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 建 來源：作者博客 發布時間：2011年01月06日
 
 
 
一、共和與立憲的兩歧
 
　　
 前兩年，有過一部國產電視劇叫《走向共和》，我沒看，聽說很叫座。但它命途多蹇，就像劇中它所反映的對象一樣。百年共和之路，以血瀝成，以頭顱鋪就。結果如何？

1913年共和僅兩年，當時參與武昌起事的功勳之一蔡濟成，在《書憤》中悲愴沉痛：“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殊不料蔡氏一語成讖，又豈非1913。回首百年，辛亥革命，終結帝制，成就共和；但沒有終結專制，反而開啟了一個新的專制即“共和專制”的時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起事的先驅們，除了反滿，反專制也是他們的訴求之一。假如一場革命只是以一種專制換取另一種專制，甚至是更大的專制；那麼，後人不禁要問，革命何為，莫非僅僅是為了奪取政權。
 
　　1900年，是20世紀初元，也是清王朝歷史上的一個拐點。經由拳亂，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剩下的問題僅僅是如何終結。但，如何終結這氣數散盡的清王朝，當時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和主張。一個是清末立憲派，以梁啓超梁任公為代表，一個是革命派，以同盟會孫中山為代表。

如果同盟會的路徑是“走向共和”，梁啓超的路徑則是“走向立憲”。

不同在於，同盟會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滿清，奪取政權，將中華國體從“君主”改為“民主”（即共和）。梁任公反對暴力革命，他不是推翻滿清而是改造滿清，即用立憲的方式限制君權乃至虛化君權。梁氏的落點不在國體在政體。國鼎所在，可以不問，此即國家政權在君主之手還是在民主之手，可以按照傳統來選擇，最好不要用顛覆式的革命去改變，否則天下大亂。但，和國體相對應的政體，卻不可不問，它直接關係政權的性質是立憲還是專制。要而言，如果這個政權有憲法支撐並受其制約，即為立憲政體。如果它沒有憲法或不受其限制則為專制政體。立憲派如其所名，它的政治努力不是推翻滿清，而是要對它做立憲主義的政改。這裡的意思其實就是，大清在國體上不是不可以保留（這就是“保皇派”的惡名），但清政權本身，必須從專制走向立憲。
 
　　和暴力革命相比，立憲派走的是一條不革命的革命之路。它要革的不是滿清人的命，而是秦漢以來兩千年皇權專制的命。

就20世紀這兩種革命而言，一種是革人的命，結果革來革去，人頭紛紛落地，但制度依然，哪怕它有共和的名頭。還有一種是任公式的革命，它不革人頭革制度，不主張流血，至少不煽動別人去流血。

這兩種革命在20世紀之初即開始較量，誰勝誰負，

將引導一個世紀的歷史。但革命派最終用民族主義說服並吸引了當時的熱血青年（1949年以前的中國，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歷史），於是有辛亥起事，於是有中華民國。國體完勝，但政體依舊，以致1916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這樣表示：“吾人於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但，這已經不是君主專制而是共和專制了。百年歷史，我們在不斷走向共和的同時從來沒有脫離專制。至於憲政，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正如此前我們離它越來越近，之後我們離它卻越來越遠。
 
　　比較辛亥前立憲派和共和派兩種不同的政治預案，其體制資源無不來自西方，但它們取法的國家對象卻顯然不同。如果說20世紀十年代及以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英美還是蘇俄；那麼，20世紀零十年，亦即世紀之初擺在國人面前的第一次選擇，卻是英還是美（俄因其是一個老大的專制政體則成為國人反面選擇的對象）。

同盟會以美利堅為樣板，正如立憲派取法的是英吉利。

美國是共和體制，成立於獨立戰爭之後，它激勵了同盟會的熱情，也想以戰爭的方式驅逐滿人，成立一個漢人主宰的民主共和國。

立憲派不然，它反對同盟會盲目學美，主張走英倫道路，先君主立憲，然後在憲政框架下逐步共和。這並非因為英國好而美國不好，而是美國太貴，中國一時學不起。畢竟中英兩國較之中美兩國無論在國情上還是歷史上都要更切近。中國是一個比英倫有着歷史更悠久的君主傳統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搞共和，不但容易導致社會失序和混亂，最後仍不免於出現新的專制或專制復辟。

