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

——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芦笛

张杨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官修现代史的解释历来是，他们爱国心切，眼见蒋介石不抵抗，是以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乃是爱国行动。蒋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这爱国行动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党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连张杨也敬陪末座，捎带着成了民族英雄。

有趣的是，就连国民党都默认了这种说法。蒋介石在事后发表的《西安半月记》里宣称，张学良原来不知道他的抗日秘密计划，待到把他抓起来后，看了他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方才如梦初醒，得知委员长原来早就在秘密准备抗日大计，为委员长的“伟大人格”感动，幡然悔悟，在蒋面前泪流满面，说他自己觉得确实无人格。据说，张还责备蒋，说蒋过去对部下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1）。既然如此，蒋后来获释，当然也就是“伟大人格”的胜利了。

委员长撒这种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如果承认张学良不是出于公义，而是为了私欲把他抓起来，那么，他后来被释放当然就只可能是因为贪生怕死，屈服于武力劫持他的暴徒。这难免有损于“领袖之伟大人格”。在具有浓厚德治传统的当时的中国，他以后就再也没脸充当全国领袖了。

于此，国共两党对这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解释出现了难得的重合——杨虎城存而不论，至少对张学良而言，双方都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

可惜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杨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作了缜密全面的研究，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在近年出版了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该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政策策略改变，非常值得细读。但有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对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就是一例。

要知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还得简单回溯一下时代背景。

一、从“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为倒蒋”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蚕食鲸吞中国。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在辛亥前支持孙文等革命党人，在辛亥发生后反对南北议和，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支持南北分裂，为此特地安排梁启超秘密南下参加护国军政府，后来又支持唐绍仪出头搞南北朝，都是出自这一用心。如同英国历来的欧洲政策是支持欧洲大陆上的次强国家反对头号强国一般，日本的中国政策，就是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统一。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趋势。

可叹的是，主动配合这战略的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孙中山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而这据说就是他一再发动革命，使得中国陷入长期分裂的动机。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使得全国失去了传统的统一权威。他意犹未尽，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虽一度流亡海外，但护国战争爆发后又卷土重来。哪怕是在老袁死后，他仍能借口“护法”，成立“非常国会”，在广州非法开府，使得事实上的南北朝获得了正式名称。

这一系列民族自杀行为，制造出了遍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使得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以更大规模爆发。中原大战的规模，令过去的军阀混战瞠乎其后。虽被蒋介石荡平，未几又出现宁粤分裂，南京和广州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同室操戈，等于鼓励强邻入侵，九一八事变于焉发生。迫于国民舆论压力，南京与广州之间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内战才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广州“国民政府” 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在名义上合并，然而两广和福建的军阀仍与南京同床异梦，伺机造反。

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进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很明显，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全在于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倾全国之力御侮，结束胡适说的“中国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可笑可悲局面。这就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这本是人类常识，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历史的讽刺在于，蒋介石当年是立志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家，现在却又被历史推到了袁世凯的位置上，陷入老袁当年遭受内外夹击的困境。统一国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据称雄的军阀们反抗。胡汉民为报蒋介石软禁他之仇，在获释后到处奔走，秘密串连勾结各地军阀，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倒蒋计划，甚至串连了华北与西南军阀，准备同时发难，南北夹击，搞垮南京政府。在西南开府计划破灭后，胡汉民又指望依靠孙殿英，联络阎锡山、杨虎城，开府西北。

最方便的倒蒋策略口号当然是“抗日”。1933年4月，蔡廷锴秘密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其目的据胡汉民说是“以抗日为倒蒋”（2）《塘沽协定》签订后，萧佛成致电胡汉民，告诉他游说陈济棠的理由是“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3）

“ 抗日”之所以能成为“倒蒋”的最方便借口，是因为蒋介石乃是名义上的全国领袖，必须对全国负责。在“安内”任务完成前，“攘外”根本没指望。因此他只能对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必然要授地方军阀以口实。他们不是中央政府，自然不必承担激进口号或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再怎么作秀都没问题。

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如何，倒蒋在客观上完全是与日本人里应外合。上面已经说过了，日本人一贯的方针是，谁能统一中国，谁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最先看透这点的是老袁，此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当时最有潜力统一中国的强人就是蒋介石，因此他自然要步老袁后尘，变成日本人的眼中钉。

塘沽协定签字后不久，日本方面就表示：“愿助西南倒蒋。”1935年8月，日本人又在华北派中表示：“凡系确实倒蒋分子”，均当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拢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联日主张，傅觉民致电山西称：“西南年来以为倒蒋抗日并重，近来已变更主张，以为倒蒋必须连日”（4）。

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换取洋钱洋枪洋炮以扫荡政敌，乃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传统。此时各路英雄当然要争相仿效，竞抱老毛子或日本人的粗腿，为苏日两国争夺中国大打代理战争。

这其中最可笑的丑剧，乃是由日本人秘密资助的“抗日反蒋”运动。

早在1931年7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便派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允“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企图与日本建立“中日同盟 ”，对抗南京政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以桂系为拉拢重点，李宗仁自己就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6）桂系的军火和军事技术均来自于日本，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7）。

