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千年诅咒之谜

 

寒山寺外的张继塑像和枫桥

 

 

■70多年前，侵华日军为掠盗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煞费苦心

 

■日本人为何会对诗碑如此感兴趣

 

■一桩诡异的命案让松井停止了行动？

 

寒山寺因七绝《枫桥夜泊》才名扬四海

 

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古城西阊门外七里古运河畔，比邻枫桥，曾称枫桥寺。

 

提起寒山寺，让人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日前，记者来到千年古刹寒山寺，寒山寺文化研究院院长姚炎祥等专家学者向记者介绍了两者之间的故事。

 

姚炎祥说，历史上，寒山寺几易其名。相传，寒山寺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在唐代改名寒山寺，北宋时改名“普明禅院”，南宋年间称枫桥寺，元代始复称寒山寺，沿用至今。关于寒山寺一名的由来，又与民间传说中的“和合二仙”分不开。“传说，唐贞观年间，高僧寒山和拾得来到这里住持，才改名寒山寺。”

 

据姚炎祥介绍，提起寒山、拾得，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很多。有的说，在唐代一个村里有一对很要好的异姓兄弟，同时喜欢上同村一位美貌的姑娘，哥哥得知弟弟的心事后，就离家当了和尚，没想到弟弟也放弃结婚，找到了哥哥要一起做和尚。两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哥哥手捧盛放素斋的竹篾盒，弟弟从荷塘里采来一枝多苞大荷花，两人都敞开胸怀，手舞足蹈起来。因哥哥法名寒山、弟弟法名拾得，寒山手里拿的是“盒”，拾得拿的是“荷”，便被称作“和合二仙”。另一说是，寒山是隐居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外寒石山的编外和尚，拾得是国清寺烧饭和尚，经常给寒山送饭，情谊很深。“不过，历史上的确有寒山和拾得其人，其中寒山的300多首诗流传至今。”

 

“在唐代以前，寒山寺是不知名的小寺，自从有了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才让寒山寺名声大振。”姚炎祥告诉记者，唐代诗人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樊）人，天宝十二年 (公元753年)中进士。张继诗现存约40首，主要是纪行游览酬赠送别之作,多为五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以《枫桥夜泊》最为著名。如今，寒山寺老和尚性空和现任住持秋爽都说，寒山寺屡毁屡兴屡建，能延续千年，张继功不可没。

 

寒山寺三块《枫桥夜泊》诗碑的来历

 

据《重修寒山寺志》记载，千年以来，寒山寺饱经战火和磨难。在日军侵占苏州时，寒山寺殿堂房舍曾一度沦为日军仓库马厩，仅有二三寺僧局处一隅厮守而已，其生活来源，唯赖经营浴室菜馆或卖字卖帖，勉强糊口。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时，千方百计大量掠夺沦陷区文物，苏州寒山寺的许多文物也都在窥伺之列。姚炎祥说，他看到过曾被日军偷走的一幅古画，“是被一个日本军官侵华时从寒山寺偷走的，其临终前，让后人将画送回寒山寺。上世纪九十年代，该画回归寒山寺时，我见了一次，上面有青松和腾云驾雾的仙人。”

 

在寒山寺内，记者所见的俞樾《枫桥夜泊》诗碑，除了正面、背面均有题字外，碑身的两侧也分别有数行小字。同行的苏州科技学院教授、寒山寺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汪祖民介绍，这样四面刻字的诗碑在寺庙中很罕见，也与南京“总统府”内的俞樾《枫桥夜泊》诗碑截然不同。“南京那块是仿制的，寒山寺内才是正宗的。”不过，在该古碑旁边，又竖起了一块俞樾《枫桥夜泊》诗碑，上下有浮雕龙，碑石也比原碑高大许多。汪祖民介绍，连同寺外新立的“中华第一碑”，寒山寺有三块俞樾所书的《枫桥夜泊》诗碑。“同一人所书的诗碑在一个寺有三块，这在全国寺庙中绝无仅有。”

 

说起南京那块仿碑的缘由，汪祖民说，有资料称，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大肆掠夺中国文物，著名的《枫桥夜泊》诗碑尤为日人所瞩目。当时，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企图以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的名义，把诗碑运到日本，大汉奸梁鸿志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逆人民之意把诗碑运出国门，于是就请原刻俞樾诗碑者、曾随苏州一批碑刻艺人承制南京中山陵碑刻工程的苏州刻碑高手钱荣初，依照原样以假代真刻碑。不料，后来仿制的诗碑因故没能运往日本。

