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地主刘文彩

 

可以说，“刘文彩”这三个字，实际上充当了旧中国地主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刘文彩本身并不具备这种代表性——毕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主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中国地主阶层的主体。

中国近代名地主中，刘文彩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当代国人对旧社会地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与刘文彩有关的各种描述。可以说，“刘文彩”这三个字，实际上充当了旧中国地主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刘文彩本身并不具备这种代表性——毕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主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中国地主阶层的主体。

 

兄弟刘文辉登上大军阀舞台，刘文彩负责“后勤聚敛”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刘湘（即刘元勋）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父亲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

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 江湖内幕一览无余。 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幺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便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

刘湘的面子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

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

1920年5月24日， 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着陈洪范的旗号去宜宾的。

刘湘有意再拉他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决心进而统一全川，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刘文彩到宜宾是1922年冬，即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刘文彩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收编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扩展到乐山、眉山、仁寿一带。年仅三十岁，即身兼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天各一方，但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这便是所谓权术。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

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一出，莫不风从。群雄拱卫之下，刘文彩盘踞叙府之势，自难移易。有他盘踞刘文辉部队最重要的财政基地，刘文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刘文辉对其五哥的“政绩”非常满意，因而不断地委以重任。数年之间，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它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

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可以说，“刘文彩”这三个字，实际上充当了旧中国地主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刘文彩本身并不具备这种代表性——毕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主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中国地主阶层的主体。

组建武装，叙府军政财大权集于刘文彩一人之手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没有到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没有降服。

覃筱楼，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覃在叙府百无禁忌，为所欲为。第六混成旅成了穿制服的恶棍。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

最激烈的交锋则在经济利益方面。替刘文辉集团聚敛钱财是刘文彩的主要职责，叙府这块大蛋糕当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楼却明知故犯。其太太和军需处长罗吕三、副官黄云章、曾铸九，都是叙府最大的“军倒”，经常水运大批煤炭、香烟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水运物资都要抽税，但每当刘文彩的护商队检查覃筱楼的船只，准备课税时，覃筱楼即派一连兵力荷枪实弹跑步赶到码头，强行提货，一文税金不交，刘文彩的护商队只有干瞪眼。

1927年的一天，覃筱楼到成都出差，赌瘾复发，便于当天晚上，与成都三大军头之一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三军统率办事处挑灯大战。但他仍旧技不如人，一夜之间，竟输了整整二十七万大洋，创造了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输到这种田地，钱没带够，只好将随身携带的若干箱鸦片、数万斤硝磺折价抵押；还不够，便向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借了五万大洋。覃筱楼在赌场上一贯屡战屡败，但败得这样惨则是生平第一遭，又气又急，第二天天没亮就火速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龙颜”大怒：这不但糜烂地方，也是公开抽他的耳光。本来是万难容忍，但覃筱楼已经红了眼，在这种情况下出面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万难容忍却又不能不忍，刘文彩如鲠在喉。

经过这番刺激，刘文彩不满足于单单控制叙府民团。必须拥有正规武装，才能高枕无忧。就去成都向刘文辉诉苦，要求在宜宾组建军队，终获刘文辉首肯。

令箭在手，刘文彩不稍迟疑，立即设法购置枪械。

1927年，经覃筱楼引荐，刘文彩结识了出生于宜宾县曹场的投机商刘玉山。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刘玉山叫作“刘大王”。他在上海的后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杨啸天，四川军阀更是大多与他称兄道弟。

刘玉山极力笼络四川政要，对刘文彩当然也不会放过，尤其是听覃筱楼说，刘文彩手中积存了大批公土，对刘文彩就更心驰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劝刘文彩把积压的公土制成吗啡，叫他带到上海高价售出，再为刘文彩购回轻重武器。

这正中刘文彩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世故很深的刘文彩，最初每天只生产三五担。过了一些时日，确实赚了些钱，才放下心来，每天产量增加到十担以上。所有货款均由刘玉山代购短枪。全是比利时、英国、德国造的短枪，簇新簇新的。

刘玉山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最初很讲信用，吗啡成交快，售价也高，让刘文彩尝了些甜头。每次回叙府，还要给刘文彩送礼，而且送的都是厚礼。有一次竟花费数千元买了部当时最豪华的轿车送上门，亲信说他出手太铺张，他只一笑，说：有什么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刘文彩觉得刘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来越欣赏他，甚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吗啡因此越来越多，并一再请求刘玉山代购一些重武器。等到刘文彩完全上钩，刘玉山就不那么客气了，货款压一笔又一笔，重武器更是连影子也没有。真个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刘文彩和刘玉山合作，是覃筱楼牵的线，刘文彩不能不怀疑覃筱楼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对覃更恨得咬牙切齿。

虽然吃了大亏，刘文彩也不是一无所获。刘玉山代购的大批短枪，在当时算是精锐武器。1929年刘文彩就任“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马上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

1930年春，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

组军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

1932年1月15日， 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许多军官或直接或间接与刘文彩暗通款曲。连第六混成旅主力团团长、早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就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蒋东海，也“身在曹营心在汉”。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杀手毛炳荣在叙府石灰巷设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料蒋东海机警过人，听见异响回身就跑。两个弁兵反应慢了半拍，被当场击毙，一个从戏院出来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误杀。蒋东海人高腿长，杀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见不到蒋的影子。这一下覃筱楼非但没能杀一儆百，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东海一跑跑到了刘文彩家里，当晚刘文彩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第二天蒋东海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再不作出决断，必定祸起萧墙。刘文辉只好割爱，托人带信，要覃筱楼自动离职。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

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官商一体极尽搜刮，刘文彩把叙府变成一座烟城

刘文彩的确是赚钱能手。

刚到叙府，因为是初进官场，百端待举，刘文彩无暇他顾，以致太太杨仲华和管家都认为“五老爷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实际上，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太太杨仲华说他拿钱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刘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谋略，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多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

“义和”生意兴隆，业务繁忙，1925年，刘文彩又将“义和”改为“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 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 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早期“人和”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

但是，刘文彩的“阳光生意”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幻，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蒋介石最强劲的对手不是刘文辉，但最难缠的军阀则非刘文辉莫属。

刘文辉反蒋有他的思想渊源。1920年他不过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少年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满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蒋介石力图铲除地方势力，真正一统天下。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将“削藩”声浪推向巅峰。

或自动解除武装，或拒不从命而成为“讨逆”目标，地方实力派的选择似乎只有这样两种。自动解除武装不是刘文辉的风格，即便刘文辉没有问鼎中原、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蒋介石强大的“削藩”攻势下，仅仅为了守城，也必须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3月， 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赤膊上阵。反蒋必须拥汪，刘文辉别无选择。汪精卫刚从法国回到香港，刘文辉即派秘书罗承烈前去输诚；继又赠汪一笔活动经费。 同年7月，汪精卫从香港抵达北平，组织政府，即推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惟恐附后落后，派代表北上与阎、汪直接联系。接着刘文辉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蒋联汪。刘对胡说：“此刻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冯、阎，如果现在出兵进攻武汉，配合冯、阎，将使蒋介石首尾不能兼顾，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对蒋介石不满，敢不敢一道出来反对蒋介石？”胡允诺，刘说：“好！我两兄弟就这样干。”刘、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军讨蒋檄文通电全国，史称“鱼电”。

此番讨蒋又归失败。

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刘文辉赠汪精卫那笔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