1640年英國革命，克倫威爾推翻帝制，成立共和。但這位議員出身的將領當上護國主之後，居然動手解散議會，以行使他自己的共和專制（這很像後來袁世凱當上總統也把國會取締）。

克倫威爾死後，帝制復辟。議會面臨專制君主詹姆斯二世時，不是像前次一樣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而是暗地從荷蘭請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出兵趕走老君王。趕走之後，不再選擇共和，而是選擇虛君立憲。在擁立威廉為新君的同時，條件就是他必須接受由議會向他提出的包括立法權、徵稅權、選舉權等在內的《權利法案》。該法案極大地限制了威廉作為君主的權力，使他成為一個虛君。君而不虛的地方在於保持其王室，讓它成為一個具有穩定社會秩序意義的象徵。因此，經由1688年不流血的“光榮革命”，英倫三島國體不變，還是維持君主制；但在政體上卻完成了人類有史以來從專制到立憲的轉型。
 
　　比較之下，20世紀零年代，梁啓超等人的政治知識以及政治眼光要比同盟會好得多。英倫的例子歷歷在目，它的共和彎路，也是一種警醒。

儘管習慣上被稱為美國革命的獨立戰爭，使得美國走上與英國不同的共和之路；但梁啓超很清楚，美國很難成為中國模仿的對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原來就沒有君主和君主傳統，因地制宜，美國人無以立君，也不必立君。

更兼美國自移民以來，就開始自治。用杜威的話說：“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這是一個一百多年來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傳統，何況更有英格蘭的移民背景，所以他們可以共和。

中國不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不但缺乏這種政俗；而且即使就清末論，民智不開，全國人口四萬萬，只有四萬人認字，平均一萬人當中只有一個識字人。國家層面上的共和與民主，亟需公共領域中的相關知識，從當時的民智情形看，中國實在不具備實現美式共和的資格。
 
　　就英美之別，同盟會曾經這樣指責立憲派，聲稱美國共和制度後起於英國虛君立憲，因而是新的和好的。但在梁任公看來，政治制度，無論虛君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沒有好不好，只有合適不合適。

就此，立憲派經常援引的例子是法蘭西，當然這是一個反面之例。法國革命是繼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之後又一次具有世界影響的大革命。由於法國和英國一樣，也是一個有着君主傳統的國家，因此在立憲派眼裡，它應該學國體與之相近的英，走虛君立憲的路。但，法國革命無視自己的傳統，效法美國，以共和為國體，結果釀成禍亂，君主專制變成了共和專制，而且共和也成了亂源。

1902年，康有為在寫給北美華商的一封信中指出：“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而所言革命民權之人，旋即以自身為君主而行其壓制。”1906年在《法國大革命記》中又申言：“合數十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卑爾之專制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於一拿破崙之專制君主。”至於在中國像法蘭西那樣搞共和革命，康有為擔心的是“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國人一切舉動益不自由耳。”

康梁言論，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這些言論的預言所指，卻不獨一個辛亥，而是整個20世紀。
 
　　辛亥革命時期，一位美國傳教士（湯姆森）正在中國，1914年，他在英國出版了他對中國的觀察，書名為《革命的中國》。

這是本書開篇的第一句話：“在最古老的專制國家建立共和政體，這是難以想象的，但它出現了。這就要求黃種人要像白種人一樣思考，而這從未有過，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過。”

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正如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立憲國。

日本不搞共和是遵從自己這個民族的皇室傳統（雖然被幕府），共和無疑會帶來持續的國家動盪。持這種看法的並非僅僅是這位傳教士，他在書中寫道：就在孫中山被任命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紐約觀察》（1911年12月30日）就尖刻指出中國目前還不能、不該也不具備條件建立共和政府，並且指出‘美國應該支持君主立憲才能獲得最大利益。’”美國人當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他們的觀察不能說沒有見地。

