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賀龍出生於湖南桑植縣洪家關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他從小除了在家做農活外，常跟隨父親到四鄉幫人家做裁縫。年歲稍大時，又跟隨親友在湘鄂 川黔邊境做點販運茶葉、藥材和其他土特產的小生意。這種到處奔波的生活，不僅使賀龍熟悉了湘鄂川黔邊境的風俗人情、山河城鎮，更主要的是使他了解了民間疾 苦，培養了他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性格。

1910年春，賀龍奉父母之命，與貧農的女兒徐月姑結婚，並生下女兒賀金蓮。

　　1920年，賀龍與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結婚。賀姓家族因賀龍與前妻結婚多年未能生兒子，按照當地習俗，為賀龍舉行了“喪婚”，藉以告慰先靈。這次結婚，賀龍並未參加，由賀龍未出嫁的小妹賀絨姑抱着大公雞，與新娘拜了天地。

　　1925年5月18日，賀龍回到分別了五年之久的家鄉桑植洪家關，祭奠祖先，看望親族故友。

　　南昌起義失敗後，周恩來特地派秦光遠回武漢，尋找賀龍的家眷。

　　當時軍情緊急，離開武漢時，賀龍家眷來不及疏散，只 好留在漢口。南昌起義後，唐生智搜捕共產黨人，查封了第二十軍留守處，查抄了在鮑羅廷公館裡的賀龍私人住房。賀龍眷屬東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間，秦光 遠終於找到了她們，將賀龍夫人向元姑、胡琴仙，還有女兒賀金蓮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胡琴仙化名王琳，賀金蓮化名王金蓮，在泰辰里住了下來。

　　胡琴仙從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後，以賣藝為生，生活艱難。經人介紹，她來到澧州鎮守使署服務，後來與賀龍結合。

　　1928年，賀龍奉命去湘鄂邊組織武裝，向元姑回到桑植，後在家鄉病故。王琳、賀金蓮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泰辰里改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機關，王琳在這個機關里當服務員。不久，機關被國民黨特務破壞，王琳、賀金蓮被捕入獄，受盡折磨。賀金蓮病逝於獄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經組織營救，王琳被釋放出獄，隱姓埋名，流落上海。後來，她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文革”中，有 人企圖利用經歷坎坷的王琳，對她百般威脅，讓其誣陷賀龍，但她堅持說：“在我和賀龍相處的日子裡，我認為他是個好人。”她的品德，令人欽佩。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對周恩來說：“湘西是我的家鄉，我從民國五年開始就在那裡拖隊伍，和北洋軍閥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動來更方便，有成 功的把握。”於是，賀龍一行於1928年2月28日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不久，他在洪家關舉義，創建紅四軍，開闢了湘鄂西武裝。

　　1929年9月，賀龍與軍部軍政訓練班教員、共產黨員蹇先任結婚。

1933年，國民黨對賀龍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實行慘無人道的“圍剿”，並揚言要“刨土三尺，斬草除根”。敵人不但抄了賀龍的家，還燒了他家的 屋，挖了他家的祖墳。賀龍的姐姐賀香姑（即賀英）、賀五妹和堂弟賀錦齋，在與敵人的浴血奮戰中壯烈犧牲了，他的妹妹賀滿姑被敵人殘酷地殺害了。

　　賀龍有位堂嫂，叫陳桂英。賀龍小時吃過她的奶，長到四五歲時，也常去她家吃飯。這位堂嫂的兒子賀桂如，後來跟隨賀龍參加了紅軍，當過團長，1929年 在桑植樟耳坪戰鬥中不幸犧牲。賀龍一直惦念着這位堂嫂。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便托人帶話問候陳桂英。這位堂嫂為此給賀龍寄來了一張照片。賀龍看了，感慨良 多，親筆寫了一封信，讓他的外甥（妹妹賀滿姑的兒子）向楚才帶回故鄉。信是這樣寫的：