粤系军阀陈济棠也同样受日本人豢养，1934年，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在中秋节前实现“华北自治”，疆域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地，由吴景濂负责政治，吴佩孚负责军事，计划确定后派唐宝锷赴粤，与邹鲁商谈，声称粤方军队讨蒋，日方可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5）。胡汉民虽未上钩，但陈济棠则是来者不拒，曾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廿万粒，山炮数门。两广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高喊“抗日”，一面竟然礼聘百名日本军官到陆海军充任顾问（8）。

在日本人的豢养训练支持下，1936年6月1日，由两广军阀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无所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悍然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两广事变”。

这“抗日反蒋”丑剧竟然得到了日本人支持。事变前，陈济棠之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领事密商，于1936年5月19日晚在陈济棠召集的扩大军事长官会议作了汇报，说他“已就两广反蒋事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并取得了日本军方的谅解，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5月30日，陈济棠在欢送麾下将领回防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白崇禧也同样对部下交了底：“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8）

勾结日本人发动武装叛乱的“暗渡陈仓”竟以“抗日”为“明修栈道”，这种“以夷制华”发国难财的政治智慧大概只为吾国吾民独有。李宗仁的至交刘斐将此中秘诀说得清清楚楚，他曾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9）。

由此可见，“以抗日倒蒋”，完全是孙文“以革命止瓜分”的英明战略在新时期的灵活运用。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革命对象从清廷、袁世凯变成了国民党政府，这也算是历史的嘲弄吧。

作为权谋大师，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两广军阀高得多。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延安会谈的当天，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准备发布讨蒋令，毛致电反对，说：

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时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10）。

伟大领袖在此作出的策略表述，比陈济棠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确清晰多了：“停止内战”的口号“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除了伟大导师毛主席，这世上还能有谁深通辩证法到如此化境？

二、少帅的心事

民族英雄张学良一枪不放，拱手让出东四省，逃入内地后，作为实力人物，一直是胡汉民的拉拢对象。据杨天石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查到的胡汉民档案，1934年初，胡汉民通过其妻兄密告陈济棠：“小张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故嘱刘即归，谒商当局，如我人之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密商。……事有端倪，仍嘱刘返沪密商也。”胡汉民联络张学良的计划得到李宗仁的积极赞同，“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挟门神不可（芦注：指蒋介石）”（11）。

由此可见，少帅早就有了倒蒋之心，曾答应胡汉民“为将来北方之主动”。待到他到了西北后，这心思就更坚定了，原因很简单：他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保持实力，但东北军进驻西北负责围剿红军后，被红军歼灭了两个师，蒋介石随即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并拒绝了张提出的抚恤阵亡师长的请求。张因此怀恨在心，认定蒋籍红军之手消灭他的私人武装，准备与蒋介石武力摊牌，在西北独霸一方，为此与我党秘密建立了联系。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刘鼎向中央汇报了少帅的心事：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的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X’、‘抗X’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12）

这意思是说，张学良想把他驻防的西北地区完全拿下来，并谋求向东发展。眼下他假装老实，抓紧时间将袍泽训练为强悍打手，并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为此他已经打出了“爱国”“抗日”的招牌，这是为了使蒋介石无法公开反对他。与此同时他还准备武力反抗中央，实现西北割据。

这计划中哪有一丝抗日的影子？少帅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他图的是在丢了东北王的王位后，变成过去那样独霸一方的西北王，之所以要喊“爱国”、“抗日”的口号，乃是为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莫非这就是爱国主义？

那么，如此不可告人的心事，张学良为何会告诉中共密使？张国焘说穿了这秘密：

“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13）

所以，中共的力量虽然非常弱小，但它是苏联在中国的独家代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早就证明，“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学良岂有看不见之理？东北军的饷械全来自于南京政府，要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治下独立出去，在西北割据，没有苏联的鼎力协助根本就不可能。

伟大领袖在得知张学良的心事后，立即给予全力支持。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针，其基本步骤是，以抗日为号召，联合东北军，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和“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 “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14）

毛在此揣摩斯大林圣意，告诉战友们：1936年3月间苏联和外蒙签订共同防卫条约，那其实就是告诉中共，你们也可以效法外蒙搞独立，一旦把中国西北割裂出去了，我们就会向对待外蒙那样，和你们缔结攻守同盟。那时南京政府要来平叛，必然被苏联政府视为对苏联的进攻。有了苏联人强大的武力保护，中共当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么做在策略上也很有利，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前沿，以“保卫西北 ”、“保卫中国”为口号，能起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作用。这就是伟大领袖策划的“西北大联合”。

周恩来旋即带着这“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的“西北大计划”前往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获得后者完全同意。双方商定于1936年9－10月间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推张学良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兼“抗日联军总司令”，由中共任副职（15）。陕北中央随后向红四方面军通报了这计划的中心内容：“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16）可见，这拟议中的“西北大局面”是一个具有外交缔约主权的外蒙式苏联保护国，与“满洲国”的区别只在于宗主国不同。

毛深知这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前提，是苏联的鼎力援助。在上引报告中，他强调指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一语道破成功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武力援助。为此，他把“打通苏联”当成中心任务，向红军将领下令：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是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17）。”

伟大领袖还针对军阀们的心理对症下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据张国焘说，毛曾向他自承，“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18）