那么，刘文彩是否不清楚蒋介石所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答案是否定的。蒋介石对政敌素来毫不手软。一旦秋后算账，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此刘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有周密的组织准备。

这直接导致了刘文彩商旅生涯的转折。

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倚仗印把子枪杆子，实施不正当竞争，由此牟取暴利，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脸。作为官商的刘文彩，自难例外。

“人和”改为“庆源”，金融为主、贸易为辅变成贸易为主、金融为辅。

此番“体制改革” 大见成效， 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达1060万元。这些暴利来自如下几类。

第一大宗是盐巴。

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

第三大宗是棉纱。

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

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三百万元，控制市场“银根”。

刘文彩还插足川江航运。据称，刘文彩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十万元左右”。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驻叙期间，刘文彩先后兼职十余种，除“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一职外，其余所兼各职，均与捐税相关。而其最重要的职务，则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

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刘文彩在刘文辉防区内的最高税政长官地位。这就意味着，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刘文彩的搜刮手法，与四川其他军阀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为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以1935年为基准，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7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7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8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1935年刘文彩没能征到一个铜板的田赋，因为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的惨败迫使他中途退出了这场田赋预征大赛，大赛桂冠也就与他无缘了。1932年他弃官回乡时。川南田赋征到1949年，多征了十七年。

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统税杂捐。四川最大的盐场及产糖区，均为二十四军据有。

盐税糖税虽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四军自然油水最多。叙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织，百货云集，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税源。如水路从乐山至叙府，仅二百余里，有关卡三十多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陆路由内江至成都仅四百公里，有关卡五十余处，价值三百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

除“护商税” 而外， 还有户口派款、临时派款。临时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谓“公路费”、“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国防捐”数额最大---派款总数达一百万元，约等于宜宾全县五年粮额。

刘文彩征税的具体数目，约近一千万元。

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如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

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阀就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抢占更多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征收更多的烟税。

聚敛快手刘文彩，同样视鸦片为至宝。

刘文彩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税政首长，也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禁政首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那时所谓“禁政”，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军阀政权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1927年夏，刘文彩召开“川南禁烟会议”，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于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

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

当时四川，头号烟城是刘湘卧榻重庆---重庆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烟帮之盛在重庆商帮中名列前茅，烟税成了刘湘二十一军的主要税源。第二号烟城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盘踞的成都。

如果说重庆、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烟城，叙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烟城了。叙府城区人口不过万户，开设的大小烟馆却多达一百余家。私灯尚未包括在内。烟馆越多，刘文彩财源越广---川南各级禁政机关公开征收“红灯捐”，烟馆只要照章纳税，就算是合法经营。每月每盏烟灯收税三元五毛；私人可予优惠---税金减半，但有一个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违者，轻则处以罚金，重则逮捕“法办”。有资料称，仅仅“红灯捐”一项，刘文彩可在叙府每年坐收数十万元。

另一顶更大的收入来自“公土”勒销。烟馆不仅要缴纳“红灯捐”，还要定期认购县府配售的“公土”。“公土”价格畸高---市价每两一元，官价每两二元一角。差价太过悬殊，“公土”自然没有多少烟客问津。烟馆认购“公土”实际是为禁政机关作“奉献”的赔本买卖。若不设法“曲线救国”，烟馆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风。

“公土”内销带来的惊人利润并没有使刘文彩有所满足。他的“气魄”实在是太大了---据称，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由他包销。而云南则是世界主要鸦片产地，1931年，全省产烟达五万余担。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输出。这就意味着，刘文彩每年采购的云土在万担以上，此外，每年采购的川土也在万担以上。

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不限于贸易领域。资料记载：“为了扩大税收，在刘管区内金河、府河两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种烟。……按窝征税，取名‘窝捐’；不种则抽‘懒捐’，税率重于‘窝捐’。”成烟上市，另收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真是欲收其税，何患无辞。总而言之，川南鸦片的种、运、销、吸，每个环节都给刘文彩带来巨额收益。《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称：“刘文彩在叙府一地，从鸦片上面掠夺的捐税，每年约有800万元。”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叙时刘文彩兼职近十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两万元，合计每年薪额当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额当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刘文彩家产中应该说处于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见了。

刘文彩家产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田产、房产和珠宝。

其占地情况，1959年有关部门曾公布如下：

大邑县： 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

以上合计：12063亩。

第二大宗是房产。据有关部门1959年统计，其房产分布情况为：

温江县： 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1座。

在所在这些房产中， 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刘文彩老公馆。 二十年代兴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是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座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独领风骚。在当年无疑是刘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显赫的象征。

刘文彩家产的最后一个大宗是珠宝古玩。如金佛、金兽、金杯、金圈、金项链，如银龙、银兽、银盘，还有美丽的珊瑚、发光的宝石、底部可露出美女头像的美人杯、能像鸟儿那样嘤嘤作声的鸣壶，莫不异彩纷呈。其中，最精美同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

刘文辉刘湘叔侄反目，刘文彩被迫逃离老巢叙府

刘文彩兄弟与刘湘何以反目为仇？就说来话长了。

刘湘刘文辉，本来是四川政治舞台上一对最好的搭档。

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前去投奔刘湘，竟遭刘湘婉拒。其实刘湘那时已别有深意---刘文辉年少气盛，且有堂叔之尊，不可能长期听他使唤。倒不如让刘文辉另谋出路，他则从旁提携。这样，倘或刘文辉失意，他可问心无愧；倘或刘文辉得志，他与刘文辉有亲亲之谊、提携之恩，自不难与刘文辉联手，共同对付异姓诸雄。后来“二刘”关系的发展，与刘湘的这个思路基本吻合。四川异姓诸雄要么被“二刘”打垮，要么对“二刘”表示臣服而偏处一隅。“二刘”迅速崛起为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集团，到1928年，终于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

“二刘”关系由此发生逆转。

刘文辉素来野心勃勃。当他作旅长师长时，无论实力怎么膨胀，毕竟只是个二流将领，对刘湘尚能听命。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免顾盼生风，不甘维持与刘湘一主一从的旧格局。

“二刘”都不甘人后，都要独霸四川，进取中原。两雄不并立，昨天的亲戚加盟友，在今天则成了惟一的竞争对手。“二刘”合作必然转化为“二刘”对抗。

但毕竟有“亲亲之谊”，兵刃相见，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开初还想通过协商平衡双边关系。曾用一主军、一主政的方式解决矛盾。刘湘于1928年11月当上四川善后督办； 刘文辉于1928年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2月省府改组仍任主席。

但在实际上，“主军”的善后督办刘湘管不了刘文辉二十四军，“主政”的刘文辉也管不了刘湘防区的政务。

叔侄对垒，堂侄刘湘总兵力合计十万余人，堂叔刘文辉总兵力合计十二万余人。

刘文辉在军事上略胜一筹。

但在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绝对劣势---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刘湘，而是一个强大的反刘文辉同盟。

反刘文辉同盟包括一批落魄军阀。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在乱局中才可找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及见二刘交恶，喜出望外，竭力从中推波助澜。二刘都是他们的宿敌，但两害相权，则刘湘为轻。他们都以四川军界前辈自居，却都输给“乳臭小儿”刘文辉。不禁又羞又妒，亟思报复。刘湘不然，他们与刘湘平辈，而且在战败之后，刘湘对他们常有周济，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刘湘结盟。

但在反刘文辉同盟中，几个破落户是扮演不了重要角色的。反刘文辉同盟之所以强大，主要还是因为它汇集了别的几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蒋介石“合法中央”。