　　“桂英姐：你的來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相片，你確實老了，你這一生可以說完全是靠辛勤勞動過日子，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兒雖為革命犧牲，但是他的血 沒有白流，換取了今天中國革命的勝利，你是很光榮的。我已寫信給桑植縣政府證明你是烈屬。茲逢楚才回家之便，特函致復，並寄上我的照片一張，僅缺大女兒捷 生一人，給你留念。賀龍，1951年2月12日。”

　　1934年11月，賀龍率部重新打回湘西。1935年11月，賀龍率紅二、六軍團開始撤離湘西，實行戰略轉移。這是賀龍最後一次離開自己的家鄉。生前，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文革”時期，賀龍一再交代兒女要將自己的骨灰安置在故鄉。2007年3月22日，是賀龍元帥誕辰日，賀龍元帥的夫人及全家護送其骨灰回故鄉，安置在風景秀麗的天子山賀龍公園。

　　羅榮桓臨走時寄信勸舊妻改嫁

　　羅榮桓，1902年11月生，湖南衡山縣寒水鄉魚形鎮南灣村（今屬衡東縣）人。

　　羅榮桓的父親羅國理自幼跟父親讀書，寫得一手好字。羅國理不到20歲時，父親就去世了。為了維持家庭生活，羅國理繼承父業，做了一名童蒙塾師。孩子一 個接一個出世後，他這個窮教書匠入不敷出，只得棄教經商。他借了三吊銅錢，在南灣開了一個羅永隆字號的雜貨鋪，不久又兼賣中草藥。羅國理的家道開始走向小 康。他添置了一些田產後，又逐漸躋身於鄉紳之列。不久，當上了黑田羅氏的征首（即族長）和鄉里的團總。他還出頭籌集資金在南灣修建了一座異山享祠，以紀念 羅氏十二世祖先羅異山。羅榮桓兩三歲的時候，羅國理舉家遷至異山享祠居住。

　　羅榮桓的母親姓賀，娘家幾代都是長工。羅氏的家譜上稱譽她“外柔內剛”、“明達機警”，是“寒林一枝之秀”。從日後羅榮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親性格的影響。她一生養育了六男二女，羅榮桓在兄弟間排行第五。

　　封建的社會、家庭生活，給羅榮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壓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內向的性格，喜歡從書籍中尋求樂趣。

　　1919年夏，羅榮桓到長沙去讀中學。12月，羅榮桓因學校罷課還鄉時，家裡正忙着過年和為父母做五十大壽。羅榮桓看到堂屋裡為父母製作的“艾令同 慶”（古人稱50歲為艾）的壽匾，正在上着最後一道油漆。直到此時，有一件事他還被蒙在鼓裡。原來，羅國理已決定要乘着做壽和過年的機會，為羅榮桓完婚。 女方是一位貧家的女兒，比羅榮桓大兩歲，名叫顏月娥。羅榮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違抗父命，就要同家庭決裂。剛剛17歲的羅榮桓還做不到這一點，他想繼續讀 書，經濟上還不獨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傳老例當了新郎。羅國理把繼承家業的希望寄托在羅榮桓身上。他認為，為羅榮桓娶了媳婦，就可以把兒子拴在家 里，從而使永隆號能夠復興。羅榮桓不同意父親的安排，不願去當永隆號雜貨鋪的什麼老闆。因此，他同父親、同家庭的矛盾日益發展起來，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沖 突。

　　1926年夏，到廣州報考中山大學工學院未被錄取的羅榮桓，於11月間返回故鄉。這時，湖南省的農民運動正迅猛發展，衡山又是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比較好的縣份。

　　羅榮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鄰紛紛前來看望，向他打聽北伐的情況。一些農會積極分子又邀請他參加農會工作，羅榮桓欣然從命，隨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動員農民參加農會的工作中去，連抱一抱剛剛滿月的女兒都沒有空。