還是1903年，梁啓超就在《新民叢報》上介紹過法國《烏合之眾》的作者勒龐關於國民心理的研究。也是這位勒龐，1913年出版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心理學》，針對遠東中國剛剛發生兩年的共和革命，

勒龐預言：“中國不久會發現，一個失去了漫長歷史給它披上的盔甲的社會，等待着它的是怎樣的命運。在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它必然會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專製程度將會比它所推翻的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勒龐之前同樣也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托克維爾，他的論述對他身後發生的中國革命同樣具有準確的針對性：“一個國家，如果它原來是個人集權管理，並且習俗和法律也都接受這種管理，而現在它想建立類似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麼我毫不猶豫地說，在這種共和專制下，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完整的君主制更難以忍受。對此，我們可以在亞洲尋找可比照的東西。”在他看來，“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立憲派，尤其是立憲派當中的梁啓超，就是中國的托克維爾，儘管他沒有讀過托克維爾的一個字。在《開明專制論》中，

梁任公指出：“凡因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革命耳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前者說的是美國，後者說的是法國，真正要提醒的，當然還是中國。

革命是暴動，梁任公擔心：“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會勢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非但如此，以革命的方式爭共和，由此導出的，不免是強人性質的共和專制或民主專制。

就後者言，任公的表述是：“民主專制政體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實權既得，進而“求法律上之名義，即國民普通投票之選舉是也。彼篡奪者既已於實際掌握國權，必盡全力以求得選。而當此全社會渴望救濟之頃，萬眾之視線，咸集於彼之一身。故常以可驚之大多數，歡迎此篡奪者。而芸芸億眾不惜舉其血淚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也。”其結果，“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為大統領，為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此時，儘管在形式上，民主專制也可以有議院，當然也可以叫別的名字，比如國大、人大；但比較之下，“此等議院，其權能遠在立憲君主國議院之下”。因為“民主專制政體之議院，伴食之議院也。其議院之自由，則貓口之鼠之自由也。”這是梁任公1905年發出的聲音，我們可以掂量一下這種聲音的歷史穿透力。

　二、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
 
　　就20世紀的歷史經驗看，革命從來沒有解決也無以解決專制問題。伴隨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專制。

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為立憲派的贊助，它本身倒沒流多少血，（除了漢口和南京），幾乎就是一場顏色革命。但，不幸在於，它打開了20世紀潘多拉的魔盒，伴隨革命放飛出來的是持續的內戰、禍患、災難和無數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後形成的新的專制，唯獨憲政被留在了盒底。

當然，當時的革命派並非不要憲政，但，他們的持論是“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這是1905和1906年間，他們和立憲派爭論的一個標題。

同樣，立憲派也並非不要共和，他們的路徑是先立憲後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於是，“走向共和”還是“走向立憲”，更具體化為立憲與共和之間的價值排序。那麼，對於當時中國來說，到底是共和優先，還是立憲優先，百年過後，歷史雖然定局。但，作為後人，回審那段故實，我不得不說，君主立憲易，共和立憲難。
 
　　當政權握在君主之手時，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奪權。一邊志在必奪，一邊絕不會揖讓，革命於是發生。那麼，當革命蘸着血滴成功後，是否可以立憲呢？請看，由同盟會/國民黨自己推出的時間表：軍政→訓政→憲政，原來憲政是用來壓箱底的。

既然憲政之前要訓政，那麼，當年梁啓超他們的開明專制，不就是訓政嗎，君主立憲本身不也就是共和之前的訓政嗎。清末訓政的成績，在哪一方面又比後來的國民黨差。可見，別的都在其次，革命就是要奪權，共和民主云云，名義而已。

然而，奪權容易限權難，這是普世規律。在政治學的範疇內，共和（民主）如果是一個權力概念，憲政則是一個限制權力的概念（正如劉軍寧先生說：憲政即限政）。革命的訴求既然是權力本身，等到它獲得權力，讓它反過來限制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難哉。

清末立憲從民間到朝廷，走到1910，十年生聚，十年蓄勢，遂形成高潮。但，這個高潮民初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原因何在，