 

得知南京沦陷后，松井石根策马狂奔到寒山寺拍照

 

然而,苏州一位对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认为,这一阴谋的幕后推手就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日本甲级战犯,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之一。曾先后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广东武官、驻上海武官、驻台湾日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等职,驻华13年,是一个“中国通”。1937年11月24日,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战大纲》,决定12月上旬进攻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松井石根的要求,电令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日，松井下达了准备攻克南京的作战命令。不久，日军第6师团以重炮猛轰南京中华门，炸塌城墙数处，日军蜂拥而入，南京沦陷。

 

南京被攻下的消息传到苏州后，当时盘踞在苏州的松井石根欣喜若狂，他亲率百余护卫策马狂奔到寒山寺，在《枫桥夜泊》诗碑前与另8名日本人合影。

 

松井石根在寒山寺拍照后，因其与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私交甚厚，并深得裕仁天皇的宠信，知晓裕仁和朝香宫鸠彦也喜欢《枫桥夜泊》一诗，他便将在寒山寺拍的照片分别寄给裕仁和朝香宫鸠彦。

 

照片引来“九尾狐”密谋“天衣行动”

 

裕仁接到松井石根的照片，大喜，在次日特意召见了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表示想一睹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的真容。于是，多田骏出了一个馊主意，让裕仁下诏书给松井大将，把《枫桥夜泊》诗碑从苏州运往日本。松井石根接到敕电后，想到寒山寺内《枫桥夜泊》诗碑在苏州乃至华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强行掠碑，于是有着日本军界“九尾狐”之称的他，召见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长谷川信彦，商议如何“巧取”《枫桥夜泊》诗碑。

 

经过一番密谋，诡计悄然实施。1939年3月14日，应日本人要求，南京伪维新政府派出了伪行政院宣传局科长陶艾抵达苏州，向伪省府接洽博览会事宜，要求就地代雇参加东亚建设博览会的刺绣、泥水、造艇等工人。

 

1939年3月15日，受日寇控制的《苏州新报》第2版，以“大阪朝日新闻社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为标题，说“大阪朝日新闻社定于本年4月1日起，在日本大阪甲子园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并分函伪维新、临时两政府及满洲国，征求治下名贵及特色手工参加该会，伪维新政府方面已派员向苏州伪省府接洽，在苏州就地招刺绣女工和泥水匠、造艇匠参加东亚建设博览会”。但是，这条新闻中丝毫没有提到寒山寺诗碑之事。

 

次日，《苏州新报》第2版刊发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主标题是《寒山寺碑运日》，副标题是《参加大阪东亚建设博览会》，文中写道：“日本朝日新闻社定期在大阪甲子园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兹悉该社此次举办之展览会中，除陈列名贵出（展）品外，并以唐代诗人张继所咏之《枫桥夜泊》诗闻名中外，因此圆（寒）山寺之名随之大噪，至阳春三月，来苏州踏青寻芳之骚人墨客，亦以一临斯地凭吊为幸，而东邦人士旅苏（州）者亦糜（靡）不前往一游为畅，故特在会中仿照寒山寺假造一所，为逼真起见，将寒山寺碑即日搬运赴沪，再转运至大阪陈列，届时东邻友邦人士之未履中土者，得能摩挲观赏，用意良善，并闻此碑一俟大会闭幕再行运归原处，是则东渡后之寒山寺碑将益增其声价矣！”

 

据说，当松井石根看了《苏州新报》的“运碑”报道后，认为自己是妙计天成，无人能识破。随后，他命部下特高课课长小丘策划了一个“天衣行动”，组织精干特工乔装成海盗，随时待命；另派干练特工在日本本土博览会结束时对《枫桥夜泊》诗碑进行掉包，用假碑换下真碑，待运碑船启程返回途中，待命的“海盗”特工迅速采取手段，使运碑船和假碑同沉汪洋，而真碑则被留在日本。

 

日本人为什么会钟爱寒山寺和《枫桥夜泊》诗

 

松井石根和其天皇主子为何都对《枫桥夜泊》诗碑感兴趣？

 

苏州一位学者告诉记者，松井石根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他很喜欢《枫桥夜泊》一诗，对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国学大师俞樾的书法也很崇拜。

