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篡改了演讲？
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被腰斩１４７个字究竟是什么？
原文中有：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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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斩”闻一多的原因
《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的书不是热门畅销书，除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以外，其他的人恐怕没有几个要看，所以湖北人民出版社虽然十一年前即１９９４年７月就出版了，却一直到去年才被黄波先生看到并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其中那篇著名的凡是上过初中的亿万中国人必定读过的《最后一次讲演》多了一大段话。这段“多”出来的话闻一多当年确确实实讲过，但从１９５０年以后就被中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当作可恶的病毒删去了，四十多年后才又重见天日。黄先生指出了这种删节之不对，我极表赞成。不过我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删节的原由，为什么要“腰斩”闻一多。
估计原由大约有好几个。首先我想是因为“矛盾”。重见天日的这段话我数了数，不算标点符号共有１４７个字，都是对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极大的好感，明确提出了“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云云， 对司徒雷登何其热爱！但中学语文教科书里同时选了另一篇更著名更权威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作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把这位美国大使骂了个狗血淋头。这就像两列火车迎头开来，要避免撞车总须有一列退让。闻一多的地位再高也比不过领袖的伟大，赶不上“最高指示”的威力。于是，“腰斩”闻一多便成了很自然很稳妥的选择。
接下来大概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在旧中国接受过自由民主理念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要找到一个既拥护我党又反蒋反美的英雄确不容易。胡适、傅斯年不说了。鲁迅本来很接近，但他的文章中反蒋反日（本）很多却几乎不怎么“反美”。郭沫若虽然符合这一标准，“可惜”他没有壮烈牺牲，不是烈士，而且当时还是国家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反美、仇美”浪潮中，“革命”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英雄典型”。找来找去，只有闻一多很像，除了他那个有名演讲中的那一段，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于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删节，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就诞生了，维护了闻一多“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世英名”。这样的操作并非孤例，以后还不少。例如艰苦朴素的雷锋，连鄙人也是最近几年才晓得他曾买了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这在当年绝对算“奢侈品”，不亚于我们现在有人买了德国奔驰轿车或美国卡迪拉克。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由于“上头”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听话，又由于“舆论一律”，不怕“泄密”。１９５０年以后的中学生谁也没有亲临过闻一多的演讲现场。中学生的长辈中即使有那么一些人听过或了解闻一多的演讲，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也只有“君子三缄其口”，纵然有两个脑袋也不敢透露出半点真相。因而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也尽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之类。不能说这种“舆论一律”没有效。像我这样即使不求甚解但好歹也算个爱看书的人，自从在中学课堂读了被“腰斩”的《最后一次演讲》，居然也要等到四十多年后的２００５年，才明白了闻一多的全真面貌。此时此刻，没有看过《闻一多年谱长编》和黄先生文章的我的无数“同学”，对闻先生的印象肯定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吧？况且就是看了《闻一多年谱长编》，也并不一定会有什么公开的意见。
这本书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编辑的，任何人不送，也要送给他的爸爸即闻一多的儿子一本吧。但此书问世八年后的２００２年７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题为《艺术家闻一多》的讲座，特意提出了《最后一次演讲》里的一些话进行评论，却对“删节”的事一字不提。中国人不愿“泄密”，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