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大冤獄之一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外孫——傅樹楷醫生
強烈譴責李光耀政權野蠻迫害反殖愛國志士的罪行
編譯者: 張泰永
前言
傅樹介醫生和他的新書
2009年11月中旬，沉寂多時的前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助理秘書長傅樹介醫生的大名，突然紛紛出現在新馬各種文字媒體上，一時間吸引了新馬廣大讀者和關心他的新知舊雨的眼球。原來，他和陳仁貴、許賡猷主編,記錄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新馬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堅定地與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先是反對英殖民統治爭取獨立，之後與背叛了反殖鬥爭的李光耀人民行動黨反動政權進行不屈不撓鬥爭歷史的著作：《“華惹”時代風云：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于吉隆坡問世了。
也許是機緣巧合，在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學聯”時代，由於“5-13事件”，我們就認識了傅樹介醫生。猶記得1954年5月13日那一天，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為反對英殖民當局強行實施國民服役法舉行和平請願遭到殘暴鎮壓。許多同學被捕後，被控以不服從警方命令、蔑視法律等罪名，並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八名同學甚至被判監禁三個月的徒刑。同學們不服，要求上訴，使我們想起成功打贏《華惹》被控“煽動罪”官司的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同學，希望通過他們的介紹，認識李光耀並通過他邀請有“共產黨人的同路人，牙尖嘴利”之稱的英國女皇律師布里特為我們上訴。因為這樣，還在中學念書的一批華校生，就和他以及他的同窗林福壽、拉惹古瑪（Rajakumar）、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 ）、奧吉淡姆（Philomen Oorjitham）、兀哈爾（Sydney Woodhull）、陳蒙鶴等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的活躍分子有了來往。
這些大哥大姐們受的是英文教育，又是大學生，思想上不但沒有被“殖民化”，充當英國人的鷹犬，相反，他們利用自己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掌握的語言和專業，通過出版雜誌、舉辦講座和俱樂部的各種活動，不斷揭露西方帝國主義者對亞洲的侵略和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種種罪行，支持並投身於新馬人民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並且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新加坡華校生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反殖愛國學生運動緊密配合，並不吝對我們的工作和鬥爭給予許多寶貴的支持、幫助和意見。而在和他們的日常交往和接觸當中，他們表現出來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熱情洋溢、平易近人的作風，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難忘。他們不愧是堅強的反殖鬥士，也是令我們尊敬的前輩。
有關他們為新馬人民反殖爭取獨立運動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以及他們一生中如何至死不悔地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如何終身不渝地貫徹為勞苦大眾服務的宗旨，為此又如何遭到英殖民主義者和李光耀政權的打擊、報復和迫害，《“華惹”時代風雲: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一書中，已有多篇讀了令人感動至深的生動描述和深刻揭露，在這裡就不用贅述了。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傅樹介醫生很少以大名鼎鼎的陳嘉庚的外孫名義自居，我們是在後來的進一步接觸中才知道，站在我們面前戴着一副近視眼鏡、瘦高身材、溫文爾雅、笑容可掬、謙恭有禮的年輕馬大生，原來是陳嘉庚的外孫，一位富家子弟。親歷了這半個多世紀雲譎波詭的風雲變幻，時間和歷史證明，外表文弱的他，有着一副錚錚鐵骨，李光耀政權長達17年不經審訊的無理拘留以及種種難於承受的折磨和迫害，都沒能使他屈服和保持沉默，就像他的外公陳嘉庚，身為巨富，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並沒有被日本法西斯的淫威和追殺、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威逼利誘所嚇倒那樣。
下面就是他在《“華惹”時代風云：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一書推介禮上，先後在兩個不同場合發表的講話中，對李光耀政權野蠻迫害包括他在內的許多反殖愛國志士的罪行提出的強烈控訴：
一．2010-1-24日在檳城新書推介禮上的講話
朋友們和同志們：
謝謝大家前來參加新書推介禮。
今天，我想談談我被監禁期間的一些事。這些事，在新書裡並未提及。
在長期監禁期間的一段短時期內發生的一些事
我被關押在明月灣中心有好幾個年頭。它是一個拘留中心，位於樟宜監獄的背後，裡面有一批由高牆間隔着的雙層牢房。這些牢房分為三種類型，有三個囚室、五個囚室和八個囚室的。這些囚室和沖涼、如廁的地方，都設在樓上，排成一字長蛇陣。乒乓室、吃飯的地方和監獄的看守室，都設在樓下，占據了半個牢房的長度。活動的空地，為15英尺高牆圍住，寬約25英尺，長30-50英尺，視牢房面積而定。每天的作息時間是：早上6點，囚室的鐵門打開去洗臉；7點，到樓下吃早餐，吃完早餐，又回到樓上囚室關押。午餐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之後又返回囚室。下午4點喝茶和活動，5點又上樓，6點再下樓用晚飯。晚上7點被關進囚室直至第二天早上6點。
有一個時期，我被單獨監禁在一個有八間囚室的大牢房達一年之久。然後，一天早上，用完早餐後，被命令“收拾東西”(“angkat barang”馬來語)，並且允許我上樓收拾。我的barang只有兩件背心，兩條短褲，五本書和一條“祝君早安”洗臉巾（也用來當沖涼巾）。我跟隨獄卒離開牢房，走入有蓋的長廊。問獄卒要把我帶到哪裡，是毫無意義的。如果沒有被告知，獄卒是不會回答的。我們經過通往其他牢房的側門，通往會客室的大門、行政樓的大門、官員喝茶和接待室、監獄主任辦事處和關押女人的牢房。最後我們終於來到這條長廊的盡頭，獄卒打開通往一個有五間囚室的牢房的側門。這個牢房位於監獄大院的一個最盡頭的地方。從這裡，一個人的叫聲是難於傳送到其他牢房的。據傳說，這個牢房是用來關押那些死硬和頑固的拘留者的。我可以向諸位保證，我不是頑固分子，我是非常講理的人。我的那些難友也和我一樣。直到現在，我並不知道把我關押在那裡的原因，也不知道這所牢房在這個中心的名聲如何得來。
獄卒把側門打開。門的另一邊，迎面站着三位老戰友，他們滿臉笑容，非常高興地歡迎我的到來。興許他們已得到消息，知道我將會來和他們會合。我感到歡欣鼓舞。已經有好幾年沒和他們見面了。我們互相握手，並且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這三位老友是何標、謝太寶和曾福華。
關於何標
何標受英文教育，但他的英文、中文和馬來文都很好。他令我汗顏。
他出身於窮苦人家。父親是一名海員。求學時，為了幫補母親，他還替人補習來賺取一點錢。當他畢業於萊佛士書院等候大學學期開始期間，他又到海員工會工作。一進入大學，他就徑直往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迅跑。他加入了，但由於海員工會工作太忙，使他未能在俱樂部積極活動。實際上，他的確是太忙了，甚至連一些課程都得割捨，以至最後連學年的年終考試，他都忘了參加。所以，他不得已告別了大學。
