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風雨歲月

 寫完第一章 “激情年代” 後, 本想再繼續寫下去, 但總是難以動筆. 往事是比較痛苦的, 我不願再回首. 特別是年歲越來越大, 寫作深感吃力, 拙筆難表達我的心聲和經歷的事情。 老年過着安寧的生活, 與過去的歲月相比, 的確所經歷的是非常的年代, 非常的事情, 是驚心動魄的歷史, 是後人難以想象和體會的。 有人說得好: “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為後人存史的道德和責任” 不管怎樣, 趁自己還有記憶還有時間的時候, 儘可能用文字表述出來, 心才會安寧。

我第一次聽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的消息是在會澤縣 “中國共產黨滇東北者海軍政幹部學校”。 全乾校只有一台收音機. 當收到這個天大的新聞後, 學校通知所有學員停止一切活動, 集中在幹校大院宣布這一重大新聞。 大家聽後歡呼雀躍, 激動得淚流滿面， 並在者海小鎮上展開慶祝活動。 那時是四九年十月初. 也是我們第三期學員快結業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這是多少革命者奮鬥犧牲,夢寐以求的願望。 特別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 “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對於久經帝國主義欺侮奴役的中國人民來說, 真是震撼人心的宣言。 當時雲南除了邊縱所解放的地區外, 大多數中心城市, 交通要道, 特別是省會中心的昆明都沒有解放。 不久盧漢宣布起義後, 全省也基本解放了。 大家在激動之餘都曾想過: “革命勝利了以後我又幹什麼呢?” 有的想再回學校讀書； 有的想仗打完了要學建設的本領； 還有的說: “國家前途光芒萬丈, 個人前途暗淡無光。” 好像以後沒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在`種種議論面前我自己也很茫然。 雖然我們這群青年知識分子有各式各樣的想法, 但誰也沒有想到以後會有很多的運動和鬥爭。 參加革命的同志一般都讀過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只知道解放後第一步是實行 “人民民主專政” 建立 “新民主主義社會”。 一九四九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 “共同綱領”， 其中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 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 “以公私兼顧, 勞資兩利, 城鄉互助, 內外交流的政策, 達到發展生產, 繁榮經濟的目的”。 如果按照這個綱領的規定, 把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好, 那麼社會的和諧局面也可能早就形成了. 但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 “新民主主義社會” 只是一紙空文, 根本沒有實行過。 五三年土改結束後不久就搞公私合營, 提出 “無產階級專政” 以後, 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 各階層人民都在運動中顛簸, 沉浮.

 重重矛盾中的婚禮

 五零年初, 父親參加解放重慶的戰役後, 請假回雲南安頓家眷。 當時我因公派到昆明買書。 後因省委秘書長候方岳同志告訴我我父親要求回雲南一轉, 叫我留昆幫助他不要受反動勢力的影響, 實際就是叫我監視父親的行動向省委匯報, 所以父親回昆明時我見到了父親。

四六年我在東北與父親見面時, 父親模糊感到我在戀愛。 喜歡的人至少是個進步份子。 是不是共產黨人他也無法認定。 這次父親回來才具體了解到我與猛的關係。 當時猛是昭通地委委員組織部長。 父親提出要我們很快結婚。 一是我們已經認識多年, 革命勝利了該結婚了。 二是趁他在雲南, 他就我這這麼個女兒, 他要親自主持婚禮。 三是對方年齡已29歲, 該成家了。 我把父親的意思轉告猛。 他就把要求結婚的事報告了地委省委。 候方岳同志了解我們的情況, 也向省委反映過。 當時一個黨員的結婚絕不是私事, 要經組織同意。 特別像猛這樣地委一級的幹部和我這樣特殊的家庭出身, 更是要經過上一級組織的批准, 也就是要經過省委的批准。 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 我是以極其複雜的心情來完成這一人生大事的。

 解放初期, 為了建立鞏固新政權, 還要進一步清除國民黨留下的所謂殘渣餘孽, 掀起了 “鎮壓反革命”運動(歷史反革命, 現行反革命), 並準備 “減租退押” “土地改革”, 消滅地主階級。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 父親送我到昭通結婚, 在喜事後面, 我心靈深處隱藏着憂慮和顧忌, 加以父親名為起義將領, 實為被監視人物。 回到他青少年時代生活過的昭通, 必然要與不少親戚朋友見面, 而這些親戚朋友基本上都是屬於快要被革命政權打倒推翻甚至被斬殺的對象。 但父親的願望我不能拒絕, 婚不能不結.

