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自述：参加中央学习班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27日15:07:5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武汉1967年爆发“7·20”事件，号称拥有数百万成员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之后，终于翻身的造反派的成百上千个大小群众组织，很快分裂成比较激进的“钢派”和相对稳健的“新派”，抢枪，武斗……而武汉军区负责人在1971年随林彪垮台而失势之前，策动造反派内斗，并逐步将所有造反派全部压下去 　　【高伐林按】记得武汉作家胡发云于2009年5月在武汉大学对学生讲演时曾经指出：卞仲耘的丈夫王老先生说“当时造反派进来”，他“这个概念（造反派）用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胡发云解释说，那时（1966年8月）不可能是“造反派进来”，因为造反派当时根本还没有诞生。数月之后（1966年10月之后），在“是否要造省市委的反”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才开始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 　　胡发云很感慨：“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 　　这里我继续介绍武汉工人造反派组织“新一冶”头头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中，回忆1967年10月到1976年的部分段落。在武汉1967年爆发“7·20”事件，非常强大的号称拥有数百万成员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之后，终于翻身的造反派的成百上千个大小群众组织，很快分裂成“钢派”（比较激进的一派）和“新派”（相对稳健的一派）两大对立阵营，抢枪，武斗，自乱阵脚……而当时执掌湖北、武汉大权的大军区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在1971年随林彪垮台而失势之前，幕后策动造反派内斗，并逐步将所有造反派全部压下去。 　　曹承义在“文革”结束后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关于曹承义和他的单位、造反组织的情况，请看我发出的博客文章《文革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文中原有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为阅读方便，有所集中和删减。 武汉造反派遭到整肃的经过 《悲欣交集话文革》节选，曹承义初稿，钟逸整理 周总理不肯破例题词 　　1967年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前来访华的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7·20”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发生“7·20”事件时，未被中央公开表态点名支持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了中央“7·20”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到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东湖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来找我，这一天我不在一冶。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后来找到新华农，最后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们要经过一段林荫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 　　10月8日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注1），武汉警备区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在致祝酒词前，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红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周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周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周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这一场劫难。 　　周总理讲完“祝酒词”后，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周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周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武汉地区的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地区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钢新之争、“抢枪乱军” 　　 　　武汉警备区副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注2）在“7·20”事件后，在有新派和我们“等派”组织参加活动的各种场合，开口闭口就是“钢工总”，他见了钢工总的头头就眉飞色舞，见了新派和“等派”的头头就很冷落。一冶有几个钢派的头头主动去巴结他，他对这些人也说说笑笑。见了我就像不认识似的。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指出“杨、余、傅”是变色龙、小爬虫，提出了“三反一粉碎”（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开始怀疑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在造反派中支一派、压一派。