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繁荣富强，可以说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需要有社会稳定，分裂内战、兵荒马乱不行，盗贼遍地、犯罪猖獗也不行；二是需要有一定的宽松包容度，让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并及时清除弊端。如何把社会稳定与一定的宽松包容度结合起来，达到有机合理的平衡，这可以说是判断政治家和政治思想水平高下的标准。

    从这一标准来判断，我国历史上商韩法家和孔学礼教思想都不能说是好的政治思想。

    商韩法家坚持“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法制传统，这是其可取之处。但其强调严刑苛法，以民为敌：“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商韩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使百姓成为耕战的机器，在对外战争有利可图的时候的确可以富国强兵；但一旦没有了对外战争或对外战争无利可图时，由于缺乏内部活力和发展机制，要么激起百姓反抗，要么陷入愚昧残虐。

    孔学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德政思想和注重道德教化的传统，这是其可取之处。但其主张尊君抑民，强调尊卑有序、贵贱不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学道则易使”。在这种礼教思想熏陶培育下，人们的确变得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男人以服从君父为本、恭顺易使，女人以节妇烈女为荣、三从四德；但却不敢质疑权威、守旧封闭、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在礼教思想居统治地位的先秦鲁国和明初、清代，都明显陷入禁锢、僵化、停滞。

    如果说商韩政治思想的特点是“威之以刑”，孔学礼教思想的特点是“约之以礼”，那么周文化政治思想的特点是“宽而有制”，齐文化政治思想的特点是“静因任法”。人们公认，我国在汉唐宋时代要更繁荣活跃、开放先进，但不能忽视的是，汉唐宋大部分时间是周文化有很大影响时期，齐文化和道家思想也有相当影响（在西汉初有绝对影响）；孔学礼教思想那时虽然也有很大影响，但基本不居绝对统治地位。

    周文化“宽而有制”的政治思想可以说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周公的两句名言上：一句是“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微子之命》），另一句是“明德慎罚”（《康诰》）。

    “抚民以宽，除其邪虐”这句话出自《微子之命》。现在的这篇《微子之命》虽是古文尚书，但《史记·周本记》中有“周公……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显然历史上的确有这篇文诰。而且“宽”也一直是我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的传统。《尚书》的《舜典》中就载有舜帝的话：“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史记》的《五帝本纪》中也载有这句话。）《大禹谟》有：“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商书》的《仲虺之诰》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伊训》中有：“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等等。

周公的“抚民以宽”思想可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民计民生方面，一个是舆论言路方面。

    在民计民生方面的抚民政策，我们可以举《康诰》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周公在率军平定了东方的叛乱后，将一部分殷民安置在卫地，任命自己的弟弟、素有贤名的康叔为卫君。在康叔赴任前，周公嘱咐了他一系列应采取的大政方针，就是这篇著名的《康诰》。值得注意的是，康叔要去治理的对象是被征服敌国的百姓，而且不久前刚发生了叛乱，但周公仍旧讲：“惟尔王家我适（只有你们王室是我的敌人）”（《多士》），并要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要象保育子女那样保育百姓，以使百姓康乐安宁）”（《康诰》）。

    上面所举的《康诰》中的那段话意思是说：要谨慎戒惧（敬哉）！不要制造怨恨（无作怨），不要使用诡诈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来遮蔽你的诚心（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要努力施行德政（丕则敏德），以安定殷民的心（用康乃心）。要想着他们的好处（顾乃德），减缓他们的负担（远乃猷），丰足他们的衣食（裕乃以）。百姓过上安定日子，上天才不会怪罪厌弃你（民宁，不汝瑕殄）。（对这段话解释的分歧较大，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

    周公之所以这样尽心尽力施行德政，是与当时“敬天保民”的信念有关。那时人们相信：“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因此君主的责任是“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洛诰》）。他们也相信：“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因此“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国语•周语上》）。只有“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无逸》），才能“受天永命”（《召诰》）。

周公有这样强烈的德政思想，也应该说与自古以来的传统有关。从周公之前的典籍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德政民本论述，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胤征》），“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汤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咸有一德》），等等。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上述具强烈民本思想的名言很多出自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时，以《书》被焚最彻底。在汉代复得的《尚书》诸篇中，后来古文经书又散失的最厉害。从上述具强烈民本思想的名言多出自古文尚书这点看，我们似乎明白为什么古文尚书保存不住了。好在《清华简》正在整理，我们有可能不久就能看到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源头的真实原貌了。