四月底,我們從昆明起程去昭通, 路經魯甸縣。 父親要在魯甸住兩天, 因為魯甸是父親童年從大涼山來內地第一個居住過的地方, 那裡也有不少他的老友。 在魯甸那兩天, 他的老友輪流請他吃飯。 記得當時的縣長周璽, 也是昭通人, 曾當過我的數學老師, 也是地下黨員。 他知道父親是魯甸縣的名人, 又是起義將領, 解放軍的師長, 因此來看望父親。 請父親吃飯的朋友就順便請了周縣長一同作陪, 我也一同前往。 小小的縣城街上, 出現穿軍裝的 (父親和他的隨從都穿軍裝) 和穿便衣的一群人, 驚動了駐地的解放軍。 待父親他們吃完飯出來時, 被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圍住盤查, 態度非常傲慢。 周出來自我介紹是縣長, 並介紹父親的身份。 他們看周是地方幹部, 不把他放在眼裡, 仍要查看父親的證件。 雖然後來沒有什麼事情, 但我感到十分難堪, 也開始感到地方幹部在南下幹部和解放軍的眼裡好像是後娘養的.

我和父親到昭通後, 我去地委報到, 被分配到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仍與父親住在家裡。 我們初到昭通時, 父親急於想見的女婿到永善出差去了。 過了幾天猛出差回來。 父親激動熱情親自殺雞請他吃飯。 父親想回族不吃豬肉, 吃雞肉應該沒有問題。 但吃飯時, 他好像勉為其難地陪父親吃了, 雞肉也不怎麼吃。 父親當然有些掃興。 過後, 父親與我講, 他以前在滇軍部隊有過一個姓馬的師長, 吃雞要親自宰. 宰時嘴裡念念有詞, 他們都背後議論覺得可笑。 並說: 猛是共產黨人, 應該沒有這些迷信觀念吧? 我無法啃聲, 只有沉默。 在以往我和猛的接觸中, 海闊天空只談革命,不談生活, 也沒有想過具體的生活問題。 以後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回族生活習慣還是比較深固的。

記得我和父親到昭通不幾天就是”五一” 勞動節, 當地駐軍首長請父親參加慶祝大會。 當時我不願意參加父親也參加的慶祝大會。 我找了個藉口去干別的事了。 第二天地委會的同志對我說: “你父親昨天參加了大會, 坐在主席台上, 大會還請他講了話. 你父親口才很好。”我聽了很高興， 又懊惱為什麼不去聽他講話。 以後父親曾請過當時昭通駐軍師長張顯揚, 政委薛韜及參謀長廖開分來家吃過飯, 他們和父親的交談好像很熱烈投機。