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何標和S.T.巴尼被派到以色列和英國，接受工會工作的訓練。所以，他們是經人民行動黨領導層挑選，並經政治部背書（同意）的人。換句話說，他們的政治背景是沒問題的。當何標回來後，他也是在摩托車廠工人聯合會工作。而當社會主義陣線成立的時候，也許是由於這種海外“高級訓練”，或者是由於這種訓練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都跑到社陣一邊去了，而且很快就被標籤為“顛覆分子”。結果，何標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被逮捕，並且被監禁了約十六年後才獲得釋放。
何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在我們監獄舉行的抗議行動中，他發出的譴責法西斯匪徒和英國人走狗的喊叫聲，響徹整個監獄。他因此受到懲罰，就是罰他關在我們用監獄語言稱為“ganji house”的囚籠里長達好幾天每天24小時的禁閉。他的“ganji house”(囚籠)的位置，就在樟宜監獄廚房火爐的隔壁，不論白天和晚上都熱得難耐。他的鬥志從來沒有減弱。他全身肌膚本來是淺色的，可是現在突然出現一片紅斑。我會開他的玩笑說，這樣的一種待遇，的確使你越來越紅了。
我們如此親近地在一起生活，互相學習，互相包容彼此的個性。我們每星期得用肥皂和清水沖刷和擦洗所有囚室、廁所、走廊和樓下一次。何標總是堅持要用刷子和擠壓器洗刷乾淨滿是肥皂沫的地板三次。在這方面，他是沒有協商的餘地的。我們三人只好洗了一次就退出，讓他一個人繼續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好了。
他很需要通過聲音帶來興奮，大部分時間他都會對自己輕聲唱起來。他還獲准帶進幾隻金絲雀。這些金絲雀被他關在乒乓室里的一個大鳥籠。每天的喝茶時間，他會去餵養它們，把掉下了鳥糞的報紙換掉，吹口哨逗它們，並且完全陶醉於金絲雀美妙的天籟之音當中。
獲釋後，他前往倫敦，在那裡開設了一家盒式錄音帶廠。他在大約兩年前離開人世。
關於謝太寶
太寶來自華文源流。他是南洋大學傑出的理科畢業生。畢業後，就在南大任教。在社會主義陣線被冷藏行動打成殘廢之後，他挺身而出，作為社陣的候選人參加了1963年大選，並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他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跟群眾的關係非常融洽。這居然成為他被無理拘留長達32年之久的最大罪狀和原因。作為一個政治威脅，他必須“被中和掉”，即把他關押起來，直至年老到身心衰歇再也沒有精力從事政治活動為止。
他是於1966年在怡保發表一篇演講後被驅逐出馬來西亞的。他和他的馬來西亞朋友在美國總統約翰遜訪問期間發起了反越戰的示威遊行。他也要求人民行動黨在國會裡就人民行動黨決定退出馬來西亞的議題作出解釋並諮詢人民的意見，因為人民行動黨曾宣稱，全民投票的結果顯示，人民是支持（新馬）合併的。他還要求知道，人民行動黨領導層同意簽署分離協定的原因。
謝太寶是一個非常友善、沉默寡言、非常好學和用功的人。在牢裡，他所閱讀的書籍，主要是英文書和馬來文書，結果他的英文水平和馬來文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今，他在荷蘭一所大學工作。
關於曾福華
福華出身於柔佛（應是彭亨）一個富裕的橡膠園主家庭，因為這樣，他的家人有能力送他進新加坡華僑中學住校讀書。1954-1955年（應是1949-1951年8月）在華中求學期間，他成了學生運動的一名活躍分子。殖民當局來學校要逮捕他，他逃跑了。隨後他參加了馬來亞共產黨，進行地下活動。1961-1962年，他溜到廖內群島。他曾返回新加坡活動幾次，有一次險些被捕，他趁着夜晚從後門逃跑。
當他最終被捕時，政治部嚴刑拷打他。這樣折磨他，不是因為要獲取口供——政治部吹噓對此已瞭如指掌，而是為了要從根本上打垮他的反抗精神，以便據實否則就捏造事實加害他的朋友。所以，他們企圖使他在政治上“被中和掉”。
他告訴我，有一天他們非常粗暴地毆打他，使他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於是從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來，然後抓起凳子一隻腳，準備朝第一個毆打他的敵人猛擊下去。他已經有意去死，不過那些傢伙並不想死。他們趕緊往後退，並且通知姓王的副監獄主任（我們戲稱他為“上海王”，因為他是上海人，並且曾加入英國情報部門服務，隨後被派來新加坡政治部）。他過來了，估量當時的形勢。他了解到，企圖用令人疼痛的措施來擊垮一個人的鬥爭精神，對一個已經有意去死的人，完全是徒勞無功的。他終止了嚴刑拷打。後來，福華被送到明月灣中心。我就是在那個有五間囚室的牢房裡遇見他以及太寶和何標的。
福華很善於交朋友。他愛和獄卒談天說地。在活動時間，他會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旁抽煙。最初，抽的是香煙，之後由於財政困難便改抽煙葉。他很少和我們一起鍛煉。
不管晴天或雨天，（下午）喝完茶，我會在監獄裡的空地上跑步，跑了一圈又一圈。何標和太寶最初有顧慮，不過後來也來參加跑步。他們認為，既然傅醫生能在雨中跑步不至於病倒，那麼他們也一樣能做到。我鼓勵他們參加鍛煉，因為這樣做有助於克服我們大家都面對着的精神憂鬱壓力。我告訴他們，這個辦法就是，跑完步，乘着身體還暖和，立即去沖涼，絕不可坐下來，讓潮濕的身體吹風，以致着涼，這將增加得感冒的機會。
有一天，福華要求看監獄醫生。值班醫生Dr.Singh來了，不過是在過道的入口處見福華。福華投訴說肚子痛。他只是摸一摸福華的腹部，開了普通解酸混合劑（腹痛藥），由下午值班人員送來。於是，福華服了一劑，臨睡前又再服一劑。
我們像平時那樣被關在自己的囚室。當天晚上約11點，他在呼叫我。我和他的囚室之間相隔着一間空置的囚室。不過，我能清楚聽到他從過道里傳過來的叫聲。他說，他依然感到非常疼痛。吃下的藥物並沒能緩解他的痛苦。我實在愛莫能助。所以，我只好要求他強忍痛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想辦法，我還答應，第二天早上囚室的門一打開，就會去看他。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眠，他也一樣。我可以聽到他因痛苦發出的呻吟聲。
當獄卒來把過道和我們的囚室的門一打開，我立即衝到他的囚室。囚室里漆黑一團。在我們的囚室並沒有照明燈。光線是從過道里的微弱燈光照射進來的。在昏暗的亮光下，我用手觸摸他的腹部。使我大為吃驚的是，他的腹部有一個又大又硬的腫塊。這意味着他得了非常嚴重的晚期癌症。我站起身，一邊思考着如何打破沉默，把情況說給他知道。他必定已感覺到有某種非比尋常的嚴重事情發生。可能是我的神色過於嚴肅吧。他說：“樹介，我並不怕死。告訴我真話。”
那天早上，得到他的同意，我把他的診斷結果寫了下來，同時請求監獄當局送他到中央醫院作進一步檢查。我清楚知道，他的病情預後非常糟糕，已經無藥可救了。不過，我沒有告訴他。興許李光耀政權會把他從醫院釋放。這是我的希望。但是，結果並非如此。
第二天，他被送進中央醫院的A外科手術室。幾天后，他又被送回來，說是他的病無法醫治了。我們盡最大的努力來安慰他。翌日早上，要他遷移的命令下達。有關的獄卒帶來了命令和輪椅。我們要求知道，福華要被遷移到哪裡。我們獲知是去樟宜監獄醫院。
這跟在樟宜的普通醫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大家都清楚，這家醫院的情況。它簡直就不是一家醫院。它只可說是一間宿舍，一個開放式的病室，兩邊各有一行的床位，左邊的第一張床位和右邊的另一張床位是被用鐵柵圍起來的牢籠罩着。因為這樣，一個拘留者在這裡是與其他囚犯隔離開來的，不過，當那些男護士朝病室一暼的時候，卻可以看見你。
何標第一個起來發言。他走近福華身邊，並且輕聲問福華，是否願意去那裡。福華猶疑不決。他不想去，但是如果他說“不”的話，他將造成拘留者和監獄當局之間爆發一場鬥爭，這種情況是他想避免發生的。太寶說：“福華根本就不可去那裡。拘留者不應受到這種對待。”
福華望着我，徵求我的意見。我搖頭表示反對。我們意見一致，完全團結在一起。於是，他下定決心。他叫那位獄卒返回去，告訴監獄主任他不打算去。
沒什麼事發生。也許我們所獲得的言過其實的名聲還能起一點積極作用。接着，幾天之後，一道新的命令下來了。福華將被送回中央醫院。我們仔細考慮這道命令。監獄當局會不會欺騙我們？對各個方面考慮研究之後，我們一致認為，監獄當局是有誠意的，而且是認真的。我們和福華說再見，祝他平安。這時，我們已熱淚盈眶，但我們還是強顏歡笑。我們一定要像他那樣勇敢。我們清楚知道，這將會是訣別，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活着的他。
