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并不妥当，这只是今文经学、特别是明清时代的观念。其实孔子思想并不能代表全部儒家思想，因为在先秦和汉、唐、宋的大部分时期里，儒学的更普遍含义是“周孔之道”。孔子在主观愿望上可能的确是要继承和发扬周文化，但他更多地继承发扬了东周、而不是西周时代的思想观念；而且他出生在鲁国，也不能不受鲁文化的很大影响。孔子是在继承阐释了某些“先王之道”的同时，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墨守成规、尊尊亲亲而反对法制、繁文缛礼等礼教弊端，因此可以说孔子是礼教思想创始人。这一由孔子创立、为董仲舒和程朱等人所发挥的礼教思想系统由于其尊君抑民的特性，因而为君主们所追捧、被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但对国家和民族未必有利，在现代社会更是必须被扬弃的糟粕。《尚书》、《诗经》、《周易》等古籍中所体现的上古传统要更民本、宽容、务实、法治，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只有去圣孔子、将圣化孔子和美化礼教这片障目的叶子从眼前移走，才能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

    个人一孔之见，谈出来与各位讨论。

（一）“周孔之道”的观念比“孔孟之道”更悠久

    现在提起“儒学”这个概念，人们总是将其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理解只能说是明清两代四书八股、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下形成的观念。而在先秦和汉唐宋的大部分时期里，是“五经”据更重要地位，那时人们对“儒学”更普遍的理解是“周孔之道”。

    孔子作为一位确有学问的学者，说话往往是很诚实的。他自己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用《礼记•中庸》中的话来说，就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从尧舜到孔子这约二千年间也经历了数次朝代更迭，各朝代之间也有不同的特点，孔子更想要继承的无疑是周文化。孔子自己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再具体地讲，孔子认为自己是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周公是他毕生的精神力量来源。在他晚年，迭经坎坷，身心俱疲，伤感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不仅孔子自己，别人大多也是这样看待他同周文化和周公的直系关系的。《孟子•滕文公上》中讲：“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见那时人们是把周公和孔子看作一回事。《荀子•儒效》中也是先讲周公，再讲孔子。出现于汉景帝、武帝之交的《淮南子》《要略》中明确讲：“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要略》中还讲：墨子最初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也可见那时人们是把“儒者”、“孔子之术”、“周道”看作是一回事。司马迁写《史记》已是在汉武帝尊儒时期，但他只是把孔子作为“六艺”的权威解释者而尊重的：“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稍后一些的汉宣帝在训斥偏好儒术的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可见宣宗也是把儒家学说视为“周政。”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一总括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客观的。《汉书·儒林传》中上来就讲：“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可见汉时人决未把孔子视为儒学的开端。到唐太宗李世民，也是讲：“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慎所好》）就是到了宋朝，《宋史》《儒林传》中所载诸生，仍多周孔兼称；而《道学传》中诸生，则基本不提周，只推重孔孟和《四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流行开来，并被普遍接受，广泛出现在文章、书籍、甚至词典中。但我们不能不说，“儒家学派创始人”这一说法是不妥当的。近些年来也不时见到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例如任继愈先生曾写过《再谈儒家和儒教》一文（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3月13日），文章一开头就讲：“讲到儒这个名称，一般人都会把它和孔子联系起来。但是，儒家或者儒教这一套学问，却不是孔子发明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到现代不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学问，继承了此前二千多年的文化成果。”孔子只能说是“周道”的阐释者、也许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发扬者，但肯定不是创立者。而且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儒家思想也的确一直被称为“周孔之道”。只是到了明清，周公才不大提起，儒学的含义也才由“周孔之道”而变为“孔孟之道”。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Confucianism（孔学或孔子理论），这反映的只是明清时代的观念；如果这些传教士们早来中国几百年，他们会将“儒学”译为Chow-Confucianism（周孔之道）或Chowism（周道）或做音译。

（二）“周学”与“孔学”的同异

孔子不能说是“周道”意义上的儒家创始人，那末，能不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呢？孟子就是这样讲的：“孔子之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韩非子也是这样看的，他讲：“儒之所至，孔丘也。”（《韩非子•显学》）“所至”即有“集大成”的意思。但认真分析起来，我们不能不说：孔子思想与周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孔子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真心要继承发扬周公事业，但他更多地继承发扬了东周、而不是西周时代的思想文化；而且他生长在鲁国，不能不受鲁文化很大影响。在不少方面，孔子同周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对周公思想的偏离、背弃。个人认为，孔学与周学相比，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大体一致，而百分之六、七十并不一致。这种一致之处和不一致之处，下面分别各试举五点：   

    一致之处：（1）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德政惠民思想，主张善待百姓，安民富民，减轻百姓负担。（2）孔子基本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行“中”道、“允执其中”的思想。（3）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阐释了上古传统中的伦理道德规范。（4）孔子基本继承和实践了上古传统中的重视教育教化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和一些观念上有所改变）。（5）孔子在一定范围内继承了周文化的宗教思想。