 

汪祖民说，自古以来，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日本众所周知、家喻户晓，还被编入教科书，影响远超过了同是唐代诗人的李白和杜甫。而且，清代俞樾在《重修寒山寺记》一文中也说过：“凡日本文墨之士，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日本人对寒山寺情有独钟，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还仿苏州的寒山寺，在日本东京也建造了一个寒山寺，而且刻了《枫桥夜泊》诗碑。”这究竟是何因呢？汪祖民介绍，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大唐和尚鉴真，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陪同下东渡弘法。所以，中国的佛教和文化在日本影响深远。而且，寒山的300多首诗作也流传到了日本，被许多日本僧人喜爱、研究。自北宋日本僧人成寻向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僧禹珪乞寒山诗开始，日本至今所藏的寒山诗版本为数可观，其原因在于寒山诗的“口语化”，以及所谓的“寒山精神”。

 

在寒山寺弘法堂，记者发现除了有玄奘和鉴真的塑像外，还有一个站立手持法器的僧人铜像。“这是空海大师，曾西渡来到中国，传说到过寒山寺。”汪祖民说，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随着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乘船来到中国。在长安时，他学习了中国的书法、诗文、画像、雕刻等，于公元806年归国，带回了汉文经典、密教佛像、书画等。“空海是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作为代表日本文化的先驱者，在日本一直以来享有崇高的声誉。”

 

今日寒山寺钟声已非张继所闻，大钟为日本僧人寒山所赠

 

离开弘法堂来到大雄宝殿，记者看到殿内一座铜钟格外醒目挂在一角。汪祖民介绍，该钟是日本铸送的，“有寻钟与赠钟之事，成为中日传统友谊见证的美谈。”

 

他说，据山田正平美术馆整理之《山田寒山年谱》记载，山田润子（1856-1918），僧号寒山，日本明治三十年秋，他听说只有到中国才能学到真正的书法，又听说画家中林梧竹西渡到中国游学，因此他也西渡到中国，在当时很荒废的苏州寒山寺担任住职。当时，寒山寺那口赫赫有名的唐钟，也就是张继在诗中所提的钟，已在明清之际被盗运到日本。在中国滞留4个月后，寒山回国到处寻找此钟的下落。无果后，他铸了两口相同的钟，一口留在日本，一口送到苏州寒山寺。

 

爱国志士刻仿碑蒙混日军却被汉奸发现

 

2002年出版的《重修寒山寺志》人物卷记载，据当时尚在的老人回忆，1923年寒山寺住持为四川人大休；1929年至1944年住持是静如。该书“大事记”中，未提及《枫桥夜泊》诗碑仿制一事。而早前有关文章透露，刊登在《苏州新报》上的有关“运碑抵日”报道，静如法师也看到了。这位爱国的法师唯恐《枫桥夜泊》诗碑被日寇掠走，他立即请来名满江南的苏州石刻大师钱荣初到寺。静如法师紧闭门窗后，向钱荣初奉上20根金条，说明请其刻碑瞒敌之事。钱荣初一听是请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仿刻一块诗碑，用掉包计欺瞒欲掠碑的日寇，立马将20根金条退回给静如法师，当即答应刻碑，不收一文。

 

在静如法师安排的寺外密室内，钱荣初仅用两天时间就将《枫桥夜泊》诗碑仿刻成功。岂料，就在钱荣初仿刻诗碑时，却被一个人盯上了，此人就是大汉奸梁鸿志的远房表弟朱君仁。朱君仁是伪政权特务机构的特务头目，他奉梁鸿志之命看好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唯恐有人用掉包计来藏匿被日本天皇“倾慕”的原碑，到时不好交差。所以他亲率30多名特工，密切监视寒山寺的往来人等，“终于在静如和钱荣初运仿碑进寒山寺时，将仿碑截住。”

 

朱君仁截获仿碑后，因慑于静如法师和钱荣初的民间声望，未敢加害他们。

 

梁鸿志得知钱荣初仿刻的《枫桥夜泊》诗碑被朱君仁截获后，急电朱君仁火速用专车护送仿碑到南京，暂将此碑藏于南京总统府内。梁鸿志将仿碑雪藏后，立即呈书松井石根，建议日本宪兵悄悄将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用商船运抵日本，与此同时，将钱荣初刻制的仿碑在南京总统府内展出。因《枫桥夜泊》诗碑的原碑和钱荣初刻制的仿碑一模一样，所以梁鸿志向松井石根献媚道：“此瞒天过海之计，可确保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永久地留在大日本帝国的皇宫内。 ”