　　1927年4月上旬，羅榮桓收到好友彭明晶的來信。信中說，他參加了北伐宣傳隊，已隨北伐軍由廣州來到武昌，轉入武昌中山大學，建議羅榮桓也到武昌來 讀書。彭明晶這封信使羅榮桓怦然心動。4月14日，他動身去了武漢。這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還沒有傳到偏僻的南灣，但土豪劣紳已經蠢 蠢欲動，羅榮桓常常處於地主分子羅鳳梧、肖羅仙等的監視之中。為避免意外，他在這一天夜裡，由一名農會積極分子老肖護送，秘密出發。臨行前，他回到屋裡看 看已經熟睡的剛剛半歲的小女兒，俯下身去親了親，然後告別了家人，就上路了。從此，他南征北戰，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卻再也沒有回過南灣。

　　1927年7月初，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羅榮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縣做農運工作。他把心愛的教科書、一本《英漢辭典》，還有計算尺等都送給了同學，毅 然放棄了當建築師的志願，毫不猶豫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臨行前，他給家裡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父母的。他通知家裡，再也不要給他寫信了，因為他行蹤不定， 且生死難卜。他希望家裡能幫助他照顧顏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顏月娥改嫁了，就幫助他把女兒撫養成人。另一封是給顏月娥的。他告訴顏月娥，為了革命，他走 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為了不耽誤顏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為此，羅榮桓宣布解除他們之間的夫妻關係。羅榮桓考慮到顏月娥的處境，又補充了幾句， 她是否離開羅家，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既不強迫她留下，也不強迫她離開。

1949年開國大典剛剛結束的時候，羅榮桓的家鄉衡山縣宣告解放。如何處理好同親屬關係的問題，便擺到了羅榮桓的面前。當年，羅榮桓曾向家裡寫了兩 封信，當時家裡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後立即燒掉了。第三封信是羅榮桓抗戰初期在山西趙城寫給二哥羅晏清的。當時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所以這封信得以保存 下來。羅榮桓在信中說：

　　現隨軍北上抗戰，以後對家庭更無法顧及。非我無情，實處此國難當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諒解，無詳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愛護，當表示感謝。還希繼續維持，使她能夠有所成就，不致陷於無知無識，弟雖戰死沙場毫無顧慮。

　　從那以後，羅榮桓同老家便又斷了音訊。衡山解放以後，他十分關心在自己離家時尚不足一歲的女兒羅玉英的下落。但他考慮得更多的是會有許多親屬來找他， 其中很可能有人以為他當了大官，來向他謀個一官半職或提出其他不切實際的要求。因此，在1949年11月間，他打電話給剛剛到職的衡陽鐵路局局長郭維城， 說：“衡陽是我的家鄉，會有很多人想通過你上北京來找我。你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到北京來。不能讓他們免費坐火車。”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羅榮桓的親戚的 名義找郭維城，要求免票乘車進京，都被郭維城一一婉言謝絕。

　　羅榮桓的二哥羅晏清比羅榮桓大九歲。羅榮桓讀書時，他在雜貨鋪幫助父親羅國理經營。1929年羅國理去世，羅晏清繼承了父親的家業，當了族長。1937年，羅榮桓得知自己的女兒仍然住在老家時，對這位兄長表示了感激之情。

　　1949年底，羅晏清帶着自己的兩個兒子陪同羅玉英和她的丈夫陳卓到了武漢，中南軍區副司令員蕭勁光一面給予熱情接待，一面發報通知羅榮桓。與此同 時，羅玉英也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來。羅榮桓從羅玉英的信的字裡行間看出她也受到親友們的一些影響，認為爸爸當了大官，自己可以進北京享享福，便 回信寫道：“你爸爸20餘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財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待遇外，一無所有。 你弟妹們的上學是由國家直接供給，不要我負擔，我亦無法負擔。因此陳卓等來此，也只能幫其進入學校，不能對我有其他依靠。”

