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三）
除东南航线外，空运队的另一条热线就是西北航线，从成都经兰州到迪化。迪化就是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有“启迪教化”的意思，后来为了改善民族关系，恢复了乌鲁木齐的原名（按维吾尔语的发音，应读为Urumchi，重音在词尾）。
这条航线和东南线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后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飞行。气象条件也好，晴天多，阴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视飞行。最大的不同之处飞行高度比东南航线高得多，如兰州武威之间的乌鞘嶺，哈密到迪化要飞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则沿河西走廊飞行，航线紧靠着高达5000 公尺、像一条银龙一样巍峨的祁连山，莽莽苍苍的雪山和广阔无垠的沙漠，给这条航线配上一道壮丽无比的自然景观。
在这条航线上执行过一次特殊任务，就是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专机领航。
1944 年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蒋介石提出美国派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并最终迫使蒋同意了这一要求。在此之前，罗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许美軍观察团去延安，蒋都不置可否，华莱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华莱士的专机是一架C54，是前三点式四发动机巨型客机，他走的是北线，经由莫斯科、阿拉木图到迪化，然后经兰州转重庆。由于迪化兰州段要飞过雪山、沙漠，地形较复杂，美方要求中方派一个飞行组担任领航，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衣复恩头上。
我们机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华莱士的专机当日中午抵达，在迪化过夜，第二天清晨，我们便登上这架C54 飞往兰州。在机上，衣复恩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我也坐上报务员的座位，套上耳机，和沿线电台取得联系。飞机于中午在嘉峪关用餐，下午三点到达兰州，而C47飞这条航线一般都要两天，去时要在哈密过夜，回程则在酒泉过夜。华莱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和美国对外经济处对华供应科首席联络官哈查德。
华莱士个子很高，衣着随便，很有学者风度，据说他是位农业专家，他对中国西北地质情况很感兴趣，觉得和美国西部很相像。他还带了一包美国最新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香瓜籽送给甘肃省政府，后来这种香瓜在兰州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为瓜果市场上的抢手货，并给它取名叫华莱士瓜，也就是现在的白兰瓜，瓜形滾圆，皮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还是西北瓜果市场的主要品种，行销全国。
为了感谢中方机组的协助，就在兰州机场，他的座机前，华莱士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边。经过多年动乱，此照片现不知去向。
紧接着华莱士之后，又有罗家伦西北之行。
抗战以前，新疆就是盛世才的天下，盛世才号称“新疆王”，为了和蒋介石对抗，他曾一度投靠苏联，并在1938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八项宣言。作家杜重远还写了一本小册子《盛世才与新新疆》宣传盛的新政，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慕名前往，盛况空前。二战爆发，他认为苏联要完蛋，便转而投靠蒋介石，但后来看见苏联打了胜仗，又想再度拉拢苏联，苏联不再理他，他只得再度投蒋。由于盛的反复无常，蒋对他很不放心，先后派了朱绍良、翁文灏、罗家伦去新疆进行说服和监视，同时大兵压境，软硬兼施，最终迫使盛世才就范。
为了表示效忠蒋介石，盛世才在新疆大开杀戒，第一个开刀的就是那个曾经为他歌功颂德的杜重远。杜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盛在东京穷途潦倒，杜周济过他，替他捧场，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可见盛之狠毒无情。在此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共产党员陈潭秋等多人。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国内知名学者，衣复恩很尊敬这位老前辈（衣是燕大的学生），叫他“罗校长”。罗身材矮壮、粗犷，脸上轮廓分明，布满深刻的纹路，有如罗丹的雕像。外表看完全不像文人。飞机停在嘉峪关进餐，席间他和我们谈笑，他向我们摊开双手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这双手，像握锄把的还是拿笔杆的？他的手掌五指粗壮，像五根棒槌，而且五个指头一样长，一样粗，的确像一双农民的手。罗家伦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位怪老头。
