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三节  为渊驱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日

北京举行十七周年国庆庆祝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串连来京的各地师生与红卫兵150万人。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并号召与之斗争的提法。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

    

[按]　据叶永烈《陈伯达传》：由陈伯达捉刀的讲话原稿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陶铸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得到毛的同意。当晚，张春桥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回答：“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据关锋对叶永烈讲，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这一提法，曾找毛泽东提出：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一提法，这样提妥当吗？毛用英语作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反革命路线，后来改为Anti-revolution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用Reactionary revolution反动路线好。(第331-332页)为此，原定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推迟至4日见报。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中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根据陶铸的指示：熊复令新华社摄影部以拚接的办法，制成一幅毛与刘少奇并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图片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10月2日

“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人民艺术剧院国庆演出中，有的演员是黑帮老婆、保皇派，横加干预，与“西纠”发生冲突。

 

10月3日

今日出版的《红旗》第13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把与刘、邓的斗争提高到了路线的高度。

       

 [按]　由陈伯达根据林彪十·一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其内容指派出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一时成为运动的主题，也正式把刘少奇推到受批判的第一线。“资产阶级”一词，在中共的词典里相同于基督教里的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与化身。谁都没有见过魔鬼，但现实世界中既然存在罪恶，与上帝的公正仁慈相悖，它便理所当然地是魔鬼的挑唆与玩弄所造成的。对“资产阶级”一词也一样。把现实社会中一切罪孽和黑暗，乃至自身的肮脏与腐败，一古脑推在它的身上，这是最廉价、最便当的自我安慰与统治法术。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究竟是怎样？他们一直是不清楚的。正像对“修正主义”一样，一个自命是成熟和郑重的党(且不说光荣、伟大、正确的自吹)，大张旗鼓地在世界舞台上大反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是什么？他们却一直弄不清楚。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听到有关冰心的一则谈话。据说(当是1990年前后)著名的中共理论大师胡乔木前往看望冰心。在谈话中，冰心问：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在这位尊敬的朋友面前，很坦率地说了大概是他多年来未曾说过的一句诚实话：“我也搞不清楚。”至于所谓“路线”与“路线斗争”，在中共党史上从来就是致对手于非命的欲加罪名，在文化革命中更是最滥秽的罪恶罗织。由9月18日—20日张春桥主持的造反派座谈会到《红旗》社论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为10月9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倒刘运动作准备的。社论还提出反对折衷主义，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之前江青就肯定地说：“总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义”。

 

周恩来在中南海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代表(906名)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口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对兄弟民族领导总要抱爱护态度。安排一些农奴主到天安门观礼，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有考虑的。”“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没收由公安局统一没收。”

 

10月4日

下午，周恩来、陶铸及军队负责干部向毛泽东汇报了文化大革命形势。毛作出决定：10月9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陶铸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三团体时，说：对省市委领导要一分为二，“黑帮”、“黑线”不要再用了，界限不好划。所谓“红五类”、“黑五类”，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听说有人要炮打东北局，东北局是中央派出的机构。如果他们是黑帮，我们就有责任了，就和我们连一啦！炮轰省委很必要，但不能只剩潘复生同志一个人。

联委会在清华召开第二次“向右倾机会主义猛烈开火——批判谭力夫大会”。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经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草拟后，林彪令交中央文革修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逐字大加修改。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曾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说：“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则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刘志坚的意见被拒绝。 

                                                         

[按]　在10月1日天安门检阅中，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对文化革命有许多框框，是压制群众。林下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紧急通知，让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按地方的办法进行。据此，军队院校和地方各级学校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黑材料”的热潮，加剧了群众的对立，一些学校开始出现打砸抢和武斗事件。这个《紧急指示》发出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都停止活动。

 

中央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师生10万人参加。陈毅作国际形势报告。叶剑英在会上原原本本地宣读《紧急指示》。并宣称：“让林彪同志做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林彪“身体也最健康”，“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他还说：“运动结束时再选举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

 

 [按]　叶剑英是老中央领导人物中支持少数派的极少数人物之一，大为毛泽东所欣赏。曾以“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句赠之。

 

晚上，罗舜初、赵如璋向北航“红旗”承认北航的多数派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罗答应帮助“红旗”战士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北航“红旗”于昨天夺得了部分广播权，今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战斗队”。

 

[按]　所谓战斗队、纵队、兵团是各单位成员中观点(实即利害)相同的人所组成的宗派组织，人数多至百、千数，少至一人。一个单位往往分裂为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组织，它们分别揪斗及支持本单位的某个领导干部，因而成为势不两立的对立宗派，演成各基层单位内通贯文革全过程，甚至到数十年后犹可隐约窥见的派性争夺。

 

10月6日

下午3时，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陶铸、张春桥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出席了大会。江青主持大会，并讲了话。

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及中共中央的批示。周恩来讲话：“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大会通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谢富治对北航“红旗”代表说：“你们坚持在国防科委斗争28天，做得对，干得好！”

北京大学路远、周闯贴出针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又有大字报针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题为《王任重，责任重》、《北大与武大》。

 

10月7日

中央军委发布指示：

所有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主席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领导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失责。

王任重在北京饭店接见华中师范学院七名工农学员，支持他们批评院文革和工作组的革命行动。

张春桥等接见福建部分学生，说：北航要求同工作组赵如璋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28天、28夜，不谈。我们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关锋表示支持学生回去坚决进行斗争。

北大、清华、师大等高等院校开始了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

北京街头和清华大学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

 

10月8日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站的权，并冲向八机部。

“联委会”在北工大召开第三次批判谭力夫发言大会。

地院“东方红”第三次冲击地质部，揪走地质部长何长工。

叶群仰江青之意，密令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江腾蛟，在上海查抄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家。所抄材料，先存放在毛家湾叶群家，后根据江青的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于是转存空军指挥所。材料经叶群亲自挑选，附有目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在叶群的监督下封口，送往保存。

 

    [按]　据《十年浩劫》，执行抄家任务的江腾蛟，在1980年12月1日，第二审庭上供认：叶群当时交待我说，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家，现在要抄回来。这封信是请郑君里帮她与唐讷取得联系。原来是1957年毛为李淑一题《蝶恋花》词，有怀杨开慧之句。“为此，江青放了一阵刁蛮，撒了一通大泼，宣称，你怀念杨开慧，我要想唐讷。”江青此事，或者有之。但所抄者，非郑君里一家，而是几乎所有三十年代同事，足

见所抄者原不止此信而已。

 

10月9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目的为解决各级干部问题。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七天，后一再延期。会议印发了林彪1966年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1至9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参考材料”之四是记录红卫兵“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材料有“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挖出了一批潜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扫除宗教迷信，捣毁教堂寺院”、“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等十项内容。据统计，全国各城市截至10月3日为止，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从城里赶走“牛鬼蛇神”39．74万。“参考材料”之五是《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国务院文教各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直属单位的人员中，被查抄的共1776户。这些部门在编人员总数为29975人，被查抄的约占6%。“参考材料”之六为《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材料有“小学教师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坏人坏事畅行无阻”等三项内容。“参考材料”之十三是《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

 

10月9日

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上，林彪讲话。他说：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的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但由于会议的头一个阶段就被认为“不正常”，即远非毛之所期望，故延期至二十天。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组发言，引述毛的话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周恩来同清华红卫兵几个组织的代表座谈，说：我在8月22日讲过了(指8月22日在清华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央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王光美该检查，但主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回校。周并明确表示支持三司。说：第三司令部红卫兵少数派我是最支持的。

李富春召见地院“东方红”，宣布已指令交出并销毁全部工作组整学生的材料，由何长工公开宣布为“东方红”组织平反。

姚文元在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中央教育部“8·18红卫兵总部”等五单位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万人誓师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北航“红旗”(“二司”成员)指责它为“假批判、真包庇”，冲击了大会。“二司”从此瘫痪瓦解。

 

10月10日

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在强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泽东著作时，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林彪这段指示被谱成歌曲，文革期间，唱遍全国。

曹荻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

何伟在教育部传达陶铸10月6日在接见教育部两派代表时说：我与何伟共事过七次，我是了解何伟的，何伟不是黑帮，何伟与陆定一没有关系。何伟在讲话中把这句话重复了五次。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往外交部搜查“黑材料”。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宣布周恩来指示：刘新权停职反省，工作组材料封存，等待处理。

王光美奉造反派命令，交出第一份检查。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同往最高法院造反。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院内广播台，并连续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北京各高等院校纷纷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谓“十月风暴”。

 

10月11日

《解放军报》发表《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社论，并广泛组织群众学习。

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简介

原编者按：解放军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我们向解放军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解放军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下面，我们从军训指挥部李政委的报告中摘录一部分，供大家学习。

学习标准：

一、                  四个无限

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二、                  四个最高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三、                  四个不离

口不离毛主席的话，手不离毛主席的书，心不离毛主席的思想，行动不离毛主席的教导。

四、                  四个一切

学习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

增强阶级感情，六个想一想，看一看：

一、想一想我国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看一看今天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会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二、想一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看一看社会主义时期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就会知道毛主席的书是我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宝书。

三、想一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看一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天所取得的光辉胜利，就会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得起斗争实践考验的无比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真理。

四、想一想马列主义的发展史，看一看今天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就会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的导师和领袖。

五、想一想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教训和苏联人民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生活，看一看毛主席领导下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就会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

六、想一想自己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长过程，看一看现在的表现和行动，就会感到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是最大的忘本。

以整风的方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根本的方法：

一、                  斗就是敢于上纲，在世界观上明辨是非。改就是立竿见影，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二、扫清四个敌人：学不怕破，亮不怕丑，斗不怕痛、改不怕难。痛快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

三、以革命英雄为榜样，以其豪言壮语作为催化剂，想毛主席的教导，英雄的行为，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三个首先、三个依靠与三个反复：

一、指导工作与改造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思想；改造下级与改造领导相比，首先要改造领导；改造别人思想与改造自己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自己思想。

二、依靠毛主席教导，依靠自己自觉革命，………。

三、对于毛主席著作要反复读，反复思索，反复实践。

学习毛著要学出“七新” ：

            认识上要有新的高度，

            领导上要有新的姿态，

学习上要有新的水平，

用字上要有新的成果，

要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适应新的形势，推向新的高潮，搞出新的局面。

干革命十五想：

渴时想想上甘岭，

饿时想想老红军，

冷时想想罗盛教，

热时想想邱少云，

革命想想张思德，

工作想想白求恩，

遇有困难想愚公，

艰苦奋斗想大庆，

平凡工作想雷锋，

“四高”想想刘英俊，

临危想想刘胡兰，

热爱人民想谢臣，

得病想想焦裕禄，

创业想想大寨人，

幸福想想共产党，

永远跟着毛泽东。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3月22日)

 

10月12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列举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十条成绩： 1．学毛著已成高潮；2．揪出一些反党分子；3．搞出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4．严重地打击了四类分子；5．冲击了当官做老爷的威风；6．已开始体会到大民主的味道；7．在党内、社会上是一次大清理；8．是一次很好的战备大演习；9．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一定会促进生产，促进工作；10．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这些小将敢闯、敢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吴德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几个月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里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坚决、最热烈、最积极地响应林彪号召，把活学活用毛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

戚本禹、关锋接见北航“工人赤卫队”、地质红卫兵时讲话：我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比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看得比较清楚。

 

10月13日

毛泽东接见在京部队的指示：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地包下来，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全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楚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组发言，他抱怨说：新华社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却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绝大部分不是军事记者而是军队干部，其中许多人是军队院校的干部)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北京各院校造反派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通过《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10月14日

