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阶层的流氓化现象

星期一 八月 27, 2007 7:57 am

鄙文贴出以来，受到五柳村编者按：看到精英阶层的流氓化是对的，但是否“与普通老百姓即所谓的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则未必。“事实上恐怕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2007年8月31日。五柳村编者的言论不仅是对中国民众的侮辱，更是对中西文化中关于领导力和治理理论的蔑视。本人对五柳村编者评论“事实上恐怕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绝不敢苟同。魏武：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美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则说“你身为一个领袖，对于你部下所犯的错误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子的民众，文革十年动乱期间为此做了铁的明证。

内容提要：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提出一个结论：中国(主要指大陆，以下同)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本文指出，造成中国社会流氓化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上层建筑的腐败与有政客背景的产业流氓、文化流氓的结合因素。引用郎咸平的话：“始料未及的是腐败的商人跟腐败的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等到节目被关我才发现，原来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打掩护，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这样形成铁三角，共同操纵媒体。








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提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那么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么? 他所提出的精英又是什么概念呢?

关于“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立基点在哪里?如果优先界定说“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那么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必须用“流氓化的政治”来治理？如果不是，那么提出这个论点的立基点又在哪里? 反过来说，如果他所谓的“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的论点成立，那么在这个“流氓化的社会”中出现的“精英”，是否可以表达为“流氓化社会中的精英”，或者“流氓中的精英”，更或者“流氓精英”?

从正方面看，他所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乍一分析，似乎很有道理，更详细的定义一下，叫做“流氓文化法制化社会” ，有文化么?有，怎么能说没有啊?五千年哪，好家伙！有法律么？有，解放以来直到现在是甚嚣尘上日甚一日的条分缕析、明白清楚的很！可惜的很啊，前边加了个定语“流氓”，后边又来个状语“化”，把中间两个“文化”、“法制”就涂抹成大花脸啦！这样我们得出两个结论来“流氓文化”、“流氓法制”，文化流氓化、法制流氓化，有法不依法，法出不执行，所谓政出私门，大爷就是法，不需要一一举例吧？远的不说了，近的郭沫若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流氓”，至于法制流氓，太多到没有办法罗列。


但是即使这样，把民众归结为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流氓化的社会”，其意思似乎是民众耳濡目染、近墨者黑，在流氓化社会大家都成了流氓，这个提法有失公允，中国的流氓化社会与普通老百姓即所谓的民众没有任何关系，与所谓的“精英”有很大的关系，上行下效，这社会就流氓化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流氓化现象，引导着社会的流氓化进程。

首先解读流氓，说道这个，想请朱教授在发言前读读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流氓的历史》。

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对“流氓”一词作如下解释：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126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引自《流氓的历史》该书）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引自《流氓的历史》该书）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书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 （引自《流氓的历史》该书）

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马、恩对“流氓无产阶级”品质的揭示带有其深刻的阶级特性，并更多地着力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特点，有其独到之处。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基本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解释的依据。（引自《流氓的历史》该书）


朱教授想必读过以上马列著作，把社会低层和底层的无产者称谓“流氓无产阶级”，那么，中国社会的确是一个“流氓化社会”，因为在低层和底层的民众太多了。但是关键是“流氓”而无业，并且能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这些结合在一起，没有个靠山，在中国社会很难想象。就像当是时也。西门庆没有家资交接权贵蔡京等上上下下从中央到地方大官小吏作靠山，根本就流氓不起来。


所以，老百姓流氓不起来，没有资本耍流氓，没有资格耍流氓，更没有阅历耍流氓；而朱大可教授似乎想说的是流氓社会“大家都是流氓”、只有“社会精英”不是流氓，那些构成“社会精英”的人物似乎不是流氓，当然自己更不是流氓，言外之意似要把自己列入“文化精英”。


朱教授又说：“中国精英的人格独立表现不充分，发育也不充分。无论是政治精英、财经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有很明显的依附性人格”，既然列名自己为“文化精英”，则明显的在逻辑上肯定了自己的依附性人格。