所谓“买空卖空”，无非就是将独家代理身份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向军阀们确保发难后必将得到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等人在和军阀们秘密联络时，一定要把这条抛出来，如向张学良保证：“打通苏联后，那时跟我们来的还多着哩！”（19）；向杨虎城保证：“国际援助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按具体情形决定”（20）；向宋哲元保证：“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也”（21）；向阎锡山保证：“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2）。

这一推销果有神效，军阀们全都知道，要武装割据，反抗中央，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人或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就连远在四川的军阀刘湘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光辉真理，他曾对中共密使冯雪峰等人坚定地表示：“只要苏联之路可靠，他决加入西北之联盟。”（23）

至此，西北大联合有了东北军、西北军、盛世才的军队以及红军作为武力基础，而且有可能争取到山西阎锡山、华北宋哲元乃至四川刘湘的响应，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陈铭枢、蔡廷锴、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也都先后和我党有过秘密接触，有的还与我党达成书面或口头的秘密协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毛子”。只要毛子放下话来，则西北半壁河山旦夕间就要变色，变成外蒙式的苏联保护国，与东北的“满洲国”遥相对峙。在遭到如此惨痛的肢解后，很难想象南京中央政府还能撑持下去，而后来的抗日也就是空话一句了。

这就是少帅的心事。他觉得，在蒋治下他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但再无往日风光，军队还有在剿共内战中耗光的现实危险，而一旦傍上苏联，他就能当上西北王，重温“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他获释后接受传媒采访、缅怀当年的辉煌时说的话）的东北王风光。若苏联能如同援助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那样援助他，飞机大炮滚滚而来，则他便如毛所言“立于不败之地”：退而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籍苏联强大武力自保，如“ 满洲国”一般，令中国政府莫敢谁何，进而可以作为苏联代理人东进开疆拓土，席卷华北乃至江南。若有可能，还可以与苏军共同向日本人开战，收复东北，统一全国，风风光光地当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或许就是为此，他那“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的人才会转而选择另一种极权主义，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党也向着他张开温暖的怀抱，在秘密通讯中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准备批准他入党（24）。

然而杨奎松教授似乎认为，张学良计划发动“西北大联合”，乃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割据西北，自立为王。他的理由似乎是，“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决后，中共奉命将蒋介石改为统战对象。对此突然政策转向，张非但毫不反感，还要中共密使刘鼎转告中共中央，说他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由此可见，在张看来，“西北大联合”乃是为了抗日的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愿意联共抗日，则张学良更宁愿国共两党携手对敌。（25）

窃以为，这解释未免牵强。蒋介石早就在秘密筹划抗日战略，作为高级军事长官，张早就与闻此事。杨教授自己就披露，早在 1935年10月中旬，国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26），张学良不会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最后关头”的报告，张回西安后曾一度动摇反蒋决心，“这说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情况张学良其实完全了解”（27）。

更重要的是，蒋以实际行动表明过他的抗日决心和勇气。1936年11月14日，亦即西安事变前一个月，日军支持伪蒙军政府进攻绥远国军，绥远抗战爆发。事发后第三天，蒋介石即亲赴太原指挥，获得百灵庙大捷。蒋除了令中央军两个师参战之外，还调集大批中央军北上增援，并不顾阎锡山、徐永昌等人“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的警告，决意放手大打，籍此显示中国的抗战决心，教训震慑日本侵略者。这一切张学良都不是不知道，又岂会误以为必须以西北叛乱割据的极端祸国手段，才能“逼蒋抗日”？而且，张学良就算再蠢，总该知道国难当头之际还发动武装叛乱分裂国家，会给中国的国防力量带来什么样致命的打击吧？难道他也相信“若欲救国，必先祸国”的辩证法？

其实这道理明摆着：中央政府的国际国内号召力姑不论，仅以军事实力而言，当时最强大的力量就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而红军则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知道蒋抗日决心的爱国武人，都只会“拥蒋抗日”，绝不会 “反蒋抗日”。如果“联红抗日”与“拥蒋抗日”不可得而兼之，则任何一个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者，哪怕他再爱共产党，也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绝不会为了逼蒋联共而去把蒋抓起来，更不会搞势必使国家彻底丧失国防能力的西北独立。

事实上，无论是流产的“西北大联合”，还是后来的“双十二兵谏”，其重点都是“联共”而非“抗日”。“西北大联合”的密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抗日的具体计划，有的只是如何打通苏联取得援助以及联合各派军阀与中央政府打内战的方略；西安事变后张杨通电全国提出的八项主张，无一不是中共在过去一年中反复提出的要求，其中除了“救国”的空洞的策略口号外，竟然连 “组建部署华北方面军防卫华北并准备收复东北”之类的主张都没有，唯一的实质内容完全限于内政改革，其重点在于恢复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种政变居然被人目为什么“抗日救国”，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在我看来，蒋和张的根本分歧，除了张力图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而蒋主张统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张不是恨蒋“不抗日”，而是恨蒋剿共。直到临死，张都对中共充满好感，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希望，甚至自称共产党员。这除了对极权主义铁腕人物的私心倾慕之外，显然还有更实际的考虑，那就是靠苏联加强实力，巩固提升地位。既然如此，中共这独家代理当然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唯中共马首是瞻。过去中共要他反蒋，他就反蒋；中共改口说蒋是统战对象，他当然也要跟上，甚至自荐拉纤说合。如果国府同意联共，则他作为荐头也自然少不了好处。