    不一致之处：（1）周公更为民本，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孔子更为君本，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2）周公是从实际出发，实践“三代不同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了很多方面新创的规章制度。孔子生于乱世，他希望能恢复秩序和安定，这种愿望无疑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尚的；但他主张的办法却是从观念和书本出发，墨守成规，阻止一切变革，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而要完全恢复“周礼”。他这种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仅在当时行不通，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困扰和混乱。（3）周公很重视道德教化礼乐，但并不认为那是万能的，因此非常注重法制，关注民生，也不歧视工商业，本人还是位军事家。而孔子则夸大道德教化礼乐的作用，贬低法制，“罕言利”，对军事不感兴趣，轻视应用学问。（4）周公应当参与或主持了“制礼作乐”，但周公时代的礼仪是相当简易的，也明确认同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而孔子则以繁文缛礼而著称。（5）周公主张“抚民以宽”、对百姓的抱怨指责“不敢含怒”。而孔子则主张“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礼”是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从以上简略分析中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基本都是源自周文化，而孔子与周公的不一致之处又明显以周公更为高明、务实，那为什么孔子被长期尊为圣人，而周公则被逐渐淡化？这在强调尊师重道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是很反常的。排除了各种理由不十分充分的可能性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上述不一致之处的第一点上，也就是在“无道昏君应不应该被推翻取代”这一关键问题上，周公和孔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正是因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周公的历史地位被逐渐淡化，而孔子的地位则被越抬越高。

    周公亲身参与了周克殷商、以小胜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统治天下的全过程，也熟知“殷革夏命”的历史，深感“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周公“惟命不于常”这一说法后来演进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古文尚书•蔡仲之命》，《左传•僖公五年》中也重复了“《周书》”中的这句话）。《古文尚书•泰誓下》中还将殷纣王称为“独夫”，后来将不得人心的统治者称为“独夫民贼”即源于此。从《尚书•周书》中看，周初的君臣上下深以殷商一朝覆亡为戒，极为谨慎戒惧，强调“勤用明德”（《梓材》）、“用康保民”（《康诰》）。西周时代，在周学思想居主流地位的环境下，甚至出现了国人把暴虐的厉王赶走这一事件，这在后来孔学居主流地位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但赶走厉王后的共和时代和随后的宣王时代是西周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这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也非周初君臣所独创，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今文尚书《虞夏书·皋陶谟》中即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其中“达于上下”就是天意与民心相通的意思。古文尚书《商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古文尚书《商书·伊训》中有“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有“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等等。即使古文尚书中的话不很可靠，但由于有“殷革夏命”，因此说商代就一直有这类思想，应该不是虚构。

   上古至西周这种“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影响极为深广。齐文化中一直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战国秦汉时的一些作品中多将其归于太公。这句话的文字太“现代”了，不大可能是太公那时人所讲。但要说太公有这种思想则毫不奇怪，不然他就不会策划、指挥武王伐纣的战争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句话的影响同周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影响可能一样大。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人们的思想也更趋活跃和多样化。从《左传》《国语》中看，这时等级秩序、宗法伦理等礼教思想有加强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春秋》这类强调君臣大义、尊卑名分的典籍。这也许同当时王室实力下降，因此不能不从思想上加强控制有关。但那时周学思想仍保留有很大影响。鲁襄公十四年（孔子出生前六、七年），晋侯对音乐大师、晋大夫师旷说：“卫国人把他们的国君赶走了，这不太过分了吗？”师旷答道：也许是卫君太过分了。如果国君执法公正，善待百姓，谁能赶他走呢？如果是“困民之主”，“百姓绝望”，为什么不赶走他呢？接着师旷说了段很有名的话：“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岁时），晋卿赵简子问晋国大夫史墨：“鲁国的季氏把鲁国国君赶走了，可是百姓都心服，各诸侯也没有异议，鲁国国君死在国外，也没人责怪季氏，这是怎么回事？”史墨答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接着史墨讲了句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此七年前，孔子就是追随这位被赶走的鲁昭公逃往齐国。两年后，有齐大夫要害孔子，齐景公又不保护他，所以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孟子虽然也和孔子一样夸大仁义道德的作用、不切实际，但在君民、君臣关系这点上还是继承了周公、太公思想的。孟子的一些名言，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等，不仅使齐王“勃然变乎色”，也使他后来几乎被朱元璋迁出孔庙。（遗憾的是，孟子虽然有时向君主发飚，但他丝毫不敢触犯权贵们的利益。他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

    《管子》中的民本思想也非常鲜明、浓厚，如人们熟悉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牧民》）等，我们今天常讲的“以人为本”也是出自《管子》（《霸言》）。在君臣关系上，《管子》强调主要责任在君主：“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形势》），而且明确反对君权至上、专制独裁：“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同上）。

    荀子虽然既尊周也尊孔，也强调孔学的“隆君师”，但也许受三晋文化和齐文化的影响，要比较现实、实际一些。他不排斥“法后王”，并主张把礼治法治结合起来。《荀子》一书中既有《臣道》篇，也有《君道》篇。《荀子·大略》中有一句名言“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可以说相当精辟地阐发了上古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他也多次引用古《传》中的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见《子道》、《臣道》）。

    而孔子从来不讲这些君主们不爱听的话。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非常满意。由于古代文字的简约，孔子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略有不同的解释，或者说兼有两种含义。偏“硬”一些的解释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这可视为后来“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再新也要踩在脚下”这一观念之滥觞。偏“软”一些的解释是：“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但这后一种解释马上就引出下一个问题：君要不象君的样子怎么办？按照前述诸家的主张，君要实在不象君的样子就应该换。但孔子从未有丝毫这类“不臣”、“非分”的言论或意向。