猛出差回來後, 經我父親和他及他母親商議後, 決定五月二十五號舉行結婚典禮。 所以我們結婚的時間有三個五 “五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很容易記住。 我當時對舉行什麼樣的婚禮完全沒有主見, 聽從我父親和猛的母親的擺布。 父親提出雖然解放了一切從簡, 不能大擺宴席, 但親朋好友, 你們的同事還是要請的。 大約請了十幾桌漢席, 還有幾桌回席, 都由父親出錢來請。 除了父親請的客人外, 猛的母親又宰雞宰羊請阿訇念經又請了幾桌客。 我母親和父親又說再簡單嫁妝還是要有一點。 又買了新床和一個柜子及兩把木沙發。 新房設在母親家的廂房內。 地委會也給了一間房。 那時土改還沒有開始， 母親還有一點錢， 為我買了簡單的家具。 另外從昆明來昭時, 潘孃叫父親帶了一床鴨絨被和羅紋紗帳, 並給我一隻鑲成菊花形的鑽戒和一隻翡翠玉面戒指。父親說現在解放了不興帶首飾了, 留做紀念吧。 我當時不想接受, 覺得沒有用處, 還是個累贅, 但又怕傷父親的心, 只好暫時留下。 另外還給了我們一人一隻派克水筆和瑞士名表。 他的是”阿米嘎”, 我的是”米都”, 也是名牌之一。 都是機械全自動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左右, 我們在昭通地委會禮堂(原來是昭通女子中學遺址, 我在這裡讀過初中, 也就是在這裡讀初中時認識了猛)舉行了婚禮. 來賓有親戚, 朋友, 同志; 有漢族, 回族, 彝族, 大約百人以上。來賓中有不少是將被打倒的地主包括我母親和所謂的“歷史反革命”. 主席台上有證婚人薛韜是當時駐軍四十三師的師政委兼昭通地委第一書記. 另有主婚人我的父親穿着解放軍的軍裝就座台上及貴賓龍純曾 (眾人稱龍三, 他是龍雲的三兒子). 解放軍入滇前, 他曾組織過”西南革命軍” 地主武裝. 上一章我曾敘述過我陪猛到巧家與龍談判過改編他部隊的問題. 所以龍認識猛； 另外龍與父親也是老朋友. 解放後對龍實行統戰政策, 共產黨給了他一個官銜----昭通警備區副司令員, 他也穿着解放軍的軍裝, 所以算是貴賓請坐在主席台上。 男方主婚人猛的母親是舊式家庭婦女, 她不願上台坐. 那天第一個講話的當然是薛韜, 感謝他那天作為證婚人參加了我們的婚禮, 否則以後我們更說不清了。 接着是我父親講話, 他講了些什麼我也記不住了, 接着是男方主婚人講話. 聽台上司儀叫 “男方主婚人上台講話” 時, 猛的母親嚇得把頭和身子彎下去, 躲在前一排的椅子後面. 猛的母親怯於在公眾面前露面. 後來是猛的伯母同時也是姨媽代她上台講話. 雖她姨母是沒有文化的舊式小腳女人, 但膽大潑辣, 不懼在大庭廣眾中說話. 她有一雙放大了一點的小腳, 穿着昭通一般老年婦女愛穿的到膝蓋那麼長的藍布衣服, 頭上包着黑色包頭, 她一上台, 滑稽地向台下來賓行了個舉手禮, 但她講話還很貼切， 記得她講了她侄兒是孤兒, 感謝共產黨對她侄兒的培養教育, 後來是新郎講話, 他那天穿了一套米黃色的卡機布中山裝, 那時算是講究一點的衣服. 他講了些什麼我也記不住了. 我那天穿一身淺藍色布的中式短衣和一條長褲，完全是村姑打扮， 胸前戴一朵小紅花就表示是新娘了. 到我講話時, 我昏頭昏腦不知道講了些什麼. 只記得念了一首別人的小詩: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我把 “若為自由故” 改為 “若為革命故”。

 晚宴後, 猛的母親還要我們倆去他六舅母家要請阿訇念 “女克赫” (結婚念的經). 他六舅母家有幾間房, 還算寬暢. 他母親的房子是我們結婚後我才見到的. 初見到她的住屋時我十分驚訝他們家的貧困. 房子十分簡陋. 在當時整個社會都很貧窮的情況之下也算得上是貧民窟, 甚至要算危房. 臨街的兩扇門都已經傾斜. 黑呼呼的屋裡隔了兩間屋. 一間是個姓齊的中年女人. 她沒有什麼親人. 孤身一人靠幫人做針線活養活自己； 另一間就是猛的母親的住房. 她們兩人共用一個火塘各做各的飯吃. 聽說解放初期查戶口時, 人家查到猛的母親家時,問她還有什麼親人, 她說還有兩個兒子. 問她兒子是什麼文化程度, 她說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生, 把查戶口地人驚呆了. 為什麼這個住在貧民窟的老太太會有兩個讀過大學的兒子? 猛的母親住的房據說最早是他外公家的牛廄, 後來捐送了清真寺. 清真寺簡單修理了一下出租給她們的廉租屋。

