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雨岁月

 写完第一章 “激情年代” 后, 本想再继续写下去, 但总是难以动笔. 往事是比较痛苦的, 我不愿再回首. 特别是年岁越来越大, 写作深感吃力, 拙笔难表达我的心声和经历的事情。 老年过着安宁的生活, 与过去的岁月相比, 的确所经历的是非常的年代, 非常的事情, 是惊心动魄的历史, 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 有人说得好: “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为后人存史的道德和责任” 不管怎样, 趁自己还有记忆还有时间的时候, 尽可能用文字表述出来, 心才会安宁。

我第一次听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的消息是在会泽县 “中国共产党滇东北者海军政干部学校”。 全干校只有一台收音机. 当收到这个天大的新闻后, 学校通知所有学员停止一切活动, 集中在干校大院宣布这一重大新闻。 大家听后欢呼雀跃, 激动得泪流满面， 并在者海小镇上展开庆祝活动。 那时是四九年十月初. 也是我们第三期学员快结业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这是多少革命者奋斗牺牲,梦寐以求的愿望。 特别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对于久经帝国主义欺侮奴役的中国人民来说, 真是震撼人心的宣言。 当时云南除了边纵所解放的地区外, 大多数中心城市, 交通要道, 特别是省会中心的昆明都没有解放。 不久卢汉宣布起义后, 全省也基本解放了。 大家在激动之余都曾想过: “革命胜利了以后我又干什么呢?” 有的想再回学校读书； 有的想仗打完了要学建设的本领； 还有的说: “国家前途光芒万丈, 个人前途暗淡无光。” 好像以后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在`种种议论面前我自己也很茫然。 虽然我们这群青年知识分子有各式各样的想法, 但谁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很多的运动和斗争。 参加革命的同志一般都读过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只知道解放后第一步是实行 “人民民主专政” 建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 一九四九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 “共同纲领”， 其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以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的政策, 达到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的目的”。 如果按照这个纲领的规定, 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好, 那么社会的和谐局面也可能早就形成了. 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 “新民主主义社会” 只是一纸空文, 根本没有实行过。 五三年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搞公私合营, 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 以后,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各阶层人民都在运动中颠簸, 沉浮.

 重重矛盾中的婚礼

 五零年初, 父亲参加解放重庆的战役后, 请假回云南安顿家眷。 当时我因公派到昆明买书。 后因省委秘书长候方岳同志告诉我我父亲要求回云南一转, 叫我留昆帮助他不要受反动势力的影响, 实际就是叫我监视父亲的行动向省委汇报, 所以父亲回昆明时我见到了父亲。

四六年我在东北与父亲见面时, 父亲模糊感到我在恋爱。 喜欢的人至少是个进步份子。 是不是共产党人他也无法认定。 这次父亲回来才具体了解到我与猛的关系。 当时猛是昭通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父亲提出要我们很快结婚。 一是我们已经认识多年, 革命胜利了该结婚了。 二是趁他在云南, 他就我这这么个女儿, 他要亲自主持婚礼。 三是对方年龄已29岁, 该成家了。 我把父亲的意思转告猛。 他就把要求结婚的事报告了地委省委。 候方岳同志了解我们的情况, 也向省委反映过。 当时一个党员的结婚绝不是私事, 要经组织同意。 特别像猛这样地委一级的干部和我这样特殊的家庭出身, 更是要经过上一级组织的批准, 也就是要经过省委的批准。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我是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完成这一人生大事的。

 解放初期, 为了建立巩固新政权, 还要进一步清除国民党留下的所谓残渣余孽, 掀起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史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并准备 “减租退押” “土地改革”, 消灭地主阶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父亲送我到昭通结婚, 在喜事后面, 我心灵深处隐藏着忧虑和顾忌, 加以父亲名为起义将领, 实为被监视人物。 回到他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昭通, 必然要与不少亲戚朋友见面, 而这些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属于快要被革命政权打倒推翻甚至被斩杀的对象。 但父亲的愿望我不能拒绝, 婚不能不结.

四月底,我们从昆明起程去昭通, 路经鲁甸县。 父亲要在鲁甸住两天, 因为鲁甸是父亲童年从大凉山来内地第一个居住过的地方, 那里也有不少他的老友。 在鲁甸那两天, 他的老友轮流请他吃饭。 记得当时的县长周玺, 也是昭通人, 曾当过我的数学老师, 也是地下党员。 他知道父亲是鲁甸县的名人, 又是起义将领, 解放军的师长, 因此来看望父亲。 请父亲吃饭的朋友就顺便请了周县长一同作陪, 我也一同前往。 小小的县城街上, 出现穿军装的 (父亲和他的随从都穿军装) 和穿便衣的一群人, 惊动了驻地的解放军。 待父亲他们吃完饭出来时, 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围住盘查, 态度非常傲慢。 周出来自我介绍是县长, 并介绍父亲的身份。 他们看周是地方干部, 不把他放在眼里, 仍要查看父亲的证件。 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事情, 但我感到十分难堪, 也开始感到地方干部在南下干部和解放军的眼里好像是后娘养的.