　　1950年1月，羅晏清一行七人來到北京。看到已長大成人的女兒，看到了女婿、外孫和侄子，羅榮桓很是高興。他介紹陳卓和兩個侄子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 習。羅玉英由於文化水平較低，便留在家裡補習文化，到年底，進了速成中學的預備班。後來，他們四人中一人當了空軍軍官，三人成了國家幹部。實行薪金制後， 羅榮桓又讓夫人林月琴每月從薪金中拿出30元交給羅玉英，讓她用以贍養她母親。至於羅晏清，孩子們進學校後，在北京還住了一段時間。

　　羅榮桓長期身體不好。1956年，由於勞累過度，羅榮桓心絞痛反覆發作，有時一天幾次。發作時，吃一點藥，休息一下便挺過去了。時間一長，羅榮桓擔心 貽誤工作，便辭去總政主任的職務，日常工作的負擔減輕了。他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後，感到肩上的責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接觸一些實 際情況，以便發現問題可以及時向中央反映。1956年與1957年之交，羅榮桓到湖南、廣東、福建視察，並順便回到闊別30年的故鄉衡山縣城，第一次也是 最後一次遊覽了慕名已久的南嶽衡山。1963年12月16日，年僅61歲的羅榮桓元帥因病與世長辭。

林彪感慨未曾謀面而苦等的妻子

　　翻開林家大灣保存的《林氏宗譜》，林彪的名字後面寫着三位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靜宜，過去有些資料認為她姓王，是搞錯了；列在第二位的是劉新民，也就是張梅；列在第三位的是葉群。

　　汪靜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晚一天出生，與林彪訂婚後，按林家的提議才改名汪靜宜的。汪靜宜的父親汪友誠與林彪的父親林明卿是最好的朋友。一次，汪友誠 到8公里外的林彪家做客，見林彪與自己的女兒一樣大，就向林彪的父親提出兩家結親。林父在經常的走動中也見過汪靜宜，覺得她不僅長相漂亮而且人品也不錯， 就滿口答應下來。隨後按當地風俗，林家在1914年農曆正月初四辦了兩桌訂婚酒席，當時的林彪只有7歲。

　　1925年7月，林彪從武漢共進中學畢業回家小住數日，一天他的嬸娘賈氏問林彪：“汪家姑娘可是一個標準的大美人啊！你今年都已經18歲啦！怎麼不把 她娶回家來呢？”林彪從訂婚起就常聽人們誇她的“媳婦”漂亮，但從沒有見過面。經嬸娘的說服，林彪回家就向父母提出在年底把汪女娶回家。他的母親陳氏聽後 十分高興，他的父親隨手翻開老皇曆仔細查找一番後，認為年底結婚不吉利，加上他們家經營的布廠又十分不景氣，此事也就沒有再提起了。

　　1925年10月，林育南、林育英動員林彪去報考廣州的黃埔軍校。林彪經過上海的初試後，又去廣州參加複試，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隨後，他與家裡的 聯繫就中斷了。此間，汪友誠多次去林家打聽林彪的下落，因為按當地的習俗女兒也到了結婚的年齡，如果林彪不回來的話，他的女兒就要一輩子守活寡。林家人也 很着急。

　　1926年底，林明卿收到兒子林彪的來信，知道林彪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正在武漢休整，就立即把信拿到汪友誠家。林明卿又與妻子陳氏商量，決定謊 稱陳氏病危把林彪騙回家來。與此同時，林、汪兩家開始積極為林彪籌備婚禮，並向親友發出了結婚的請柬，許多親友提前便把禮品送了過來。

　　農曆臘月二十八，一身戎裝的林彪回到家來。當得知讓他儘快結婚的消息時，受到新思想洗禮的林彪當場就向父母提出拒絕這門親事的請求。林父聽後對林彪大罵道：“這哪有退婚的道理！”自幼就怕父親的林彪只有默不做聲了。

