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真假毛澤東》得失談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5月19日15:27:4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更想知道超越“非毛”、“護毛”這兩極之後，對毛澤東的“真相”怎麼分析：究竟是“人民領袖”還是“大獨裁者”？如果說二者兼有的話，那麼，毛氏由於什麼樣的原因，自“人民領袖”，演變成了“大獨裁者”？恰恰在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本書沒有提供充分詳盡可信的回答 ◆高伐林 　　高按：因為電腦更新，清理過去積攢的林林總總的文檔資料，無意中發現一篇十幾年前在海外發表的文章，是評論趙無眠所寫的《真假毛澤東》（明鏡出版社）一書的。雖然今天看來，有些想法顯得跟不上時代了，但作為一個長時段過程中間某一階段的記錄，似還值得保留下來，也正好藉此反思我自己在這半個世紀中對毛澤東認識和情感變化的脈絡。 　　十幾年來，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又出版了不少，我也讀了若干。有時間了再談談對這些書的看法。 超越兩極 　　明鏡出版社出了一本標為“《真相》系列”之一的《真假毛澤東》（趙無眠著），英文書名則為“The Real Mao Tse-Dong”──“真正的毛澤東”。剛看到時不由莞爾：又是“真相”，又是“真正的”，可這世上誰不指天發誓，說只有自己端出來的是“如假包換”的真跡？ 　　當年毛澤東的權力無遠弗屆，今天毛澤東的魅力莫之能御。一九九三年毛氏冥誕一世紀前後，歷史、政治學界本來就紛紛攘攘，加之中共政治需求和商業利益的兩方面強大驅動力推波助瀾，傳記作家乃至當年御醫侍女禁衛哄然上陣，海內外“毛熱”達到了高潮。誰都說自己筆下的毛氏是“原裝正版”，別人的多為“假冒名牌”──但是既然尚缺具有公信力的權威鑑定師鎮守，人人手裡高擎一面“打假”旌旗，學者世人只能“自求多福”。久而久之，難免使讀者一概排拒，改而以姑妄讀之的遊戲心理來解悶消閒了。 　　《真假毛澤東》卻吸引了我一口氣讀完。其吸引力所在，恐怕確實在於封面上印出的那段話：“數以千計的關於毛澤東的著作，只是反映了這位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人物的兩極。而這部著作，是第一次超越意識形態、歷史恩怨尋找真正的毛澤東。”這倒不完全是“老王賣瓜”。此書最重要的長處，是作者突破“非此即彼”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而看到“亦此亦彼”、矛盾特質並存於一人之身的二重性，精彩地重評了許多風雲人物與事件；而此書最大的不足，恰恰也在於對於這種“亦此亦彼”，沒有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說明。換句話說，作者對於具體地辨析史料，別開蹊徑；對於總體上解讀史實，未竟全功。 趙無眠《真假毛澤東》 從“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 　　升斗小民津津樂道的是毛澤東為“神”一面和為“人”一面的反差，換句話說，是治國平天下的領袖人物的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二者之間的關係；而學界人士關注的重點，卻是解讀毛澤東多層次、多側面的心理，及其蘊涵的政治、社會與歷史意義，對中國命運的影響。 　　《真假毛澤東》這本書看來目標是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作者將各方面人士的回憶、記述，加以搜集、對照和爬梳，分門別類，從毛澤東與女人、與“家臣”即近侍、與“罪臣”即黨內同志尤其是與其最老的戰友周恩來、與對手蔣介石等等側面，求得對毛澤東真相的逼近。好在有《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有中共方面組織人撰寫、在香港出版的斥責前書為“誣衊誹謗”的《歷史的真實》，又有許多人對《歷史的真實》一書的反擊……兩邊打個不亦樂乎，作者得其所哉，正好參照大量旁證，披沙瀝金，去偽存真。比如，關於李志綏是不是毛澤東搶救小組的組長，關於毛澤東臨終是否有可能問他“還有救嗎”，作者剝筍抽絲，細細道來，分析了有關各人的身份、條件、處境以及相互關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也有一些是作者再三研察，也難以判定真偽的，他就老老實實地將疑點列出來，提請識者自己判斷。