那么，依附性人格与流氓之间有逻辑可寻么？有！历史上的大流氓、大恶棍、文贼文痞无不依附于主子而成其流氓性质的“精英”事业。郭沫若依附于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位大主子而成其政客文痞的“文化精英”事业，科学院的何大家依附于亲家中堂而成其“学术精英”，西门大官人依附于老贼蔡京而成其“经济精英”，周正毅依附于某要人成其“财富精英”，陈良宇依附于哪位大官人成其“政治精英”则不得而知。


按照推理，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流氓化的社会”，而且又有依附性人格，那不是流氓的帮凶也是流氓的同志，而中国的“精英系列”就象中国的“中国制造”品牌一样被制造出来，不仅仅被世界各国挂出黄牌警告，甚至直到说“不”！


摘录朱大可教授的观点，并总结一下他的论点。



■关于目前中国精英的依附性人格

朱大可:中国精英的人格独立表现不充分，发育也不充分。无论是政治精英、财经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有很明显的依附性人格，它之所以会被网民所批评或误解，这是一个大前提，不然，民意不至于此。

南柯舟：首先是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某要人的亲家，其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一位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经济学家。在二位身上，表现最明显。朱教授所谓的精英，就是上文提到的“政治精英”、“财经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那么，先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情况，上海派兄弟俩在浦东黄金地段一分钱不花的圈地发财，陈良宇，这位在没有下台前，算是精英吧，看看他一路怎么走上来的。最近又爆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600亿欧元是由于某前国家领导人的关系而顺利拿到了订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理查德-霍斯曼在上海对记者表示，公司内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商业行为」，有多少商业交易是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交易行为”，不得而知。在中国，所有的经济精英都是政治的孪生子，有例外么？没有或者很少。


■一派胡言:互联网络是社会大动乱的前兆

朱大可:互联网是一个"无名氏"的地盘，会加剧这种非理性、极端的话语暴力倾向。好像非骂不足以快意恩仇。不夸张地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立通常是社会大动乱的前兆。

南柯舟：朱大可教授提出，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的社会是大动乱的前兆，并把他归咎于互联网络。互联网最早发端于美国，在很多州有法律许可持枪的情况下，也没见的有什么动乱，何以见得互联网到了中国就成了怪兽?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不是互联网的原因，有深层次的复杂社会因素。国家统计局如果不改变固有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那么它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化”造假局。它发布的数据引发了国际上的和来自国内民众的普遍疑惑，很多网友认为，采用平均数进行统计，不代表中国民众的生存现状。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来自于社会公正，包括法律、经济、民生，而不是来自于互联网！古人云，不平则鸣！社会大动荡不是来自于互联网，费城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最近也认为，贫富悬殊会给中国带来社会动荡。从历史的角度看来，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不是互联网的原因，而是有深层次的社会诱因的。



■谁在淡化阶层意识？依附于权利和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

朱大可: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非常弱，也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要么依附于高层阶级，要么依附于大众，中国目前每一个阶层都缺乏清醒的自我论述和自我意识，角色定位不清晰。阶层对抗是社会破裂的一个前兆。

南柯舟：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原因在哪里？问题的症结没有找到，朱大可教授先提出两个宿主，似乎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能要么是高层阶级的奴仆，要么是大众的同人，据他说，中国目前每一个阶层都缺乏清醒的自我论述和自我意识，问题在哪里？责任在哪里？责任在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的遮人耳目，它的目前的工作任务重心，似乎已经堕落为科学的奴仆，政治的工具，民众的迷魂药。国家统计局目前的工作，似乎是淡化阶级意识，共赴和谐社会，大家关起门你喝稀的我吃稠的，统计一下平均消费，稀的加稠的取其中，然后向社会公布，这个吗，情况蛮不错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角色定位不清晰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8日报导，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研究发现，中国贫富差距增加的幅度超过了除尼泊尔外的所有亚洲国家。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依附于利益集团的精英文化