　　按照當地習慣，姑娘出嫁時的嫁衣都要由男方做好送來。第二天，按父親的吩咐，林彪就帶着禮品和一件紅綢嫁衣來到汪友誠家。汪友誠問起林彪結婚的具體時 間，林彪卻顯出十分為難的樣子，說此次請假只有四天，不可能急急地辦完婚事，並懇請汪家諒解。汪友誠沉默了許久後，說：“我與你父親是多年的老朋友，出於 這種關係，我才肯把女兒許配給你，你是個知書達理的人，你千萬別誤了靜宜的青春啊！”林彪當場果斷地說：“等北伐勝利後，我會迅速地回來完婚的。”看着林 彪誠懇的面孔，汪家人一個個都放心了。

　　大革命失敗後，林彪就與家裡徹底失去了聯繫，每逢過年過節林父總會派大兒子林慶佛代林彪去汪家看看，兩家人都十分着急。直到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 後，林彪才與父親通了信。知道兒子的下落後，林父就立即給林彪寫信讓他派人把汪靜宜接到延安去結婚。為了逃避這門婚事，林彪就匆忙與劉新民結了婚，並把兩 個人的照片郵給了林父，林父收到信後向汪家說明了緣由。汪家人氣憤不已，但又無可奈何。

　　痴情的汪靜宜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林彪身上。雖然她知道林彪已先後與劉新民、葉群結婚的消息，很傷心，但她還在等待着，並把她全部女性的愛傾注給了她的一個侄子。

　　1949年後，汪家家道中落。汪友誠死後，汪家生活變得異常貧困。冬天裡為了抵禦寒冷，汪家母女三人只好躲在被窩裡，以節省早餐，有時斷糧長達幾天。 林彪的父親知道此事後，就差長子林慶佛去汪家送錢送糧，汪靜宜當面給予回絕。最後還是汪母出來打圓場，才算把錢及糧食留下來。看見汪靜宜很是可憐，林父就 寫信給在北京的林彪，勸他把汪接到北京去，安排點事做。後來林父又寫信給葉群，葉群認為汪靜宜不識字，又是一個鄉下小腳女人，就提議讓汪做她家的保姆，並 派兩名工作人員去湖北鄉下接汪進京。

　　汪靜宜一聽說是進京做葉群的保姆，十分生氣地對來人說：“葉群憑什麼讓我做保姆？我與她應該是平等的。”隨後，林父又找到黃岡縣民政局，請求給汪靜宜 以生活上的幫助，汪又果斷地回絕了民政局送來的錢糧。人民公社成立後，汪靜宜不會種田，又是一個小腳女人，就被安排在公社孤兒院裡看孩子。

　　1954年夏，林彪回故鄉時，村支書早就聽村子裡的老人談起林彪逃婚的事，而且又見過汪氏幾次。所以，當林彪問起“她怎麼樣”時，村支書馬上就明白是指誰。

　　“您是說汪家奶奶吧，她身子骨倒還挺硬朗。可家裡已沒什麼人了，現在她自己靠做鞋賣為生，生活一般。”

　聽了村支書的話，林彪沉默良久。

　　村支書又小心翼翼地說：“是不是叫她來見您？”

　　林彪木然地搖頭，說：“不必了。”隨即讓秘書拿出了3000元錢，讓村支書轉交給汪氏，並一再囑咐：“如果她問誰給的錢，就說是黨給的吧！”

　　聽說林彪還建議她儘快嫁個人家，汪靜宜卻說：“烈女不嫁二夫。”1963年秋，她撒手人寰，臨終時說：“我這輩子真是命苦啊！”當時，人們在料理她的 後事時，發現她枕頭下藏着林彪送給她的那件紅綢嫁衣及林彪送給她的那一疊厚厚的錢。林家人知道此事後，無不震驚。在修家譜時，林家人同情汪靜宜一生的遭 遇，便在林彪的名字下寫下了她的名字，並注了一個“聘”字，指的是沒有過門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