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陆版《中华民国史》中苏联给中共的军援 作者：论语1972.2
须知史学原料主要有以下三部分组成：1、档案、文献，2、日记和信件，3、当事人回忆录；以上三者，其取信效力是递减的，也就是对于同一件史实的考据，用3（回忆录）是不可能反驳1（档案文献）的真实性的，但反过来，有时候一条1（档案文献）可以反驳多条3（回忆录）。如果用当事人回忆录来反驳档案文献（也就是原始单据），那是相当缺乏史学训练的做法，这在专业人员眼中会显得十分可笑。当然，极权主义国家的档案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大家都可以接触到的，那与其说是档案，不如说是剧本；另一种档案往往绝密封存，或仅仅在十几个人手中流传。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真实档案的话，那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考察往往无以维系，因此他们不会用灌输百姓的迷魂汤来喂养自己。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而言，最为恐惧的不是谁在编造档案，因为这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我们最担忧的，是销毁档案，这才是最麻烦的。比如1947年3月吧，毛撤离延安的时候将大部分绝密档案付诸一炬，这才是中国近代史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失。
中国金马台澎地区的历史资料的确在威权时代有所隐瞒，但极少有篡改和造假的情况出现。蒋介石在1930年代就开始陆续公布自己的日记，和现在的胡佛研究所的原版对照，有所隐瞒，但没有改动；党史会的史料在1980年代出版过一部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比对下来，也没有什么刻意修正的痕迹。国民党君子居多，毛病不少，但一个“诚”字，还是守得住的。很多网友似乎没有弄明白“史料”和“论文”的区别；论文是随时而变的，一旦新的史料面世，那么相应的观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但史料不会，当时情报档案的谬误，即使后来发现出错，但出版的时候只能一仍其旧，这就是尊重过往历史、尊重档案原貌。基于某些原因，公布的档案史料（和日记）可以遮掩，但绝不可以修改。一部历史专著或论文，最重要是两部分，那就是史料和结论，当然，真实的史料未必产生正确的结论，但虚假的史料绝对产生错误的结论，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们阅读史学专著，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史料来源的丰富性，比如通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二战战史，我们可以阅读到外人无法接触的帝国时代的日本电文档案，因此这些战史才那么可贵；换句话说，战史本身不可贵，只有他成为我们了解原始资料的媒介的时候才有价值。
这令人想起了2000年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援引了苏俄支援东北共军的史料。读者可以说第655页那个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的回忆是伪造的，但请提出明确证据。反驳口述回忆录最好的武器不是什么靠小打小闹地测算关东军的人数和装备，关键是反驳者能够提供更有史料价值的档案材料么？比如东北局和中央的往来电文和毛的一些内部讲话，为何不公开呢？当年毛在1947年3月仓促撤离延安的时候，的确湮灭了一些档案，但难道东北局这个军援接受单位所有的单据文件都付诸阙如了？正如杨奎松所言，我国学者在苏俄军援问题上，“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也将这段话奉送给有志于真相研究的青年们们。
不过，杨奎松还说：“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可能这就是此事长期暧昧不清的真正原因吧。1971年苏俄陆续公布的关东军枪械装备中国共军之数据真实么？至少迄今为止这些数据明细并没有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历史学家的质疑，反而在正规学术论文中一再引用。可将苏俄这些的口供看成是证据之链的最后一环，至此军援疑案彻底告破。关于此事，目前可以征引之史料如下：
1、 最早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在东北之调查报告；
2、 前线作战中国政府军普通士兵之见证；
3、 安东火车站之铁路运输详单和工作人员见证；
4、 前线中国军方情报人员之调查报告；
5、 美国第82届国会调查纪录（1952年，第2050号报告）；
6、 联合国大会1952年2月认可之政治委员会调查报告；
7、 东北共军高层将领之个人回忆录；
8、 苏俄1971年陆续开始之解密档案；
9、 毛×东和米高扬1949年之会谈记录；
10、 毛的政治局内部讲话（1945.11.12）。
大陆现代史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专著中；似乎看不到直接抄录自俄国档案馆的史料，学者们只能引用公开出版物；至于美国的FRUS档案倒是随处可见。现在经常公开的，也不过是7、8这2项，引用9、10项的时候还搞得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如果前6项逐次披露，估计反驳者会哑口无言。材料实在很丰富了，因此结果会很骇人，至少比《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上的数字更加庞大；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仅苏俄红军（和北韩共军）提供给东北、热河、绥远、胶东的中共军的步骑枪总数就超过了100万枝，其中大部分为关东军日械，其余为二战援苏剩余美械，极少部分是苏俄和捷克制造。
而且，记录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军援回忆的著作是1989年出版的，那时苏俄自己已经“新思维”新到摇摇欲坠，即将解体了，应该并非什么文宣阴谋。另一个角度而言，《中华民国史》是我国社科院近史所进行了30余年研究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根据近史所所长张海鹏说，这套著作“奠定了中国大陆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基础，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这套书是今后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典范、标准、基础和规定，也是北京官方对于1911-1950年历史的最终认定。该书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的军援回忆，正是用于证明“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社科院近史所的《中华民国史》写得的确很好，前面所说的“第三编第六卷”（第15册）写了一共10年，而杨天石主编的“第二编第五卷”（第8册）更超过了10年的撰写期，整套书共15册，由大陆最优秀的民国史专家合力完成，总用时超过30年。这样的著作，无论我们引用还是反驳，都需要郑重对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