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干部及会议各组组长开会。毛泽东作了讲话。毛认为会议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决定延长会期，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的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连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的进行。)毛泽东说：要有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以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了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谈到时间时，周恩来说：机关到春节，大中院校到明年暑假。)

 

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多数派里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

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余人在北师大再次举行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10月15日

东北三省造反派在京举行“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10月16日

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总结性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发出了对刘少奇新围剿的动员令。讲话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少奇与邓小平。

 

 [按]　在此以前，毛曾指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不许在社会上流播。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要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要周恩来前往劝阻。9·10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也提到禁止传抄。8·20以后北大贴出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毛令陈伯达于9·24前往阻止。这次由陈伯达在总结性的讲话中援引这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邓，说明毛在战略上的一个转变，现在他以自己为先锋，号召全国炮打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陈伯达的总结中还提出了反对高干子弟掌权的问题。“高干子弟要掌权”这个方针是邓小平在派工作组的同时明确提出来的。这种陈腐的封建门阀世袭思想完全是从维护既得的特权利益出发的。到了80年代初邓重新上台，这种思想用培养接班人的名义在全国广泛地贯彻实行，成为中国人民极端厌恶，广泛批评的败政。

 

陶铸对中南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说：“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批评我在六、七月份应当站在伯达一边，但没有这样，而是中间偏右的。”他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怕打乱旧秩序。”

由于邮电学院造反派师生的强烈反对，陶鲁笳要求销毁14日讲话的录音带被制止。

晚8时，聂元梓在北大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0月17日

江青委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时，王力讲话：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因向党委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档案材料销毁，“不论工厂、县以下单位、机关、企业一律适用。”对于工人调查材料，“利用抓革命促生产去阻碍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工人不准调查、不准交流经验，特别是在保证生产任务完成的情况下。”

何长工对抗军委紧急指示，与陶鲁笳商妥，将地质学院的“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转移到工交党委办公室。

 

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150万红卫兵。

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司”和北航“红旗”为熊复删除几条口号事件而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下午，清华大学出现“打倒修正主义的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晚，周恩来接见“三司”代表，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责任感，说口号是斗争得来的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陶铸出面为熊复保镖，认为这“是领导工作上官僚主义，失之于检查”，“青年学生动不动就是阴谋，哪有那么多阴谋。”陶还说：“就是那么大一点点事，就被什么人添油加醋！”

 

[按]　10月16日有关部门发布准备毛在18日第5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师生时用的标语口号，熊复在17日重新发布时，删除了“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四句。并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18日凌晨5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并加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一句。

 

关锋、戚本禹、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代表。指出最近有人利用林彪9．15讲话及《红旗》十二期社论，把斗争锋芒指向学生是完全错误的。军委关于平反的《紧急指示》不论机关工厂，一律适用。工厂、农村在保证生产的情况下，可以查材料，与学生交流。

 

10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暂时停止外地革命师生来京串连的紧急通知》。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团，肯定他们的三大组织大方向一致，在黑龙江干了许多好事。对刘少奇，不要到天安门贴大字报，即使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

长春市各大专院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吉林大学造反派进驻省委，与对立派发生冲突。

姚蓬子家挨抄。据传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接到一封署名几十个红小兵的检举信，说姚家藏有手枪。师院师生进行了查抄，无结果。

 

[按]　姚蓬子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兼课教师(主讲中国小说史)，非正式职工。姚蓬子，三十年代上海象征派诗人，作家。本名梦生，浙江诸暨人。1927年底，经潘汉年介绍入党。1930年3月左联成立，姚蓬子任执委兼总务部长，1931年协同丁玲主办《北斗》杂志，旋任《文学周报》主编，1932年，负责特科的潘汉年调蓬子任联络。1933年10月在天津被捕自首。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上刊登《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成为徐恩曾所掌握的中统特务组织的训练股干事。在徐资助下开设作家书屋。姚文元就是蓬子的独生子。

 

10月21日

周恩来接见外地赴京半工(农)半读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肯定以学为主的半工(农)半读，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没进大学文科，可能社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我看更笨了。”教育部的问题，根子在陆定一。

李作鹏将8月25日原海军航空兵政治部主任罗斌所写揭发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问题的大字报抄送叶群，影射贺龙是罗的后台。

《全国红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哈尔滨军工学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北京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造反群众进驻经委院内，联合成立“工委系统院校驻经委机关联络站”。

外交部抗议印度尼西亚迫害和驱赶华侨。

 

10月22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检讨稿的送审稿上批示：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2日上午4时

邓小平照此办理。

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检讨提纲》上作了多处修改和订正，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退还刘少奇，写信说：方才将我的意见同陶铸、富春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二司”所属院校多数派代表一百余人，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周鼓励他们开门整风，检查对待工作组及少数派的错误。并提倡步行串连。

大连海运学院15个学生组成长征红卫队，步行抵京，历时一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提倡步行串连，以减轻车船压力。陈伯达接见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十月下旬，北京大中学校师生纷纷组成长征队，步行外出串连。外地长征队也大批入京。

外交部为抗议苏联责令全部中国留学生休学一事，决定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27日回国。

 

10月23日

周恩来在有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与中央军委机关负责人及部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讲话：

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主动，亲临前线，解决问题，考验自己。作到：一、挺身而出，承认错误；二、支持左派，帮助中间、保守。三、处理档案，解放多数；四、先作学生，后作先生；五、站稳立场，坚持政策。看来运动还要有个高潮，你们要作好迎接高潮的准备。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这份检讨，作为会议文件之六发给与会人员。

邓小平也作了检讨。

 

10月24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10·16讲话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刘、邓作了检讨后，24日的小组会上，又经受与会者的批判、指责。谢富治在第五组的小组会上，攻击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又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又说：“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他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按]　江青原希望陶铸第一个起来表态发言，批判刘、邓，故亲找陶铸动员，为陶所拒绝。转而找谢富治，谢欣然应允。从此，陶则开始失宠，谢则益趋贵幸。

 

叶剑英在第二组会议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叶剑英接着说：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晚，毛泽东召开汇报会，在听取汇报后讲了话：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议是灌而不进。”“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接着他又埋怨说：“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找我。五九年一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办法的。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都不行” 。“ 进城后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二线更分散了”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 ，“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山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把刘、邓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有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红旗》杂志1966年第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中，宣传了陈伯达讲话稿中的几个要点。

就《人民日报》10月22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文，周恩来指示：

1、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的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2、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有决心，要有很好的准备。要组织好，不能说走就走，不是说     到哪里就到哪里。这里得有计划。

 

晚，电传指示：社论的徒步来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时，串连已成为狂潮。对社论

提倡徒步串连，红卫兵群指为取消或限制串连的阴谋，纷纷向《人民日报》指出责问。他们同时认为空校外出，特别是对正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多数派也可外出串连，会失去对象，实同包庇，故表示反对。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说：提倡步行串连是中央的精神。有人反映：多数派在社论发表后，纷纷往外走。这就成了搞空城计，为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这样两天就走完。代表们坚持要求陈伯达、江青接见。本日晚23时至翌日凌晨二时，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接见部分学生。重申社论是中央的意思，但有不周到之处，如应有计划，不一定全校都走。他力劝大家准备步行串连，这样有益于锻炼。愿意走多久就多久，可以一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错误的同学在步行串连中也将得到改造。

中宣部发出《关于处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该书可继续出售，售完为止。通知发至县团级，不在党内作正式传达。

中央组织部第二处以全体名义贴出大字报，罗列邓小平所谓的反动言行。

 

10月25日

毛泽东致电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赞扬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的讲话受到毛的批准，与陈伯达10月16日讲话一样，大量印发‚摘录如下：

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就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像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

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上发言，再次点名批评刘、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伯达同志)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犯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委屈情绪，为什么路线的制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路线错误，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候矛盾就转化。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者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就说穿，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会议，主要是他们二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化革命的创举，刘、邓想搞的冷冷清清。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无所不晓，他不作调查研究，竟乱决定。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其它无所用心。对群众不是接触的，对群众路线是不感兴趣的，可是什么事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榜。要同邓谈问题，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也在会上讲了话。

中共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决心。陶铸说：“组织几百人到中南海去，喊打倒刘少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

戚本禹接见了坚持在《人民日报》质问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表示赞成有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受蒙蔽的同学外出也有好处。可以走一批，留一批，自己讨论。

戚本禹对政法学院红卫兵讲话：最近我到高教部把教材看了一遍，有好多东西我看都是修正主义，那就越学越修。

 

10月27日

为纪念毛泽东号机车命名20周年，林彪书写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的题词。

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北师大“井冈山”指责由陶鲁笳主持布置的《大庆展览会》是抬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因而前往造反。陈伯达即表支持。两天后，戚本禹在接见该组织代表时，也赞扬他们“造得很好”。

地院“东方红”造反派四进地质部造反。

 

10月28日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各小组所提问题，经请示毛、林后，作出原则性答复。

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是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坐火车不要钱的权利，你们的民主真不少啊！我们那个时候，那有这样的大民主啊！总要还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在毛主席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可靠，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意见有缺点，可以写小字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动气，不还口，打伤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可就错了。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啊！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承认，不要参与，人选不当可以改选。

三是新华社、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你们不能干扰。那样就会影响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在毛主席领导下，将民主最大的扩大，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保卫民主。

再就是政策问题。比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罢，你们自己的领导可以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不能罢官。扣人、抄家不能搞，不是地、富、反、坏的人家不要抄，领导人的家不要抄，干部的家也不要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体罚。

毛主席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最通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提出许多精辟的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的，写了很多东西，如农业六十条，六二年工商业条例，六三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前十条，社教二十三条，八二决议，文化革命十六条等。掉队的人赶上去，有过的改过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到老，学到老。

 

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向全国公布了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被冲击，审查、批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除去私有观念的大革命，改造人的灵魂的大革命。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西、新疆师生代表，说：十八号主席接见，十九号就闯，中学生比大学生更会闯。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红卫兵一成立，就搞社会上的斗批改。

陈伯达就大庆展览给北师大“井冈山”一封信：“发现石油展览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检讨。”陈委托余秋里、戚本禹前往说明。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展览会的错误是“突出那些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陶鲁笳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陶的办公室随即被砸，抢走了部分文件。

国家经委造反派贴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的大字报。

人民大学召开十万余人大会，批判新北京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郭影秋。

北京大学召开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新北京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到会作检查。            关锋、唐平铸接见红卫兵，表示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是中央、主席的，表达有许多不到处。1、和两条路线斗争应挂起钩来；2、分期、分批没有提出来；3、要更稳妥些，当晚不发为好。

 

10月30日

陶铸在接见旅大市21名红卫兵代表时说：个别“学生右派”“顽固到底，后期处理。”在接见湖南赴京革命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代表时说：张平化已返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代王延春)，不再是中宣部副部长。今早已回去了，可以继续检查。“北京在10月5日以前，大概有800万人次来京”，“省委书记动不动就揪出来”。他动员大家，“回去干革命”。

长春某学院造反派冲进省委机关主楼，砸毁省文革办公室，省委领导四处避藏。至1967年1月25日被“一网打尽”为止，省委办公地址共转移了七次。

 

10月下旬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曾在哈军工任工作组长。)学生们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

 

10月31日

中央发布中发(66)535号《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通知》要求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师生讲话：“学生闹革命放假至少要到明年暑假”。

首都七万多人在工人体育馆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周恩来等参加，姚文元在会上作了《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提倡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反对折中主义，和事佬，骑墙派，影射周恩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先驱鲁迅》。

