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生於1907年，只有月份的細微差別。

一個生於洞庭湖以南，是“無湘不成軍”的“南蠻”;一個生於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們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遙遙相望，兩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國。

他們都不夠“帥”，個頭也不高，“狀若婦人女子”，與漢代貌不驚人的張良有得一比。久聞其名不見其人的老部下見到他們，幾乎都會徹底摧毀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幾許敬畏之心。

他們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時間裡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興，戰後穿着繳獲的日軍軍服遛馬，被閻錫山的小兵蛋子當做日寇誤傷，留下了一輩子的後遺症，怕風、怕光、怕聲音。頭疼的時候，頭直晃，只好用一條小毛巾捂着頭使勁揉。

粟裕更是負傷六次，兩次傷在頭部(三塊彈片終身留在頭顱內)。頭疼的時候，頭髮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臉總是異常通紅，經常說腦袋發脹。後來還不能左右環視，吃飯時，要把飯菜擺在正面一條直線上。

他倆的怪病還都曾差點耽誤毛澤東的軍國大事。1950年9月3日，國難思良將之際，毛澤東不無遺憾地電告急盼東北邊防軍統帥儘快到位的高崗：“林粟均有病……暫時均不能來。” ①

國內戰爭創造了最好戰績，蔣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幹”了兩個的林彪、粟裕，“臥龍鳳雛左右得一”，隨便哪一個不病，毛澤東的心就不用那麼提到嗓子眼上。可他們偏偏都上不了朝鮮戰場，毛澤東只好讓他們先後前往蘇聯治病，另請老將彭德懷出馬。

他倆早年都加入葉挺的“鐵軍”，參加了南昌起義，一個是連長，一個是班長。因為級別低，都沒做成人民軍隊的創建者。朱德帶他們走上井岡山，一同吃紅米飯，喝南瓜湯。他們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岡山彎彎繞繞的小路上，用扁擔一次又一次挑糧食。

後來，他倆奔赴抗日戰場，奇兵設伏，痛擊日寇。雖然斬獲均有限，卻各自為中共僅有的兩支軍隊來了個漂亮的開門紅，振奮了中國人抗敵的決心。

一個“平型關大捷”，為主力紅軍改編的八路軍露了臉，威名天下揚。名義上的最高統帥蔣介石不得不發來賀電：“有日(9月25日)一戰，殲敵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指揮得宜。捷報南來，良深嘉慰。”

一個打了韋崗處女戰，大長南方游擊隊改編的新四軍志氣，威震大江南北。蔣委員長又只好字斟句酌，馳電嘉獎：“所屬粟部，襲擊衛(韋)崗，斬獲頗多，殊堪嘉尚。”

再後來，他倆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橫掃千軍如卷席，都是毛澤東最倚重的愛將，掌管兩支最大的野戰軍。關鍵時刻，毛澤東總想到他們。

他倆也都讓毛澤東打破了不迎送黨內訪客的“潛規則”，樂顛顛地親自迎出門外，給足了面子。

蔣介石也將曾親自嘉獎過的他倆看成勁敵，卻又徒喚奈何，無計可施。他說關內的粟裕“詭計最多，肅清最困難”;關外的林彪則是“戰爭魔鬼”。

真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他們倆，毛澤東的覺自然睡得安穩踏實多了;而沒有他們，蔣介石的頭上大概也會少不少白髮。他們兩人職務雖有差異，卻其實都主要只管打仗。

一個雖然是東北局書記、野戰軍司令員，卻對與軍事無關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過問，被老搭檔羅榮桓稱為“林總的重點主義”;一個雖然只是野戰軍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卻被毛澤東明令負責戰役指揮，掌管全軍征戰事宜，被老搭檔陳毅稱為“華東軍事主要靠他”。

他們還都吃過“豹子膽”，敢於直犯“龍顏”，向毛澤東“斗膽”進諫，甚至和他老人家來來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時，會說：“請主席頭腦清醒考慮之。”①

