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阎长贵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2008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59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 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页）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确实实是江青说了算，“一言九鼎”。我们工作人员也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江青毕恭毕敬。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好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宴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宴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问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江青报告了这件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宴……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做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在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反复说“小阎”（即指我）做文革小组会的记录。如第220页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阎做记录”。第234页说：“陈伯达抬头望望正在紧张地做记录的小阎。”第305页说：“好多中央文革小组会”，小阎“都做记录”。这纯粹是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当然也没做过记录。林青山一点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实际情况。

   江青为了能顺利地在中央文革小组作威作福，实行“专政”，她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称“办事组”）很“关心”，很在意，以便这个办事机构能很好地为她服务。这是一个拥有近200人的机构，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崇尚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
 
    
    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那日益减少其人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到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实则被相继抛出）后，则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大人物，其职务：一个顾问、三个正副组长、一个组员，绝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14人，其中：顾问2人，正副组长5人，组员7人）。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忽略掉不妥当。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的名义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在1967年8月底被抛出，他被退回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们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都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差不多与我们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
    
    接替我的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也是“稳坐钓鱼台”、善始善终的一任。当我被任命为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还是江青的秘书。她为什么要我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因为她当时还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帮她或替她控制办事机构。我因“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进监狱后，江青又叫她女儿接这个位置，这清楚不过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制这个办事机构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达到了。李讷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按照陈伯达的说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陈伯达遗稿》，第109页）江青不仅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清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不妄加评议。而她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十几个一般工作人员（我这里没把名字都列出来）投进监狱，关押多年，没有一个不是错的，没有一个不是冤案！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业绩 ”……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