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4日14:50:1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一个非同小可的历史关头，一份非同小可的绝密文件。罗易泄密，对中国的走向，对所有相关人士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一个半月之后，发生了中共党史上称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党史上称作“分共”的重大事件。国民党中最著名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此与苏联和中共分道扬镳。 ◆高伐林 　　1927年6月1日，素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已经暑气蒸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匆匆约见时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汪精卫。 　　40岁的印度人罗易，18岁就参加印度地下独立运动，发动推翻英国统治的起义，他四海为家、亡命亚、欧、美几大洲，当过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又创建墨西哥共产党，后来他还创办印度侨民共产党。罗易刚来中国三个多月，对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两眼一抹黑。 　　据汪精卫这一年晚些时候在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中回述： 　　……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时任俄国常驻全权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高伐林按）的，鲍罗廷有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易泄密”事件。70年来，史家长久地议论：罗易何以要对汪精卫泄密？如果汪精卫没有看到这份文件会怎样？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历史关头，这是一份非同小可的绝密文件。罗易泄密，对中国的走向，对所有相关人士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一个半月之后，发生了中共党史上称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党史上称作“分共”的重大事件。国民党中最著名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此与苏联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国民党容共政策之由来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虽然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统一全国，军阀内部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统领各派的公认领袖，但他们名义上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这个时期政权虽然四分五裂，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坠。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为列强所承认，其内外政策与政治举措是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在1926年北伐以前，不仅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囿于广东一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就在国人眼中，也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 　　1922年秋天，亡命到上海，处境险恶的孙中山为走出困境，考虑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苏俄于1920至1923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找孙中山。在中共成立前，意图是想变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成立后，则期望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但孙中山不同意，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苏俄便改变策略，下令中共派党员加入国民党，直至命令全体中共党员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二人联名在上海发表宣言。其中第一条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全文附后） 　　汪精卫在前述演讲中的回忆，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国七年（1918年）俄国革命之后，总理（孙中山）有电报给列宁，庆祝俄国革命的成功。民国十年（1921年）总理在桂林，俄国派人到广州、到桂林去见总理。俄国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吴佩孚，同时也在南方考察国民党。”“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这一时间汪氏说错了，应为1923年元月——高伐林注）冬，俄国代表越飞在上海和总理联名发表一个宣言。”“宣言中说明俄国愿意帮助中国国民党反抗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认共产主义是不能实行於中国，故俄国不是来宣传共产主义，而系来赞助国民革命。” 　　孙中山征询自己同志们的意见，廖仲恺赞成，汪精卫、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在帮助孙中山制定这一政策时，汪、胡二人并未与闻。1926年北伐时蒋介石影印发表孙中山生前给他的信，信中写道：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但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举行“一大”之前，突然电召在上海的汪精卫回粤参加改组，汪并不知道孙为什麽原因而改了主意。他回粤后，孙中山出示章程草案，看到这次改组的精神是扩大党内民主，与前此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时搞党员按手印、对之宣誓效忠那一套大不同，十分赞成，自此即尽力助孙改组。 　　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 　　什么是“容共”？“容”是“容纳”。“容共”不同于“联共”，“联共”是联合共产党，两党各自还是独立的。“容共”就不一样了。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入高层决策机构，而且——这一条最关键——不改变原来信仰，换句话说，允许共产党人双重党籍，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然也设定了条件，后来他正是用这些设定条件来说服对“容共”充满疑虑的国民党员，那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遵守国民党党纲党纪。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保证：“我们加入本党（指国民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 　　允许另一个党的成员进入自己的党，使自己党内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同时也是另一个党的成员，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也属罕见。 　　有关各方策划“容共”之际，自然都各自权衡过，认为对自己利多弊少。 　　孙中山为何要“容共”？主要是他多年奋斗，到处碰壁，几近山穷水尽，想得到苏俄的援助，也想借助共产党的活力。 　　苏俄与共产党为何要推动国民党“容共”？原因就复杂了。 　　中共早期重要骨干、后来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郑超麟曾指出：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将共产国际变为苏联外交部的工具，只求各国共产党努力保卫苏联，而非努力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自始就是怀抱这个目的。