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真假毛泽东》得失谈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5月19日15:27:4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更想知道超越“非毛”、“护毛”这两极之後，对毛泽东的“真相”怎么分析：究竟是“人民领袖”还是“大独裁者”？如果说二者兼有的话，那么，毛氏由於什么样的原因，自“人民领袖”，演变成了“大独裁者”？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本书没有提供充分详尽可信的回答 ◆高伐林 　　高按：因为电脑更新，清理过去积攒的林林总总的文档资料，无意中发现一篇十几年前在海外发表的文章，是评论赵无眠所写的《真假毛泽东》（明镜出版社）一书的。虽然今天看来，有些想法显得跟不上时代了，但作为一个长时段过程中间某一阶段的记录，似还值得保留下来，也正好藉此反思我自己在这半个世纪中对毛泽东认识和情感变化的脉络。 　　十几年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又出版了不少，我也读了若干。有时间了再谈谈对这些书的看法。 超越两极 　　明镜出版社出了一本标为“《真相》系列”之一的《真假毛泽东》（赵无眠著），英文书名则为“The Real Mao Tse-Dong”──“真正的毛泽东”。刚看到时不由莞尔：又是“真相”，又是“真正的”，可这世上谁不指天发誓，说只有自己端出来的是“如假包换”的真迹？ 　　当年毛泽东的权力无远弗届，今天毛泽东的魅力莫之能御。一九九三年毛氏冥诞一世纪前後，历史、政治学界本来就纷纷攘攘，加之中共政治需求和商业利益的两方面强大驱动力推波助澜，传记作家乃至当年御医侍女禁卫哄然上阵，海内外“毛热”达到了高潮。谁都说自己笔下的毛氏是“原装正版”，别人的多为“假冒名牌”──但是既然尚缺具有公信力的权威鉴定师镇守，人人手里高擎一面“打假”旌旗，学者世人只能“自求多福”。久而久之，难免使读者一概排拒，改而以姑妄读之的游戏心理来解闷消闲了。 　　《真假毛泽东》却吸引了我一口气读完。其吸引力所在，恐怕确实在於封面上印出的那段话：“数以千计的关於毛泽东的著作，只是反映了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人物的两极。而这部著作，是第一次超越意识形态、历史恩怨寻找真正的毛泽东。”这倒不完全是“老王卖瓜”。此书最重要的长处，是作者突破“非此即彼”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而看到“亦此亦彼”、矛盾特质并存於一人之身的二重性，精彩地重评了许多风云人物与事件；而此书最大的不足，恰恰也在於对於这种“亦此亦彼”，没有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说明。换句话说，作者对於具体地辨析史料，别开蹊径；对於总体上解读史实，未竟全功。 赵无眠《真假毛泽东》 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 　　升斗小民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为“神”一面和为“人”一面的反差，换句话说，是治国平天下的领袖人物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学界人士关注的重点，却是解读毛泽东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及其蕴涵的政治、社会与历史意义，对中国命运的影响。 　　《真假毛泽东》这本书看来目标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作者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记述，加以搜集、对照和爬梳，分门别类，从毛泽东与女人、与“家臣”即近侍、与“罪臣”即党内同志尤其是与其最老的战友周恩来、与对手蒋介石等等侧面，求得对毛泽东真相的逼近。好在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中共方面组织人撰写、在香港出版的斥责前书为“诬蔑诽谤”的《历史的真实》，又有许多人对《历史的真实》一书的反击……两边打个不亦乐乎，作者得其所哉，正好参照大量旁证，披沙沥金，去伪存真。比如，关於李志绥是不是毛泽东抢救小组的组长，关於毛泽东临终是否有可能问他“还有救吗”，作者剥笋抽丝，细细道来，分析了有关各人的身份、条件、处境以及相互关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也有一些是作者再三研察，也难以判定真伪的，他就老老实实地将疑点列出来，提请识者自己判断。例如，李志绥书中提到毛泽东在庐山见前妻贺子珍，与其他人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这是一九五九年开第一次庐山会议时的事，有人绘声绘色地将毛氏对彭德怀大加挞伐，与见贺子珍前後的心情波动联系起来，甚至还有人说：因为当晚毛正与贺重叙旧情，不让外人打扰，彭却横插一杠子想去与毛交心谈心，解除芥蒂而不可得，才导致了这场千古奇冤，而且六亿人民也因之多受了极大苦头。 　　