刘文辉才华横溢，连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但早年刘文辉的过人才华，主要表现于军事，政治上则身手平平，远不如刘湘老辣。

刘湘对蒋介石一边倒，不仅口头拥护，还出兵相助。其实刘湘和刘文辉一样视蒋介石为潜在对手。但刘湘认为，进取中原是第二步的事，现实目标必须是自保。

何况蒋介石无暇西顾，与自己暂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相形之下，同榻而卧的四川诸雄，对自己的威胁反倒大得多。从此他积极向蒋靠拢，进可得到蒋介石“合法中央”的承认，拥有“正统性”，政治上居于主动。刘湘投准了赌注，虽非蒋介石嫡系，仍为蒋介石所眷顾。刘文辉则以牛犊之勇一再犯上，为蒋介石所恶。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没有追究刘文辉，但也没有原谅刘文辉，若能借助他人之手教训刘文辉，在蒋介石自是大快朵颐的上上之策。 刘湘号准蒋介石的这个心病， 对症下药，于1932年春夏之交制定所谓“安川计划”，以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刘湘此计果然得售，蒋阅后喜形于色，立即亲笔复函刘湘，备加慰勉。另由亲信曾扩情以个人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内解决刘文辉，大可便宜行事。有蒋介石“合法中央”的幕后支持，刘湘气壮如牛，对刘文辉用兵也就无所忌讳。

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必然导致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反刘文辉同盟除刘湘十万大军外，还有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二十军、四川边防军、二十三师等部，合计二十四万兵马，为刘文辉总兵力的两倍。在各路诸侯合围夹击之下，刘文辉已成瓮中之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反刘文辉同盟的具体组合经过，刘文辉不一定了解得很详细。但凭直觉，对其孤军境地，刘文辉还是有所体察。所以，虽然刘文辉坚信叔侄终不免兵刃相见，但马上开战，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1931年、1932年，刘文辉两次赴渝协商，希望缓和二刘关系。但胜券在握的刘湘，岂能给刘文辉以喘息之机、养虎遗患？

1932年10月1日， 战争爆发，刘湘部与刘文辉部正式交火。四川近代史上最大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内战，至此进入高潮。

战争初期，联军分道攻取，所向势如破竹。但刘湘与刘文辉直接交手的第一仗泸州之役，却打得很艰苦。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外加“神兵”围攻逾半月，竟未得手。只是因为邻县相继失守，泸州孤陷重围，守将才不得不于11月21日树起降旗。

泸州沦陷，通向刘文彩卧榻叙府的门户就无遮无拦了。

但刘文彩不死心。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还有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旅，论兵力也不单薄。所以刘文彩认为胜负未定，还可与刘湘一较短长。

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军不走水路走陆路，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叙府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刘文彩叫苦不迭。

此时，枪声炮声声声入耳，刘文彩不能不作弃城之想了。他给叙府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军阀部队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找商会承头。刘文彩这次撤得急，便由部队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匆匆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当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即宣布全城戒严，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上军队到各户收取。

11月25日，刘文彩带着20万元“打门捐”，在二十一军步步紧逼之下，撤离叙府。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0年，在这里发家致富，在这里与爱妾凌旦相识……对这座富饶繁华的城市，对这座镌有他生命足迹的城市，他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刘文彩退据大邑时，“二刘”都已精疲力竭，不能不休战。元气恢复以后，刘湘又挑起战端。

1933年7月4日，刘湘亲自指挥的“安川战役”揭幕。这次战役是二刘之间的最后一搏。刘文辉在将有二心、士无斗志、四面受敌的险境中，自知没有取胜希望，便在7月8日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一线。刘文辉率残部向雅安退却。本来打算固守雅安，岂料“安川军”李注东旅追到雅河，在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刘文辉行营轰击。一炮击中刘文辉卧室；刘文辉正在酣梦之中，幸亏炮弹钻进床头墙壁，不曾伤及刘文辉身体。刘文辉大难不死，惊魂未定，狠狈撤离，钻进气候苦寒的不毛之地。

刘文辉几乎绝望，打算出川流亡，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文辉，似乎真的气数已尽，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刘文辉东山再起主政西康，刘文彩大闹江湖收罗十万袍哥

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刘文辉刚刚落入命运的低谷，便奇峰突起，马上把他托举出来---虽然天下共讨刘文辉，却没有谁真的想把他置于死地。在蒋介石来说，如果刘湘独霸四川，必成坐大之势。所以一方面要教训刘文辉，另一方面又希望刘文辉拥有一定限度的实力，用以牵制刘湘。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蒋介石多次电令刘湘结束“安川战役”，转而“剿赤”。在刘湘来说，则有双重顾忌。一是政治上的顾忌---如果邓锡侯、田颂尧等异姓诸侯崛起，将来必是竞争对手。与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给刘文辉一条生路，用以牵制他们。再则是亲族层面上的顾忌。

虽然刘湘在战前竭力营造“亲亲之谊已绝”的氛围，但实际存在的亲族关系，任谁也无从改变。

此后刘湘是把“适可而止，不应过甚”八个字当作他处理二刘关系的指针。在成都召见已经下台的刘文辉部将冷寅东时，刘湘又表白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低他的气焰。还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待将来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冷寅东听了趁机进言：“甫公的安川军已占雅安，刘自公已让出汉源，他这个样子已不成气候了，安川军还是退出雅安，让自公回来吧？”刘湘给了冷寅东一个顺水人情，说：“好吧！”随即下令“安川军”全线撤退，让刘文辉重返雅安。同时拨给刘文辉军服万套、大洋十万余元，以纾其难。

刘文辉回头有岸，急忙自我转圜，向堂侄刘湘通电认错，拥护刘湘统一四川。1933年9月6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刘之战”至此终于画上句号。

“二刘之战”，刘文辉丧师逾四分之三，失地近五分之四，停战时手中不足两万残兵。1933年10月底在雅安立定脚跟，在刘湘与蒋介石及刘湘与四川异姓诸侯权力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惨淡经营，徐图东山再起。经过“二刘之战”，刘文辉迷途知返，不再咄咄逼人，四面出击，而是与人为善，八方交友。

“二刘大战”不仅导致刘文辉集团对外战略的根本转折，而且导致刘文辉集团内部组织的重大调整。

也就是说，以“二刘大战”的结束为起点，刘文辉开始实行直接的家族统治。

这种家族统治，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文辉的这些政策调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应该说是卓有成效。对内主要依靠弟男子侄，二十四军从此排外性更强，内聚力更强。二十四军才能在此后十多年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暴，始终保持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绝对忠诚。刘文辉才能把川康实力派组织起来，形成巩固的政治同盟，从而在川康两省一呼百应。

二刘之战是刘文辉集团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刘文彩个人使命的一个转折点---战前，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搞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战后，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守家”，以解除刘文辉的后顾之忧。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驰骋官场，一个纵横江湖，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自此形成，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

“二刘大战”后期，刘湘就已再三表白：他不想消灭刘文辉，只不过要削弱刘文辉， 一旦时机成熟，就把西康全境交给刘文辉治理，使其仍为封疆大吏。19 35年春， 中央政府果然发布命令， 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

1939年元月1日，孕育整整四年的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下辖33县另3个设治局，总面积达5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在二百万以上。

刘文辉在中国政坛上又能拥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合法地位。刘文辉家族集团又可以重建其独立王国。在“二刘之战”中一落千丈的刘文辉家族集团，至此终于恢复元气，东山再起。