福華的確是被送到中央醫院。這個消息，我們在第二天的家屬探監時間獲得證實。經過數天后，福華被釋放了。約一周后，他在家中逝世，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侍立左右。
福華是一個革命者。他對死毫不畏懼。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充分意識到自己對社會、對人類負有的責任。
（有關曾福華同志更多的英雄事跡，可參看21世紀出版社出版的《內安法下的忠魂》一書或上新加坡文獻館網站歷史類參看《曾福華30周年紀念》一文，以及下面的附錄五：《曾福華烈士的一封遺書》）
二．在怡保新書推介禮上的講話
朋友們，同志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謝謝你們來參加新書推介禮。
《“華惹”時代風雲》一書於去年11月面市。你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看過了。
在柔佛新山的推介禮上，我曾提及我在這本書裡沒有談到的有關監獄裡發生的某些事。我談到和我同獄的難友：何標、謝太寶和曾福華；談到福華在政治部手裡所受到的嚴刑拷打，他的不治之症，他在死亡面前表現出來的勇敢以及我們的聲援。
今天，我將談一談我在這本書裡的幾篇文章。
在本書裡，我撰寫了四個篇章。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第十四章。在這一章里，我展望未來，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不管怎麼演變，其惟一出路是社會主義。所以，它的題目為“燦爛前景必成歷史”。某位哲學家寫了一本書，提出一種觀點認為：人類要麼通向社會主義，要麼走向野蠻未開化。我對人類的才智稍微樂觀和較有信心。當然，沒有理由相信，人這個物種不會像恐龍和許多其他動植物那樣完全在地球上消失。
不過，對多數讀者來說，按理題為《冷藏行動中被扣留——對帝國主義的研究》的第十章更加引人入勝。在這章里，我試圖回答冷藏行動期間對我們提出的諸如我們是親共分子和共產黨人、我們是顛覆分子、是對安全的一種威脅以及我們反對合併之類的主要指責。我還試圖把本地政治勢力如何與這個時期東南亞的帝國政治勢力狼狽為奸的故事編織起來。我從英國檔案中引用了有關英美兩國陰謀摧毀蘇加諾和印尼民族主義的計劃的材料。我還引用了有關這個時期英國在新加坡的海軍基地的目標之一，就是計劃安裝把矛頭對準中國的核武器的資料。英國一位高級官員於1961年曾向李光耀表示，“合併協議的達成，別的不說，必須依賴於找出一種能夠用來滿足我們防務要求的令人滿意的安排。他（李光耀）說，他完全了解這一點，而且他的政策並無改變。”
我從英國檔案大量引用了李光耀長期與殖民地主子狼狽為奸的資料。我指出，李光耀鼓吹合併，接着又同意分離協議，表明他遠遠不是一位具有建立一個統一團結和繁榮昌盛的馬來亞或馬來西亞遠大目標的領袖。
我曾對這一時期出版的新加坡歷史的官方版本提出挑戰。前拘留者曾受到警告，不准許他們重寫歷史。人們常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我現在就是從勝利者的檔案引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版本。諸位是否同意這個版本比起他們的奴才書寫的版本要真實得多，我交由諸位決定。對我而言，在歷史和神話之間涇渭分明。
我在寫這一章時存在很大的困難。對某些當權者，它會非常敏感。傾家蕩產的風險經常存在。多年來，我一直把英國檔案的材料保存起來。我不想在九泉之下才來書寫這些事件和作出影響，所以，我終於決定違背那些好心朋友的勸告，發表這些材料。
然而，還有許多東西沒有說出來，許多意見沒有表達出來。我所提出來的基本上只是把從英國檔案獲取的材料整理成一種清晰易懂和可讀性強的形式的東西。這是這一時期我們的歷史的英國檔案版本。不過，它的出版不僅僅吸引了廣泛的興趣，而且也引起了驚惶不安。
我曾觸及某些重要的和基本的理論性和戰略性問題。我克制自己，避免討論這些問題。我建議諸位在讀完這一章後，對這些老而棘手的問題進行思考和討論，也許是值得的。
我將會提幾個問題：
（a）“統一戰線”的意思是什麼？它的結構和動力是什麼？人民行動黨是否是一個“統一戰線”（組織）？它存在、結束和重建的條件是什麼？
（b）左派在芳林補選中的策略是否恰當？
（c）當時，左派是不是還在領導人民或者是相反？
（d）主動性在任何戰略中的重要意義。
（e）沒有任何力量和戰略可以保證勝利或可以防止失敗。如果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話，有沒有一種更好的戰略可以減少失敗的嚴重程度？
（f）憲制鬥爭與暴力非憲制鬥爭的問題。兩者本身不一定是成功的鬥爭，因為成功與否取決於包括領導層的才能在內的其他許多因素的明智組合。
在這一問題上，這一章清楚說明了社會主義陣線並沒有偏離憲制鬥爭的方針，英國人也承認這一點。然而，它們仍然制定了使用暴力和武力來摧毀社陣的計劃。（1963年）2月2日凌晨時分，一隊全副武裝的人馬突擊搜查我的住家。冷藏行動是一個軍事行動，不是一種憲制鬥爭的方式。
所以，對經常向我提出的我為什麼被扣留而且為什麼被扣留得那麼久的詢問，我的駁斥是：“這就是英國人的民主，笨蛋!”
總而言之，我想說的是，我們決不可教條，我們必須向帝國主義學習，必須向資本家學習。
附錄 一： 傅樹介（傅樹楷）生平
傅樹介在新加坡出生，家裡共有三兄弟和三姐妹。他的外公陳嘉庚是著名的百萬富翁慈善家及革命家。二戰期間，陳嘉庚擔任全國救亡籌賑總會主席。該組織積極推動抗日運動。他也因此成為日本特務的主要目標。因此，在新加坡即將淪陷之前，他家人離開新加坡到印度去。於是傅樹介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在那4年戰爭期間居住在印度，並在孟買的天主教中學求學。
日本投降後不久，全家搬回新加坡。傅樹介接着就讀於萊佛士書院。在1950年，他進入馬來亞大學醫學院。在中學和大學醫學院都與他同窗的同學，就是林福壽和陳成發。他在醫學院認識了Rajakumar這位朋友。他們兩人從此成為好朋友，並建立了密切的政治關係。
在1953年，M.K.Rajakumar和傅樹介都是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創辦人。在大學期間，Rajakumar和傅樹介成為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核心領導。他是1953-1954年那屆的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會長兼《華惹》編輯部主席。該編輯部在1954年5月被控煽動罪。在1957年畢業後，他在政府醫院部門服務，在楊錦成教授手下擔任一名外科手術受訓醫生，後來成為竹腳婦科醫院的婦產科和婦科受訓醫生。他協助B.R Sreenivasan醫生(後為馬大副校長)創立新加坡醫藥協會，並成為首屆秘書。
在1961年，他與林福壽醫生一起辭去政府部門服務，和其他政治和工會領袖組織社會主義陣線(社陣)。他被獲選為該黨助理秘書長。他與林福壽醫生一起設立人民藥房。
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他與逾120名政治犯被逮捕。他於1972年底被釋放。但後來在1975年6月又再度被捕，於1982年8月獲釋。他總共被扣留了大約17年。獲釋後他在Country診所當醫生，直至1990年決定移居加拿大為止。他經常回來新加坡見舊日好友和同事。
傅樹介醫生的兩個兄弟——哥哥Soo Jin和弟弟Soo Chuan——都是女皇獎學金得主。前者是一位數學家，成為土木工程師；後者則畢業於馬大醫學院，成為臨床教授和陳篤生醫院呼吸科主任，一直到退休。
（引自《“華惹”時代——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一書第七章）
附錄 二：林福壽醫生生平和獄中聲明
林福壽—Lim Hock Siew
林福壽在新加坡土生土長，也在這裡受教育。他在萊佛士書院完成中學教育。在求學期間，他已顯露出他的領導才能，大家都知道他是個作家和演講家。他是聲譽響亮的校刊《Rafflesian》的主編，也是各中學聯合出版的雜誌《Youth》的聯合主編。他是一名巡察員，曾代表學校參加數項演講和校際辯論比賽。他中學的兩名同學是傅樹介和陳成發。
他們後來成為好朋友。在1950年，他進入馬來亞大學攻讀醫科。在1953年，他與一批醫科和文科學生，包括James Puthucheary、S.Woodhull、Philomen Oorjitham、傅樹介和M.K.Rajakumar一起創立了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林福壽也成為非寄宿生組織的主席，並積極參與學生會的政治活動。他成為學生理事會的主席。