    孔子的确有德政惠民思想，但孔子有民本思想吗？如果把“民本”理解为民比君更根本、虐民害民的君主就应当换，那我们在被认为可靠的《论语》和《左传》的记述中实在找不出孔子一句这方面的言论。孔子最多强调的是“孝悌”、“仁”、“礼”，《论语》中的两句名言精辟地解释了强调这些观念的目的：一句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另一句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颜渊》）既然孔学有使人“不好犯上”、不“作乱”、“弗畔（叛）”的独特功效，那么长期以来是孔子、而不是周公或其他人被君主们尊为圣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孔子在学问、思辨能力上的确是第一流的，在表达方式上也的确有宗师风范。他极少正面指责、驳斥什么，但其思想观念又总是能明确无误地被人领会。在“武王伐纣应不应该” 这一敏感问题上，周公和太公就不用说了，孟子也讲：“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讲：“诛桀、纣若诛独夫。”（《荀子•议兵篇》）《管子•形势解》中也有：“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孔子没有正面评价过“武王伐纣”事件，而是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迂回地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论语•泰伯》）既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服于殷是周的“至德”，那言外之意就是：武王伐纣至少不是“至德”。（孔子这句话也有可能是引用他人的，见《逸周书•太子晋解第六十四》。）

    孔子还至少四次称赞伯夷、叔齐，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谁都知道，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后来“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遂饿死於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孔子如此高度评价宁死也要“守臣道”的伯夷、叔齐，其对武王伐纣的态度不言自明。后来有人公开指责武王、周公、太公等以臣弑君、不守臣道，实际上说出了孔子未公开说出的话。

两千余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孟子的话：“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但为什么不说“昏君暴君惧”呢？昏君暴君们如果读《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是会多少感到有压力的。但如果读《春秋》经文，肯定会心情舒畅，因为经孔子删削修改后，所有的君主都是正人君子、仁君明君，都是不守臣道的乱臣贼子把事情搞坏了。所以经孔子删削修改后的《春秋》根本不是历史，而是宣扬“君臣大义”的教科书。

孔子一心一意维护君主的地位和声誉、决不讲任何君主半个“不”字已经到了不讲是非的程度。《左传》宣公九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记载这么件事：陈灵公与陈国大臣孔宁、仪行父都与美女夏姬私通，并且公然拿着夏姬内衣在朝堂上相互嘲笑。大臣泄冶看不过去，便私下劝谏陈灵公，陈灵公倒是说：“吾能改矣。”但随后又把泄冶劝谏的事告诉了孔宁、仪行父。这二人就说要把泄冶杀了，陈灵公也未制止，于是这二人就真地把泄冶给杀了。这件事无论是谁都会指责那三人不对，但你们猜孔子怎么说？孔子评论这件事说：“《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意思是说：“《诗经》上讲：‘民间的法律已经很多了，就不要再擅自立新的法律了。’泄冶就是这种擅自立法的多事之人啊！”有人还替孔子辩护，说孔子的意思是说要可与言者方与言。但见到君主这么大的过失，臣子如果不劝谏不是更不对吗？

与陈灵公这件事相类似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与赵盾事件，孔子评论时也决不讲晋灵公半个“不”字，反而鸡蛋中挑骨头地找赵盾的不是。引文会较长，在此不做详述。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上述两个胡乱来的君主都被谥为“灵”。根据《逸周书·谥法解》，“乱而不损曰灵”，就是说，虽然乱来但还未给国家社稷造成大的损害者，被谥为灵。《谥法解》中还讲，这一谥法是由周公旦、太公望所制。这一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商代以前诸王都还没有谥号，而自周文王起，诸王和各诸侯国主普遍有了谥号。这种“谥”的制度对拥有无限权利的君主来说，无疑对其心理和行为起着约束作用，因此周公、太公制谥用心可谓良苦。人们普遍认为，《尚书》是孔子从古代文献中选了一百篇而成，但没有选入《谥法》。孔子一直以继承周公事业、特别是周公的礼乐制度自命，但对如此重要的“谥法”礼制却弃而不选，这是否反映了孔子抵制这种臣议君、子议父、而对君主有约束作用的谥法制度呢？

    在晋灵公与赵盾事件中，还涉及到晋国史官董狐。董狐与齐国记载崔杼弑齐庄公的史官并称为中国历史上“良史”的榜样。他们宁死也要如实记下“某某弑其君”的精神的确使人敬佩，但在晋灵公和齐庄公这两起事件中，都明明是做国君的太不像话了，董狐和齐史官为什么不记国君的半个“不”字呢？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史官的传统，但前述史墨就是持另一种观念。晏婴在齐庄公之死事件上也讲：“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后来荀子也讲“至忠为贼”（《荀子•修身篇》），看来也不认同那种不讲是非的“愚忠”。伯夷、叔齐、董狐、齐史官等这种宁死也不讲无道昏君半个“不”字的精神能不能说是“愚忠”思想的先驱呢？

