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最近展开中国之行，先去台湾，后去大陆。乔先生被人戏称为"老愤青”，他从上个世纪60 年代开始骂美国，一直就没有住口。在他眼中，美国不仅乏善可陈，简直是罪恶滔天。最近他在台湾中研院以“世界秩序的轮廓：常与变”为题演讲，再一 次严厉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称美国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以“黑社会”来形容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说美国扮演的就是“教父”的角色。最近美国军舰又到 中国近海耀武扬威，企图对中国实施围堵战略。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再一次站出来说话了，虽然很可能说了也白说，但是不说白不说，因为他有的是听众。

谈到中国的崛起，乔姆斯基说，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所谓的“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他并不认为美国会因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失去控制世界的能力，而美国近来一直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只不过是要求中国“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罢了。

听说乔姆斯基将于8月13日访问俺的母校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俺感到挺自豪。不知道老先生到时会讲些啥，不过，丑话说前头，不 要抱太大希望，更不要希望听到什么顺耳好话。以为乔姆斯基反美就一定会为中国的专制制度说好话，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大错特错了。为啥？因为这老先生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说话从来放肆无忌惮，不会给主人留什么情面。他在台湾演讲时他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台湾也是美国的帮凶，谁知 道他在北大会放出什么厥词来。他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他之所以反对美国政府，决不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民主自由，而恰恰是因为他认为的美国的霸权和专制，因为美国的民主自由还不彻底，因此才显得很虚伪。所以，那些看到老乔骂美国就想引以为"知己"者要小心，否则后悔莫及。

诺姆-乔姆斯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打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就和他的语言学理论打交道，那个痛苦啊，现在想起来都害怕。他的理论用了大量数 理逻辑的方法，非常抽象、玄虚，这个装置，那个假说，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把人弄得晕晕乎乎，更邪乎的是把一个个好端端的句子分解成一棵棵“树”，有树 干，树杈，还有树叶，而这正是我最发怵的。

毕业以后，到图书馆查英语资料，愕然发现乔姆斯基原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家，他居然还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政论家！几十年来，他一直不断撰文抨击美 国的对外政策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知识界著名的“左派”领袖。读了他的文章，令我不禁肃然起敬，真不得了！原来此人只是把语言学当作副 业。他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恐怕已经不够了，但是语言学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兴趣是政治评论。他写起政论文章来那才叫得心应 手，效率极高，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当月，他的《911》一书便上市了，好像早就写好等在那儿了。在美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时候，他胆大包天，竟然跟主流意识大唱反调，严辞抨击美国是自作自受，指责“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这老鸦嘴，你说，他怎么能招人待见呢？

乔姆斯基1928年出生于费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威廉-乔姆斯基是一位希伯来学者，来自一个乌克兰小镇。她的母亲艾尔西-乔姆斯基-西蒙诺夫斯基是生长在美国的白俄罗斯人。从小他的父母就坚持让他接受了“纯粹的希伯来文化和文学”教育。大学开始学习语言学，28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并在那里他创立了蜚声世界的“转换生成句法理论”，33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转换生成语言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变种。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瑞士的索绪尔，他死后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经典，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是以布龙费尔德学说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种理论是以华生行为主义“刺激-反 应”理论为基础的。这一派的理论对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等影响最大，典型的层次分析法至今仍很流行。

在北大学习时，叶蜚声教授就告诉我们，其他学科是后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上去的，而在语言学界，后人是踩在前人的脸上上去的。最近有人总结中国近代 史，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后人要把前人打倒、批倒批臭才能立得起来。乔姆斯基无疑是一个反传统的天才， 他首先在语言学领域内造反。1957年，他出版了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1959年便掀起 “语言学革命”，大批特批斯金纳的 “强化生成说”理论。按照斯金纳的理论，人和动物差不多，都是对环境的刺激进行反应，并通过模仿环境而学习语言。但乔姆斯基认为，那是胡扯！因为那种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孩子惊人的语言能力。小孩子通过有限的语言练习，便能够掌握很复杂的语法规则，并进行创造性的运用，造出无穷无尽的句子，这种天赋无法用模仿 来解释。他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种语言潜质，使人能够理解复杂的语法规则。儿童生下来大脑中就有一种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的实质就是一种大脑具有的与语 言知识相关的特定状态，一种使婴儿能学会人类任何语言的物理和相应的心理机制。婴儿就是凭借这种普遍语法去分析和理解后天语言环境中的语言素材。婴儿言语 获得过程就是由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是由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实现的；每—个句子都有两个结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句子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变为表层结构。

虽然乔氏所谓的“语言习得机制 ”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仍然是一种假说，但是他在语言学领域的造反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1年他就获得了语言学系的正教授职位。在拿到终身教职以 后，衣食无忧了，他便把兴趣逐渐转向政治上的造反，开始撰写政治评论。1967年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成为反越战的先驱之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且名声鹊起。他对世界各地的政局发表评论，尤其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进行批判，产生了巨大影响。像在语言学领域善于分析所谓的“深层结构”一样，他批判美国霸权也擅长揭露美国政府的深层“阴谋”。

据说乔先生对政治的兴趣源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他小时候经常到纽约72街的地铁站玩耍，因为他叔叔在那里开了一个报摊。他在那里接触到了形形色色贫穷、善良、 智慧的下层人民，因此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了解他们的诉求，也愿意为他们说话。在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挂着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幅 照片，下面有一行罗素的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2005年，英国著名的《前景》杂志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联合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结果，乔姆斯基被 评为当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纽约时报》称，乔姆斯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但是，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是要付代价的，恨他的人可能和爱他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总是鲜花和臭鸡蛋齐飞，有人奉他为精神领袖，也有人骂他是狂人。因为坚持撰文批评美国霸权主义，有人威胁要给他寄炸弹，有一段时间，他收到的邮件必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911》一书上市后，美国的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对他全面封杀，一些知识分子也忙不迭地与他保持距离。他一直保护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不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曝光。

乔姆斯基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几十年过去了，在回答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时，他说：“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 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 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 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 识分子的重大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频频举办讲座，出版著作，反对美国干预科索沃，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揭露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和“思想控制”，反对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当仁不让地成为反对美国霸权的领袖人物。

我非常尊重乔姆斯基，也赞同他的上述观点，更愿以他为榜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应该是老乔说的“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真理的探索者和真相的挖掘者，并把自己探索和挖掘的结果告诉人们，交由人们评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不义，不应该选择沉 默，而应该选择批判、揭露和抗议。不过，乔姆斯基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的附庸，另一类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从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录开始就是 如此，比如《圣经》中先知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警告和批判，他们警告人们，希伯来的国王将会毁灭整个国家；他们斥责人们犯罪，呼吁他们悔改；他们号召人们保护 受苦受难者、寡妇和孤儿等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乔姆斯基严词批评美国政治，但是却对中国政治不置一词，因为他了解美国，不了 解中国；他关心美国，不关心中国。我想，万维网上讨论的题目大多涉及中国问题，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就我自己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治、 文化、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以至于可以贸然发表评论。再说，在万维网上发表评论美国内政外交的文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美国政府能看得到吗？写文章总要考虑受众，因此，我们关注中国问题是自然而然的。虽然观点可能不同，但是我相信，提出问题者，发表评论者，甚至严辞批评者都是为着看到一个更好的中国，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