当晚，盛世才在督办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罗家伦，也邀请我们机组参加。督办府大厅灯火辉煌，中央挂一盏巨大的豪华吊灯，四壁是俄式风格的壁饰和油画，盛装的绅士淑女翩翩起舞、觥筹交错，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世才个子不高，体形壮实，方脸，身穿纯白毛料中山服，没有戴帽，发式和胡须都竭力摹仿斯大林，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斯大林式的，很像在演戏。盛安排罗家伦和我们机组与他同席，衣复恩向盛介绍我们的姓名、职务，盛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这时离我们如此之近，借握手之机，我和他面对面凝视了几秒钟，但觉其目光闪烁，深不可测。
朱绍良于1944 年8 月15 日继罗家伦之后来到迪化，罗朱等人住在督办府东花园，周围步哨林立，实际上被盛软禁。这时盛最后一次打电报给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并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这份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这时盛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向罗朱表示接受农林部长的调令，于9 月11 日离开迪化去重庆。
罗家伦当时的职务是新疆监察使，朱绍良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们都在盛下台之后才离开迪化。他们在促成盛世才归顺的过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且冒了极大的风险。据说，朱绍良临行之前，蒋介石接见朱时竟将手加于朱绍良膝上，关切询问朱有几个儿女，年龄大小，意思是万一朱绍良遭遇不测时安排他的身后事。朱在迪化被软禁，曾对罗家伦说：“盛世才要解决我们，易如反掌，不过是多消耗几粒子弹而已！”罗家伦和朱绍良在回到重庆之后，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款待和慰问。应该说，新疆的归顺，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是值得肯定的。
1944 年12 月，我们又一次来到迪化，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机场被迫关闭一个多月，我们只好留在迪化过年，直到第二年春天雪化才回到成都（那个年代没有今天这样的除雪机）。
塞外的冬天是壮丽的，这次让我充分领略了“千树万树梨花开”，雪满天山路的美丽风光。其实新疆的冬天并不如想像中那样严酷。过去听人说那里气温会降到零下40 几度，小便会变成冰棍，要用棍子把它敲断，这多少有点夸张。其实迪化最冷也不过零下20 多度，小便时也不会在空中凝结，只是接触地面才变成冰。不过每次上厕所确也是一场考验，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在露天，确有“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膀胱”的滋味。室内虽然没有暖气，但烧起高大的带烟筒的圆筒形火炉却也满室生春，室内甚至可穿衬衫。
在迪化我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孙泰昂。孙是迪化空军电台的报务员，很健谈，他谈的多半是关于新疆的事，他说，维吾尔文很容易学，文法很简单，维吾尔姑娘很美，但她们一般不和汉族通婚，如果非结婚不可，只能当上门女婿。“二转子”就不同（新疆把中俄混血儿叫作“二转子”），她们愿意嫁给汉人。
新疆人一般都对苏联反感很深，他们把苏联人叫“老毛子”。李维宁有一首歌曲《玉门出塞》，其中最后一句是“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这个“碧眼儿”实际上也就是“老毛子”的意思。
孙泰昂说：“老毛子经常制造边境事件，成批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他们裹挟到中亚细亚，有时整个村庄都被他们呑并。”
他又说：“老毛子有一个骑兵团长期驻在哈密，名字叫团，实际上是一个旅。”（这个团就是红八团，于1943 年撤回苏联）他还说：“老毛子派了很多特务间谍，深入新疆内地搞地质勘探，寻找矿藏。”