但是李志绥书中，却将毛贺庐山之晤，判定为一九六一年。李志绥的说法可靠性如何？《真假毛泽东》的作者看来是有所保留的(他将这一段放在“李志绥回忆录的破绽和疏漏”的标题之下)，但亦未作断言，只存而不论，留待今後公布更多的史料。 翻案大得人心 　　作者超越意识形态、历史恩怨的真知灼见，表现在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臧否抑扬上，他作了许多“翻案文章”。但这既非有意唱反调以求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更非出於“为现实服务”──无论是“维护稳定”的现实，还是“争取民主”的现实。相反，他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发人所未发，希图还历史人和事以本来面貌：江青与毛的结合是否大逆不道？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置刘少奇於死地？周恩来在文革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张玉凤这个姿色平常、见识短浅、脾气刁蛮的东北女子何以得到毛氏长久宠幸？李志绥的医术究竟如何？都作了引人入胜而又合情合理的分析。例如，周恩来是否“全才”？他的才能到底如何？作者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读到这些段落均将会心一笑吧。 　　书中许多见解一针见血。例如作者说：毛泽东标举和且确实能做到“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唯独不能包括“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证诸史实，不能不说此切中要害。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话说回来，作者也有百密一疏。例如，关於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选定刘少奇为第一个接班人一事，作者似乎觉得费解，因为刘从党内的资历、威望来说，远不能与周恩来相比，性格似乎也不具周那样的魅力；因此认为“继王稼祥之後，向全党系统和权威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毛选刘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二Ｏ七页)。 　　我倒觉得，毛当时之所以选刘为接班人、中共二把手，考虑的着眼点除了刘提出“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全党共识之外，还有两条：一是刘有留苏背景，二是他是“白区地下工作的代表”──这不仅意味着资历与经验，还意味着人脉关系的实力。对於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目标，相当重要，而这两点却是周恩来所不具备的。周恩来到苏区十多年，他的权力基础与毛的权力基础越来越重合，对毛而言利用价值削减；抗战期间他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各方周旋，主要联络的人是党外人士，而不是中共自己的力量；而且这也使他多少游离於中共决策圈，在延安的发言权相对减小。 　　再如，书中写道：“此後陈（伯达）的地位一再擢拔，直至超越周恩来，而仅次於党主席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九十五页）。不知作者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实际上，从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陈伯达都是党内老四；在九大之後，毛泽东“喜新厌旧”，倚重张春桥，冷落了这位“老夫子”，陈伯达地位日见滑落，直至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一垮到底。从常理判断，当时的毛泽东，不会、也不敢将周恩来从第三名的位置，再往下挤。 　　还有一些地方，作者未免过於武断地下结论了。像周恩来与康生，究竟是什么关系？作者认为：过去以为“康生参与整周”是受了官方的误导，二人实际上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提出这么一个非同小可的结论，论据却尽付阙如，只是说周恩来“一贯重视情报工作”，周、康二人在文革中“并肩参加了”各种群众大会（二一三页）。这固然不假，但是于证明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何干？ 　　再如，谈到林彪未遂政变的一段，也未免失於轻率。作者写道，毛泽东在这次未遂政变中，除了凭着“敏感的天性”，指挥专列停停开开，从而躲避了暗杀之外，并没作任何事情，林彪就忽然“自我爆炸”了（一七Ｏ页）。