……　　 　　1968年5月，武汉造反派开始了抢枪活动。现在已经知道，张昭剑就到武汉锅炉厂煽动钢工总的人去省公安厅抢枪，刮起了武汉抢枪之风。5月27日晚，我在新湖大开会，听说省公安厅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马上开来了满载人员的两辆卡车，我在湖大上了其中一辆车。这时再去抢枪已经很晚了，当我们赶到省公安厅仓库时，仓库已是空空如也，几个小伙子在路边拾了别人丢弃的无枪头或断柄的十来枝破枪回家。张昭剑煽动钢工总去省公安厅抢枪是一个大阴谋。当时省公安厅武器仓库门大开，根本无人看守。后来又污蔑造反派“抢枪乱军”。这些军队领导人完全是在政治上故意引诱造反派去犯错误，并挑起两派的武斗，然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 　　 　　第二天，5月28日上午10点多钟，我在汉口长办联司的一间办公室，听到工造总司的彭祖龙（注3）说，钢工总已去127部队抢枪。我立即通知一冶，要求赶快派人来汉口，跟随钢工总去抢枪。当时社会流传说，钢工总抢枪是上面有人要“武装左派”，我们没有枪，就会像新中原一样挨打。 　　这天中午，我带领一冶机装公司的一汽车人到了127部队仓库附近，当时确实是尾随别人而去，也抢到了枪支。127部队很快就关死了大门。谁知到了下午4时，新一冶头头于湛东在长办大院找到我，要我带他们去127部队抢枪。我说，你现在来已经太晚了，人家已经抢到了手，部队已有防备，你不能再去。于湛东是个火暴脾气，他根本不听劝阻，骂了我一顿，自己跳上车，命令汽车冲出长办大院。我拼命喊“停车”，结果无济于事。据在现场的肖银宝讲，这伙人到达黑泥湖127部队以后，被先去抢枪的那一部分人包围在127部队，在黑暗中被密集的机关枪打死两人、重伤两人。我闻讯后，一面组织人员将伤员送到一冶医院抢救，一面严厉批评于湛东不听劝阻，造成严重后果。于湛东1977年9月在一冶机关大院被办“五不准学习班”（注4）时非正常死亡。一冶当局说他是跳楼自杀，摔死在大楼进门的台阶上。大家都怀疑跳楼自杀的结论，但死亡真相不得而知。 曾思玉、刘丰在一冶揪“黑手” 　　 　　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的一、二把手曾思玉、刘丰，为了打击革命造反派，首先打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名曰揪“黑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打击支持造反派参加“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趁机解放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干部，为日后整造反派打下基础；其次，把造反派某些错误推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身上，可以达到妖魔化造反派的目的。 　　曾思玉、刘丰上台以后，从来未组织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等人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也从未公开批判过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镇压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8年9月底10月初，他们又偷偷向武钢、一冶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进来，就组织群众召开大会，批斗支持造反派的一冶领导干部方如玉、李树仁、冯明等人。他们在批斗干部时，不仅照样给干部脖子上挂黑牌，还标新立异地令这些人将手放进墨汁桶里，将双手染黑，然后低头弯腰，双手举在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黑手”。 　　在曾、刘操纵的“揪黑手”运动中，我是做了错事的。一次，一冶钢九一三的头头、一冶三公司工人王青山主动约我去一冶教育处处长、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冯明家里，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冯明在家干什么，我也想知道冯明的家住在哪里，就不假思索地跟着王青山到了冯明家里。王青山借口冯明是“叛徒”，将冯明家里的许多日记本、笔记本强行拿走，实际上是对冯明进行了抄家。当时，王青山与驻一冶的军代表打得火热，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要这些日记本、笔记本毫无用处。我后来分析，他肯定是受军代表指使，将非法抄家得到的材料交给了军代表，我不知不觉上了当，干了一件大傻事。这是我文革中参加的唯一一次抄家活动。我对不起冯明同志。 　　我还按照军代表定下的调子，在大会上批判过一冶设计处副处长、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李树仁和一冶原副经理方如玉。这确实是我在文革中很不光彩的一页。当时军代表要我们带头“斗私批修”、轻装上阵，实质上是要我们搞臭支持自己的老干部，我们却轻易地上了当，干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能原谅的错事。“揪黑手”实际是大整造反派的前奏，不久，大规模的全面清查、镇压造反派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注5）、“两清一批”（注6）运动就开始了。军代表打击支持钢派的干部和钢派头头，我还认为不会整到自己头上，最后军代表露出真面目，集中火力打击我，等到自己醒悟到他们各个击破的策略时，已经悔之晚矣。 　　在办这几位干部的学习班时，我们也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于湛东因为被钢二司学生抓去挨过打，他为了保护新一冶司令部的安全，每天带着五六个年轻的敢死队员日夜坚守在大楼里。由于我们将几位一冶当权派留宿在大楼里交代问题，敢死队员有几次闯进学习班来，口里嚷着“你是走资派，你是走资派！”将每人打几拳解恨。其中有一次被我看到了，我立即制止了打人行为。但是我当不在场时，有的勤务组成员是制止不力的。桂大庆很不满意敢死队员的乱来，提出严厉批评，甚至也遭到这几个人的殴打。我对这件事的危害性认识不高，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严厉制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我察觉有人打了人，就自做主张停办了这个学习班，将这些当权派一起放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林彪死党张昭剑等在武汉是假支钢、真挑拨，故意挑起造反派抢枪、打内战、搞武斗。