孔子既然绝对、无是非地维护君主的地位，也尽可能地维护权贵们的权益，这就必然导致他反对“刑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约40岁时）记载，那年冬天，晋国铸了个“刑鼎”，将“刑书”铸于其上。孔子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反对。他反对铸刑鼎的理由之一是这样会坏了祖宗家法（“失其度矣”），另一个理由是这样会导致“贵贱无序”：“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这句话意思是说：你把刑法铸在鼎上，百姓就会根据鼎上的法律来同权贵辩理，谁还能再尊重权贵呢？而孔子所要坚持的则是“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愆”这里是“侵越”的意思，这句话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贵贱尊卑是不能侵越的，这才是法度。”我们从尽可能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就是说孔子认为这样天下才不会乱。

    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孔子是趋炎附势的小人，那就低估了孔子本人和后来尊孔大家们的智慧，也低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孔子是有原则、立场的。他主张看到君主有过失要尽心劝谏，“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如果尽心劝谏也没用，孔子也决不贪恋富贵、同流合污，而是继承古代的隐逸传统，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是大多数君主可以容忍的，也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士人们可以接受的。

    据笔者所见，在先秦诸子中，主张绝对、无条件维护君主地位的也许只有孔子和韩非。韩非集申商军国主义思想之大成，严峻残刻，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感。君主们对其只能在私下里研究揣摩，不适于公开宣扬。孔子思想既绝对维护君主地位，又相当能服众，这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可以替代的第二个人来，在世界历史上好像也难找。所以君主们无不竞相尊孔，而且越是异族统治尊孔越厉害。

前面讲过，我们不能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因为在先秦和汉唐宋的绝大部分时期里，儒学的更普遍含义是“周孔之道”。从《尚书》、《诗经》和《逸周书》中看，西周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是“周学”的敬天保民、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宽而有制等思想居统治地位。《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这段话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王者之迹”与《诗》是相联系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后，强调尊卑等级、君臣大义的《春秋》才兴起，而孔子更多地继承了《春秋》中的思想。《逸周书》的很多思想内容被认为与儒学理论（其实是孔学理论）相违背，因此一直不受重视；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代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建立了一个与“周学”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孔学”流派，是儒家思想中“礼教”这一思想流派的创始人。

    也许有人会说：周公讲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革命时代的观念，而孔子主张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是守成时期的观念，各有各的用处。但哪种观念是更好的守成观念不能不作深入讨论。

如上面提到的，在周学观念居主流地位的西周时代，发生过国人将厉王赶走的事件，但赶走厉王后的共和时代和随后的宣王时代都是相当不错的时期。接下来的幽王在位十年胡作非为，也许是由于加强了行政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没有出现国人暴动，结果是被申侯联合西戎攻入，身死国灭。如果在幽王第一次烽火戏诸侯的时候就将幽王赶走，再次共和或王位换人，西周是不是亡不了？还应提起注意的是，厉王被赶走后，又活了十来年直到自然死亡；幽王如果被赶走也会安度余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其本人是不是都更好？

孔学礼教思想推崇君臣大义、强调尊卑名分，君主再暴虐妄为再昏庸无能也要维护其地位，直到引发大的内乱外患，国家和百姓损害惨重，君主本人也不得善终。《荀子》中讲“至忠为贼”，这句话可以说骂得非常有道理。对君主个人愚忠、不知变通，对国家、对百姓、对君主本人都是祸害。如果一直延续周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古《传》中“从道不从君”的观念，中国历史上君主被赶下台的事件可能会多一些、共和时期可能会多一些，但很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内乱外患，甚至不排除形成和平撤换不称职君主的机制和规范。而礼教思想阻塞了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即使我们尽量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承认一定程度的尊君抑民、尊卑有序在帝制时代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至少可以被容忍。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道家思想，但也讲：“儒者（指孔儒）……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强调尊君抑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的礼教思想难道不应该被彻底扬弃吗？

（三）“周孔之道”与“孔孟之道”的演变

    个人认为，大致说来，孔子思想理论中有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上古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伯夷、叔齐和《春秋》中的君臣大义、尊卑名分传统，三分之一是继承、阐释了鲁文化中安贫守拙、繁文缛礼等传统。因此，从广义上说，孔学和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都可以统称为“儒学”；但在实际上，孔学与包括周学在内的上古传统之间有不少区别，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区别。在西方，对基督教有这样一种说法：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区别，有时比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区别还大。在被总称为“儒学”的不同流派之间，也会存在这种情况。

第一个意识到孔子思想对君主重要价值的皇帝很可能不是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汉高祖刘邦，而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第一次东巡时，“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封孔子八世孙孔鲋“为鲁国文通君，拜太傅”（《宋濂：诸子辩》）。秦始皇不可能不知道周公、太公，但没有任何表示。后来因为孔学儒生主张“师古”、恢复分封制，因而下令焚民间“诗、书、百家语”，后来又出了件“坑儒”的事，但朝廷中始终任用有数十名儒学博士，为其提供咨询、歌功颂德。

    汉代前期很可能是一个仍然被低估了的时代。这一时期齐文化和楚文化都有很大影响，而先秦的齐国和楚国都是工商业发达、法治也较发达的诸侯国。有人据《史记•平准书》说那时多“兼并豪党之徒”，而且“室庐舆服僭于上”。但从另一角度看，“室庐舆服僭于上”恰说明那时受齐文化影响较深，尊卑等级观念不严重；如果多“兼并豪党之徒”而又没有大规模流民记录的话，那有可能反映出就象后来宋代那样，由于工商业发达，吸收转移劳动力，因此可以不抑兼并。汉代前期当然也不会没有缺陷弊病，但那时的经济繁荣程度、法制水平、社会民生、开放包容度，后来能与之相比的时期不多。当时的意识形态是继承了战国末期百家融合的潮流，形成了以道家形上学为框架、融合百家、兼采百家之长的理论体系，这点从《史记》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淮南子》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汉初的包容度仅举一个例子：那时虽然崇尚黄老，但朝廷一直设立有多名儒学博士，并派专人发掘、整理儒家经典；但武帝后的崇儒时期可曾设立过黄老博士？把黄学都给弄失传了。