这在我看来就是张学良的真实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真正的总理信徒，其信仰便是“联俄容共”，这在他看来不但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更是他个人的前途所系。

三、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

1936 年6月间，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举兵反抗国府，两广事变爆发。中共兴奋异常，立即派人与两广军阀和宋哲元联系，并决定“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和配合这一发动”，创立“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统一战线”，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的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8）。伟大统帅毛主席确有战略眼光：蒋介石此时正调集重兵，全力对付两广，如果西北和华北军阀同时大规模发难，则南京政府很难挺过去。要搞垮国府，此其时矣。

然而少帅却无视中共的催促。他深知西北贫瘠，无法跟富庶的广东相比。东北军全靠南京政府提供饷械。若举事后苏援不滚滚而来，则不仅无法抵挡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就连几十万大军也迟早要断炊。因此，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事前落实苏联的态度。中共中央也很体贴他这隐衷，不但特地派出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安排援助事宜，而且还专门在1936年6月向国际报告中特别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饷械就将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以及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和各种弹药（29）。

正因为少帅深知苏援是成功前提，因此他在1936年8月间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30）毛泽东立即回电给密使刘鼎，明确表示中共原则上同意。政治局还在8月10日专门开会讨论了此事，决定“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它是党和红军目前阶段的基本任务，党的所有工作均应围绕它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此后毛泽东等人还特地致函张学良，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先打通苏联，再在九月份发动（31）。

获得苏援，按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莫斯科是同意的。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府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得罪了斯大林。苏联不但因此发动对东北的武力进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铁路事件，而且与中国断交，不遗余力颠覆南京政府。1936年4月，共产国际为中共代表团制定工作计划时，明确规定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32）。这就是毛泽东策划“西北大联合”的灵感来源。直到1936年7月，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中央下令：“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33）。

但随着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迅速土崩瓦解，斯大林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从来是沙俄和日本争夺的重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独霸了全东北，激化了苏日矛盾，苏联开始寻求改善中苏关系。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向苏联大使提议两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两个月后，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愿意与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34）。

因为有可能与南京政府修好，斯大林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扶植反蒋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正当“西北大联合”的发动进入倒计时之际，共产国际却突然于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

“ 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本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35）

中共当然只能紧跟着上级作180度大转弯，次日中央当即作出决定，将“抗日反蒋” 的口号改为“联蒋抗日”（36），此后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国际现在的指示，只能争取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37），正确指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导致内战。中共中央随即正式发布指示，宣称“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38）。

然而滑稽的是，莫斯科这一重要命令，中共竟然不传达给张杨。毛泽东虽让潘汉年告诉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但他却把中共之所以作出这一重大政策转向，说成是因为南京在对日政策上有了切实改变，因此政策重心应当是联蒋抗日。就连这委婉的说法，潘汉年都没敢去向张传达，盖他刚刚才把张鼓动起来反蒋，突然又要他去反过来游说张联蒋，实在是难以开口。幸亏张学良自己听到了国共秘密和谈的消息，不待潘汉年从苏区归来游说他，便主动向中共表示赞成这一新方针（39）。正因为张学良主动转了弯子，中共不必再向他解释政策转变的真正原因，他便始终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莫斯科仍未放弃“西北大联合”计划。中共突然改变态度，并不是因为莫斯科不再支持西北独立，而是因为蒋介石放弃了剿共政策。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坚持“打通苏联”的内战助长了张学良的错觉。 “打通苏联”本是“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成功关键和重要操作内容之一，中共和张学良曾为此多次会商过。如上所述，张8月初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让红军“立即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但在莫斯科来电命令联蒋之后，中共还在9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了宁夏战役，试图取回苏联在外蒙边境为中共准备的一千吨军火。该战役失败后，苏联又改到新疆送货，专等西路军去取。这些事张学良全知道，当然会误以为“西北大联合”计划还在进行中。

更严重的是，“苏联援助”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张注销了的支票，伟大领袖却还在用它“买空卖空”。

10 月间，张学良与阎锡山密谋“逼蒋抗日”。据张向中共的通报，阎拟请蒋“联红抗日”。如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东北军、红军全力抗战，并将绥远省的五个县给红军。但他最关心三个问题：苏联能否批准中国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苏联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与晋军；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指挥。张学良当场向阎拍了胸脯，声言“俄已计划在开战时，空军能一次运送一万兵到敌人阵地后。”事后他转告叶剑英时，叶竟然对阎的问题作了肯定答复。不仅如此，当叶剑英将此事汇报给中央后，毛竟然回电让叶通过张转告阎锡山，“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2）。从表面来看，这话似乎没有说死，然而却再次强化了张原有的误会。任何人处在张的位置，都只会以为中共当尽力帮助阎锡山得到苏援，就算老阎得不到，自己是毫无问题的。

在反复得到“国际援助不成问题” 的保证后，张仍未能完全放心。以他轻率冲动的性格，这次做事倒堪称把细。11月5日，他请叶剑英捎去亲笔信，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特别关注中共获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这分明是再次向中共落实，与蒋翻脸后苏联能否提供他所需的援助。毛周绝不至于看不出这意思来，然而却回信表示对张的想法极为理解，但西路军难以接应苏联从新疆提供的援助，请张派于学忠部协助西路军前往新疆“办货”，越快越好，云云。张学良随即电令在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回电中共，说“惟货尚不能满意”（40）。

