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史考证：宋彬彬“一次就打死了七个人”吗？

作者：邋遢道人


袁腾飞说文革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给她改了个名字叫宋要武。于是宋要武就回去 就开始打人，一次就打死了7个人。

袁腾飞的这段话是有出处的，而且确实很长时间都流传过宋彬彬组织人在校园里打死了她们的女副校长卞仲 耘，她还与人比赛杀人。别人杀了6个，她一奋勇就杀了8个。很关键的是，这些内容不仅是“老百姓”说的，最主要都是从很有名的嘴里先说的。千家驹说过，徐 友渔说过。还都是正经出版社的文章，于是就成了铁证了。名人都说了，于是流传就更广，“老百姓”中间就流传了。

徐友渔在他的《形形色色的 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 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 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 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见第三章「红卫兵的区别与派别」，第6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中文大学出版 社。）

如果追溯信息来源，徐友渔显然是听千家驹说的。千家驹怎么说呢？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在「千家驹痛述：追随共 产党的报应」一文（指千家驹未发行的《自撰年谱》的一段文字）里说∶“千家驹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 「文质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

千家驹当时不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可能“身历其境”，千家驹只能是听说的。千家驹听谁说的呢？应该是来自网上一篇自称是宋 彬彬的高中老师的文章。这个“老师”这些写到：

……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 “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 之风！　
　　……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 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 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 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 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 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 “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 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 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位自称是宋彬彬老 师的话，显然就成了铁证。

可是，千家驹显然很粗心。因为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明明白白是“女附中”，根本没有男学生，一个男生也没有，宋彬 彬班里怎么能会突然跑出个男生呢？其次，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年龄一般应该19岁（66年下半年），根本不可能出现“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的情 况。十五六岁是高一学生。还有，宋彬彬个子偏高（照片中与毛泽东低不多少，宋彬彬插队蒙古时老乡称其为“耐林温都尔”，意思是“高挑”），一点也不像这个 “老师”说的“娇小”。还有一点，王府井的教堂在东城，而师大女附中却在西城。当时北京“破四旧”不但不跨区，而且不跨派出所管片。

因 此，稍微一留心就知道，这个帖子是瞎编的，是特意造谣的。无论千家驹还是徐友渔，以及金钟先生，都有很丰富的经历，都该知道女附中是没男生的，都具备难辨 别其中真伪的能力。但是他们全部采信了这个谣言。于是，这么一篇完全捏造的文字，就被诸多专家引用，出书立说，反复转载，成为“信史”了。

2004 年初，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片中宋彬彬亲自在电影里澄清，她不但没打死过人，也没打过人，连抄家都没参加过。并且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动 手。她从来没改过名叫“宋要武”，更从不曾写过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是在看到 了报上那篇文章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改名“宋要武”了。于是，美国和中国都跑出来一批人对卡玛电影进行批判，说她为文革辩护。卡玛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 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 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 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 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 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贫道看到一个网站关于女附中90周年纪念中关于这件事的帖子。没有一个当事人证明宋彬彬参 与打死校长，倒是都在证明宋彬彬当时没打入。下面是几个当事人的帖子：

“关于卞仲耘之死，我也说几句。我是师大女附中67届高中学生，我是当年事件的目击者……1966年8月初的一天，学生在学校大操场揪斗校领导，卞仲耘也 在其中，当时虽有殴打，但并未到武斗的地步，真真的残忍是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之后。当年高一的几个女生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后，将卞仲耘拉到实验楼 前，……我能确认，实验楼前对卞校长的毒打宋彬彬并未在场，多半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大操场揪斗后学生已经散了……宋彬彬，她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组织 过打人，并很早就淡出了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当时的校革委会也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我同意上面校友的留言。我那天也没有看见宋彬彬在打人 现场。”

关于文革，有很多传言。传多了就成芒刺儿说的“常识”了。而且会流传很多年，像澄清都不容易。就像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塚本不存在， 宋以前从未有类似记载。但当被文人们作诗时只管引用，再往右就没人怀疑了。

如宋诗人俞应符的“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 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 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 音。”

这么多名人“认定”，假的也就成真的了。而且能越千年而无疑问。

像割喉管、杀八人等谣传，编造容易，转引随便，可 真要恢复历史原来面貌就难了。幸亏有卡玛女士（美农业专家韩丁女儿，哈佛博士）这样的人比较认真。描黑文革和描黑毛泽东的事情，文人们集中精力下足功夫搞 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究竟对这个时期的认识有多少真实性？真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