过去，我看的都是一些正面歌颂苏联的书，比如邹韬奋的《萍踪忆语》，总觉得苏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都幸福自由，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怎么会侵略别国呢。现在听到这些完全不同的报导，总觉得不大对劲，有时也会和孙泰昂反驳。实际上，苏联对新疆确实是怀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蒋介石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斩断了盛世才和苏联的勾结，大刀阔斧地解决了新疆问题，说不定今天的新疆会和外蒙一样独立，或者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了。
孙泰昂也经常带我去逛街。我们身上穿的是航站发给的全副装备，一件不带布面的老羊皮袄，头上戴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带着双层皮手套（四个指套外面再用一个护套，把四个指头包住），脚上套着齐膝深的厚氈筒，氈筒很暖和，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吱吱地响，也不会透水，因为雪永远不会融化。
迪化城区很小，没有什么高楼，最繁华的市区也只有两层楼房，没有公共汽车，出门就坐马车，这是一种平板马车，没有车厢，车上铺一层厚厚的毛毯，人坐在两旁，两足吊在外面，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供人乘坐的马车，还有一种运水的水车，也就是在平板车四周加一层拦板。那时迪化没有自来水，吃的水都是从乌鲁木齐河上敲下来的冰块，运到各家各户，那时的水质没有污染，作饮用水是完全合格的。
街上卖羊肉串的很多，和我们今天在内地吃到的大不相同，烤肉的铁叉约有一两尺长，很沉重，肉片每一片都很大，烤熟后洒上作料真是鲜美无比，只消一串就可以吃得半饱，这种羊肉串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
迪化还有一处热闹场所，那就是南梁，南梁是一个小商品市场，长长的街两旁摆满地摊，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最多的是各色各样的维族小帽和各种饰品。
空气很冷，但很清新，吸进鼻孔感到头脑特别清醒。口里呼出的水气很快就会在鬓边凝结成霜，马呼出的热气也在鬃毛上凝成冰坠子，在脖子上甩来甩去。天气总是很晴朗，碧空如洗，有时也会有雾，但这是一种固体的雾，空中像撤满了银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迪化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条狗。它的名字叫“Bишь”（英语发音像wish），其实这不是什么名字，俄语Bишь相当于英语中的Hello，也就是汉语的“喂”，它的原主人可能是一个俄罗斯贵族，唤狗时总是叫“喂，过来！”于是“喂”就成了它的名字。不知什么原因，这条狗被航站食堂收养了，这是一条纯种的藏獒，身材高大雄壮，有小牛犊大小，全身披油光锃亮的黑色长毛，圆圆的大脑袋，粗壮的大尾巴。我喜欢摸它的圆脑袋，它就会在我面前伏下来，大尾巴直摇表示友好，并且用它黑亮的眼珠望着我，眼神流露出真诚和驯善。它很快就和我混得很熟，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只要我叫一声Bишь，它就会飞快地跑来，向我摇尾巴，甚至我晚上睡觉时它也会在我床前踡成一团，和我作伴。Bишь还会和人握手，只要你伸出右手，它就会伸出右前爪给你。它的爪子很大，腕部比人的手腕还粗。
我离开迪化时，和它握手道别，它的目光确实有点依依不舍，食堂的人说：你那么喜欢它，就把它带回去吧！但我没有带它，飞机上不可能带狗，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主要的还是它是在大西北冰天雪地中长大的，换一个陌生环境它是否能适应？
Bишь应该早已离开人世，狗的寿命究竟比人短得多，但它那善良的眼光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945 年2 月底，再一次来到迪化，正好碰上被盛世才打入黑牢的赵丹释放出狱，在迪化剧场排演于伶的话剧《夜光杯》，那天正好是最后彩排。新上任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邀请我们去看，并安排我们坐在剧场前排，和赵丹坐在一起，吴把我们介绍给赵丹，赵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就和衣复恩攀谈起来，好像是问到衣飞越大西洋和驼峰飞行的情况，衣也谈到《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对赵推崇备至。经过几年牢狱生活的折磨，赵丹看起来又黑又瘦，但嗓音洪亮，目光炯炯有神。《夜光杯》是于伶的早期作品，写的是地下工作者舞女郁丽丽诱杀汉奸应尔康的故事，有点像张爱玲的《色·戒》，剧情比《色戒》更曲折，演女主角郁丽丽的女演员（名字忘记了）穿一身红丝绒短袖旗袍，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演技出色，在偏僻的塞外能够物色到这样一位演员，实在难得。赵丹不久即回到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