例如，李志綏書中提到毛澤東在廬山見前妻賀子珍，與其他人說法不一。一般認為這是一九五九年開第一次廬山會議時的事，有人繪聲繪色地將毛氏對彭德懷大加撻伐，與見賀子珍前後的心情波動聯繫起來，甚至還有人說：因為當晚毛正與賀重敘舊情，不讓外人打擾，彭卻橫插一槓子想去與毛交心談心，解除芥蒂而不可得，才導致了這場千古奇冤，而且六億人民也因之多受了極大苦頭。 　　但是李志綏書中，卻將毛賀廬山之晤，判定為一九六一年。李志綏的說法可靠性如何？《真假毛澤東》的作者看來是有所保留的(他將這一段放在“李志綏回憶錄的破綻和疏漏”的標題之下)，但亦未作斷言，只存而不論，留待今後公布更多的史料。 翻案大得人心 　　作者超越意識形態、歷史恩怨的真知灼見，表現在對許多歷史人物的臧否抑揚上，他作了許多“翻案文章”。但這既非有意唱反調以求聳人聽聞的“轟動效應”，更非出於“為現實服務”──無論是“維護穩定”的現實，還是“爭取民主”的現實。相反，他是平心靜氣地、實事求是地發人所未發，希圖還歷史人和事以本來面貌：江青與毛的結合是否大逆不道？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置劉少奇於死地？周恩來在文革中究竟起了何種作用？張玉鳳這個姿色平常、見識短淺、脾氣刁蠻的東北女子何以得到毛氏長久寵幸？李志綏的醫術究竟如何？都作了引人入勝而又合情合理的分析。例如，周恩來是否“全才”？他的才能到底如何？作者擺事實講道理，讀者讀到這些段落均將會心一笑吧。 　　書中許多見解一針見血。例如作者說：毛澤東標舉和且確實能做到“團結反對自己的人，包括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唯獨不能包括“反對自己反對對了的人”。證諸史實，不能不說此切中要害。這裡就不一一枚舉了。 　　話說回來，作者也有百密一疏。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選定劉少奇為第一個接班人一事，作者似乎覺得費解，因為劉從黨內的資歷、威望來說，遠不能與周恩來相比，性格似乎也不具周那樣的魅力；因此認為“繼王稼祥之後，向全黨系統和權威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毛選劉為接班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二Ｏ七頁)。 　　我倒覺得，毛當時之所以選劉為接班人、中共二把手，考慮的着眼點除了劉提出“毛澤東思想”，凝聚了全黨共識之外，還有兩條：一是劉有留蘇背景，二是他是“白區地下工作的代表”──這不僅意味着資歷與經驗，還意味着人脈關係的實力。對於在抗戰即將勝利的形勢下，實現建立“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目標，相當重要，而這兩點卻是周恩來所不具備的。周恩來到蘇區十多年，他的權力基礎與毛的權力基礎越來越重合，對毛而言利用價值削減；抗戰期間他作為中共代表到重慶與各方周旋，主要聯絡的人是黨外人士，而不是中共自己的力量；而且這也使他多少游離於中共決策圈，在延安的發言權相對減小。 　　再如，書中寫道：“此後陳（伯達）的地位一再擢拔，直至超越周恩來，而僅次於黨主席毛澤東和接班人林彪。”（九十五頁）。不知作者這種說法有何根據？實際上，從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陳伯達都是黨內老四；在九大之後，毛澤東“喜新厭舊”，倚重張春橋，冷落了這位“老夫子”，陳伯達地位日見滑落，直至第二次廬山會議上一垮到底。從常理判斷，當時的毛澤東，不會、也不敢將周恩來從第三名的位置，再往下擠。 　　還有一些地方，作者未免過於武斷地下結論了。像周恩來與康生，究竟是什麼關係？作者認為：過去以為“康生參與整周”是受了官方的誤導，二人實際上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提出這麼一個非同小可的結論，論據卻盡付闕如，只是說周恩來“一貫重視情報工作”，周、康二人在文革中“並肩參加了”各種群眾大會（二一三頁）。這固然不假，但是於證明周恩來與康生的關係何干？ 　　再如，談到林彪未遂政變的一段，也未免失於輕率。作者寫道，毛澤東在這次未遂政變中，除了憑着“敏感的天性”，指揮專列停停開開，從而躲避了暗殺之外，並沒作任何事情，林彪就忽然“自我爆炸”了（一七Ｏ頁）。我看，這倒是受了中共官方文件的“誤導”。