真是当时报刊上说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我们没有冷静地处理好这些矛盾，犯了抢枪、打内战和对当权派采取过激行为的错误，为他们日后镇压造反派制造了借口。后来我们被当权派非法关押办学习班、坐牢的时间超过了我们办当权派学习班时间的百倍以上。 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 　　 　　1968年10月底，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工人、学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曾思玉、刘丰自以为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揪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李迎希、孟夫唐、刘真、张华（注7）等革命领导干部，又开始大整造反派了。武汉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 　　1969年元月，我被一冶军代表定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到驻扎在湖北应山的7252部队营房，开始了五不准的学习班。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进了“牛棚”。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全面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秋后算账，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文化革命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他们夺了权，他们才真正是篡党夺权啊！把我从武汉、从一冶赶到农村、军营，军代表“支左”的内容就成为彻底打击、镇压造反派了。一冶一切反文化大革命的右派势力在这些“支左”的军人支持下又死灰复燃、全面复辟了。 　　文革有一个真相被后来的主流媒体扭曲，说什么造反派用关牛棚的手段伤害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其实在湖北、武汉，和主流媒体散布的谎言恰恰相反，这些坏事全是官方干的，有不少是军代表干的，或是官方以各种名义操纵保守派一些打手干的。干这些事的从来不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一直被当权者和保守派看作是“牛鬼蛇神”，所以当权派把造反派头头、文革的骨干分子和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所谓的“牛鬼蛇神”都一起关进了牛棚。 　　我在应山军营的牛棚，早上起床“斗私批修”，背诵“老三篇”，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我为之流血奋斗诞生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了镇压我的专政机构。 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这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 　　1969年11月，湖北省组织了1000多人进京，到空军学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空军学院是后来林立果搞小舰队、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地方。办学习班，仅一冶就派去了100多人，被编为第二连。去的人中不光是造反派头头，还掺了一些“沙子”，派去多名政工专案人员，准备抓一冶的坏头头。我们一进这个大门，就有人向我们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当时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中央学习班，是延安党校的继续，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要大家安心在北京学习。还一再强调“你们是党中央请来的客人，将来回到武汉是革命的人才”。这完全是欺骗人的！事实上，在武汉市从上到下地传达，这些去北京学习班的人都是反革命，中央已经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了。 　　中央学习班的班长是林彪，这是挂名的。湖北班的副班长是张昭剑，他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为了点缀，还拉进了一个学员代表平毅当副班长，进入领导班子。其任务是大整造反派。在这次中央学习班里，开了不少批斗会，批判了“钢九一三”头头李想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钢工总”头头胡厚民等人，并召开全体学员大会，公开逮捕了“钢工总”的刘万太、“钢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注8）等人。逮捕王锦铭之前，因为开批斗会的需要，学习班还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军代表指定我为写大批判发言稿的人员之一，军代表选好批判对象，再让我们写发言稿。发言稿首先要在大批判组内讨论通过，再经军代表审查合格后，才能作为大会正式发言稿。规定发言人只能照着稿子念，不能自由发挥。有一次军代表指派我写了发言稿，由钢工总的郭洪斌[3]上台去宣读。我写的发言稿引用毛主席语录，说任爱生是个“化作美女的毒蛇”，经郭洪斌结结巴巴一念，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尽管把我拉进大批判组，让我也成为帮凶和打手，军代表仍不信任我。1970年5月1日，学习班选派代表到设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参加“五一”游行观礼，二连的学员按民主程序都推选我为代表，二连选出的代表名单报上去后，第二天，军代表也不进行解释，宣布换了另一人，撤消了我上观礼台的资格。 　　在办中央学习班中期，吴焱金接待了一位《解放军报》记者，他向吴焱金了解武汉抢枪武斗的情况。