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六四屠杀
Author: shanren

1989年6月3日晚，我骑车从东城向西回单位去。在天安门广场上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这天一早又去长安街呆了几乎整整一天，在岳父家吃晚饭时困得我眼 皮直打架。岳母和尚未过门儿的老婆再三叮嘱：“哪儿也别去，赶快回家睡觉去！”我满口答应。一吃完饭，我就告辞了。走大街，穿小巷，沿车公庄大街走到二环 时，我惊讶地发现，马路中央居然停着好几辆军车！一大堆老百姓在那里围着，气愤地向车上的军人诉说着什么。

5月19日晚当局宣布戒严后，全北京城的千百万老百姓众志成城，把当局召来执行戒严令的部队堵在了北京城外。人们发现，自从北京发生反腐败、要求政治民主 变革的示威活动后，这些戒严部队的军人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任何电视、报纸，也没有听到过广播，连有些军车上原有的收音机都被拆掉了，部队完全被置于严密的新 闻封锁之下。因此当“上级”宣布北京发生反革命动乱、部队奉命去北京保卫党中央的时候，官兵们信以为真，毫不迟疑地日夜兼程赶往北京。但5月19日夜里在 北京城外，无数闻讯赶来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纷纷告诉他们北京城里近几周来发生的一切。呼家楼附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挡在军车前，激动 地告诉士兵们：“40年前，是我和我的乡亲们用小车把解放军送进北京城的！可今天，你们要想进城镇压那些为了咱国家示威、绝食的孩子们，除非从我身上压过 去！”在这样形势下，5月19日夜间被召来“勤王”的部队非但没能进城，而且从老百姓那里得知了北京城里的实情，官兵们震惊了。道路被大批军车和老百姓堵 得水泄不通，部队的供给很难送到被围堵的官兵手里。于是周围的北京市民们纷纷准备了大量吃的喝的，用三轮车、自行车送到官兵手里。这些被围困的戒严部队官 兵了解了实情，自然也就彻底失去了任何进城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意愿。

所以当我6/3晚上在北京城内离复兴门长安街仅几公里的地方看见了军车，不由得吃了一惊：戒严部队怎么进城了？这时候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还没完全黑。原 来，就在此前不多一会儿，一队军车沿西二环路由北向南直冲过来，施放了很多催泪弹，乘着路中央的百姓们躲避的那一瞬间，头几辆军车冲了过去，但后面的军车 马上被回过神来的市民截了下来。我到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们已经爬到车上，有的在大声质问，有的在对士兵们好言相劝，有的在大骂士兵们“良心被狗吃了”！一 辆车的驾驶舱内，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满脸通红，在磕磕巴巴地向车外愤怒的市民解释“我们也是执行命令来的。。。。。。”

我爬上了一辆卡车，只见车上的士兵都蹲、坐在车厢的地板上，个个低着头，一言不发，有些人眼圈还红红的。我拍拍离我最近的那个士兵，问他：“你们不是被堵在城外好些天了吗？怎么进城来了？”他摇摇头：“我们没被堵过。”再问他们从哪里来，他摇摇头不说话了。

围着军车的百姓，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都穿着背心儿汗衫大裤衩，很多人趿拉着鞋，有的手里还拿着扇子，看来基本都是周围的居民。大学生模样的倒没看见几 个。车上的军人都没带任何武器，也没有下车。有个小伙子扒在车上，说到激动处伸手去推搡车上的士兵。不等士兵作出任何反应，周围的大爷大妈们立刻大声喝止 了那个年轻人：“不许动手！他们（士兵）也都还是孩子，是政府叫他们来的。你难为他们，犯得着吗？” 那年轻人也就住了手，继续激动地大声向士兵们说着什么。除此之外，我没看见任何肢体冲突。

在那里停留了约一个多小时后，我继续骑车往学校走。到院门口时天已经全黑了，大门口聚着十几个二十来人，在焦急地商量着什么。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儿，一总务处的女同事告诉我，图书馆XXX的儿子受伤了，在铁路医院，她正急着找车去医院！