所以它来中国寻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吴佩孚，其次又去找陈炯明，未成，又去找孙中山。“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人物，扶助他们执掌政权，同苏联友好相处，不会侵犯苏联的东方边界。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并不重视”。 　　苏俄派来的代表马林会见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时，已经暗中组织中国共产党。马林后来给苏俄决策中枢的秘密报告中，对中国的政治状况归纳为几点：（一）中国有主义有政策以建设中华民国的只有孙先生一人和率领的国民党。但陈炯明和孙不久定将决裂。（二）最有力量的是吴佩孚，但他绝不了解政治。（三）所以中国中、南、北三部都要联络，以掩护中国共产党之成长。后来苏俄正是基本上根据他的这份报告，制订了在华的方针和策略。 共産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中共“一大”，负责审查中共活动计划和拨给经费预算。（资料图片） 　　别看中国积攒了几千年的政治策略，早就上升到了博大精深的理论，在革命这门学问中，中共领导人与俄国老师相比，只能算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对“共産党加入国民党”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组织上必须服从，行动上必须照办，因为中共的活动和发展计划都归马林审查，马林声明，中共的“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具体也就是由马林说了算。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机关支出17655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16665圆，自行募款1000圆。”也就是说，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承担了中共中央机关开销的94％，不听马林的还行？中共“二大”更明文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的中国支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中共“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很快领悟到苏联策略之高明，明白了马林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所说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确实是妙不可言。1923年5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1923年11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交底：“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中共领导人开窍了：是啊，国民党毕竟有更雄厚的政治资源、更完整的组织架构，若能大批加入进去，进而改造它、掌控它，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来讲，难道不是事半功倍的捷径？ 　　1924年1月国民党开“一大”，孙中山发言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巨大权威，会上无人挑战孙“容共”政策，只在双重党籍问题上有所质疑。审议国民党章程草案时为此进行争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都为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吴稚晖1924年5月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当时革命阵营内的普遍想法：无政府党、共产党和国民党，说到底都是革命党，分别只在程度不同。无政府党最彻底，共产党其次，国民党则最现实。因此“不约而同的终混在一起”，实不可免。（《吴稚晖致华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2期） 1924年元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李大钊和代表们走出会场。（资料图片） “容共”问题成为国民党分裂的导火索 　　国共看来是各有所获，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可以“双赢”。那么为何国民党内部对此争论不休？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在价值观、在人事、情感上的格格不入倒是小事，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人进了国民党之后，究竟为谁奋斗？这个问题较难判定——两个党都声称是为中华民族奋斗，共产党否认是为一党之私，国民党却总有人怀疑其是“幌子”；不妨换个比较容易判定的标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究竟是以个人身份活动，还是“党中有党”，听从秘密的党团组织的指挥？ 　　中共中央一度明确要求全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强调组织功用、又坚信自己的是“历史上最革命阶级、最先进政党”的共产党人，真可能脱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令、真可能放弃指导、监督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真可能安心以普通国民党人身份，听从国民党中央的指挥？ 　　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内，也是争论不休。中共创始人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之所以退党，重要原因就是他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服从国民党领导。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记载张的一段回忆说：“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转引自章立凡《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 　　张申府到底退党了，他还是书生气太浓，没有明白政治斗争中的中共，说的与做的、对外说的与对内说的，可以完全是两回事。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双重党籍案遭到质疑时，李大钊代表中共发表声明称：“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切。”但是半年之后的7月1日，李大钊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2次会议上，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国民党）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 　　国民党人对李大钊背着他们说的这番话，当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但他们的疑虑，被“容共”造成的利益转移所刺激起来。 　　国民党“一大”后产生的国民党中枢，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共41名，新入党的共产党人占10名，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拥有近四分之一席次。作为中央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党部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国民党员聚集的上海，新选用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和共产党人，组织、工人、农民等部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掌，孙中山长期倚重的老党员被挤到一旁。据汪精卫1924年4月17日致戴季陶函中所述，北京执行部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9人，除3人外都是共产党、团成员；上海执行部中，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3人虽为国民党人，但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秘书（秘书即负责人），则分别为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和邵力子。