 

[按]　在毛泽东的政治与人生哲学里，尽管被涂饰上某种哲人的油彩，实际上，他一贯实行的只是简单的有利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实用主义哲学。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阴险诡诈和背信弃义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美其名则是革命的需要。从这种逻辑出发，他对事、对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用”。就以他最为得意之作所谓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而言，便是他成功利用广大民主人士，达到反蒋胜利的杰作。但是一旦胜利了，佛手一翻，便来了五七年反右，阴险诡诈、背信弃义的狰狞面目就原形毕露了。对鲁迅的态度也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证。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死去的鲁迅作出了无以复加的歌颂。说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另一处地方，他还不无肉麻地说，他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然而，到了五七年，毛泽东已经成为伟大领袖了，当年鲁迅那种“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仇蒋反蒋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充分利用完了，现在要的正是和当年的鲁迅相反，是对领袖驯服的颂圣。因此，当罗稷南在反右时向毛泽东提出“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呢？”时，毛泽东在沉思之后，回答是：“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1页)。同样的例子也见诸宋庆龄身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善良的人们看到这些材料总是触目惊心，认为很难想象。其实，古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利用是暂时的必要，固位保权却是不变的追求。在毛泽东的天下里，鲁迅当然只能坐牢，宋庆龄也注定要遭流放，不也是同样的例子吗？

 

周恩来在与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前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说，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虚而入啊。

 

10月

对贺龙问题“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

毛泽东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10月底

就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中央答复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按照《十六条》中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和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坚持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11月1日

《红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申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警告“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的矛盾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说：你们天津工学院的问题我不了解，你们不要往里拉我，我们不想参与你们的问题。

张春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中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北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时，说：不要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日本成立一股，很快就被扑灭；墨西哥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红卫兵不必有全国统一组织。

 

11月2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学生要贴，你没有办法。学生有些情况他不清楚。组织部是党的机关，要按中央的口径办事。”陶铸坚决反对 “把当权派和工作组等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于黑帮”这一公式。江青曾在一个会议上指责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当场驳斥说：“对我们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

中央组织部贴出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第一次出现打倒刘、邓的大标语。

北京部分工交系统高校学生召开揭发批判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1月3日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接见前，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谈话。还特别走到刘少奇面前谈了十几分钟。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各报刊登了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他说：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北京医学院几个学生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的秘书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外边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活动有联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陶铸并遣人抄去贴大字报人的姓名。

济南学生冲击省委召开的三干会，劫押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乘车赴京批斗。即所谓济南11•3事件。

 

11月4日

周恩来起草《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案)》，规定“凡属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 他在中央部长会议上说：

“处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工作组的档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档案，即使有问题，与工作组无关，留待以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反动档案(不属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组成专案进行处理。

(一)            处理档案的方针：

1、凡错斗的、错镇压的，都应该平反。这些人的材料都应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凡不影响群众斗群众，不影响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众。比如工作组对学生的讲话稿、报告稿、大字报等。

3、凡是能够引起群众互相斗争的材料一律不交，但应当众销毁。比如左中右排队、排错的、别人反映的材料。这是对军委文件精神的一个补充和修改。

(二)  各级党委应按此精神主动处理，承认错误。如果处于被动的，可按此精神和群众谈判；如果谈不通，可以交上级党委帮助处理。如果仍不行，就将此材料暂时加封起来，谁也不许动。现在各大学的主动权已经不多了，中学还可能有些主动权。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各省委、各个党委、各区党委都要过问这一问题，帮助处理这些问题，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来，你们才有可能脱开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说服他们不去占领你们的办公楼，才能将被动变主动。”

当时，为平反和销毁材料问题，几乎所有单位都发生抢档案的风潮，造反派与保守派为此发生武斗。

李富春接见轻工业部群众代表时讲话：谷牧是好同志，我们应该信赖他。薄一波一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5日

北京市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彻底平反。

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说陶鲁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要的不是罢官，而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北京一万五千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集会，欢迎被苏联勒令休学归国的留学生。

 

11月6日

李富春连续接见七机部“9•15”与“9•16”两派代表。七机部长王秉璋、副部长刘有光在座。商定两派平等辩论。所有文革材料均予封存。11月5日七机部曾发生造反派抢材料事件，两派对立益激。

刘志坚根据叶剑英指示，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备战状态的通知》，意在制止学生冲击。林彪把这一通知转送中央文革，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发。

 

[按]　当时各省市委领导均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往往避在军区机关办公。造反派群众为追揪他们，故屡有冲击军区机关事件发生。军事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紧急通知》下达后亦如火如荼发展，这些机关本身也日趋瘫痪。

 

上海各工厂企业职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谢鹏飞、叶昌明、岑麒麟、黄金海等三十余人集会，在北京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商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决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路线大会，“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分别来自国棉十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822厂、国棉三十一厂、合成纤维研究所、良工阀门厂、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上海五一电机厂、上钢三厂等十七个单位。

 

[按] 王洪文，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51年参军，在赴朝志愿军中担任警卫员、通讯员，1956年转业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保卫科干部。1966年6月12日，带头给党委贴大字报造反，11月6日，王洪文等造反派串连，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被选为司令。

 

11月7日

李富春接见七机部群众代表,说：抢文革材料是过火行为，中央不赞成，但也不同意是反革命行为。所抢材料有六麻袋、一个箱子，现在我这里。

北航“红旗”、轻工业学院“红鹰”等 “二司”造反派组织，发动“政变”，夺了“二司”的权，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受到“三司”的支持。

 

11月8日

毛泽东致电阿尔巴尼亚主席霍查，祝贺阿解放22周年。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接见三个司令部等部分院校红卫兵代表，讨论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要求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斗争。”周表示，有人给陶铸贴大字报，“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我不能同意这个口号。

陶铸在对北京党的干部讲话中说：“什么是保皇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陆平原来是校长、书记，党员有组织关系，党员对他不了解，当然要保卫。拥护党委，这不能说是保皇派。”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红卫兵谈话：鼓励学生进工厂去，工厂搞文化革命是个方向问题。至于怎么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

北大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                                                                                                                          

林学院红卫兵敢死队的李洪山，伙同清华、机械学院、邮电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原属多数派的学生，在林院秘密成立“一司联络站”。是晚，清华出现“刘少奇万岁”的大幅标语。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二百余人，在戚本禹通过林杰的唆使下，由谭厚兰率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然后开赴山东曲阜。

由一些合同工、临时工凑合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王振海等人为首。

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学员，不满李天佑、王新亭在该校的讲话，来京在国防部大楼前静坐抗议。本日，六百余人冲入大楼。陈伯达派张春桥、戚本禹持陈的亲笔信前往劝说学员散去。

上海“工总司”代表向上海市委提出(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等三项条件，限下午2时答复。

 

11月9日

在中越两党会谈中，周恩来说：“党内出现路线错误，我不能说没有责任。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正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现在有学校说我是折衷主义。那时中央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不提刘少奇、王光美，这是党的决定，当时应该这样做。”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据说达万人。王洪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曹荻秋拒绝到会。大会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造上海市委的反，要夺上海市委的权。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会议进行中，与对立派群众发生冲突，保守派两次冲上大会主席台。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工总司”到上海市委大楼造反，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并通知他们到上海展览馆电影院集中。到电影院后，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宣讲中央的有关精神和规定。“工总司”的头头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王洪文号召结队往北京告状。

王力、穆欣接见山东来京革命群众，说：山东省过去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近北京大学贴出林彪《论左派》是假的。学生应与工农相结合，是方向。如何搞，中央正在研究。

北航“红旗”学生组成小分队，进入北京光华木材厂，与厂方及工人发生冲突，11日曾一度停产。

 

11月9日—12月6日

    谭厚兰等200余人于11月9日到达曲阜，以受中央文革小组派遣的名义，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通当地学校的一些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了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向国务院提出了“抗议信”。从11月9日到12月7日间，谭厚兰等人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据统计：谭厚兰等人共毁坏文物6618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余幅，砸烂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余种。同时，多次围攻和揪斗省、地、县委领导干部，押他们陪孔子塑像

游街，“为孔老二送丧。”

 

11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原稿有“对于坚持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一句，王力将“党委”改成“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

凌晨1时，上海“工总司”决定组织一大批人，强行乘火车赴北京，向毛泽东报告成立“工总司”的消息，并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造反群众于是拦截京沪14次列车，造成沪宁线全线交通中断20多小时。数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成员发生冲突，是为“安亭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情况，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这一组织，同时派人送衣服食物，动员工人回厂。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致电工人极力劝阻，并通知说：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即派张春桥回沪，当面商量，妥善处理。

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电话：“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咱们保卫自己做一些联合，这也是许可的。”“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中央要好好想一想。”

             北京红卫兵和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等组织于本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体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连续两天，毛泽东第七次接见200多万红卫兵。他在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一些中央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他与林彪身着军装，持续六个多小时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分乘三千辆汽车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车队绵亘三十余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汇集革命师生三十万。11日下午，毛、林分乘敞蓬车继续检阅排列在长安街天安门东西两侧、长达二十六里的一百五十多万文化大革命大军。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起“红海洋”运动，即到处涂写毛泽东语录和画像。并用红色油漆涂饰墙面，要使全国一片红色。

 

11月11日

晚，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串连师生代表说：“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要冲就冲，要见谁就见谁。不见就不走。送材料我们有义务收，但不能冲。”

 

11月12日

周恩来对科学院串连队(多数派)谈话。当问及为什么多数人跟不上形势时，周答：“这些人有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蒙蔽了你们。党团员天真地认为党的领导人都是对的。你们所以落后是天真和机械。”

北京举行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出席，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

陶铸、汪东兴在政协礼堂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省委书记张仲良参加。陶铸讲话说“材料是工作组造成的恶果，应交出去。工作组整材料、排队是教条主义，从苏联搬来的，是特务作风。这次好多省委书记的官气打掉了不少，以后再订些条条，党内民主就有希望了。”

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等单位座谈，陈劝告工人不要成立“司令部”， 可以用”联络会”、“总会”等名称。

陈伯达、姚文元、王力、戚本禹、余秋里等在政协礼堂与50余名工人代表座谈，重申不要成立什么司令部。

戚本禹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代表。表示支持11月7日北航“红旗”另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行动。“如果多数人不要了，你们就解散。如果北航领导，我看他们还是较纯，坚持正确路线。”“你们方面有包袱，党团员较多，看到少数派过去都是表现不好的，现在就积极起来了，想不通”。

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8·27革命造反队”等)，听取安徽情况汇报时，谢说：“这种人对待贴大字报的人是一种反动行为，是白色恐怖”，“恐怕是全国第一的了。”

戚本禹、王力接见重庆市中学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王力讲话肯定告状是革命行动，说：重庆同学反映：当局“动员同学家长，向家长施加压力。凡支持革命学生行动的家长，就受迫害。或强迫家长施加种种压力，甚至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极端错误的。”戚本禹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领导，而不是指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

师大“井冈山”、“新北大”等学校相继举行揭发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

大群保守派工人，驾车捣毁了设在北京市委大楼内的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

张春桥于11日晚10时乘专机飞抵上海。在离京前，陈伯达把中央致上海工人的电文原稿给他；陶铸又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决不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这次行动。张春桥抵沪后，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会见，驱车迳往安亭，先与潘国平、王洪文等头目开会，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王洪文提出五个条件，要求张春桥表态。(1)“工总司”是否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否是革命行动？(3)安亭事件由谁负责？(4)能否满足让曹荻秋公开检查？(5)要求为“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张应允在工人撤回上海后，明日(13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明确表态。在王洪文等陪同下，张在安亭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于是大部分工人在王洪文、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率领下返还上海。另一部分工人坚持继续北上告状，在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工人)、耿金章等率领下赴京。

