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滇东北

在昆明呆了大约一礼拜左右，我们就出发到滇东北地区去了。同行的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广东人梁维娟，她比猛大几岁，是老地下党员，身体瘦弱多病，省工委派她去滇东北地委任组织副部长，一个是昆华医院的护士，名张佩琳，组织上交给猛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滇东北游击区。当时国民党二十六军在滇东北交通要道防守严密，过往都要通行证，省工委事先已给我们弄了个通行证，猛有个曾姓拜把兄弟在铁路上当列车长，请他掩护我们乘火车到沾益，然后我们再到宣威。为了安全，遮人耳目，我们伪装成一家人，那个列车长叫曾继美，猛化名曾继俊，称梁为大嫂，张佩琳化名曾佩琳，伪装猛的妹妹，我是猛的爱人，仍用我在宜良的名字张文锦。这次出走，我克意打扮了一下，穿件较漂亮的花旗袍，一双考究的半高跟皮鞋，还带了不少美国口香糖，因以陈纳得为首的飞虎队在过昆明，昆明市场上的美国货从吃的，用的到化妆品应有尽有。在火车上我们嚼着口香糖，显示富家小姐的派头，在列车长的掩护下我们到了沾益车站，列车长把我们安排在他下属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那家人听说我们是列车长的亲戚，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丰盛的晚餐，可是晚餐越丰盛，越苦了猛，他的回族饮食习惯较深，满桌的猪、鸡、鸭、鱼肉，他无以下筷，只好推说他牙痛，请主人家给点咸菜和白饭就行了。当晚得知国民党中央军已入驻宣威城，盘查很严，情况比较紧张，我们不能直接去宣威了。幸好离昆明时，地下党领导以防不测又给了猛一个曲靖的联系关系，第二天我们离开沾益改道去曲靖。但到联系地点没有找到人，我们正焦急地在街上转时，遇到了我们要找的当地地下党负责人吴树森和易绍才二人，他们带我们乘马车到三岔易绍才家，易家好象是个小地主，正是秋收季节，他家里堆了好多才从地里收来的玉米棒子，易的母亲很不高兴他儿子带这么多人去他家，我们几个女的就尽量亲近她，我赶快送给她些洋糖（当时有玻璃纸包着的糖都称洋糖），她就慢慢与我们友好了一点。当晚我们三个女的被安排在易家楼上住，我们点着蜡烛上了他家又黑又灰的楼上，三个人睡张大床，据说是照顾我们，住他家较好的住房了。第二天，吴树森派人送我们到游击区去，我换上青布短衣长裤和胶鞋，把花旗袍和高跟皮鞋都丢在易家了。当天到了马龙游击区，找到了部队我们就比较安心了，自此我们离开了白区，开始游击区的行程和工作。

到马龙后，我们遇到了原昭通同学李元华、李元炳两姐弟，他们同师院的几个女同学一同从昆明下去的，她们的绰号分别叫公鸡、娃娃、老弟、师傅，真名反而没有人去过问。大约在马龙住了一两天，我们和师院来的学生一同到宣威西泽区，当时西泽区一带是较老的游击区，猛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傅发聪在那里当区委书记。从马龙到西泽的那一天路程相当艰苦，已走到天黑还未到西泽，但当晚必须到达西泽，只好走夜路继续行程，不幸的是天公与我们过不去，下起了大雨，电筒的玻璃片被雨水淋花了，照不清崎岖山路，头上瓢泼大雨，脚下坡陡路滑，我们五六个女同志都摔了跤，脚也痛，肚子也饿 又困又饿又痛真是难于忍受，有的已在啜泣，但脚还是要往前走，这是我到“山那边”去后第一次感到肉体上较大的痛苦，我暗自告戒自己要坚持住，不要给别人笑话。猛那时人虽瘦但精干，走起路来很轻快，就只有他和送我们的民兵没有摔跤了，他是这支小队伍的头，不断给大家鼓励打气。大约已是凌晨三四点锺的光景，我们终于艰难地走到了西泽。急切盼望的西泽虽到了，但大失所望，我们认识的区委书记傅发聪到县城开会去了，只有副书记在，他不认识我们，那时又没有什么电话可联系，区的武装部队为了防止敌人混入，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只好在荒郊野坝等待他们审查，这时身体不活动，湿衣裤都贴在身上，风一吹冷得发抖，大家只好围在一起发牢骚骂区上的人，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位副书记才发话让我们进区政府去，我们弄了些柴火烘烤衣服，区上给我们一顿玉米饭充饥，虽说没有什么菜吃，但能吃上一顿热饭已很满足了。吃完饭后，我们五六个女同志安排在楼上睡地铺，那时年轻，身体在运动中抵抗力强，淋了一夜雨还未生病，但那个年纪较大的广东老大姐那晚就发高烧了，幸好她自己带得有药，在西泽休息了两天也就好了。