    如果说汉初是一个被低估的时代，汉武帝就可以说是一个被后来一些儒生尽力粉饰夸大的人物。汉武帝时期其实是一个乱折腾、民不聊生的时代，几乎各方面都出现严重倒退：工商业受到杀鸡取卵式的破坏；文景时君主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接受法律约束，此时盛行“法自君出”；汉初政简刑稀，此时法令渐趋残刻，一案穷治牵连至十余万人，或“坐死者数万人”（见《史记》《酷吏列传》和《平准书》）；汉文帝本已废除了“妖言诽谤罪”，这时竟然发明了“腹诽”法，将大臣颜异论死，自是之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见《史记•平准书》）；汉初诸帝都相当注意俭约，汉武帝则挥霍豪奢；对匈奴战争不是不能打，而是战争过频，实际上是滥用国力搞“政绩工程”，不顾百姓承受能力，得不偿失；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食货志》。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评价汉武帝：“汉武骄奢，国祚几绝”（《贞观政要•贡赋》）。有人说汉武帝文武全才、“雄才大略”，但商纣王、隋炀帝也是文武全才、“雄才大略”。汉武帝实际上是与商纣王、隋炀帝一样的多才多欲任意妄为的亡国之君。不过他最后几年总算悔过，后事安排得还不错，又连续两任好皇帝，西汉才转危为安，对此司马光有过精当评价。汉武帝时代尊儒术倒也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罢黜百家”，这是从战国末和西汉初期融合百家潮流的严重倒退，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禁锢思想、封闭排他的恶劣风气。

    董仲舒的确可以说是后来被称为“今文经学”的理论家。“今文经学”更倾向于“孔学”：拔高、乃至神化孔子；重《春秋公羊传》，强调阐发经籍中的“微言大义”，主张“六经注我”，乃至“放肆说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强化“礼教”思想，强调“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将孔子“约之以礼”的思想具体化了。但“今文经学”毕竟还是“经学”、还不完全是孔学，例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第二十五篇为《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就反映出董仲舒也还有一些上古传统的观念，这是后来程朱们所没有的。而且西汉基本是“外儒内法”：用儒生“轨德立化”即搞教化，用文法吏“优事理乱”即办事。不同的是汉武帝时多用酷吏，昭宣起多用循吏、良吏。直到西汉末，一直还是“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汉书•食货志上》），不幸出了个“转世孔子”王莽，致力于“复古改制”，把天下搞乱了。

    西汉时期，特别是前期，所讲的“儒”多孔学色彩较重。就连司马迁父子谈起儒家来，也是讲：“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父子所理解的“儒者”也主要是孔学、而不是周学。这显然同当时所能见到的儒学典籍多属孔学流派有关。董仲舒等人之所以形成今文经学流派也应该与当时所见经典的局限有关。西汉后期，新发现的古文经典逐渐流行，古文经学才开始兴起。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逐渐兴盛、影响逐渐扩大。“古文经学”更倾向于“周学”：更崇奉周公，以周公为集五帝三王之大成、建立“周道”的“先圣”，而视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先师”；更重《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周礼》等，强调如实理解、阐发原文字句含义；尊君抑民的“礼教”思想没有“孔学”和“今文经学”那样严重。据《后汉书》所载，东汉第二个皇帝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汉书•礼仪上》）第三个皇帝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形成《白虎通义》一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典。该书中明确讲：“臣所以胜其君何？此谓无道之君也，故为众阴所害，犹纣王也”、“明臣可为君”等，后来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肯定“无道之君可以被取代”的朝代可能就见不到了。但东汉也是各主要朝代中农民起义次数最少的，只有东汉末黄巾起义那一次。虽然东汉后期连续都是小皇帝造成政局混乱，但从整体上讲，东汉的经济、民生、文化、科技、对外战争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不过东汉好像仍然受“罢黜百家”的一些影响，经济文化似乎不如汉初和唐宋时代那样丰富多彩。

    魏晋玄学的出现也许可以被视为是对汉代“罢黜百家”风气的一种逆反。但周孔之道基本上仍然一直是这一时期官方的正统思想。直到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的第二年，即武德二年，仍袭旧例，“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新唐书•本纪第一•高祖》）但过了十来年，到太宗李世民主政的贞观六年（632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儒学上》）其理由当时讲得含糊其词，但这位英明君主贞观二年时的一句话说到了根本：“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旧唐书•本纪第二》）有了这一观念，抑周扬孔就是必然选择了。另外，周公在成王年幼时摄政七年，以王的名义行事，尽管后来全部归还了权力，但这种事也为后来的君主所忌惮，这可能也是唐太宗抑周扬孔的又一原因。