至此，张最关心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落实：中共已经证明自己并非空手套白狼，确实说话算话，具有良好信誉，不仅按他在8月初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发动了旨在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而且证明了自己确实能够弄到苏援。张给代理商的答复非常耐人寻味：“惟货尚不能满意”——只是货还不能让人满意，这儿的“惟”表示了美中不足，“尚”表示了对将来改善供应的期盼，而“满意”当然是以东北军而不是红军的标准作出的判断。它的准确解读是：这次没有送来我需要的飞机、重炮、坦克等等，堪称美中不足。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西北大联合”尚未正式发动，希望发动后苏联能履行前言。

这就是张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前提，这信心是我党给他的。在他想来，他不过是按双方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行事，发动了得到莫斯科批准的“西北大联合”工程，事发后，苏制飞机大炮坦克定当滚滚而来。直到事变发生后，苏联官方媒体强烈谴责张学良，他才开始得知苏联的真实态度。

然而即使到了此时，中共还要误导他，不但不向他传达共产国际早在8月15日就下达了的命令，而且在他听到苏联的官方反应后致电中共中央，询问共产国际的态度时，还要说什么“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更糟糕的是，毛泽东在向张传达共产国际12月20日来电时，竟然删去了关键的第一条：“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向他传达了其余部分（41）。

这结果就是延续了张杨的错觉。张学良和周恩来12月22日接连致电中共中央，明确主张迅速公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还强调指出：“ 西北联合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此举必能“坚定内部”，他还建议推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42）。这与原来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相比，只是将 “西北国防政府”改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然而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名称改变，连毛泽东都承认，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只是因为中共怕失去“第三者”的地位，才拖延着没有公开宣布（43）。

张杨的错觉是在事变发动后才逐渐消散的，但问题是他们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只能尽量利用手中的人质，谋求全身而退。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仍未放弃西北独立的幻想，将同意成立“三位一体”（芦注：张、杨、共一体）的军政委员会与抗日联军，当作释放蒋介石的条件（44）。甚至在张学良随蒋介石回南京失去自由后，退而谋求“西北半独立”仍然是杨虎城的奋斗目标，只是因为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后才决定做中共政策的牺牲品，拥蒋抗日（45）。

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张杨确实把发动西安事变当成执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目的是谋求西北独立。哪怕在发现苏联不支持后，谋求西北半独立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直到中共临阵抽腿，不愿与南京作战，他们才改以“逼蒋容共”为诉求。从头到尾，西安事变和“抗日”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历史的滑稽：西安事变其实是“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所谓“半流产”，乃是神经中枢莫斯科业已取消了原来的指令，而执行终端张学良还在忠实执行它。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乃是中共那传导神经未能忠实地传达那指令，干没了最关键的信息。

这历史的误会当然主要是我党造成的，但莫斯科也难辞其咎。斯大林猜疑成性，一直在记着中东铁路事件的仇，怀疑张学良是日本间谍，因此不顾张学良的多次尝试，拒绝与他来往，而是坚持让中共作独家代理，而且还要中共提防张学良（33），甚至为中共准备批准他入党而严厉警告中共：“不能把张学良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吓得中共放弃了吸收张入党的打算（46）。如果斯大林像对待宋庆龄那样对待张学良，与之建立直接联系，则信息也就不会因中介转达失真，西安事变也就不会发生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吞没了最关键的信息也未便深责。作为政治势力，我党当时唯一的份量就是苏联独家代理的身份。毛泽东所谓“买空卖空”确为实事求是之论。天下哪有告诉客户原有订单无法兑现的推销员？要和唯利是图的军阀们结成统一战线，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当然只有俄饷俄械，因此明知是吊销了的支票也得用。更何况大老板自己就在朝令夕改，发送容易使人误会的信息 ——明知“打通苏联”乃是“西北大联合”计划最关键的一步，却在取消“西北大联合”之后仍向中共提供军火，这就不能不在顾客心目中强化既有的错觉。

在整个这档子“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烂事中，最令人佩服的是周恩来的辩才与个人魅力。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他终生生活在周的个人魔力之下，至死是个铁杆周迷。

被好总理迷倒的又岂止他一人？杨虎城直到事变后黯然出国前夕，仍然以为西安事变不成，是因为日苏竞相拉拢南京，而苏联为自身利益出卖了西安，压根儿不知道不知道莫斯科早就取消了“西北大联合”计划，不是苏联出卖他们，而是中共欺骗了他们。所以他还特地对好总理说，共产党确实够朋友，他以后一定“保持与共党红军作朋友”（45）！

最精彩的还是张学良失去自由后，好总理凭三寸不烂之舌，从容应付东北军少壮军官抗议的精彩表演。此事杨奎松教授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记述，但极为简略（47），据张国焘说则是：

“ 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哄，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48）

很明显，张国焘只可能从周恩来或其他人那儿听到这段轶事，但这记述仍有相当可信度。“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云云，确实是周反复向东北军将领和杨虎城等人作的保证，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以致杨虎城明知自己成了中共政策的牺牲品，仍然表示“愿做共党朋友到底”（45）！