虽然东山再起，刘文辉早年那种不可一世的豪气，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西康时期刘文辉最重视的是潜在实力。二十四军两万多人枪，对付境内草寇倒是绰绰有余，对外则只有象征意义。蒋介石真要吃掉刘文辉，二十四军无异以卵击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单单凭借有形实力，机械防御。必须主动出击，编织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严密护卫刘文辉家族集团，而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蒋介石入川所控制的只是上层政治架构，地方力量、民间力量是蒋介石的薄弱环节。土生土长的刘文辉，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与蒋介石较量。“多头政治”也就必然构成刘文辉拒蒋图存的主要对策。

刘文辉的“多头政治”，概括起来不外两头。一头是体制内，一头是体制外。

刘文辉长期从政，在官场上自是应付裕如。但体制外发展，即联合川西民间力量，尤其是联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则非刘文辉所能为、所应为。

久作困兽的刘文彩于是破门而出，大闹江湖。

袍歌俗名“嗨皮”，一般称为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洪门的重要支派，以农民、手工业者、挑夫、水手、商贩、下层衙役和无业游民为基本群众。平时实行生活互助， 社会动荡时揭竿而起。 有会众百余人，就可以开山设堂，推举坐堂大爷（又称舵把子）。同一地区内，也许几个大爷并存，他们中威望最高的，即为各大爷之首，叫“总舵把子”。

刘文彩涉足袍哥甚早。驻叙期间，因叙府民团基本上是袍哥队伍，为了控制民团，刘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亲自整编叙府袍哥。刘文彩整编叙府袍哥时，四川哥老会已普遍与军阀合流。

后来局势的发展，更加烘托出袍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川康军人，国共两党都开始争取袍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四川“袍运”开展得轰轰烈烈，涌现了大批“红色袍哥大爷”。蒋介石也力图驾驭袍哥，但收效甚微。袍哥的存在本来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这就注定了从整体而言，袍哥不可能为蒋介石中央政府所用。四川袍哥事实上已演变为地方实力派抵挡蒋介石来犯的一面盾牌，成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四川民间社会最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蒋介石深感惊惧，竭力查禁袍哥。但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刘文辉极度振奋。这时，西康鸦片产业已经如火如荼，种烟、运烟都依靠武力保驾，于是大批军火流入西康各县，地方武装迅猛发展。这些地方武装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缓。

刘文辉对西康袍哥的驾驭不可谓不成功。但这种成功既是因为刘文辉灵巧的驾驭手段，更是因为西康特有的社会生态。刘文辉在西康发展袍哥，驾驭袍哥，主要是凭借他的政权力量，尤其是凭借二十四军。他实际上是用印把子、枪杆子来造就袍哥世界，然后用袍哥巩固政权，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为我所用，这是刘文辉的一个基本思路。

“公益协进社”由此拔地而起。

“公益协进社”初创于1941年冬，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初创时并未大张旗鼓， 规模和影响都有限。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 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

刘文辉回乡省亲确实成了公益协进社的一个转折点。刘文辉刚刚返蓉，刘文彩就将公益协进社扩大规模，升格为总社，日常经费由他的账房按时拨给财务股，特殊开支通过他，需要多少，解决多少。这个总社就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它袍哥公口的总机关。

袍哥大爷都设有自己的茶馆，又叫茶社，名为“立码头”，把茶馆当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动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刘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馆，叫作“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楼，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头。

公益协进社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

1942年正月二十日，新津县张场先主寺弦歌悠扬，公益协进社“协进剧部”应邀来此演出。

“协进剧部”是个新班子，它是刘文彩亲自组建的。

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竟还很有一点文艺细胞。他爱好川剧。爱听川剧坐唱，擅长打“响器”和“帮腔”。叙府时期，常邀约一些玩友到家里清唱同乐。他在安仁特意兴建戏院，并以他的字号命名。组织公益协进社，他也没忘记配个戏班子，派专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员），高薪聘来川剧名角。袍哥公口办剧团，也算是中国帮会史上的一个创举。

刘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创举，差点引来一场刀兵之灾。

戏班子跑码头，受地头蛇刁难是常有的事。但协进剧部应该可以例外---毕竟有刘文彩做靠山。先主寺一个叫张汉卿的小混混，却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这天他酒足饭饱之后，在几个兄弟伙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剧场。正好菊芬登台。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台唱红，刘文彩许诺“一不陪酒，二要保证安全”，才说服她加盟“协进剧部”。安仁谁都不敢轻薄她。张汉卿不知轻重，见菊芬天生丽质，而且演技过人，就动了邪念，赶紧到台角守候，演出结束时把菊芬拦了下来，一嘴酒气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动起了手。公益协进社管事李沛成闻声赶来，把菊芬拉到身后，警告张汉卿：“我们总办讲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啊！”

李沛成原以为“总办”两个字会把张汉卿吓跑，哪知道张汉卿听了反而勃然作色，指着李沛成骂：“总办算个球！阎王老子都不怕，你吓唬谁？”

其他人知道大势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张汉卿想追，被李沛成拦住去路，气急败坏，一边咆哮一边对李沛成拳打脚踢。公益协进社另一个管事跑回安仁向刘文彩报信。

刘文彩拍案而起，马上指令：“能和则和，能打则打，总归要张汉卿认罪才罢休。”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团团包围。当地袍哥大爷李元亨刚开门，就见四面山头人山人海，一个个枪在握，弹上膛。大惊。他知道是张汉卿闯下大祸了，赶忙拉上张汉卿，亲自赶到安仁，当着刘文彩双双跪下，恳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刘文彩则端坐不动，一声不吭。李元亨到底见识广，马上明白过来：张汉卿冒犯的不只是刘文彩，而是整个公益协进社。没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设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协进社会众赔不是。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汉卿，这时一边尾随着大爷李元亨，一边紧张地环顾左右，生怕有人报复他，两条腿直打抖。

辱人者最终自取其辱。

刘文彩能够聚合十万会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该出手时就出手。

公益协进社不仅叱咤江湖，对官府同样颇具威慑力。公益协进社核心机构“内八堂”，与一般袍哥公口的“内八堂”迥然有别---并无“座堂”、“盟证”、“陪堂”、“元堂”、“执堂”、“副堂”、“礼堂”、“刑堂”、“新一”之设，而是全盘照搬政府体制，设慈善股、调解股、水利股、教育股、治安股、总务股、财务股、交际股，几乎将政府事务囊括净尽。这是刘文彩对袍哥传统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使袍哥组织和职能现代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也是与蒋介石集团把持的地方政权分庭抗礼。在刘文彩眼里，他的公益协进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而他自己，则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

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他当然颇为自得。有一次，他公开戏谑来老公馆“朝拜”的几位“父母官”说：“你们这些蒋介石的豆瓣，不要以为‘为政不得罪巨室’嘛，只要你们有啥，就给我说。”刘文彩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没有兴趣，一次，别人提到了“三民主义”，刘文彩嘴一撇说：“啥子三民主义，不如学好三门手艺。”虽然大邑县府依照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令，于1943年、1947年迭次颁布关于哥老会组织的各项禁令， 对眼皮底下的公益协进社却不敢稍有冒犯； 虽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中国人固有的心理，地方当局却也只能默认双重政权并存的现实，即“地下政权”、“幕后政权”公益协进社与地方合法政权并存的现实，默认“地下首脑”、“幕后首脑”刘文彩对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指手划脚。