社會主義俱樂部的一些會員包括Philomen Oorjitham、林福壽和陳蒙鶴(Linda Chen)等，也積極參與泛馬學生聯合會(PMSF)的活動。在1954年5月，《華惹》編輯部被控煽動罪時，林福壽成為《華惹》辯護基金會主席。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李光耀，後者當時是御用大律師D.N. Pritt領導的《華惹》辯護律師團的助理律師。《華惹》8名編輯部成員被判無罪後，林福壽積極參與1954年11月成立的人民行動黨的籌建工作。在1958年當該黨展開清黨以開除黨領導層不滿意的人物時，他被取消了黨籍。
1957年林福壽醫學系畢業後，便加入政府醫藥服務部門，在新加坡中央醫院和陳篤生醫院服務。在1961年，他辭去政府部門的工作，加入社會主義陣線。他被選為中央委員，以及陣線黨報英文版《The Plebian》的編輯。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他與逾120 名政治犯被扣留。他在1982年9月獲釋，總共被扣留了20年。在監禁期間，他成為監禁在樟宜“E”牢房的主要發言人。那個牢房專門扣留政治犯，高峰期時一度扣留多達100人左右。
獲釋後他繼續行醫，在人民藥房(Rakyat Clinic)與現在的合夥醫生Dr Mohd Abu Bakar一起合作。林醫生的夫人陳宗孟醫生，是一位專科醫生。他們的兒子畢業於劍橋大學經濟系。林醫生伉儷與一批朋友在閒暇時到歐洲、中國和亞洲各地到處旅遊。他也學繪畫和中國書法，也經常觀賞音樂會和戲劇表演。
（引自《“華惹”時代風雲——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一書第七章）
林福壽醫生獄中聲明
編者按：林福壽醫生是1953年2月成立的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創立會員。他是馬來亞大學學生聯盟（UMSU）、非住宿生組織和泛馬來亞學生聯合會（PMSF）等組織的著名學生領袖。他也是人民行動黨（PAP）的發起人。1961年，林福壽醫生和他親密的朋友兼同事——傅樹介醫生，一同辭去政府醫院的工作，合資在Balestier路開設“人民診所”。當社會主義陣線在是年九月成立時，兩人也同時成為其創辦人。林福壽醫生是委員會成員及其極具影響力的黨報《陣線報》的主編。
1963年2月2日，他與超過120名反對黨、工會及其他社團組織的主要成員在“冷藏行動”中被逮捕和扣留。所有社陣的中央委員幾乎都在這波政治掃蕩中被捕。他一直到1982年9月6日才獲釋，扣留時間長達19年又8個月。這使他成為繼謝太寶之後，第二名未經審訊而被扣留最久的政治犯。
1972年3月18日，林福壽醫生系獄九年後，通過他的法律顧問T.T.Rajah在獄中簽署一份政治聲明,並由他的妻子Beatrice Chen醫生對外發表.雖然該聲明受到本地媒體的打壓,不過卻在新加坡以外的許多學生團體和人權組織流傳。
我們刊登該聲明稿，向林福壽醫生和其他政治扣留者對抗蠻橫的逮捕及扣留的勇氣和立場致敬，同時也把它作為文獻保存。
林福壽醫生於1972年3月18日發表的獄中聲明
1963年2月2日，我和其他百餘人被蠻橫地逮捕。許多人至今仍在獄中。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在不公義和蠻橫的情況下，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審訊而被扣留在監獄長達九年。在這漫長的九年系獄期間，我們經歷了各種迫害、掙扎、艱辛和困難。最近卻有了不尋常的發展。1972年1月13日，我被帶到位於羅敏申路的政治部的總部，在那裡跟我弟弟林福群（坤）一起被扣留了四十天。
兩名人民行動黨政權的高級政治部官員對我說，如果我願意發表一份公開的悔過聲明，我將獲得釋放。他們告訴我，自我被捕至今已經九年過去了，是了結我的案子的時候了。他們承認九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我告訴他們提醒我那是漫長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
我被移送到政治部總部的一個星期後，那兩名高級官員高聲向我宣讀釋放我的條件。他們要求我做兩件事，即
1. 我要做一份交代我過去的政治活動的口述聲明，亦即一份“安全聲明”。那只是給政治部做記錄用的，不會公開。
2. 我必需發表一份包含以下兩點內容的公開聲明：
a. 我準備放棄從政，未來將投身行醫；
b. 我必需表達對議會民主制度的支持。
現在我要回想和摘錄當時被扣留在政治部總部時與兩名政治部官員對話的要點。
政治部官員：你不必怪罪社陣或任何人。我們承認扣留你這麼久是不公義的。對一個人的生命來說，九年是一個很漫長的歲月，我們急着要了結你的案子。
林福壽醫生：如果我被無條件釋放，我的案子將可立即結案。當我被捕時，並沒有詢問我是否應該被捕。無條件釋放我，我的案子就了結了。
政治部官員：鈅匙就在你手上。那是給你開門用的。
林福壽醫生：說鈅匙在我手上是流氓的邏輯，顛倒黑白，將受害者劃為嫌犯，把嫌犯看作無辜。帶了四名辜加兵到我家來逮捕我。我並沒有要求逮捕我或不經審訊長期扣留我長達九年之久。
政治部官員：你必需要作出讓步，以便李光耀可以向公眾解釋為何你被扣留了這麼久。李光耀先生他也要面子。如果你無條件被釋放，他很沒面子。
林福壽醫生：我對李光耀的面子不感興趣。這不是自尊心的問題，而是原則。我的扣留是完全沒有公義可言的，我不會撥一根手指來幫李光耀證明那些不正當的事。照你的說法，難道是說我在這些漫長和受苦的歲月失去自由是為了給李光耀留面子的嗎？那麼人民行動黨政權宣稱的我對安全有所威脅，並因此不公義地扣留了我九年的事，就是一個騙局和表面的託辭罷了。
我對於為政治部做記錄所用的秘密口述聲明的立場
我不能也不會作出任何自我譴責自己過去政治活動的聲明。我過去的政治活動是完全合法和正確的。我所做的事和所說的話，都是從人民的利益和為國家服務出發的。即使是一名被告，他也不需要說任何一句讓自己獲罪或自我譴責的話，那麼未經審訊而被蠻橫地扣留長達九年的我，何以會被迫像個代理人一樣，背着群眾同政治部作成秘密交易？我斷然拒絕這種要求。更何況，我也沒有一丁點的義務向李光耀交代我過去的政治活動。
我對於要求我作出公開聲明的立場
原則上，我完全拒絕發表任何公開聲明作為釋放我的條件。這是一種公開悔過的形式。歷史會完整地還我清白。我是為了反對與“馬來西亞”合併而被捕的，因為我認為“馬來西亞”是一個由英國人贊助的新殖民主義產物，而“馬來西亞”的成立，不僅不能團結我們的人民和國家，反而會在人民之間造成嚴重的分裂和紛爭。我相信，馬來西亞的建立，對我們爭取國家團結的鬥爭目標來說，是倒退而不是前進了一步。
我沒有什麼可懺悔、可撤回或可革新的。如果有，就是我要更為堅定我的信念，更為肯定自己的觀點，以及更為加強我要全心全意為馬來亞人民服務的決心。我沒必要向李光耀作出任何讓步。換個位置想一想，反而是他必須向我公開懺悔。
我對於要求我必須放棄從政來交換釋放的立場
我認為這兩項要求都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如果政治是民主的話，何必要我放棄從政。把我關押了9年以上就為了要逼迫我放棄從政這一事實本身，足以證明並沒有議會民主這回事。參與政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有一個間接的建議要我離開新加坡去升學。我對人民行動黨政權的答覆是，如果我有需要在任何時候離開這個國家，那必須出於我個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因為受到人民行動黨政權的壓迫。
我對於要求我支持議會制度的立場
我認為支持人民行動黨政權所謂的議會制度將意味着給民眾一個虛假的印象，誤以為今天的新加坡存在着一個真正的議會民主制度。李思東同志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選中勝選，隨即被蠻橫地逮捕並不經審訊地扣留，這是一個不可否認和不可遺忘的事實。之後，他被褫奪公民權，至今仍像所謂“流放者”一樣，身穿囚衣被關押在女王鎮監獄。蠻橫地逮捕和長期扣留李思東同志一事證實了所謂議會民主不過是粗糙拙劣的冒牌貨。它不存在於新加坡。支持這樣一個假冒的議會制度就是徹底背叛人民。我不會在何種情況下背叛我國的人民。痛苦的犧牲加強了我堅毅的決心。
議會制度不僅僅是每五年投票一次的選舉活動。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在這五年間及其後的每一天裡，都享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社交的自由，結社的自由。我是在社陣還很積極參與議會制度期間被捕的。這個參與，讓殖民政府、李光耀和東姑阿都拉曼政權回報我超過九年的牢獄之災。這再一次充分地說明所謂的議會制度根本是假冒的。經過九年的扣留，我現在竟被要求支持他們所謂的議會制度以獲得釋放。我堅決拒絕支持假冒和虛幻的新加坡的民主。