和好总理比起来，《战国策》上的张仪、苏秦，乃至《三国演义》上“舌战群儒”的诸葛亮又何足道哉？

四、谁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以上史实，基本写在杨教授的杰作《西安事变新探》中。读者应能看出，张杨之所以敢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他们误以为那是在执行早就与中共和莫斯科商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事发后苏方必然信守诺言，源源不绝地提供军援。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则他们绝对不敢举事。

殊不料事变发生后，苏联竟然强烈谴责，将它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全国舆论更是激愤如沸。12月15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通电张学良，强烈谴责事变：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说：

“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胡适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吁全国反对张学良，傅斯年则干脆斥骂张学良“做起事来颇像土匪”。就连“唯美主义者”闻一多，也在讲堂上大骂出口。文化界可谓人人口诛笔伐。慑于这种空前激烈的舆论反弹，张学良原来着意笼络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人都不敢表态支持，遑论举兵响应，张杨可谓内外交困。

最致命的威胁还是苏联的公开谴责。杨虎城在下野出国前夕对周恩来坦承，这次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45）。这话说得明明白白：当初他们之所以发动事变，就是误以为苏联会信守承诺，大举援助，这就是事变成功的关键。一旦发现这宝押空了，当然只能同意和平解决。一言以蔽之，张杨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是以为有苏联的支持，而后来同意和平解决，乃是因为苏联“出卖了西安”。

然而杨奎松教授似乎却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他是被蒋介石逼反了的。

杨教授的理由似乎是，国府加紧对中共的围剿、特别是中央军入陕会同东北军进剿造成了张学良的两难处境：通敌卖放再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东北军难免要和红军有摩擦情事，引起中共甚至他手下激进少壮军人的不满，反过来，蒋介石也对他消极怠工非常不满。这艰难的钢丝走到一定地步，当然就会激发出他破釜沉舟，作惊天一掷的决心来。此外，张学良早就怀疑蒋“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始终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此后又为中共说合，公开表明了只愿抗日不愿剿共的立场，遭到蒋严斥。在此情况下蒋突然来西安督战，完全出于张学良的意外，不能不引起他的恐慌，“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张学良……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政变，但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49）。

窃以为这论证难以成立。

首先，如上所述，张学良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否决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国共双方秘密和谈的消息，使得他以为中共从“反蒋”改为“联蒋”，乃是因为蒋介石改变了政策。既然如此，当他后来发现蒋并未改变安内攘外政策时，继续执行原计划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蒋介石逼不逼他都一样。反过来，如果他早知道苏联的最新立场是反对把蒋介石当成敌人，那无论蒋介石再怎么逼他剿共，他也断然不敢贸然举事，这一点可从他在事变后终于得知莫斯科态度后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中轻易看出。因此，不是蒋介石逼反了张学良，而是中共有意无意误导了张学良，使得他一直以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还和过去一样，始终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和鼓励。

当然，蒋介石突然飞临西安，确有可能引起本来就虚心的张学良的恐慌，但若张知道莫斯科的最新立场，则这种恐惧心理绝不足以促使他铤而走险。真正触发事变的直接诱因，我看还是蒋刻意外泄了将蒋鼎文、卫立煌调来接替张，并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的人事调动腹案（50）。蒋这一“敲山震虎、打草惊蛇”之计，非但没有达到敦促张抓紧剿共的原设计目的，反而引发了副反应：这人事更动一旦成真，势必使张念念不忘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张不能不先下手为强，抢在被调走前动手。在这种情况下，蒋到西安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诱惑——若能抓住蒋作人质，“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更容易成功。

因此，对张来说，西安事变不过是执行原定计划而已。它唯一的计划外因素，不过是尚未打通苏联便发动。但抓到蒋这最有效的人质足可弥补这一不足：国府可能会因投鼠忌器而不敢或延迟发动进攻，那时即可由兵力雄厚的东北军从容打通苏联，实在不行还可以请莫斯科直接出兵，如苏军当年帮助盛世才荡平竞争对手然。

其次，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也不是如杨教授所说，是蒋介石坚持剿共逼出来的，其实杨教授披露的大量史料本身就证明这一结论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蒋介石坚持剿共，而是中共坚持内战逼得蒋介石不能不剿共，从而把通共的张学良逼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中。

《西安事变新探》（下称“该书”）披露，因为国难当头，蒋介石早在1935年年底便主动开始与中共和谈。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要求国军停止进攻山西红军。经反复商谈后，国民党方面于5月15日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两党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下称“ 五月方案”）：

“一、停战自属于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代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51）

这才是真正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中共真是日夜盼望“北上抗日”、“东进抗日”，那么以上四条就完美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北上东进至察绥外蒙边境，既推进到了与东北接壤的抗战前线，又圆了中共“打通苏联”的梦，让他们从此源源获得苏联军火援助。更难得的是，这些条件没有涉及到取消苏维埃政府和改编红军等问题，中共如果以国家民族为念，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报告于6月上旬送到中央时，毛泽东却嗤之以鼻。他拒绝的出发点不是国家民族利益，甚至也不是中共的利益，却是苏联的利益：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52）

倘若日苏战争爆发，中国不是可以免了战祸了么？就算不能幸免，起码也有了一个强大盟国，可以与之南北夹击日本，不至于孤军血战，苦撑苦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什么民族英雄毛泽东要对此光明前景疾之若蛇蝎呢？