畢竟對付袁世凱要比對付宣統，難度大得多。此中有一問題，就是“勢”，勢即力。1900年後，清廷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權低落，紳權漸長，雙方逐漸往均勢靠。這是立憲的最佳時機，事實上，清末立憲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紳出身的立憲派帶

着清廷往前走。民初不然，同盟會勢力不敵袁世凱，不得已把政權交了出去。但袁是一個梟雄，立憲派能對付清廷的辦法，到袁那裡就不管用，雙方勢不均衡。一個很顯然的例子，清廷已經沒有能力解散資政院，但袁世凱卻能一手取締國會。國會不在，還有什麼分權意義上的憲政可言。

由此可見，一個政權，其勢力是上坡路還是下坡路，對立憲來說，命運大不一樣。當這個體制衰落時，與其革命，不如立憲。看起來是妥協，其實是智慧。等到革命後，另一個政權起來，並且正在往上走，這時立憲的難度就很大，以至無能。
 
　　1905年底，為革命與立憲，梁啓超與同盟會激辯，他越來越意識到，同盟會在共和革命的口號下，推行的其實是以漢覆滿的“種族革命”，而且帶有狹隘的復仇主義色彩。事實上，這正是當時同盟會吸引大批留日學生的地方。因此梁任公結撰長文

《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他認為“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但，“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其與共和立憲制，無一毫因果之關係。”立憲派要解決的，不是滿人，而是專制；因此他們推崇非種族意義上的政治革命。

在梁任公看來“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

雖然民初共和，立憲也在進行，但這場政治革命註定遠難成功，事實上也沒有成功。問題不在別處，恰恰就在“共和”本身。長期以來，國人一直驕傲自己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是國人好名而且是好空名的表現。

什麼叫共和，與君主相反，共和就是“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孫中山），正如以往君主只是一個人做皇帝。當然，四萬萬人做皇帝是假的，只有宣傳鼓動的作用（不過是把民眾當成自己做皇帝的芻狗）；真正的作用則在於，共和可以“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

在君主立憲的框架下，袁世凱連一個皇帝夢都不敢做，他信服滿清268年的天命，那是一種對他而言必須服從的“卡里斯瑪”。但，在共和框架下，他就敢黃袍加身，稱帝登基。可以逆料，即使袁世凱登基十年，天下也不得安穩。同為清末八大總督出身的岑春煊就不會放過他，憑什麼你當皇帝。

這就像袁世凱身後的政局，皖系在朝，直系不服；直系執柄，奉系作亂一樣。然而，北洋諸系一律出自清末，可是，為什麼清末是北洋軍，民初卻搖身一變為北洋軍閥。換言之，這些北洋首領，為什麼清末不亂民初亂。亂象之源非它，即在

人人都可以當皇帝的“共和”。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這邊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那邊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於是，為了一個君位，中原逐鹿，天下紛爭；結果生靈塗炭，“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是秦末，也是清末（更是20世紀前五十年）。

正是鑑於歷史教訓，任公起來反對共和革命。他料見到了革命後的一切：不僅專制，而且動亂。專制如果和清末一樣，動亂則為清末所未有；因而力主推行真正帶有政治革命性質但又可以避免流血的君主立憲。看起來是保皇，其實是保天下秩序。一個民族如果具有長期的君主傳統，君主就成了秩序的象徵。過往皇帝換太子，看起來是私事，其實是天下事，所以臣子會拼命進諫。

否則皇帝兒子多，今天你想當，明天我也想當，天下勢必不得平安。因此，嫡長子如果是一種秩序，以君位為統的皇室也是一種秩序。這裡有一個細節，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那位白氏族長白稼軒聽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後不由惶惑：“沒有皇帝了，這日子咋過呢？”這樣一種心理並非虛構，就漫長的農業文明社會而言，實乃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因此，面對已經有了兩千年歷史的皇統，可以改造這個秩序，哪怕脫胎換骨，但在形式上卻不要輕易推翻它。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所羅門的瓶子

，革命就是把這個瓶子打開，革命後的共和就是這個瓶子已經打翻了的世界。北洋時期，群魔亂舞，比較之下，清末除了零散的會黨起事，並沒有北洋時代頻仍的割據與殺伐。不但文臣武將幾乎沒有叛清行為，民眾在整體上也沒有不服從這個秩序。