 

然而，松井石根对梁鸿志插手“掠碑”一事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梁鸿志和他在天皇面前争宠，当即否决了梁鸿志移花接木运碑之计，而命令小丘提前执行“天衣行动”。

 

然而，就在“天衣行动”启动的前一天，一桩诡异的命案发生了，松井立即下令停止行动。

 

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让松井石根起了觊觎之心，他为此拟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想要将石碑运回日本。但夺碑计划进行到关键时刻，变故陡生……

 

仿刻诗碑的石刻大师突然暴死寒山寺外

 

1939年3月20日早晨，朝阳斜斜地穿过树丛的枝枝丫丫，将光线斑驳地散落下来。一批进早香的香客，三三两两地走在通往寒山寺的路上，阳春三月的空气沁人心脾，再加上目光所及的优美风景，这一切令香客们心旷神怡。

 

就在这时，有人突然指着前方喊了起来：“快看，有个人趴在地上！”人群突然寂静了下来，几秒钟之后，人们迅速朝前方涌去。一个胆大的老头蹲了下来，用手拍拍那人的肩背，见无反应，便招呼来两个香客，合力将此人翻转过来。众人一看，顿时大吃一惊，这人满脸是血，显然已断气多时了。这人到底是谁呢？

 

在寒山寺的山门外发现了一具无名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姑苏古城。很快，身份确定了，居然是钱荣初。在钱荣初家人和亲朋那哭天抢地的悲恸中，围观者纷纷猜测，到底是何人要加害他呢？有消息灵通的人私下传说钱荣初刻诗碑想瞒天过海却被发现一事，难道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就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之际，松井石根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命令日本宪兵队赶去，将死者的尸体运回，并让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法医发现死者上衣口袋内有张纸条，就让宪兵转交给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打开纸条一看，顿时面如土色，原来这张纸条是用鲜血写的，上面的血字赫然在目：“刻碑、亵碑者死！吾忘祖训，合（活该）遭横事！”这分明是个诅咒呀，看那意思，无论是谁，无论有何原因，只要敢打诗碑的主意，就不会善终。钱荣初因私刻《枫桥夜泊》诗碑而暴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想到这里，松井石根惊出一身冷汗。

 

但是在内心里，松井石根还是很疑惑，这个诅咒是真是假，它到底为何会附加在《枫桥夜泊》诗碑之上？发下这个诅咒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对中国文化曾有较深研究的“中国通”立即陷入了沉思，他立即放下繁杂的军务，一头扎进故纸堆，查阅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随着他对《枫桥夜泊》诗碑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原来，据野史记载，关于诗碑诅咒的传说确实存在，而且，这个诅咒竟然是中国唐朝皇帝唐武宗发出的。诅咒说，书刻《枫桥夜泊》者不得好死。而且，传说北宋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明代才子文徵明、清代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俞樾，都因书刻此诗不得好死。

 

唐武宗又为何会对一块诗碑下咒呢？诅咒真的灵验？一个不靠谱的诅咒，何以穿越了千年的光阴而阴魂不散？

 

迷信的唐武宗和他的“仙丹”配方

 

想要解开《枫桥夜泊》诗碑的诅咒之谜，首先要从唐武宗说起。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李天石教授告诉记者，唐武宗是唐朝中后期一位比较优秀的皇帝，27岁继位的他曾征服回纥，镇压昭义镇叛乱，削弱各镇割据，限制宦官专权。《旧唐书》因此称赞唐武宗，“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但是，他也有个缺点，就是特别崇尚道术，对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据介绍，尊崇道教的唐武宗将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传说，为了长生不老，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多次催促。赵归真就告诉他，有一种仙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请求前往采制。这实际上是赵归真在找机会脱身。但唐武宗没有放赵归真走，只答应派其他人去，还问他到底用到什么药材，要他开具一个清单。赵归真无计可施，就给武宗开出了一个炼制仙药所需的用药清单：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几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备齐的单子，然而，武宗居然下令各地求购。

 

长生梦碎临死前颁布骇人遗旨

 