朱大可:我理解的精英应该退居于中低阶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他跟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比如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名词被人嘲笑，其实最初它是负有责任感、独立人格化的一个很好的词，但因为我们看多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迅速和某些利益集团结合的例子。也许发言不一定是错的，但你不是独立的，不独立就是可疑的。


南柯舟：朱大可教授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名词其实最初它是负有责任感、独立人格化的一个很好的词，但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如何短命！所以从这一点上，中国有没有过公共知识分子尚是一个假说，公共即是代表民众的，解放以来的文人们谁代表民众? 来自下层的文人痛苦的反思呐喊，来自上层的文人歌功颂德，这就是现状。文学界的山药蛋派已经过去，荷花町派也已经过去，巴金已经去世，巴金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站在民众的角度为民众说话，需要敏锐的历史的眼光和一颗科学的、火热的良心、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在欧美人的眼中，13亿的中国人中只有5位“公共知识分子”，分别是樊纲（经济学家）、高行健（作家）、哈金（作家）、王缉思（外交政策分析家）、郑必坚（政治学家），香港的曲力秋教授甚至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些观点，无不反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行政治理、学者学术道德和社情民情的观测情况。


■连话语权都要剥夺：弱势阶层的话语权

朱大可:一个国家，民众的权力只是停留在话语阶段，而不能转换成决策，那么这种权力是无效的。在民众只拥有一种无效权力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站在民众这一边。

南柯舟：看着郎咸平的《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再到袁伟时的《保障公民权利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建立》，继续反思孙立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我们不竟要问，弱势群体，连话语权都要剥夺，你的权利究竟在哪里?

民众的权力只是停留在话语阶段，甚至话语权对民众也是一个奢侈，远的不说了，刚才，就这篇文章，我准备发在新浪上，显示它需要“政审”的政治正确性检查的通过，显然，我是不代表公共的，我也不是知识分子。我没有发言资格，靠这些据朱先生所说无效的话语权利，靠那些有发言资格的御用公共知识份子把这些转换成决策，茫然不知何年何月。 所以朱先生为弱势阶层的话语权提出一个哀求说“在民众只拥有一种无效权力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站在民众这一边”。显然，哀求与呐喊都是“停留在话语阶段，而不能转换成决策”，至于其远期效果，拭目以待吧！




■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虚”“伪”的中国人。

朱大可:在西方，没有人民的概念，因为它是虚的概念，他们只有民众的概念。民众的概念是以投票权来决定的，它有一个非常量化的标准，但是中国不是这样，我们只是用"人民"这样一个虚的概念来代替。


南柯舟：中国历史上是没有民众的，有的只有“朕”、“孤家”、“寡人”，“鄙人”、“足下”，要不就是傲气十足，要不就是虚伪不堪，连中国人讲文化，都是以谈玄论道为荣，既“虚”则“伪”，中国人搞政治，都讲求阴阳的一套，明里虚与委蛇，暗里暗渡陈仓，五千年文明中国人搞人治就搞了两千多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啊，怎么能丢开?



■谁在提升精英文化为集权专制？中国民众有流氓本性么？

朱大可:中国是一个流氓化的社会，流氓意识是统领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本质特征，他和集权专制是两个东西，中国社会总是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摆动，摆到流氓这一块就开始踩精英了。

