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三節  為淵驅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1日

北京舉行十七周年國慶慶祝大會，毛澤東第四次接見串連來京的各地師生與紅衛兵150萬人。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並號召與之鬥爭的提法。它從思想上武裝了造反派，給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

    

[按]　據葉永烈《陳伯達傳》：由陳伯達捉刀的講話原稿作“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陶鑄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得到毛的同意。當晚，張春橋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回答：“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據關鋒對葉永烈講，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對這一提法，曾找毛澤東提出：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一提法，這樣提妥當嗎？毛用英語作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反革命路線，後來改為Anti-revolution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用Reactionary revolution反動路線好。(第331-332頁)為此，原定10月1日出版的《紅旗》推遲至4日見報。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中提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根據陶鑄的指示：熊復令新華社攝影部以拚接的辦法，製成一幅毛與劉少奇並立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圖片說明：《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宋慶齡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在10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

 

10月2日

“三司”(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以人民藝術劇院國慶演出中，有的演員是黑幫老婆、保皇派，橫加干預，與“西糾”發生衝突。

 

10月3日

今日出版的《紅旗》第13期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第一次公開提出對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把與劉、鄧的鬥爭提高到了路線的高度。

       

 [按]　由陳伯達根據林彪十·一講話精神主持起草的《紅旗》社論，正式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概念。其內容指派出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一時成為運動的主題，也正式把劉少奇推到受批判的第一線。“資產階級”一詞，在中共的詞典里相同於基督教里的魔鬼，是一切罪惡的來源與化身。誰都沒有見過魔鬼，但現實世界中既然存在罪惡，與上帝的公正仁慈相悖，它便理所當然地是魔鬼的挑唆與玩弄所造成的。對“資產階級”一詞也一樣。把現實社會中一切罪孽和黑暗，乃至自身的骯髒與腐敗，一古腦推在它的身上，這是最廉價、最便當的自我安慰與統治法術。至於現代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制度、思想、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究竟是怎樣？他們一直是不清楚的。正像對“修正主義”一樣，一個自命是成熟和鄭重的黨(且不說光榮、偉大、正確的自吹)，大張旗鼓地在世界舞台上大反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是什麼？他們卻一直弄不清楚。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聽到有關冰心的一則談話。據說(當是1990年前後)著名的中共理論大師胡喬木前往看望冰心。在談話中，冰心問：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胡喬木在這位尊敬的朋友面前，很坦率地說了大概是他多年來未曾說過的一句誠實話：“我也搞不清楚。”至於所謂“路線”與“路線鬥爭”，在中共黨史上從來就是致對手於非命的欲加罪名，在文化革命中更是最濫穢的罪惡羅織。由9月18日—20日張春橋主持的造反派座談會到《紅旗》社論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是為10月9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倒劉運動作準備的。社論還提出反對摺衷主義，攻擊的矛頭直指周恩來。之前江青就肯定地說：“總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義”。

 

周恩來在中南海對來自全國的紅衛兵代表(906名)說：“是不是所有的領導機關都是黑幫呢？我們、你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看的。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要一分為二”。“犯了路線錯誤而沒有實際的反黨行為，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政協還是要的。”“毛主席還是政協名譽主席，我還是主席吶！有人提出要消滅伊斯蘭教，世界上四億人口信伊斯蘭教，中國也有1400萬人，不能提出這個問題。”“對兄弟民族領導總要抱愛護態度。安排一些農奴主到天安門觀禮，這是中央的意見，是有考慮的。”“在鬥爭中，不要到處沒收財物，要沒收由公安局統一沒收。”

 

10月4日

下午，周恩來、陶鑄及軍隊負責幹部向毛澤東匯報了文化大革命形勢。毛作出決定：10月9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周恩來、陶鑄接見哈爾濱工程學院三團體時，說：對省市委領導要一分為二，“黑幫”、“黑線”不要再用了，界限不好劃。所謂“紅五類”、“黑五類”，概念絕對化，這很危險。聽說有人要炮打東北局，東北局是中央派出的機構。如果他們是黑幫，我們就有責任了，就和我們連一啦！炮轟省委很必要，但不能只剩潘復生同志一個人。

聯委會在清華召開第二次“向右傾機會主義猛烈開火——批判譚力夫大會”。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布《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文件經全軍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草擬後，林彪令交中央文革修改；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逐字大加修改。劉志堅(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總政副主任)曾在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臺提出異議，說：“取消黨委領導，這在我軍是史無前例的。”張春橋則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劉志堅說：“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不錯的，毛主席的領導也是不錯的，但是下面是要有具體人去執行的啊！”劉志堅的意見被拒絕。 

                                                         

[按]　在10月1日天安門檢閱中，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負責人向林彪反映，軍隊院校對文化革命有許多框框，是壓制群眾。林下令全軍文革小組立即發一緊急通知，讓軍隊院校的文化革命按地方的辦法進行。據此，軍隊院校和地方各級學校出現要求平反，追查運動初期“黑材料”的熱潮，加劇了群眾的對立，一些學校開始出現打砸搶和武鬥事件。這個《緊急指示》發出以後，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都陷於癱瘓，基層黨組織都停止活動。

 

中央軍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師生10萬人參加。陳毅作國際形勢報告。葉劍英在會上原原本本地宣讀《緊急指示》。並宣稱：“讓林彪同志做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林彪“身體也最健康”，“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麼毛病”。他還說：“運動結束時再選舉黨的領導，再重新產生革命的領導。”

 

 [按]　葉劍英是老中央領導人物中支持少數派的極少數人物之一，大為毛澤東所欣賞。曾以“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之句贈之。

 

晚上，羅舜初、趙如璋向北航“紅旗”承認北航的多數派領導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羅答應幫助“紅旗”戰士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北航“紅旗”於昨天奪得了部分廣播權，今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籌委會的材料組、專案組。

各機關單位紛紛成立“戰鬥隊”。

 

[按]　所謂戰鬥隊、縱隊、兵團是各單位成員中觀點(實即利害)相同的人所組成的宗派組織，人數多至百、千數，少至一人。一個單位往往分裂為幾個甚至幾十個這樣的組織，它們分別揪斗及支持本單位的某個領導幹部，因而成為勢不兩立的對立宗派，演成各基層單位內通貫文革全過程，甚至到數十年後猶可隱約窺見的派性爭奪。

 

10月6日

下午3時，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十萬人的《全國在北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陶鑄、張春橋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組其它成員出席了大會。江青主持大會，並講了話。

張春橋在會上宣讀了中央軍委的《緊急指示》及中共中央的批示。周恩來講話：“過去各級領導和工作組對一些革命同學加以壓制、圍攻、鬥爭，甚至搜查、壓迫，這類的嚴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大會通過《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通電，呼籲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謝富治對北航“紅旗”代表說：“你們堅持在國防科委鬥爭28天，做得對，幹得好！”

北京大學路遠、周闖貼出針對聶元梓的大字報：《搬開聶元梓，北大才能亂》。又有大字報針對當時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題為《王任重，責任重》、《北大與武大》。

 

10月7日

中央軍委發布指示：

所有同志，凡遇到了違背毛主席思想、違背中央軍委方針、政策的錯誤言論和行動，不管什麼人，不管什麼職位，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是自己的直接領導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於向上級領導報告，敢於揭發，敢於鬥爭，都要自覺地、積極地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黨中央、軍委的方針政策。這是黨性和革命風格的考驗，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學得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個主要標準。自覺地、積極地、勇敢地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黨中央、軍委的方針政策是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的最高職責，做不到這一點，就是最大的失責。

王任重在北京飯店接見華中師範學院七名工農學員，支持他們批評院文革和工作組的革命行動。

張春橋等接見福建部分學生，說：北航要求同工作組趙如璋談話，到國防科委等了28天、28夜，不談。我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要談。關鋒表示支持學生回去堅決進行鬥爭。

北大、清華、師大等高等院校開始了批判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活動。

北京街頭和清華大學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

 

10月8日

北京農機學院“東方紅”奪了校廣播站的權，並沖向八機部。

“聯委會”在北工大召開第三次批判譚力夫發言大會。

地院“東方紅”第三次衝擊地質部，揪走地質部長何長工。

葉群仰江青之意，密令南京部隊空軍政委兼7341部隊第一政委江騰蛟，在上海查抄鄭君里、趙丹、童芷苓、陳鯉庭、顧而已等家。所抄材料，先存放在毛家灣葉群家，後根據江青的指示，“要把這些材料放到最保險的地方。”於是轉存空軍指揮所。材料經葉群親自挑選，附有目錄，裝在一個大信袋裡，在葉群的監督下封口，送往保存。

 

    [按]　據《十年浩劫》，執行抄家任務的江騰蛟，在1980年12月1日，第二審庭上供認：葉群當時交待我說，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家，現在要抄回來。這封信是請鄭君里幫她與唐訥取得聯繫。原來是1957年毛為李淑一題《蝶戀花》詞，有懷楊開慧之句。“為此，江青放了一陣刁蠻，撒了一通大潑，宣稱，你懷念楊開慧，我要想唐訥。”江青此事，或者有之。但所抄者，非鄭君里一家，而是幾乎所有三十年代同事，足

見所抄者原不止此信而已。

 

10月9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目的為解決各級幹部問題。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織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原定七天，後一再延期。會議印發了林彪1966年8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國家計委黨組《今年1至9月份經濟情況》等文件，還印發了十幾個“參考材料。”“參考材料”之四是記錄紅衛兵“豐功偉績”的《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這個材料有“把資產階級打得威風掃地”、“挖出了一批潛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掃除宗教迷信，搗毀教堂寺院”、“沒收了一批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等十項內容。據統計，全國各城市截至10月3日為止，破獲“現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沒收黃金118．8萬兩，從城裡趕走“牛鬼蛇神”39．74萬。“參考材料”之五是《關於國務院文教各部門紅衛兵查抄五類分子家庭的情況簡報》。國務院文教各部門(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體委、文字改革委員會)及其直屬單位的人員中，被查抄的共1776戶。這些部門在編人員總數為29975人，被查抄的約占6%。“參考材料”之六為《小學也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材料有“小學教師的階級隊伍嚴重不純，領導權被敵人篡奪”、“黨的政策不能貫徹，壞人壞事暢行無阻”等三項內容。“參考材料”之十三是《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檢查提綱》。

 

10月9日

下午，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全體會上，林彪講話。他說：現在我們需要總結一下這一時期的經驗，研究怎麼樣繼續有力地貫徹十一中全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主席本來要親自到會，恰恰這兩天受涼。這個會議的時間準備只開七天，從今天起就開小組會，大約開三天，然後再由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作綜合性的發言，再討論兩天，最後一天請主席作指示。但由於會議的頭一個階段就被認為“不正常”，即遠非毛之所期望，故延期至二十天。

