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桉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産党，则纵肯爲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爲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爲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爲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爲虑，内匪实爲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係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幷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爲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爲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爲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爲；
二、日本军爲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幷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继续进行追击，幷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
四、长城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爲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爲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爲，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爲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SPAN lang=EN-US>”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爲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爲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係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桉《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爲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爲“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桉”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桉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爲“底”，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僞满作爲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爲“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爲“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爲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定采纳“苦”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是与僞满的政治分界，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僞“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六，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1、蒋介石差点成爲“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僞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僞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僞军”的台词长期成爲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爲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馀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産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産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僞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两个字？
2、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僞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 、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 、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顔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丘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3、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绥军副师长，在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西投敌；
13.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丘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 www.
七，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一.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爲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爲“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爲“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二.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爲“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徵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的需求，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爲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三.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彙报资金的使用情，但重庆政府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１美元。在重庆一包香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爲5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彙报美元的使用情，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所的造价都要１万美元，在美国传爲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1941年151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1943年753亿元、1944年1894亿元、1945年10319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産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四. 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被美军切断，爲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爲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産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爲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五. 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産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産的行爲，使人很难想像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像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饭。军官们爲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征士兵方式，士兵死亡、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1944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国民党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六.蒋介石承认：国军骚扰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军队？成什政府？”
儘管蒋介石下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图”，但该次整军幷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像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