由于服用所谓的仙丹妙药，唐武宗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原来，这些所谓的“仙丹妙药”的成分却是黄金、水银、丹砂、硫磺等，一起放入炼丹炉中烧制而成，其中甚至会产生微量砒霜，大量服用怎可安然无恙呢？

 

结果，会昌六年（846），也就是他当上皇帝第六个年头的新年朝会，就因为他病重而没有举行。这时候，道士们依然编造鬼话欺骗他。他们告诉武宗，生病是因为他的名字叫李瀍，“瀍”这个字中有“水”，与唐朝崇尚的土德不合，土克水，所以不利，应该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

 

然而，改名并没有给他带来鸿运，他的病情日渐加重，宰相李德裕等请求觐见，也没有得到允许。就在他将名字改为李炎之后12天，他一命呜呼了，成为历史上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传说，唐武宗酷爱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诗，在他猝死前的一个月，他还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当时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石碑一同带走。于是在唐武宗驾崩后，此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首。并且，唐武宗临终颁布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换句话说，《枫桥夜泊》诗碑也只可有此一块，只要有人再刻《枫桥夜泊》诗碑，就会死于非命。

 

而这位迷信长生的皇帝，整个寒山寺，都几乎因为他的一句话而毁于一旦。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寒山寺几乎毁于灭佛浩劫中

 

李天石教授介绍说，唐武宗不单单崇信道教，他还做出了更加骇人的举动——灭佛。中国古代史上曾有过“三武灭佛”之举，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其中，唐武宗的灭佛规模最大。唐武宗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关键的经济因素外，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宣扬佛道不能并存，而唐武宗自己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据说，为了让皇帝下定决心灭了佛教，当时的道士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这样的情况下，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到会昌五年（845），武宗又下令僧侣凡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正式度牒的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据李天石教授介绍，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七月下旨裁并天下佛寺，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纳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

 

作为佛教重地的苏州寒山寺，在这次佛门浩劫中，自然是未能幸免。寒山寺最早的古塔，据推测就是毁于此时。

 

年轻天子为何会喜欢《枫桥夜泊》诗

 

既然唐武宗不喜佛教，他又怎么会喜欢那首让寒山寺扬名的《枫桥夜泊》诗呢？李天石教授表示对此没有研究，但他建议记者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

 

专门从事心理分析的陶老师热线的心理专家认为，唐武宗是27岁继位的，对于一个政事繁忙的一国之君来说，此时才尤其偏爱一首诗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追溯起来，这可能要和唐武宗幼年的处境以及内心深处的意愿有关了。

 

其实，相对于立储之争，幼年的唐武宗的日子并不艰难。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唐敬宗和唐文宗弟弟的他，根本就不奢望做什么皇帝，只是游离在权利斗争的边缘。但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任意废立皇储，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这对于年幼的他来说确是一种极度的愤怒，同时也伴随惶恐、痛苦和焦灼不堪。历史已经证明，唐武宗总体而言是个好皇帝，有抱负，有魄力，有建树，很显然，这些品格在他幼年时期已显端倪。对权利斗争一知半解，对未来岁月的茫然无措，对宦官任意弄权的严重不满而又无能为力，这一切让他惴惴不安。他因此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内心的安宁，想忘掉不快。当他接触到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时，感觉到了一个最具诗意的语言构造出的清幽寂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异乡旅客卧闻静夜钟声。这种境界对于找不到出路的他而言，无异于是世外桃源，也许，只有在此诗中方可寻得内心想要的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因此，刻碑留念或许便是他寻求永久宁静的一种方式。

 

唐武宗死后，被安葬在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东北17公里徐木塬桃沟村北的端陵。那么，他的陵墓内到底有无那块《枫桥夜泊》诗碑呢？

 

盗墓贼有无发现那块《枫桥夜泊》诗碑

 

陕西咸阳三原县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端陵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也尚未对游人开放。据其介绍，端陵在历史上曾被盗过，至于盗墓者是谁，众说纷纭，不过焦点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

 

第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的黄巢。理由是黄巢在退出长安城后，唐军大将高骈在写给唐僖宗的奏章中，曾说到“今则园陵开毁”。

 