我對於人民行動黨政權代理人要求我作出某些讓步以挽回李光耀面子的立場
既然歷史對我的立場和處境已有充分的平反，李光耀應該公開對外向我以及其他至今還被不公義地囚禁在監牢裡的政治扣留者悔過。一個公正和正確的讓我從長期且不公義的扣留中獲釋的基礎（這也適用於所有目前被不公義拘禁的政治扣留者）應該是：
a. 無條件和立即釋放我們，並且完全恢復我們應有的民主和人權。
b. 對於長期且不公義的囚禁，對我和其他所有拘留者支付適當的賠償。
c. 李光耀對我作出公開道歉。
我們願意並準備對上述列舉的後兩項條件作出讓步。我們並不相信傲慢如李光耀者會向我們作出道歉或賠償。
對於第一項條件，即無條件和立即釋放我們，並且完全恢復我們應有的所有民主和人權的要求，我們必需堅決表示：我們絕不會讓步，痛苦的犧牲加強了我們堅毅的決心。
（引自《“華惹”時代風雲——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一書第九章）
附錄三：《我所認識的謝太寶》及其在法庭上的陳詞
作者：艾洙焦 日期：15-11-2000 來源：http://www.nandazhan.com/huiyi02.htm
（根據網頁資料，謝太寶自1966年10月28日被捕，關了22年半後，流放在聖陶沙島3年半。此後又限制居留6年，直到1998年11月，總共失去了32年的人身自由。）
我認識謝太寶的時候，他是物理系助教。身材高瘦，戴着一副眼鏡，講話慢條斯理，一看就是個典型的南大書生。上實驗課時，他先給各組學生講解作業大要。如此照顧學生的助教，很是難能可貴。
記不起他當了多久的助教，也不知過了多久，從報章新聞中得悉他成了社陣黨員。理科學者走入政治，並不多見。在報章上，沒看到謝太寶有什麼言論。再讀到謝太寶的消息，他已經因政治被捕了。謝太寶被捕，一關就是二十多年。一個人的寶貴青壯年華，就在監牢裡渡過。
近幾年來，報章斷續報導，謝太寶逐漸被釋放。沒有證明什麼罪過，也沒有表示道歉。想來過去英殖民地早已有此慣例，獨立國家也不能落後。
曾經見過英語網頁對謝太寶事件的評述，大抵介紹有關經過，講明了事實。華文報章的一篇評論，用他多年鐵牢的歲月，比喻別人不識時務。不論譬喻是否貼切，借人不幸遭遇，點綴新聞評論，未免有失天良。還是陸庭諭有心，在他的文章里，為謝太寶說了公正話。
社陣的激進人物，似乎沒有謝太寶這種遭遇。假如謝太寶不是南大生，或者不會被關這麼久。假如謝太寶也發表悔過聲明，相信早已不是政治犯。二十多年的監禁，想是書生骨氣，堅持不說謊話的結果。
為了南洋大學，陳六使喪失了公民權。做個南大生，政治上的刑罰，奪去了生命的煥發年代。南洋大學的一切，犧牲十分浩大。南洋大學的年代，不少有為的兒女，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引自“新加坡文獻館”)
謝太寶在法庭上的陳詞
新加坡方面則有社陣及人民黨組成「援越抗美委員會」，於(1966年)7月3日發動千人反美示威。這場示威遭受約五百人的鎮暴隊鎮壓，41人當場被捕，其中包括國會議員謝太寶。他們都被控上法庭，並於10月12日審結，20人罪名成立，謝太寶被罰500元，其餘被罰100元，但是，他們都不繳罰金，寧可坐牢。謝太寶在庭上發表的陳詞大義凜然。其陳詞如次：
謝太寶痛斥東姑和李光耀勾結美帝國主義者的可恥罪行
“法官大人，我們並未犯罪，當你在審訊此案的時候，你一定會關注到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民主已經死亡! 你也會關注到東姑和李光耀政權勾結美帝國主義者的可恥罪行。同時你也一定會因為法律被反動政權濫用來壓迫人民而感到痛心!
“法官大人，7月3日的援越抗美遊行是全世界人民所舉行的一項行動，但是，警方當局卻在反動政權的指示下，無禮地拒絕發出准字，像這樣一項全世界都在舉行的示威遊行，為什麼在這裡的反動政權如李光耀和東姑，卻拒絕我們遊行呢? 這正證明了反動政權害怕人民，害怕民主!
“在反動政權的統治下，人民會隨時被逮捕和監禁。反動政權可以濫用人民的血汗錢，通過國家的宣傳機構來宣傳他們的荒謬的言論，而人民卻沒有結社、集會、出版、言論的基本自由權。但是，法官大人，反動政權儘管可以採取比法西斯希特勒更壞的手段來壓迫人民，他們的下場卻不會比希特勒好。
“法官大人，美帝國主義者離本土一萬多英里而到越南進行侵略，狂轟濫炸越南的領土，施放毒氣，屠殺生靈，全世界人民，從大哲學家羅素到普通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者所干的滔天罪行!正是在正義的驅使下，我們參與了7月3日的援越抗美遊行。我們的這項行動，獲得所有正義的反帝的人民所讚揚，但是，自稱為不結盟的李光耀政權卻動用軍警和武力，來鎮壓這場正義的遊行。
“法官大人，難道為了正義和反帝而進行遊行就是非法?而為帝國主義者效勞和用暴力鎮壓人民的李光耀政權就是合法的? 我們並沒有犯罪，犯罪的是那些協助美帝國主義者屠殺越南人民的人以及把馬來亞出賣給美帝的東姑和李光耀政權。人民將會給予他們最嚴正的裁決。”
(引自《馬來亞勞工黨鬥爭史》（1952－1972）)
謝太寶跟《新聞周刊》的講話
謝太寶被釋放後不久，接受《新聞周刊》雜誌的訪問，他被問及在漫長的扣留歲月里什麼是他經歷的最可怕的經驗。他回答說：“當我被單獨監禁的時候，單獨關在黑房裡，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內外,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聽不見……。為了嚇唬我，政治部人員說人被關在那樣的環境下，幾天就會變瘋了的……。一天晚上，我聽到有人大力踢我的牢房門。我想，那個人的的確確是瘋了。”
謝太寶熬過在黑房單獨監禁的苦難日子。他說，他對着自己說話，以免喪失腦力及確保自己清醒應該對自己做些什麼。謝太寶甚至將自己當時的苦難跟外頭更為不幸的人士，如殘障和盲眼者相比。他們的生活難道不是比他還苦嗎？謝太寶就是用這種方法來保持自己頭腦的清醒和他那堅強的鬥志。
當被問及他被監禁那麼久的原因時，謝太寶回答說審問他的調查官對他說過，他只有在簽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員起草的自白書後才能獲得釋放。“他們要我承認我是滲透進入社會主義陣線的馬來亞共產黨黨員……。我從來就不是什麼共產黨員。所以我拒絕簽署。”他解釋說。
謝太寶對於自己拒簽那份自白而造成不能獲釋而繼續被扣留那麼久一點也不後悔。“我為什麼要後悔呢？政府要強迫我簽署假聲明……。我絕不會這樣做的。這違反我的良知。我自己將不能心安理得地過活。”謝太寶鄭重地拒絕政治部要他投降的條件。那麼明確的答案，反映出他在扣留期間直到釋放所堅持的立場。
（引自賽-哈利回憶錄II：《萬千夢魘》一書第十章）
謝太寶生平
謝太寶，1941年出生於新加坡。16歲那年，即1957年，畢業於新加坡華僑中學第16屆高三班。
1961年，20歲那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獲南大第三屆物理系理學士學位；在學期間，曾先後擔任南大學生會第二、第三和第四屆副主席，並曾於1961年參加南大馬來語演講比賽，榮獲冠軍。
大學畢業後，曾擔任中學教師和南大物理系助教。1963年他曾作為社會主義陣線裕廊選區候選人，參加當年的新加坡大選，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一直到1966年10月29日被李光耀政權以莫須有罪名不經審訊就把他拘留時止。這一年，他只有25歲。
1985年被無理囚禁了19年後，此時他已是44歲的人了，李光耀政權才指控他為馬共黨員。儘管李光耀政權使盡九牛二虎之力，如何百般威逼利誘和折磨迫害，要他承認和發表悔過書，都沒能使他屈服。
1989年，時間又過了四載，此時的他，年已48歲，李光耀政權才假惺惺地把他從樟宜監獄“釋放”的同時，把他放逐到聖陶沙島軟禁，並要他自理一切生活住宿費用。真是荒唐可惡到了極點！
1998年，時間又過了快9年，李光耀政權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才宣布解除對他的一切限制令，讓他重獲“言論和行動自由”。這時，謝太寶已是年過半百接近六旬而且是瘦骨嶙峋的“老頭兒”。
李光耀政權從他25歲時起，就不經審訊把他關押了長達32年之久，剝奪了這位年輕人整整三十二個年頭寶貴的青春歲月和人生自由，這個記錄打破了南非名人曼德拉被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囚禁二十五年的記錄，也打破了英殖民地主子關押政治犯時間之長的歷史記錄。