粟裕雖不這麼直白“無禮”，但也一身“牛”脾氣，“犟”得很。毛澤東屢次三番叫他過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膽直陳”，不到黃河心不死。

毛澤東雖然起初頗為惱火，說：“林彪不南下，粟裕不過江，我們這個大戲難唱嘍!”但他最後還是聽了他們的話，成就了他們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們的愛好也是一個模子。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沒半點世人最津津樂道、喋喋不休的“儒將風度”;又都沉靜好思，不喜歡拋頭露面，誇誇其談。每天的必修課就是看地圖，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動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雙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員謝偉才，為拍攝影片《淮海戰役》，登門造訪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動作”，以便讓觀眾過目不忘。

楚青說沒有。一位秘書說，粟司令員有時候把椅子倒過來騎坐，雙手趴在椅背上。

這當然是開國將帥群里一個極為難得的“特殊動作”，但影片《遼瀋戰役》拍攝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雖然粟裕實有其事，但藝術上雷同卻不可取，謝偉才只好忍痛放棄，嗟嘆不已。

林彪與粟裕，儘管像複製或者克隆出來的人，軍事上的他們，卻從不忌恨爭寵，有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惺惺相惜。

終林彪一生，只與粟裕及老部下陶鑄兩個人談得來，尤其和粟裕談軍事時，話匣子就如同擰開的自來水龍頭，滔滔不絕，欲罷不能。

吳法憲回憶說：“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憶說，林彪在高級別的軍事幹部中，與粟裕來往最多。

他們的相識，應該是大庾整編的1927年10月，朱德將南昌起義餘部編為七個步兵連，林彪、粟裕都是連級幹部，一個是連長，一個是連指導員。

不過，粟裕是才連跳兩級上來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則是“老”資格的連長了，而且他還有兩個過硬的條件，一是懷裡揣了張黃埔軍校文憑;二是有兩位中共黨內資歷不淺，比他大十歲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與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順利進入黃埔軍校，就是這兩位老兄引導、支持的結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龍鳳，後來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回國，解決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之爭，“腰斬”了張國燾的最高領袖夢，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帶部隊北上，與毛澤東再度會師握手。

毛澤東對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僅任命他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即後來鄧小平接替的職務)，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後，他與朱德等人一起親自為他抬柩送葬，還極為罕見地親筆題寫了墓碑之名。林彪有這些得天獨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頭鳥”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脫穎而出，少年得志，“官”運亨通，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時候，既然都是連級幹部，才二十來歲的青年人，難免有與戰友比拼戰功的心思。林彪總隨身帶着一個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獨自寫寫畫畫。聶榮臻回憶說，他曾看到本子上儘是歷次戰鬥殲敵和繳獲的數字。

多年後，林彪對自己與粟裕的這一段經歷還記憶猶新，也很服氣。他回憶說：“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 ①

但林彪很快就從小小連長“高升”而去，營長、團長、縱隊司令員、軍長、軍團長，一路高歌猛進，成了毛澤東的第一干將，也成為粟裕的上級。

這除了上述外因，還有兩個內因，也都與他“九頭鳥”的精明強幹有關。

一個是他的確肯動腦，會打仗。

但井岡山上會打仗的人不能說少，正如天下從來不缺千里馬，只是缺少相馬的伯樂一樣，別的將領就沒有林彪這麼幸運，有一個接一個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這就牽涉到他的第二個內因：會來事。

毛澤東第一次見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當時，紅四軍在井岡山的茨坪開會，軍政首腦濟濟一堂。

林彪主動在會上發言，慷慨激昂地說：“敵人來進攻，紅軍集中打敵人;敵人打走了，消滅了，紅軍就分散做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建立蘇維埃。”

這幾乎都是毛澤東常說的話，也是他秋收起義後不斷思索的建軍經驗。見這個年輕幹部領會得這麼透徹，毛澤東很興奮，忙問身邊的陳毅，這是哪個?