 

11月13日

陈伯达向负责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的谷牧提出由中央文革所拟定的开展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十二条草案)，其中规定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下午，约10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　这是应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接见就坚决不走的要求，由萧华提出建议，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意，林彪批准后举行的。萧华主持大会，陈毅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陈老总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要顾大体，识大体。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那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说‘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是错误的。”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徐向前在大会上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在大会上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贺龙讲话，明显地心怀顾虑，只是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串连十点建议。在会议进程中，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学员李基才提出纸条，向萧华询问“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当即喝令李基才站出来，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讲话，不是谁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谁愿意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这就是我的回答。”会后，李基才被打成反革命。此即所谓十一月黑风。

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研究了潘国平、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曹荻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陶铸。陶、曹一致同意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张春桥亦亲自与陶铸通话，并表示按陶的指示办。

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大专院校学生座谈，态度完全改变，他说：“工人起来究竟怎么搞，正在研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六月份下半月到七月份上半月，攻陈伯达同志主要一条就是生产，这一段生产确实有所下降。”八月份生产又有所下降。“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张完全同意“工总司”所提五项要求，当众签字。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按]　安亭事件之处理，张春桥置华东局与上海市委于不顾，亦不遵陶铸与陈伯达临行前的指示原则，临时改变态度，并先斩后奏，且立即得到政治局常委会之批准，老奸巨滑的张春桥，绝不敢擅权如此。当是张春桥已取得密旨，故得肆行无忌也。在此事件以前，张春桥、姚文元不过是依附江青而进入中央文革，以舞文弄墨、陷人以罪而擅名的新贵，尚无基础与实力可言。安亭事件及随之而来的一月夺权使张、姚抓住了有影响的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大权。从此，以江、张、姚、王为帮，利用上海宏厚的地方实力为基础，上通毛泽东，外结康生，把持中央文革的文班子正式形成，与林彪的武班子相互勾结利用、排挤斗争，成为左右中国政局几达十年的内朝势力。

 

周恩来在《情况反映》上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李葆华、李任之两名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周恩来在首都高等院校代表紧急会议上宣布：大专院校放假闹革命，可能要到明年暑假。来京串连人员一天二十万，负担沉重。想把免费乘火车、汽车、轮船暂停一个时期，明春再行串连。他希望作好接待工作，北京学生也不再外出。

江青接见北京部分中学生代表，着重讲了阶级路线问题‚她说：

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同志们的确应该关心重视，务必充分注意。要说阶级路线，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在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问：有成份论、不惟成分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表现。

 

戚本禹、姚文元接见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分成员。希望他们赶快回上海，张春桥去上海后，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斗争只是一个序幕，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文化革命总的战役要搞几十年，几百年，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陈毅在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今天是红卫兵宣布结束的日子。”“红卫兵自动取消是一件好事，是根据中央指示办事的。”“自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但我不愿意做和事佬。”

北京文艺界批斗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蒋南翔、杨献珍、陆平。

 

11月15日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富春等接见步行来京串连的三十多支长征队。周恩来讲话：“进行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连，好处真是多得很！”“我们希望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学习你们的经验，今年冬天试行，明年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连。”

周恩来接见“首都红卫兵高校总部”代表(“一司”)，鼓励开门整风，“保守也不是固定的，要分化的。”

有鉴于运动轰起，工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计委负责人余秋里在写给李富春的报告中指出：拟在即将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同时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这一极端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下，到十一月上旬，从中央到地方，工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卷入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厅、局以下生产指挥系统失灵。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中，不少领导干部都靠边站，部分企业领导班子瘫痪。因学生下厂串连而发生争执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厂矿导致停工停产。各地机械工业制品大量减少，不少工厂生产设备维修被搁置。铁路待运物资大量积压，运输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开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有些地方工人擅离岗位，集结到车站强行登车上访。上述情况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运转已受到严重威胁，工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十年后的评说》第45页)

 

康生率中共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返抵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有同学反映：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11月3日发布66纠字第四号通令，与公安机关配合，把乌市五类分子、牛鬼蛇神赶往外地。

王力、戚本禹接见工人代表，说工厂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在本市范围内工厂之间串连是正常与完全必要的。

张春桥与王洪文在苏州会见坚持上京控告的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员，重签五项类似条款。并迫使曹荻秋至苏州。曹荻秋、韩哲一被迫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但两人均声明保留意见。张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指13日下午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点要求)，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①

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写信给林彪，对林9·18在军事学院的讲话提出尖锐批判。 

北京市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连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职工，组成以时传祥(全国劳模、北京市清洁工人)、张百发(劳模、建筑工人)为领导的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拥有成员号称三十万，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对刘少奇进行批判。

 

 11月15日至17日

安徽合肥保守派群众以抗议“八·二七”造反派拘留李葆华(省委书记)为名，冲入省委，与造反派冲突，数百人受伤。

 

11月16日—至12月6日

工交企业座谈会召开。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五个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干部。座谈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会期五天，实际上延至二十天。周恩来说：当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会时，“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周恩来说：“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当林彪问他会上“有几个通的？”周恩来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载《十年后的评说》)

 

11月16日

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未参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关于张春桥所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21起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外出串连，并创造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准备。

            中共中央发布中发(66)553号文件：《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它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集中央、市党政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及军事单位负责人开会，紧急布置接待外地来京串连人员的工作。11月10日、11日以后滞留在北京的人员尚有225万。这以后每天以20万至29万的数字涌入北京。接待工作已成为沉重的负担。周还说：“小学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一定的时候要开学，有的已经开学了。”

陶铸、谭震林接见山东学生代表时，陶竭力保护谭启龙，他还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在接见辽宁大学学生时，他说：“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人，还上了天安门，毛主席还对他们推心置腹”。“这个路线(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中央发布的，在一段时间(五十天)省委能不执行？如果你们接班了，你们当了省委书记，能不执行？……党章是那么规定的，这是党的纪律”。“人家以前是革命的，这五十多天犯了错误，就说是修正主义，那不合适嘛，不[当]然他就不服气”。“不看整个历史，有句错话就记下来，你说几句好话不记，只记一句坏话，记上几十次就够了。”

戚本禹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讲话，他说：“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上海市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他们成立，有的几千人，几万人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我教你们办法，……你们把3000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他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就不走。”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余名学生，要求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遭到拒绝。他们翻墙而入，受到本厂、其它工厂工人及“二司”纠察队的围攻殴打。

 

11月17日

陶铸在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各大专院校代表时说：“你们方向对”，你们由少数变成多数，因为你们方向对，你们是正确的。“你骂他一句，他骂你两句，那是蠢夫的事。”“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王明的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5月16日至现在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都烧掉，凡是文化大革命的就烧、烧、烧，都烧了你们就放心了。”陶批评被造反派劫持来京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俞屏执行了错误路线，应深入检查改正。

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人民日报》唐平铸、北京市委刘建勋等人，将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交工人代表座谈会讨论，征求意见。下午，陈伯达、王力、戚本禹、唐平铸、刘建勋等又接见十二个厂矿少数派代表，就少数派被打情况，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要按国法党纪严肃处理。

姚文元、王力接见杭州丝绸厂来京告状的2000余名工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指责副省长刘剑执行错误路线斗群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应该一律平反，公开检讨。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禁止私自抓人拷打，私设公堂监狱。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重要通告。

陈伯达、王力与第一机床厂工人座谈，说，应开门让学生来。不准扣工资，不准打人是保护少数的措施。5·16以来整学生、整群众的档案全部销毁，偷藏要受处分。本月下旬，一些学生组织进驻该厂。

关锋、戚本禹与山西革命群众代表座谈，回答了提出的有关问题，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热情。

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报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与问题。

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声明王任重这几个月的工作情况，没有在中央文革讨论或汇报过，对王有意见可以批评。当学生说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时，关、戚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自己起来造反，你们(学生)要和他们结合”。

聂元梓受江青的秘密派遣，率孙蓬一、李某某至上海，与张春桥联系，煽动学生，以抓上海市教育卫生局长常溪萍为突破口，攻击上海市委。(常曾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

伊林、涤西将致林彪的信印成传单散发。他们因此在12月中旬被捕入狱。

 

11月19日

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及高校造反派学生，说：“你们要会做工作。不然，你们坚持二十八天(指坚持见国防科委赵如璋、罗舜初一事)的名誉就要受损失。你们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人家认为中央文革，首先是陈伯达支持不对。”江青表示，她如果不是主席的老婆，她会同造反者一起参加绝食静坐。她说：“现在第三司令部似乎分裂了”(指开除周永章)，她要求善于团结大多数。她赞扬造反行为说：“你们这样的乱，越乱越好。没有乱，哪儿来治。”关锋讲话：“希望你们能站得住，……注意团结。”“你们不希望我们垮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垮台对你们不利，你们垮台对我们也不利。”

王力、戚本禹、曹轶欧与来京小学教师座谈。王力说：小学开不开学，我们还要研究。王、戚还提出：西南区与重庆市该轰，轰得不够。

陈伯达等查看了“西纠”在北京六中内所设劳改所，严厉指责劳改所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致伤人命的暴行，责令立即解散。

 

[按]　所谓“红色恐怖”，武斗风盛行，原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倡、公安部长谢富治直接纵容所造成的，而充当打手的主要是自命为有“革命”血统，阶级感情最炽热的高干、军人子弟。但随着揪“走资派”、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展开，这些干部子弟的父母已相继成为揪斗对象。他们在失意加上绝望的情绪支配下，一面把所谓牛鬼蛇神等“阶级敌人”作为泄忿的牺牲品；一面则萌发反对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行动。开始出现所谓“十二月黑风”。

 

王府井贴出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要一分为二》。部分高干子弟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从11月8日开始，二十天来，连续四次发生抢砸第三司令部事件。此风且波及外地，三司驻外地的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殴打、砸抄。

谢镗忠(文革小组成员)与北京京剧团谈话，透露北京京剧团将编入解放军编制，树为样板团。并批评18日与介入该团的“三司”武斗很不应该。

 

11月20日

陈伯达、王力、关锋、刘建勋(北京市委书记)在政协礼堂接见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来京上访人员。提出：(1)禁止擅自拘留、私设公堂、拷打；(2)所有携带凶器必须上缴。

 

 [按]　时，红卫兵组织动行拘捕，自设拘留所，进行拷打，武斗大行。每个单位分裂成二个以上的对立组织，抢夺材料、设备，亦常常发生争吵殴斗。来京串连上访者亦各与一派挂钩，介入居留的、或联系的单位。如安徽的“8·27”人员住在七机部，即同七机部的造反派“9·16”派联合，与“9·15”派冲突。在一些互不相涉的串连人员之间，也往往因生活小事分成二帮，演成互斗。商业部招待所东西楼之武斗，就是一例。

 

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受到中宣部部分干部的围攻反击。12月1日，陆又贴出第二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旋被迫返沪，于1967年2月12日病死。

北京一、三司令部与大连海运学院 “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等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表示支持。

 

11月21日

陈伯达又一次到北京六中，再次命令由公安局协同解散“劳改所”。

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精神时，重申：刘邓路线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关锋、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三司”、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筹备召开“反修大会”①的成员。说：10月份以后形势起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风，要制止。

 