吴焱金等人讲了一些自己认为是比较大的有影响的抢枪武斗事件。记者问还有什么，吴焱金说，没有了。《解放军报》记者说：“和四川相比，你们什么都没有干！”第二天，吴焱金将《解放军报》记者的话告诉了我，一听心里踏实了许多。 　　1970年春节期间，学习班放了一天假，允许我们三人一组集体外出逛街，但规定了不许我们向武汉通消息，不许给武汉打长途电话等纪律。我很听话，既没有偷偷写封信寄回去给父、母亲报个平安，更没有胆量给家人打电话表示问候，而这时武汉市到处都在谣传去京的造反派头头全部被抓的消息，可怜我年仅53岁的父亲因我音信全无，在对长子的思念与恐惧中病逝于武汉。当时我如果胆子大一点，偷偷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给父母报个平安，我的父亲完全能度过这个阴冷灰暗的冬天。 　　 （二）丰盛的伙食和看革命样板戏 　　中央学习班学员的生活、伙食及文娱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据说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三两猪肉，每餐8人一桌，三菜一汤，菜肴非常丰盛，每天从不重复，管饱管够，伙食好得不得了。据说吃的是空军学院学员的伙食标准。我到空军学院住了三个月后，体重竟增加了30斤，长成了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体形。其他和我同去的不少人如胡厚民、方斌、张耀忠等都吃成了大胖子。除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观看“五一”游行和焰火晚会，我们还先后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有一次，四川造反派和我们湖北造反派一道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自由自在，到处乱窜乱逛，打打闹闹，一点不像是在挨整的样子，而我们湖北班的学员个个都老老实实、很守纪律，湖北、武汉的造反派那时都被整蔫了。还有一部分人真的以为自己进的是延安党校。 　　 　　在空军学院，我们还看到一个有30多个人的学习班，有张君秋、袁世海等著名演员参加的文化系统的学习班。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他们出操，这伙人好像从来不讲话，沉闷得很，一看就知道这也是一个挨整的学习班。 　　 （三）中央首长、张昭剑与中央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一方面限制造反派头头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大揪“五一六”分子和坏头头。学习了一个多月，中央领导人经常来空军学院接见学习班的学员。我们经常可以近距离地见到中央首长。 　　有一次，在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以后，1970年4月中旬，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给全国在京造反派学习班全体人员约两万多人作政治时事报告，主持会议的是康生。周总理主要讲了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他讲到美国登月和太空的发展时说，我们中国不会去搞登月，我们不会去浪费这笔钱。 　　康生在大会上说：“你们有谁不满意，有什么事，可以写状子交上来。”但是在那种气氛下，有谁敢向康生写状子呢？ 　　 　　有一天，我在室外见到陈伯达乘红旗轿车来到空军学院。他乘坐的轿车前面保险杠上有一个10公分直径大的车灯，车灯玻璃上有一个红色十字标志。有人告诉我，这个车灯是别的车所没有的，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车灯就会一闪一闪的，交警就会优先放行。中南海的警卫见到约定闪动的信号和闪动的次数，也就会照样放行。 　　陈伯达在中央学习班大会作报告讲的是福建话，我们听不懂，台上还站着一位聂纪峰司令员为他当翻译。在一次讲话时，陈伯达还将会场上一位老干部叫起来训斥了一番。 　　 　　有一天，穿着银灰色军大衣、戴着一副墨眼镜的李作鹏，在一群穿草绿色军大衣的首长陪同下，来到我们学习班的教室，军代表要学员全部坐在地上，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他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学习班有一位来自四六一厂的军队老干部，四六一厂是生产军用船舶配件的军工企业，当李作鹏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低着头，不敢抬头。事后我们问他是为什么，他说，李作鹏是他在部队的老上级，我现在在学习班挨整，没有脸见他。 　　 　　有一次，在空军学院大礼堂召开中央学习班学员大会，军代表在台上宣布，谢富治同志来看望大家。谢富治穿着绿色军大衣从主席台左侧走出来，一面向大家招手，一面向主席台右侧走过去，他没有停顿，也没有讲一句话，就离开了空军学院。学习班的军代表事后也没有传达谢富治的指示。有人说，谢富治当时是反对整造反派的，所以不表态。 　　 　　张昭剑那时可谓春风得意，大显身手。他每天紧绷着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经常披着军大衣，带着几个年轻的警卫，前呼后拥地到学习班各“连队”视察。见到我们都是爱理不理的，好像从来不认识。 　　每当中央首长来接见学员以后，张昭剑就显得特别兴奋，他每次讲话都声嘶力竭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忠心。他就是狂热地提倡大跳“忠字舞”的人，讲话中只要一提到“林副主席”四个字，他就马上掏出手绢擦拭挤出来的眼泪。完全是一个善于表演、装腔作势的戏子和吃人的恶魔形象，特别招人反感。每次总是由他传达中央首长对学习班的最新指示，最后都是落脚到如何深挖细找“五一六”、“北决扬”了。天知道这些话真的是中央首长指示还是他自己借题发挥、“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私货。总之，新一轮的清查镇压又开始了。在开大会抓捕现行反革命刘万太、张鹏程、王锦铭时，他表现得最积极。他也是揪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的主谋。每次开批判会以前，他都要到大批判组亲自布置、检查。他握着湖北学习班每个学员的生杀大权，是曾思玉、刘丰揪湖北造反派“五一六”、“北决扬”的第一得力干将，其他人都不像他那样张牙舞爪。 　　