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學運前後

1947年秋我從北平返回到昆明時,按正常學習我應高中畢業了,但從45年春來昆明後,就讀“龍淵中學”和“天祥中學”都是讀高中二年級，因高三畢業班一般都不收新生，所以在北平“孔德中學”還是讀高中二年級，回到昆明後我不想再讀高二了，家裡托人幫我轉到市立女中讀高二下學期。在市立女中才讀了幾個星期後，我又煩了，自己總是孤高自傲，看不起那裡的學生，覺得她們沒有政治頭腦，除了讀書一天只會打打鬧鬧，其實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市立女中已有地下黨員和民青成員，人家知道我是大小姐都敬而遠之。總之那時思想很難安靜，覺得讀書沒有意思，但又不得不讀，很想轟轟烈烈地幹革命，又不知從何做起。那時腦子裡想像的革命，只不過是空中聖殿，完全不是我後來在實踐中所經歷無情的、殘酷的甚至是泯滅人性的革命！為什麼那時我的親人們——父母、朋友、包括我的戀人，就沒有一個人指點我——革命不革命都需要知識文化，知識文化越多，越能理解社會和人類，越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對社會做出實際的貢獻。

離開市立女中後，我乾脆自己在家讀書，方先生給我介紹了個家庭教師名叫耿介，是“峨嵋中學”的教師，一個禮拜有兩三個晚上來教我英語，記得他教我讀沙士比亞的原著“羅密歐與朱莉葉”的片段，我覺得原著的詞藻太美了，感到學好英文讀原著才真正讀到了著作的精髓。當時黨組織領導方先生介紹耿介來當我的家庭教師的目的是要我與黨組織保持聯繫，那時我也不清楚耿是地下黨員，只認為方先生介紹的肯定是進步份子。這個曾教過我數月英語的老師，不久被黨組織派到宣威去搞革命武裝時，被土匪槍殺為革命犧牲了！

就在我呆在家的這段時間，六月份爆發了“反美扶日”學生運動，昆明的大中學生遊行示威，併到美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待遊行隊伍散後，軍警開始抓學生和教師。當時地下黨領導認為把學生集中起來住，更好抵抗軍警的抓捕，所以把各大中學參加學生運動的學生集中住在“雲大”和“南菁中學”（現民族大學校址）兩校，兩校之間距離很近，可以相互照應。住在兩校的學生準備了很多磚頭、瓦塊、木棒作為武器，緊閉大門嚴陣以待。政府當局對學生喊話，叫學生各回各的學校複課，後來又採取斷水斷電的方法逼學生散開，直到七月十五日，軍警開始進攻雲大，當時學生主要集中住在雲大會澤院大樓，不幾天軍警攻下會澤院各層樓，南菁中學也同時攻下，攻下後，除了抓捕一部份當局認為是共黨份子的學生外，其他學生被集中到南菁中學以辦“夏令營”為名，不准學生自由行動，每日向學生灌輸反共宣傳並進行軍訓。張源瑛當時也被關在“夏令營”，我知道後痛哭一場，為什麼那麼幼稚呢？好象是對苦悶的發泄又好象是對好友的訣別。

“夏令營”可以探視時，我帶了很多好吃的東西去看張源瑛，她把我帶去的東西分給難友們共享了。過了不久，當局又在“夏令營”抓了一些人投入監獄，其餘的學生可以請保釋放。當時方先生來找我，叫我想辦法利用家庭關係保出幾個人來，我只好請潘娘想辦法，她去找了當時刑警大隊長周伯先，通過周的關係營救出了張源瑛和原來昭通中學同學雲大學生陳書玉，她們都是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她們沒有家在昆明，一出“夏令營”就來我家洗澡、吃飯，住了幾天才回學校宿舍。還有個名叫何美玲的雲大女生，綽號小卡，也是地下黨員，她的家庭比較富裕，也住在靖國新村，離我家不遠。當時的靖國新村、復興新村與現在的高級小區相似，住在新村的人家都有點社會地位。何美玲也被關在“夏令營”，是她家裡想辦法把她保釋出來的，她回家後她媽不准她出門，也不准同學來找她。方先生又叫我利用鄰居關係去看她，並約她來我家與方先生見面。她媽知道我家住在她家附近，對我還客氣，去兩次孰了以後，我約她女兒來我家玩，她也就不在意了。何與方在我家密談後，何在一個晚上，悄悄帶了一包東西，可能是隨身衣物放在我家，說她第二天一早就來我家取東西。第二天早晨下着濛濛細雨她與愛人陳光逵 （文革前任職國家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打着雨傘來我家取走包袱一同下鄉打游擊去了。“七.一五”學運區間，我沒有直接參加學運，但地下黨利用我的特殊身份，命我做了不少工作。