    德政当然要体现在民计民生上，但如果把德政只理解为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那还只是“抚民”，还谈不上“宽”。大多数政治家和政治思想至少在主观愿望上还都是愿意安民、富民的。就连秦始皇刻石颂秦德，也是讲“黔首是富”、“黔首安宁”（《史记•秦始皇本纪》）。周公政治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还主张舆论言路方面的“宽”。而中外历史均表明，只有当舆论言路达到一定的宽松包容度时，社会的弊端才能暴露出来，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是越宽越好，因为过宽则乱。对“宽而有制”尺度的把握应当说是领导者的一种政治智慧和艺术。

    他曾引用古人的话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意思是说：不要只把水面当镜子，而要把百姓的反应当镜子。他也曾世事洞达地对他弟弟康叔讲：“不要事事都照你的心意去做。你要想事事都顺你的心，你就不会有顺心的事。”（“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唯曰未有逊事。”《康诰》）他还告诫已成年的成王说，古代贤王对百姓的抱怨指责“不敢含怒”；面对百姓的抱怨指责，要永远想着依法办事（“永念厥辟”），要放宽心胸（“宽绰厥心”）。

    周公用古代贤王的例子来告诫成王的那段话出自《无逸》，原文是：“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这番话的意思是：从殷代的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周的文王，都是明智的领导人。如果有人来向他们报告，说：“百姓在怨恨你、骂你哪。”他们就更谨慎戒惧自己的行为。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过失，他们就说：“我的过错的确是这样。”并且“不敢含怒”。如果不这样，就会有人更夸大其词、搬弄是非。要是有人来向你说：“百姓在怨恨你、骂你哪。”你就听信，就不想着依法办事、不能放宽心胸，那就会“乱罚无罪，杀无辜”。这样，百姓的所有怨恨都会集中在你身上了。

    这种对百姓指责抱怨持开放开明的态度，也非周公所独创，而是我国上古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据《尚书·舜典》，舜委派一位叫“龙”的人做“纳言”的官，职责是“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每天传达我的命令，收集百姓的反应，要真实公正。）”《商书·仲虺之诰》中有“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商书·太甲下》中有：“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商书·说命上》中有：“惟木従绳则正，后従谏则圣。”上面提到周公在《酒诰》中引用的话：“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也是“古人有言曰”，即也是周公之前就有的格言。

另外，《管子•桓公问》中讲：“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意思是说古代贤君都有让臣民自由发表意见和不满的场所。因此管仲建议桓公设“嘖室”，找人专门给君主施政挑毛病。

    西汉建国初，废除了不少秦代的苛法，但还保留有“妖言诽谤罪”。汉文帝即位第三年，即下令废除这项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史记•孝文本纪》）

    从管仲和汉文帝的话中看，上古时代可能的确有让臣民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和制度。这倒也不奇怪，因为上古时代距原始部落时期未远，还保留有部落民主制的遗风，百姓都是原部落成员的后裔，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从《尚书》有关篇章看，那时百姓称王为“我王”，王称百姓为“我民”。《商书•盘庚》中，盘庚要迁都，百姓不愿意，盘庚只能把民众召集起来做说服动员工作。尽管是连劝说带威吓，但毕竟不象后来那样一道圣旨就行了。从周初的《洪范》中看，那时百姓是有“投票权”的：遇到迟疑不决之事，王的意见一票，卿士的意见一票，庶民的意见一票，龟卜的结果一票，筮卜的结果一票。

    上古至周公这种对舆论言路的开放态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都熟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据《国语•周语》，周厉王把出言抱怨他的国民杀掉，于是没人敢再说话了。厉王高兴地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听”，后“三年，乃流王于彘”。

  在这段记述中，除其固有的警示意义外，我们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历史记述如实公正，是怎么回事就写怎么回事，是谁的错就写谁的错。但这种记事记言、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后来被孔子修《春秋》破坏了。要让孔子来写，厉王杀人会写成“诛”，邵公的话根本不会提起，“流王于彘”会写成“王狩于彘”。在孔子笔下，君主都是好人、完人，千错万错都是臣民的错。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春秋时，郑国出了个大政治家叫子产，比孔子约大30岁。他既明智又务实，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郑国富强起来。那时郑国人好聚集在乡校里议论政事，有人对子产说：“毁乡校，何如？”子产答道：为什么要毁呢？人们议论政事，认为好的，我就去做，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是吾师也”。我听人说“忠善以损怨”，而没听说“作威以防怨”。我要让他们闭嘴当然办得到，但这就好比用“堵”的办法对付河水泛滥，一旦堤破，伤人必多，就没有办法救了。不如留个口子，引导流向。与其让他们闭嘴，不如我视之为苦口良药。也许是因为这件事不涉及国君，孔子也称赞道：“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我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西周成康时代的资料现在很少，具体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但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有充分资料说明有言路畅通、政治清明的特点，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很多，不再赘述。