我们在宣威西泽大约住了三四天后，就起程往会泽方向继续前进，路经“务德乡”，乡长是昭通学生黄兰和，她挺精干，穿一身青布短衣长裤，撇着支手枪，她热情地接待我们在乡政府住了一宿。这位女乡长的命运很可悲，解放后不久，在政治运动中自杀了！

一个晴朗的秋日，我们到达了会泽县“者海”乡，当时会泽县城已被六支队解放（支队相当于师的建制，当时全省有十个支队），但支队司令部和“滇东北者海军政干部学校”都在者海，六支队的司令员高怀和政委李德仁都在者海。到了者海，算是我们离开昆明一个多星期行程的目的地到达了。领导安排我进了者海干部学校第三期学习，干校在一院大房子里，可能是一家大地主的房子，中间有个院子，四周有正房、耳房、厢房等八九间房子，小型聚会和上课就在院子里，我们没有凳子，学员随地而坐，如果有较大的聚会和报告，就上小学的操场去，我们有十多个女同志都在厢房睡地铺，当时干校学员，一部分来自昭通和会泽，一部分来自昆明，在干校我第一次见到刘文清，她和几个学员来自会泽楚黔中学，都是猛的弟弟彦的学生，刘文清那时并不瘦，长得较丰满，脸红红圆圆的，爱笑，人很活泼，与老年时的她相距较远。我与昆明师院去的女生李元华同盖一床薄被，她是昭通人，原来就认识，所以我们两人常在一起下河去洗衣服洗头发。秋天早晚较冷，我们的手脚都有些皴了，记不清是我还是李元华带的一小盒香脂，我们在河边洗完脸后就擦了点香脂，那天晚上的生活会上，就有人不指名的批评说“有人擦雪花膏，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一听就知道是指我们两个，因为我没有看见别人擦雪花膏，很反感这些人的批评，认为擦点香脂怎么就扯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问题上呢？其实这是参加革命后第一次被吹了点冷风，比起以后狂风暴雨的斗争真是算不了什么。在干校只听过几次大报告，记得一次是李德仁讲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报告，另一次是猛讲的“论游击战”，学员主要是讨论自学的时间较多。到干校不久，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多少革命志士不惧流血牺牲奋斗数十年，终于有了硕果，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我们在六支队司令部和滇东北地委领导下开了盛大的庆祝会。但当时云南除了部分游击区外，重要城镇都未解放，黎明前的黑暗还需走一程艰险的路。

“者海干校”曾有过血腥的污点，主要负责人是个多疑残暴的人，我们三期干校学习期间，幸好他在会泽县没有回干校，第四期干校时他回来亲自领导，几个从昭通到会泽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被他怀疑是打入革命队伍的敌特，一个名叫朱振的女生，被他组织的一伙打手严刑逼供，朱为了求生，咬出了十多个已参加革命的昭通人是她的同伙，以后这些人都一个个被审查；还有一个是我在昭通女中同班同学何德龙的妹妹何瑞龙，被他的打手晚上带到无人的荒郊，他们为了节省子弹，又害怕枪声惊动村民，对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杀了数刀处死。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女，想投奔革命投奔光明，结果做了冤死鬼！解放初期他任昭通地委宣传部长，猛任地委组织部长，猛成天下县乡出差，他坐镇昭通，在昭通中学蹲点，1950年大镇反时，他又怀疑昭中有几个学生是特务，拉出去杀了。他在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制造了不少冤案，杀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得到任何惩处，他是四川万县人，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出监狱后派来云南。以猛为首的一批老党员都怀疑他在狱中已投敌，出来后以极“左”面目破坏党，但直至他死，也未有这方面的证据。我认为他未必是在监狱被收买的特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历史上以极左面目干坏事的都以方法问题一笔勾销，这就是他残暴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