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保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
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
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
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
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１９６３
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１９５８年招生时
有部分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
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
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
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
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５８
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
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
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
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
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
散。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
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
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
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
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
阶的遁词。


　　◇　夺权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
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１９９３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
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
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
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晚上１０点
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
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
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
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
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
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
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
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
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
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
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１９６８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
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７０３所所长、冶金和
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
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１９６８
年１０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
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
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１９５７年
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
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
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６５１”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
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
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
—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
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
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
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
终于选择了自杀。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
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拿他的岳父蒋百里来说，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
级上将，幸亏他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
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
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
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
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幸运的是，
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
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
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
郭永怀，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永怀的夫人李
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１９７０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
候，因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
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
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
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
期间受到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
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
队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
务，被捕出狱皆叛徒——基本如此”。绝大多数的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一
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代中国物理
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
是在这个月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
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１２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
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
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江海苍茫注--女儿已经15岁了，无非是担心受到更大的侮辱，母亲才会将孩子的生命一起结束，萧光琰将美国所有的家产购置成书籍设备等回国的）。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学
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是
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可是１９６８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如是翻译家杨宪
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７日同时因“英国
间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１９９４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
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
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
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
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
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
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
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
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他心里当然明白，
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于应
付全国各地的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有可能
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如果真的落到
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
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周恩来的感
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国家有重大
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个领导人来保
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年近６０岁的
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假如让他自
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会追随他们而去的，也许
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
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
板的计划没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
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
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
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
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
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
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没有想到
的是，他开幕第二天在华北组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
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
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
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３０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
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
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
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８月
２４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
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
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
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
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
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
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
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
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
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
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
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
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
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
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宪法修
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
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
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
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
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祖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
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
“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
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
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
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
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
“核心利益”。于是他在９月１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
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
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
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
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
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
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
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
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
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
这种意见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
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
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
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
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
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
不作检查，承认在１９７０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
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
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
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
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
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
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
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
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
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
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
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
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
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
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
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
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
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
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
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１９７１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
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
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
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
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
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
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
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
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
学生查里克（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ａｒｙｋ）。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
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１９
７２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
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
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
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
当时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
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
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
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
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
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
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
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
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１９６５年
１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
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４月，国防科
委提交了在１９７０年或７１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８月得到了周恩来
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
成功，４月２７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
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
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
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
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
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
指责的境地——不是在１９５８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
是在１９７０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
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１９７５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
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
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
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
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
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１９７０年庐
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
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
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
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
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
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
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
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
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
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
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
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
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
手！’父亲心脏病突发，３０１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
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
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９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
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
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
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
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
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
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
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
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
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１９７８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
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
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
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
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
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
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
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
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
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
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
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当
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
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１９４５年随老师冯·卡门去
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
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
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
“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
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
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
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
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
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
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
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

　　原载网刊《记忆》第４３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