那位中年女图书馆员我认识，但是不熟。“哟，伤得厉害吗？” 我问

“不清楚，好像说挺厉害的。”

“怎么闹的？摔了，还是被车撞了？”

“哪儿啊！？枪打的！”

“枪。。。！？”我一听就傻了眼：“枪打的！？谁打的！？ ”

“还能是谁？解放军呗！”

“开。。。开枪？？？解放军！？开枪！！！？？？”我怎么也无法把“开枪”和“解放军”联系起来。“没搞错？？？”

“我操！”同事一下子火了，她一跺脚，朝西南方向一指，冲我大嚷一声：“你他妈听啊！你他妈倒是听啊！”

她这一说，我才听到西南方远处传来密集的鞭炮般“啪-啪”的声音。这是枪声？？？不可能！解放军怎么怎么可能朝老百姓开枪呢？决不可能！但同事的儿子已经 被送进了医院，而且据说是枪伤！我立刻重新跨上自行车：不行，我得自个儿去长安街看看！背后几个同事大声朝我喊：“小X，你别去！他们真打呀！”我头也不 回地直奔长安街而去！

我赶到燕京饭店（位于长安街北侧，军事博物馆/木樨地以东，复兴门立交桥以西约半公里处）旁时，军队还没到。路口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市民和学生们，正彼此交 换着刚才公主坟、木樨地那一带军队枪杀百姓的消息，大声商量着怎么才能延迟军队的推进速度、好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有时间撤离！随后人们呼啦一下动起手 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路边的好几辆公共汽车推到长安街中央，横七竖八地堵在路上，有人大喊：“用钢币儿顶住气门心把（车胎）气撒了，那样儿车就不好挪了！” 我找出一个钢币儿来，手忙脚乱地在气门心上顶了半天，却怎么也没能把气放出来！这时冲过来一爷们儿，把我往旁边一扒拉：“快起开！”只见他一把抓住气门 心，怎么稍稍一弄，我就听见“呲-------”一声，车胎瘪了下去。

我们哈着腰爬进公共汽车，蹲在车窗旁往西望去，只见几百米外，军警们好几十人一横排，层层叠叠也不知道队伍有多长，不停地打着枪，放着催泪瓦斯。一些军人 在队列前方清理着被市民和学生们用来做路障的水泥墩子和铁杆（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墩、杆）。钢盔和盾牌在长安街昏暗的路灯下幽灵般地闪着寒光。 我看到这个阵侯， 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小时候抗日电影里的镜头：“操！鬼子进村了！”

军队越来越近了。我们下了车，猫着腰快步跑进了燕京饭店旁的路口。军队开到路口时，我们离开军队约有60来米。武警一到路口，马上朝着我们打了好几个催泪 瓦斯弹。一时间我们被熏得狂咳不止，眼泪鼻涕全下来了，拿什么捂着眼睛和鼻子也没用。人们呼啦一下子潮水般朝后面撤去。烟雾刚刚消散，人们呼啦一下子又回 到了原来的位置，大喊着：“别开枪！”“人民军队不杀人民！”“打倒李鹏！”“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直到此刻，学生和市民们 （包括我自己）还是不能接受解放军会向老百姓开枪的事实，还在企望能感化军队，停止杀戮。

哒哒哒哒哒哒-------枪响了。只见周围的墙面上溅起点点火花。人们哄地一声，往后退去。枪声一停，人们又呼拉一下涌上前来，回到原来的位置，始终与军队保持着60-70米左右的距离。

当局后来千方百计要人们相信：是“暴徒们”先用雨点般的石头、砖块攻击戒严部队，后者才反击、开枪“镇压暴徒”的。但是请大家别忘了，这是在89年的北京 城，还远不是90年代那种“全城是个大工地”的状况。你到哪儿去随手就找来那么多的石头、砖块？更何况，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19戒严后的两个来星期中， 与被围堵在城外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沟通了，是市民在给学生和被堵的军队供饭、供水。用当时有些外国记者的报道来说，市民与被围堵的士兵之间形成了 “一种奇怪的、狂欢节的气氛”。所以市民与被堵的部队之间无法形成大规模冲突。执行进城屠杀任务的军队，是从别处调来的、不明真相的部队。他们向手无寸铁 的市民和学生开枪后，市民开始以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反击。能扔的东西，基本上也就是人行道上、花坛边的地砖。但绝大多数地砖是用水泥封死在地面上的，松动 的、能轻易被抠起来地砖，数量有限。