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二組發言，引述毛的話說，這次運動暫定搞到明年1月，還有四個月。十一中全會後搞兩個月，要很好地總結經驗。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為了戰備。現在備戰的任務很重，時間很緊。可能在1968年前後發生戰爭。主席說，三線不建起來，覺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備動員。這一點日本人、美國人都看出來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什麼都不怕。

周恩來同清華紅衛兵幾個組織的代表座談，說：我在8月22日講過了(指8月22日在清華群眾大會上講話)，中央問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解決了。王光美該檢查，但主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回校。周並明確表示支持三司。說：第三司令部紅衛兵少數派我是最支持的。

李富春召見地院“東方紅”，宣布已指令交出並銷毀全部工作組整學生的材料，由何長工公開宣布為“東方紅”組織平反。

姚文元在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簡稱“學部”)“紅衛兵聯隊”、中央教育部“8·18紅衛兵總部”等五單位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萬人誓師大會”上講話，表示支持。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北航“紅旗”(“二司”成員)指責它為“假批判、真包庇”，衝擊了大會。“二司”從此癱瘓瓦解。

 

10月10日

林彪向全軍發出號召：“把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真理，是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黨全國人民統一行動的綱領。必須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在強調着重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這三篇毛澤東著作時，林彪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林彪這段指示被譜成歌曲，文革期間，唱遍全國。

曹荻秋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組發言，談上海文化大革命情況。

何偉在教育部傳達陶鑄10月6日在接見教育部兩派代表時說：我與何偉共事過七次，我是了解何偉的，何偉不是黑幫，何偉與陸定一沒有關係。何偉在講話中把這句話重複了五次。

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大隊”召開了“批判工作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並連夜往外交部搜查“黑材料”。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宣布周恩來指示：劉新權停職反省，工作組材料封存，等待處理。

王光美奉造反派命令，交出第一份檢查。

北京政法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和“毛澤東紅衛兵”同往最高法院造反。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奪取院內廣播台，並連續召開批判工作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北京各高等院校紛紛轉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所謂“十月風暴”。

 

10月11日

《解放軍報》發表《堅決響應林彪同志號召，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的社論，並廣泛組織群眾學習。

解放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經驗簡介

原編者按：解放軍是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學校。我們向解放軍學習，首先要學習他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解放軍在革命實踐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下面，我們從軍訓指揮部李政委的報告中摘錄一部分，供大家學習。

學習標準：

一、                  四個無限

對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二、                  四個最高

努力學習最高指示，忠實執行最高指示，熱情宣傳最高指示，勇敢捍衛最高指示。

三、                  四個不離

口不離毛主席的話，手不離毛主席的書，心不離毛主席的思想，行動不離毛主席的教導。

四、                  四個一切

學習毛澤東思想，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

增強階級感情，六個想一想，看一看：

一、想一想我國勞動人民在舊社會所受的苦難，看一看今天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我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會感到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

二、想一想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光輝歷史，看一看社會主義時期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就會知道毛主席的書是我國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寶書。

三、想一想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過程，看一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今天所取得的光輝勝利，就會認識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經得起鬥爭實踐考驗的無比正確的馬列主義的真理。

四、想一想馬列主義的發展史，看一看今天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就會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最偉大的導師和領袖。

五、想一想蘇聯“和平演變”的歷史教訓和蘇聯人民在修正主義統治下的痛苦生活，看一看毛主席領導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就會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熱愛毛澤東思想。

六、想一想自己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成長過程，看一看現在的表現和行動，就會感到不學毛主席著作就是最大的忘本。

以整風的方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根本的方法：

一、                  斗就是敢於上綱，在世界觀上明辨是非。改就是立竿見影，說到做到，不放空炮。

二、掃清四個敵人：學不怕破，亮不怕丑，斗不怕痛、改不怕難。痛快地亮，狠狠地斗，堅決地改。

三、以革命英雄為榜樣，以其豪言壯語作為催化劑，想毛主席的教導，英雄的行為，對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三個首先、三個依靠與三個反覆：

一、指導工作與改造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思想；改造下級與改造領導相比，首先要改造領導；改造別人思想與改造自己思想相比，首先要改造自己思想。

二、依靠毛主席教導，依靠自己自覺革命，………。

三、對於毛主席著作要反覆讀，反覆思索，反覆實踐。

學習毛著要學出“七新” ：

            認識上要有新的高度，

            領導上要有新的姿態，

學習上要有新的水平，

用字上要有新的成果，

要使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適應新的形勢，推向新的高潮，搞出新的局面。

幹革命十五想：

渴時想想上甘嶺，

餓時想想老紅軍，

冷時想想羅盛教，

熱時想想邱少雲，

革命想想張思德，

工作想想白求恩，

遇有困難想愚公，

艱苦奮鬥想大慶，

平凡工作想雷鋒，

“四高”想想劉英俊，

臨危想想劉胡蘭，

熱愛人民想謝臣，

得病想想焦裕祿，

創業想想大寨人，

幸福想想共產黨，

永遠跟着毛澤東。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3月22日)

 

10月12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列舉了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的十條成績： 1．學毛著已成高潮；2．揪出一些反黨分子；3．搞出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搞出一批犯方向路線錯誤的人；4．嚴重地打擊了四類分子；5．衝擊了當官做老爺的威風；6．已開始體會到大民主的味道；7．在黨內、社會上是一次大清理；8．是一次很好的戰備大演習；9．會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時一定會促進生產，促進工作；10．培養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這些小將敢闖、敢幹，在鬥爭中成長起來。

吳德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一小組發言，談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習毛澤東思想必須認真地學、刻苦地學》。社論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學校”，“幾個月來，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對於廣大群眾和幹部來說，是不上課的上課，不考試的考試，比學校里的上課深刻一萬倍，比課堂里的考試過硬一萬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發出通知，號召全體紅衛兵戰士最堅決、最熱烈、最積極地響應林彪號召，把活學活用毛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高潮。

北京廣播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險峰”貼出《中央文革小組必須來我院檢查》的大字報，認為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階段在廣播學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符合十六條。

戚本禹、關鋒接見北航“工人赤衛隊”、地質紅衛兵時講話：我傾向“紅旗”、“東方紅”，因為他們方向比較正確。他們對錯誤路線看得比較清楚。

 

10月13日

毛澤東接見在京部隊的指示：

            下次接見，採取閱兵式的辦法，不管多少人，解放軍要統統地包下來，經過訓練，把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帶到全國各地去。《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人人要會唱，我也要會唱。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是毛主席對運動的全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楚不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

熊復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二組發言，他抱怨說：新華社500多名記者，28個分社，竟然不能擔負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國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實情況的任務，中央文革小組卻從部隊中抽調100多名軍事記者(絕大部分不是軍事記者而是軍隊幹部，其中許多人是軍隊院校的幹部)到全國各地了解情況。

北京各院校造反派師生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通過《告北京市革命群眾書》。

 

10月14日

晚，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區負責幹部及會議各組組長開會。毛澤東作了講話。毛認為會議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么正常，決定延長會期，採取對策。

               毛澤東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是說他有能力嗎？(聶榮臻說：這個人很懶。)

對形勢的看法，兩頭小，中間大，“敢”字當頭的只有河南，“怕”字當頭的多數。真正“反”字的還是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薄一波、何長工、汪鋒，還有一個李范五。

真正的四類幹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來說：現在已經大大超過了。)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地方工作。河南一個書記搞生產，其餘五個書記搞接待。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

聶元梓現在怎麼樣？(康生說：還是要保。李先念說：所有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都要保護。)對！

(談到大串連問題時，周恩來說：需要有準備的進行。)毛澤東說：要有什麼準備？走到哪裡沒飯吃？

對形勢有不同看法，天津萬曉塘死了以後，開了五十萬人的追悼會，他們以為這是大好形勢，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李富春休息了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對書記處講了，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

(談到時間時，周恩來說：機關到春節，大中院校到明年暑假。)

 

陶魯笳在郵電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講話：“多數派里黨團員多，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呀！至少說明我們的黨團員這種保守落後的思想相當嚴重。”

北京及外地革命師生五萬餘人在北師大再次舉行大會，批判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李雪峰代表新市委作了檢查。

 

10月15日

東北三省造反派在京舉行“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向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10月16日

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全體會議。陳伯達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總結性講話。這個講話以“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綱，發出了對劉少奇新圍剿的動員令。講話全文引用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點名攻擊劉少奇與鄧小平。

 

 [按]　在此以前，毛曾指示：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不許在社會上流播。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有人要貼劉少奇的大字報，毛要周恩來前往勸阻。9·10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講話也提到禁止傳抄。8·20以後北大貼出一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毛令陳伯達於9·24前往阻止。這次由陳伯達在總結性的講話中援引這張大字報，點名攻擊劉、鄧，說明毛在戰略上的一個轉變，現在他以自己為先鋒，號召全國炮打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陳伯達的總結中還提出了反對高乾子弟掌權的問題。“高乾子弟要掌權”這個方針是鄧小平在派工作組的同時明確提出來的。這種陳腐的封建門閥世襲思想完全是從維護既得的特權利益出發的。到了80年代初鄧重新上台，這種思想用培養接班人的名義在全國廣泛地貫徹實行，成為中國人民極端厭惡，廣泛批評的敗政。

 

陶鑄對中南區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幹部說：“十一中全會後，主席批評我在六、七月份應當站在伯達一邊，但沒有這樣，而是中間偏右的。”他說：“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怕打亂舊秩序。”

由於郵電學院造反派師生的強烈反對，陶魯笳要求銷毀14日講話的錄音帶被制止。

晚8時，聶元梓在北大發表廣播講話，提出“上揪下掃”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10月17日

江青委託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代表時，王力講話：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因向黨委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檔案材料銷毀，“不論工廠、縣以下單位、機關、企業一律適用。”對於工人調查材料，“利用抓革命促生產去阻礙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工人不准調查、不准交流經驗，特別是在保證生產任務完成的情況下。”

何長工對抗軍委緊急指示，與陶魯笳商妥，將地質學院的“黑材料”交給陶的秘書，轉移到工交黨委辦公室。

 

10月18日

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北京和外地來京的150萬紅衛兵。

凌晨，首都紅衛兵“三司”和北航“紅旗”為熊復刪除幾條口號事件而在北京街頭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劉少奇”。下午，清華大學出現“打倒修正主義的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晚，周恩來接見“三司”代表，讚揚了他們的革命責任感，說口號是鬥爭得來的革命的口號、勝利的口號，要廣泛宣傳，呼遍全國。

陶鑄出面為熊復保鏢，認為這“是領導工作上官僚主義，失之於檢查”，“青年學生動不動就是陰謀，哪有那麼多陰謀。”陶還說：“就是那麼大一點點事，就被什麼人添油加醋！”

 