中共的拒绝并未使国府丧失耐心，1936年7月4日，陈立夫又通过曾养甫等向周小舟提交了新方案（下称“七月方案”，文中“K方”指国府，“C方”指共方）：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去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的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结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53）

这个方案要求的只是中共放弃推翻国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主张，将红军改编为统一指挥的国防力量，这完全是基于当时深重国难的最起码要求。中共若接受该方案，则国府不但承诺给予与其它国军同等待遇，而且答应实行民主政改，吸纳全国人才包括中共人员充实政府以领导全民抗战。最重要的是，它照顾了我党生怕引发日苏战争的心病，放弃了让我党转移到察绥外蒙边境的要求。

任何一个面对地方武装反抗的中央政府都只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2月23日特地向蒋介石表态，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甚至表示不要求参与政府改组，愿在将来参加国民大会，追随民主的中央政府。这其实就是答应了国府的七月方案。正因为周作了这些保证，蒋才在12月25日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54）。七七事变后，中共更公开声明愿为三民主义奋斗，放弃“苏维埃共和国”称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发誓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军事指挥，在表面上采取这些措施，其实就是履行了与蒋介石在西安达成的秘密谅解。

因此，我党通过西安事变取得的实际成果，国府早就在七月方案中主动提供了。为什么中共当初就是不能接受？如果中共当时接受了该方案，张学良岂不是就此从进退两难、两面得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又怎么还会被蒋“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实，杨教授何以述而不见？

更何况七月方案送至陕北中共中央时，已是共产国际8月15日的联蒋指示下达之后，中共已奉命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按理说就更不该拒绝了，然而中共就是以“默杀”的方式否决了它。

对此不可理喻的行为，杨教授竟认为“要中共在这种条件下与南京政府取得妥协，仍旧是难以想象的”！敝人迟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以想象”之处。既然西安事变后中共可以接受类似方案，事变前何以又不能？个中原因，其实不过是西安事变使得斯大林龙颜震怒，终于让中共知道若再顽固坚持内战，就要被大老板无情抛弃而已。

不仅如此，杨教授还说：“中共这时显然不能理解：南京方面既然愿意谈判解决问题，为何不能停止军事进攻？如果继续用军事方式来对付共产党，那么，又有谁能相信国民党确有和平诚意？”（55）

他自己披露的史料本身就又一次说明这个问题根本就问反了，应该是：“中共既然愿意谈判解决问题，为何不能停止武力扩张？如果继续四出攻城略地，骚扰地方，那么，又有谁能相信中共确有和平诚意？”

上引国府七月方案第三条就说得明明白白：“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国府要求的仅仅是中共承认全国武装力量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中共一旦做到这点，则国府就停止围剿。但中共却顽固拒绝认同这抗日救国的最起码前提，坚持以武力扩张根据地，这还能责怪国府“继续用军事方式来对付共产党”么？

其实，该书披露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说明了一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摘要转述：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实条件，如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东南方面发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三、希望通过与蒋谈判获得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地区。但“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很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因此需要“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进攻上述地带，多数城寨或坚城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

六、如以上计划因各种原因不能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56）

这是对大老板说：中共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武力扩张，攻占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无论蒋介石是否同意给予这些地区，红军都必须动武，因此需要苏联提供飞机大炮。若各种原因使得该计划不能实现，则中共将被迫违反共产国际“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命令，将内战引向与抗日相反的东南方向。换言之，无论是何种情形，中共都非得打内战不可，区别只在于内战是打向西北还是杀向东南。这就是莫斯科可有的选择：给我飞机大炮，则我向西北打。若是不给，那我就只好向东南打了。

这困境其实是中共自己造出来的。陕甘北部当然“非多兵久驻之地”，生存困难，但国府不是在五月方案中提议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么？接受了那方案，和苏联连成一片，还会有什么生存危机？又何必发动战争，千辛万苦地经宁夏向绥远挺进，打通苏联，接取飞机大炮？我党给上级领导开出来的那两个选择中，为何独独不包括东北方向？就算非扩张不可，那也完全可以向东北方向挺进，去实现和日本人血战到底的夙愿，把侵略者无理强占的土地夺回来。如此则既能解决自己的生存危机，又能为国立功，何乐而不为？为何我党害怕那个方向会超过害怕斯大林的地步，以致连大老板不许向东南方向打内战的命令都敢违反？为什么连斯大林都没本事逼他们抗日？日本人真的就那么可怕么？

不幸的是，看来日本人就是可怕，起码斯大林非常害怕。他盼望中国抗日，恰是因为他害怕日本进攻苏联，因此千方百计要把这祸水引入中国，让日本陷在中国泥沼之中。因此，苏联可以在幕后煽动中国抗日，自己却万万不能卷进去。正是因为熟知并充分体谅大老板这心病，中央给国际的报告才会刻意排除向东北方向扩张的计划，否则势必将大老板逼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强权外交的尖锐冲突之中：如果中国红军到察绥外蒙边境上去抗日，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苏联不能不支持自己的“阶级弟兄”，但那就可能引发日苏武装冲突，违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共宁肯用“向东南方向打内战”作为换取“向西北方向打内战以获取飞机大炮 ”的筹码，也绝不会批斯大林真正的逆鳞，提出转移到察绥外蒙边境上去。

不能不承认中共中央确实吃透了领导意图，莫斯科回电表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57），甚至连“不许向东南方向打内战”的禁令都没下。