陳毅告訴說，這是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林彪，樹林子裡三隻虎。

毛澤東對這隻“虎”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黃埔軍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舊相識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個月後，紅四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馬失前蹄，不幸殉職。毛澤東就提議林彪繼任團長，使其成為僅有的四個團之一又是絕對主力團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過“資歷”的束縛，步入紅軍高級將領的行列，按實際作用來說，軍中也就只有毛澤東、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澤東就有過林彪擔任這一職務的提議，因為朱德的反對，認為二十八團是主力團，團長必須是得力的人，最後只好折衷，由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兼任。如今終於得以“天遂人願”，心想事成。

毛澤東沒有看走眼。

八個月後的紅四軍七大前後，他與朱德、劉安恭等人圍繞建軍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甚至賭氣提出請辭前委書記。

林彪表現了異乎尋常的主動。

他不但在多次會上言辭激烈，明確支持毛澤東，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朱德“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澤東，當面懇切地說：“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 ②。

可以想見，毛澤東這個上井岡山不到兩年，尚未確立絕對權威，對全國其他地區而言，“紅太陽”也還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聞目睹林彪這一番真情對白，是怎樣的深深感動。

更令他難忘的是，隨之而來的紅四軍七大上，他的請辭之舉竟然一讖成真。不過，是大家選舉之後的落選。黯然離別之際，林彪不但上門安慰，還湊了二百塊大洋送給“山窮水盡”的他(但他沒有接受這金燦燦的光洋)。毛澤東後來多次說：“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時，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贊成我。他在朱德領導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起義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係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 ②

有這份感慨，要林彪的仕途不暢達也難。

一年後，林彪就接替升為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朱德，成為紅四軍軍長。從此，他跟着朱德的腳印，開始亦步亦趨的升遷之路：

朱德成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他就接替為紅一軍團長;朱德成為不再兼職紅一方面軍的全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他就接替為一一五師師長(也就是紅一方面軍總司令)。

當然，林彪也越發爭氣，沒令毛澤東失望。他打了不少盪氣迴腸的漂亮仗，成為紅軍里除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將。

粟裕也參加了紅四軍七大的全過程，親眼目睹了毛澤東的窘境，卻顯得木訥多了，也就只好繼續等待被毛澤東發現的眼睛。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又碰到王明這個“剋星”，再度“下崗”。

這次比前一次更慘，他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 ③

這個門可羅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誇張。林彪儘管前線戰事吃緊，還是在1934年9月長征前夕，與搭檔聶榮臻一起“擔着天大的干係”，到梅坑雲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這隻“九頭鳥”，的確是一個善於把握機會的人。這些或許是他人生經驗的意外收穫，並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嘗到甜頭的他，後來逐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崇尚起“勿講真理而重迎合”④來，成為了軍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開始超過朱德，成為再也無法超越，僅次於毛澤東之下的副統帥與接班人。

林彪擔任紅四軍軍長的時候，粟裕曾做過他的參謀長，同在一個司令部共事，雖然時間很短，但一個鍋里吃飯的情誼，無疑為後來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礎。

抗戰期間，林彪一一五師師長的“交椅”還沒坐熱，打了平型關、廣陽兩仗之後，就因一次誤傷離開了前線。

大概伏擊的是日軍的輜重部隊，自己損失又大，他似乎並不以平型關之戰為榮，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①。將主要的責任推給了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反過來，如果這一戰役的確有“驚天動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時領銜。

粟裕則一直待在前線，不斷積澱，準備厚積薄發。除與搞摩擦的國民黨軍作戰的黃橋、天目山之戰成為戰役經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車橋、南坎等其他戰役，也都可圈可點，令後世兵家嘆為觀止。

不過，因為八路軍與新四軍都在執行毛澤東“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又由於新四軍一師實力不足，本錢實在不夠，粟裕與別的中共將領一樣，也不曾打後來那種令人炫目的大規模運動戰。

因此，林彪對粟裕還未到引以為知音同好之時，少年得志、無與倫比的“仕途”與過去的輝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馬行空”之感，從不誇讚友鄰。