[按]　10月16日有關部門發布準備毛在18日第5次接見北京和外地來京師生時用的標語口號，熊復在17日重新發布時，刪除了“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四句。並砍掉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中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八個字。“三司”認為這是“明目張胆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上街遊行抗議。18日凌晨5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三司”提出的標語口號，並加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一句。

 

關鋒、戚本禹、王力在政協禮堂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代表。指出最近有人利用林彪9．15講話及《紅旗》十二期社論，把鬥爭鋒芒指向學生是完全錯誤的。軍委關於平反的《緊急指示》不論機關工廠，一律適用。工廠、農村在保證生產的情況下，可以查材料，與學生交流。

 

10月2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暫時停止外地革命師生來京串連的緊急通知》。

周恩來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色團，肯定他們的三大組織大方向一致，在黑龍江幹了許多好事。對劉少奇，不要到天安門貼大字報，即使要撤換，也不需這樣去發動群眾。

長春市各大專院校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後吉林大學造反派進駐省委，與對立派發生衝突。

姚蓬子家挨抄。據傳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接到一封署名幾十個紅小兵的檢舉信，說姚家藏有手槍。師院師生進行了查抄，無結果。

 

[按]　姚蓬子是上海師院中文系的兼課教師(主講中國小說史)，非正式職工。姚蓬子，三十年代上海象徵派詩人，作家。本名夢生，浙江諸暨人。1927年底，經潘漢年介紹入黨。1930年3月左聯成立，姚蓬子任執委兼總務部長，1931年協同丁玲主辦《北斗》雜誌，旋任《文學周報》主編，1932年，負責特科的潘漢年調蓬子任聯絡。1933年10月在天津被捕自首。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報》上刊登《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從此成為徐恩曾所掌握的中統特務組織的訓練股幹事。在徐資助下開設作家書屋。姚文元就是蓬子的獨生子。

 

10月21日

周恩來接見外地赴京半工(農)半讀學校革命師生代表，肯定以學為主的半工(農)半讀，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沒進大學文科，可能社會主義覺悟高一點；進了大學，讀文科，我看更笨了。”教育部的問題，根子在陸定一。

李作鵬將8月25日原海軍航空兵政治部主任羅斌所寫揭發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問題的大字報抄送葉群，影射賀龍是羅的後台。

《全國紅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學習講用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哈爾濱軍工學院、南京大學“紅色造反團”、北京地院“東方紅”等組織介紹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

北京化工學院、郵電學院、地質學院、林業學院造反群眾進駐經委院內，聯合成立“工委系統院校駐經委機關聯絡站”。

外交部抗議印度尼西亞迫害和驅趕華僑。

 

10月22日

毛澤東在鄧小平檢討稿的送審稿上批示：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1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澤東

                                               10月22日上午4時

鄧小平照此辦理。

周恩來在劉少奇的《檢討提綱》上作了多處修改和訂正，並寫了一千多字的批註，退還劉少奇，寫信說：方才將我的意見同陶鑄、富春同志談了，他們表示同意我的意見。

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二司”所屬院校多數派代表一百餘人，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周鼓勵他們開門整風，檢查對待工作組及少數派的錯誤。並提倡步行串連。

大連海運學院15個學生組成長征紅衛隊，步行抵京，歷時一月。《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紅軍不怕遠征難》，提倡步行串連，以減輕車船壓力。陳伯達接見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等代表時，說：“你們步行就是準備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們頭腦要武裝起來，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導到群眾當中去。”十月下旬，北京大中學校師生紛紛組成長征隊，步行外出串連。外地長征隊也大批入京。

外交部為抗議蘇聯責令全部中國留學生休學一事，決定中國留蘇學生於10月27日回國。

 

10月23日

周恩來在有國務院副總理、各口負責人、各部委黨組書記、中直與中央軍委機關負責人及部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講話：

各級領導同志，必須從現在開始，採取主動，親臨前線，解決問題，考驗自己。作到：一、挺身而出，承認錯誤；二、支持左派，幫助中間、保守。三、處理檔案，解放多數；四、先作學生，後作先生；五、站穩立場，堅持政策。看來運動還要有個高潮，你們要作好迎接高潮的準備。

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這份檢討，作為會議文件之六發給與會人員。

鄧小平也作了檢討。

 

10月24日

毛澤東在陳伯達10·16講話稿的送審稿上寫了批語：“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兩句，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

劉、鄧作了檢討後，24日的小組會上，又經受與會者的批判、指責。謝富治在第五組的小組會上，攻擊劉少奇“右傾思想是一貫的”，“在組織上也是搞宗派主義、搞私人勢力”，“分裂黨”，“由不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到平起平坐，發展到取而代之”。又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他們過去作了許多工作)。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又說：“徹底肅清劉、鄧的影響，是很必要的。他建議將他們的錯誤在更大範圍內，起碼在縣團級公布和批判。”

 

[按]　江青原希望陶鑄第一個起來表態發言，批判劉、鄧，故親找陶鑄動員，為陶所拒絕。轉而找謝富治，謝欣然應允。從此，陶則開始失寵，謝則益趨貴幸。

 

葉劍英在第二組會議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說：主席講，很多問題都揭出來了。會議再開下去，調子越來越高，勢必打成黑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樣對全黨全國不利，對世界也不利。葉劍英接着說：主席既有高度原則性，又有高度靈活性。

晚，毛澤東召開匯報會，在聽取匯報後講了話：

“這次會議開得比較好一些，上次會議是灌而不進。”“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接着他又埋怨說：“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倒鬧獨立王國，許多事不與我商量” ，“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也不找我。五九年一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儘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辦法的。書記處、計委幹什麼，我也不知道。” “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六天，我要開一天都不行” 。“ 進城後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分一、二線更分散了” 。“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 ，“不管什麼小集團、什麼山頭，都要關緊、關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允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把劉、鄧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個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經驗，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誰也沒有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乎哀哉。學生也有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

 

《紅旗》雜誌1966年第四期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中，宣傳了陳伯達講話稿中的幾個要點。

就《人民日報》10月22日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一文，周恩來指示：

1、北京的學生不要忙於出去，要讓外地的先走。北京的學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2、長征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要有決心，要有很好的準備。要組織好，不能說走就走，不是說     到哪裡就到哪裡。這裡得有計劃。

 

晚，電傳指示：社論的徒步來京是根據中央的指示。時，串連已成為狂潮。對社論

提倡徒步串連，紅衛兵群指為取消或限制串連的陰謀，紛紛向《人民日報》指出責問。他們同時認為空校外出，特別是對正處於被批判地位的多數派也可外出串連，會失去對象，實同包庇，故表示反對。

陶鑄在中南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說：提倡步行串連是中央的精神。有人反映：多數派在社論發表後，紛紛往外走。這就成了搞空城計，為那些不承認錯誤、要避難的同學提供了理論。這樣兩天就走完。代表們堅持要求陳伯達、江青接見。本日晚23時至翌日凌晨二時，陳伯達在《人民日報》接見部分學生。重申社論是中央的意思，但有不周到之處，如應有計劃，不一定全校都走。他力勸大家準備步行串連，這樣有益於鍛煉。願意走多久就多久，可以一年。你們步行，就是準備大斗、大批、大改。有錯誤的同學在步行串連中也將得到改造。

中宣部發出《關於處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意見的通知》：該書可繼續出售，售完為止。通知發至縣團級，不在黨內作正式傳達。

中央組織部第二處以全體名義貼出大字報，羅列鄧小平所謂的反動言行。

 

10月25日

毛澤東致電祝賀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讚揚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么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 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他的講話受到毛的批准，與陳伯達10月16日講話一樣，大量印發‚摘錄如下：

這個會從頭到尾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這個會實際上是十一中全會的繼續。是進一步搞清楚兩條路線的問題。

我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說，要同舊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要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我們有權力、有必要來建立我們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的統治。

我們鬥爭的方式有的時候是採取報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胡風的反動思想的批判，對楊獻珍的批判，以及對吳晗、鄧拓、翦伯贊、周揚等的批判，等等，這些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運動，有很深刻的意義。可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要有像五個月以來的這種轟轟烈烈的，全社會都動起來的大掃蕩、大破除。這種運動，這種大戰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個堅固的基礎。這種運動的作用決不是那種報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這次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但是，大戰役和小戰役可能是交替進行的。

舊文化、舊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叫舊文化，舊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動權威，舊學術，舊道德，舊藝術，舊法律，舊教育制度，舊世界觀等等，這些東西，最本質的舊，就是舊在一點上，舊在一個私有制上。概括來說，舊在一個字上，舊在“私”字上。那個新東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點上？概括來說，新在一個“公”字上。

我們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須提倡為公的觀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來建設新的社會，塑造共產主義精神的人。什麼樣是共產主義精神的人？就是我們毛主席所提倡的張思德、白求恩、劉胡蘭、雷鋒，還有像歐陽海、焦裕祿、王傑、劉英俊等等，這就是共產主義的人，新型的人。我們新的社會需要這種人來創造，我們要漸漸地把社會上的人改造成這樣的人。

什麼叫做共產主義呢？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就是為公，共產主義可以叫做“公”產主義，是為公的。我們所要培養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說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們就是要培養這種有新道德的人，要培養這種人。這種人是毛主席所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完全徹底為人民的。這樣一種人就是共產主義的人。相反的就是為“私”，只顧個人的名利，爭名、爭權、爭位，爭出風頭等等，處處是想自己而忘記了群眾，忘記了勞動人民。總之，只記得自己。在階級社會裡，每個人都屬於一定的階級，或屬於這個階級，屬於這個階級的某一階層，某一集團；或屬於那個階級，屬於那個階級的某一階層，某一集團。什麼抽象的、獨立的個人是沒有的。只記得自己，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建設我們的國家有兩條路線，一條就是象蘇聯那樣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質，搞機器，搞機械化，還搞什麼物質刺激。另一條就是毛主席領導我們走的這條路線。

毛主席領導我們創造了一個新型的國家，這個國家除搞機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來領導機械化。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因此，我們應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創造性。

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統一的東西，只有時代的區別，是更高級的更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關於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晚節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要實行毛主席所規定的接班人那五條，簡單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眾，和正確對待自己。

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現在就是這樣，我們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眾，不然我們什麼事情也辦不好。保持晚節，的確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嚴重的問題，不見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紀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歲，是不是能夠最後保持晚節，實在是一個問題。很多人就在最後幾年沒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節。我們自己應該好好地兢兢業業地來保證這個晚節，為後代樹立榜樣。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眾，過分相信自己，那麼就不能保持晚節。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上發言，再次點名批評劉、鄧：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何而來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主要表現在懷仁堂幾次會議上的匯報和決定的一些問題。正當毛主席提出正確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之後，為什麼會出現錯誤路線呢？(伯達同志)在十月十六日的報告中提到犯錯誤(路線)有提出者和執行者，各有輕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委屈情緒，為什麼路線的製造者就不出來承擔責任？

