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歲文物專家上書總理 90年代文物破壞比文革嚴重得多
2010年06月27日 08:31:30 　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瞭望》文章：得知少林寺準備上市之後

　　“如果對此種愈演愈烈的風氣不加制止的話，恐怕全國重要的文物單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將陸續被旅遊公司兼併，那整個文物行業豈不被肢解了嗎？”

　　去年年底，謝辰生得知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門票經營權等嵩山少林景區資產，要由一家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來統一經營，並準備上市。情急之中，他手執毛筆，上書溫家寶總理。

　　“旅遊和文物保護相結合必須要有個‘度’，即必須以文物保護為前提。”這位88歲的中國著名文物保護專家，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指出，“現在不少人也很重視文物，甚至連電視上也有甚多鑒寶節目，但這些人在意的只是這些文物能值多少錢，至於它的歷史價值則毫不關心。可以說，這是當前文物保護面臨的最大問題——錢味太濃。”

　　見到謝辰生，是在6月下旬的一個下午，雖然來之前就已經聽說他的生活很樸素，但眼前的一切還是出乎記者的預料：水泥白牆的居室里，擺着一套陳舊的書桌和沙發，一張單人床上鋪着一張已經洗得發白的藍色床單。除此以外，就是成堆的書籍將屋子堆得滿滿當當。

　　“這些是我最大的財富。”謝辰生笑言。

　　在謝辰生6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各種價值連城的文物經他之手，而他始終過着堪稱“簡陋”的生活。

　　他是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還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的撰寫者；他是中國明確提出文物定義的第一人，一生都在為制止文物走私、古蹟破壞而奔走呼號。

　　雖然十幾年前就已經離休，但他說：“位卑未敢忘憂國。”

　　或許正是這種熱情和責任，才讓記者眼前的他，這位身患癌症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思維縝密、語氣鏗鏘、充滿活力。

　　“全世界都沒有先例”

　　《瞭望》：聽說您不久前又給溫家寶總理寫了封信？能透露一下信的內容嗎？

　　謝辰生：是的。是去年底寫的，主要是因為我在前一段時間了解到一個消息，說河南嵩山少林寺要由國資委直屬的中旅集團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嵩山少林寺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來統一經營，並準備在明年上市。

　　當然，除此之外，媒體也報道了一些其他地方有類似的情況，其實質就是發展旅遊業和保護文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過去不少地方由旅遊公司來兼併文物保護單位，陝西、山東、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省都存在這個問題，都是以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名義將文物資源作為普通資產納入到企業進行市場化管理和經營，有的把文物保護單位租賃給企業時間達50年之久，甚至導致了“水洗三孔”這樣的事件，可以說問題十分嚴重。

　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類似的情況早就發生過，但至今一直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

　　早在2002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國務院法制辦組織的文物法修改調研組到安徽、浙江的調查活動，在調查中就發現了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紹興市把周恩來紀念館、魯迅紀念館等幾個收入較多的文物單位統一划歸旅遊公司領導，市文物局也併入了公司，文物局長是公司的副經理。這樣一來，文物局名義上是政府職能部門、行政機構，但實質上屬公司管。

　　儘管中央一再強調要政企分開，企業要與政府脫鈎。但當時紹興的做法可以說創造了一個政企合併、由企管政的“新體制”，這恐怕是古今中外全世界都沒有先例的。

　　實際上，在當時有很多地方都採取類似的辦法要把文物單位合併到旅遊公司並準備上市。例如，山東把曲阜“三孔”歸旅遊公司，那時承德也要求由旅遊公司接管外八廟和避暑山莊。在雲南考察時，有當地同志反映，耿馬縣和建水縣準備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佛洞和省文物保護單位文廟，交由當地旅遊部門開發。甚至，當時旅順還準備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日俄監獄和旅順博物館交由旅遊公司經營。

　　《瞭望》：您對這樣的事情提出了什麼樣的看法？

　　謝辰生：當然是強烈反對，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整個文物部門都強烈反對。如果對此種愈演愈烈的風氣不加制止的話，恐怕全國重要的文物單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將陸續被旅遊公司兼併，那整個文物行業豈不被肢解了嗎？

　　旅遊公司是以謀求利潤為目的的經濟實體，文物單位則是以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宗旨的公益事業，把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捆綁在一起，只能是把事情弄亂。

