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最為活躍的兩個地下文藝沙龍，一個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組建的“X社”，另一個便是張郎郎組建的“太陽縱隊 ”，曾被稱作是“中國文藝復興最初的夢想”。只是在特殊年代裡，對自由與美的追求亦是一種罪。郭世英很快遭批鬥，被反捆雙臂後墜亡；張郎郎則曾因思想罪一 度被判處死刑


“我認為我們熱愛詩歌、熱愛美術、熱愛藝術，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不可能永遠變成一個罪行。”張郎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已年逾花甲的張郎郎，黑框眼鏡，白襯衫，V領毛衣，儒雅的學者裝束，但是當詩句突然從他口中奔涌而出，熱情堅定、略帶狡黠的目光透過玻璃片射出來，老文青的原形就畢露。

張郎郎，1943年生於延安中共中央醫院。父親張仃是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母親陳布文是作家，抗戰時期兩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紅色”出身的張郎 郎因組織“太陽縱隊”等多項罪名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 在即將執行死刑時，被周恩來一紙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釋出獄，後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張仃病逝。父親病危之際，張郎郎從美國返回。在其位於北京東四環的公寓裡，張郎郎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專訪。提起當年的“太陽縱 隊”，他稱寫詩為“玩詩”，或“玩寫詩遊戲”。但在一個全民都戴上思想緊箍咒的年代裡，“玩遊戲”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組織已經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積極地有力地/快速地／滾動着歷史的巨輪／這是誰？／我們！／青春的象徵／革命的先鋒……”張郎郎脫口而出的這首詩寫於1958年。這一年，張郎郎14歲，還是北京育才中學的初中生，是俄國天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學圖書館前的小松林里，以張郎郎為首，每天早上總有幾個剃着光頭、穿着軍衣、腰裡勒根電線模仿“老馬”的孩子，高聲朗誦“老馬”的詩，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義，證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紙片都滾他媽的去”。這首馬雅可夫斯基的《蘇聯護照》，是張郎郎們朗誦最多的詩，他解釋：“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這一套系統是資產階級法權強加在紅色政權上的，而真正的紅色政權是不需要這個的”。

1962年，張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學，後轉學到北京外國語大學附中。張郎郎的母親陳布文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一名文學老師，她很少對人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總理辦公室的機要秘書。

母親對於文藝的愛好，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前來家裡探討文學。一次偶然的機會，張郎郎和同伴張久興、張新華(其父為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副校長)、張振洲(其父為 大提琴家)、董沙貝(畫家董希文之子)、楊孝敏等人參加了他們組織的一次大型詩歌朗誦會。張郎郎誦讀了長詩《燃燒的心》，在詩的結尾，他說：我們——“太 陽縱隊”，獲得滿堂喝彩。當晚的朗誦會雖然很快就結束了，但它帶來的集體狂歡的熱力仍在持續。董沙貝突然興奮地大叫：“咱們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陽縱隊 ’！”大家七嘴八舌，開始討論如何活動，如何自己動手刻鋼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張郎郎家繼續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則在大街上遛了一 夜。

在一個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陽，北師大莜莊樓的一個空教室里，七八個年輕人因為對詩歌的狂熱，成立了地下沙龍——取名“太陽縱隊”。陽光照在了每 個人的臉上，但陰影就此埋下。他們無法預知，這個組織將在未來的幾年裡給每一個人帶來災難。沙龍的核心人物張郎郎，高聲宣讀了起草的章程：“這個時代根本 沒有可以稱道的文學作品，我們要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要振興中華民族文化……”

回憶起當年的天真與意氣，張郎郎仍心有餘悸，“別的組織都是口頭說，我們還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後來我們才知道，你成立一個這樣的組織，就已經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盜火者

1963年秋，張郎郎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太陽縱隊”及沙龍人員又有所擴大，加入了美院同學巫鴻、蔣定粵、袁運生、丁紹光、張士彥、吳爾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詩人食指)、甘恢理、王東白、張寥寥、鄔楓、陳喬喬、耿軍、張大偉等人。