李光耀原以為用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刀子，能夠壓服所有與他政見不同人士的意志和抗爭，但是事實證明，李光耀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時間和磨難，並沒有使謝太寶低下他那高昂的頭。他在被解除一切限制令之後，立即發表文告，譴責和反對李光耀實施的不公正的政策和制度，並要求廢除內部安全法令。
事實上，他在被關押的32年時間裡，鬥志不但沒有被壓垮，而且一直努力刻苦學習，他的馬來文、英文水平都有很大提高。1997年11月，年已56歲的他，還接受德國政府獎學金到漢堡進修德文、經濟和政治學。進入新世紀的2000年，59歲的他，獲荷蘭海牙社會研究所發展經濟學碩士學位；2006年，年屆65歲的他，再接再厲，獲荷蘭海牙社會研究所哲學博士學位。所以，如今在荷蘭一間大學工作的謝太寶，不僅精通華文、英文、馬來文，也掌握了德文、荷文，共五種語言。
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
轉植或者是原生？發展中國家的外來投資與工業升級：印尼的個案研究
附錄 四： 戰友林清祥與何標
這一章，我特別要講述另外兩位在監牢裡飽受李光耀政權施予各項酷刑的戰友。他們是林清祥和何標。
林清祥如何被毀滅？
好幾年前，我、陳仁貴和傅樹楷聊起林清祥和何標兩人所遭遇的厄運。我自己不曾跟林清祥扣留在一起，雖然彼此都是在1963年2月2日的同一行動下被捕的。在被單獨監禁了好一段時日後，被調到樟宜監獄，我去“E座監房”（E Hall），林清祥去“RB座”（Block RB）。我們三個人當中，陳仁貴曾經跟林清祥一起關在RB座。
雖然被隔絕，我依然不斷聽到各種關於林清祥的消息，或從牢友口中，或是來自監獄以外的消息來源。那各種各樣的消息當然都不是正式的，都沒有確實的證據，有些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一些是誇大的。可是，其真實性的根據還是有的。
有一點是公眾已經確實知道的，因為它在報章刊登過。那就是李光耀獻議立即釋放林清祥，只要後者離開新加坡，移居到印尼去。清祥一口拒絕了，因為他看穿了其明顯的骯髒用意。李光耀要把林清祥趕出新加坡，進而消滅他的首要政敵。清祥的立場嚴重威脅到李光耀的地位，因為，就算是在監獄裡，他依然是反殖和反人民行動黨鬥爭的象徵。而李光耀很清楚知道，在跟領導社會主義陣線的林清祥爭取支持方面，他必然會在競爭中敗陣。清祥已經成了人民行動黨的肉中刺。它要保持安全的話，就必須把刺拔掉，管它是用什麼手段。
就在這個時候，報章報道說林清祥突然無緣無故地患上憂鬱症和長時期的高血壓。就像平常那樣，監獄醫生配藥給他控制血壓。可是，清祥的情況不但沒好轉，反而加重了。傳聞說，他的舉止也跟着變了，經常憂鬱和自我孤立。這種舉止很不尋常，以致造成“R B座”的牢友感到可疑。藥繼續配給，可是清祥的憂鬱症毫無減輕。最後，清祥被調去中央醫院，據說他在那兒企圖自殺。於是，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說法，包括一些竊竊私語，指責當權者必須對發生在林清祥身上的一切負起全責。
在各種各樣的傳聞中，最叫人可疑的故事是關於樟宜監獄的一位精神科醫生給林清祥配治精神病的藥，以治療他的憂鬱症。傳聞指是這個藥的效應最終造成林清祥在中央醫院時企圖自殺。更引人入勝的是，據說那位監獄精神科醫生本身後來也自殺身亡了。其最後結果就如蕭天壽（Francis Seow）在他的著作To Catch A Tartar——A Dissident in Lee Kuan Yew’s Prison在談到林清祥的不幸命運時所說的：“無論如何，關於這一件事的最後一句話還沒寫出來。”
林清祥獲釋時的狀況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林清祥在自殺不成之後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況。據一些人的說法，他的精神和肉體都被摧殘，精神受到巨大的傷害。事實是，就是在那樣的健康狀況下，林清祥在1969年獲得釋放。那還是在他以一封寄給社陣主席李紹祖的書信，宣布因為自己對鬥爭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壇之後。
只有思路混淆和認識糊塗的傢伙才會被李光耀政權的政治部花招所矇騙，相信那是林清祥是在意識清醒下自願寫下的“文告”。可是，我自己卻深信，林清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在精神和肉體狀況都紊亂情況下，被誘導那麼寫的。
過後，又聽到說林清祥突然在一位精神醫生和一位政治部高層人員陪同下，偷偷在1969年7月尾離開新加坡，飛去倫敦。
我也百分之百相信，這一出摧毀林清祥的陰謀戲曲，是一出極有歷史意義，很別致和經過細心策劃安排的政治大戲，由諸殖民主義爪牙所導演，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結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領導。現在我們已經清楚知道，早在冷藏行動之前，英殖民者早已經認定，林清祥這位領袖，必須摧毀掉他的領導和威信。這意味着，為了挽救李光耀這位英帝寵兒的政治前途，必須把林清祥給消滅。這一點，可以參閱八打靈INSAN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的《林清祥與他的時代》英文版（Comet In Our Sky)一書中，裡頭收集了狄姆-哈柏（T.N.Harper）、陳仁貴、拉惹古瑪和格列-普爾格林因（Greg Poulgrain）關於林清祥的文章。
長空的一顆明星
1979年，在倫敦渡過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之後，林清祥和妻子攜兩個兒子回到祖國。正好就在這一年，我被釋放，從住了6年的樟宜監獄和1年放逐到烏敏島，回到新加坡本島。我們於是重續自1963年2月2日以來就斷絕了的聯繫。林清祥的健康還沒有完全恢復，但他的思路已經恢復敏捷了。在短短的一、兩年內，我們經常會面，跟其他幾位朋友，尤其是馬哈迪哇和陳仁貴，一起聊關於昔日和今日的種種。
林清祥要見到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和繁榮國家誕生的理想，在他的精神上還是很鮮明的，那還是他的願望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我們經常進行的討論中，曾經討論重新發動像實現林清祥，也就是我們的政治理想的運動的可能性，雖然我們都認識到，現在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和氣候，跟冷藏行動之前的鬥爭時代是天淵之別。
林清祥已經不在了。他在1996年2月5日去世。可是，他依然活在人們的記憶中。就如國家文學家烏斯曼-阿旺所描繪那樣，林清祥的湧現在“歷史的天空”，就有如“時代長空的一顆閃亮明星”。
何標忍受折磨
除了清祥，何標的事跡也叫人激動不平。何標是一位工人領袖，受中、英文教育。他跟我一樣，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被捕，可是，我們從不曾被關在一起。在中央頂層扣留中心（TFC,Top Floor Central）被單獨監禁幾個月後，何標被送到樟宜監獄的“BB座”。那兒已經有約十位扣留者，包括林清祥、陳仁貴和莫水生，而我則是調到樟宜監獄的“E座監房”。
像其他政扣者那樣，何標未曾在公開法庭審訊，可是卻在監牢裡關了13年，從一個監獄調到另一個監獄。何標也像我一樣，被國際特殊機構和《倫敦泰晤士報》選為良知牢民。在政扣者當中，何標以其堅定不移的立場而聞名。在監獄生涯中，他從不向監獄當局妥協或投降，更遑論那些“阿保仔”（即政治部人員）了。“紅蘿蔔”這個誘餌，對象肯定不會是何標！
因此，何標就受到大棒子的無情對待，他們不准他睡覺和休息，以致他昏了過去。他們一連七日七夜毆打他。國際特赦機構，在其關於1960年代新加坡政扣者的報告中，詳細地揭露了何標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何標現在定居英國。
雖然我從未曾跟何標關在一起，卻也從陳仁貴和傅樹楷口中聽到關於何標的相同故事，那是在不久以前，我們一起在檳城渡假。樹楷曾經跟何標、謝太寶、曾福華和雲昌定一起關在明月灣扣留中心，那是他在1976年第二度被逮捕和扣留時。陳仁貴則曾經在1963年至1964年間，跟何標和林清祥一起關在樟宜監獄的“RB座”。
（引自賽-扎哈利回憶錄II：《萬千夢魘》一書第十二章）
附錄 五：曾福華烈士的一封遺書