我和父亲到昭通后, 我去地委报到, 被分配到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仍与父亲住在家里。 我们初到昭通时, 父亲急于想见的女婿到永善出差去了。 过了几天猛出差回来。 父亲激动热情亲自杀鸡请他吃饭。 父亲想回族不吃猪肉, 吃鸡肉应该没有问题。 但吃饭时, 他好像勉为其难地陪父亲吃了, 鸡肉也不怎么吃。 父亲当然有些扫兴。 过后, 父亲与我讲, 他以前在滇军部队有过一个姓马的师长, 吃鸡要亲自宰. 宰时嘴里念念有词, 他们都背后议论觉得可笑。 并说: 猛是共产党人, 应该没有这些迷信观念吧? 我无法啃声, 只有沉默。 在以往我和猛的接触中, 海阔天空只谈革命,不谈生活, 也没有想过具体的生活问题。 以后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回族生活习惯还是比较深固的。

记得我和父亲到昭通不几天就是”五一” 劳动节, 当地驻军首长请父亲参加庆祝大会。 当时我不愿意参加父亲也参加的庆祝大会。 我找了个借口去干别的事了。 第二天地委会的同志对我说: “你父亲昨天参加了大会, 坐在主席台上, 大会还请他讲了话. 你父亲口才很好。”我听了很高兴， 又懊恼为什么不去听他讲话。 以后父亲曾请过当时昭通驻军师长张显扬, 政委薛韬及参谋长廖开分来家吃过饭, 他们和父亲的交谈好像很热烈投机。

猛出差回来后, 经我父亲和他及他母亲商议后, 决定五月二十五号举行结婚典礼。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间有三个五 “五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很容易记住。 我当时对举行什么样的婚礼完全没有主见, 听从我父亲和猛的母亲的摆布。 父亲提出虽然解放了一切从简, 不能大摆宴席, 但亲朋好友, 你们的同事还是要请的。 大约请了十几桌汉席, 还有几桌回席, 都由父亲出钱来请。 除了父亲请的客人外, 猛的母亲又宰鸡宰羊请阿訇念经又请了几桌客。 我母亲和父亲又说再简单嫁妆还是要有一点。 又买了新床和一个柜子及两把木沙发。 新房设在母亲家的厢房内。 地委会也给了一间房。 那时土改还没有开始， 母亲还有一点钱， 为我买了简单的家具。 另外从昆明来昭时, 潘孃叫父亲带了一床鸭绒被和罗纹纱帐, 并给我一只镶成菊花形的钻戒和一只翡翠玉面戒指。父亲说现在解放了不兴带首饰了, 留做纪念吧。 我当时不想接受, 觉得没有用处, 还是个累赘, 但又怕伤父亲的心, 只好暂时留下。 另外还给了我们一人一只派克水笔和瑞士名表。 他的是”阿米嘎”, 我的是”米都”, 也是名牌之一。 都是机械全自动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左右, 我们在昭通地委会礼堂(原来是昭通女子中学遗址, 我在这里读过初中, 也就是在这里读初中时认识了猛)举行了婚礼. 来宾有亲戚, 朋友, 同志; 有汉族, 回族, 彝族, 大约百人以上。来宾中有不少是将被打倒的地主包括我母亲和所谓的“历史反革命”. 主席台上有证婚人薛韬是当时驻军四十三师的师政委兼昭通地委第一书记. 另有主婚人我的父亲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就座台上及贵宾龙纯曾 (众人称龙三, 他是龙云的三儿子). 解放军入滇前, 他曾组织过”西南革命军” 地主武装. 上一章我曾叙述过我陪猛到巧家与龙谈判过改编他部队的问题. 所以龙认识猛； 另外龙与父亲也是老朋友. 解放后对龙实行统战政策, 共产党给了他一个官衔----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 他也穿着解放军的军装, 所以算是贵宾请坐在主席台上。 男方主婚人猛的母亲是旧式家庭妇女, 她不愿上台坐. 那天第一个讲话的当然是薛韬, 感谢他那天作为证婚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否则以后我们更说不清了。 接着是我父亲讲话, 他讲了些什么我也记不住了, 接着是男方主婚人讲话. 听台上司仪叫 “男方主婚人上台讲话” 时, 猛的母亲吓得把头和身子弯下去, 躲在前一排的椅子后面. 猛的母亲怯于在公众面前露面. 后来是猛的伯母同时也是姨妈代她上台讲话. 虽她姨母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小脚女人, 但胆大泼辣, 不懼在大庭广众中说话. 她有一双放大了一点的小脚, 穿着昭通一般老年妇女爱穿的到膝盖那么长的蓝布衣服, 头上包着黑色包头, 她一上台, 滑稽地向台下来宾行了个举手礼, 但她讲话还很贴切， 记得她讲了她侄儿是孤儿, 感谢共产党对她侄儿的培养教育, 后来是新郎讲话, 他那天穿了一套米黄色的卡机布中山装, 那时算是讲究一点的衣服. 他讲了些什么我也记不住了. 我那天穿一身浅蓝色布的中式短衣和一条长裤，完全是村姑打扮， 胸前戴一朵小红花就表示是新娘了. 到我讲话时, 我昏头昏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 只记得念了一首别人的小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把 “若为自由故” 改为 “若为革命故”。