第二个盗陵的人是温韬。温韬是五代时梁国人，祖籍是华原（今天陕西的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传说温韬生下来时，刚好有匪星陨落在昭陵（李世民墓）所在山上，迷信者遂传，有一个将给唐皇陵带来灾难的人物出世了。结果，温韬在长安做了七年行政长官，关中地区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他趁战乱时动手掘掉的。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案可稽的，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明确记载。《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唐诸陵在境者悉发。”《资治通鉴》说：“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而乾陵侥幸躲过灾难的原因，是因为温韬这个人特迷信，就在他派人挖掘乾陵的那一天，风雨大作，温韬认为这是天意，就打消了挖掘乾陵的念头。

 

至于端陵被盗何物，由于历史久远，根本无据可考。那么，唐武宗陵内有《枫桥夜泊》诗碑一说能成立吗？该工作人员表示，此前从未听说过，也没有从史料上看到相关记载，估计是后人附会的。

 

历史上果真有几起刻碑丧命事件印证武宗诅咒？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无风不起浪，传说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其他人刻写了《枫桥夜泊》诗碑，这些人的下场是否真应了唐武宗的诅咒而“必遭天谴，万劫不复”呢？

 

经查证，《枫桥夜泊》诗碑民间（相对于帝王之家而言）始刻于北宋，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第二块《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是明朝书画家文徵明，诗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亦身染重疾，在世间受尽病痛折磨，含恨辞世。清代大学者俞樾是第三块《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现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即出自俞樾之手），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了……

 

松井石根恐惧诅咒中止夺碑计划

 

时空再回到1939年的苏州，钱荣初刻完《枫桥夜泊》诗碑后立即暴毙了，在《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中私刻诗碑的人都“万劫不复”了，这让松井石根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此碑真的是烙上了千年的诅咒，只配帝王把玩和拥有，凡夫俗子怎能去享受帝王的尊荣呢，难怪会应了诅咒，不得好死啊。日本天皇虽也是一朝天子，但他是异国之君，万一也难以跳出唐武宗诅咒的怪圈，那该如何是好呢？

 

松井石根越想越怕，他怕盗夺诗碑的行动会“妨主妨己”，遂打消了掠碑的念头，并将“悟”出的道理电呈裕仁天皇。天皇经反复权衡，准奏。

 

于是，松井石根彻底放弃了这个计划。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起发生在明媚三月寒山寺门前的命案，已渐渐从人们记忆里消失了。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类似千年诅咒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但发生在《枫桥夜泊》诗碑之上的桩桩“怪事”又该如何解释呢？发现周刊记者经过调查，揭开事实真相……

 

一首小小的古诗，真的就有魔力，有皇家诅咒，后人都不能写，不能刻它么？写它的人，刻它的人，就会因诅咒而莫名其妙死亡吗？

 

从唐武宗至今，1000多年来，凡是和《枫桥夜泊》诗碑有关的名人，王珪、文徵明、俞樾等人，究竟是死于诅咒，还是其他原因死亡的？钱荣初暴死一事又该如何解释？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三旨宰相”王珪有没有遭“天谴”

 

《枫桥夜泊》诗碑民间始刻于北宋，最早刻这块碑的人是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据传说，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这是对唐武宗死前所说的应验，还是巧合？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书画鉴定家张蔚星说，这个刻碑的王珪，就是李清照的外公，也是秦桧夫人王氏的爷爷。史书上记载，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虽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是文学造诣确实不错。在《宋史本传》上记载，王珪是三朝元老，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书《枫桥夜泊》是因为他文学地位非常显赫，他写碑的时候，正是服丧期间，并没有署名。其实，书了碑文后，他本人在朝廷上的权势并没有削弱。元丰四年（1081年）10月，皇帝发现有大臣和大理评事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有人想趁机陷害王珪父子，但阴谋没有得逞。王珪的死，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死因，但史书上说他死在任上，活到了67岁，这在古代已经是比较长寿的了。他死后，宋哲宗还封他为歧国公。”

 

文徵明写完《枫桥夜泊》后四十年才死

 

400多年后，由于王珪写的《枫桥夜泊》诗碑已经不知去向了，于是，当时中国书坛最有名气的文徵明便再次写了这块诗碑。但据说，诗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也身染重疾，在世间受尽病痛折磨，含恨辞世。他难道也是中了唐武宗的诅咒？

 