唐太宗去世后，高宗即位初曾一度恢复了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礼制。但不久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周公摄政，功比帝王，应移至帝王庙配享成王，高宗于显庆二年（657年）批准。经此对周公的明升实降，直到清亡，读书人就一直只拜孔子了。

　　尽管为了维护君权而抑周扬孔，但在其它几乎所有方面，太宗李世民都是相当开明、包容的。在儒学上今古文经学并尊，“礼教”约束不严重。而且唐代基本做到了“尊儒术而兼容百家”，道教、佛教就不用说了，其它诸子百家也尽量兼收并蓄。例如，唐太宗命魏征等人撰写了著名的《群书治要》，约五十余万言，其中既有儒家学说，也有管仲、刑名、申韩商、老子等各家主张。科举科目中不仅有进士和明经，也有明法、明字、明算、史科等。太宗本人多次引用过《老子》中的话，他的清静任法、领导艺术等明显接受了道家思想。很多人都提到《管子》一书在唐代的影响，这里只补充一个例子：曾读到李白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其中有“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可见那时在李白这类知识精英中，治国安邦的政治家榜样不是孔孟，而是管晏。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使唐代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宋代基本沿袭了唐代今古文经学并尊的传统。《宋史•儒林传》中人物多周孔并称，并多次提及《老子》、《庄子》、《管子》等。但宋代开始崇文抑武，并逐渐加强中央皇权，于是束缚压制因素较强的程朱理学也就应运而生。程朱理学有关形上学和心性等的探讨，无论对错都是有益的；但他们继董仲舒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孔学尊君抑民的礼教思想。例如，朱熹强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后来的康熙皇帝大为赞赏，为《朱子全书》作序：“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近几年见有些学者为程朱“存天理、灭人欲”辩护，说程朱要灭的只是过分的欲望。但一个口号所起的作用在其本身，而不在于对其所作的补充解释。如果要作补充解释的话，那文革中“斗私批修”的口号也会听起来很合理，但谁又能否认这一口号所起的禁锢思想、压制人性的作用呢？“克己复礼”（孔子的“礼”是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三纲”、“存天理、灭人欲”、“斗私批修”这类观念有明确的压抑、束缚、禁锢的指向，对其所作的补充解释不过是掩饰和粉饰，最多只能减轻、缓解一些，而不能改变其本质。要是单看这些口号和提法，好像多少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我们把“斗私批修”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口号的不同指向和后果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理解这一礼教思想系统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负面作用了。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程朱理学在宋代一直只是“私学”，宋代开科取士的标准、即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是沿袭汉唐传统的以“经学”为主。从“经学”传统观念看，程朱那种突出孔孟四书的学问并不是儒学，于是称之为“道学”。还应该强调的是，宋代的“私学”也并非只有程朱这一家，影响较大的我们即可举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氏兄弟的“蜀学”、陆九渊一派的“心学”、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等等，各学派都公开讲学、自由辩驳，可见宋代的社会风气仍是相当自由开放的。正是这种相当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宋代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尽管由于崇文抑武、对武将太不宽容而变得文弱些。

    “四书”确立为“官学”是从元朝开始的。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和人才选拔上所起作用不大。元代统治中国98年，直到建国后四十余年的仁宗时才举行科考。元代科举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分考：“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南人则要多考五经经义一道和“古赋诏章表”一道。“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显然，元代将“四书”作为“官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迁就蒙人和色目人，因为“四书”要比“五经”简易的多，而实际上在心目中还是以“五经”为儒学正宗，所以蒙人、色目人如也考“五经”等，可“加一等注授”。这样，元代看来既不能算“五经”时代，也不能算“四书”时代，而只能说是一个过渡时代。

    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君主自有其历史地位，也比较关心穷苦百姓利益，但在和平时期杀人最多的君主中，他和汉武帝都能名列前茅。他也是个重农抑工商思想很严重的人，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很多，这里只补充一条：曾读《明史•太祖本纪》，见这样一项记载：“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朱元璋将其“杖之，流岭南”。他也有些片面地认为：“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明会要》）。这样，重“四书”和程朱理学既是延续元代的习惯，也合乎朱元璋的口味，遂将其地位置于“五经”之上，成明代定制。但明代毕竟是本民族统治，对百姓防范心理不强，过了几十年，社会环境和风气就又逐渐变“宽纵”了。不仅批评程朱理学几成风气，连公开贬斥孔子的李贽也没死罪。“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明史•志第四十五》）。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明代中后期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还是比较活跃的，工商业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与当时西方基本持平。明代后期民本思想也呈复兴，但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归于沉寂。

    平心而论，清朝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还是有善政的。例如，赋税不算重，在赈灾、水利等事情上还一直是认真的，等等。但清代毕竟是外族统治，要想用几百万满人管住几亿汉人，这任务无疑是非常艰巨的，愚民、弱民乃是必然选择。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严重、思想言论最受窒息、也是最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时代。如鲁迅所讲：“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而四书八股、程朱理学就成为他们禁锢思想、封闭排外、保证臣民效忠清室的得力思想工具。

