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正面抗战那些事)（十七）

作者:关河五十州

　　上海不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的福地，因为这里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高明的机会。但至少在这一回合中，他显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潜质。
　　那就是在机会面前，有时必须冷静到冷酷的地步。
　　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到包围后被消灭。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象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个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作战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他的生日了（日子就不选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作战方法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
　　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224）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第一， 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第二， 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第三， 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一大排鬼子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猛男，这一点估计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神人。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浓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帐：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225)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子文和张学良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他的哥儿们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有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战斗力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文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226）

　　起初只有2个团，但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要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按说招的人也不算少，但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宿敌日本有较大差距，在日本，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体，不仅富家子弟要依此光耀门庭，穷人家更把它做为一个 理想出路。所以，我们看日本军队里面，不光是军官，甚至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这么残忍，那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 的话题）。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 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部队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 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 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都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马上就变了。
　　这位要说了，你前面不是说到过东北锦西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比如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口中，“当兵的人”名声也越来越差，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抽点肥什么的（俗称吃空），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在需要你为之打仗卖命的时候，让你吃上两口饱饭。
　　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帐，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227）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无忧，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它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千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基本就是CEO的水平。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 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用的。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分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想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教授，那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但和在这里当兵要考试一样，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那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雀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
　　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归。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的。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228）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儿们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做一声叹息。
　　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用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罗里罗嗦，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２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 就如同听老外在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 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都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十分融洽。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 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迹像。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集中于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闸北的双方军队也是互有攻 守，很多时候还处于对峙状态，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十九路军指挥”）？
　　（229）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 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当然这是 后话。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剌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剌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战死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杀身成仁，誓死不退，无论如何，他们没有沾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2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陷入了残酷的肉搏战，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剌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它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2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剌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2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剌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了，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干脆，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拼剌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230）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突破千人纪录，其中金泽师团死伤千人以上，而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就伤亡达2千余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象做梦一样地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较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遂从该处撤出。
　　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着。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 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镜，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往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似乎来头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231）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 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1918年，在西点军校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戏”，王赓前脚刚刚“轻轻的走了”，他后脚马上就“轻轻的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像和形容王赓。
　　（232）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 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 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 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干嘛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 场比老蒋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 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其实，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挥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都是一个个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233）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可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234）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 留米混成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 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 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 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235）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在地图上找不出来。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七丫口位于现在的太仓市浏河镇以西。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正面进攻的金泽师团和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236）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岸上的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237）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日军一个师团从数量上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军），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肉搏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
　　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几乎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从这里，他将指挥日军发起对正面战场的攻击。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 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 久留米混成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你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238）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 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杀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都全体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这次袭击“出云号”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过程。
　　（239）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有资金），有搞科研的（有技术），有搞军工的（有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 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240）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进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不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烧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如疯狂。
　　（241）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正面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
　　他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19路军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就奉令带着部队到了吴淞和宝山。
　　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销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242）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 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 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 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 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 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忽忽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像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的。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 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 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243）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 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 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 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剌，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哇。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叽，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它，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一百多号人，就拿梭标。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樱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244）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捉摸更容易的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
　　这次行军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堪称一次作战行动。他们半夜10点半出发，经6小时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既无月亮，也无星光，但队伍秩序井然，无一人随意喧哗或掉队，完全符合衔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义勇军昼夜巡逻，维持治安，不仅确保城内无恙，而且征招到一支生力军——溧阳大刀队（这些猛人都是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的，与鬼子打肉搏战那是没说的）。
　　百难成钢啊。这队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于看到市民义勇军表现合格，指挥部才把他们派往宝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时，由于毛维寿师（一部）已奉令调入江湾，翁照垣一个人要管两头：一头吴淞，一头宝山。
　　吴淞这边日军攻得厉害，而旁边的宝山基本无战事，翁照垣就下决心把原驻守宝山县城的部队抽出来增援吴淞，宝山防务则转由市民义勇军接防，只留下半个排，计18个兵来防守东门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虽说宝山那边现在很平静，可万一日军来偷袭呢，这些人怎么挡得住。
　　再把原宝山部队调回吧，又不现实。因为他们来到吴淞后，早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没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个电话到宝山，告诉王屏南，防守宝山责任重大，问他能否支撑得住。
　　其实王屏南这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宝山不是嘉定。嘉定属于后方，再怎么着不是前线，而宝山就属于货真价实的第一线了。江岸上除了有一个小树林外，几无遮无掩，而从江堤上一眼望过去，甚至能看到列队停泊或往来奔走的日军战舰。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就是从宝山江堤附近登陆的。
　　为了保证吴淞防守，翁照垣不仅调走了宝山原有驻防部队（1个主力营加1个机枪连），还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阳大刀队也一道喊过去了。现在宝山这里，真正算是能打仗、会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规兵，至于王屏南手下的这200个义勇军队员——
　　也会打仗，不过是理论上的。
　　（245）

　　这种情形下，谁的后背会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称好汉，自然也是个硬汉子。
　　他答复翁照垣：放心吧，撑得住，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就再好不过了。
　　当晚，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
　　防守宝山，18个人靠实力，200个人靠勇气，还能再靠什么？
　　靠杀手锏。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
　 　手榴弹一共有8箱，每箱50颗，总共有400颗。这种手榴弹，据我估计，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黑市”买的，就是后来“抢劫”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反 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看起来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虽然看起来不咋的，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
　　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当然舍不得真拿“香瓜”来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
　　艺高人胆大，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有了这批手榴弹，宝山军心大定。
　　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就在登陆的堤岸上，他们埋了9颗地雷，“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
　　江滩地雷，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
　　好东西齐了，日军也到了。
　　2月29日拂晓，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估计是主力舰。看样子，敌人可能要从宝山登陆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一边报告敌情，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
　　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暂时无法增援后，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
　　此时已是黄昏。
　　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而且连续5发，均落于宝山城内，把鼓楼、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徒，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
　　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崩紧了。因为仗打到现在，他们也知道日军的那个老套路了：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
　　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
　　作为登陆地点，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它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
　　夜色笼罩大地。
　　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亲自来到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这时，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
　　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陆。
　　这个发现，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时，吴淞方面来电，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
　　也就是说，还没等日军登陆，宝山就极有可能被“第五纵队”从里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赶回城内。
　　他发布命令，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一律闭门熄灯，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
　　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
　　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村犬呼声甚厉”）！
　　这个细节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严，不准任何人随意走动——事实上，也没人敢在这种大兵压境、黑灯瞎火的晚上走来走去。
　　是谁？奸细？日军？
　　王屏南立即带人冲向北门。宝山虽说是座县城，却是个小县城，往来不过几百米，算是短跑冲剌。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里没事，不等于其它地方也没事。王屏南又赶到东门江堤，江上日军未见任何动静。
　　晚上风很大，并且开始涨潮。这对日军登陆并非好事，因为江滩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涨潮时江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反而急涨的潮水对登陆的小火轮相当不利。
　　王屏南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今天晚上日军是不大可能选择登陆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看到已是深夜1点。
　　赶快合一合眼吧，因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