张蔚星笑笑说：“并不是这么回事。文徵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这四个人当中，文徵明是生活最有规律的，他和唐伯虎同年，但比唐伯虎长寿多了。唐伯虎死于嘉靖二年（1523年）12月，终年54岁，而文徵明活到了近90岁。文徵明写《枫桥夜泊》诗碑，应该是在50岁前，也就是嘉靖元年前后。因为嘉靖二年春天，文徵明就以应贡赴京，继授翰林院待诏留京。而且从现有‘徵明’二字，可以知道是他42岁后所写，也不同于致仕以后的风格，和他50岁时的《金陵诗帖》字体相近，应是他50岁前所写。”

 

那么，文徵明究竟是怎么死的？如果是中了诅咒，为何没有立即去世，而是过了40年以后呢？据了解，文徵明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书画家，加上生活又讲究规律，他算是很长寿的。一直活到了89岁，去世前，他在一艘小船上，正在为别人写墓志铭。当时他很安静地写着小楷，但还没写完，就放下笔坐在凳子上安详地辞世了。专家推测说，文徵明很有可能是由于心脏病突发才去世的。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俞樾应是自然死亡

 

又过了近400年，寒山寺被重修，俞樾为此写了第三块《枫桥夜泊》诗碑。但，怪事又发生了，碑成后十多天，俞樾便溘然长逝……俞樾是因何去世？是死于非命，还是自然寿终？

 

俞樾写这首《枫桥夜泊》时，是在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俞樾虽已85岁高龄，但他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是曾国藩的学生，当年科举考试，俞樾以‘花落春仍在’为题目，被曾国藩赞为佳作。但是俞樾官运不好，被御史曹登庸以‘试题割裂、出题不谨’弹劾罢职。38岁时为避兵燹，他移寓苏州，潜心学术。曾国藩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弟子，一个是李鸿章拼了命挣钱，还有一个是俞樾，拼了命地写书。俞樾是经学大师，当时他书《枫桥夜泊》碑的时候，年事已高。他四世同堂，85岁的时候还牵着重孙俞平伯的手，神采奕奕的。俞樾也是高寿，86岁才寿终，是自然死亡。”

 

临终前，俞樾还作了留别诗10首，又作“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讣辞行，颇为潇洒豪迈，在戚戚别情中掩藏着大气和高亢，而最后一首《临终自恨》是俞樾临终前，在弥留之际，口授孙子俞陛云记录下来的，可谓“临终诗笔尚如神”。

 

张蔚星说，清代以前书《枫桥夜泊》的书画名家，大都居住在苏州，还有一点都是比较长寿，并没有出现写了碑就猝死的现象。

 

只有民国张继的死因有几分神秘

 

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请现代诗人张继书唐代诗人张继的诗，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但张继写了《枫桥夜泊》诗碑后，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这再一次让人们联想到了唐武宗的临终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张继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何会突然间猝死呢？张蔚星介绍说，张继虽然和唐代写《枫桥夜泊》的张继同名，但张继自己曾说，他的名字是：继承革命先烈的意思。张继是河北人，大有燕赵慷慨遗风。他在国民党中资格虽老，却坐清水衙门，和蒋介石关系不佳。张继一生有三件事，大家印象很深刻。第一件是：1935年，孙凤鸣在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前刺杀汪精卫时，54岁的张继和张学良一起制服了刺客，保全了汪精卫的性命。第二件事，就是张继怕老婆出了名，其妻崔振华是一个有名的“河东狮吼”。当年，宋庆龄、何香凝在国大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也在上面签了名，回去向老婆如实汇报，劈头盖脸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众人责问他为何这样轻率，张继红着脸承认：“是老婆不赞同孙夫人的主张，不让我签字，奈何？”第三件事，就是张继猝死。1947年12月15日，也就是张继写了《枫桥夜泊》诗碑第二天，就突然死亡了。张蔚星说，有人认为可能是中了诅咒，还有人推测，可能是蒋介石派人杀了他；但公开的说法是：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终年66岁。而在寒山寺现有的碑廊上，则写着：“……近日劳瘁过甚，至迟至三日始行，书就越一夕即作古人矣。”由此推测，张继是因为疲劳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

 

总统府《枫桥夜泊》石碑的另一种说法

 

如今，不仅苏州有《枫桥夜泊》诗碑，在南京的总统府内也有一块。昨天，记者探访了这块让人诚惶诚恐又充满神秘的石碑。石碑比人还高，汉白玉质，放在总统府煦园东长廊南端小亭内，碑的正面、背面以及其中一个侧面都有字。记者注意到，碑文的落款是：俞樾。

 