那個年代的我，熱情有餘，理智欠缺，認為凡是學生運動都是正義的，被捕的學生都是英雄。壓根沒有理智地想過，以“反美扶日”為由的學生運動對不對？而當時是要建立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把學生集中起來，以磚頭、木棒為武器與軍警對壘，是有利於鬥爭？還是有利於軍警逮捕學生？當時不僅沒有去想鬥爭的目標和鬥爭的方式對不對？更不會知道學運背後地下黨領導層個別人的卑劣！雲大附中學生會主席溫宗江，在革命學生中是名氣很大的一個女學生，學運中她住在南菁集中住地，軍警攻下南菁之前，地下黨省工委某負責人，想法把她營救出去，隱藏在某醫院內的一個秘密住處，從此成為該負責人的情婦。解放後該負責人是省委付書記兼組織部長，他利用職權，把溫調到玉溪任地委書記，後來兩人還生了個女兒。該負責人已是有妻子和幾個孩子的人，他的行為於國法黨紀都不容，省委怕影響不好，把溫調到四川，還批評溫勾引領導幹部，可該負責人未受到應得的處分，這不知是什麼邏輯？到五十年代的肅反整風中，凡被關過“夏令營”或被捕過的都受到了審查和批判，當時該負責人領導整風，論理這些被捕、被關“夏令營”的幹部，都是在他領導的學生運動中被捕被關的，可是他根本不為這些人說一句公道話，為了保全自己表現自己，反而成了這些受害者的打手！

1998年，以該負責人為首的一伙人，又大搞“七.一五”學運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千人大會上，該負責人高高坐在主席台上，以領導“七.一五”的英雄自居，真不知恥！當時猛也被邀請上主席台，但他不屑一顧，不願與這些人為伍，他是做得對的。黨內領導層個別人的一些醜惡事情，解放前就聽說過一些，但主要是解放後才慢慢知道的，使我逐步明白黨內不是像我過去想象的都是聖潔之人，而是有個別偽君子、陰謀家還高居要職。

學運過後已是秋季學年了，潘娘帶我去找潘塑端夫人宋惠言 幫我找關係進天南中學高中三年級，我也覺得呆在家裡也不是事，能上高三我也很想去讀書。對天南中學的環境我比較喜歡，學校建在靠西山的一個小山丘上，綠樹成蔭，環境優美，特別是女生宿舍，在的位置較高，早晨起床打開門就看見初升的太陽映着滇池湖水，金光閃爍，晚上夕陽西墜，有時有幾片彩霞伴着夕陽，湖面呈紅、黃色的閃光，更是絢麗多姿，那時滇池沒有污染，真是很美。女生宿舍周圍是樹林，寢室門口有一條石子鋪的小路，順着小路下去不遠就有一潭清澈的泉水，我們女生常去泉邊洗頭髮、洗衣服，可能是泉水的原因，用冷水洗出來的頭髮比現在用什麼高級香波洗出來的頭髮都鬆散，更滑亮。另外天南的英語教學水平較高，這也是我喜歡天南的原因之一，英語課要求很嚴，英語老師是美國人，我們稱他Mr Anjiongsi，他對學生很好，常邀請同學到他家玩，但我從未去過，因為那時認為他是帝國主義分子。他一上課就不准講漢語，提問、授課、回答全用英語，在他的嚴格要求下，那時我們已基本可以寫簡短的英語書信，聽說他回美國後，曾在耶魯大學任教。