南柯舟：即使象朱教授所说流氓社会的怪圈如果成立，那么他为何特别指出“流氓意识是统领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他和集权专制是两个东西”，很显然，朱教授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可不是个集权专制制度”或者，流氓社会与社会制度无关啊，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或者说政治倾向性辩白，这在金融上叫做洗钱，无论你怎么洗，都摆脱不了自己所认可的“中国精英的依附性人格，即流氓化人格，即是鲁迅所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把自己以“中国精英的依附性人格“为因的列入“文化精英”的所谓三百代言角色。更有甚者，他甚至赞成历史的钟摆“摆在”“集权专制”这一头，据他说：中国社会摆到流氓这一块就开始踩精英了。事实是什么呢？中国民众有没有流氓本性？这个可以从古代历史找到。庄子的盗拓中提到一个叫拓的大盗，讲的的盗亦有道的故事，但是盗与流氓是两回事情，流氓是什么?斗鸡走马、耀武扬威、交接权贵、称霸乡曲、欺压良善、横行不轨、侵霸财物、调戏妇女，这一码提起来，活脱脱一个西门大官人，现实社会中若有一个西门大官人，则是门庭若市，车马不息，直到西门大官人树倒猢狲散门可罗雀，这是中国民众的一个规律，不仅仅中国，在欧洲文化中，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多有反映。所以“中国社会摆到流氓这一块就开始踩精英了”是个伪命题，因为正说明了所谓的精英是伪精英，凡是被打到的偶像都不是偶像，凡是假冒伪劣精英都该被铲除泯灭。类如“陈良宇”、周正毅等伪造的假冒“社会精英”产品。中国人的劣根性质，恰恰在于对这些伪精英的宽容甚至保护，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在于，追求理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揭竿而起，追求理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会舍身忘死。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爱因斯坦在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 那么可以说，中国历史从孔子而后小人儒开始的后世时代，再也没有产生哪位能够从基于公义的全面的人格道德的力量上震撼人心、让人值得终生景仰尊敬的人物。举凡伽利略、哥白尼，当西方历史上那些走在历史前列的很多人生于忧虑死于忧虑，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献出生命，中国历史上的贤达们正在追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们所追求的最大理想，也仅仅是丹心书汗青。那些彪炳史册的人物，无一不是为某王朝某帝王的统治呕心沥血抛肝弃胆的所谓烈士，而少有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直至献出生命的英雄。对于那些伪精英，应当踩在脚下，压在五行山下万世不复。中国如果形成流氓社会，伪精英的出现责在其首，而这些伪造的人工温室培养的“精英”，罪不可涉！


■形成"苹果化"中国媒体的深层原因在哪里?

朱大可:大陆的都市报、娱乐报全部"苹果化"了；而主流报纸民众也不接纳，它虽然在民众之上，但是无法指导民众，当然民众只能接纳娱乐小报的知识了。

南柯舟：早在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


引用郎咸平的话：“始料未及的是腐败的商人跟腐败的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等到节目被关我才发现，原来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打掩护，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这样形成铁三角，共同操纵媒体。

中国精英阶层的流氓化现象，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驱动，因为看到利益，所以互相勾结，互相依靠，互相瓜分蛋糕。三百代言是日语词汇，相当于有产阶层及其代言人。“文化精英”的背后，利益驱动原则是他们讲话的重要原因，实则是家族性的、小集团性的、派系间的利益，他们就做了在各种行业和各种层面的“讼棍”，在经济界他们有“讼棍”叫嚷着，为保护既得的“苹果”并持续拥有权力掌握政策性的偏向自己的“正确规则”；在实业界他们有“讼棍”叫嚷着，以保护自己的那块“蛋糕”不被瓜分。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天下大治，他们不断的制造混乱从中渔利，鱼肉中产和无产者的腰包，鱼肉国家的资产，鱼肉政府的制度，总之，在他们眼睛里，无一不是机会和主子，主子可以变换，但是机会却无所不在！鲁迅在这里讲的很明白，而中国媒体“苹果化”的原因，正是由前者造成的，即所谓有产阶层及其代言人“文化精英”。这些“”文化精英，鲁迅所谓“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就是朱教授所说的"中国精英的依附性人格" 的人格堕落，形成"苹果化"的中国媒体的深层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治理制度的整体缺陷和政治经济治理结构的堕落，使得出现”中国精英的依附性人格”，今天上台表演，明天沦为“玩具门”、“闹剧门”、“笑剧门”、“喜剧门”、“贪污门”、“腐败门”，这些伪精英的出现加重了种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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