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

就庐山会议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作为当时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始终是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当毛泽东试图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时，党内各“山头”、对“大跃进”立场不同的各派之间的矛盾便爆发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毛泽东，努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彭德怀的信是这样，李锐的信也是这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往往也是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他采取的一些行动之所以会让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过，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我认为还是应该采取“怀疑-甄别-采信”的态度。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以公布档案的方式确定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从各方的反映来做一点观察与思考。

首先是李锐的反应。这份材料的公开，对李锐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整理给我的资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这当然是过甚之词。对李锐，我了解一点，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细”、“刚健”来形容。“精细”指的是他善于抓住每一个细节，对利弊得失有深思熟虑的权衡，“刚健”指的是他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更不饶人”，这在他处理和邓力群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在，这份对他的个人历史和赖以确立其整个庐山会议叙述的正当性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资料，已经出现一个多月了，但他迄今为止仍然保持沉默，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这种沉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网络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份对“谈话”真实性表示质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电话向李锐解释说明该《采访周惠谈话记录》为伪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个细节：“笔者抓起电话打到李家，直接向93岁老叟本人打问——该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么回事？听觉有些许障碍，但头脑敏捷、声音洪亮的李锐立即朗声说：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孙女、还有周惠的儿子，都已经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过这样的答问谈话。”——这个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锐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经做过这样的谈话，但对周惠谈话的关键性内容，包括是否“夜闯美庐”？是否表露过“志在总理”等，却不置可否。

坦率地说，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周惠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进行过一番诸如此类的谈话，周惠家人的证词只有参考意义，没有决定意义，并不足以证实或证伪这篇谈话；

第三，是李锐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第四，关于李锐是否表露过想当总理的志向。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即便他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应该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几位年龄、地位、观点都相当或相同，私交也不错的朋友之间用玩笑的口吻说的。一个值得参考的事实是：在庐山会议之前，李锐确实曾经“红得发紫”，比如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曾当着众多中央委员的面表扬他，点名让原本坐在后排的他到前面来。一时间，党内许多重量级的人物都纷纷向他示好，柯庆施是见过列宁的老资格，连毛都以“柯老”相称，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同样深受毛的器重与信赖，而他上庐山时，居然特意带了两瓶茅台送给李锐，据李锐自己记述，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李锐仍然敢拒绝柯庆施碰杯的要求，当面让他难堪，可见李锐当时确实是有一点膨胀的，这是人性的弱点，任何人都可能这样，不必隐讳。

有人质疑，“当总理”是邓小平、张春桥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说李锐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离谱。但其实毛泽东最反感论资排辈，他用人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这一点，比如刘少奇原来在党内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但却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原来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泽东慧眼识珠，大胆使用才脱颖而出，淮海战役时，他被毛泽东指定为总前委书记，不仅位居资深军事家刘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经是井冈山“三巨头”之一的陈毅之上，邓小平自己都觉得不是很有信心；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王洪文当副主席，华国锋接任总理，又有几个人曾经想到？庐山会议如果按照原来的议程开下去，李锐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第五，关于李锐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参考是：当年确实有一些人，包括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都曾在毛泽东面前跪下过，不过党内并没有下跪的规矩，毛泽东也从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识的残余，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现，这说明继续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说了这么多，我仍然不愿意对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别结论，结论还是让每一个研究者自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