人家跟老蔣是大舅哥與妹夫的關係。老蔣下了野，他也同進共退，早就辭職不幹了。
　　跟着干的沒用，有用的又不肯跟着干。守着這個窮得底朝天的破家，理想主義至上的孫公子也徹底沒招了。不管文武百官怎麼挽留，他掉轉屁股逃也似地離開了南京。
　　反正我是不能幹了，還是你們來吧。
　　就在孫科辭職後，1月26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遞交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之內對四項要求作出明確答覆。
　　否則，真要動武了。
　　左手倒影，右手年華，孫科前腳剛走，汪精衛便接茬擔任行政院院長。
　　在政治經驗上，老汪畢竟比小孫要老到一些。他即刻指示吳鐵城，先把眼前的事應付過去要緊，四項要求暫時全可答應。
　　抗日團體嘛，新的不去，舊的不來。過段時間換塊招牌重新開張，又有何不妨。
　　軍政部長何應欽進而提出，鑑於駐上海閘北的19路軍與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一向關繫緊張，為免在這節骨眼上“摩擦生火”，其156旅（翁照垣旅）防區可由政府直屬憲兵團暫時接防。
　　同意。
　　1月28日一早，吳鐵成和何應欽就分頭忙開了。
　　一個去取締抗日團體，告訴大家這段時間不要集會了。
　　一個做19路軍的工作，勸他們同意把防區移交給憲兵團。
　　一切順利，都OK了。
　　到了這天下午，也就是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時通牒時間到達之前，上海市政府把書面答覆書送達日本領事館。
　　該做的都做了，該答覆的也都答覆了。這回你們該沒話說了吧。
　　村井自然是沒話好說了，日本海軍卻不一樣，鹽澤甚至急得差點跳了起來。
　　你們怎麼可以答應四項條件呢？不能答應啊，我們的要求是很“無理”的呀。
　　因為他什麼都準備好了，軍令部的進攻命令也下來了。偏偏中國政府出人意料地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等於白忙活了。
　　這時候的鹽澤什麼也不管不顧了。他馬上發了一封信，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稱日僑對上海有這麼多中國軍隊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閘北的19路軍必須立刻撤退，工事必須平毀，把防務移交給日軍。
　　時間是規定死的，就今天。
　　信寫好了，他不發。
　　當然不能發，一發他怕這個新要求也會在當天就得到滿足。
　　中國政府在處理這類對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還是比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點25分，離規定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他發信了。
　　信函分別送達上海市長和公安局長。
　　就這麼點時間，你以為信使是坐磁懸浮來去的啊。
　　等收信的人一目十行地把信看完，到點了。
　　要的就是這效果。鹽澤心滿意足，既然“限時要求”未得答覆——那就進攻。
　　“一二八”淞滬會戰爆發了。
　　這次會戰的時間和強度都遠遠超出了雙方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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