如果對民眾而言，誰當皇帝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千萬不要因失序而生戰亂；那麼，20世紀前五十年，唯一沒有戰亂的年頭是哪個時代呢，恰恰是清末。
 
共和與立憲，都屬於政治現代化的範疇。專制君主的秩序，革命黨不容，立憲派也不容。但，分際在於，革命是“逐鹿”，乃至獵鹿；立憲則是把“鹿”給關起來。

在立憲派那裡，滿清君位，不是由我取代，而是為它打造一個籠子——憲政的籠子，請君入甕。這顯然是一種政治智慧：為避免革命導致社會動盪，也為了杜絕王室傾覆後各路豪強問鼎。當然，立憲派的方略，雖在維持王室，但卻要掏空它的權力，讓它南面無為，僅僅成為秩序的象徵。此即康有為的“保存君統而不保存君權”。辛亥槍響，康氏緊急表示：君主立憲，“雖有君主，不過虛位虛名而已，實則共和矣，可名曰虛君共和。”“虛君者無可為比，只能比於冷廟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過尊土木偶為神而已。”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法說》

，用君主立憲來暗合革命黨的民主共和，康有為也算煞費苦心。是啊，表面上看，君主立憲，權力還是在“君”手裡，民主共和則是把權力拿在“民”（自己）手裡。如果這是一筆權力生意，鼓吹哪一種做法更能迷惑當時的青年呢。所以說“迷惑”，蓋在於共和民主不過假象。不可能四萬萬人都做皇帝，做皇帝的只有一個人。但這一個人此時卻假借了四萬萬人的名義，於是他就不叫“君主”叫“民主”。問題是，這樣的“民主”，誰還能給它立憲呢，它代表的可是四萬萬。從君主到民主，不難看到，權力雖然易主，但權力的性質未易，它還是專制的。

要在於改變政權的性質，哪怕它仍然在君主手裡。如果革命是一筆生意，立憲其實也是。生意並非貶義，凡是涉及利益，不過都是生意，何況政治本身就是不同利益體之間的博弈。

滿清自拳亂後的衰落，已經無可逆挽。它面臨的問題不是如何活，而是如何死（雖然清政府不作此想）。革命會讓它死得很慘，但立憲之下卻可以死的相對體面。至少它失去了權力，卻可以保留“萬世一系”的國號，而且還有很豐厚的俸祿。立憲派到最後，和滿清做的就是這筆生意：保留你的君位，讓出你的權力。

當年英倫，經過克倫威爾的共和之亂，再也不敢試錯。趕走詹姆斯二世之後，和威廉做的也是一筆生意：你接受我的《權利法案》，我擁立你為新君。權利法案是剝奪君權的法案，英倫由此為立憲奠基，同時逐步走上選舉意義上的共和（民主）之路。由此

可見，共和優先，還是立憲優先，兩者大有計較。立憲優先，是以憲政帶共和，其勢較易；雖有君主之名，但，共和是名未至而實歸。共和優先，是以革命帶共和，對立憲言，其勢甚艱；共和本身也只能是名至而實不歸。英倫為君主制國家從立憲到共和，提供了和平轉型的範例，清末立憲派照準的就是這條路。它的路線圖是：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這是一個拾級而上的順序，不可躐等，否則必致其亂。事不出立憲派所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擦槍走火，槍聲把中國送上了“共和”的歧途，共和成了百年中國的禍源。
 
百十年來，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政治智慧的民族。我們不是沒有那些擁有政治智慧的先賢，如康梁，而是他們被我們自己“劣勝優汰”了，甚至還被污名化。

一個世紀以來，歷史作為一種選擇，我們從來不是浪淘沙，而是浪淘金。今年是2010年，一百年前的1910年，是清末立憲運動的高潮年份。它所達到的立憲高度，一百年來，再也無法企及。清末立憲派是傳統文化中的“

最後一代士紳”，由他們主導的清末十二年堪稱20世紀立憲史上的黃金年代。從黃金、白銀而黑鐵……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再拍一部百年前歷史風雲的片子呢，名字就叫“走向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