11月22日

李富春向谷牧传达了毛泽东听汇报后有关工交企业文革的指示：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内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谷牧前往津、沪、沈，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张春桥接见上海及外地造反派时说：“最初我是支持抢(材料)的，第一抢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后来一想这事被动。”对于罢官，毛主席最近有新指示，“不要急于罢官”。“一罢官，双方都泄气了，没劲了。”

中宣部邢双合等在部内贴出第一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

 

11月23日

陶铸对中宣部运动作了三点指示：

1、总的来说，中宣部执行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2、受到一些错误路线的影响，多大？可以讨论；

3、李剑白，许以倩在总务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铸召集文教口负责人，布置恢复文教部门党委的“领导”，要他们“先成立临时党组织”，“把党委的旗帜打起来”。

萧望东挨批后，怨怒难禁，陶铸鼓励他说：“老萧，不要紧，要垮我们一起垮。”

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说：“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11月24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交企业座谈会转就陈伯达所拟《十二条(草案)》进行讨论(后修改成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五条规定)。本日，与会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牢骚满腹，情绪冲动。周恩来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

经委生产局“长征战斗队”、“红卫兵”、“星火战斗队”联合查实，1936年《华北日报》上有薄一波、安子文等所登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

“西纠”捣毁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11月24日、26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给西北局、东北局起草就刘澜涛等出狱问题的调查进行劝阻。批复电文由周恩来亲拟并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批复电文时给毛的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得到毛的同意。

 

11月25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说：“刘、邓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刘、邓思想，谁都有。”

上海诸院校师生与外地来沪的红卫兵一万五千余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晚，“西纠”又一次冲击“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造成流血事件。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接待陆续来串连的师生人等九百多万人次。

 

11月25日、26日

毛第八次检阅红卫兵，并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

 

11月25日、29日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为什么仅只支持“三司”？宠爱北航“红旗”？揪住工作组不放？等等。“八一野战团”亦贴出《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指责中央文革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6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会议厅接见西南来京联合告状团的四十名代表(大中学校师生)。会上，有人反映李井泉在重庆警备司令部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韩久太、梁大门为指导员，与“八一五战斗团”(前“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造反军”)对抗。李井泉说：“你们去冲吧！他们不敢搒你们这支部队。争取十天扭转局势。”

上海保守派工人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筹委会，会众声言80万，提出：(1)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协议”。)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11月27日

“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出席并讲了话。

江青在会上说：

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正象他理解你们一样。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做了那么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妥当，你们有权利批评我。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我咀里说出来就提高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一小撮人，他是当权派，他掌握一部分政权，因此要摧垮他！

周恩来在会上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的最少的一些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另外，他们经过我们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周恩来、陶铸、叶剑英、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张春桥等中央和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来京造反派人员。周讲话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坚持不改或本来就是三反分子或两面派，就超过了内部，成了敌我矛盾。

关锋在江青的授意下以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指责陶铸，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立即将信转送毛泽东。

陈伯达、关锋在北京钢铁学院向钢院、地院、林院造反派讲话：要求注意工作方式(主要是学生进入工厂，与工人发生冲突，影响生产)。因“你们做的事情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首都“三司”召开工作人员及所属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11·27—30)，讨论目前形势及今后任务。陈伯达接见了到会成员及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组织的代表。

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剖析戚本禹同志讲话──评戚本禹同志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的大字报。

“捍卫团”贴出《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是一支生力军》的大字报，攻击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向上海市邮局报刊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红革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第9期，载有《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要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即由邮局将两种报纸一并投送)。理由是《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进行“消毒”。

 

11月28日

毛泽东致电霍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

全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京召开，陈伯达致开幕词，说：在坚持文艺革命方针，而与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争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周恩来讲话，说：几年来文艺革命的“伟大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他检讨自己“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他着重吹捧京剧现代戏的“伟大的世界意义”。江青在会上讲话，号召揭发清算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江青的这个讲话是经毛修改定稿的。谢镗忠、吴德相继讲话。 

中央军委宣布，任命江青担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北京京剧一团等四文艺团体列入解放军编制。

国务院致电成都声言欲来北京请愿的工人，欢迎派代表来京(大厂二至三人，小厂一人，总数不超过三百人)商谈，不要影响生产。

北京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在北大附中召开秘密会议，酝酿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成员多为政、军干部子女。由北大附中学生牛皖平任司令，宫小吉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

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属红卫兵“第二司令部”)联合了十几个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对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对“二司”代表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

 

11月29日

陈毅、叶剑英再次接见军事学院学员。会场上张贴大标语，声言批判陈、叶在13日的讲话。陈毅在会上重申：“搞路线斗争不能简单化、扩大化。”“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陈毅、叶剑英等13日和29日的两次讲话招致了江青及军内造反派人等的严重不满，指责其为“镇压群众”。军内随即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要求他们公开检讨，接受批判。

晚10时，“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三百余人，冲进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同发行，以“彻底消除《解放日报》所散布的毒素。”(该组织在27日即已向邮电局提出此项要求，28日又向市委提出，均遭拒绝。)

王力接见福建崇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场邱学锋，说：“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希望你能回农村把革命的火点起来”，“把一个县搞得乱乱的。”

 

11月30日

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出电报，劝阻对赵林出狱一事进行追查。

晚，国务院在工人体育馆召集外地来京串连工人开会，周恩来、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等出席。陈毅作时势报告。周恩来原拟在这个会上由刘宁一动员外地来京工人返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29日下午刘的讲话稿被陈伯达否定，故临时改请陈毅应付。当场造反派对陈讲话内容提出反对。指陈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北京林学院李洪山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字报。林学院“东方红”立即查抄了李洪山所属的“红卫战斗团总部”及广播站。

“一司联络站”继11月28日联席会议后，于今天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当前的运动是群众斗群众，江青是左倾路线，并提出要为谭力夫翻案。

进驻《解放日报》的上海市“红革会”红卫兵提出三条件：(1)将《红卫战报》夹附在30日《解放日报》内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必须立即转载《红卫战报》所刊《〈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3)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有关指示告诉“红革会”。报社当局予以拒绝。“红革会”在报社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工总司对“红革会”的行动表示支持，赤卫队游行示威，表示反对。

 

11月

陶铸在十一月间召集部分省市书记座谈会，提出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按“四清”部署分批进行，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业余闹革命，林彪批评是以生产压革命，将座谈纪要否定。

江青电话指示地院“东方红”：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

 

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暂行停止串连。

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二、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按前条办法)，也必须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三、解放军派出的人员，对已被接见未离开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仍应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应热情地帮助他们安排好参观、学习以及尽早离开北京返回原地的计划。要对他们负责到底，直到把他们送上火车，欢送他们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须在北京车站中转的，也要开给直达票，按照车票上的规定的车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车，不要延误。

五、徒步长征来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并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说：“下一步运动的形势，要从大中城市转入农村，从学校转入工厂，从上级机关转到下级机关。”

戚本禹在故宫讲话，指责解放后故宫成了一个宣扬封建毒素，宣扬地主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阵地。他称赞师大去曲阜孔庙造反造得很好！“他们还要挖孔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伯达同志说可以挖。要把孔子的庙办成阶级斗争的展览馆。”

林学院“东方红”和外地来京学生联合与李洪山进行辩论。李洪山声称赞同谭力夫的某些观点，认为各院校组成各种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他指责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也贴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

由临时工、合同工组成的“全红总”三百多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礼堂，提出了许多关系到他们的经济与权益的要求。

上海“工总司”王洪文率造反队伍进驻解放日报社，支持“红革会”，在报社成立“火线指挥部”。

 

12月2日

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重申解放军冲中南海、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应该受批评的。他对群众组织林立(北京大学有87个组织、兽医大学有60余组织)、互不团结，以及在批斗中发生的极左现象也提出批评。

谢富治、刘宁一(人大副委员长)在政协礼堂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谢富治说：“安徽从8月26日贴大字报，以后延续不断，15、16、17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听说24、25、26又有些工厂斗争了工人，这是不允许的。”刘宁一说：“一切革命群众自发的组织都是合法的”，但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内部矛盾。他们都动员外出人员返还原单位闹革命。

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建议他们利用当前大好形势赶快回重庆去战斗，批判以任白戈为首的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等几个战斗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李洪山亲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指责中央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不踢开哪行？不解散哪行？他声言：已联合五十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党”两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上海 “赤卫队”总部印发《四点意见》的传单：           

 (1)《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是错误的。

(2) 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3) 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4)“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

“工总司”亦针锋相对，提出四条，与“赤卫队”对抗。双方组织队伍，游行示威。

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名义打电话指示：

（1）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

（2）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

（3）可以公开发行；

（4）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16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据本月14日总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的讲话中提及：十二月二日南京军区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荣复转退军人组织，其它城市也很多。上海警备区被冲击得很厉害，故提出三条，经林彪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

周恩来接见四川工人造反派代表，省委书记廖志高在座。周对工人抢车来京及廖志高被压承认抢车是革命行动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具体问题回四川解决。并对廖说：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对你们这种作法，我们感到恼火。

 

 [按]　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实已全部瘫痪。地方领导人员受中央与地方、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埋怨夹攻。中央认为他们领导无力，把矛盾上交；群众对他们的权威根本不承认，自行其是；造反派把他当走资派批斗，保守派怨其不敢挺身支持本派。因此他们既茫不知所措，又无能为力。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李富春在政府部长级干部会上讲话，就工业十条草案精神作了说明：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学生一起来必然影响工人。有了十条好办事：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串连，但不是强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了这几条就不怕了。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学生代表。学生要求揪斗曾派充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并对陈毅保刘表示不满。

上海“红革会”红卫兵用武力封闭了《解放日报》，得到了“工总司”和外地赴沪串连的造反派的支持。“赤卫队”高喊“要看《解放日报》”等口号，向报社冲击，试图攻下报社，两派冲突持续了两天，双方各有少数人受伤。受江青指使来上海策动造反的聂元梓极力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

 

12月3日至4日

江西南昌市退伍复员军人“8·1战斗团”、“南昌市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捣毁了北京学生南下串连的分队等造反派组织。

 

12月初

“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到北京要求陶铸表示意见。

 

12月4日至6日

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与农村十条时的一些指示①：

            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林彪说：康生同志最近和外国作家谈起资本主义如何复辟的问题，说：复辟可以从政治上引起，也可以从经济上引起。目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形公实私，形新实旧，形社实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它不变？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来有了苏联，才引起我们的警惕。

 

12月4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谷牧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会上印发了汇报提纲。谷牧在汇报中说：首先应当承认，干部当中的抵触情绪是确实存在的，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消除干部的抵触情绪。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要从工交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三个特点：一是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二是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三是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他说：《工业十条》照顾到了一些特点，因此大家同意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谷牧提出三个问题：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员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到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谷牧还反映了两个重要情况和要求：1、大家担心厂矿派别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做好下厂学生的工作，向他们交代政策。2、工交企业各级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反映出来的问题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认真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鼓励干部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决不能让工厂里党的组织中断工作。他请求中央批准，进一步落实各级领导机构中负责抓生产的班子，把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生产指挥系统尽快建立起来。

 谷牧的汇报，遭到围攻。江青率先攻击工交系统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发言“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然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 “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 “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总要有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党团组织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考验。”王力说：“提纲是集中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据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1966年12月10日反映：“天津市委领导核心处于瘫痪状态。”文中说到1966年12月4日，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对记者说：“现在书记处领导很困难，谈不上核心不核心的问题，只是唱‘空城计’，都是‘老弱残兵’，勉强守摊子。”“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市委领导干部根本没有坐下来很好地学习，现在领导层的思想很乱，有许多工作推不动，是处于应付状态。”“我打算坚持一月半月，等中央派人来加强领导再讲，尽量维持现状，不再犯错误。”