总统府的这块碑，曾经引发了寒山寺和总统府《枫桥夜泊》诗碑谁真谁假的争论，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总统府陈列研究部的陈宁骏揭秘说，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中，在西花园桐音馆东南假山附近发现了这块诗碑，为了保护它，就把它迁到了长廊里。在迁移中，他们发现碑座上刻有七排文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省海军省后援，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催大东亚博览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出品，寒山寺诗碑于大阪朝日新闻社……日本石材工作，株式会社谨制”。这说明，总统府的这块诗碑是寒山寺的复制品。

 

根据之前掌握的资料，这块碑应该就如前文所说，1937年12月，日寇占领长江下游及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其头目松井石根在寒山寺与石碑合影后，日本侵略者将喜爱至极变成了丧心病狂的疯狂掠夺，想把这块诗碑运回本国、据为己有。为了保护这块石碑，苏州钱荣初老人连夜刻碑，传出以赝碑迷惑日寇的动人传奇。但是操作途中，汉奸将仿碑截住，用专车运到了南京，密藏在总统府内。但是陈宁骏却说，还有一种说法是，煦园内的这块石碑是1939年3月，维新政府在成立一周年之际，为了博得日本主子的欢心，按原碑大小字样，重新制作的。在当时，这块碑是汉奸们奴颜媚笑、迎合奉承的道具。

 

李大钊、刘海粟等人也书过《枫桥夜泊》碑

 

据调查，历史上，除了王珪、文徵明、俞樾、张继之外，李大钊、刘海粟、陈云也书过《枫桥夜泊》诗碑。如今在苏州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的块数也颇有争议，有的说有六块，有的说有七块。

 

其中，有六块诗碑的说法是：第一块是王珪诗碑，由于王珪诗碑久已不存，1996年，苏州著名书法家费之雄从3000余字的王珪手迹墓志铭拓片中，找出相应的文字，由苏州碑刻博物馆雕刻艺术家时忠德重刻；第二块是文徵明诗碑，这块碑原先仅存“霜、啼、姑苏”等数字而已，现残缺部分用集字的方法进行刻制而成；第三块碑是俞樾诗碑；第四块是张继诗碑；第五块是李大钊诗碑。这是李大钊1919年30岁时所书，1994年为寒山寺千方百计寻觅到的；第六块碑是刘海粟诗碑。1981年冬，时年86岁高龄的画家把自己关在房内约5个小时，用整个身心完成了一件力作——行草《枫桥夜泊》。刘老完成这件作品后病倒了多天，但他对这幅作品非常满意，认为不亚于俞樾所书。根据刘老生前愿望，这块碑于1994年镌刻完成后置于寒山寺碑廊内。

 

而七块的说法，前面六碑都一致，就是多了一块陈云诗碑。据说，是根据陈云82岁时所写的、赠送给评弹名家刘韵若的《枫桥夜泊》雕刻而成。

 

刻碑大师钱荣初暴死之谜数年后破解

 

看来，有关《枫桥夜泊》诗碑有诅咒的传说，只是个别案例，属于一种难得的历史巧合，但正是这种巧合，为寒山寺保全了这块碑。那么，钱荣初的命案又是怎么回事？

 

陈宁骏说，其实当时钱荣初并没有死，解放后，他还曾经回到寒山寺找静如法师，但那时候，静如法师已经不在了。那么，当时老百姓发现的死者究竟是谁呢？

 

其实，暴毙在寒山寺外的死者并非钱荣初，而是长相与钱荣初非常酷似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钱达飞。钱达飞与钱荣初有刎颈之交，也是个爱国志士。钱达飞曾在东洋留学多年，是个“日本通”，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都非常有研究，对日本政界、军界知名人士也“知之甚深”。

 

钱达飞在得知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的计划失败后，便力劝钱荣初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去外地避难，他自己则舍身取义，用“血书”引诱松井石根“研究”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以吓阻日酋掠碑之阴谋。据说，当钱达飞把自己的“妙计”讲给钱荣初听时，钱荣初不忍钱达飞冒名而死，钱达飞谎称自己身患痨病，已行将就木，他说，用一即将大限的病躯护碑，值！钱荣初被钱达飞一身正气深深感动，与其洒泪而别。

 

由此可见，所谓的皇家诅咒不过是人们的心理暗示罢了，并不存在真正的诅咒，也没有应验。《枫桥夜泊》石碑的诅咒之谜，至此已被彻底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