北京“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从全面镇压造反派开始，以抓了一大批“五一六”、“北决扬”分子，把各级革委会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基本赶了出去而结束。1970年6月，我们刚从北京中央学习班回到武汉，紧接着又在汉口黄浦路的武汉兵站集中，参加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批判两个造反派代表人物：“钢工总”的勤务员胡厚民和“钢九一三”的一号勤务员李想玉。…… 面见赵紫阳了解四川省委“转弯子” 　　我住得离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的住地不远，我经常去张华家玩。张华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河南省滑县工作，当年在滑县和他一起工作的有纪登奎和赵紫阳。当时在武汉市流传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的“转弯子”讲话。我和任四川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郑流川是老同学，当时十九冶的领导班子都来到武汉参加武钢热轧厂的建设工作，我想利用这些关系去见见赵紫阳，请赵紫阳向中央转交湖北、武汉造反派的汇报信。经过与张华商量，张华为我写了推荐信，交给我。我在1976年5月1日前后，与罗克仁一道，从武汉乘飞机到达成都。 　　蔡协斌（注9）带我进入四川省委大院。这天中午，我一眼见到正在院中散步的赵紫阳，我大步走上前去，喊了一声“老赵”。警卫士兵前来阻拦，我举着手中的信，又喊了一声“老赵”。赵紫阳已看清楚站在我身边的蔡协斌，立即向我们走了过来，制止了卫兵的阻拦，走到我面前。我双手递上信，和赵紫阳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北造反派曹承义，这里有一封张华同志给您的信，我是送信来的。赵紫阳接过了信，赵紫阳的夫人老梁也走了过来，我向老梁点头致意，并亲切地叫了一声“老梁，您好！”赵紫阳的秘书也跟了过来，他穿着一身军装，30多岁，个子较高，站在一旁，对人很有礼貌，他不知我是何方神圣，也不知我送来是一封什么信，只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 　　赵紫阳看到是张华写来的信，对他的秘书和蔡协斌说：你们安排他去休息，我先看看信。就和我握手告别。我被赵紫阳的秘书安排住进了省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我无事，就去游游览成都的名胜古迹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下午五点左右回到省委招待所，赵紫阳的秘书已在省委招待所等候我。他立即带我去省委一个小会议室。晚上约七点钟左右，赵紫阳到来，与我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赵紫阳的秘书没插话，只在一旁做记录。 　　赵：你坐。（秘书给我倒了茶） 　　曹：赵书记您好！ 　　赵：你从武汉来，你是党员吗？ 　　曹：我是团员，我还不是党员。我想入党，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入党的事停了下来。另外，现在造反派入党还不那么容易。 　　赵：这是全国共性的问题。 　　曹：是的。 　　赵：你这次来，带来了张华的信。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身体现在还好吗？ 　　曹：他现在很好，我们最近经常见面。 　　赵：你们要向中央汇报湖北运动的情况，要我向中央转交你们的材料，这我可以代办。向中央交汇报材料，这是党中央允许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机要办公室帮你们把材料转交上去。 　　曹：非常感谢赵书记，非常感谢！ 　　赵：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时和你们湖北的一个中央委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曹：那是夏邦银。 　　赵摇头。 　　曹：那就是董明会。 　　赵点头。 　　曹：我们武汉造反派把赵书记在四川省委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贴在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大家希望湖北省委也能向四川省委学习，转好弯子。 　　赵：你们对我的讲话反映怎样？ 　　曹：我们认为很好，我们湖北省委能象您这样就好了。赵辛初转弯子不积极。 　　赵：赵辛初同志是不错的，我相信赵辛初会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好弯子的。 　　 　　以上是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内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我还向赵紫阳谈了我们想向党中央汇报的内容：湖北省委“转弯子”调子比较低，步子很慢，跟不上中央的要求。而这几年湖北的曾思玉、刘丰借清查“五一六”，大整造反派。造反派已经基本上从革委会“滚”了出去。湖北造反派受压很深，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迫害。赵紫阳说，相信湖北省委会按中央的部署，转好弯子。 　　最后，我主动提出：“赵书记你很忙，不能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今天就谈到这吧。” 　　赵紫阳说：“那好吧。” 　　赵紫阳站起来说：“那以后……” 　　我说：“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再来看您！”赵紫阳很友好地点点头。赵书记将我送到会议室门口，非常亲切地向我挥手说再见。赵书记亲切的笑容，比我略高一点的身影，至今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他谈话语言流畅，反应敏捷，平易近人，有军人气质，给我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我至今还在怀念他。他确实具有领袖的气质。可惜我与他仅见过这一面，而不是“今后有机会”见面。当晚，我在省招待所详细地追记下我与赵紫阳的谈话。第二天我向赵紫阳的秘书告别。他帮我买了第二天由成都去重庆的火车票。 　　回武汉后，我向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们详细汇报了见到赵紫阳的情况。