我們的班長是個女同學，叫楊春城，她父親是北大的教授，母親是天南中學的中文老師，她母親身體不好，被父親拋棄離婚了，我進天南時，她母親已去世了，她全靠在中學教書的叔叔供養，生活比較困難，但她學習成績很好。我們班上有一夥男同學比較頑皮，他們選楊當班長不完全是擁護她，也有整她的意思，只要她在班上宣布什麼事，那伙調皮鬼總在下面“噢噢”地亂叫，後來她有點當不下去了，身體也不好，她就推我出來當班長，其他同學都同意，其中有的是無所謂，有的也想藉此看我出洋相。我無所畏懼，勇於承擔了這個責任，我在講台上一講班上的事，那伙調皮鬼也如法炮製“噢噢”地吼，我就鎮定自如地盯着他們，他們吼夠了，我就問“吼夠了沒有，不夠再吼嘛”，此後他們不敢再吼我了。那時我很好強，知道推我當班長會被那伙頑皮鬼整，楊春城就是被他們整怕了才不干的，但我就不信邪，心想當就當，看誰治了誰。那伙頑皮男生號稱“四大金剛”，他們學習好，又愛打球，就是不過問政治，專門開女同學的玩笑，其中一個叫王滇聲，解放前夕去美國讀書，後來當上了波音公司的高級工程師，九十年代他回國來我們同學聚會了，我去美國時他也請我去他家聚會，過了半個世紀後，大家見面時回憶起當年的趣事都倍感親切。

楊春城是我在天南比較要好的同學，她當時是“民青”成員（全稱民主青年同盟，是黨的外圍組織），不久她發展了我參加“民青”，我為黨做了許多工作，直到這時才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有了組織關係。當時天南的民青成員大約有十多人，現在鼎鼎大名的宣科那時也是民青成員，他小我一班，人很活躍，年青時他臉圓圓的，皮膚很黑，大家叫他“黑人牙膏”，不像現在是個又黑又瘦的干老頭，政治運動中他被關監獄二十多年，長期的監獄生活，也可能是他後來成為奇人奇才的歷史背景。

楊春城有天發高燒叫肚子痛，到了下午還未好，我和另一個女同學搭乘馬車送她到城裡的醫院看病，到醫院時天黑了，經醫生診斷是急性闌尾炎，需立即開刀，但開刀需家屬簽字，可她只有個叔叔在郊區某中學教書，那時交通極其不便，更沒有“的士”之說，怎麼找到她叔叔還是個難題，我很快跑回家，晚飯未吃，就去找潘娘援助。她說家裡小車出故障還未修好，只有叫副官楊光華送我去找楊春城的叔叔，那時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楊光華為了安全，背着卡柄槍同我一道打着電筒走了一個多小時的鄉間小道才到某中學，楊的叔叔已睡下了，我們把他叫起床與我們一同趕往醫院，直到深夜我才回到家裡。青年時代的我，最樂意這些義舉。楊春城後來也到游擊區去了一段時間，不久就離開隊伍跑回昆明去讀大學，現在她雖然沒有享受離休待遇，但她是雲大小有名氣的物理系教授。

 1949年初夏，張源瑛來天南找我，說組織上要派一批人去思普區（現在的思茅地區），叫各自想法籌措路費，她來找我是要我給她弄一百元半開（雲南地方政府發行的一種硬幣，與銀元相似），那時100半開相當於現在的一萬元人民幣，並叫我再給她弄套衣服，準備化裝走。我自己那裡有這麼多錢，只好求助於潘娘，要了100半開，並把我在北平縫製的連衣裙送了她一套。後來她說我送她的錢她交給組織上了，這筆錢就作為他們一道到思茅游擊區去的10多個人的路費。2002年夏天，他們同到思茅地區去的同志聚會，她特別約我參加，並向到會的人介紹，他們當年去游擊區的路費是我支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