即使是路線錯誤，也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但如果指出以後，犯有錯誤的人還不改正錯誤，那就有滑到反革命邊緣的可能，到那時候矛盾就轉化。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歷來是一、二個人或者一個很小的集團搞起來，如陳獨秀、李立三、王明所犯的路線錯誤就是少數人搞的。這次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會上批評過，大多數同志不知道，這次會議就說穿，就是劉、鄧，就是劉鄧的錯誤路線。

在懷仁堂會議，主要是他們二人搞的，北京抓在他們手裡，想搞成一個樣板，全國照他們的樣板去辦。這很明顯是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立的，中央是毛主席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的，為什麼劉、鄧路線能在全國推行呢？這是因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劉、鄧利用中央大權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不是站在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上)，把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化革命的創舉，劉、鄧想搞的冷冷清清。

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沒有人批評他的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憑他的聰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曉，他不作調查研究，竟亂決定。

每次開中央會議，他是以批評為主，對其它無所用心。對群眾不是接觸的，對群眾路線是不感興趣的，可是什麼事都愛“拍板”，總理也只好陪榜。要同鄧談問題，比登天還難。

 

周恩來也在會上講了話。

中共中央組織部三百多名群眾，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澤東、黨中央遞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鬥劉少奇、鄧小平的決心。陶鑄說：“組織幾百人到中南海去，喊打倒劉少奇，貼劉少奇的大字報，這種作法我不贊成。”

戚本禹接見了堅持在《人民日報》質問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表示贊成有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受蒙蔽的同學外出也有好處。可以走一批，留一批，自己討論。

戚本禹對政法學院紅衛兵講話：最近我到高教部把教材看了一遍，有好多東西我看都是修正主義，那就越學越修。

 

10月27日

為紀念毛澤東號機車命名20周年，林彪書寫了“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的題詞。

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北師大“井岡山”指責由陶魯笳主持布置的《大慶展覽會》是抬高劉少奇、貶低毛澤東，因而前往造反。陳伯達即表支持。兩天后，戚本禹在接見該組織代表時，也讚揚他們“造得很好”。

地院“東方紅”造反派四進地質部造反。

 

10月28日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就各小組所提問題，經請示毛、林後，作出原則性答覆。

給你們的民主是史無前例的，你們有四大民主，六大權利(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遊行)，而且是停課放假鬧革命，還有徒步旅行的權利，坐火車不要錢的權利，你們的民主真不少啊！我們那個時候，那有這樣的大民主啊！總要還有一部分權利集中在毛主席手裡吧，至少有三條：

一是不准動解放軍，解放軍可靠，不能不尊重解放軍，有意見有缺點，可以寫小字報，而且解放軍還保護你們，解放軍還有紀律，不動氣，不還口，打傷不開槍。不過你們打解放軍可就錯了。打了毛主席的解放軍可不好啊！

二是法院、監獄、公安、檔案等專政機關，你們不能代替，有意見可以提，有錯誤可以承認，不要參與，人選不當可以改選。

三是新華社、電台廣播、電視台、報社等宣傳機關也是專政工具，紅衛兵可貼大字報。你們的稿子，報紙不能全登，你們不能干擾。那樣就會影響主席的聲音。這是可以說通的。在毛主席領導下，將民主最大的擴大，將官僚主義、機會主義衝擊掉，就更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更有利保衛民主。

再就是政策問題。比如罷官，你們可以提議，但不能罷，你們自己的領導可以換，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不能罷官。扣人、抄家不能搞，不是地、富、反、壞的人家不要抄，領導人的家不要抄，幹部的家也不要抄，不能亂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體罰。

毛主席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最通主席著作，學得最好，提出許多精闢的語句，如活學活用，學用結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陳伯達同志是我們黨內最傑出的理論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緊的，寫了很多東西，如農業六十條，六二年工商業條例，六三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前十條，社教二十三條，八二決議，文化革命十六條等。掉隊的人趕上去，有過的改過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做到老，學到老。

 

中央工作會議的基本精神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後向全國公布了毛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於是在全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絕大多數被衝擊，審查、批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老三篇作為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必修課》，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說，就是除去私有觀念的大革命，改造人的靈魂的大革命。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

周恩來在政協禮堂接見江西、新疆師生代表，說：十八號主席接見，十九號就闖，中學生比大學生更會闖。他們說大學生是策略派，中學生是敢闖派。紅衛兵一成立，就搞社會上的鬥批改。

陳伯達就大慶展覽給北師大“井岡山”一封信：“發現石油展覽的布置有政治問題是對的，我贊成你們的意見”。“我了解責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魯笳同志，要陶檢討。”陳委託余秋里、戚本禹前往說明。戚本禹在講話中指責展覽會的錯誤是“突出那些制定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陶魯笳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陶的辦公室隨即被砸，搶走了部分文件。

國家經委造反派貼出《薄一波究竟是什麼人？陶魯笳為什麼要包庇他？》的大字報。

人民大學召開十萬餘人大會，批判新北京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人物”郭影秋。

北京大學召開批判以李雪峰為代表的新北京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李到會作檢查。            關鋒、唐平鑄接見紅衛兵，表示10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精神是中央、主席的，表達有許多不到處。1、和兩條路線鬥爭應掛起鈎來；2、分期、分批沒有提出來；3、要更穩妥些，當晚不發為好。

 

10月30日

陶鑄在接見旅大市21名紅衛兵代表時說：個別“學生右派”“頑固到底，後期處理。”在接見湖南赴京革命工人、革命師生、革命幹部代表時說：張平化已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代王延春)，不再是中宣部副部長。今早已回去了，可以繼續檢查。“北京在10月5日以前，大概有800萬人次來京”，“省委書記動不動就揪出來”。他動員大家，“回去幹革命”。

長春某學院造反派衝進省委機關主樓，砸毀省文革辦公室，省委領導四處避藏。至1967年1月25日被“一網打盡”為止，省委辦公地址共轉移了七次。

 

10月下旬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些學生來揪國防科委副主任路陽(曾在哈軍工任工作組長。)學生們在陳伯達的支持下，衝進國防科委大樓，一直衝到大樓頂層。

 

10月31日

中央發布中發(66)535號《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鐵路運輸秩序比較混亂，客貨列車晚點現象嚴重，在車站不斷發生圍車、攔車和阻止列車開行，以及乘車糾紛等事件，因而嚴重地影響了鐵路運輸秩序。《通知》要求鐵路部門要迅速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保證客貨運輸暢通無阻。

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師生講話：“學生鬧革命放假至少要到明年暑假”。

首都七萬多人在工人體育館集會，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周恩來等參加，姚文元在會上作了《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講話。提倡魯迅打落水狗的精神，反對摺中主義，和事佬，騎牆派，影射周恩來。《紅旗》十四期發表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先驅魯迅》。

 

[按]　在毛澤東的政治與人生哲學裡，儘管被塗飾上某種哲人的油彩，實際上，他一貫實行的只是簡單的有利就可以不顧一切的實用主義哲學。為了達到目的，什麼陰險詭詐和背信棄義的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美其名則是革命的需要。從這種邏輯出發，他對事、對人，唯一的原則就是“利用”。就以他最為得意之作所謂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而言，便是他成功利用廣大民主人士，達到反蔣勝利的傑作。但是一旦勝利了，佛手一翻，便來了五七年反右，陰險詭詐、背信棄義的猙獰面目就原形畢露了。對魯迅的態度也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證。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對死去的魯迅作出了無以復加的歌頌。說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另一處地方，他還不無肉麻地說，他的心是和魯迅相通的。然而，到了五七年，毛澤東已經成為偉大領袖了，當年魯迅那種“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仇蔣反蔣的硬骨頭精神已經充分利用完了，現在要的正是和當年的魯迅相反，是對領袖馴服的頌聖。因此，當羅稷南在反右時向毛澤東提出“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呢？”時，毛澤東在沉思之後，回答是：“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第371頁)。同樣的例子也見諸宋慶齡身上，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善良的人們看到這些材料總是觸目驚心，認為很難想象。其實，古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利用是暫時的必要，固位保權卻是不變的追求。在毛澤東的天下里，魯迅當然只能坐牢，宋慶齡也註定要遭流放，不也是同樣的例子嗎？

 

周恩來在與天津工學院紅衛兵代表座談時說：前段錯誤路線時間並不長，也只是在某些問題上，不能認為那一段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又說，北航也要一分為二，堅持鬥爭的左派的經驗是可以推廣的。但是他們衝進了國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國防科委怎麼可以去呢？敵人還不乘虛而入啊。

 

10月

對賀龍問題“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

毛澤東關於組織外地來京革命師生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的指示：

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革命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編成班、排、連、營、團、師。編好的，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恩來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隊形，學習隊列基本動作，學習步法，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

 

10月底

就工人離廠外出串連問題，中央答覆安徽省委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求按照《十六條》中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和9月14日《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對工人群眾進行正面教育”，“堅持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去串連”。

 

11月1日

《紅旗》第十四期發表社論《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申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並警告“無論什麼人，無論過去有多大功績，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人民的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就會從非對抗性的矛盾成為對抗性的矛盾，他們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周恩來接見天津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說：你們天津工學院的問題我不了解，你們不要往裡拉我，我們不想參與你們的問題。

張春橋、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中國革命造反紅衛兵總部”、“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北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時，說：不要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實際上還是中國的。“日本成立一股，很快就被撲滅；墨西哥出現一股，很快就被抓進監獄。”“建議你們不要用這個旗號打出去。”紅衛兵不必有全國統一組織。

 

11月2日

陶鑄在中央組織部說：“不能把劉少奇同志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線錯誤，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是學生貼的。要問我，我是不同意的。”“學生要貼，你沒有辦法。學生有些情況他不清楚。組織部是黨的機關，要按中央的口徑辦事。”陶鑄堅決反對 “把當權派和工作組等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於黑幫”這一公式。江青曾在一個會議上指責陶鑄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當場駁斥說：“對我們黨的幹部為什麼不應該保？”

中央組織部貼出一大批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天安門前第一次出現打倒劉、鄧的大標語。

北京部分工交系統高校學生召開揭發批判以薄一波、陶魯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11月3日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接見前，毛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參加的領導幹部進行了談話。還特別走到劉少奇面前談了十幾分鐘。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說：“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水火不相容的。”各報刊登了毛澤東、林彪與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他說：

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

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證明，沒有進行這樣徹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實行這樣的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削弱，就會變質，資本主義就要採用各種形式復辟，剝削階級就會重新騎在人民的頭上。

 