我看，这倒是受了中共官方文件的“误导”。且不说毛泽东当年在专列上究竟作了哪些部署，并未全部曝光；也且不说周恩来和军内其他人做了何种应急安排（例如，毛泽东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急召至专列上密谈，谈了些什么？许世友赶回南京後如何调兵遣将？），就说毛泽东巡视南方，沿途讲话，能说不是对付疑心极重、十分敏感的林彪的高招？──“水不激，鱼不跳”嘛！ 要害问题语焉未详 　　对於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来说，同意作者要超越“非毛”、“护毛”这两极的愿望自不待言，更想知道作者超越了之後，对毛泽东的“真相”怎么分析：究竟是“人民领袖”，还是“大独裁者”。如果说纵观其一生，二者兼有的话，那么读者想知道，毛氏由於什么样的原因──客观社会基础和他自身的主观思想根源──自一个“人民领袖”，演变成了“大独裁者”。 　　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本书没有提供充分详尽可信的回答。 　　作者两处谈到而且还专辟一节，提出了一个观点：“民主机制并不能保证不产生独裁”。应该说，提出这个问题，从一个途径接触到了毛泽东难题的核心。提醒世人“民主并非万能”，也未为多余。可惜，作者没有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和具体的论证，来阐述为什么“民主机制不能保证不产生独裁”，只举了毛泽东、希特勒为例，说他们就是通过民主程序（毛通过中共党内高层投票，而希是通过德国全民选举）上台，但是最後成了专制魔王，这就说明“民主机制不能保证不产生独裁”——这怎么能说明呢？民主机制不仅是民众选择和产生领导人的程序，至少还应包括监督、罢免领导人的程序，包括权力制衡的程序。只有投票选举，而没有投票罢免，这能说是“民主机制”吗？毛泽东和希特勒的例子，充其量只能证明，不完善的民主未能阻挡掌权者走向独裁，使独裁者钻了民主的空档，最後将民主变成了一个幌子。 　　全书最後，作者专辟一章，提出全书的“结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型的独裁者”。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有新意的。但作者将“人民领袖”与“独裁者”作为对立的一对概念，则未必准确妥当。与“独裁者”相对立的概念，应该是“民主领袖”；“人民领袖”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都相当模糊。什么样的算“人民领袖”，什么样的不算？作者将毛泽东的亲民作风、俭朴生活都当成“人民领袖”的特质，值得商榷，何况作者自己都认为，毛泽东乘专列、住行宫、占有女文工团员……对其生活俭朴形成极大的“反差和讽刺”。　　 　　我想，仔细分析作者所提出的“人民领袖”的各种表现，实际上可归为两类，一类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关心群众疾苦甚至同甘共苦；还有一类是敏於感受群众情绪，善於煽动起人民群众的狂热，调动起人民群众的共识。作者列举的从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到霍梅尼等世界各国“人民领袖型的独裁者”，就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即便按照作者关於“人民领袖型的独裁者”的界定，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先为“人民领袖”後为“独裁者”，有的外为“人民领袖”内为“独裁者”，有些与“人民领袖”扯不上边（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侯塞因，一九九五年“大选”“获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些人的例证很难支持作者提出的这一观点。 　　但有一点，作者说准了。那就是：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大多数具有直接动员广大民众的本事——蒋介石算是个异数，他还带有某种旧式色彩。试看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卡斯特罗、卡达菲、萨达姆……不都是如此？（此说不确。金正日、波尔布特等人，就是反例——高注）作者没有详细分析其原因。我提出一个思路，不知作者是否赞同：这是不是跟二十世纪大众传播媒体的空前发达有关？ 　　（写于1997年） 　　相关文章： 　　断想：毛泽东的“大同书” 　　对话《官夫人》作者：丈夫治国，夫人治夫 　　如果能选择，你愿不愿生活在当代？ 　　陈小雅答问（5）：毛泽东希特勒六点相似 　　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 　　赵无眠答问：人命比政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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