在清代，“五经”和周文化被进一步淡化。清代科举“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经文虽与四书并重，积习相沿，士子不专心学习。”（《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这样，人们的眼界、思路日趋狭隘。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徐继畲等因了解、介绍外国情况而被骂为“汉奸”，后来的洋务运动也受到势力强大的守旧派抵制，这在汉、唐、宋、乃至明代中后期都是不会有的事情，这是因长期禁锢封闭而造成的僵化症状。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孔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发展转变过程中起着怎样严重的阻碍、窒息作用。例如守旧派官员刘锡鸿就坚决捍卫数千年的“圣人之道”：“政令位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并坚持要用这种“圣教”去“变夷”。刘的这种主张受到守旧派人士的交口称赞。试想，中国要想现代化不清除这种孔学“圣教”障碍可能吗？（刘锡鸿本人在出使德国后观念有所转变。）

不少人都爱引用汉初儒生叔孙通的话：“夫儒者（指鲁儒）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话倒也不错，但不能以为守成方法只有“儒者（孔儒）”这一家。仅就已付诸过实施的守成方法来讲，就有周公召公的守成方法、太公管仲的守成方法、孔孟的守成方法、商韩的守成方法、黄老的守成方法等。如果守成守到先秦鲁国和清代那个样子，也不能说是好的守成方法。从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孔学思想的统治垄断程度与社会的禁锢停滞程度是成正比的。

（四）去圣孔子才能真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好像有些全盘否定的过激情绪，但我相信“打倒吃人礼教”这一指向很准，完全没有错。这一由孔子开创、董仲舒和程朱等人继承发扬的“礼教”思想由于宣扬无条件尊君抑民而受到封建君主们的热烈追捧，但其有不少相当严重的弊病，如：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尊尊亲亲而导致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守旧僵化、照抄照搬；夸大礼乐教化作用而轻视贬低忽视几乎所有应用学问；专注于繁文缛礼而严重压抑人性、个性、创造性和活力，等等。这些“礼教”弊病不仅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程度不等的窒息、停滞、衰弱等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感觉出它的负面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但由于清代离我们近，清代遗风还有不少存留，所以一提恢复传统文化，就容易恢复到清代的孔孟四书、程朱理学那一套。近年来，我们已基本公认：明初和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字狱和思想禁锢最严重的时代，也是停滞、落后的时代，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四书八股、程朱理学也不会是好的意识形态。既然我们公认汉唐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更繁荣先进的时代，那么那些时代以“经学”为主、周文化有很大影响、兼收齐文化、道家等思想之所长、比较开放包容活跃的传统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更好些的传统。

    鸦片战争后国门初开时，能放眼国外的士大夫几乎都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类似于我国上古的三代之治、与《周礼》颇多相合。尤其是出使过欧洲的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人持此论更力。因为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回归，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由于上距原始部落时代未远，具有那一时期特有的主权在民、崇尚人的本性、开放进取、推崇法律等优秀素质；我国三代时期也上距原始部落时代未远，也具有那一时期特有的民本、宽容、务实、法治等优秀素质，所以清末维新派士大夫将西方现代社会与我国三代时期类比并不奇怪。但那时没有人敢说孔子的不是，于是就把孔子和三代说成一回事，统称为“古儒”，主张回归三代、回归古儒。到了“五四”时代，没有了皇上，人们敢质疑孔子、敢喊“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了，但仍然沿袭思维惯性，将三代与孔子看作一回事，一并推翻打倒。这样中国就没有什么优秀传统了，出现了空白，只好移植西方文化来填补。

    如果我们仍然沿袭明清时代的观念，将孔孟四书和程朱理学等同于儒学、将孔子视为儒学的创始人和代表，那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将三代与孔子看成一回事、把上古优秀传统与孔学礼教思想混为一谈。这样，当我们谈及民本、德政、道德伦理规范等民族优秀传统时，会把这些优点归功于孔子；当我们谈及礼教思想弊端时，会把这些弊端分摊给上古传统。进而，当我们试图扬弃孔学思想中的糟粕时，就有成民族传统虚无主义的风险；当我们试图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时，又有复活礼教思想的可能。

    但当我们将视野越过明清，投放于汉、唐、宋和先秦时代时，特别是将视野投放于孔子之前的思想文化传统时，我们会豁然发现：四书不等于五经，道学不等于儒学，今文经学不等于古文经学，孔学、鲁学不等于周学，礼教思想不等于上古传统、不等于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理直气壮地扬弃孔孟、董仲舒、程朱这一思想系统中的礼教糟粕，也有可能理直气壮地发扬三代之风、发扬儒学中以周学为代表的民族优秀传统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出版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胡适自己曾总结此书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从今天来看，这两条可以说是一功一过：将孔子去圣化、恢复其先秦诸子之一的真实历史地位为功，而截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尚书》、《诗经》、《周易》等上古典籍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正统，将源头和主流截断，下游的水量水质还能正常吗？

    近来看到，好几个人都使用了“大儒学”这一概念，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其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将包括上古儒学、孔、孟、荀等在内的所有与“六艺”有关的学说流派统称为“大儒学”或“广义儒学”，而把孔学礼教这一思想系统特称为“小儒学”或“狭义儒学”。我认同这一观念。前些时，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明确主张“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见2009年9月6日《光明日报》）。我们有必要摆脱那种以“四书”为主的明清思维或称“道学”思维，而应回归以“经学”为主的“大儒学”观念。当然，在“大儒学”框架范围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以周学为代表的上古儒学传统和以孔学为代表的礼教思想系统。