个人私生活：声色犬马，眠花宿柳

在旧中国，纳妾嫖妓是上流社会的时髦。许多权贵把“食色性也”当作座右铭，最热衷一个“色”字，笃信“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纳妾嫖妓是正常，不纳妾嫖妓倒成了反常；纳妾七八九个是正常，只娶一个两个倒成了反常。二十军军长杨森究竟有多少姨太太，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森的姨太太不会少于一个加强班，子女可以编一个排。而且所有太太一律发“工资”，一切待遇都有明确规定：生男得多少，生女得多少，每个子女的生活费多少，教育费又是多少……“傻儿师长”范绍增，姨太太多时达三十几个。他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妖冶娇媚的十七姨太，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竟然轰动坊间，一时洛阳纸贵。在四川军阀中，刘文辉是最有抱负的，私生活比较检点，但也有两妻两妾。

刘文彩不是特立独行的人，一旦跻身上流社会，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习俗。抽大烟是这样，赌博是这样，私生活方面也是这样。

刘文彩一生中，有过五位妻妾。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

刘文彩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发妻吕氏，出身于大邑县三岔乡的一个普通农家，有着一般劳动妇女的吃苦耐劳和善良豁达，把刘文彩的小小鹊巢拾掇得井井有条。刘文彩也才能一门心思地到处奔波。吕氏初进刘家，刘家还远远谈不上富足。老幺刘文辉是全家最后的希望、重点培养对象，但上学时仍靠泡菜冷馍填肚皮，每月只有几文钱零用。吕氏看在眼里，怜在心头，常用私房钱接济刘文辉。

辉、刘文彩从来手足情深，吕氏功不可没。但吕氏不幸应验了“好人不命长”的箴言，未满三十岁便一命归西；稍后，一对儿女也相继夭折。

三年之后，即1917年，刘文彩与杨仲华缔下白首之盟。杨仲华是大邑县三岔乡东升村农民杨登友之女， 嫁到刘家时刚满十七岁。杨氏身高1．60米左右，年纪和身材都比刘文彩小了一大截。但她全无小妻的玲珑柔弱，性格刚强，风风火火。刘文彩萧条多时的庭院，从此又有了勃勃生机。起初，夫妻还算和睦。杨仲华颇有主见，令刘文彩少了几分夫唱妇随的乐趣；但她确实忠厚而且能干，刘文彩对她不能不有所敬畏。那时的刘文彩，离乡不离土，还不敢放纵自己，所以，杨仲华对刘文彩也没多少挑剔。长子刘元龙、长女刘忆云，就在这几年间呱呱坠地。

夫妻感情的变化，始于刘文彩个人地位的变化。

1922年刘文彩到叙府做官。远离家乡，不必担心族人尤其是大哥刘文渊的关注；而且腰缠万贯，不致因囊中羞涩而在红灯绿酒前畏葸退缩。大玩家的派头从此渐渐养成。

刘在幺女刘婉蕙出世之时，一个女子闯进了刘文彩的视野，刘文彩的家庭格局为之剧变。

她便是风尘女子凌君如，别号凌旦、凌豆，出身于叙府中场凌友臣门下。有作者称：凌旦“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凌旦之智未必超群，但其貌其态，此番描画倒也不算夸张。无怪乎刘文彩会一度神魂颠倒。

传说凌旦本来是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升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主子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家宴款待，让凌旦作陪。刘文彩如见天人。这正中曹荣光下怀，趁机将凌旦拱手献出。就这样结成一对“神仙眷侣”。刘文彩在叙府观音街为凌旦购公馆一座，金屋藏娇。

本来就“媚态袭人”，又在风月场中练就一套邀宠绝招，刘文彩对凌旦，自是百般宠爱。起初，这段“浪漫之旅”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住在粮房街刘公馆的杨仲华终于察知，由此引出一场口角大战。事发是在一个晚上。

杨仲华先安排几个孩子睡下。杨仲华把刘文彩叫到过道上，问他关于凌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刘文彩知道纸包不住火，就承认了，但拒绝和凌旦一刀两断。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用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刘文彩“不是个没脾气的人”。一怒之下就摔起了东西。杨仲华哪会服气，乒乒乓乓地也摔开了，刘公馆顿时热闹非凡。几个孩子全被惊醒，愣怔怔地望着他俩。

夫妻关系从此急转直下。刘文彩三天两头往观音街公馆跑，乐不思蜀；杨仲华天天在家生闷气。劝没用，闹没用，杨仲华终于完全失望，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摔门而去。

但是， 在那样的年代， 刚强如杨仲华者，也不可能有自立的勇气。虽然欲求“异梦同床”而不可得，夫妻名分仍须保留。杨仲华出走后，住进了刘文彩在成都文庙后街购置的公馆。刘文彩两度派人说项：“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何必斤斤计较。”都没能把杨仲华说服。后来刘文彩亲自出马，到成都恭请夫人返叙。杨仲华仍然不为所动，说，她不是想不开，风气就这个样子，所以她本来也没有指望刘文彩守身如玉，刘文彩尽可妻妾成群。但纳妓为妾实在有辱门庭，她不能不计较。

刘文彩不把凌旦从观音街公馆赶出去，她和刘文彩就绝无和好的可能。杨仲华如此决绝，刘文彩又不肯割爱，僵局就再无化解之日了。虽然在形式上刘文彩对杨仲华虚位以待，实际上刘文彩主持“后宫”的仅凌旦一人。凌旦这时俨然以刘文彩夫人自居了。

驻叙期间，刘文彩与凌旦如胶似漆，可说是妇孺皆知，当地至今仍有如下传言：凌旦爱着奇装异服外出游逛，常要弁兵、丫鬟、奶妈、干女儿、女马弁紧随其后，“数车相连，横行街巷”。路人必须马上回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车的弹簧坐垫不够软，刘文彩就找一个胖女人做她的肉垫子。

为了博取凌旦的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旦拥有的各类用品、衣物，琳琅满目。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有的鞋上缀满黄金做的小铃，走起路来叮当响。一颗钻石戒指价值五千余元，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

某年春天，凌旦想去成都看花会。刘文彩无暇陪同前往，又不敢扫凌旦的兴致，便巧言相劝：“太太何必劳神，去成都太远太累，我在叙府给你办个花会好不好？”

不久，盛况空前的“花会”果然在叙府北较场开张。

凌旦乃叙府名妓，不乏旧相好。刘文彩既将她宠以专房，岂能容忍凌的旧相好惊扰他俩的鸳梦！由此杀机横生，此例一开，凌旦的其他旧相好莫不闻风丧胆，纷纷逃离叙府。

“情场如战场”，看来刘文彩对这句名言也是奉若圭臬。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为凌旦挥金如土，为凌旦大开杀戒。但所有这些，只是刘文彩所付代价的一部分，还有更大的付出---被激怒的远不止杨仲华一人。刘文彩“与妓共舞”，辱没门庭，刘氏家人莫不震惊，族长、长兄刘文渊更是又羞又恼。刘文彩承受着巨大的家族压力和社会压力。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仅将凌旦迎入叙府公馆，而且在“二刘之战”中，与凌旦双双把家还，坦然面对父老乡亲莫测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灵位。如果是逢场作戏，刘文彩大可不必这样做。可见刘文彩并未计较凌旦的出身，确实想和凌旦厮守终生。