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说：告状是许可的，派代表来嘛！能在当地解决的就在当地解决。

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力群等被红卫兵劫持，去向不明，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立即将人找回来。

清华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同时清华与北京市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标语，矛头直指林彪。

首都三司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2·4大反击大会，广场四周贴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等口号，宣传车在全市呼号，对所谓“十二月黑风”进行反击。

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合同工、临时工造反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

四川重庆“工人纠察队”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与“8·15”造反派冲突，二百余人受伤。

 

12月5日

李洪山等集合清华、人大、林院二十三个学校的145人，举行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李在会议上宣读了《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一文，并计划在十二月九日上街游行。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正式成立，发布宣言。主要参加者有钢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八一学校等七十多所学校的四千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高干子弟。“联动”成员、京工附中学生邹建平爬上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报纸刷成一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立宣言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联动”同时发布秘字003号文件《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表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其它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全国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经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参加劳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压迫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下面是一封“联动”分子的恐吓信，写的时间虽晚在67年4月。然颇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思想与心态，转引如次：)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4月13日，你们居然践踏了十六条，对彭小蒙、宫小吉两位革命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简直猖狂到了极点。

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干部子弟，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下次再开4·13类似会议，我们老红卫兵可就不客气了。

打倒“红色”地主！

打倒“革命”资本家！

不许崽子翻天！

坚决击退崽子的猖狂进攻！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一O一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联动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于12月5日组成的。这些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运动的漩涡，有过狂热的举动。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出人意料的发展使他们渐渐清醒。”“决不能说联动当时对一切问题已经认识清楚。决不能说联动当时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联动难能可贵的是，它比较自觉地反对冲击和打倒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定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它的工具三司。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这与它走在时代前面相比，不能不是极其次要的了。”(第160—161页)王书在第158页注①中，提到运动初期的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这是符合事实的。反过来说，多数派侧重于保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多数派的骨干本身便是高干子弟，即自命为“自来红”的老红卫兵，进一步演化为“红卫兵纠察队”、“联动”。他们在红色恐怖中所犯下的罪行是不能否认的。当文化革命继续发展，毛泽东顽强地、不顾一切地坚持用群众运动来打倒刘少奇，达到他党内斗争的目的时，这些青年左派的父兄由于习惯地执行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被揪斗。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醒悟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先锋。这些当年的小衙内（如今的太子党）今天都已经是掌握全国党政军商要津的接班人。其中自有少数的佼佼者，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暴冲洗下真正的觉醒者。但是更多的却始终不改其八旗子弟的气质，至今仍是为广大百姓侧目的一块腐肉，当年的作为和今天的恶迹都不过是在拼死追求自己的荫官世禄，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现实。

 

陶铸、汪东兴在政协礼堂接见江苏造反派赴京代表，省委书记许家屯被代表挟持同来，会上达成八项协议，包括制止群众互斗与平反等诸问题。

             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的头目把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领导人揪到解放日报社进行批斗，迫胁他们同意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群众的要求，批评了市委。上海市委在本日不得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四项要求”的第二项是：“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它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是：“《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作出公开检查。”“三项决定”包括：“《红卫战报》第9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社论底稿修改稿和其它材料、指示、文章”等等。

 

12月6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总结讲话，对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作了彻底的否定。他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昨天的会把工交会议原来的一套完全打乱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下去，坚持下去。林彪说：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强调要批判当权的党。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是关键问题。又说：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

陈伯达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力等严厉指责、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9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变成了不许革命。”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主要的就是讲生产，写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红旗》第9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这句话就是陶铸坚持要加进去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康生插话：“工厂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走资派？”张春桥则就处理安亭事件指责陶铸。陶铸被迫作了“检查”，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责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还说，他不主张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这一切都是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余秋里、谷牧等也谈到：“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谷牧与与会的李先念、徐向前也作了检查，承认堵、压了群众运动。

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联系康生四日的讲话，说明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过实行供给制的问题。

[附]毛泽东《论供给制》

    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高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按]　这一段毛泽东的讲话，传抄本但著66年12月而无具体日期。考江青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专学校造反派代表时，曾透露：“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12月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亦提到：“现在要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王力《反思录》亦记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可证这一段话当即本月初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即彻底消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以后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想法是从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的幻想剧中开始提出，在实际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暂时作了些退缩与收敛；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重提起来，并一直成为毛进行他所特有的“土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追求目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权利”这样一个似是而玄的概念，本是对拉萨尔的批判。毛泽东并没有读通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正如胡绳所说，把自己站到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拉萨尔的立场上。而据说就是用这样一种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峰。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指出：“毛泽东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了他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想的、理论的根源。”(修订版第441—452页)这样笑料式的悲剧，竟然发生在拥有四千万“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自命为成熟而且“光荣、伟大、正确”的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毛泽东《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①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那是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地区)，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协礼堂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代表团反映对十二条不满意。担心“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表示：十二条要大修改。反对的人说是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少了。“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他要求上海工厂为他提供适合需要的报告和材料。同时指出：“目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11月26日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串连，本日正式成立，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与“工总司”相互对立。

“首都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组成赴京告状团，指控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后，各省市类似的赴京告状事件接踵发生。

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

  “联动”分子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就揪斗老干部问题进行

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揪斗老干部。

 

12月7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科学院京外单位造反派代表。代表反映：他们的领导公开对抗十六条，转移斗争大方向；定调子、划框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封锁消息，使互不通气；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挡箭牌，进行压制；害怕群众；不执行中央批转的军委指示。周表示：支持他们的串连等造反行动。

陶铸接见1965年大专院校在京毕业实习生代表，同意他们回原校闹革命。凡65年大专院校毕业还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和参加四清的，原则上有权回原校搞文化革命。

谢富治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意见，就公安工作，拟就八条(即后来的《公安六条》)，致信张春桥，征求意见。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与邮电科学研究所两派代表谈话中提及：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有人把矛头指向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人说谭力夫的发言好得很，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江青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清华大学有人贴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吗？”“有人想在北京挑起更大的武斗。”

在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被委任纠察，与蒯大富、聂元梓所属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晚，廖承志接见他们，进行了长谈，表示安慰和鼓励。

地质学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联动”分子再次聚众至“第三司令部”辩论，受到“三司”三千余人围困，最后由周荣鑫出面劝解始得脱归。

 

12月8日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代表时讲话：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劳动部党组负责人郗占元、中华全国总工会马纯古联名于12月6日向李富春并中共中央送上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谷牧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同工问题。本日，经李富春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工人群众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力，允许工人串连、甚至必要时还可派少数人来京向上级反映情况。故规定中虽有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条文，实际上不能遵守。

由于7日发生的冲突，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对立各派代表时，肯定“三司”、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首都兵团二司造反联络站”等组织是经过七个月考验的左派。对多数派则要求他们开门整风，改正错误。并说：现在有一小撮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贴出大字报《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说：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北京“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高呼“刘少奇万岁！”

中宣部对陆定一开始拉出公开批斗。嗣后，批斗成为家常便饭。陆定一曾向中央写信控诉：“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次(三万余人)，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着就无法行走。”

 

12月10日

周恩来在有工交座谈会成员及被揪来京的省市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保障交通、水电供应。

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部分军事院校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关于要求对李基才平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冲国防部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讲，就是反革命。”“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偏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在军内不存在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

上海市委公开发布(沪委(66)第12号)通知，确认“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为革命行动。曹荻秋被迫签字。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派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说北大“井冈山”反击“十一月黑风”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人厌战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

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决定成立王光美专案组，成员有谢富治、江青(后改汪东兴) 、萧华、叶群、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历史进行审查。

关锋在接待人员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形势大好，其特点是广大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和工人相结合。“对‘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我们是支持的，但从来没有在背后指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有一批学生来责问，到底十二期、十三期谁对？我们说都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的确有。有反对林副主席、毛主席的标语。”学生武斗，“是有老子在幕后指挥。”

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批判陈伯达、江青。

清华“八八串连会”发起批判易振亚等。

上海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封闭《解放日报》的胜利。曹荻秋在会上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同日，“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创刊，在创刊词中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的大方向。”“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赤卫队”的报纸《革命战斗快报》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点要求与工总司的四点要求。

 

12月12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见科学院九个造反派代表(反张劲夫)，表示支持，并就工业十条进行解释，说“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应该是抓革命方面。不允许拿生产压革命。对被揪出的领导，“不停职，也不保，靠自己”。“要给他们机会，在风浪中考验，在斗争中前进。”“现在的十条原则上工矿、企业、研究设计单位都适用，它比十六条打开了一些限制。”

《红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战斗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党内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攻击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压制群众。在幕后操纵群众组织，挑拨离间，挑起武斗。”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组织联合北京十二万人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斗争彭、罗、陆、杨誓师大会。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前北京市委领导人被揪至会场示众。吴德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指责彭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打着红旗反红旗。

 “捍卫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

林院李洪山等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

 

12月13日

            周恩来在分别接见科学院两派代表后，又接见了科学院文革代表，就工业十条进行解释。

陶铸在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做报告，说：最近在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中央文革的活动，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贴反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标语，这是反革命的，必须揭露。要对所有的干部大批判、大审查。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代表要求把有关陈毅的材料转交中央。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代表，热烈支持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报喜的群众，讲话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

江青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

在姚文元的策动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等宣布造反。

《红旗》第十五期发表王力等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文章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八个“伟大意义与主要特点”。

 

12月14日

江青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彭真死党，张随即在19日被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关押，残酷斗争。戚本禹复于24日在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煽动“狠狠打击”。

陈伯达、江青、康生与“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在会上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会上有人反映：保守派党员特别多。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接见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直属战斗兵团代表，重申毛批示的南京军区所报三条。

首都文艺界15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三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外地来京的40余个单位参加。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等被揪出示众。

“捍卫团”在无轨二厂地下室审讯“首都职工红色造反团”组织的成员，灯泡厂工人闻讯赶救，发生武斗，造成伤亡。

林学院造反派查抄了李洪山的住处。

上海“工总司”等18个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上海市委必须完全支持造反派。不经允许，不得向其它组织作出检查或交检查材料。

 

[按]　所谓造反派原是受打击的少数派，由于他们的行为客观上投合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需要，受到培植和支持，反过来压倒了多数派。从此，它们实际上已成为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的工具，在作风上也和当权者一样，同样沦为摧残与逼害异己、惟我独左的恶少。中国的政坛上，向来是家长制、一言堂、朕即国家，容不得半点民主，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在中共历史上，稍有不同政见，就“上纲”到所谓“路线斗争”，而“路线斗争”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不能有任何容忍与调和。其结果则是胜则成王，败则为寇。当权的人对待反对者是如此；反对派胜了，成了当权派，对别人依然如此。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被压迫者的正义反抗，但永远也见不到当政者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精神，这是极其可悲的。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始终不能发展的原因。

 

12月15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农村十条)。林彪称：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立即发出。当天，这个指示便通过下达。这一文件把原来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部署的规定，改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并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在社、队之间进行串连。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狂流，遍及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生产中断；特别是武斗而有亿万工农参加，已实际上演成内乱或内战。

 