且不說毛澤東當年在專列上究竟作了哪些部署，並未全部曝光；也且不說周恩來和軍內其他人做了何種應急安排（例如，毛澤東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將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急召至專列上密談，談了些什麼？許世友趕回南京後如何調兵遣將？），就說毛澤東巡視南方，沿途講話，能說不是對付疑心極重、十分敏感的林彪的高招？──“水不激，魚不跳”嘛！ 要害問題語焉未詳 　　對於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來說，同意作者要超越“非毛”、“護毛”這兩極的願望自不待言，更想知道作者超越了之後，對毛澤東的“真相”怎麼分析：究竟是“人民領袖”，還是“大獨裁者”。如果說縱觀其一生，二者兼有的話，那麼讀者想知道，毛氏由於什麼樣的原因──客觀社會基礎和他自身的主觀思想根源──自一個“人民領袖”，演變成了“大獨裁者”。 　　恰恰在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本書沒有提供充分詳盡可信的回答。 　　作者兩處談到而且還專辟一節，提出了一個觀點：“民主機制並不能保證不產生獨裁”。應該說，提出這個問題，從一個途徑接觸到了毛澤東難題的核心。提醒世人“民主並非萬能”，也未為多餘。可惜，作者沒有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論據和具體的論證，來闡述為什麼“民主機制不能保證不產生獨裁”，只舉了毛澤東、希特勒為例，說他們就是通過民主程序（毛通過中共黨內高層投票，而希是通過德國全民選舉）上台，但是最後成了專制魔王，這就說明“民主機制不能保證不產生獨裁”——這怎麼能說明呢？民主機制不僅是民眾選擇和產生領導人的程序，至少還應包括監督、罷免領導人的程序，包括權力制衡的程序。只有投票選舉，而沒有投票罷免，這能說是“民主機制”嗎？毛澤東和希特勒的例子，充其量只能證明，不完善的民主未能阻擋掌權者走向獨裁，使獨裁者鑽了民主的空檔，最後將民主變成了一個幌子。 　　全書最後，作者專辟一章，提出全書的“結論”：毛澤東是“人民領袖型的獨裁者”。應該說，這個看法是有新意的。但作者將“人民領袖”與“獨裁者”作為對立的一對概念，則未必準確妥當。與“獨裁者”相對立的概念，應該是“民主領袖”；“人民領袖”這一概念，內涵與外延都相當模糊。什麼樣的算“人民領袖”，什麼樣的不算？作者將毛澤東的親民作風、儉樸生活都當成“人民領袖”的特質，值得商榷，何況作者自己都認為，毛澤東乘專列、住行宮、占有女文工團員……對其生活儉樸形成極大的“反差和諷刺”。　　 　　我想，仔細分析作者所提出的“人民領袖”的各種表現，實際上可歸為兩類，一類是能在某種程度上關心群眾疾苦甚至同甘共苦；還有一類是敏於感受群眾情緒，善於煽動起人民群眾的狂熱，調動起人民群眾的共識。作者列舉的從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到霍梅尼等世界各國“人民領袖型的獨裁者”，就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即便按照作者關於“人民領袖型的獨裁者”的界定，情況也不一樣，有的先為“人民領袖”後為“獨裁者”，有的外為“人民領袖”內為“獨裁者”，有些與“人民領袖”扯不上邊（像伊拉克的薩達姆·侯塞因，一九九五年“大選”“獲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選票”，能說明什麼問題？）。這些人的例證很難支持作者提出的這一觀點。 　　但有一點，作者說准了。那就是：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大多數具有直接動員廣大民眾的本事——蔣介石算是個異數，他還帶有某種舊式色彩。試看希特勒、列寧、斯大林、卡斯特羅、卡達菲、薩達姆……不都是如此？（此說不確。金正日、波爾布特等人，就是反例——高注）作者沒有詳細分析其原因。我提出一個思路，不知作者是否贊同：這是不是跟二十世紀大眾傳播媒體的空前發達有關？ 　　（寫於1997年） 　　相關文章： 　　斷想：毛澤東的“大同書” 　　對話《官夫人》作者：丈夫治國，夫人治夫 　　如果能選擇，你願不願生活在當代？ 　　陳小雅答問（5）：毛澤東希特勒六點相似 　　每個人體內都居住着一個毛澤東 　　趙無眠答問：人命比政權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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