但他俩仍然好景不长，仍然逃不脱始乱终弃的厄运。

“二刘之战”中刘文彩退居安仁，即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也是他与凌旦感情变化的开端。凌旦毕竟是风尘女子，见惯了纸醉金迷。僻冷的乡村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刘文彩有些预感，因此有言在先：你要跟到我，就规规矩矩到乡下住一年。在凌旦看来，退居安仁虽不如人意，但只是过渡性安排。刘文彩在成都田宅极多，迟早会去成都当寓公。与叙府相比，成都当然更繁华、更光怪陆离。凌旦欣然从命。

“四太太梁慧灵”是凌旦的表妹，因其身材丰满，人称“梁胖”。据一位知情人回忆，梁胖并非和刘文彩、凌旦同往安仁。而是在安仁住了一段时间，才派人送帖子把梁胖接过来的。成亲那天，刘文彩一个儿子正在公馆前面的坝子里玩耍，佣人告诉他：你的新妈又要来了。他就跑出去看。“见一乘轿子拢来，弁兵徐福卿放了一阵花炮。抬进门，梁在堂屋里跪拜磕头。”后来凌旦和梁胖口角，梁胖还讽刺凌旦：“我是拜过堂的。”言下之意，凌旦没拜过堂，是来路不正的“野货”。凌旦无言以对。但刘文彩只是以貌取人。所以不太把梁胖当回事，常常冷淡她。

刘文彩娶梁胖，竟然还是凌旦拿的主意。这倒不是凌旦“大公无私”，有意成全梁胖和刘文彩，而是有她自己的小九九---只在安仁住了几天，凌旦便后悔不迭。那时堂堂安仁镇也不过几排破败的平房，油灯如豆，虫蚁不绝。凌旦对此虽有思想准备，仍不免倍感清苦。于是，没住上一年就吵着要迁居成都。此时刘文辉正在康境重整旗鼓，亟需刘文彩坐镇后院，刘文彩哪里走得开。凌旦软磨硬缠都不奏效，决定只身赴蓉。刘文彩颇为不快，说，你走了，这么多家务事谁管？凌旦就把梁胖引荐过来，代替她主持安仁“后宫”，自己则兴冲冲地直奔成都的花花世界而去。刘文彩和凌旦就此分居。

凌旦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共富贵不可共患难，这便是凌旦留给刘文彩的新形象。凌旦毫无察觉，变本加厉，终于闹出令刘文彩羞愤难当的大笑话，双方裂痕至此完全不能弥合。

凌旦寓居成都陕西街公馆，开有一个人力车行，按月收取车租。加上刘文彩拨给她的其他款项，经济上颇为宽裕，但精神上并未舒展。成都的刘氏家人都不屑和她交往，刘文彩一年中也不过探望她一两次。对她垂涎三尺的纨绔子弟倒是不少，但慑于刘文彩的虎威，都只能“望洋兴叹”。凌旦形单影只，百无聊赖，就把远在叙府的干妈---妓院老鸨---接来作伴。凌旦有桩心事：早已丧失生育能力，将来瓜分刘文彩遗产时，儿孙绕膝的杨仲华势必占尽风光，而孤苦无助的她势必叨陪末座。每念及此，凌旦就忧思如织。老鸨抵蓉后，向凌旦献上一计，凌旦如得锦囊，即照老鸨所云，用棉花将腰身填大，伪装怀孕；暗中收买贫家男婴，同时买通医生作弊，顺顺当当地为刘文彩“生”下一胎。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不料隔墙有耳。

刘文彩收到举报凌旦的“群众来信”，满腔怒火，却又不便发作---这毕竟有损刘氏家庭尤其是他本人的名声。笃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的刘文彩，只好暂且隐忍，静观其变。凌旦还以为此计得售，后悔自己“肚量”太小，只“生”了一个，仍不能和杨仲华平分秋色。干脆再接再厉，又腆着大肚皮招摇过市，一年后陕西街刘文彩公馆再传“佳音”：凌旦一胎生了三个男婴，加上“头胎”，膝下共有四子，在与杨仲华的“生子大战”中终于扭转败局。她所创造的，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像父不像母、彼此间也毫不相像的“三胞胎”。嗅觉灵敏的小报记者，对如此天方夜谭哪会放过！不仅详细报道，而且图文并茂，亲友莫不引为笑谈。凌旦弄巧成拙，最丢脸、最恼火的当然还是刘文彩。刘文彩怕凌旦继续遭小报记者围追堵截，闹出更多笑话；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把凌旦弄到身边，严加看管，就指令凌旦迁回安仁老家。 凌旦在成都实在是声名狼藉， 正想找个避风港。这样，两人在安仁老家“团圆”了。

形式上“团圆”，实际上是“团”而不“圆”。因为彼此都已看透了对方，早年那份缠绵之情，也就如风中薄云，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刘文彩召回凌旦，在经济上尤其加强“宏观调控”。凌旦素来天马行空，哪受得了这份窝囊气，不免怨恨不已，与刘文彩虽然还谈不上反目，但对家务事，则是完全不闻不问。梁慧灵对凌旦言听计从，在凌旦的“熏陶”下，“在安仁接帮结派，又混上了鸦片瘾，变得越来越懒”，与刘文彩也就更加疏远。刘文彩名义上妻妾成群，实际上“后宫”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外面他是前呼后拥，回到家却如落进冰窖。刘文彩深感孤寒，渐渐萌生再娶之意。

便有了第三个如夫人---五太太王玉清。

历经情海劫波，刘文彩对男欢女爱已是兴味索然。这时他所物色的与其说是如夫人，倒不如说是“生活秘书”，所以他才向媒人特别强调要附近农村的女子。都市女子在他眼里已是虚浮放浪，因而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刘文彩这次总算没有失望。在他的四位妻妾中，最体贴他的，就是这位村姑出身的如夫人了。刘文彩的一个儿子承认：王玉清貌仅中下，外表一副老实相。这个土头土脑的老女子，又是满口乡音，让刘文彩晚年得到慰藉不少。

刘文彩也待王玉清不薄。结婚不久，王玉清娘家就添了四十亩水田，草房也被漂亮的四合院所取代。但刘文彩的这些馈赠没能使王玉清娘家兴旺起来---人算不敌天算：仅仅四个月之后，王玉清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相继去世，留下一门三口寡妇。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雇工院至今仍存放着刘文彩生前定制的七具豪华棺木，均为建昌红漆描金花棺，红绫覆盖。其中一具特别注明王玉清专用。刘文彩妻妾中，能享受此等“厚遇”的，仅王玉清一人。

刘文彩暮年再娶，无疑是对三位旧太太的公开挑战。他与王玉清愈亲密，这种挑战就愈扎眼。早已暗潮汹涌的刘文彩老公馆，由此更加动荡不安。

三位如夫人互相倾轧，闹得刘文彩老公馆鸡犬不宁。在这场混战中，初出茅庐的王玉清虽是众矢之的，却始终稳操胜券---刘文彩作后盾，谁也莫奈她何。在刘文彩看来，有王玉清为伴，晚年再无孤寒之忧，那两位都市如夫人也就无足轻重，没必要继续迁就她们。对她们从此不再客气，加紧“治理整顿”。一天早上，他把如夫人全都叫到他的房间，一脸严肃地说：当着你们三个的面，我给你们说好，每人每个月二十块零用钱。够用就好，不够用，自己养猪、喂鸡去找钱。不要拿了我的钱到处乱跑，惹事生非。凌旦听了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梁胖则从刘文彩床头上的钱盘子里抓了两个银元，怒冲冲地转身就走。刘文彩毫不理会她们的抗议，当月兑现。这番“经济体制改革”，其矛头表面上指向凌、梁、王“你们三个”，实则只是要剥夺两位都市如夫人的经济特权，对王玉清并无丝毫束缚之意。