孙中山授权共产党员谭平山等负责组织发展，谭依靠共产党人来推动地方党务，从而使不少地方党部的组织部及执行部为共产党人所实际掌控，像汉口执行部、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几乎全姓“共”。国民党老党员对党权旁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两党的纲领目标和思想基础虽然不同，但是组织格局和政治文化，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以往研究中，人们往往简单化地从“反共”单一视角看待国共纠纷。事实上，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国民党内部对“容共”政策的争论，是在一系列互动中变化的。对于“容共”的争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大陆近代史专家杨奎松教授曾著有《“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经过》的长文，详细考察，可供参考，又有厚达700多页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简略带过。 　　孙中山在1924年1月21日的演说中就介绍：对“容共”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国民党在中国国内之基础，主要是有产者，他们也很难接受共产党人阶级革命的理念。对孙中山帮助甚大的重量级华侨商人党员邓泽如，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的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之危险。他忧虑共产党人“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国民党，不仅要“利用我党”，而且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阴谋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甚至尖锐地提出：“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邓泽如等呈总理检举共产党文》，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编《革命文献》第九辑，台北1955年版）曾倍受孙中山倚重的田桐，得知“一大”结果后专程从上海赶去广州，向孙中山抗争三次。张继、居正等人多次强调要规定进本党就得遵奉本党主义，党中不可有党。邓泽如、冯自由诸人“连同各省及华侨党员参加者五十余人”，在广州集会“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准备公告天下。经鲍罗廷提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几乎立案开除领头的冯自由等四人党籍，惟孙中山念及四人均为老党员才训诫了事。 　　国民党人反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人在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期间的言论，与国民党人唱对台戏。国民党人否认北京政府合法，要求收回外蒙古，何况《孙文越飞宣言》中也明确写了：“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但是中共党人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主张北京政府与苏联相互承认，给予外蒙古以自决权，还向北京政府请愿，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这下连孙中山也觉得不能容忍，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 反对容共的国民党人抓住了把柄 　　孙中山只是“严颁纪律”，要求共产党人遵守诺言，却并不打算改变“容共”政策。汪精卫一直站在孙中山一边，他对苏联和中共的学说并不感兴趣，但多年忠诚于、听从于孙中山，同时，他也感到共产党人的魄力和锐气，远胜许多老国民党人的惰性和暮气。 　　“容共”政策使国民党组织和人数在全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然而许多老国民党人的心结未解：量虽然增了，是否质也变了呢？初期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到后期，国民党青年加入中共者日多。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传，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强力领导，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忧虑共产党“反客为主”。共产党人进国民党，他们担忧；国民党人进共产党，他们也担忧。这种危机意识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一直苦于空口无凭的国民党老党员，最后是从谢持由巴黎返国的女婿手里，得到了一份白纸黑字的证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其中写道：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中，还有“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的文句。（见《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 　　谢持、居正、张继等老党员赶到广州，决定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你李大钊当初的保证实乃“不忠不德，险诈不信”，“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出处同上) 　　鉴于党内争执愈演愈烈，孙中山于1924年7月11日设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辅助他来筹划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任免。孙中山自任该委员会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和邵元冲为委员。虽然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应对中央执委会负责，但是既然孙自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的决定自然也就具有了最后决定的意义。孙中山把众多老党员排除在决策圈外，架空中央执委会，权力集中于拥护联俄容共的干部手中，引入鲍罗廷直接参予中央决策，国民党党内矛盾更加激烈，上海赞成“容共”政策的原有共产党籍的邵力子甚至遭到群殴。 　　当时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2000人之多，尽管弹劾案最终没有通过，却足见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意。（未完待续） 　　（高伐林按：本文引文注解众多，为便于网友阅读，从略） 广州国民党“一大”会址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资料图片） 附1：孙文越飞宣言全文 　　1922年陈炯明翻脸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孙中山委派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南下到上海，在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良久，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以此为精神，此后双方又经过几次会谈，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使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了基础。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文件，全文如下，供读者参考：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预报：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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