 [按]　中国农民，本来就缺少、甚至没有文化。在疯狂的阶级斗争说教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杀中，先是针对极少数仅存的饱经凌辱而“夹着尾巴做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而及于他们的子女、亲属。为了显示阶级立场之坚定、阶级仇恨之深重、阶级感情的醇厚，滥杀、尽坑之，犹不足以尽意，遂致于肉食其心肝。从而使极端野蛮、灭绝人性的食人之风，复盛于二十世纪、号称有着古老文明、优秀传统的礼义之邦‚郑义所记述的广西文革时期杀人、食人疯潮(《无法投递的十一封信》‚1992年香港出版)就是这一段可怕历史的实录。可以指出，建国以后在共产党当政的几十年中，食人成风的现象，至少有两次大规模流行：一次是61年前后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第二次则是文革中。前者是由毛泽东极左的经济政策迫使饥民相食，后者则是他的政治玩火煽动暴民杀人以食。前者给人的感受是悲惨和沉痛，后者则是阴森而狰狞。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继续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东方红”等单位代表座谈。陈伯达讲话：过去与你们直接联系少，间接联系多。以后要经常联系。你们要中央文革帮助，我们也要你们帮助。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成都地区造反派组织赴京人员，支持他们造反，并批评他们离开本单位斗争而来京。

北京街头出现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是绊脚石、中央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产生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等标语。

 

12月16日

北京市中学革命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红卫兵纠察队的暴行及反动血统论对联《鬼见愁》进行批判。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出席。江青首先讲话，指责东、西纠察队以贵族血统高贵者自居。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他们的后台。对一小撮打人、杀人的坏家伙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周恩来代表毛、林及中央向到会者致意。说：对犯严重错误的联动分子，只要诚心改悔，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康生最后讲话：指林院李洪山、清华大学易振亚、万会秦为反革命。

陈伯达亲自负责陆定一专案组领导①，对专案组指示：

一、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不超过十二元。沙发、软床、写字台一概撤掉。

二、要他们写逐日活动。

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谢富治将公安工作八条草案改为六条，函请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帮助修改。

李先念接见从事工艺美术的两个组织。全国从事工艺美术的有二百万人，特艺十八万人。李支持造反，暂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题的产品。

林学院“东方红公社”与“红色造反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市各机关、院校四万余人参加。李洪山旋被逮捕，谭力夫寻亦被扭送公安部。

晚，北航“红旗”以偷摩托车罪名将二名“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闻讯，聚众冲击了公安部，并与“三司”成员发生冲突。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

 

12月17日

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师生、干部十余万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代表毛、林、党中央、国务院问好。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建议取消纠察队。江青讲话中说要揪出在背后操纵那些保守组织与反动组织的走资派。陈伯达再次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大会点名批判了“霹雳”、“梅花”等战斗小组，说它们“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表示“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大会在周恩来指挥，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结束。会上，公安部宣布拘捕了北航“八一纵队”的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女) 、李明清(李井泉之子) 、陆德(陆定一之子)等。

 

 [按] 周荣鑫被打为东、西纠的后台，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周恩来的联络员，故打击"联动”实包含文革派与周恩来暗斗的因素。这两股势力在文革中几经校量，延至76年周恩来死后的4·5事件，反周与保周的斗争仍在继续。又‚文革中大会频繁，按照林彪“唱一首革命歌曲，也就是上一堂好的政治课”的发明，每会必歌。其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因词作者田汉已打成黑帮，实已禁唱。故以《国际歌》与《东方红》代之。外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度又盛行以毛的语录谱歌。每当人们唱到《东方红》的“他是人民大救星”与《国际歌》的“从来没有救世主”句时，总让人不免感到有些滑稽。

 

关锋亲自提审陆定一，并宣布陆是反革命分子。

 

12月18日

            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约见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晚，江青、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见大中学校造反派(包括红卫兵“一司”、“三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代表。江青在讲话中说你们造反派抓人同样不对，应交公安机关处理。北京市公安局肯定有问题，已派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西城分局。你们可以去造反。建议公安部除交通警、公安警外，其它全部军队接管。各省驻京办事处应撤消。江青指责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是东西纠的后台。她同时谈及合同工的问题。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象广播事业局就有500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公开煽动合同工造反。会后，“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会上，有人向江青递条子，说“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江青还建议，一、二、三司要联合起来。并表示支持清华揪斗王光美和在外地“养病”的薄一波。江青讲话中还透露：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归侨时讲话：“华侨”这一名称“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总是分成阶级的。”

      北大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发散题为《读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传单，为伊林、涤西辩护。乔立即被扭送公安局。

      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接受张春桥指使，成立了“上海市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在这次会上，徐公开表示态度。从此，“机联站”事实上成为张、姚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正式下达全国试行。中央原坚持工交企业的“文革”纳入四清运动，与原定四清部署相结合，分期分批，进行正面教育。《工业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则强调要把四清运动纳入“文革”，放手开展“四大”，“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的革命化”。陈伯达说“这个十条有个根本的东西，它是思想革命化领先……”。从此，“文革”迅速突破原来的范围，扩展到全国工交战线各部门的所有基层单位。并且同大、中学校学生联结起来，“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

      晚，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刘宁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群众二万余人。周就串连、团结与斗争方法问题作了长篇报告。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参加接待串连来京学生的解放军及机关工作人员。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先后讲话。江与周均称代表毛向大家问好。

      周恩来在人大江西厅接见江西联合赴京控告团，表示支持。

      “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与“三司”、“中学红卫兵首都兵团”联合行动，查封了各省、市、自治区在京所设的办事处、饭店。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组织联合，成立了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并在当晚召开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

      北大师生召开大会，批判“虎山行”的言论，杨炳章公开为之辩护，当即被扭送公安局。

      人民出版社李冠英等贴出“陶铸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

 

12月20日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说现已查清，组织“西城纠察队”的(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她父亲搞的。

            戚本禹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徐昕等写信，表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把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是反革命，并进行围攻是错误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林杰在中宣部讲话：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新反扑，攻击毛、林和中央文革，必须镇压。

            住院已九个月的罗瑞卿被红卫兵从医院劫走，囚居在城外部队驻所。

            戚本禹打电话给韩爱晶：“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批判。‘海瑞’就是彭德怀。”

            清华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提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校园内出现大量大字报，要求揪斗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并要求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作出检讨。

 

12月21日

            毛泽东在与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 “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

   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首都大中专院校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总部”和全国各地区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重申三条规定。

            陶铸在接见人民大学揪郭(影秋)兵团时说：“他(指邓小平)在中央内部作了检查。要常委委员到群众中检查，还没有过”，“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住在中南海。”

            北京的十五个文教单位在工人体育馆联合召开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周扬、安子文、许立群、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晗、吴冷西、李伯钊、赵枫、宋硕、彭珮云等被揪出示众。

            石油部造反派以党委私自烧毁“黑材料”为由，封了石油部大楼，召开了批判大会。

 

12月22日

            北航与地院红卫兵在成都绑劫了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周恩来在二十六日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王力、戚本禹会见北医8·18部分成员，说12·9前后北京掀起一股逆流。李洪山写了标语“彻底批判毛主席”。

            王力、戚本禹会见钢铁学院红卫兵，建议原定明天召开十五万人批斗“西纠”的会议取消，集中开展批判刘邓路线的新运动。

            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对筹备召开“全国在京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认为不值得，应集中批刘、邓。

 

12月23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晚在小礼堂)接见财贸口部分机关、院校造反派代表，表示支持。会场上多次响起要求李先念作检查的口号声。李先念讲话，承认作官脱离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并相继讲话，陈讲话中向他们推荐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三篇文章，要求深入学习，以组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到会，会上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当场签字同意。

 

12月24日

            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和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对大会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等被揪斗。罗瑞卿的妻子也被揪来陪斗。

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煤炭部多次受毛主席的批评，“不如改为煤炭科算了。”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彭真的私党。王任重是中央文革的，可他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中央文革不知道。

            周恩来、陈毅在批斗荣高棠的群众会上讲话，体育有成绩，但也有提倡物质刺激、锦标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荣高棠是彭真型的人，历史也值得审查。  

 

[按]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记荣高棠在被斗时，出乎荣的意外，周也大声斥责他。荣感到“特别沮丧”，“荣至今对周有所不满”。周就是用明批暗保的办法，使荣免去了被毒打致死的后果。

 

12月25日

     北京市街头首先出现打倒刘邓的大标语。

      清华“井冈山”组织的5000余名师生员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在北京大街上分五道游行示威，口号有：“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播车在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后，还广播了“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

      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向周恩来汇报：华东各省、市的造反派在上海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的有三、四万人，上海“工总司”潘国平主持。在大会的发言中，福建对准叶飞、江苏对准江渭清、山东对准谭启龙、安徽对准李葆华、浙江对准江华、陈冰，江西对准方志纯、黄知真。请张春桥回上海代理陈丕显的工作。陈丕显请魏文伯转报总理，目前上海革命群众的口号是：炮轰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还要求把石西民抓回去。

      上海“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批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曹又被迫签字，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12月26日

      毛泽东在他73岁生辰的祝宴上，向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说“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又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在此时期相继作了许多重要讲话，辑录如次，以备参考：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

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

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在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按] 关于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问题：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及：

“斯诺问：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斯：是新版吗？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毛在这里纯系撒谎。据吴黎平《〈正气磅礴、大义凛然〉──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揭露：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听众热烈要求整理发表，当时，“(张)闻天同志是《解放》杂志的主编，我是责任编辑。我收到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后，就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当时中央规定，《解放》杂志的重要文章均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看了，把文章退给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该赶快发表。我接到了信，就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文汇报》1980年3月5日)王首道在《追念刘少奇同志》一文中，也提到1961年毛曾指示整理选编刘少奇的文章。可见对《修养》一书的这些攻击，都是为打击刘少奇的需要所加的罪名。

 

      《毛主席语录》一书再版。林彪为它写了前言。从此“红宝书”更加泛滥全国。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按] 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到了1964年5月，在林彪‘走捷径”的促动下，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出版，并与林彪提倡选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一起在军队大量发行。”(第191页)它成为林彪重要的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中，再版发行，遂致泛滥全国。该书曾经康生审定，再版前言即出张春桥之手。语录这种文体始于唐代，是不通文的僧人为了记诵师语而用俚俗文字做的记录。宋儒讲授，语录大行。不过它们都是就一定的问题分析辩论。除了记录有详简讹正之外，其本身针对性很强，是具体而准确的。至若毛语录则是毛著的摘录，完全脱离了原著所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正是抽去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纯粹成为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对于有能力阅读毛著的人，这是肢解毛著而奖励懒汉；对于缺乏文化的人，更干脆形同禅语佛号，瞎用乱套，不知所云。流毒所及，更不可胜言。此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誉为所谓“小红宝书”，人手数册，行坐必携，成为每日学习、宣诵的惟一课本。每次开会，主持者在会议开始时，就庄严提示：“翻到《毛主席语录》第若干页第几段”，然后大声宣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台下乃群声朗诵这一段语录，如村童诵读，老僧呗咒。如此必三四段而后已，散会之前亦如之。我亲见一士兵，在火车餐车上就餐前，还手持红宝书向壁上的毛画像敬礼，背诵语录数段。我不想怀疑他那种虔诚的心态，然而形式背后的实际是什么，就只有天知道了。当时流传，一天不学毛语录就思想退步，三天不学就无法生活之类，纯粹自欺欺人而已。且看当年人手数册的“红宝书”，到“文革”后期，已成厕纸 (也无人举报) ，如今已一册难求，不见踪影。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江青首先讲话，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他问你们好。周恩来宣布代表毛向你们问好，动员他们回原地闹革命。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江青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姚文元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江青说，你们去雇他们。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当代表在控诉临时工制度对工人“残酷迫害”时，江青泣不成声，俨然当年戏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会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对军、革干子弟的行为”。随着台上的口号声，台下帽子、手套满天飞舞，鞭炮声、跺脚声、拍手声、怪叫声混作一团，震耳欲聋。会后，“联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说“江青太狂了”，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活着干，死了算”。次日，“联动”在全市四处活动。“只看见全城各处都是“联动”的。”(宫小吉：《思想汇报》)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井冈山公社”。