脉脉温情早就荡然无存。凌旦和梁胖之所以恋栈未去，无非是舍不得刘文彩的万贯家财。现在刘文彩完全撕破了脸皮，而且从经济上把她俩捆得死死的。她俩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纵情挥霍，荣华富贵已无从谈起。凌旦和梁胖万念俱灰，与刘文彩只能是分道扬镳了。

对离异经过，王玉清印象极深---梁胖是凌君如挑起走的。一天，我到亲戚家去吃酒碗，我家婆家的一个老表给我说，他看见梁胖走了，带了七口箱子，问我是咋的。我说我咋晓得嘛。我回去，刘文彩给我一张纸，叫给他搁好。刘文彩给我说，梁胖给他做（赌）气。他去问梁胖啥子事，梁胖说：随便你。我们刘文彩有点聪明，他就说：是不是你要离婚？梁胖说：是。刘文彩就说：你要离，我不留你。刘文彩是最喜欢热闹的人，是不想她走的。梁胖当真就要走，刘文彩就叫她马上写张离婚书。刘文彩说，你把你的东西拿起走，我不要你的。梁胖带了七口箱子走，刘文彩派人把她送走的。

梁胖走后三年，她就给杨仲华写信，说她要回来，她说儿女大了，她回来帮到一下。梁胖的手是巧的。刘文彩不要她回来。我给刘文彩说叫她回来算了，刘文彩说：她又不是哪个带不得她把她撵走的，是她自己要走的，不要她回来。梁胖也就没回来，以后也就不知她的情况了。

梁胖走后，凌君如借口她妈病了，也就走了。凌君如走后，刘文彩给她写了几封信叫她回来，去人接她，她也不回来。

凌旦和梁胖自由了。可对她俩来说，这并不美妙。像她们那样的女子，只有藤而没有干，所以从来都只会依附缠绕而不可能独立临风。自由之于她们当然不是天堂，而只会是无边的苦海。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梁胖悔不当初，不惜向昔日的情敌求情，仍然欲归不能。

凌旦虽然走得那么坚决，也没能走进再生之地。最初几年，她与演员王国仁打得火热，两人坐吃山空。凌旦年近不惑，无法重操旧业；又不愿抛却贵妇风度，屈尊下嫁。风雨飘摇之中，倍加怀念过去的锦衣玉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途。在她看来，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她与刘文彩有过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恋”。现在既然她已“幡然醒悟”，庄园中不会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她万万想不到刘文彩会如此绝情。

但此后刘文彩对凌旦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凌旦还能依靠刘文彩在叙府的房租过日子。可这并非长久之计---土改时，刘文彩的全部家产都被没收，凌旦再没有房租可支，不得不回到中场镇娘家自食其力，晚景非常凄凉。目击者周少英1976年5月12日供称：

解放前，我同凌旦的妈住的是对门，那时经常见到凌旦。解放后就只见过一次凌旦。

记得是生活困难时期，大概是1962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桥北街见到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陈四姐在一起。

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来。

第三如夫人王玉清，同样饱经风霜。刘文彩刚刚“出土”，她就成了“牛鬼蛇神”，与刘文彩同台亮相。1959年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专辟“王玉清寝室”，其解说词云：刘文彩把他的宠爱集中到比他小三十多岁的王玉清身上。王玉清喜欢吃鸭，刘文彩命他的厨工每次宰杀三十多只鸭子，取下来用人奶文火煨给她吃。王玉清吃饭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窝汤。

60、70年代，有两个中国女人的生活细节最为公众津津乐道。一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闻，再就是刘文彩爱妾王玉清吃鸭脚板的传闻。在那个欲求温饱而不可得的匮乏年代，这当然是暴殄天物、奢糜无度的范例。时至今日，游客访晤王玉清，“吃鸭脚板”仍是他们提问的热点。对此，王玉清啼笑皆非。她说：吃鸭脚板的事是有的，但并不是为了奢侈。像当时刘文彩这样富有的家庭，吃鸭子是常事。恰恰他家的公子、小姐都不吃鸭脚板，一是怕脏，二是嫌没肉。我是从农村来的，舍不得把鸭脚板都倒掉，每次就留下来吃了。四川人都会养鸭子，哪个会把吃鸭脚板当享受呢？

回忆自己的后半生，王玉清没有哀怨，而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她说：刘文彩埋没几天就解放了。我们一大家人的生活是刘文辉帮助的。有时刘元华的媳妇到她娘家去拿点针线活路来做。我帮别人改点衣服，做咸菜卖。我卖过一段时间的纸烟，织过纱布，解放一年多去读过识字班。这样过了四年多，人家给我介绍（四川省）文史馆的姜闻山。祖重山说的媒。祖原是在二十四军（防区）当县长，解放后收荒，他的女跑会府街做生意。祖他们认识文史馆的陈老师，他们跟陈老师的女人好，他们说起的。姜闻山是辛亥革命人士，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的。我和姜结婚时，我四十几岁，姜已六十几岁。

王玉清与姜闻山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姜闻山虽然没有给她爱，在她却是不可或缺---姜乃辛亥宿老，文革前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他荫庇，王玉清虽已“臭名昭著”，但人身还未受到伤害。1964年姜闻山病逝，王玉清就成了旷野中一棵无助的孤树，听凭摧折。1965年11月28日，成都市慈惠堂派出所通知她：“这儿没有你的户籍，你回大邑去吧。”“没有户籍”不过是个由头，主要原因还有政治的。其时，泥塑《收租院》已大红大紫，庄园陈列馆广场上频繁举行的斗争大会，需要她现身说法。她必须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跪”。王玉清就这样被赶回蔡场老屋，当了二十多年的活靶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阶级斗争的大幕落下了， 王玉清的活靶子生涯到了头。

1980年摘除“地主”帽子，加入了公社社员行列，还当上了五保户。现在定居安仁镇， 孑然一身。当地政府每月补贴的120元钱，就是她的全部收入。在一间简陋至极的平房里，天天面对佛像，虔诚地念叨“阿弥陀佛”。

刘文彩夫人杨仲华30年代初迁居成都，与刘文彩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娶了王玉清，刘文彩对她更冷淡，一年到头难得去几次成都，去了也只住两三天。见面很少，可说是咫尺天涯。只有一次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还是因为日机空袭成都，杨仲华不得回老家避难。那段时间，刘文彩把烟具拿到杨仲华房间，天天和杨仲华一起烧大烟，对杨仲华算是以礼相待，实际上很不耐烦，常在背后抱怨：她咋个还不走喔。

彼此都是敷衍，彼此都是活受罪。

杨仲华母子在成都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全部源自刘文彩在成都郊县的田租（每年约有千石黄谷）。30、40年代，寓居成都的刘氏家人大多有小汽车；杨仲华也有一辆，却是出厂近二十年的老爷车，发动机都让人拆走了，根本不能使用。杨仲华觉得很失面子，嘱孩子们回老家时向刘文彩说项，给她换辆新的。刘文彩总是回答说，修新公馆开销太大，过两年再说。可新公馆刚刚落成，文彩中学又开了工，刘文彩手头更紧，不但未如约买车，反而把杨仲华名下的田租收走了一半。杨仲华也无可如何，买车之说从此不提。