在燕京饭店旁路口的这段时间里，我没看见任何一个老百姓扔一样东西。而且，百姓与军队之间一直保持着六、七十米的距离。有几个人能把砖块扔出那么远去？

枪声再次响起时，在我面前一米多、两米处一个头上系着布条、穿白衬衫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突然向后倒下了。我本能地上前去试图架住他，但脑子里一片麻木，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被子弹打倒的！

周围的人们马上围了过来。小伙子戴着眼睛，双目紧闭，对人们的呼喊毫无反应。白衬衫上，腹部有两大滩迅速扩大的血迹，肩上还有一块。大家迅速把他抬起来，快步向后走去。

“有人受伤啦！快，谁有车？”

“我这儿有摩托！”一个男人开过一辆那时候常见的 “幸福”大摩托来。人们喊着“轻点儿！”“小心！”，七手八脚地把伤员架到驾驶员背后坐下，在后面又挤着坐上一个小伙子，把伤员夹在中间，晃晃悠悠地往医院驶去。

在亲眼看到军队杀人后，人们的口号立刻就变了：“李鹏，我操你妈！”“打倒法西斯！”“打倒共产党法西斯！”。。。。。。

我也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只觉得血全冲上了脑门子，浑身战栗，想不出下面该怎么办。最后，转身走到后面，找到我的自行车：我要绕到前面去，说不定还能帮着 截住军队！旁边一个陌生小伙子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绕到前面去！他问我去干嘛，我说看看吧，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招儿能截住那帮孙子！他马上说，那你把我带上 吧！

我骑车带着他，绕道往复兴门立交桥冲去。远远看见立交桥的桥面上横七竖八停着几辆公共汽车，有的开始冒烟了，闪着火光。等我到了由二环上长安街的引桥边，戒严部队已经上了立交桥。旁边几个市民在恨恨地跺着脚：“咳！可惜了！(公共汽车)没着起来！截不住了！”

看来当时长安街旁的市民和学生的想法都差不多：要阻止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防止更大的流血事件！或至少要迟滞军队的推进，让广场上的人们有时间撤离。次日早上我才知道，另一支部队此时早已从地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从那里直接进了广场、并攻击大会堂背后的人群。

军队不时地向两旁扫射着。枪声一响，人们立刻趴下。枪声一停，大家又马上站起来，观察着长安街上的情形。刚刚开始燃烧的公共汽车很快被军队灭掉了火、推到了一旁。大队步行的军人过去了，开始有带蓬的军车车队开上了立交桥。

我身旁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紧握着拳头，嘴里喃喃自语自语着：“我操他妈的！真打呀！真杀呀！老子这就回家造枪、杀丫的狗日的！”我无语。刚才口号喊得 声嘶力竭，我此刻觉得口干得快说不出话来了。前面不远处，有人从路旁的绿地边捡起了什么东西，哈着腰向前走几步，朝军车扔去！我知道，在这个距离上，他也 就是扔东西撒撒气，根本无法砸到军车的。但手无寸铁的我们，面对着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军队（不，说错了，是共产党军队），还能干什么呢？

这时候大约是午夜12点左右。军队一阵阵的扫射，人们一次次趴下，又一次次站起。没有人跑，甚至没有人往后退。我想起来我身后有一个垃圾桶，琢磨着我是否 该躲到垃圾桶背后去，多少好有一点儿遮蔽。正在这时，又一轮扫射开始了。我赶紧蹲下，两手撑地，正要趴下，只觉得左肩好像被人从后面狠命拽了一把，便朝后 一个跟斗翻了过去！往后翻滚时我发现我背后没人。与此同时我的右手已经条件反射地捂向左肩，只觉得一片湿润。


