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談“海南20年趕台灣”


     轉眼到了1987年。籌辦海南經濟特區是我在這一年的一項重要工作。


　　此事還要從1984年說起。那年3月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我先作了個引導性的講話。到會的地區和部門的同志，絕大多數都贊同我講的內容。唯有海南到會的負責幹部不太滿意。我講完休會時，他們就提出：為什麼不講海南20年趕台灣。在當年2月14日小平同志找中央幾位領導同志談特區和開放工作時，確曾講過如果用20年時間把海南島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勝利。在我的講話中的確沒有引用這些話，這不是無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暫且不提。小平同志那篇重要談話，開宗明義地說明他講些意見，“請大家討論一下”。


　　關於開放沿海城市、擴大廈門特區，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討論了，決定要辦；而海南用20年發展到台灣的水平這件事並未討論，我怎麼好講，而且用“趕台灣”這種說法來表示就更不準確了。我牢記總結1958年大躍進的教訓時，周恩來同志對我們說過：毛主席的談話，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不能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我對小平同志講的這一句話，就是按周總理這次講話的精神去對待的。我認為小平同志的話意在強調加強海南開發建設，但是20年內發展到台灣的經濟水平是樁很大、很複雜的事情，要經過認真分析主客觀條件，詳細論證，才能組織實施。海南這位負責幹部大概是想用小平同志的這句話，促進各方面支持海南的工作，用意是好的，但要求急了，不可行。後來小平同志那篇談話公開發表時，也沒再提這句話。


　　1983年12月在海南視察海南從1983年實行以對外開放促島內開發的方針以來，工作是有起色的。各方面對海南的開放和開發都很支持，表揚、肯定、打氣、鼓勵的話比較多。海南的某些負責同志本應謙虛謹慎、正確對待，可惜卻在思想上沾沾自喜，工作上急於求成，結果闖出大亂子，導致大挫折。這就是 1984年海南不聽招呼，大量倒賣進口汽車的嚴重事件。關於“倒賣汽車事件”，1985年上半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門組織了檢查，作了嚴肅的處理。為了教育全國，挽回影響，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檢查處理報告。雷宇同志作為海南行政區政府第一把手，在這個嚴重事件中的確負有領導責任，在工作上犯了大錯誤。究其本意是想從中賺點錢，積累些建設資金，但後來完全失去控制，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在海南是勤懇工作的，個人的操守作風是好的。面對中央的檢查，他承擔了領導班子應負的主要責任。受到處分調離之後，他接受了深刻教訓，先後在花縣、廣州市和廣西工作，表現也是很好的。


　　“倒賣汽車事件”是海南工作中帶全局性、方向性的錯誤，害了幹部，壞了名譽，虧了經濟，誤了時間，還背上了三個“大包袱”。一是思想“包袱”。縣處級以上幹部思想波動，感到錯誤嚴重，抬不起頭來，想振作精神再干，又覺得問題一大堆，困難重重，不少人謀求調離。二是案件“包袱”，立的經濟案件有700多起，查處這些案件的幹部最多時達到兩三千人。三是經濟“包袱”，大約有五六億元的爛賬，還有積壓的盲目進口物資價值11億元。不巧1985年又遇到50年罕見的大颱風，200多萬畝農田、400多萬株橡膠受災，損失在4億元以上。


　　在檢查處理“倒賣汽車事件”過程中，我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建議，海南“倒賣汽車事件”要嚴肅查處，中央關於開發建設海南的方針政策應堅持繼續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完全同意。1985年5月，我約海南負責同志來京，向他們作了傳達，要求他們在困難時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7月，我邀當時已應聘任我國沿海開發經濟顧問的新加坡原副總理吳慶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給他們提供諮詢建議。11月，我用了一個星期，帶國家計委、經委、國務院特區辦和廣東省的幾位同志，到海南與當地幹部具體研究如何總結教訓、振奮精神、繼續搞好對外開放和開發建設。

( 來源: 書摘 | 來源日期：2009-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