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劳民伤财，特别是夏收，更因劳动力大炼钢铁而损失惨重。到了1959年的小春收获后，全国的粮食空前的紧张起来，在年初的青黄不接之 际，农村饥荒迅速蔓延开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全国普遍爆发了盲流潮，在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也不例外，所谓的“盲流”，就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当时 农村的公共食堂已经无粮为继，为了不至于饿死，农民纷纷涌向大城市，寻求生存的机遇，这股盲流潮的形成时间大抵在1958年年底到1959年的年初，将近 半年的时间，紧接着就是全国人口的大精简，所以说，盲流潮是大饥荒的前奏曲。

    1959年3月16日，四川省委要求全川各大中城市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动员返乡生产，成都市也作了安排，到4月17日，首批动员了11733人返乡，但由于整个困难局势的日益加剧，流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从他们口中也讲出了进城的原因和农村真实情况。

据 成都市西城区乡农寺派出所调查，1959年的3月，在辖区的12个鸡毛小店中，平均每天约有100余农民租住，成都猛追湾的建筑工地很多，“鸡毛店”也很 多。解放初，“鸡毛店”的生意很差，到了1956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营业对象几乎全部是农民。1956年以前农民流入大城市大都是短暂的、临时性 的，住上几天搞几个零用钱就回去，依然搞农业生产，因此季节性影响很大，农忙时少，农闲时多，存在淡旺季。但现在基本上住下来后就作长期打算。如椒子街9 号鸡毛店，共有流入城市的农民50人，作长期打算的就有45人。以上是东城区的一个调查材料。鸡毛店只是一个缩影，更多的农民还栖身在亲戚和城市的企事业 单位中。

    盲流潮的形成是和当时农村的粮荒分不开的，从农民的口中调查就知道形势的严峻。

一个双流老年农民说，现在社长、主任都在挡大家不要进城，她是绕道来的，因为社里没有吃的。

    马家寺通江人民公社2个农民说，食堂的米已经吃完了，不开伙，喊大家回去自己煮。犀浦红光人民公社李开金父子二人来卖柴，他说大路在挡，只有走小路，打谷子每人早上8两米，中午3两米，晚上2两米。

    华 阳协和公社的一个农民付炳森说，“去年红苕烂了50多亩，他儿媳背起背包到处搞跃进”。该同一个县的王玉川约16岁，是一个学生，问他为啥来城里，他说“ 卖蚊帐”，问他大人为啥不来，他说走不到，父母叫我去卖，饿了去吃饭，其余卖的钱尽量买吃的，因为社上几天未开伙食。

    新都踏水公社三连五排的陈鼎山说，“他们社上一天只吃一顿稀饭，下雨只吃得到三瓢儿稀饭，不下雨要做工作才吃四瓢儿，请假和生病的一顿都不给，从正月起到7月，只发了一元五角给我们。”

    流入椒子街的资阳凉风乡的农业社员说，今年小春预分，每人只分了3斤麻豌豆、4斤散麦，估计全部小春收获，每人不过20斤。

    还有的流入城市的农民说，在乡坝头全劳动力，劳动一天一般只得3—5个工分，折合1角钱左右，而在城市里边拉边边，从东门到火车站，一个单边用时一点钟，最少可得4角。

    据“当代成都简史”载：“1959—1961年，成都市连续三年农业大幅度减产，在高征购、高销售政策下，成都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为全国所仅见。1958年冬，全市农业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由于普遍缺粮，出现了部分劳动力被迫盲目外流谋生的情况。”

    农 民的大量进城，造成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压力加大。成都市组织的一个相关调查组对饮食行业统计，1959年7月23日饮食行业供应总数73191人，其中 农民22042人，两天后的25日，供应总人数73948人，其中农民15437人，供应基本正常，但大部分排队的饮食店是农民。

    农村普遍的缺粮少吃，是形成盲流的主要原因，进城给了农民一线生的希望，更为恶劣的是乡村各级对农民外出的围追阻截，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常死亡就成了大跃进政策失败的祭台。

    鉴 于流入城市的盲流大量增长，中共成都市委在5月份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采取了很多强硬措施，抽调了公安、粮食、劳动、民政等部门的干部，同时吸取整风运动 的领导经验，组成100多个检查组，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同时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判决了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份子，截止1959年4月 30日，清理和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乡生产的运动基本结束。

    一、共清理出盲目流入和私招乱雇的农村劳动力36883人，其中，已动员返乡的农民33558人，此外还清出无劳力盲目流入我市的农村人口10962人和无粮无户的24418人，如期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

    二、相应的对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减轻了压力，从3月20日至4月20日，全市仅粮食一项少销售230万斤，市场上饭、面馆的拥挤及购买副食品的排队现象有所减轻。

    三、结合清理工作，清查出五类分子612名，同时对黑市收买劳动力的“经纪人”“把头”等刑事犯罪份子进行了打击，对4个犯罪分子分别判处8—15年徒刑，另有34人给予拘留处分。

    四、对清理作了政策上的界限，凡1958年9月以前进入城市的暂不清理，凡有计划动员或招收的不作清理，非劳动力暂不清理。

    由 于清理带有强制性，因此一些措施使被动员的农村劳动力很反感。例如，有的派出所民警亲自在饮食店门口进行登记，有的农民看到要登记姓名、住址就不吃走了。 玉石街派出所将清理出来的盲流由民警带队，集体去吃饭，农民抱怨说“我们又不是犯人，吃饭也要把我们押来吃。”经常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有的饮食部门给吃饭 的农民讲道理，了解情况，这些农民说“我们吃了饭就要走的，你不要给我们上政治课。”在清理盲流的运动中，很多农民东躲西藏，市上被迫进行了强制收容，集 体返乡。2个月就遣返了7355人，避免了农村劳动力继续流窜的现象。同时还采取“守口子”“把关卡”的办法，对火车站、汽车站、旅店等，由派出所、办事 处、车站共同组成检查组，就地进行宣传教育，符合收容的就收。在居民中对流来本市的农民无正当理由者，住上10天一律送派出所收容，是否城乡人口要看四册 是否统一，这四册就是户口册、购粮册、工资册、伙食册，在清理工作中，这四册是标准，缺一不可。

    通过成都市大规模的对农村劳动力 的清理，反映出农村当时严酷的饥荒现实，更进一步加深了城乡之间的鸿沟。打从实行统购统销、农村人民公社、户籍制度，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到了广泛 的歧视。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经济的不合理构架正在逐步纠正，相信曾经有过的“盲流”一词，在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再也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