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官場哲學
戊戌變法失敗，李鴻章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有人告他是維新派，慈禧因此問他：有人說你是康黨。李鴻章回答：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關於李鴻章，流傳下來的野史不少，隨便在網絡上發一個評說李鴻章的話題，很快就能引來一堆或捧李或罵李的口水貼。人們對於這個一直是百年裡“第一賣國賊”形象的人物，聚訟紛紜，卻難有定論。雷頤先生的這部新書《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摺和信函為突破口，從“為官”、“外交”和“洋務”三個方面考察了李鴻章一生的為人和功過。
和晚清很多漢族大員一樣，李鴻章的發跡，走的也是從書生到帶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鴻章從曾國藩的幕僚身份退下來，開始當上江蘇巡撫時，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歲)，完全屬於大器晚成型。李鴻章在給曾國藩做幕僚時，就以其識見和刀筆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賞識，曾氏讚許其“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該書對李氏奏摺中這種刀筆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發揮，怎麼反駁上級，如何敷衍皇上，揣摩聖意，打太極拳等等。李鴻章作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當然並不在於雕蟲小技的奏摺文字上，大臣所以成為大臣，既有時運，更堪玩味的則是其人身懷的種種看家本領。
1898年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重訓朝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維新人士。在這樣的嚴峻時刻，李鴻章卻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並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維新派，慈禧因此問他：有人說你是康黨。李鴻章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默然。在這裡，慈禧太后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力，是支持自己當家還是支持光緒當家，其他事，諸如是不是支持維新主張變法，則在其次。作者對此有很精到的評點：這是“思想錯誤”與“組織錯誤”的區別。李鴻章作為洋務健將，改革口號喊了很多年，主張變法這一條是怎麼也賴不掉的，但既然當權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並沒有緊跟皇上就行了。這就是李作為老官僚的官場智慧。
這一幕“君臣”之間的對話，端的是驚濤暗涌、兇險非常。而李對康、梁的“保護”態度，和接下來抗旨不肯挖康、梁兩家祖墳的事情，又充分顯示了老官僚做事預留後路的生存智慧。
對於做官，曾國藩曾有批評：“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鴻章雖然“拼命做官”，精於自保，他卻也並沒有在戊戌政變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錯案，以洗乾淨自己，反而有點挺身而出的味道，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李鴻章還有作為改革先鋒的一面。儘管後來的歷史書對于洋務派多有貶低之詞，但回到歷史現實去考慮，洋務派在工業、商業、軍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屬不易。而無論是辦機器局、招商局，設電報、修鐵路，還是派留學生和陸軍海軍的近代化，這些大事件，都與李鴻章密切相關，都和李鴻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開。作為改革家的李鴻章曾經發過這樣一段議論：“我輩若不破群議而為之，並世而生，後我而起者豈復有此識力？”這正是一個改革家應有的精神和風骨：我們現在若不能頂住壓力，把事情辦好，那後來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來要這樣做呢！
對於辦洋務，梁啓超也曾有批評“不敢破格”，但從李氏一生來看，李鴻章雖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終力所能及地在推進革新。
外交是評論李鴻章最難說清楚的一個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懂外交是他能夠權傾一時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業、聲名受累，百年都難翻身的一個大坎。但無論怎麼說，李雖有“國人皆欲殺”的時候，朝廷要談判時又離不了他，庚子事變後，李鴻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國聯盟，周旋於列強之間。
當然，對於李鴻章，作者雷頤也並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該書也還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撫也曾心狠手辣”，李在與太平天國作戰時，背信棄義殺過降，可能還曾下黑手暗殺過常勝軍的統領官美國人白齊文；在對慈禧親信吳棠一案的處理中，也曾顛倒是非裝糊塗。作者有一個很精彩的總結：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這才是李鴻章的立場。
梁啓超先生曾經說過：李鴻章的歷史，就是大清國四十年的歷史。我們讀李鴻章，其實也是在讀清朝這個老大帝國的衰落與悲涼晚景。
外交：一生秋風糊裱匠
“弱國無外交”，在虎視鷹瞵、豆剖瓜分，隨時有亡國之危的近代中國負責“外交”，實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頻，外交越重，越不能沒有外交，不能沒有辦外交之人。
從到上海僱傭“洋人洋槍”“協防”初次與洋人打交道開始，李鴻章逐步走上了參與全局性外交決策之路。提起“洋槍隊”，人們自然想起“互相勾結”。然而，“勾結”中又充滿了“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鬥爭。李鴻章是“借師助剿”的支持者和身體力行者，但他又擔心洋人尾大不掉，後患無窮，所以一直堅持對“洋槍隊”要“權自我操”，謹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針是“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製控馭之道”。不過，以近代中國國力軍力之軟弱落後，以白齊文、戈登等“洋將”之驕悍蠻橫，要想“裁製控馭”他們殊非易事，李鴻章就頭痛地將他們稱之為“磨難星”。但使盡種種手段，用他自己頗為得意的說法是“痞子手段”，最終“過河拆橋”——達到了利用他們鎮壓太平天國然後又將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從當上直隸總督起，李鴻章就越來越多地參與全國外交決策，處理各種複雜外交問題。“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當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鮮之志時，感到中國自身難保已無力像傳統那樣“援朝”，甚至將“以夷制夷”當作不得已的良策，向當時極端排外、仍堅持嚴格閉關鎖國政策的朝鮮統治者推薦。
李鴻章一生中參與了許多中外談判，簽訂了許多中外條約，其中相當部分是帶有“喪權辱國”性質的條約。作為主要談判人，自難逃其咎。不過，在大敗之後簽訂“城下之盟”，戰敗國討價還價的餘地其實非常有限；而且諸如割地賠款事關重大，最後的決定權其實還是在朝廷手中。
所謂“懂外交”是李鴻章權傾一時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李鴻章的事業、名聲，卻也被毀於此，至今仍負重謗。
對此，李鴻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認，中日甲午戰爭“至一生事來，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他無奈地感嘆道：“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