北京醫學院幾個學生在街上給陶鑄貼大字報，陶的秘書給文教政治部打電話：“外邊給陶鑄同志貼了很多大字報……請你們注意動向！”又說：“北醫過去是與彭真活動有聯繫的地方，請你們注意。”陶鑄並遣人抄去貼大字報人的姓名。

濟南學生衝擊省委召開的三干會，劫押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乘車赴京批鬥。即所謂濟南11•3事件。

 

11月4日

周恩來起草《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和其它有關問題的規定(草案)》，規定“凡屬國家專政工具部門、機密、要害部門、新聞、廣播部門和中央、中央局首腦部門，一律不進行革命群眾的內外串連。” 他在中央部長會議上說：

“處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工作組的檔案。文化革命以前的檔案，即使有問題，與工作組無關，留待以後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確實有反動檔案(不屬於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案的)，要組成專案進行處理。

(一)            處理檔案的方針：

1、凡錯斗的、錯鎮壓的，都應該平反。這些人的材料都應退回本人，帽子一律摘掉。

2、凡可以作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材料，凡不影響群眾斗群眾，不影響大局的，都可以退回群眾。比如工作組對學生的講話稿、報告稿、大字報等。

3、凡是能夠引起群眾互相鬥爭的材料一律不交，但應當眾銷毀。比如左中右排隊、排錯的、別人反映的材料。這是對軍委文件精神的一個補充和修改。

(二)  各級黨委應按此精神主動處理，承認錯誤。如果處於被動的，可按此精神和群眾談判；如果談不通，可以交上級黨委幫助處理。如果仍不行，就將此材料暫時加封起來，誰也不許動。現在各大學的主動權已經不多了，中學還可能有些主動權。運動一開始就排隊，這是很錯誤的，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工作中的問題。各省委、各個黨委、各區黨委都要過問這一問題，幫助處理這些問題，不能放任自流。只有把它解放出來，你們才有可能脫開手搞文化大革命，才能說服他們不去占領你們的辦公樓，才能將被動變主動。”

當時，為平反和銷毀材料問題，幾乎所有單位都發生搶檔案的風潮，造反派與保守派為此發生武鬥。

李富春接見輕工業部群眾代表時講話：谷牧是好同志，我們應該信賴他。薄一波一直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1月5日

北京市委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單位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徹底平反。

戚本禹接見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代表：說陶魯笳挑動群眾斗群眾，重要的不是罷官，而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北京一萬五千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集會，歡迎被蘇聯勒令休學歸國的留學生。

 

11月6日

李富春連續接見七機部“9•15”與“9•16”兩派代表。七機部長王秉璋、副部長劉有光在座。商定兩派平等辯論。所有文革材料均予封存。11月5日七機部曾發生造反派搶材料事件，兩派對立益激。

劉志堅根據葉劍英指示，主持起草了《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備戰狀態的通知》，意在制止學生衝擊。林彪把這一通知轉送中央文革，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扣發。

 

[按]　當時各省市委領導均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往往避在軍區機關辦公。造反派群眾為追揪他們，故屢有衝擊軍區機關事件發生。軍事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在《緊急通知》下達後亦如火如荼發展，這些機關本身也日趨癱瘓。

 

上海各工廠企業職工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謝鵬飛、葉昌明、岑麒麟、黃金海等三十餘人集會，在北京三司駐滬聯絡站的支持下，商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定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並決定於11月9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路線大會，“造上海市委的反”。他們分別來自國棉十七廠、上海玻璃機械廠、822廠、國棉三十一廠、合成纖維研究所、良工閥門廠、上海鐵路局裝卸機械修理廠、上海五一電機廠、上鋼三廠等十七個單位。

 

[按] 王洪文，吉林省長春市郊人，1935年生，51年參軍，在赴朝志願軍中擔任警衛員、通訊員，1956年轉業後分配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保衛科幹部。1966年6月12日，帶頭給黨委貼大字報造反，11月6日，王洪文等造反派串連，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被選為司令。

 

11月7日

李富春接見七機部群眾代表,說：搶文革材料是過火行為，中央不贊成，但也不同意是反革命行為。所搶材料有六麻袋、一個箱子，現在我這裡。

北航“紅旗”、輕工業學院“紅鷹”等 “二司”造反派組織，發動“政變”，奪了“二司”的權，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受到“三司”的支持。

 

11月8日

毛澤東致電阿爾巴尼亞主席霍查，祝賀阿解放22周年。

周恩來、江青、謝富治、張春橋等在人大會堂接見三個司令部等部分院校紅衛兵代表，討論關於處理“黑”材料問題。“要求解決的徹底，乾淨利落，以便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鬥爭。”周表示，有人給陶鑄貼大字報，“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我不能同意這個口號。

陶鑄在對北京黨的幹部講話中說：“什麼是保皇派，你說我是保皇派，我說你是。”“陸平原來是校長、書記，黨員有組織關係，黨員對他不了解，當然要保衛。擁護黨委，這不能說是保皇派。”

張春橋、戚本禹與北航“紅旗”五紅衛兵談話：鼓勵學生進工廠去，工廠搞文化革命是個方向問題。至於怎麼搞，你們去闖，去摸索經驗。

北大聶元梓、孫蓬一等十一人貼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字報。                                                                                                                          

林學院紅衛兵敢死隊的李洪山，夥同清華、機械學院、郵電學院、北京工業學院等原屬多數派的學生，在林院秘密成立“一司聯絡站”。是晚，清華出現“劉少奇萬歲”的大幅標語。

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二百餘人，在戚本禹通過林傑的唆使下，由譚厚蘭率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集會，誓師搗毀孔家店。然後開赴山東曲阜。

由一些合同工、臨時工湊合的全國性工人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在北京成立，王振海等人為首。

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學員，不滿李天佑、王新亭在該校的講話，來京在國防部大樓前靜坐抗議。本日，六百餘人沖入大樓。陳伯達派張春橋、戚本禹持陳的親筆信前往勸說學員散去。

上海“工總司”代表向上海市委提出(一)上海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大會，接受批判；(三)提供宣傳工具等三項條件，限下午2時答覆。

 

11月9日

在中越兩黨會談中，周恩來說：“黨內出現路線錯誤，我不能說沒有責任。犯路線錯誤並不是反黨，我們正是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現在有學校說我是折衷主義。那時中央決定我去清華解決問題，不提劉少奇、王光美，這是黨的決定，當時應該這樣做。”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據說達萬人。王洪文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曹荻秋拒絕到會。大會聲討上海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造上海市委的反，要奪上海市委的權。會後舉行示威遊行。會議進行中，與對立派群眾發生衝突，保守派兩次衝上大會主席台。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並經請示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工總司”到上海市委大樓造反，市委對“工總司”不予承認，並通知他們到上海展覽館電影院集中。到電影院後，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根據市委的“三不”方針，宣講中央的有關精神和規定。“工總司”的頭頭指責為“壓製革命造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人的迫害。”王洪文號召結隊往北京告狀。

王力、穆欣接見山東來京革命群眾，說：山東省過去是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最近北京大學貼出林彪《論左派》是假的。學生應與工農相結合，是方向。如何搞，中央正在研究。

北航“紅旗”學生組成小分隊，進入北京光華木材廠，與廠方及工人發生衝突，11日曾一度停產。

 

11月9日—12月6日

    譚厚蘭等200餘人於11月9日到達曲阜，以受中央文革小組派遣的名義，衝破山東省委、曲阜縣委和孔廟管理處的阻攔，串通當地學校的一些造反派，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砸了國務院1961年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向國務院提出了“抗議信”。從11月9日到12月7日間，譚厚蘭等人搗廟、砸碑、挖墳、燒像、毀書。據統計：譚厚蘭等人共毀壞文物6618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字畫九百餘幅，砸爛歷代石碑一千餘座。其中一級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一千餘種。同時，多次圍攻和揪斗省、地、縣委領導幹部，押他們陪孔子塑像

遊街，“為孔老二送喪。”

 

11月1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原稿有“對于堅持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一句，王力將“黨委”改成“在統一領導下，組成兩個班子。”

凌晨1時，上海“工總司”決定組織一大批人，強行乘火車赴北京，向毛澤東報告成立“工總司”的消息，並控告上海市委鎮壓群眾運動。車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車。造反群眾於是攔截京滬14次列車，造成滬寧線全線交通中斷20多小時。數萬名由上海乘汽車趕到安亭的對立面群眾與“工總司”成員發生衝突，是為“安亭事件”。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報告情況，決定堅持不承認“工總司”這一組織，同時派人送衣服食物，動員工人回廠。陳伯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電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致電工人極力勸阻，並通知說：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即派張春橋回滬，當面商量，妥善處理。

王力給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電話：“現在，大勢所趨，把工廠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個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凡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咱們保衛自己做一些聯合，這也是許可的。”“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中央要好好想一想。”

             北京紅衛兵和大連海運學院“長征紅衛隊”等組織於本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體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回本單位誓師大會”，通過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回本單位倡議書》。

連續兩天，毛澤東第七次接見200多萬紅衛兵。他在擴音器前高呼：“同志們萬歲！”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對一些中央負責人說：“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裡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他與林彪身着軍裝，持續六個多小時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分乘三千輛汽車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車隊綿亙三十餘里。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還匯集革命師生三十萬。11日下午，毛、林分乘敞蓬車繼續檢閱排列在長安街天安門東西兩側、長達二十六里的一百五十多萬文化大革命大軍。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發起“紅海洋”運動，即到處塗寫毛澤東語錄和畫像。並用紅色油漆塗飾牆面，要使全國一片紅色。

 

11月11日

晚，陶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串連師生代表說：“你們滿懷希望到中南海來，是無可非議的。但不能要衝就沖，要見誰就見誰。不見就不走。送材料我們有義務收，但不能沖。”

 

11月12日

周恩來對科學院串連隊(多數派)談話。當問及為什麼多數人跟不上形勢時，周答：“這些人有個天真的想法，認為黨的領導就是對的。領導人說話就是黨的領導，蒙蔽了你們。黨團員天真地認為黨的領導人都是對的。你們所以落後是天真和機械。”

北京舉行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紀念會，周恩來、宋慶齡、董必武等出席，周恩來在會上講了話。

陶鑄、汪東興在政協禮堂接見華東工程學院赴京戰鬥團，省委書記張仲良參加。陶鑄講話說“材料是工作組造成的惡果，應交出去。工作組整材料、排隊是教條主義，從蘇聯搬來的，是特務作風。這次好多省委書記的官氣打掉了不少，以後再訂些條條，黨內民主就有希望了。”

陳伯達與“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等單位座談，陳勸告工人不要成立“司令部”， 可以用”聯絡會”、“總會”等名稱。