但國共全面內戰一開端，他就打破了先例。粟裕蘇中首戰之後，毛澤東將他的戰例通報給各戰區，東北的林彪當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實一直在關注其他戰區的戰況。晉察冀戰區一些戰役失利的資料就擺在他的辦公桌上，敵我優勢在我卻反遭嚴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萬劣勢之兵敢於迎戰十二萬美械國軍，還能一口氣快刀切豆腐，酣暢淋漓，七戰七捷，他對這個經典戰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叫來了自己的參謀長劉亞樓，命他收集蘇中戰役更多的資料。劉亞樓勞神費力弄來後，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裡，仔仔細細琢磨了兩天。

劉亞樓有事再進去時，林彪忽然感慨地說：“粟裕盡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話，劉亞樓摸不着頭腦，沒能聽懂，林彪便接着解釋說：“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決心。” ①

雖然誇讚里還有些許自矜，但他內心的折服也是顯而易見的。粟裕已非吳下阿蒙，自當刮目相看，他從此格外關注起來，鄭重交代劉亞樓說，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戰的資料。

粟裕還在繼續創造經典。

在林彪的遼瀋戰役前，他的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濟南之戰，有如錢塘江潮，一浪高過一浪，無不令世人震驚，也令行家裡手的林彪喝彩。

到粟裕淮海戰役收官時，林彪的欽佩越發溢於言表。

蔣介石用以“救火”的統帥級別愛將杜聿明，曾重返東北巧施妙計，接走了國軍萬餘勁旅，轉運其他戰場，使遼瀋戰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遺憾，林彪還叫毛澤東給狠批了一頓。

淮海戰役中，杜聿明又企圖故技重施，準備在粟裕面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萬蔣校長最後的嫡系精銳，卻被粟裕圍成了瓮中之鱉，絲毫動彈不得，最後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階下之囚。

林彪向劉亞樓索要淮海戰役的資料，劉亞樓卻還沒來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臉不快地責備起來。

劉亞樓很有些不解，笑着問道：“林總，你對華野的作戰情況，特別感興趣，是不是想與粟裕同志比個高低?”

林彪回答說：“你這個人說話欠考慮。首先，我對打了大勝仗的兄弟部隊都很感興趣;第二，我對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們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義之後，從南征路上開始，及至井岡山時期，就數我們兩個打得好。後來，由於經歷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風格。我因為長期以來，肩負保衛黨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揮的主力，我的擔子很重，打仗較為慎重。一般情況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風險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會失去戰機，無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長期遠離中央，長期孤軍作戰，一般情況都是在敵人包圍的態勢下打的仗，不冒險就無法生存，養成了他敢於冒險的特點。如豫東戰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這次淮海戰役來說，沒讓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討和借鑑。”②

林彪的這些分析，可謂知己知彼，無疑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粟裕當時聽到了林彪的這番宏論，大概也有一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感慨了。

事實上，他對林彪也是欽佩的。

毛澤東將台灣戰役交給他之後，粟裕考慮到參戰部隊不僅是三野全軍，還有其他野戰軍四個軍的部隊，又將影響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局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派劉伯承或者林彪來主持戰役，自己則作為華東戰區的軍事主官全力協助。儘管毛澤東未曾答應，繼續要他全權負責，但也能看出在他心裡，林彪與劉伯承一道，是全黨之內他最為敬重的兩位軍事大家。

辛棄疾有寫孫權的一句詞：“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說普天之下，孫權的對手只有曹操與劉備。粟裕似乎也可以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林劉”了。

1958年粟裕落難後，林彪參加了幾個批判的會議，但他沒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無中生有說粟裕一句不是，甚至還與葉劍英、蕭勁光、陳賡等人一起，幫粟裕說了難得的公道話。