前两年，李零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去圣乃得真孔子》，我完全赞成该书书名的这一提法。如果说“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痕迹，有些过激、情绪化，那么“去圣孔子”这一提法是相当公允、平和、理性的。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讲：“广大干部和群众要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我们不能好容易摆脱了神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现代精神枷锁，又给自己套上一个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的古代精神枷锁。

更何况，对追求绝对权威、皇权永固的封建君主来说，孔子的确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圣人，但未必是国家民族的圣人，更绝对不可能是现代社会的圣人。当然，孔子的思想言论中也有一些应该肯定、值得肯定的部分，不能全盘否定。而且礼教思想至晚从伯夷、叔齐那时就有，东周时期以《春秋》为代表又有加强的趋势，不是孔子一个人的责任。但如果没有孔子，礼教思想不会那样成系统，影响不会那样大、那样泛滥，我们民族的很多思想政治文化道德传统不会受到那样严重的出自礼教观念的扭曲变态。

我们相信，现在主张尊孔、圣化孔子的人们在主观愿望上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防止和抵制全盘西化。记得有位尊孔学者曾问过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不尊孔尊什么呢？”的确，如果没有能够令人信服的形象和观念来取代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那尽管能找出孔子一百件毛病，尊孔还会继续，因为要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就必然要连带维护这一传统的象征。文革时期的“批孔”在学术上是胡闹，不必提起。但“五四”时期反孔、反礼教力度不可谓不强，不少理由讲得不可谓不深刻，但始终与尊孔者相持不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中一些人是要用西方文化来完全取代中国文化，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其实他们中的多数也都致力于用新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诠释，但尚未能建立起新的观念体系，以致后来一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很自然地又回到尊孔的老路上去。

现在要明确的是：将孔子视为儒学代表、进而视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代表，这是今文经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和明清时代遗留的影响。如前所述，直到宋代，儒学一直是指“经学”、被理解为“周孔之道”，程朱那种突出孔孟和四书的学问并不被视为正统儒学，而只称之为“道学”。如果我们恢复将儒学理解为“周孔之道”的话，那孔子就不可能是儒学代表，也不可能是儒学创始人，更不可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代表。如果一定要说孔子是什么思想创始人的话，那也只能说是“礼教”思想创始人，因为在相当几个重要方面，孔子的“孔学”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道”的确有所不同。

前面提到，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儒学”译为“孔学（Confucianism）”。由于西方人没有“儒”这一概念，因此反倒容易把孔学和孔子之前的思想区分开。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哲学”条目中就在“中国人本主义之根（Roots of Chinese humanism）”的标题下概述了商周时代的思想。还有些著作中使用了“前孔子（pre-Confucius）”这一概念，并将“五经”归为“前孔子”经典，“但经过了孔子的编辑和解释”。还有的著作中更敏锐地指出孔子之前的思想和孔子之间的差别：孔子之前的思想强调“‘天命’会转移到新的更符合‘德’的君主”，而孔子则主张“人们应该顺从君主和政府，君主和政府也应该不虐待百姓”。还有一些著作中介绍了孔学的“三纲”主张：君主统治（rules）臣下，父亲统治儿子，丈夫统治妻子。现在把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机构统称为“孔子学院”，并把孔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其它文化对话，我怀疑这种做法能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持正面、信服的态度。（顺便提一件趣闻：2009年五月巴拿马选举“环球小姐”代表时，主持人问候选人柯莎蕾莉：“孔夫子是哪一国人？”她答：“孔夫子啊，是日本人……不，中国人？‘混乱’一词就是由他而起的。”这位小姐对东方文化看来不很熟悉，但富于联想力，因为西文中“孔子（Confucius）”一词与“混乱（confusion）”一词的发音和拼写都很相近。在历史上，孔子也的确相当严重地扭曲了民本、宽容、务实、法治的上古儒学传统，带来了相当一些思想混乱。）

我们不能视孔子为中华优秀传统的代表，因为孔子思想对封建君主来讲的确十分有利，但对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来讲负面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视孔子为全部儒学的代表，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周公的地位更高，包括周文化在内的上古传统的影响很大；而且孔子与孟子、荀子等人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差别。现在承清代和康有为的余绪搞尊孔、圣化孔子乃至孔教，实际上是使孔子成为了障目的叶子，反而妨碍了我们对真正中华优秀传统的吸收和发扬。圣化孔子遮蔽了中华思想精神文化的真正源头，扭曲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上古优秀传统，扭曲了“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古文尚书•君陈》）的周文化，遮蔽了更先进、更“现代”的齐文化和更恢宏多彩的楚文化等多元文化，遮蔽了几千年来各行各业、在朝在野的灿烂群星，也遮蔽了中国历史上相当发达的法制思想、经济理财思想、领导管理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等实用学问传统。只有去圣孔子、明确其思想中的弊端、恢复其先秦诸子之一的真实历史地位，将圣化孔子和美化礼教这片障目的叶子从眼前移走，我们才能真正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纷呈和气象万千。

（附注：现在的《古文尚书》虽已被基本认为是伪作，但人们也公认：其中也汇集了从先秦《左传》诸书直到魏晋诸书八百年间古书所称引的原本《尚书》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流传较广的名言警句，很可能是有所本的。所以本文暂将今古文尚书中的名言警句一并引用，好在《清华简》正在整理，待有新的证据后，再作修正。）

（下一篇文章题目：《孔子对上古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