陳伯達、姚文元、王力、戚本禹、余秋里等在政協禮堂與50餘名工人代表座談，重申不要成立什麼司令部。

戚本禹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二司)代表。表示支持11月7日北航“紅旗”另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造反行動。“如果多數人不要了，你們就解散。如果北航領導，我看他們還是較純，堅持正確路線。”“你們方面有包袱，黨團員較多，看到少數派過去都是表現不好的，現在就積極起來了，想不通”。

謝富治、劉寧一接見安徽造反派代表(“8·27革命造反隊”等)，聽取安徽情況匯報時，謝說：“這種人對待貼大字報的人是一種反動行為，是白色恐怖”，“恐怕是全國第一的了。”

戚本禹、王力接見重慶市中學紅衛兵北上告狀團。王力講話肯定告狀是革命行動，說：重慶同學反映：當局“動員同學家長，向家長施加壓力。凡支持革命學生行動的家長，就受迫害。或強迫家長施加種種壓力，甚至斷絕父子關係。這是極端錯誤的。”戚本禹說：“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而不是指哪一個人，哪一個組織。”

師大“井岡山”、“新北大”等學校相繼舉行揭發劉、鄧反革命罪行大會。

大群保守派工人，駕車搗毀了設在北京市委大樓內的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

張春橋於11日晚10時乘專機飛抵上海。在離京前，陳伯達把中央致上海工人的電文原稿給他；陶鑄又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國、全市性的群眾組織，決不承認“工總司”和肯定他們的這次行動。張春橋抵滬後，不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會見，驅車逕往安亭，先與潘國平、王洪文等頭目開會，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起草的電文原稿。王洪文提出五個條件，要求張春橋表態。(1)“工總司”是否是革命的合法組織？(2)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否是革命行動？(3)安亭事件由誰負責？(4)能否滿足讓曹荻秋公開檢查？(5)要求為“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張應允在工人撤回上海後，明日(13日)在文化廣場召開大會，明確表態。在王洪文等陪同下，張在安亭召開全體工人大會。於是大部分工人在王洪文、潘國平(上海玻璃機械廠工人)率領下返還上海。另一部分工人堅持繼續北上告狀，在謝鵬飛(上海鐵路局裝卸機械廠工人)、耿金章等率領下赴京。

 

11月13日

陳伯達向負責召開工交系統座談會的谷牧提出由中央文革所擬定的開展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的徵求意見稿(十二條草案)，其中規定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

下午，約10萬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參加了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　這是應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不接見就堅決不走的要求，由蕭華提出建議，經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同意，林彪批准後舉行的。蕭華主持大會，陳毅在大會上講話，他說：“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我們解放軍是模範，不要跟他們去鬧，去鬧我是不贊成的。”“陳老總給你們潑冷水。潑冷水不好，有時熱過頭了，潑冷水擦一擦有好處。”“解放軍打解放軍，我是沒有見過。”“要顧大體，識大體。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要衝進國防部、占領大樓。剪斷電話線……你們有委屈可以申訴。”“現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組不放，揪住那一個人不放，揪住一個人的一句話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真正的黑幫，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真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極少數。”“說‘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反革命’是錯誤的。”在鬥爭中，我不贊成現在的逐步升級，不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作路線鬥爭，要有限制。有好大錯誤，作好大估計，不要一味擴大。”徐向前在大會上說：“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葉劍英在大會上說：“真理就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當聖經念。”“我們軍隊內，有個別人沒有階級感情。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允許人家犯錯誤，更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有少數人，有的幹部心臟病發作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斗，還不讓人家走。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賀龍講話，明顯地心懷顧慮，只是推薦了空軍十七航校幾位學員提出的串連十點建議。在會議進程中，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的學員李基才提出紙條，向蕭華詢問“今天開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了沒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準的？”葉劍英當即喝令李基才站出來，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講話，不是誰叫我講什麼我就講什麼，誰願意聽什麼我就講什麼！這就是我的回答。”會後，李基才被打成反革命。此即所謂十一月黑風。

張春橋參加了上海市委常委會，研究了潘國平、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並同曹荻秋一道，打電話請示了陶鑄。陶、曹一致同意不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張春橋亦親自與陶鑄通話，並表示按陶的指示辦。

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大專院校學生座談，態度完全改變，他說：“工人起來究竟怎麼搞，正在研究。”“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六月份下半月到七月份上半月，攻陳伯達同志主要一條就是生產，這一段生產確實有所下降。”八月份生產又有所下降。“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應該創造好的經驗。”“工人同志要開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張完全同意“工總司”所提五項要求，當眾簽字。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11月9日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派少數代表)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做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同意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

 

 [按]　安亭事件之處理，張春橋置華東局與上海市委於不顧，亦不遵陶鑄與陳伯達臨行前的指示原則，臨時改變態度，並先斬後奏，且立即得到政治局常委會之批准，老奸巨滑的張春橋，絕不敢擅權如此。當是張春橋已取得密旨，故得肆行無忌也。在此事件以前，張春橋、姚文元不過是依附江青而進入中央文革，以舞文弄墨、陷人以罪而擅名的新貴，尚無基礎與實力可言。安亭事件及隨之而來的一月奪權使張、姚抓住了有影響的上海的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的大權。從此，以江、張、姚、王為幫，利用上海宏厚的地方實力為基礎，上通毛澤東，外結康生，把持中央文革的文班子正式形成，與林彪的武班子相互勾結利用、排擠鬥爭，成為左右中國政局幾達十年的內朝勢力。

 

周恩來在《情況反映》上批示：“請陶鑄同志以電話找安徽省委一談，如情況屬實，請找“八·二七造反團”負責人以電話交涉，無論如何要放李葆華、李任之兩名同志，讓他們回家休息。”

周恩來在首都高等院校代表緊急會議上宣布：大專院校放假鬧革命，可能要到明年暑假。來京串連人員一天二十萬，負擔沉重。想把免費乘火車、汽車、輪船暫停一個時期，明春再行串連。他希望作好接待工作，北京學生也不再外出。

江青接見北京部分中學生代表，着重講了階級路線問題‚她說：

階級路線是黨的生命，同志們的確應該關心重視，務必充分注意。要說階級路線，也就是毛主席說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階級出身是給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決定作用。決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口號在現在是不合適的、錯誤的、反動的。有人問：有成份論、不惟成分論是矛盾？這其實一點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為主，要時時處處看人的表現。

 

戚本禹、姚文元接見華東師範大學革命造反派部分成員。希望他們趕快回上海，張春橋去上海後，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鬥爭只是一個序幕，大的鬥爭還在後面。文化革命總的戰役要搞幾十年，幾百年，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陳毅在解散外交部紅衛兵大會上講話，說：“今天是紅衛兵宣布結束的日子。”“紅衛兵自動取消是一件好事，是根據中央指示辦事的。”“自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我講了很多話。我還要堅持這些看法。我已經做好準備，因為我講話多而受到批判，犯錯誤或慘遭不幸，被打成黑幫坐班房，被罷官撤職。這不要緊。但我不願意做和事佬。”

北京文藝界批鬥陸定一、張聞天、李維漢、蔣南翔、楊獻珍、陸平。

 

11月15日

周恩來、陶鑄、陳伯達、李富春等接見步行來京串連的三十多支長征隊。周恩來講話：“進行長征式的全程步行串連，好處真是多得很！”“我們希望全國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學習你們的經驗，今年冬天試行，明年推行全程步行的革命大串連。”

周恩來接見“首都紅衛兵高校總部”代表(“一司”)，鼓勵開門整風，“保守也不是固定的，要分化的。”

有鑑於運動轟起，工業生產受到巨大衝擊，國家計委負責人余秋里在寫給李富春的報告中指出：擬在即將召開的計劃工作會議期間，“先用五天時間座談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當前生產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李富春批示：“擬予同意。送主席、林總、總理、陶鑄、任重同志。”同時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分別座談，由谷牧、秋里分別負責。”

《文革初期經濟戰線的嚴重鬥爭》：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路線這一極端蠱惑人心的口號煽動下，到十一月上旬，從中央到地方，工農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都被捲入運動，各省、市、自治區，廳、局以下生產指揮系統失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中，不少領導幹部都靠邊站，部分企業領導班子癱瘓。因學生下廠串連而發生爭執的事不斷發生，許多廠礦導致停工停產。各地機械工業製品大量減少，不少工廠生產設備維修被擱置。鐵路待運物資大量積壓，運輸秩序又一次陷入混亂，客貨列車晚點現象嚴重，車站不斷發生圍車、攔車和阻止列車開行以及乘車糾紛等事件。有些地方工人擅離崗位，集結到車站強行登車上訪。上述情況表明：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正常運轉已受到嚴重威脅，工農業生產面臨嚴重危機。(《十年後的評說》第45頁)

 

康生率中共赴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返抵烏魯木齊，接見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星火燎原”戰鬥團。有同學反映：烏魯木齊地區紅衛兵總部11月3日發布66糾字第四號通令，與公安機關配合，把烏市五類分子、牛鬼蛇神趕往外地。

王力、戚本禹接見工人代表，說工廠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有人以抓生產為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在本市範圍內工廠之間串連是正常與完全必要的。

張春橋與王洪文在蘇州會見堅持上京控告的上海“工總司”造反隊員，重簽五項類似條款。並迫使曹荻秋至蘇州。曹荻秋、韓哲一被迫在五項要求上簽字，但兩人均聲明保留意見。張說：“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指13日下午在文化廣場簽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點要求)，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廣場回到我住處，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了他。這樣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①

北京農業大學附中學生伊林、滌西寫信給林彪，對林9·18在軍事學院的講話提出尖銳批判。 

北京市第一機床廠一些人串連工交系統一百多個單位的職工，組成以時傳祥(全國勞模、北京市清潔工人)、張百發(勞模、建築工人)為領導的群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紅色職工團”，擁有成員號稱三十萬，他們實際上是反對對劉少奇進行批判。

 

 11月15日至17日

安徽合肥保守派群眾以抗議“八·二七”造反派拘留李葆華(省委書記)為名，沖入省委，與造反派衝突，數百人受傷。

 

11月16日—至12月6日

工交企業座談會召開。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央五個部(冶金、化工、水電、鐵道、機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哈爾濱、武漢、廣州)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幹部。座談會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圍繞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關於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草案)》展開的。原定會期五天，實際上延至二十天。周恩來說：當他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會時，“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鬨堂而起，說到最後都站起來。”周恩來說：“他們這種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觀上的思想動態。”當林彪問他會上“有幾個通的？”周恩來回答說：“我所接觸的那些部長、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很不理解。”(《文革初期經濟戰線的嚴重鬥爭》：載《十年後的評說》)

 

11月16日

下午三時，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未參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說：上海“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關於張春橋所簽訂的五項協議，他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決定從11·21起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外出串連，並創造經驗為明年徒步大串連作準備。

            中共中央發布中發(66)553號文件：《關於處理文化大革命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中央對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補充規定如下：