1963年，剛經歷過大饑荒的中國人，身體上的飢餓已經有些緩解，精神上的饑渴卻無從滿足。“太陽縱隊”成為最早的精神盜火者之一。“太陽縱隊”的成員大多是出身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他們有着閱讀“內參書”的天然渠道。

張郎郎回憶，“我們看《麥田裡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來，所以一聽就把別的小孩震暈了。我們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當時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 下之大不韙把那本書給偷走，那是一種對知識的渴望，實際上還是一種文化的饑渴。”由於對《憤怒的回頭》推崇備至，張郎郎還將此書帶到學校，從頭至尾高聲念 給朋友聽，董沙貝曾給大家大段大段背誦《在路上》。

“太陽縱隊”還經常去沙龍成員之一“老七”家聚會，“老七”父親當時是文化部代部長，家裡藏有大量的西方現代音樂的唱片。西方現代音樂就是反動音樂。“老 七”的父母誠懇地找張郎郎談話，給他亮出了黃牌，怕影響他們的孩子，同時也擔心他這樣下去非常危險。“當時，我很耐心聽他們的勸說，心裡卻覺得他們多慮。 後來回想，他們是有預感的，他們對政治鬥爭，也有長遠與深刻的記憶。”張郎郎回憶。但是興致所至，這群瘋狂的年輕人竟然把披頭士的音樂帶到了公共場合。後 來在對張郎郎的起訴書裡，有一條罪狀就是：在公共場合傳播反動音樂。

“當時有一個同學，拿了一個他們家從國外帶回來的錄音機，很大，擱八節大電池，我們又跟留學生要來了披頭士的磁帶，有個美術學院的學生，他把那個錄音機放在身上，說我的靈魂要跟它一起震動，因為跟他之前聽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樣。”

張郎郎記得，他們曾在頤和園聚會，把錄音機放在船上，當時有一個工人還問：這是什麼歌？那時候中國人認為只有阿爾巴尼亞人是革命的，有個同學就說：就是那個霍查(時任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他父親村裡面的人唱的。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張貼了公安局對一個年輕人的通緝傳單。傳單上的男青年有着濃密的、長長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張郎郎。

此前，聽說郭世英的沙龍“X社”成員全數被捕後，“太陽縱隊”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組織活動，化整為零。張郎郎將之形容為“凜冽冬風百草散”，他後來表示：“ 必須說明，那時候我們‘太陽縱隊’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秘密寫詩，只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遊戲。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張郎郎父親、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張仃被當做走資派打倒，張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開始他們斗我爸，弄特別高的台子，從上邊打下 來，後來我覺得跟我們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一種法西斯行為。”從批鬥現場回來之後，張郎郎便為“太陽縱隊”的雜誌設計了一期封面：兩個 紅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滿黑色的柵欄。

父親被打倒後，母親讓張郎郎去找劇作家海默幫忙勸慰父親，在那裡張郎郎又遇見了好朋友“老七”。從海默家出來時，“老七”突然問海默：你還相信毛主席嗎？海默反問：你們呢？“老七”說：我不信了。張郎郎搖頭：我不知道。

多年後，張郎郎描述“太陽縱隊”成員的特立獨行之處：“我們跟別的青年不一樣，第一我們不會狂熱地追隨中央文革，實際上我們也是最早反對中央文革的；而且我們也是最早對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實際的負責人。傳播江青的歷史成為張郎郎的又一大罪狀：“當時是很多人都在流傳對江青各種各樣不利的話，江青就想知道是 誰。後來我變成主犯的原因是因為我中間逃跑，我跑了以後，大家都以為我已經跑出國了，然後再問就說是郎郎說的。其實就說了一部分，但後來把我抓過來的時候 就變成都是我一個人說的了。”張郎郎為自己辯護。