 晚宴后, 猛的母亲还要我们俩去他六舅母家要请阿訇念 “女克赫” (结婚念的经). 他六舅母家有几间房, 还算宽畅. 他母亲的房子是我们结婚后我才见到的. 初见到她的住屋时我十分惊讶他们家的贫困. 房子十分简陋. 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很贫穷的情况之下也算得上是贫民窟, 甚至要算危房. 临街的两扇门都已经倾斜. 黑呼呼的屋里隔了两间屋. 一间是个姓齐的中年女人. 她没有什么亲人. 孤身一人靠帮人做针线活养活自己； 另一间就是猛的母亲的住房. 她们两人共用一个火塘各做各的饭吃. 听说解放初期查户口时, 人家查到猛的母亲家时,问她还有什么亲人, 她说还有两个儿子. 问她儿子是什么文化程度, 她说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 把查户口地人惊呆了. 为什么这个住在贫民窟的老太太会有两个读过大学的儿子? 猛的母亲住的房据说最早是他外公家的牛厩, 后来捐送了清真寺. 清真寺简单修理了一下出租给她们的廉租屋。

 结婚前猛根本没有给我讲过回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 因他不要求我按他们的风俗习惯做什么. 他是马列主义者, 没有什么宗教思想, 但有很深的生活习惯的影响. 并顾及怕在回族中留下民族叛逆的名声, 只好依从他母亲请阿訇念经, 完成她的愿望。 大约晚上七,八点钟,来了两个长着长长胡须, 包着白布包头的阿訇. 念经开始时两个阿訇坐在椅子上, 叫我和猛跪在两个阿訇面前, 周围都是他家的亲戚, 在众目睽睽下下跪我感到委屈, 尴尬和无奈！ 阿訇念完经后, 接着撒”喜果”, 就是核桃, 瓜子等干果往我们身上抛。 终于结束了， 我们要走了, 猛的母亲还要对他说什么, 猛被折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更是心烦, 就一同回到我家为我们安排的新房。,

 我们特殊的婚礼充满了矛盾: 一是传统婚礼与当时历史环境的矛盾. 当时在革命队伍中举行婚礼很简单. 一般是两人的行李搬到一起, 最多请人吃点糖就完了. 可我们又办嫁妆又宴宾客， 当时虽然是我父亲办的, 但我们接受了. 背后肯定不少人会议论: “革命干部怎么还兴这一套”。父亲给我们的水笔名表认为是革命工作需要留下来了。 钻戒和翡翠戒指在五一年猛到昆明进省委党校前交还了我父亲。 猛在整党中要叫他划清与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经济界限. 他发火了， 说: “我家一贫如洗, 是什么地主”? 有人才直接说”你要划清与陇家的界限”. 他就讲了两个戒指的过程。 人家又说: “你为什么不交还农民, 要交还陇家?” 真是可笑的逻辑,好像陇家的一切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 二是面临土改运动前夕, 把明日将成 “阶下囚” 的人捧为 “坐上客”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 这一做法很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 给自己带来麻烦. 在这些矛盾下, 我内心深处也感忧虑. 后来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我在昆明工作的单位派人去昭通调查, 攻击我结婚大摆宴席, 请了不少地主 “反革命”. 我怎么辩解是我父亲请的也无济于事。三是民族风俗习惯信仰的矛盾. 结婚前我完全被笼罩在理想, 空想, 幻想的美丽纱罩下, 李也从未要求过我了解并接受他们回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 快到结婚时才一点点地接触—妥协-接受; 我的家庭也由高兴—别扭—到接受.

 安恩溥是滇军的一个军长, 也是昭通地区的彝族。 听父亲说过安是留日学生. 但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 这个留学生还没有土包子张冲会打仗. 父亲与安恩溥没有多少交往, 但与安的四弟安吉溥是拜把兄弟. 安吉溥与昆明一个温姓商人的女儿结婚后住在温家翠湖边一丘田的一大院楼房里. 我三十年代初与母亲第一次来昆明时, 因父亲与安吉溥的关系, 曾在这个楼房住过。四九年底安恩溥随卢汉起义. 起义后记不清党给他安了个什么官衔. 我们结婚后不几天, 安恩溥不知什么事回昭通一转, 地方上的领导曾表面上热情接待过他。但是安返昆后, 有关领导就叫猛问我, 有没有私自去见过安恩溥. 我感到莫名其妙. 解放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安恩溥, 解放后他回昭通关我什么事. 我更没有必要去见他. 但上面为什么要怀疑我去见安了呢? 可见起义人员及我这个参加革命好几年的起义人员的子女, 加上又是彝族上层, 所谓小四大家族龙, 卢, 陇, 安都是被监控的对象, 我心里感到压抑和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