 結婚前猛根本沒有給我講過回族的宗教和風俗習慣. 因他不要求我按他們的風俗習慣做什麼. 他是馬列主義者, 沒有什麼宗教思想, 但有很深的生活習慣的影響. 並顧及怕在回族中留下民族叛逆的名聲, 只好依從他母親請阿訇念經, 完成她的願望。 大約晚上七,八點鐘,來了兩個長着長長鬍鬚, 包着白布包頭的阿訇. 念經開始時兩個阿訇坐在椅子上, 叫我和猛跪在兩個阿訇面前, 周圍都是他家的親戚, 在眾目睽睽下下跪我感到委屈, 尷尬和無奈！ 阿訇念完經後, 接着撒”喜果”, 就是核桃, 瓜子等乾果往我們身上拋。 終於結束了， 我們要走了, 猛的母親還要對他說什麼, 猛被折騰得有些不耐煩了, 我更是心煩, 就一同回到我家為我們安排的新房。,

 我們特殊的婚禮充滿了矛盾: 一是傳統婚禮與當時歷史環境的矛盾. 當時在革命隊伍中舉行婚禮很簡單. 一般是兩人的行李搬到一起, 最多請人吃點糖就完了. 可我們又辦嫁妝又宴賓客， 當時雖然是我父親辦的, 但我們接受了. 背後肯定不少人會議論: “革命幹部怎麼還興這一套”。父親給我們的水筆名表認為是革命工作需要留下來了。 鑽戒和翡翠戒指在五一年猛到昆明進省委黨校前交還了我父親。 猛在整黨中要叫他劃清與地主階級的政治，,思想，經濟界限. 他發火了， 說: “我家一貧如洗, 是什麼地主”? 有人才直接說”你要劃清與隴家的界限”. 他就講了兩個戒指的過程。 人家又說: “你為什麼不交還農民, 要交還隴家?” 真是可笑的邏輯,好像隴家的一切都是從農民手中搶來的。 二是面臨土改運動前夕, 把明日將成 “階下囚” 的人捧為 “坐上客” 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時候, 這一做法很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 給自己帶來麻煩. 在這些矛盾下, 我內心深處也感憂慮. 後來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我在昆明工作的單位派人去昭通調查, 攻擊我結婚大擺宴席, 請了不少地主 “反革命”. 我怎麼辯解是我父親請的也無濟於事。三是民族風俗習慣信仰的矛盾. 結婚前我完全被籠罩在理想, 空想, 幻想的美麗紗罩下, 李也從未要求過我了解並接受他們回族的生活習慣和信仰. 快到結婚時才一點點地接觸—妥協-接受; 我的家庭也由高興—彆扭—到接受.

 安恩溥是滇軍的一個軍長, 也是昭通地區的彝族。 聽父親說過安是留日學生. 但抗日戰爭台兒莊戰役時, 這個留學生還沒有土包子張沖會打仗. 父親與安恩溥沒有多少交往, 但與安的四弟安吉溥是拜把兄弟. 安吉溥與昆明一個溫姓商人的女兒結婚後住在溫家翠湖邊一丘田的一大院樓房裡. 我三十年代初與母親第一次來昆明時, 因父親與安吉溥的關係, 曾在這個樓房住過。四九年底安恩溥隨盧漢起義. 起義後記不清黨給他安了個什麼官銜. 我們結婚後不幾天, 安恩溥不知什麼事回昭通一轉, 地方上的領導曾表面上熱情接待過他。但是安返昆後, 有關領導就叫猛問我, 有沒有私自去見過安恩溥. 我感到莫名其妙. 解放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安恩溥, 解放後他回昭通關我什麼事. 我更沒有必要去見他. 但上面為什麼要懷疑我去見安了呢? 可見起義人員及我這個參加革命好幾年的起義人員的子女, 加上又是彝族上層, 所謂小四大家族龍, 盧, 隴, 安都是被監控的對象, 我心裡感到壓抑和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