我党于是主动发动了宁夏战役。而毛泽东此前曾致电国府，庄严承诺“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58）。这到底是谁言而无信，缺乏诚意？

其实根据秋实先生的考证，蒋介石剿共，有深心在焉，目的是挑起日苏战争，让中国逃过战祸。这就是国府在上述“五月方案”中提出让红军开赴察绥外蒙之边境的真义，不幸却被伟大领袖慧眼看穿，予以断然拒绝。秋实先生接着介绍：

“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绥抗日，又不肯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上妥协，蒋介石就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１０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１）‘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 ’，‘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２）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３）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否则只有将红军赶到外蒙去。

至１１月上旬，蒋介石双管齐下，一面命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谈判，谋求政治解决途径，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队节节推进，加强军事攻势，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红军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也没有向北逃向外蒙边境的计划。正相反，他们准备的第二次长征方案，却是分头转移到河南等内地，谋求建立新的根据地。”（59）

所以，如果尊重历史，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似乎远不如说蒋介石采取的“你不抗日我就剿”的政策是“逼共抗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当然，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的也大有人在，不过不是张学良。

如该书生动介绍的那样，宁夏战役失败后，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两岸，无法突出重围，八九万人困在贫瘠的陕甘北挨饿受冻。政治局为此在11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放弃陕北再度突围长征，于当日电告共产国际，“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定”（60）。

但仅仅7天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河东红军全部被国军“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芦注：此处南北方位似乎倒置了，应予互换）。以致中央不得不改变行动方针，准备分散突围。洛甫为此电告国际：“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61）。

虽然此后红军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的大半，但这并未遏阻胡宗南的攻势（62），这杯水车薪更不能解除红军在整个战略态势上的被动与危急。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奎松教授所谓“张学良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之说也不无道理，只是该修改为“中共被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使得张学良不能不焦虑万分，挺身出来解救他心目中的英雄群体。

但即使改为这更加客观准确的表述，也必须指出这悬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党接受国府的五月方案，毅然开赴察绥边境抗战，在苏联援助下与日寇血战到底，岂不是早就将苏联拉入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真正的救国事业立下了不朽殊勋，将为全民族世世代代感戴么？张学良不也就能借这东风打回老家，重做东北王么？哪怕是我党接受了国府的七月方案，他也没有必要以发动西安事变“曲线救国”，以致被软禁了终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最初是张杨为谋求西北独立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共未能通知张杨莫斯科的最新立场是“联蒋抗日”，致使他们误以为发动后莫斯科会按原计划行事，提供军事援助，并与之订立共同防卫条约。只是在事变发生后，张杨才通过媒体得知莫斯科的态度，被斯大林釜底抽薪，失去了与国府对抗的资本，被迫将“革命”改为“兵谏”，亦即由原来的“反蒋独立”改为“逼蒋联共” ，并最终被迫同意放蒋。也同样是因为莫斯科的压力，中共才被迫接受了国府早在1936年7月间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因此，苏联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事变发生乃至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网络版，http://zh.wikisource.org/wiki/%E8%A5%BF%E5%AE%89%E5%8D%8A%E6%9C%88%E8%A8%98

2、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57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3、同上，576页。

4、杨天石：《海外访史录》，3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597页。

6、《李宗仁回忆录》，499-50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8、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钟卓安：《陈济棠》.

9、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0、《毛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文献和研究》，1985（3），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92页。

11、杨天石：《海外访史录》，341-342

12、《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96页。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98-299页，东方出版社，1998。

14、《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15、《西安事变新探》，107页，113页。

16、同上，107-10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0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1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28页。

19、中央致张学良函》，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67页。

20、文彬致毛主席的信》，《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11-17页，同上，149页。

21、《毛泽东致明轩主席函》，《毛泽东书信集》，42页。

22、《毛泽东年谱（上）》，6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西安事变新探》，251-252页。

23、《西安事变新探》，219页。

24、同上，83页，122页，166页。

25、同上，198-199页。

26、《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

27、《西安事变新探》，341页

28、同上，111-112页

29、同上，110，113页。

30、《潘汉年报告》，1936年8月7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63页。

31、《西安事变新探》，163-164页。

32、《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同上，182页。

33、《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同上，183页。

34、《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中苏外交文件选译》，李玉贞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225页。

35、《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2）。

36、《西安事变新探》：186页。

37、《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8月21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85页。

38、《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80页，1991。

39、《毛泽东年谱（上）》，5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西安事变新探》，188-189页，197-198页。

40、《西安事变新探》，287页。

41、同上，362-363页。

42、同上，363-367。

43、同上，368页。

44、同上，378页。

45、同上，440页。

46、同上，178页；197页。

47、同上，439页。

48、张国焘：《我的回忆》，339页。

49、《西安事变新探》，297-302页。

50、同上，99页。

51、《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08页

5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53、《失去的机会？》17-18页，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12页。

54、《西安事变新探》，387-388页。

55、同上，216页

56、《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

5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26页

58、《西安事变新探》，299-230页。

59、秋实：《乾坤一掷为哪般 ——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02/200302011216.shtml

60、《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59页。

61、《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5年11月20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264页。

62、《彭德怀自述》，网络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据参与指挥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证词，该战役“截掉他们（芦按，指胡宗南部）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