張郎郎決定南下杭州。“王東白和郭路生他們送我嘛，他們當時都是小孩，我當時就是寫詩的老大了，說走以前再給我們留下幾首詩，我說逃跑哪有心思寫詩啊，王東白還拿了本子，我說我給你們寫幾個字吧，然後我就寫了‘相信未來’四個字，還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張郎郎在杭州龍井村被抓捕歸京，罪名有三條：“惡毒攻擊中央首長”“裡通外國”“陰謀叛國投敵”。

此時張郎郎24歲，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大學生。

徹底被解構

“橡皮筋，我愛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貪污，反浪費，投機倒把我反對。”1970年，這只是孩子們口中的一首普通兒歌，但大人們的世界卻因此風聲鶴唳。

1970初，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源於1970年中央發出的三個文件，即《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 機倒把的指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結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後果。《黨史縱橫》作者閻志峰在《“一打三反”運動是怎樣掀起來的》一 文中記述：“從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國共批准逮捕28.48萬人，其中被判處死刑的9000多人。由於‘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加之一些 地方派性嚴重，因此，在貫徹上級文件時，造成許多冤假錯案。遇羅克、張志新等就先後被加以‘現行反革命’ 罪名，慘遭殺害。”

這是建國後第一次可以因言論和思想獲罪，且不經審判可直接判處死刑。因言獲罪的張郎郎恰與遇羅克關在一間屋子裡。當居委會主任和兩個警察來到張郎郎家，通 知說張郎郎要被處死，母親陳布文一直沒有表態。張郎郎後來知道：“我媽年輕的時候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裡說，有人因為寫東西而判死刑，她覺得這個人是英 雄，她說我沒想到我兒子也是這麼個英雄。那警察以為老太太瘋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體育場等待最後的宣判。後來成為導演的何群與張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體育館外的樹上聽最後的宣判結果，但沒有聽見張郎郎的名字。

他連忙趕到張郎郎家告訴陳布文。“我媽不信，因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槍斃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沒下死亡通知書，他們也不知道我死沒死。但死緩幾個月後，就能讓家裡寄東西，給一表，讓畫鈎，家裡就知道我沒死。”張郎郎出來後聽說，是周恩來寫了“留下活口”四個字。

1971年，死裡逃生的張郎郎被送到河北饒陽，他將在那裡度過六年的監獄時光：擰麻猴、寫小說、講故事、聽人講故事，幾乎成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個獄友突然開始背誦起一首詩：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他才知道，這首被大江南北廣為流傳的詩，竟是當年“太陽縱隊”的“小孩”郭路生(詩人食指)所寫。1970年代，繼“x社”和“太陽縱隊”之後，北京的地 下文藝沙龍陸陸續續又興盛起來，參加者包括後來的朦朧派詩人北島、芒克等，他們構成北京地下文藝的潛流，只為着自由思考與自由創作的那一天到來。而“太陽 縱隊”的後備力量——郭路生和張寥寥，其詩歌開一代風氣之先。他們以劍作為縱隊標誌，頂端分出三支劍頭，分別代表詩歌、音樂、美術。有學者說，這柄劍象徵 着中國文藝的全面復興。

張郎郎認為，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脈相承。

而“太陽縱隊”已煙消雲散。張郎郎被捕後，連累了在軍中服役的張久興，他最終自殺；甘露林上了軍校，也被整得自殺身亡；於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紀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藝美術館當保衛，後提前退休；其他“太陽縱隊”的成員也飽受衝擊。

在張郎郎的《“太陽縱隊”及其他》一文後，附了部分成員的現狀：很少有人再寫詩，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療養的郭路生。張郎郎自己曾經商，也曾做過訪問學者，寫小說及回憶文字。

張郎郎總結他們這一批人遠離詩歌后的狀態：“不光是轉向文藝，還有商業，對政治普遍厭倦。從王朔後，它就徹底被解構了。好處是沒人再做這種夢，壞處是在這種環境下寫作品就沒什麼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