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躍進，勞民傷財，特別是夏收，更因勞動力大煉鋼鐵而損失慘重。到了1959年的小春收穫後，全國的糧食空前的緊張起來，在年初的青黃不接之 際，農村饑荒迅速蔓延開來，也就在這個時候，全國普遍爆發了盲流潮，在地處天府之國的成都也不例外，所謂的“盲流”，就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當時 農村的公共食堂已經無糧為繼，為了不至於餓死，農民紛紛湧向大城市，尋求生存的機遇，這股盲流潮的形成時間大抵在1958年年底到1959年的年初，將近 半年的時間，緊接着就是全國人口的大精簡，所以說，盲流潮是大饑荒的前奏曲。

    1959年3月16日，四川省委要求全川各大中城市對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動員返鄉生產，成都市也作了安排，到4月17日，首批動員了11733人返鄉，但由於整個困難局勢的日益加劇，流入城市的農民越來越多，從他們口中也講出了進城的原因和農村真實情況。

據 成都市西城區鄉農寺派出所調查，1959年的3月，在轄區的12個雞毛小店中，平均每天約有100餘農民租住，成都猛追灣的建築工地很多，“雞毛店”也很 多。解放初，“雞毛店”的生意很差，到了1956年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營業對象幾乎全部是農民。1956年以前農民流入大城市大都是短暫的、臨時性 的，住上幾天搞幾個零用錢就回去，依然搞農業生產，因此季節性影響很大，農忙時少，農閒時多，存在淡旺季。但現在基本上住下來後就作長期打算。如椒子街9 號雞毛店，共有流入城市的農民50人，作長期打算的就有45人。以上是東城區的一個調查材料。雞毛店只是一個縮影，更多的農民還棲身在親戚和城市的企事業 單位中。

    盲流潮的形成是和當時農村的糧荒分不開的，從農民的口中調查就知道形勢的嚴峻。

一個雙流老年農民說，現在社長、主任都在擋大家不要進城，她是繞道來的，因為社裡沒有吃的。

    馬家寺通江人民公社2個農民說，食堂的米已經吃完了，不開伙，喊大家回去自己煮。犀浦紅光人民公社李開金父子二人來賣柴，他說大路在擋，只有走小路，打穀子每人早上8兩米，中午3兩米，晚上2兩米。

    華 陽協和公社的一個農民付炳森說，“去年紅苕爛了50多畝，他兒媳背起背包到處搞躍進”。該同一個縣的王玉川約16歲，是一個學生，問他為啥來城裡，他說“ 賣蚊帳”，問他大人為啥不來，他說走不到，父母叫我去賣，餓了去吃飯，其餘賣的錢儘量買吃的，因為社上幾天未開伙食。

    新都踏水公社三連五排的陳鼎山說，“他們社上一天只吃一頓稀飯，下雨只吃得到三瓢兒稀飯，不下雨要做工作才吃四瓢兒，請假和生病的一頓都不給，從正月起到7月，只發了一元五角給我們。”

    流入椒子街的資陽涼風鄉的農業社員說，今年小春預分，每人只分了3斤麻豌豆、4斤散麥，估計全部小春收穫，每人不過20斤。

    還有的流入城市的農民說，在鄉壩頭全勞動力，勞動一天一般只得3—5個工分，折合1角錢左右，而在城市裡邊拉邊邊，從東門到火車站，一個單邊用時一點鐘，最少可得4角。

    據“當代成都簡史”載：“1959—1961年，成都市連續三年農業大幅度減產，在高徵購、高銷售政策下，成都農村人均留糧水平之低，為全國所僅見。1958年冬，全市農業衰退的局面已經形成，由於普遍缺糧，出現了部分勞動力被迫盲目外流謀生的情況。”

    農 民的大量進城，造成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壓力加大。成都市組織的一個相關調查組對飲食行業統計，1959年7月23日飲食行業供應總數73191人，其中 農民22042人，兩天后的25日，供應總人數73948人，其中農民15437人，供應基本正常，但大部分排隊的飲食店是農民。

    農村普遍的缺糧少吃，是形成盲流的主要原因，進城給了農民一線生的希望，更為惡劣的是鄉村各級對農民外出的圍追阻截，在這種情況下，非正常死亡就成了大躍進政策失敗的祭台。

    鑒 於流入城市的盲流大量增長，中共成都市委在5月份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採取了很多強硬措施，抽調了公安、糧食、勞動、民政等部門的幹部，同時吸取整風運動 的領導經驗，組成100多個檢查組，形成聲勢浩大的運動。同時召開了萬人公判大會，判決了破壞工農業生產、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份子，截止1959年4月 30日，清理和動員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返鄉生產的運動基本結束。

    一、共清理出盲目流入和私招亂雇的農村勞動力36883人，其中，已動員返鄉的農民33558人，此外還清出無勞力盲目流入我市的農村人口10962人和無糧無戶的24418人，如期完成了省委交給的任務。

    二、相應的對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減輕了壓力，從3月20日至4月20日，全市僅糧食一項少銷售230萬斤，市場上飯、麵館的擁擠及購買副食品的排隊現象有所減輕。

    三、結合清理工作，清查出五類分子612名，同時對黑市收買勞動力的“經紀人”“把頭”等刑事犯罪份子進行了打擊，對4個犯罪分子分別判處8—15年徒刑，另有34人給予拘留處分。

    四、對清理作了政策上的界限，凡1958年9月以前進入城市的暫不清理，凡有計划動員或招收的不作清理，非勞動力暫不清理。

    由 於清理帶有強制性，因此一些措施使被動員的農村勞動力很反感。例如，有的派出所民警親自在飲食店門口進行登記，有的農民看到要登記姓名、住址就不吃走了。 玉石街派出所將清理出來的盲流由民警帶隊，集體去吃飯，農民抱怨說“我們又不是犯人，吃飯也要把我們押來吃。”經常為一點小事發脾氣。有的飲食部門給吃飯 的農民講道理，了解情況，這些農民說“我們吃了飯就要走的，你不要給我們上政治課。”在清理盲流的運動中，很多農民東躲西藏，市上被迫進行了強制收容，集 體返鄉。2個月就遣返了7355人，避免了農村勞動力繼續流竄的現象。同時還採取“守口子”“把關卡”的辦法，對火車站、汽車站、旅店等，由派出所、辦事 處、車站共同組成檢查組，就地進行宣傳教育，符合收容的就收。在居民中對流來本市的農民無正當理由者，住上10天一律送派出所收容，是否城鄉人口要看四冊 是否統一，這四冊就是戶口冊、購糧冊、工資冊、伙食冊，在清理工作中，這四冊是標準，缺一不可。

    通過成都市大規模的對農村勞動力 的清理，反映出農村當時嚴酷的饑荒現實，更進一步加深了城鄉之間的鴻溝。打從實行統購統銷、農村人民公社、戶籍制度，廣大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受到了廣泛 的歧視。改革開放後，城鄉二元經濟的不合理構架正在逐步糾正，相信曾經有過的“盲流”一詞，在中國歷史的進步中再也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