从脖子的左下方到左肩、左胸一片麻木。我知道我中弹了，只是不知道中弹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但我神志很清醒，知道此刻决不能爬起来，便躺在那里不动。几乎就 在这一刻，我听见周围有人喊：“不好，有人受伤了！”只见附近有七八个素不相识的人“噌”地一跃而起，一起把我抬起来，就往后撤！

枪声还在响着。这些把我从枪口下抢下来的人与我素昧平生，我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谁，永远也无法当面感谢他们！但北京爷们儿的正义感、在这种生死关头大义凛然、敢做敢当的精神、他们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没齿不忘！

只听见众人急急忙忙喊着：“快，谁有车？有人受伤了！”

黑暗中有人回答：“我有板儿车！”一个长发披肩、穿一件小褂子、敞着怀的小个子“板儿爷”（当时北京人对蹬三轮平板车的车夫的称呼），推过来一辆三轮板儿车，人们把我放到车上。

“去哪儿？去哪个医院最近？”板儿爷急促地问。

“XX医院！”

“XX医院在哪儿？我不是这儿的！”板儿爷又问。

“快走快走，我给你带路！”一个小伙子把板儿车狠狠推了好几步，一跃上了车。走没多远，又跳上来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两大把棉花，十分镇静地对我说：“你把手挪开，我给你捂着！”

板儿爷的个子不高，车上又坐了三个大男人，他不得不站起身子，狠命蹬着车，与车上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起嚷嚷着“闪开，快闪开”！一路向医院飞驰而去。

在车上，我试着抬了抬胳膊，还能举过头顶。又试着深深喘了几口气，没觉着胸部疼痛。看来没有伤到骨头，我寻思着。

一到医院，只见门口挤满了人。看到板儿车过来，人们迅速闪开了一条道，让板儿车直接到了大楼门口。我看到很多男人光着膀子（北方不少男人喜欢光膀子睡 觉），有些女同胞只穿着小背心儿和内裤（这是89年的北京，远不象今天这样“开放”）。几个小时后，我的同事告诉我，那些人都是从睡梦中惊醒，听说军队开 枪了，立刻跑到医院来等着献血的。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平时很少有人愿意献血，献血是需要再三动员的，每个单位都有硬性规定的献血指标，未达标的单位出现 病人需要输血时，医院有权利拒绝提供血液！但那天夜里，同事告诉我，伤员还进来没几个，医院库存的血浆就用完了。后来大批伤员送到医院时，无数的人们就等 候在手术室门口。门一开，护士喊一声“要Ａ型！”立刻就有一群人举着胳膊争先恐后拥上前去。。。。。。六四时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板儿车一停下，马上有好几个市民（不是医护人员）抬着一条候诊室病人坐的长凳，紧贴到了板儿车旁。板儿爷转过身来关照：“左肩伤，左肩伤！看着点儿他左 肩！”人们轻轻地把我抬起来，挪到长凳上，稳稳当当地抬进了急诊室，又轻手轻脚地让我躺到另一条长凳上，便迅速抬起那条长凳撤了出去。整个过程，真好像事 先操练过多少次一样，专业，迅速，有条不紊！后来想想，人们常说北方人“粗”。可那天夜里的北京人，从那些把我从枪口下抢下来的人们，到“板儿爷”，到马 路上手举棉花的小伙子，到把我抬进医院的市民，到争相献血的男女老少，唯一算得上“粗”的，就是性命攸关的时刻敢上，仅仅凭着朴素的正义感，毫不犹豫地为 素不相识的人两肋插刀！其它的一切过程，都表现得那么细致、协调、默契！北京的老少爷们儿，我这个外地人算服了！

急诊室内太拥挤，我很快就不得不坐了起来。四处一望，到处是血，屋子里，走廊里，遍地都躺满了头部、胸部、腹部、眼睛、大腿。。。。。。裹着绷带的伤员！一个浑身上满了绷带的小伙子躺在地上，看见我，慢慢举起手打了个V字手势。我只觉着眼睛潮湿了。