“文物部門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

　　《瞭望》：所以您就給中央領導寫信來表達您的看法？

　　謝辰生：是的，具體寫過多少封已經記不清了，反正都是和文物有關的。其實不是我喜歡寫，實在是因為沒辦法了。我也知道中央領導們都非常忙，不想打擾他們，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我也不會給他們寫信的。比如說前面說的那些事，雖然文物部門強烈反對，但所有這些事都是當地政府的決定，文物部門的反對往往起不到多少作用。毫不誇張地說，在所有的政府機構中，文物部門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

　　《瞭望》：那中央領導對您寫的信有什麼樣的答覆？

　　謝辰生：幸運的是，我寫的信，領導還是重視的，都作了批示。像這次，溫總理就在批示中指出，這些問題具有普遍性，要求有關部門要引起重視，正確處理發展旅遊與文物保護的關係。

　　還有在2002年，我為前面提到的事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也寫了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議，之後他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上述做法是錯誤的。他還在視察陝西工作時親自向省里指出，應當及時糾正。

　　此外，在當年的文物保護法修訂過程中，針對上述情況，特別增加了第24條，明確規定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資產經營。

　　《瞭望》：既然法律已經有了規定，為什麼今天又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呢？

　　謝辰生：首先，必須承認，法律出台之後，旅遊公司兼併文物單位的勢頭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止，但是並沒有消除。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仍然沒有糾正，聽說紹興至今還是“企管政”，而且在其他地方又有了重新抬頭的趨勢。

　　所以說，儘管有了法律的明文規定，儘管有了高層領導的批示要求，但一些地方依然是熟視無睹、我行我素。這說明，在法律和政策的執行上，在相關責任的追究上，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作為文物保護主體的各級文物行政部門缺乏執法權威。

　　《瞭望》：您曾經說過，“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您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謝辰生：是的，我依然這樣認為，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瞭望》：難道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

　　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 “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

　　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瞭望》：是什麼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強烈。於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麼嚴重過。

　　“錢味太濃”

　　《瞭望》：您是不是特別反對將文物保護和發展旅遊扯在一起？

　　謝辰生：其實不是。實際上，發展旅遊和保護文物並非水火不容。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務院曾設有一個旅遊協調小組，組長是谷牧同志，成員都是有關部門的同志，我也是小組成員。當時的旅遊局長韓克華在國外當了多年的大使，對國際上處理旅遊和文物保護的原則和方法都比較清楚，所以他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在發展旅遊的同時也很尊重文物部門的意見。那個時候，文物和旅遊兩個部門合作得非常好，甚至像兵馬俑坑館的建設和杭州絲綢博物館、胡慶余堂保護等項目，都是從國務院發展旅遊專項經費中解決的。

　　可見，文物保護和發展旅遊是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實際上，我覺得現在還應該由文物部門和旅遊部門進行協商建立起互相通氣、加強合作的機制，以促進旅遊發展與文物保護良性循環的局面。

　　一方面，文物部門要有旅遊意識，應當在文物保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為發展旅遊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旅遊部門也應當認真貫徹中央的文物工作方針，尊重文物工作的客觀規律性。不是一切文物都是旅遊資源。真正能夠成為旅遊對象的文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旅遊和文物保護相結合必須要有個“度”，即必須以文物保護為前提。

　　但是，文物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因而不是任何部門單位、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好這個“度”的。哪些文物可以開發，如何開發，開發到什麼程度；哪些文物不適宜開發，或者暫時不宜開發，都應當由文物主管部門根據相關的政策，遵循文物工作本身的客觀規律來作出決定，而不宜單純由旅遊需要來決定。

　　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着一些人越來越只關注經濟利益，超過了這個度，衝突和矛盾就出現了。

　　《瞭望》：那對於這樣的衝突和矛盾，你認為正確的處理態度是什麼？

　　謝辰生：事實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統一的，而且應當成正比，越是重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就會越好，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眼前和局部利益，不但會損害社會效益，而且歸根結底還會損害長遠的經濟效益。對文博事業來說，必須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等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並且對“把精神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和“一切向錢看”的現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混跡於文藝界、出版界和文物界的一些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因此，把文物博物館與旅遊企業合併為旅遊公司捆綁上市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是不可取的。我認為，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公益事業不能企業化，國有資產不能私有化。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尚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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