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燃燒的歲月

                                       保衛紅色政權

1949年12月30日，劉鄧大軍開進成都。大軍進城後，徵用了我家前院的客樓，

我們修了竹籬笆把前院和後院隔開。出於對“兵”一慣的印象，父母惴惴不安。為了

安全起見，他們想出一個簡單的辦法：宴請駐軍領導。但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和解放

軍的紀律，又不敢貿然行動，就由媽媽出面，繞著彎子講話，看對方態度再做決

定。誰知媽媽一開口，對方就熱烈回應，毫不費力就請到了幾位軍官。席間歡

聲笑語，雞鴨魚肉被客人一掃而空。晚宴後媽媽回來輕鬆地說：“我們以後可以放心

了。”而駐軍對我們確實秋毫無犯。

我每天上學放學都要經過駐軍營地，有時看到一個人在教大家唱歌，我遠遠站在

大門邊悄悄跟著他們唱，沒過多久我也學會了，歌詞是：

嘹亮的鐘聲在天空中振盪，

東方出現黎明的曙光，

鐘聲喚起了年青的一群，

我們合著鐘聲一起歌唱。

這嘹亮的鐘聲響得更嘹亮，

叫四面八方發出回響，

全國的青年向我們走來，

我們團結一起，

奔向前方！

歌聲讓我這個十歲的小姑娘熱血沸騰，也想飛奔向前去擁抱全新的美好生活。

父親又開始忙起來，他被任命為川西行政公署委員，經常被請去開會或參加一些大

型的慶祝活動。一次，他還帶我坐在主席台上觀看成都市人民慶祝解放的秧歌

表演。

1950年初，人民政府政務院宣布發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公債——人民勝利

折實工債。這次公債推銷的主要對象是工商業界和殷實富戶。周恩來簽署的

政務院關於《發行第一期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指示》明文規定：“必須貫徹民主精

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對強行攤派。”但成都市政府的辦法是，先每家認購，如認

購的數目與他們內定的不合，就由政府強行攤派。給我家下達的公債數目大

得驚人，由於父親已把全部動產轉到香港，我們一時籌措不到那麽多錢，不能立即

完成購買任務。

一天，來了幾個警察，不由分說就把父親抓到派出所關起來。

我在學校聽老師講發放公債的意義，怎麼也弄不懂為什麼國家向人民借錢，借不

出錢就要關人！一天下課後跟媽媽去“探監”，我自認為有政策撐腰，雄糾糾地

走過去想和他們講理。可面對警察兇狠的眼光，馬上就矮了半截似的，想說的話全

被堵在喉嚨里。我們被帶到一間反鎖著的門前，打開房門，下幾級石階，看見

父親被關在用粗木柱做成的牢房裡，心一下就冰涼了，所有的勇氣不翼而飛。我

撲過去抓住木欄杆把手臂伸過去拉父親的手，眼淚像噴泉一樣湧出。

父親抓着我的手，說：“乖女兒，別哭，爹不用幾天就會回去。”

我說：“爹，這是什麼政府呀？為什麼他們向老百姓借錢，還要把人關起來呀？”