不久，林彪專門找到粟裕這位盡打神仙仗的人，兩人相見甚歡，談了很久。

他先寬慰粟裕，然後說他“缺少黨內鬥爭經驗”。

粟裕老老實實地說，自己不僅缺少，而且沒有黨內鬥爭的經驗。

這一點，比粟裕進入中央要早，洞悉許多內情的林彪也是相當清楚的。

粟裕還向林彪解釋說，自從1932年離開紅一軍團後，在贛東北、福建、浙江工作，對中央蘇區情況不了解。抗日戰爭中在蘇中、浙江工作，對延安情況不了解。

在總參工作中確實有錯誤，最大的錯誤是任總參謀長時，主席找我談話，要我經常去匯報，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隨時去談，以後由於彭德懷說我驕傲自滿，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懷匯報，不敢向主席匯報了。

當總參謀長是毛主席堅持才確定的，主席當時還講，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對我是非常愛護的。

這個時候，粟裕也和當年毛澤東一樣，“鬼都不上門”，頭上戴着“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與“裡通外國”兩頂高帽子，“權傾一時”的總參謀長一職被解除，中央書記處主要負責人還找他談話，不許他接觸部隊了。

患難見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風險找粟裕，而且說些忌諱的話，的確有上古俠義之風，與當年登門拜訪門前寥落的毛澤東是一脈相承的。

粟裕也視之為可以交心的人，說了許多平日裡從不提及的話。

兩年後，也就是1960年2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談，全面論述了自己在敵情的估計、戰略方針、戰爭準備和加強戰略偵察、軍隊建設、民兵、義務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風和總參工作等方面的獨到見解。

今非昔比，因為林彪是軍委第一副主席，是這次擴大會議的主持人，粟裕將這些他過去雖然擔任總參謀長要職，卻不能盡興盡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氣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聽後很是讚賞。休息期間，他又主動找到粟裕，寒暄之後，鄭重地說，軍事科學院研究要自己出題目，多提問題研究，“軍科應成為總參謀部的參謀部”①。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條是“爭奪軍隊權限”。

起因是粟裕任總參謀長後，為應付突然事變，提出抽出六個軍作為統帥部的戰略預備隊，配置在便於機動的地區，平時由各軍區領導，但不編入各軍區戰鬥序列，戰時由統帥部統一機動。

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不但說沒有必要，還認為粟裕別有用心，“有爭奪這幾個軍的陰謀”②。

1962年6月，粟裕又將自己這個思路重新提出來，請葉劍英轉給林彪與中央軍委。

林彪從戰備需要出發，很讚許粟裕的觀點，因此很快就建立了這種部隊。

粟裕到軍事科學院以後，擔任的實際是可有可無的閒職，沒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壓抑。極少舞文弄墨的他，閒極無聊，也開始“附庸風雅”起來。他在1964年寫了一首詩：

半世生涯戎馬間，征騎倥傯未下鞍。

爆炸轟鳴如擊鼓，槍彈呼嘯若琴彈。

疆場縱橫任馳騁，殲敵何計百萬千。

遍體傷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諸先。

詩風沉悶抑鬱，有當年辛棄疾“醉里挑燈看劍”的影子，透着一個統帥多年置於無用武之地的悲涼。

一年後的10月，林彪在上海見到粟裕。兩人又清茶一杯，暢談了許久。

林彪叮囑他多到部隊去跑跑，發現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意見，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談、打電話、寫信都可以。

他還反覆徵詢粟裕對部隊以及國防建設的意見。

1958年以來，粟裕被限制接觸部隊已有八年，這時又得到了可以代表軍委的林彪給予能下部隊的明確指令，自然異常振奮。

他也知無不言，根據自己的觀察與思考，向林彪談了四個方面的意見，特別認為部隊高級幹部英勇善戰重要，但更要有戰略眼光。

林彪聽得很入神，不住點頭，說他的話很有見地。

談話結束後，粟裕鬱悶的心情為之一掃，將自己後兩句詩改為：“對鏡不須嘆白髮，白髮猶能再揮鞭”，表達了隨時準備再上疆場的豪邁之情。

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發，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為了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卻又很快流星一般掃過天際，墮入谷底，橫屍異域。

這位難得的軍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馬行空”的方式，與粟裕這位“談得來”的同好告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