经他们同意，我很快将我追记的赵紫阳与我的谈话记录请人抄成大字报，传遍武汉三镇。后来，省委书记赵修、宋侃夫对我说：你和赵书记的谈话，我们看很符合赵紫阳的口气。这份追记的谈话记录用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追记的和赵紫阳书记谈话记录稿，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我很不情愿地将它烧掉了。我一面将谈话记录往火中送，一面想这份记录应该保留下来才好。这一次幸好我不是找的“四人帮”中的某某人，如果我是去会见“四人帮”中的某个人，那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注释： 　　1，曾、刘首长：曾思玉，1911年2月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20”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刘丰：1915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7·20”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9·13”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定为林彪死党，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年被开除党籍。 　　2，张昭剑：当时武汉市二把手，1923年生，文革期间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师即8199部队政委，“7·20”事件后任空降兵15军即7250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武汉当时一把手是方铭，1921年生，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5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文革期间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3，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4，五不准学习班：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类似后来的“双规”。“五不准”的具体内容是：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当局规定“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可抵刑期。 　　5，“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2月至10月，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一打”。 　　 　　6，“两清一批”：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批判极“左”思潮。 　　“五一六”：1967年夏天，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为首的一批大、中学生，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此风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五一六”的罪名扩大为“三指向”：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指向人民解放军，成为祸及全国的特大冤案、假案。在各地实际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为主要清查对象，严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难以统计。据称，清查“五一六”，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武汉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 　　 　　7，均为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中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李迎希：1902年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去世；孟夫唐：文革前任湖北省副省长；张华：文革前中共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 　　8，刘万太：1942年生，武汉市红星帽檐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汉阳分部一号勤务员、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次被公安机关收监，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监、1978年7月释放，免予刑事处分；王锦铭：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被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关押十几年，后无罪释放，2006年去世。 　　9，蔡协斌：1928年生，文革前为四川省渡口市十九冶五公司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头头，1968年2月任十九冶五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工会主任，1973年7月—1977年2月任四川省总工会主任，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常委，中国工会筹备组组长，文革后被清查，1978年5月被免职。 　　相关文章： 　　文革造反派自述：为何要揭竿而起？ 　　文革造反派自述：武斗杀人凶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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