媽媽趕快捂住我的嘴，拉著我走了出來。

當時因為買公債，大哥也一度被關押，後放了出來。他去探監時父親提醒他：你老

丈人（劉元瑄）一次就交了90多條黃金，是由你丈母娘在安仁鎮交的。省

上說：劉元瑄表現很好，起義立功，返回兩條作為獎金。

大哥馬上就去安仁找丈母娘要。說：“我家困難，買不起公債，把你們的兩根金條給

我，我交上去也減輕點我們的罪惡，減輕點壓力。我爹關在牢里等著它救命呢。

”他讓丈母娘寫了個條子，說這兩條黃金是支援他的。他妻子劉巽謙有首飾30兩，她

也同意拿來買公債。大哥在二爸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個人騎車回成都。走到溫

江，城門處要檢查，打開他的包，里面全是黃金和首飾，當場就把他扣留了。他

說明情況，又折回大邑，找到區公所，全部交給了國家。

此後，父親獲釋回家。全家人的心從此罩上一層厚厚的陰雲。後來才知道，整個西

南地區竟被攤派七百萬兩，為完成任務，亂抓人就不奇怪了。

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開始了。父親在家的時候多了。

過去跟父親經常接觸的共產黨員，成都一解放全都杳無縱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

地盼他們，他們卻再也沒有一個人來過我的家。父母越來越緊張，成天提心掉膽。

土改還沒有結束，“鎮反”狂彪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車尖銳刺耳

地鳴叫着到處抓人，對“反革命”的斗爭會天天都有，槍斃“反革命”的公審會三天

兩頭地開，會前會後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綁著遊街，以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曾經是槍殺“反革命”的刑場之一，著名佛教勝地文殊院後院，到了晚上，一車車“反

革命”拉進去。前一批人被槍斃後，屍體馬上送走，鏟幾鏟泥土蓋住死者的鮮血，接

著槍斃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槍斃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鮮

血浸透，變成軟軟的。

我家對面，住著一對新婚夫妻。小伙子在街道辦事處工作。前一天他還積極地跑上

跑下幹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為“反革命”。一批軍警湧進家門把他抓走，妻子哭得

死去活來，拼命抓著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時至今日，此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我

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門時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搶地的哭聲。

一次公審會後，幾個即將被槍殺的“反革命”胸前掛著大牌子在車上遊街示眾。突

然從一條小巷飛奔出一家老小，他們扶老攜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

了。”他們不顧一切沖向刑車，高喊著親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車上那些人的面

孔，只看見掛著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個個人頭，牌子上是很粗的紅色大叉劃了的

名字；還看見這群置生死於度外奔去見親人最後一面、並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這段時間，老師曾帶我們去鄉下參加斗爭大會，我們遠遠地看見一個人被五花

大綁，跪在台上。有人不斷地上去哭、喊、踢、打，最後宣布槍決。幾個人把他拖

到離我們不遠的田里跪下，槍聲響處，腦漿混著血水飛濺。我嚇得蒙住眼睛，蹲在

地上，把頭躲在腿彎里。此後幾天，每到吃飯的時候，眼前便出現那白花花的腦

漿，就惡心、嘔吐。

離成都不遠的夾江縣人口不到十七萬，那時處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

有的一個案件牽連的還不止一兩個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經任何部門批

准，即使是經過批準的，又有不少是毫無根據的冤案。

那時，宗教也劃成了反動組織，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全被驅逐出境。

我們幾個學校的一大群中學生由老師組織起來，每天下午輪番去對着附近教堂

反復唱：

赫馬雷（音），滾出去！

馮道元（音），滾出去！

我們今天認得你，

認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著傳教組織聖母軍，

你一心和中國人民來為敵，

陰謀破壞樣樣你都干,

你是個凶惡的帝國主義！

大家越唱越氣，覺得外國人都是無惡不作的壞蛋，把他們驅逐出境，簡直是太便宜

了他們。

這種陸續實施的有計劃的大逮捕和槍決行動，造成極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澤東

說：“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在這狂熱而血腥的氣氛里，父母極度惶恐，只要有敲門聲就心驚膽顫。父親很多問

題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政府官員員，又曾為共產黨做過很多

好事；既有田產收租，又是實業家、金融家；既跟隨劉文輝起義，被任命為川西行

政公署委員，政府又沒有安排他的具體工作。到底共產黨會怎樣給自己定

位？風暴將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降臨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為此揪心。記得

父親曾說：“周鼎文現在當了大邑縣的副縣長，老二那邊我就不擔心了，他要是能到

我這裡來一趟，我也好問問他我該怎麼辦。”“鄒趣濤離開我們家的時候，信誓旦

旦地說不會忘記我們，怎麼現在就不來我們家了呢？他在哪里工作呵？哎，我這次

如早去了香港，也就天下本無事了，現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擾之。”母親卻沉默

不語。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黨員總不致於人人撒謊吧，

或許忙過了這一陣子，他們會來自己這裡見面？父母多麼希望是自己誤會了

他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