一位年轻的护士，带着哭得红红的眼睛很快走了过来。和平时期的医生护士，谁见过枪伤？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伤员，医院里早已乱作一团，器械也早就不够用了。护士甚至连一把剪刀都找不到了。我掏出了我的折叠式旅行剪刀，她为剪开了我的汗衫。

“几个窟窿？”我问她。

“一个”。她回答。

来的路上，我希望子弹穿透我的身体出去了，这样我就不必挨一刀取出子弹了。但看来这一刀跑不了了。

她迅速为我清洗了伤口，包扎好，马上又去看别的伤员了。但没一分钟又回来了：“我得借一下你的小剪刀！”

“你拿走吧，我不要了！”她急急忙忙从我的钥匙环上摘下小剪刀，匆匆走了。

另一位护士走来，告诉我，为了对伤员和家属有个交待，医院必须登记每个伤员的姓名、单位和联系人及电话。我明白，这是医院怕万一伤员死在医院，他们好通知 家属。她再三向我保证，伤员的名单决不会落到警察和戒严部队手里。这家医院的上上下下恪守了自己的诺言：几周后，我从J教授那里听说，戒严部队和警察几天 后跑到这家医院去要伤员名单。明明所有可能登记的伤员都登记了（送来时神志不清、无人陪伴的除外），这份名单经过了医院里多少人的手，但此时从院长书记主 任，到医生护士清洁工，却众口一词，一口咬定当时都只顾抢救伤员了，谁也没顾上去登记姓名！那份伤员名单就此失踪了。

当夜，医院给我照了X光：子弹从左肩靠近颈部处“由上向下”射入（因为我当时哈着腰正要趴下，头朝前），穿过几厘米厚的肌肉，撞到了第一根肋骨后折转停止。算我命大，子弹没有伤及骨头和内脏。



可能因为我的伤势较轻，拍完X光片，我就被转到了后面的观察室里。这里也一样早就躺满了伤员。我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他的一个小伙伴在旁边陪着他。我问那孩子：“你这么个小孩，怎么会让解放军打伤了？”

小不点儿和他的小伙伴告诉我：长安街边，军队冲过来的时候他们随着人流往胡同里跑。军人在后面紧追，追进了胡同拿冲锋枪扫射，一颗子弹穿透了小不点儿胳膊。。。。。。

一条胡同才有多宽？冲锋枪在胡同里扫，我不敢想象在那一个地点就有多少人倒在了枪口下！

小孩儿再过去一个床位，躺着一位工人模样30来岁的男子，在那里破口大骂GCD、解放军。不多会儿，又进来一对年轻恋人：他们从远处路过，那个男的推着自行车的手被子弹击穿。

凌晨四点来钟，一位负责人模样的医生走进了观察室，大声对大家说，鉴于已经发生的屠杀，形势逼人，军队能那样大开杀戒，天亮后难保不会冲进医院来抓人、杀 人。所以，请所有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都尽快离开医院，疏散回家。医院愿免费为所有伤员提供力所能及的药品带回去，等避过了风头，再请大家回医院来动手 术、取出子弹。

此时单位来医院探听情况的同事已经发现了我，打电话回去招了人来，用自行车把我驮了回去。

回到宿舍，我找出云南白药，吞了一粒“保险籽”。医务室的大夫也来了，一直守护着我。我只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亮后（6/4），很多同事和学生都来看我，也带来北京城各个角落里军队杀戮的消息。

早晨7点不到，我的一位同事脸色煞白，两眼冒着怒火冲进了我的宿舍，哆嗦着嘴唇，向我们讲述了约半个小时之前惨绝人寰的一幕：他从几十米外目睹了坦克在长 安街的六部口冲向路边的学生队伍、压死多名学生的全过程，并与很多当时在场的市民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冲回满地血肉模糊的现场，拍下了照片！虽然我这一夜已 经见到了太多的血腥，但听完这一幕，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