 

12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江青提议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并对红卫兵进行军训。还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当有人提到江青12月18日讲话(毛曾让陈伯达制止贴刘少奇大字报)时，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了。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它怎么做都可以。” (据王力《反思录》：“大约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讲了话，说现在看起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

      陈伯达、江青与矿院“东方红”座谈，“听听大家意见，搞个红卫兵条例。”“红卫兵现在很涣散。”

    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戚本禹、穆欣、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先后发言。聂元梓的发言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发言中，突出地攻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响应，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潮。

      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家。

      “政法公社”等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场斗争了周荣鑫、雍文涛。

      在江青、戚本禹等指使下，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绑架回北京。

 

12月28日

     周恩来、李富春、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吴德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徒步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在江青简短讲话后，周恩来讲话，代表毛问好。

 江青诬指北京市清洁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工贼。时因此受严重摧残致死。

      陶铸在中宣部说：“刘、邓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关锋、戚本禹在中央直属机关革命群众座谈会上讲话，“准备搞个机关文化大革命条例”。中直群众反映，在中央办公厅所属各局之间，都不让串连，各单位领导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炮打。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现在仍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们就这样纯？”

      中国第二次核爆炸试验成功。

      晚，上海“赤卫队”万余人继续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人数续增至三万余。他们要求陈丕显、曹荻秋接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并以三停进行要挟。张春桥根据其妻李文静及马天水所反映的情况，打电话给王洪文，指使他向占据康平路的“赤卫队”“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命在京请愿的“上海工人北上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即刻返沪，以壮大声势。时，上海大批工人离开岗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陈丕显指示：经济问题放松些。曹荻秋制定了五条规定，提高工资与福利，以图稳定和维持局面。

      清华大学召开大会，刘少奇之女刘涛被迫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并揭发了刘少奇、王光美。

 

      [按]：刘涛对她父母的揭发，完全是由一种非人道的迫害所造成的，它不可避免的极尽上纲上线、扣帽子之能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威逼家庭成员互相揭发，诱使坦白交待个人隐私，是共产党灭绝人性的传统手法，它对人在精神上、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在这里作为资料，涉及这份揭发，绝不想对刘涛本人作出评论，而是通过它，一以明运动初清华大学工作组活动的大概；再则以存当时政治迫害的凶残。刘邓大倡干部子弟要掌权，连一个在中学念书的子女也要掌权。权成了他们家庭世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这种专制皇权社会的家天下思想陈腐到了极点。刘涛的不幸遭遇，就是干部子弟要掌权的现世报应。

 

      “政法公社”在政法学院大礼堂召开批判曾支持“西城纠察队”的周荣鑫、雍文涛等人的大会。一些杀人凶手也被押到会场，并当场拿出凶器示众。与会群众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及其后台老板。

      “联动”第二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成员。高喊“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高干子弟要掌权”等口号。直至30日，始为来援的造反派工人及学生驱走。

 

12月29日

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简报》上所刊刘少奇1950年1月13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毛泽东批示林彪，将学生与军队发生对抗问题的处理三原则颁发至全军营以上单位：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薄一波被从广州疗养地揪回北京。根据周恩来指示，如彭德怀一样，乘火车护送回京。

            上海曹荻秋被迫接见“赤卫队”代表，满足了“赤卫队”的条件，赤卫队员正准备离去，“工总司”借故包围了“赤卫队”。而据《工人造反报》载，28日、29日，都有赤卫队员冲入张春桥家。

 

12月30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按] 红卫兵的誓言是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这按他们的理解，除了立志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所谓剥削阶级分子与牛鬼蛇神外，就是把红色涂料油饰门墙，使全国山河一片红即所谓“红海洋”现象。一时全国市场上红色涂漆销售尽空，中央不能不出面禁止。文件诬指此为“走资派”的罪行，实大为冤枉。其时全国各级机关党政领导皆已靠边站，主其事者实为红卫兵组织与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共产党每反对一个人、一件事，通用的手法就是指其为敌人之阴谋利用或指使，构陷成罪以致人于死地，并胁服众人。把刮“经济主义妖风”与“红海洋”现象归罪走资派即其一例。“红海洋”现象被禁止后，塑造毛泽东像继起成风。或树为高数十米之雕像，或制为精致漂亮的胸章，或油彩为壁画，或广印为图片。墙头、街口，毛泽东已无处不在监临其子民矣！

 

            江青、王力等接见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王力讲话提议学习毛泽东及部分马列经典著作，武装思想，迎接新一年的战斗。江青还专找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儿刘涛，宣称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内情，迫令刘涛和家庭划清界线，指使她与王前写材料揭发刘少奇。江青还找贺龙之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对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王力接见曾任四川宜宾地委书记的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刘之妻子)，开始相互勾结。刘、张旋即积极筹划宜宾地区的夺权，并广肆发散传单，攻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

            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大学、政法学院“红旗”红卫兵、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等单位造反派和首都及外地来京红卫兵、革命师生一万多人，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聂元梓在会上还宣读了她和其它数人在十一月八日贴出的“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大会通过《告全国人民书》，坚决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斗倒、斗垮、斗臭。

            张春桥电嘱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李当即以电话通知徐景贤。29日晚，王洪文等调集“工总司”十余万众对康平路的三万名“赤卫队”进行包围。30日凌晨发起进攻。七时，二万余名“赤卫队”被缴械“投降”。是为“康平路事件”。为此，赤卫队员纷纷晋京告状，被阻扣在昆山。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张春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代表的讲话》：(67年3月8日)中分析了当时上海的形势，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训的通知》。

            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清华12名学生座谈，他说：“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过主席，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问：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

            在谢富治支持下，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讲话祝贺，说：它是“我们国家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联合组织的。”

            中宣部九十余人联名贴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联动”第三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要把这次流血事件(指12月30日康平路事件)说成是市委挑动起来的，赶快找各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商量。”徐立即向各造反组织的联络员传达，亲自拟定口号，由朱永嘉起草传单“把炮口对准阎王殿，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彻底揭露上海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行”在上海大量散发。与此同时，造反派群众准备从《文汇报》开始夺权。

 

12月30日、31日

            12月30日下午，“赤卫队”部分队员由王玉玺率领去北京告状。31日下午，王洪文等人组织人马，追击到昆山，挑起冲突，制造了打伤“赤卫队”多人的昆山事件，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全市“赤卫队”负责人240人被捕。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命代曹荻秋主持上海工作，指示作好赴京告状工人的思想工作，与群众一起，协商解决上海问题，抓革命、促生产。

            31日傍晚，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江青公开表态对12月25日蒯大富组织的打倒刘少奇大游行表示支持。

            汪东兴编织成揭发刘少奇罪行的材料，大得毛泽东欣赏。毛满意的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汪东兴在材料中，又恬颜吹捧江青，说在1947年撤出延安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和王光美相比，“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

           

12月

在中央讨论实行军训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撒泼，说：“我有意见，你们总是不让我说话，

总不让我民主。”“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与会者默然。毛泽东说：“此事暂不议”。江青半是发疯，半是故作天真，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毛当场尴尬不堪。

            到1966年底，全国90%以上的军分区受到了冲击，其中34个军分区已经名存实亡。

 

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教训》：

从1966年八月到十一月间，上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的师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造成交通运输严重阻塞和国家财政支出巨大浪费。据不完全统计，到1966年底，仅铁路运输压积的物资就有一千多万吨，汽车运输、水上运输同样受到阻塞，极大地影响各地生产建设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矿企业和施工单位因物资供应中断而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同时，各大中城市掀起了红卫兵所谓破‘四旧’的狂热行动，严重地冲击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乱封乱砸商品和商店，冲击外贸工作，冲击银行，动辄抄家捕人。当年冬，各省主管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忙于应付运动，受到冲击，不能集中精力于生产建设工作，一些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开始陷于瘫痪状态。总之，生产指挥系统已经开始失控，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发生逆转。但是，当时的冲击还仅仅开始，所以这一年的国民经济仍然有相当的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了1966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534亿元，比65年的2235亿元增长13.4%，其中工业增长35.8%，农业增长9.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普遍有所提高，粮食4280亿斤，比65年增长390亿斤；棉花4674万担，比65年增长479万担；钢1532万吨，原煤2亿5200万吨；发电量825亿度，棉纱863万件，都比65年略有增长。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91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186个，全部建成投产项目215个。新增加的固定资产170亿元。全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732亿8千万元。这一年的财政收入558亿7千万元，收入大于支出，盈余17亿1千万元。(《十年后的评说》第162—164页)

 

            [按] 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柳随年、吴群敢主编)所载，数字有所不同。工农业总产值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农业总产值641亿元，超额完成计划的6.8%，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超额完成计划的11.5%，比上年增长20.9%。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78.3亿元，比上年增加24亿元。(第17—18页)共产党政府的统计数字，原多依政治需要编造，难于尽信，参考而已。大抵愈是政治运动高潮，其统计数字则愈不可信。官员们对无止无休的报表和统计，或持漫无所谓的应付，信手塞责；或则有意伪造，以为政治运动服务。故一般说来，产值总是难以置信的增高，赤字总是多方掩饰以缩小。所谓“报喜而不报忧”，“气可鼓而不可泄”。报忧泄气则被指为思想右倾，人谁不惧？投好伪造则被视为有功，即使被发觉也仍嘉许为态度积极，热情有余，而不必担任何责任。于是上下交为伪，而实无科学的统计可言矣！

 

林彪在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谈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

一、                 农村

（1）             积极搞文化大革命。

（2）             农村实行大民主。

（3）             不愿意搞的不勉强。

（4）             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

（5）             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

（6）             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

二、                 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受得了。

（1）             对干部的认识问题，我们过去把现状维持派当成好干部，好听现状维持派的话，没有弄清

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2）             现在又发生了“痞子”问题。最闹革命的终归有缺点，现在看，要允许人家革命。怎样看

待这些人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3）             如何认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

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性质不同，开始也很难分清楚。

（4）             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对待，现在干部距离很大。有四种情绪：第

一种抱怨情绪；第二种抱对立情绪；第三种抱抵触情绪；第四种抱无可奈何情绪。只有一条，紧跟主席思想，否则就抛开。

（5）             斗争很尖锐，很复杂。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检查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们落后思想容易接

受？为什么精神不振？为什么运动以来“怕”字当头？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一定要垮台。现在左派反对我们好得很，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误。右派反对我们也好，还有黑帮反对我们，这就看你们顶得住顶不住。有人说自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很值得深思。总之两句话，大民主，人人可以出来讲话，看你怎么办？

（6）             号召同志们学习十五期《红旗》社论。新的形势，两个利用，两个反对，五条认真改正错

误的标准。

（7）             现在干部有五种情况：

(一)  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

(二)  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游过去了。

(三)  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

(四)  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

(五)  也在那里游，但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这些水平不高，认识跟不上去，往前没有力气了，对这种人大家要帮助一下。这次运动是全面的考查干部，看你是怎样对待革命的，怎样对待群众的，怎样对待自己的。

 

1966年

            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讲话[1]

            军事学院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

            进军事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蒋介石办的黄埔学校，两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军队主要还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

            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这是讲研究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训练炮兵要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练习，战争时期战斗就是学习。

 

            据《周恩来传》：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他接见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多批。

 

第四节  一月风暴——荒唐、自残的全国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