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周总理批示诈骗案侦破始末 |
送交者: 二野 2010年10月12日02:36:3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伪造周总理批示诈骗案侦破始末 萧寒 1960年初春,在共和国的首都,发生了一起令国人震惊的诈骗案:有人伪造共 和国总理的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现款案发后,首都公安民警 全力以赴,历经1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侦破此案,抓获诈骗分子,追回了被骗巨款。 紧急电话石破天惊 1960年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发言,忽然,他的发言 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 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 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当天晚上,公安部召开紧急会议,杨奇清副部长通报了案情:3月18日下午5时 40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来了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送交给传达室一 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急信。信的内容是:“主席办公室 来电话指示,西藏活佛开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制纪录影片,需拨现款15 万元至20万元。”信上并有“周总理批示:拨20万元,限当晚7时送交民族饭店西藏 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的字样。行长办公室于秘书当即请示当日值班的计划局王 副局长,王见是总理办公室的“急件”,未辨真伪,便当作紧急任务通知会计发行 局急速办理送款。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又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打来的电话, 催办此事,遂更加深信不疑。 发行局朱科长带两个干部于当晚7时将装有20万元现款的两个麻袋送到民族饭店, 交给了自称赵全一的人。送款人数次要帮助他运至楼上,都被收款人谢绝。后来送 款人要收据,此人即从一个三面拉锁的黑色旧皮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在上 边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收据。送款人让他盖章时,他又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盖有“总理 办公室介绍专用”的取款介绍信交给送款人带回。直至24日上午总理办公室将原件 提取查证时,才发现是一个大骗局。事发后,周恩来总理非常生气,责成公安部迅 速破案。 蛛丝马迹苦苦探寻 天黑了,在强烈的灯光下,杨奇清、王昭副部长和侦查人员挤在一起查看着犯 罪分子留下的罪证:一封信。信封是浅棕色牛皮纸制成的,落款的红色铅字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上面用毛笔书写着:“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信纸是15行红格有光纹纸。书写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 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 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伪造的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伪造的周恩来 的签字下面还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在这张纸的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王副局长的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 即把款送去。” 另外,还有一张取款介绍信和一张收款条。 几件东西摆在会议桌上。侦查部门根据调查初步判断,3月18日晚到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送信的和此后在民族饭店收巨款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所谓的“赵全一”, 尽管他到银行穿的是灰呢子大衣,在民族饭店是穿一身毛料衣服。经刑侦技术部门 初步鉴定: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 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 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查出信封 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 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 “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专案组遂决定在全市各部门尤其是各中央单位查找“赵全一”。根据罪犯送件 时间正是各单位还未下班的时候,重点摸清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15行纸、 刻蜡纸工具、有一定书写能力并于3月18日下午请过假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员或被单位 开除的人员。 拨云见日柳暗花明 4月1日下午,杨奇清副部长又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讨论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 大家一致认为犯罪分子并没有离开北京,赃款也没有运走,要把侦查范围缩小再缩 小,工作要深入再深入…… 据此,杨奇清代表公安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从现在起,争取3天破案 接着,专案办公室又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是对人民银行要再深入追查漏 洞,摸清犯罪分子是从什么空隙钻进来的;二是一定要查清纸张的来历。同时,技 术人员根据有关人员提供的收款人的特征,绘制了犯罪分子的摹拟画像。 工作组经过多方面的追查,找到了犯罪分子开“收据”用纸的标本,那是从一 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垣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 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证明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 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 那个“币”字,至今没找到答案,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 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币”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 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 个“币”字。 几部汽车同时启动,专案组人员迅速来到外贸部,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 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电车上的一个女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 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 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 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 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币”字。 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3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 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 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10个很快变作5个、4个、3个、2个,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 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反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 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 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 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 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 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 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 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 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差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 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 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别开心了,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 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据了解,在全国解放前夕,王倬曾报名参军南下,但很快就开小差跑回北京。 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他筹集了一笔资金,做起了买卖,后因无利可图便弃商进入 外贸部公司工作。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匆匆赶来了,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 子的摹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像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 来似的。 江洋大盗束手就擒 为了尽快拿到足够的证据,各个方面又日夜奋战起来。 侦查人员从王家倒出的炉灰中,找出一块烧焦的纸片。这一堆纸灰竟然全是10 元票面的人民币。 北京市公安局于是在4月3日夜里,依法拘传了王倬并搜查其住宅。经过反复仔 细搜查,侦查人员从其住宅厕所后边的一间小房和厨房地下,挖掘出埋藏的赃款19 .2万元。在铁一般的罪证面前,经过一番心理较量,王倬不得不交代了所犯的罪行。 王倬,化名赵全一,捕前在对外贸易部出口局计划处当科员,他早在1957年就 产生了到人民银行行骗的念头,后因同年11月被下放到河北省隆尧县劳动而未实施。 1959年1月下放回来后,他在工作中看到下级机关对部长的一些批示从来没有怀疑过, 不管如何困难都想办法去完成,特别是对总理的批示更是无条件地执行,便认为有 机可乘。于是他开始经常练习周总理的签字,并刻意研究国家领导人批示文件的习 惯、用纸、格式和是否用印等。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他终于动手实施了罪 恶计划。 同年7月28日,王倬在北京被处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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