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随口乱道，杨继绳的治“史”之道
杨继绳的同道将他吹捧成是一个“治学严肃”和“论证理性严密”的学者。果真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曾慧燕评《墓碑》里的这两段文字：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
“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看后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曾慧燕在这里给杨继绳出了一个大洋相：
“走访大量当事人”，到头来竟然就是“上百个”而已！就这样填补了一个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大空白！平均每个访谈者的头上顶着36万个！
先不说那个“收集了近千万字”和“上千万字”资料的前后矛盾吧，就折中取“一千万字”的整数，算起来平均3·6个饿死的人才摊上一个字！再说，若是较起真来，天知道他是几万字的资料！
当然，也不能全怨曾慧燕不晓世事，这些数据其实还是杨继绳自己说的。
闲言表过，下面言归正传，看杨继绳的随口乱道：
（一）、“一字不差”真的没差一字吗？
杨继绳说话，十分的“绝对化“，好像圣旨一般，诸如“没有一棵粮食、没有一点吃的东西、十分人祸”等，都不给人留下半点商量余地。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说的这句话：
“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一字不差”。杨继承要告诉大家什么？无非是吹嘘他的文才“力透纸背”罢。要知道，这篇文章可是登在学校的小报上而且是一年之始的元旦献词而且是校长大人当圣旨当经书当精典亲自在宣读啊。
不过，听在旁人耳朵里却无法与你产生相同的感受。你的一篇小文不是圣旨，“一字不差”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两字差了”又怎样！
即使是钦差大臣宣读圣旨，一字差了或者两字差了也没关系，皇帝老子也没那么多闲功夫来查究吧！
总之，这个“一字不差”并没有任何值得你洋洋得意和沾沾自喜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既然你在我面前吹了这个牛皮，我这个爱管闲事的人，今天就非要追查到底：你的“一字不差”是不是录音了？要不，你凭什么肯定是“一字不差”！
“一字不差”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收获，使我们看清了一张两面派的嘴脸。原来，与大跃进好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杨继承，当年却是大跃进的狂热鼓吹者！
（二）三年大饥荒真的是十分人祸吗？
关于天灾和人祸的的问题，以前的“毁毛“专家”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断。杨继绳是“十分人祸”的开先河者。他说：“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十分”。他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话说到这个地步，“十分人祸”按说已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了。不过，杨继绳忽然一下又没了底气，深感到这个“权威”资料和专家的不权威。于是赶紧又来了一个补充，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
这么一来，他的这个“十分”就等于买了“双保险”：没有天灾，自然是十分人祸。有天灾也不妨事，“历史资料表明……”，有天灾粮食不一定减产甚至还可以丰收，也不会饿死人嘛，所以，也是十分人祸！
杨继绳这个手法虽说非常高明。不过还是有那么一小点点没有兼顾到：人祸是人在作恶为祸，去祸的唯一办法也是根本的途径就是去“人”，“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不去掉庆父，鲁国的国难就没有完结！
可是，摆在杨继绳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是毛主席，这个他所认为作恶为祸的人，与国家的命运一直不弃不离，执政整整二十七年之久。请问：为什么在这三年以前他不为祸，在这三年以后也不为祸而只在这三年内为祸？
一句话，这惨过古今中外任何一场惨祸的三年人祸，为祸的人未去，这祸是怎么去掉的！？十分人祸的“祸”，连半分也没去掉，这“大饿死”怎么收场的呀！？
依理推之，“大饿死”它能收场吗！它只能愈饿愈死而愈大，而不断升级为“大大”、“大大大饿死”！
（三）、近百年的历史怎么了
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你看看，这位杨大记者，他这不是越扯越远了。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他抛开现实而沉溺于五十年前的历史，本来就把个历史扯得面目全非了。如今他又扯上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下的这个结论又是“独树一帜”：“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近百年的中国史，这样一个特大课题的研究结论，他竟忘记交待“走访了上百人，查阅了近千万字资料”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就是交待“走访了上亿人查阅了近万亿资料”也还是白搭！我还有话要问他：
亏你还是一个号称治学严肃的学者，怎么就把话说得这么绝！
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个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还要兵谏逼他！张学良不是他的铁哥们小兄弟吗！
你说国民党不搞投降妥协，那个汪精伪总不是共产党的人吧！
你说蒋介石不是内战内行，那个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总不是第八路军消灭的吧！
你说共产党不抗日，那个百团大战总不是你打的吧！
你说共产党歪曲历史，十九路军的的上海保卫战，你总也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吧！
再给你举两个共产党并不歪曲历史的事实：
例1、国民党抗日阵亡陆军上将赵登禹，在解放以后，由毛泽东亲自向其家属签发了烈士证书。
例2、1950年10月15日，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及“优抚条例”，国民党的抗日阵亡将士均视为烈士对待。原国民党陆军第79军军部少校副官吴植科（云南新平县人，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就是享受这种待遇的一个。
还有话问你的：
你说的这个近百年中国史，起码应该从1909年算起吧。共产党成产于1921年，这中间的12年历史，共产党应该没有什么需要的罢。那么，请问：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是不是不应按照中华民国的需要呢？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不是应该按照他的需要呢？
十二年间的历史，这样的问题，要继续问下去，恐怕三天三晚也问不完的呢！杨大记者呀，还是做你的“正直新闻工作者”吧，历史这玩意儿不是你弄的，特别不是你所能糊弄的！
（四）、请看杨继绳的杰出变脸表演
杨继绳一会儿在说：“我不认为这（指父亲的死）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 ……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不明明是他自觉地欣然接受的党的教育吗！你看他说得多么的慷慨激昂，热情洋溢。这时候的杨继绳，一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有话说了。他说他所以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这时候的他，又成了强制灌输的直接被害对象，一个被共产党的暴政压制出来的共青团团团委宣传部长！（杨继承自述：“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另：杨在清华时为团支部书记，64年入党。）
这时候，他又把那篇热情歌颂大跃进的《元旦献词》和送展的诗给忘了。如果说这种“热情”也是“严酷惩罚”逼出来的、不“热情”就要遭“严酷惩罚”的话，那么，全校师生就都得遭“严酷惩罚”了，因为只有他一个具有这种热情而大家都没有！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杨继承就是这么一个人——“变脸”艺术的杰出表演者！
（五）、请看杨继绳的“干部专政”高论
杨继绳一会儿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
在这里，干部又成了被专政！
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就是各地干部向各地干部专政！
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干部向干部专政！
（六）、请看杨继绳牙齿咬舌头的故事新编
（六）杨继绳一会儿说着：他们“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开绿灯，给了卖人肉的一条活路，他说：“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卖人肉”的为何如此自由？民兵为何如此厚爱“卖人肉”的？杨继承没有交待。
民兵是什么兵呢？杨继承不是不知道。民兵没有工资没有津贴，其实就是民。大家都成了饥民，他们同样也成了饥民！只不过年纪轻一点，是年轻的饥民！
前言不对后语，你能听他的，你能信他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