关于杨仲华的后半生，她的一个儿子回忆说：杨性好善，每年冬天都要捐给善堂大米数千斤，施舍贫苦。四十岁后开始学佛，念经吃素。此时除亲友中有重大事情外，不再出门应酬。

解放时，由于刘（文彩）刚去世，所有家属都弄不清财产情况，成都的家和老家在刘文辉起义后，都遭到蒋帮溃军的洗劫，因此，民主改革时期各项经济任务（公粮、退押、补税等等），全压在她的头上，困难重重。而王玉清则因外相老实，又是老夫少妻，一般总认为是强迫婚姻，反而得到同情和宽大。杨把成都家产应负担的任务，罗掘俱空地完成了后，还要她负起刘（文彩）的整个家产应尽的任务，弄得焦头烂额。后来还是在重庆的刘文辉知道了，慨然把欠数担了过去，杨才得以松口气。

杨仲华……由于早婚多育，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又受凌（旦）事（件）的刺激，健康更差。在叙府时就常以鸦片疗疾，逐渐成瘾。

1937年为了三儿子的耳病，下决心戒了烟（在那医药落后的年代里是很痛苦而且危险的事），带三儿子到平、沪求医，不料治病无望，反而碰上“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被困在平、沪近两个月，担惊受累地逃难回家，身心更是大大受损。此后大病小病常年不断。

解放后，迁往善堂的一间偏房里，每天拐着两只改组派的小脚，往返步行二三十条街，到女友家的缝纫组去揽些零活维生。枉自有众多子女，却无一个可以依靠的。

……

四儿子在起义部队改编后，编入进藏部队作战士，杨仲华因此才有个军属的光荣，不无慰藉。1953年一次旧病卧床，心跳突停。如果医疗条件好，也许能抢救过来，但那时一切都谈不上，就此去世，年仅五十三岁。综其一生，枉在富贵之家走一趟。

四位妻妾，没有一位不受刘文彩拖累，历尽磨难。倘若她们嫁到普通人家，过男耕女织的平常日子，未始不能与夫君白头偕老。却和刘文彩结缘，终为刘文彩所误。可见富贵并不仅仅是浮云，有时简直就是陷阱。

在私生活方面，刘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声色犬马，眠花宿柳，用之于中年刘文彩，可说十分贴切。这不只怪。富贵思淫欲，是中国暴发户的通病。刘文彩不过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权力和财富所腐蚀，不被恶浊的社会生态所同化，不沉溺于声色犬马，这无异缘木求鱼。

解放前夕，刘文彩撒手人寰

1947年，刘文彩六十岁，年岁不算太大，但身体状况已是危机四伏。

刘文彩病情加剧， 始自1948年2月。那天他从街上回来，一路上腹部总是隐隐作痛。刚刚跨进井坎门，一股血腥味突然往上涌，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他急忙扶住门框站稳，“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从这天起刘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西医诊断为肺病。但刘文彩不相信西医，拒绝入院治疗，只让中医到家里来把脉开方。病越拖越重，到了1949年春，刘文彩不能不承认在安仁已经没有治愈希望，这才同意去成都求医。带上王玉清，佣人和一个厨子，乘轿子赴蓉，经过双流县擦耳乡，曾到“全福社”舵把子、著名的“红色袍哥大爷”徐茂森家里拜访，一起吃了顿饭。到成都住在文庙后街公馆。

文庙后街公馆有几套四合院，一个网球场，一间车房，还有一套花园洋房。四合院堂屋两边厢房，一边是杨仲华寝室，一边是刘文彩两个女儿的寝室。洋房有两层，一楼用作几个孩子的教室，二楼用作老师宿舍。刘文彩来了之后在洋房一楼大厅住下，王玉清就住在隔壁。仍然只请中医看病。据王玉清回忆，那段时间刘文彩的感情变得特别脆弱，梁胖和凌旦早就走了；杨仲华不打照面；几个孩子各有各的事，隔三差五来探望一次。亲属中只有王玉清天天陪着他。刘文彩很伤心，“经常爱哭”。住在成都，看病拿药方便得多，病情却没有丝毫缓和。1949年10月17日清晨，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早就醒了，听着窗外乌鸦的叫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一口也吃不进。刘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没心思吃，公馆的气氛显得分外压抑。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刘文彩不耐烦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

谁都拗不过他，只好派人叫来两辆小轿车、一辆吉普车，准备启程。此前，刘文彩早已命随从杨孟高执笔，立下遗嘱。遗嘱规定，原先在成都湖广街给王玉清买的那套院子，还是归王玉清；另在安仁街上划出一套独院、十二个铺面给王玉清。杨仲华不高兴。杨孟高私下劝她：这有什么，几个儿女都是你的，除了王玉清那点东西外，其余东西也都是你的。杨仲华这才稍稍宽解。

奄奄一息的刘文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几的个子，连羸弱的王玉清都可以抱上抱下的。大家小心翼翼把刘文彩抬进小轿车，刘文彩靠在佣人身上躺着，脸色蜡黄，双目无神。车开得很慢，开到离成都二十里地的簇桥，刘文彩突然发作，昏厥了过去，怎么喊也不答应。大家吓坏了，怕他死在路上，车队回头又朝成都开。

王玉清则回安仁拿早先准备好的寿衣和棺材。车开进文庙后街公馆，开到花园前面停下，几个人把刘文彩抬出来，放在台阶上的一张椅子里。刘文彩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这一抬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没有回到安仁，轻轻叹了一声，然后头一偏，断气了。因刘文辉反蒋起义已到最后关头，当局强化了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监控。所以刘文辉一再嘱咐不要太过铺张，以免惊动当局。在成都办的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排场。杨仲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请和尚为刘文彩念了一个多月的经。随后将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这时已经是1949年10月。

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先陈放在文彩中学礼堂，在妻子儿女凄切的哭泣声中，豪华棺木缓缓沉入墓穴。从安仁镇到墓地，挤满了围观的乡民。万众瞩目下，刘文彩逐渐从世上消失了。他是和他的时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个时代是典型的乱世，而他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奇才。他和刘文辉固然是两位一体，但他的性格与刘文辉却是迥然不同---他远不像政治家刘文辉那样张弛有度和善于变通，更多江湖游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羁。所以，他只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空间和用武之地。

结语：刘文彩，畸形社会里的畸形产物

“刘文彩”这三个字在49年之后，是作为“万恶的地主阶级”的代名词存在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刘家地主《百罪图》、《收租院》以及水牢等展示，对这一代名词起到了巨大的强化作用。尽管时过境迁，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子虚乌有，但这并不足以重塑刘文彩的个人形象。毕竟，考察刘文彩的一生，于国计民生所作的贡献显然是乏善可陈的，甚至连造福乡里似乎都没有做到。毫无疑问，刘文彩的一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也许远没有宣传口径里那样的酷虐，但其官商一体的烟土贸易，以及收罗袍哥黑白两道通吃等行径，贻害百姓的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百罪图》、《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官商一体，横跨黑白两道的刘文彩，实乃近代畸形社会所孕育出的一头畸形恐龙。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虽非中国近代地主集团的主体，但其社会能量之大，对社会为害程度之深，却显然首屈一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刘文彩身后遭受严厉批判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将近代官僚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普遍化看成中国近代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则不免有扩大化的倾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本文核心内容出自《刘文彩真相》，作者：笑蜀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