1978年3月初，曾福華同志被發現患了肝癌，並已進入危險期。這個不幸的消息一傳開，獄中同志都十分悲憤，並紛紛向他表示親切的慰問。曾福華同志對戰友們的關懷和愛護表示感激，寫了一封充滿革命豪情的覆信。信中流露了他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的深厚感情和無限忠誠，同時也表現了他的高貴革命品質和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同志們讀了這封信，無不流下眼淚，心情無比激動，無比沉痛。大家都從中受到巨大的鼓舞。這封遺書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們：
我患了癌症，這對內部治安局會有些麻煩，他們不願意看到我死在牢內，又捨不得放掉我。對他們最有利的辦法是：我同意出國。我估計他們會着重在出國的問題上，向我及家人展開進攻。
我的主意已定：第一，堅決反對有條件釋放；第二，堅決反對出國；第三，為了堅持無條件釋放的立場，寧可失去較好的治療機會。
我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我必須首先從政治上來考慮個人疾病問題。
不管敵人會耍出什麼花招，在同志的全力支援下，我有充分信心粉碎敵人的思想進攻。
這裡的同志對我的關懷無微不至，什麼事都不讓我做，所有最好的東西都要我吃，而且細心了解我家庭今後可能發生什麼困難。
你們的關懷和鼓勵，使我心情無比激動，眼淚不停地流，幾次哭出聲來。同志們都渴望我的病能治癒，至少也多活幾年，以便為革命做一點事。我也希望至少多活幾年，以彌補過去工作的不足。但是我所面對的是少有治癒機會的癌症，我只好面對現實，準備迎接死神的到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早在被捕前，我就不止一次地考慮過死的問題。被捕初期，甚至在比較平靜的明月彎拘留營期間，我都考慮過為革命而死的問題。死，沒有使我感到恐懼。所以當我知道自己患上癌症時，心情平靜，坦然處之。我所從事的事業，是革命事業，不論是壯烈地死去或平凡地死去，不論在戰鬥中死去或因病死去，都是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無憾。同志們不必擔憂我會煩惱，絕無此事。
我對家屬無牽掛，家庭經濟不會有問題。紅棗（按：曾福華同志的妻子）有了十多年的磨練，深信經得起打擊。孩子們早已習慣於不同爸爸生活在一起，而且都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長着，我希望紅棗能把他們培養成為有革命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
最後，謝謝你們的關懷和鼓勵，感謝你們的革命支持！致革命敬禮！
曾福華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夜
附錄 六：《楊貴誼回憶錄》導讀
作者：符懋濂 http://www.sgwritings.com
還歷史以真實
在南大念書時，楊貴誼老師是我所尊敬的馬來文老師，而且我們穿過大致相同的時光隧道，經歷相似的風風雨雨，所以讀了他的回憶錄覺得特別親切、特別感人。
《楊貴誼回憶錄》長達六百餘頁，圖文並茂，雖屬於個人奮鬥史，但內容豐富精彩，涉及歷史的方方面面，可讀性極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困苦，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無道，英國殖民主義者及其同路人的蠻橫無理，乃至南大與華文教育的備受摧殘，都活生生地再現於讀者眼前，足以勾起年長讀者們的歷史記憶！《回憶錄》不同於一般小說故事，它寫的都是真人真事，應納入歷史範疇，蘊含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教育意義，是從事歷史研究者或國民教育工作者必讀之書。
作為個人奮鬥史，《回憶錄》始終讓事實說話（因為事實勝於雄辯），充分地展現了作者不平凡的人生歷程，尤其是他百折不撓的心路歷程。一個生長於笨珍橡膠園的少年，品學兼優，從小立志當教師，所以小學畢業後就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上中學。不料在念高一那年，莫名其妙的從華中宿舍“被黑色警車載走”，“關進毆南監獄”約三個月。從此他“開始覺悟”，“視野開闊起來了”。《回憶錄》毫無隱諱地說，“經過這次的無辜被捕，再通過牢房裡的具體學習和討論，我學到了許多我從未聽過或接觸過的知識，包括認清了殖民統治者的欺騙伎倆，以及為什麼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必須奮起鬥爭。”“所以真正激發我起來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不是別人，而是英國殖民統治者本身”。的確如此，在中外古今的歷史上，有壓迫就有反抗，統治者自掘墳墓之實例屢見不鮮，早已成為歷史之常規。
三個月後，儘管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證據，這位年輕學子並非獲得無罪釋放，重返校園，而是“被送回老家去”，繼續遭受無理的關押、軟禁與刁難、凌辱。在軟禁期間，他只好捧咖啡、當學徒，同時苦學馬來文和英文，直到意外地受聘為小學教師，生活才有了一線轉機。當教師既是他的“童年夢想”，教學自然滿腔熱誠，但由於莫須有的“政治”原因，不到一年夢想就被人捅破了。對於基本人權（求學權、就業權）被無理剝奪，回憶錄作者至今還憤憤不平：“當年我一邊專心致力地搞教學工作，一邊以自修方式攻讀馬來文，為的是希望從教育和文化崗位做出一點貢獻。這本是我的基本權利，也是我奉獻社會的一片誠心。可笑的是，統治者僅僅派出兩個受僱傭的爪牙，沒有根據任何文件，即使是一封最簡單的通知書也沒有，就任意停止了我的教職。”這就是為什麼楊老師一再表示“要吶喊”、“要控訴“，“要控訴殖民主義者的霸道和殘酷”。毫無疑問，這並不是個別的、孤立的個案，而是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歷史案件，因為在殖民地時代，遭受解僱、拘禁、虐待、驅逐、流放等政治迫害案件層出不窮，不計其數！即使在獨立建國之後，還有不少愛國的有志之士遭受同樣殘酷無情的政治迫害。因此，任何研究新馬現代史的學者，都必須正視這一歷史事實，秉筆直書，還歷史以真實，否則就不配談論、撰寫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這僅僅是政治迫害的開端。然而，接二連三的刁難、威脅、打擊，不但沒有使作者畏縮、消沉、屈服，反而激發他的高昂鬥志，使他更加刻苦學習、努力奮鬥，終於成為著名的馬來語文專家。單以在逆境中自學成材這點而言，就足以作為新馬年輕一代的楷模。編修馬來文詞典，固然是作者最重要的社會貢獻，而代表南大同學出席萬隆亞非學生會議，以專家身份多次參加馬來語文大會，大力促進華馬兩大民族文化交流，到雅加達“浸濡在印尼語世界”里，在母校南大擔任馬來文講師，在馬來西亞幾度榮獲文化獎，乃至受聘為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等等，無一不是值得作者津津樂道的社會活動與文化成就。
《回憶錄》作者對搞政治始終不感興趣，但對政治的本質卻有自己的看法，並憑着個人生活經驗作了如下的詮釋：“事實上，政治是平凡不過的東西，它存在每個人的生活或每個社會裡。人類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含有政治成份。雖然你想遠離政治，但你必須記住，玩弄政治的人隨時隨地還是會把政治色彩塗抹在你的身上”，使政治變成了“當權者利用來掩飾其真正企圖的手段或工具”。
在新馬獨立運動史上，誰才是真正的勇士或愛國主義者？誰才是“爭取國家獨立的功臣”？對於這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問題，作者的判斷與答案十分明確。如他在《回憶錄》反問道：“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殖民地統治者殘暴地加諸反對殖民統治者的罪名，獨立國家還要用它來作為對付自己國民的憑據？那些被殖民地政府對付的人，不正是爭取國家獨立的功臣嗎？”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情況並沒有改變，這些有志之士不但不被視為獨立功臣，反而繼續被人抹黑、侮辱，還繼續被貼上“極端份子”、“顛覆份子”、“反國家份子”等等標籤。為什麼如此？讀者不難自己找到正確的答案。