(一)責成原工作組、學校黨委或者其它有關組織，必須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包括整理過的或者沒有整理的材料，除在這一文件宣布以前，確實已經焚毀的外，全部集中，不許隱瞞，不許轉移，不許複製，不許私自處理。否則，就將加深錯誤，並將受到黨的嚴厲處分。

(二)除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處理外，其它所有的材料，集中清點之後，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校學生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

(三)以上規定，完全適用於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等組織，也完全適用於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軍事機關和院校。所有這些單位，對於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因為給領導上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眾，都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按以上規定處理材料問題。

(四)在處理材料問題的過程中，各方發生爭執的時候，應該嚴格遵守十六條的精神，根據上述規定，採取共同協商的方法解決，只許文斗，不許武鬥。

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對待犯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一般應該遵循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為了讓他們改正錯誤，繼續工作，不要連續地在長時間內去斗，不要勉強留下他們，也不要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犯錯誤的領導幹部應該主動地、認真地、虛心地向群眾進行檢討，不要同群眾形成對立的狀態。

這一文件，應立即在各學校、各單位群眾中宣讀。

 

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集中央、市黨政機關、學校、工礦企業及軍事單位負責人開會，緊急布置接待外地來京串連人員的工作。11月10日、11日以後滯留在北京的人員尚有225萬。這以後每天以20萬至29萬的數字湧入北京。接待工作已成為沉重的負擔。周還說：“小學問題，我們正在研究，一定的時候要開學，有的已經開學了。”

陶鑄、譚震林接見山東學生代表時，陶竭力保護譚啟龍，他還說：“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不作內部問題處理的只有兩個。”在接見遼寧大學學生時，他說：“那些犯了路線錯誤的人，還上了天安門，毛主席還對他們推心置腹”。“這個路線(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中央發布的，在一段時間(五十天)省委能不執行？如果你們接班了，你們當了省委書記，能不執行？……黨章是那麼規定的，這是黨的紀律”。“人家以前是革命的，這五十多天犯了錯誤，就說是修正主義，那不合適嘛，不[當]然他就不服氣”。“不看整個歷史，有句錯話就記下來，你說幾句好話不記，只記一句壞話，記上幾十次就夠了。”

戚本禹對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造反派講話，他說：“沒有革命，生產就不能發展”。“上海市工人要成立團體，不讓他們成立，有的幾千人，幾萬人轟起來了，鬧起來了，解決了。”“我教你們辦法，……你們把3000多人分成三班，包圍省委。他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你們就不走。”

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五十餘名學生，要求到北京第一機床廠“宣傳毛澤東思想”，遭到拒絕。他們翻牆而入，受到本廠、其它工廠工人及“二司”糾察隊的圍攻毆打。

 

11月17日

陶鑄在接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各大專院校代表時說：“你們方向對”，你們由少數變成多數，因為你們方向對，你們是正確的。“你罵他一句，他罵你兩句，那是蠢夫的事。”“不要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是王明的一套，搞得黨內離心離德，怨聲載道。”“5月16日至現在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都燒掉，凡是文化大革命的就燒、燒、燒，都燒了你們就放心了。”陶批評被造反派劫持來京的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俞屏執行了錯誤路線，應深入檢查改正。

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人民日報》唐平鑄、北京市委劉建勛等人，將草擬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交工人代表座談會討論，徵求意見。下午，陳伯達、王力、戚本禹、唐平鑄、劉建勛等又接見十二個廠礦少數派代表，就少數派被打情況，說：挑動群眾斗群眾的，要按國法黨紀嚴肅處理。

姚文元、王力接見杭州絲綢廠來京告狀的2000餘名工人，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指責副省長劉劍執行錯誤路線斗群眾，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應該一律平反，公開檢討。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重要通告》，禁止私自抓人拷打，私設公堂監獄。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它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這樣做是違犯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

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全國各地也陸續轉發了這一重要通告。

陳伯達、王力與第一機床廠工人座談，說，應開門讓學生來。不准扣工資，不准打人是保護少數的措施。5·16以來整學生、整群眾的檔案全部銷毀，偷藏要受處分。本月下旬，一些學生組織進駐該廠。

關鋒、戚本禹與山西革命群眾代表座談，回答了提出的有關問題，並表示堅決支持他們的革命熱情。

王力接見被蘇聯勒令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報告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情況與問題。

關鋒、戚本禹接見“武漢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聲明王任重這幾個月的工作情況，沒有在中央文革討論或匯報過，對王有意見可以批評。當學生說現在逐步認識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指揮總後台時，關、戚相視而笑，連連點頭說：“啊！你們現在才意識到！”“最好的辦法是職工自己起來造反，你們(學生)要和他們結合”。

聶元梓受江青的秘密派遣，率孫蓬一、李某某至上海，與張春橋聯繫，煽動學生，以抓上海市教育衛生局長常溪萍為突破口，攻擊上海市委。(常曾任北京大學社教隊黨委副書記)

伊林、滌西將致林彪的信印成傳單散發。他們因此在12月中旬被捕入獄。

 

11月19日

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北航“紅旗”及高校造反派學生，說：“你們要會做工作。不然，你們堅持二十八天(指堅持見國防科委趙如璋、羅舜初一事)的名譽就要受損失。你們做得不對，做得不好，人家認為中央文革，首先是陳伯達支持不對。”江青表示，她如果不是主席的老婆，她會同造反者一起參加絕食靜坐。她說：“現在第三司令部似乎分裂了”(指開除周永章)，她要求善於團結大多數。她讚揚造反行為說：“你們這樣的亂，越亂越好。沒有亂，哪兒來治。”關鋒講話：“希望你們能站得住，……注意團結。”“你們不希望我們垮台，我們也不希望你們垮台。我們垮台對你們不利，你們垮台對我們也不利。”

王力、戚本禹、曹軼歐與來京小學教師座談。王力說：小學開不開學，我們還要研究。王、戚還提出：西南區與重慶市該轟，轟得不夠。

陳伯達等查看了“西糾”在北京六中內所設勞改所，嚴厲指責勞改所私設公堂，嚴刑拷打，致傷人命的暴行，責令立即解散。

 

[按]　所謂“紅色恐怖”，武鬥風盛行，原是由毛澤東親自提倡、公安部長謝富治直接縱容所造成的，而充當打手的主要是自命為有“革命”血統，階級感情最熾熱的高幹、軍人子弟。但隨着揪“走資派”、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展開，這些幹部子弟的父母已相繼成為揪斗對象。他們在失意加上絕望的情緒支配下，一面把所謂牛鬼蛇神等“階級敵人”作為泄忿的犧牲品；一面則萌發反對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行動。開始出現所謂“十二月黑風”。

 

王府井貼出大字報《對譚力夫講話要一分為二》。部分高乾子弟成立“四野”，揚言要“踏平三司”。從11月8日開始，二十天來，連續四次發生搶砸第三司令部事件。此風且波及外地，三司駐外地的聯絡站及工作人員連續被圍攻、毆打、砸抄。

謝鏜忠(文革小組成員)與北京京劇團談話，透露北京京劇團將編入解放軍編制，樹為樣板團。並批評18日與介入該團的“三司”武鬥很不應該。

 

11月20日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勛(北京市委書記)在政協禮堂接見住在商業部招待所的來京上訪人員。提出：(1)禁止擅自拘留、私設公堂、拷打；(2)所有攜帶兇器必須上繳。

 

 [按]　時，紅衛兵組織動行拘捕，自設拘留所，進行拷打，武鬥大行。每個單位分裂成二個以上的對立組織，搶奪材料、設備，亦常常發生爭吵毆鬥。來京串連上訪者亦各與一派掛鈎，介入居留的、或聯繫的單位。如安徽的“8·27”人員住在七機部，即同七機部的造反派“9·16”派聯合，與“9·15”派衝突。在一些互不相涉的串連人員之間，也往往因生活小事分成二幫，演成互斗。商業部招待所東西樓之武鬥，就是一例。

 

上海時代中學學生陸榮根在中宣部貼出《重炮口對準陶鑄猛轟》的大字報，受到中宣部部分幹部的圍攻反擊。12月1日，陸又貼出第二批批判陶鑄的大字報。旋被迫返滬，於1967年2月12日病死。

北京一、三司令部與大連海運學院 “長征紅衛隊”、蚌埠鐵路中學“毛澤東思想長征宣傳隊”等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回本單位誓師大會”。周恩來到會表示支持。

 

11月21日

陳伯達又一次到北京六中，再次命令由公安局協同解散“勞改所”。

陶鑄在中宣部傳達中央精神時，重申：劉鄧路線是認識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關鋒、王力在政協禮堂接見“三司”、北航“紅旗”等造反派籌備召開“反修大會”①的成員。說：10月份以後形勢起了大的變化，左派隊伍擴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現在北京有一股打人風，要制止。

 

11月22日

李富春向谷牧傳達了毛澤東聽匯報後有關工交企業文革的指示：

(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業餘時間內鬧革命。(3)文件提出後，谷牧前往津、滬、沈，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修改，爭取十二月份發出。(4)原稿上把當權派劃寬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等幾類人去掉。

張春橋接見上海及外地造反派時說：“最初我是支持搶(材料)的，第一搶的是北京地質學院，後來一想這事被動。”對於罷官，毛主席最近有新指示，“不要急於罷官”。“一罷官，雙方都泄氣了，沒勁了。”

中宣部邢雙合等在部內貼出第一批批判陶鑄的大字報。

 

11月23日

陶鑄對中宣部運動作了三點指示：

1、總的來說，中宣部執行了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

2、受到一些錯誤路線的影響，多大？可以討論；

3、李劍白，許以倩在總務處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陶鑄召集文教口負責人，布置恢復文教部門黨委的“領導”，要他們“先成立臨時黨組織”，“把黨委的旗幟打起來”。

蕭望東挨批後，怨怒難禁，陶鑄鼓勵他說：“老蕭，不要緊，要垮我們一起垮。”

李富春在團中央直屬單位座談會上說：“凡是有關文化大革命中整群眾的材料，不管是過去、現在，都要清理出來。”

 

11月24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工交企業座談會轉就陳伯達所擬《十二條(草案)》進行討論(後修改成為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五條規定)。本日，與會的領導幹部在發言中牢騷滿腹，情緒衝動。周恩來講話。說現在的形勢是“工交欲罷不能”，“浪潮來了，背着浪頭會被浪頭衝掉。”

經委生產局“長征戰鬥隊”、“紅衛兵”、“星火戰鬥隊”聯合查實，1936年《華北日報》上有薄一波、安子文等所登出獄時發表的《反共啟事》。

“西糾”搗毀全國文藝界革命造反聯絡總部。

 

11月24日、26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給西北局、東北局起草就劉瀾濤等出獄問題的調查進行勸阻。批覆電文由周恩來親擬並送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送審批覆電文時給毛的信中說：“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批覆中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得到毛的同意。