而反面例子也有不少，这里仅举两例：秦二世即位后，有官员从东方来，告诉秦二世有人造反，“二世怒，下吏”，即把这人拘捕治罪。后来再有官员从东方来，二世询问情况，这些官员都回复说：不过有些毛贼，当地官员已经抓获了，不必担心。二世听了很高兴。“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后来天下大乱，叛兵杀进宫里，二世身边只剩一个宦者。二世问这宦者：“公何不蚤（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答道：“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二世只好自杀。（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们还可以举宋徽宗的例子：宋徽宗在金兵逼近、仓皇退位时，曾颁“罪己诏”，其中便检讨道：“言路塞蔽，导谀日闻”。但为时已晚，北宋遂亡。

    上述三大治世除有言路畅通、政治清明的特点外，也都有社会稳定、犯罪率很低的特点。这三大治世的执政者当然也都注重教化，但并不认为教化是万能的，都有注重法制、执法严明的特点。用周公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抚民以宽”，又要“除其邪虐”。

    从《康诰》中看，周公要清除的“邪虐”既包括“邪虐之民”也包括“邪虐之官”。

    周公所讲的“邪虐之民”有两种。一种是“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睯不畏死，罔弗憝”。意思是：偷盗作乱，杀人劫货，强横不怕死者，没有人不憎恨他们。另一种是“不孝不友”者，即指子不孝、父不慈、弟不恭、兄不友。他讲：对这些人如果我们执政者不治他们的罪，上天赋予我民的常规常理就会出现大混乱。要依文王制定的法从速惩罚他们，不要赦免。（“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周公所讲的“邪虐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不遵循国家大法，另外发布政令、煽动民众，不听从国君法令，危害国君。另一种是不能约束他们的家人和下属，作威作福、虐待百姓，完全违背王命（“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这两种官员都不要用德政对待（“乃非德用乂”）。

    有关周公和上古传统中的法制思想，我们另文再进一步谈。

    周公的另一句名言“明德慎罚”确凿无疑地是周公本人的话。这句话在《康诰》和《多方》中重复出现，而且《左传•成公二年》中也有：“《周书》曰：‘明德慎罚。’”

    在《康诰》中，紧接着“明德慎罚”这四个字，周公讲：“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这番话的意思是：不敢欺侮孤苦无靠的人，任用那些应当用的人，敬重那些应当敬重的人，威慑那些应当威慑的人，这些都要显示给人民知道。这番话可以说基本解释了“明德”的含义。

    在稍后一些，周公解释了“慎罚”：不要随便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审判案件时，要把法律宣告给负责司法的人，这样他们审判才会有条理（“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对囚禁的犯人，要考虑五、六天乃至十天，再判决他们（“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同“抚民以宽，除其邪虐”思想一样，都典型地体现了周文化“宽而有制”的色彩。“宽而有制，从容以和”这句话虽然是成王讲的，而且是出自古文尚书（《君陈》），但这句话的确非常好地概括了周文化的风格特点。

    无论中外，现代的民本民主思想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于原始部落时期的传统。西方现代思想很多来自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保留有相当一些原始部落时期的民本民主传统。我们中国原始部落时期的民本民主传统遗风则主要保存在孔子之前的上古典籍中，特别是《尚书》和《诗经》中，《左传》和《国语》中也有一些遗留。以前提到，《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哲学”条目中就将商周时代的思想概括为“中国人本主义之根（Roots of Chinese humanism）”，这一概括可以说是很合理的。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礼教思想的提倡，民本民主风气就越来越淡薄了。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回归；我们的复兴不能回归到孔学的礼教思想那儿去，而应回归到更具民本民主色彩的上古优秀传统。

    孔子有慕古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善良的，而且孔子也的确继承和阐释了一些上古优秀传统。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不是象管仲、子产那样，继承上古民本务实、宽而有制、明德慎罚等优秀传统的精神实质结合新的客观情况进行改革创新，而是坚持分封制、等级制、井田制、礼仪礼法等具体典章制度不许走样。这种本本主义、照抄照搬是一些擅长搞书本学问的人好犯的毛病。

    （上一篇文章题目：《孔子对上古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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