和絕大部分的南大同學一樣，作者十分熱愛南大。《回憶錄》不僅再現了南大落成典禮之日的壯觀、動人畫面，而且至今念念不忘南大的恩惠：“南大給我帶來幸福。有了南大，我才有機會追回在教育上失去的歲月，享受完善的大學教育。”《回憶錄》三言兩語就流露了作者飲水思源的感恩之情。熱愛南大越深沉，對南大不幸遭遇自然就越“感到悲痛與憤慨”，所以作者滿懷激情地追述：“南大從籌備、創立到停辦，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種種污衊與干擾。污衊與干擾使用的手段既殘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惡的是白里斯葛報告書。那是有關方面雇用來攻擊東南亞華人社會創辦的唯一高等教育機構（大學）。不遲不早，他們把報告書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當南大辛苦栽培出來的第一批學生即將畢業的時候發表。報告書中極力貶低南大的學術地位，後來的兩份報告書也一樣。一是魏雅齡領導的1960年《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二是最具殺傷力、由王賡武領導的1965年《南大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
“華文沙文主義”既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關閉南大而捏造的咒語，也是用來對付維護華文教育人士的緊箍咒，所以《回憶錄》援引了大量史實進行批駁、反擊。如所周知，南大雖然是一所華文大學，但自始至終都施行真正的雙語教育：除了文學院開設現代語言文學系（以英國語言文學為主，兼開設馬來文、日文、德文和法文班級，供各院系學生選修，以馬來文班最受歡迎），而理學院與商學院大致都是採用英文教材、華語講解（改制前）。另一方面，為了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相互了解，南大學生會不斷加強與馬來文化界的聯繫，而作為南大學生會喉舌的《大學論壇》，則有三種版本，即除了華文版本，還有英文的University Tribune、馬來文的Mimbar Universiti。事實上，殖民地統治者才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義者――即英文沙文主義者，他們對於華人學習馬來文，對於華馬兩大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感到惶恐不安，因與其長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相牴觸。《回憶錄》這樣追述道：“南大學生與馬來文化界人士的聯繫，大大地加強了華馬兩族之間的友好關係。但殖民地統治者對我們的工作卻採取另一種眼光來看待，污衊說那是‘顛覆活動’，暗中監視我們。我們並沒有因此而畏縮，繼續進行我們認為應該推動的民族文化大業”。“我們所作所為，有清楚的文字記錄，保留在至今仍可查閱的出版物上”。
正因為南大這種多元化的教育方針，致使絕大部分南大畢業生通曉雙語，還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三語，楊老師即其中之一。像南大這樣的大學如果被指為“華文沙文主義的溫床”，試問其作法和秦代權臣趙高指鹿為馬有何區別？而將楊老師這樣的南大畢業生視為“華文沙文主義者”，豈不同樣荒天下之大唐？因為熱愛華文與華文教育的楊老師，從小就努力學習馬來文，早年曾擔任多種馬來文期刊編者，翻譯十多部馬來文著作，後期更積極和馬來文化界人士交往，繼續推動華馬兩族的文化交流，而受到兩族文化界的高度讚賞。
在某種意義上說，《回憶錄》告訴我們，歷史事實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是不容捏造、不容篡改、不容歪曲的，也不容按照當權者的需要或意旨而作片面的記載與論說。《回憶錄》顯然為正直的歷史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對他們還歷史以真實的確很有幫助。
楊老師雖已年逾古稀，但記憶力好得驚人，所以《回憶錄》出現許多生動的細節描述，其中一些還帶有文學色調，使讀者不會感到枯燥乏味。同時，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回憶錄》字裡行間始終洋溢着激情，一種當今年輕人所欠缺的激情，顯示了作者心態長青不老。例如他撰寫回憶錄時，還哼唱起自己心愛的老歌――《畢業歌》與《古怪歌》。前者以“同學們，大家起來”為開頭，而以“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為結束。這是一首當時流行於新馬的中國抗戰歌曲。聽了這樣雄壯激昂的時代曲，讀者們不但可以把握住時代的脈搏，而且還可以感覺到作者年青的心，當時已隨了時代的脈搏而不停地跳動着！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給予《回憶錄》（馬來文版）很高的評價，他說：“Ini adalah satu buku yang patut dibaca oleh semua rakyat Malaysia，terutama orang Melayu。”（這是全體馬來西亞人，尤其是馬來人都應該讀的一本書，見《回憶錄》附函）我個人認為，《回憶錄》對馬來西亞人既然如此有價值，對新加坡人何嘗不然？因此，我想在馬哈迪評語之末，再補充一句話：其實，新加坡人也都應該讀一讀這本回憶錄，如果他們想要了解一些歷史真相！
分類題材: 人物_biogphy , 南洋華社_nychinese
《新加坡文獻館》
編 後 話
以上資料，除了傅樹介醫生的兩篇講話以及引自其新書《“華惹”時代風雲——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從互聯網上信手拈來的有關李光耀政權上台後短短五十年間，對被他所妖魔化的共產黨人、左派人士、“華文沙文主義者”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見者所進行的殘酷迫害的記錄。
細心的讀者，只要扳着手指頭算一算，不經審訊就被李光耀無限期拘留的上述人士，他們被監禁的時間加起來，是以世紀為單位計算的：謝太寶32年，林福壽醫生20年，賽-扎哈利17年，傅樹介醫生17年，林清祥幾次入獄最後被李光耀迫害到得了憂鬱症企圖自殺，何標13年，曾福華7年，再加上其他數不勝數名不見經傳的反殖愛國人士被無限期監禁的時間，真是多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這些政治拘留者在李光耀的大牢裡，在受盡種種非人的折磨、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的同時，還要以驚人的毅力和意志去克服永無了期的鐵窗歲月帶來的難於想象的精神痛苦和煎熬。說這種迫害是中外古今史無前例的世紀大冤獄，一點都不過分。一如曾被李光耀收買過去一度當了新加坡總統的蒂凡那後來反戈一擊時說的：
“作為一個前拘留犯，在英殖民地時代，我以反殖自由鬥士的身份被投入獄兩次總共過了5年的牢獄生涯。但我從未像蕭添壽那樣，在號稱民主、獨立的新加坡政府的牢獄所遭遇可怕和喪失人性的待遇。實際上，我和我的牢房同伴，很幸運地擁有一個集智慧和敢怒敢言於一身的律師，叫做李光耀，他可以見證我們是住得如何舒服。他在完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探訪我們，還可以無所不談，包括制定策略，如何把拘捕我們的殖民者政權推翻。……
“我的思緒回到50年代被英殖民者逮捕的時候。我早說過，作為政治犯，我在英國佬手中的經驗和蕭添壽是完全不可相比。由此，我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殖民地的特別部門比李光耀的內安局還要仁慈。我們為政治自由和獨立的革命鬥爭，並沒有如預期的建造一個尊重人權的社會，而是靜悄悄地蛻變成一個野蠻社會。……
“李先生當然記得這些。他比英國人對待政治犯——如我和我的革命同志——更無理性、更殘忍，實在稱不上自由人權的進步。當年，我們公開宣示要用暴力推翻英殖民地政權，可是蕭添壽和他的同路人並沒有違憲推翻現政府的意圖，即使他們打算這麼做，李和他的政府也比‘不誠實的英殖民者’（當年我們喜歡這樣稱呼他們）在人權問題上犯下嚴重罪行。”
這就是曾經是李光耀的親密戰友和倒霉的新加坡總統蒂凡那對李光耀的最後評語。這一席話，實際上也是對極力吹捧李光耀政權治理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如何輝煌成就，以及新加坡是一個法治社會、從來沒有一個新加坡人遭到李光耀政權無理迫害的那些信奉儒教的學者們的一個有力回擊！
（最後完稿於2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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