 

11月25日

陶鑄在中央組織部說：“劉、鄧問題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為劉、鄧思想，誰都有。”

上海諸院校師生與外地來滬的紅衛兵一萬五千餘人在文化廣場召開“萬炮齊轟以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晚，“西糾”又一次衝擊“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造成流血事件。

  《人民日報》報導：北京接待陸續來串連的師生人等九百多萬人次。

 

11月25日、26日

毛第八次檢閱紅衛兵，並宣布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

毛澤東先後八次共接見了一千一百萬外地師生和紅衛兵。

 

11月25日、29日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等大字報，質問中央文革為什麼僅只支持“三司”？寵愛北航“紅旗”？揪住工作組不放？等等。“八一野戰團”亦貼出《也問中央文革》的大字報，批評中央文革“縱容少數派壓多數派”，“挑動群眾斗群眾”。他們都指責中央文革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1月26日

周恩來在中南海小會議廳接見西南來京聯合告狀團的四十名代表(大中學校師生)。會上，有人反映李井泉在重慶警備司令部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改“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派韓久太、梁大門為指導員，與“八一五戰鬥團”(前“重慶無產階級工人革命造反軍”)對抗。李井泉說：“你們去沖吧！他們不敢搒你們這支部隊。爭取十天扭轉局勢。”

上海保守派工人成立“捍衛毛澤東思想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籌委會，會眾聲言80萬，提出：(1)罷張春橋的官；(2)收回雙五條(指張春橋在上海、蘇州兩次簽署的“五條協議”。)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反革命組織；(3)炮轟上海市委。

 

11月27日

“全國在京革命派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出席並講了話。

江青在會上說：

毛主席是非常關心你們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們是理解的，正象他理解你們一樣。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說為人民做了那麼一點什麼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錯了，或者做得不妥當，你們有權利批評我。但是對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我都不願意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在我咀里說出來就提高他們的身價。我藐視他們！他們做不出什麼大的事業來，他們只會幹這些不可告人的勾當！…這一小撮人，他是當權派，他掌握一部分政權，因此要摧垮他！

周恩來在會上說：

最近這幾天，我們對於中學裡的最少的一些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糾察隊員，我們實行了中央批準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規定，拘捕了他們。另外，他們經過我們教育，屢教不改，所以我們把他們拘捕起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

 

周恩來、陶鑄、葉劍英、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張春橋等中央和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來京造反派人員。周講話說：犯路線錯誤的同志，一般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只有堅持不改或本來就是三反分子或兩面派，就超過了內部，成了敵我矛盾。

關鋒在江青的授意下以給江青寫信的方式，指責陶鑄，說：“陶鑄同志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並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同志的說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信中列舉了七條“罪名”，建議中央“密切注視，加以考察”。江青立即將信轉送毛澤東。

陳伯達、關鋒在北京鋼鐵學院向鋼院、地院、林院造反派講話：要求注意工作方式(主要是學生進入工廠，與工人發生衝突，影響生產)。因“你們做的事情和我們聯繫在一起。”

首都“三司”召開工作人員及所屬各紅衛兵組織代表會議(11·27—30)，討論目前形勢及今後任務。陳伯達接見了到會成員及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組織的代表。

林學院學生李洪山貼出《剖析戚本禹同志講話──評戚本禹同志十一月十二日的講話》的大字報。

“捍衛團”貼出《毛澤東思想紅色職工捍衛團是一支生力軍》的大字報，攻擊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等造反派組織。

“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向上海市郵局報刊發行處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紅衛戰報》(“紅革會”和“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合辦)第9期，載有《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要同《解放日報》一道發行(即由郵局將兩種報紙一併投送)。理由是《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進行“消毒”。

 

11月28日

毛澤東致電霍查，祝賀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二周年。

全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在京召開，陳伯達致開幕詞，說：在堅持文藝革命方針，而與反革命，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鬥爭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貢獻的。”周恩來講話，說：幾年來文藝革命的“偉大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他檢討自己“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他着重吹捧京劇現代戲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江青在會上講話，號召揭發清算三舊(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江青的這個講話是經毛修改定稿的。謝鏜忠、吳德相繼講話。 

中央軍委宣布，任命江青擔任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

北京京劇一團等四文藝團體列入解放軍編制。

國務院致電成都聲言欲來北京請願的工人，歡迎派代表來京(大廠二至三人，小廠一人，總數不超過三百人)商談，不要影響生產。

北京十幾所中學的紅衛兵在北大附中召開秘密會議，醞釀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其成員多為政、軍幹部子女。由北大附中學生牛皖平任司令，宮小吉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

北京礦業學院“首都紅衛兵總部”(屬紅衛兵“第二司令部”)聯合了十幾個院校的紅衛兵組織組成“批判戚本禹聯絡站”，準備對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對“二司”代表的講話“進行徹底批判”。

 

11月29日

陳毅、葉劍英再次接見軍事學院學員。會場上張貼大標語，聲言批判陳、葉在13日的講話。陳毅在會上重申：“搞路線鬥爭不能簡單化、擴大化。”“我的講話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講偉大、偉大，這有什麼好處？這不好。這說明陳老總不老實，見到問題不講，看到有同志犯錯誤也不幫助，這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現在的鬥爭，我非常擔心。”“現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幫，不是斗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在那裡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個部都在斗他們的部長，每個單位都在斗他們的首長，抓住一句話就斗。”“一講黑幫，所有的都是黑幫！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有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以前我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葉劍英說：“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麼？你們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挑動群眾斗群眾，不是！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沖我們的國防部，這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陳毅、葉劍英等13日和29日的兩次講話招致了江青及軍內造反派人等的嚴重不滿，指責其為“鎮壓群眾”。軍內隨即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要求他們公開檢討，接受批判。

晚10時，“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紅衛兵三百餘人，衝進郵電大樓，要求將他們編印的《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一同發行，以“徹底消除《解放日報》所散布的毒素。”(該組織在27日即已向郵電局提出此項要求，28日又向市委提出，均遭拒絕。)

王力接見福建崇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農場邱學鋒，說：“沒有廣大工人和農民參加，革命就不可能勝利。”“希望你能回農村把革命的火點起來”，“把一個縣搞得亂亂的。”

 

11月30日

周恩來給吉林師大紅衛兵發出電報，勸阻對趙林出獄一事進行追查。

晚，國務院在工人體育館召集外地來京串連工人開會，周恩來、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謝富治、劉寧一等出席。陳毅作時勢報告。周恩來原擬在這個會上由劉寧一動員外地來京工人返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但29日下午劉的講話稿被陳伯達否定，故臨時改請陳毅應付。當場造反派對陳講話內容提出反對。指陳為“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北京林學院李洪山貼出《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大字報。林學院“東方紅”立即查抄了李洪山所屬的“紅衛戰鬥團總部”及廣播站。

“一司聯絡站”繼11月28日聯席會議後，於今天再次召開聯席會議，提出當前的運動是群眾斗群眾，江青是左傾路線，並提出要為譚力夫翻案。

進駐《解放日報》的上海市“紅革會”紅衛兵提出三條件：(1)將《紅衛戰報》夾附在30日《解放日報》內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必須立即轉載《紅衛戰報》所刊《〈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3)把上海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及上海市委對報社的有關指示告訴“紅革會”。報社當局予以拒絕。“紅革會”在報社成立了“火線指揮部”。工總司對“紅革會”的行動表示支持，赤衛隊遊行示威，表示反對。

 

11月

陶鑄在十一月間召集部分省市書記座談會，提出工礦企業文化革命按“四清”部署分批進行，不搞串連，堅持八小時工作，堅持業餘鬧革命，林彪批評是以生產壓革命，將座談紀要否定。

江青電話指示地院“東方紅”：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回來呀！

 

12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補充通知》，暫行停止串連。

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必須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按免費乘火車次序，完全離開北京返回原地。從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吃飯、乘火車和汽車，不再實行免費。

二、所有在外地進行革命串連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在北京的按前條辦法)，也必須妥善安排，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從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火車、輪船、汽車，不再實行免費。

三、解放軍派出的人員，對已被接見未離開北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仍應繼續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傳播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並應熱情地幫助他們安排好參觀、學習以及儘早離開北京返回原地的計劃。要對他們負責到底，直到把他們送上火車，歡送他們返回原地。

四、凡返回原地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一律開給直達票，中途不要停留。必須在北京車站中轉的，也要開給直達票，按照車票上的規定的車次乘坐返回原地的列車，不要延誤。

五、徒步長征來北京和到各地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的接待辦法另定。

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學校革命師生中宣讀，並在機關、學校、車站、碼頭張貼。                                           

 

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大連鐵道學院“紅色造反團”代表時說：“下一步運動的形勢，要從大中城市轉入農村，從學校轉入工廠，從上級機關轉到下級機關。”

戚本禹在故宮講話，指責解放後故宮成了一個宣揚封建毒素，宣揚地主階級生活方式的一個陣地。他稱讚師大去曲阜孔廟造反造得很好！“他們還要挖孔子的墳，我請示了陳伯達同志，伯達同志說可以挖。要把孔子的廟辦成階級鬥爭的展覽館。”

林學院“東方紅”和外地來京學生聯合與李洪山進行辯論。李洪山聲稱讚同譚力夫的某些觀點，認為各院校組成各種群眾組織，“搞的四分五裂”。他指責中央文革的產生不符合《十六條》。林學院紅衛兵“長征戰鬥隊”也貼出《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抨擊中央文革。

由臨時工、合同工組成的“全紅總”三百多人到中華全國總工會造反，占領了禮堂，提出了許多關繫到他們的經濟與權益的要求。

上海“工總司”王洪文率造反隊伍進駐解放日報社，支持“紅革會”，在報社成立“火線指揮部”。

 

12月2日

葉劍英接見解放軍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重申解放軍沖中南海、解放軍打解放軍是應該受批評的。他對群眾組織林立(北京大學有87個組織、獸醫大學有60餘組織)、互不團結，以及在批鬥中發生的極左現象也提出批評。

謝富治、劉寧一(人大副委員長)在政協禮堂接見安徽造反派代表。謝富治說：“安徽從8月26日貼大字報，以後延續不斷，15、16、17大規模的群眾斗群眾。聽說24、25、26又有些工廠鬥爭了工人，這是不允許的。”劉寧一說：“一切革命群眾自發的組織都是合法的”，但李葆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是內部矛盾。他們都動員外出人員返還原單位鬧革命。

王力、戚本禹接見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北上告狀團，對他們的造反行動表示支持，建議他們利用當前大好形勢趕快回重慶去戰鬥，批判以任白戈為首的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林學院“紅衛戰鬥兵團”等幾個戰鬥隊貼出《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麼路線？》、《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的大字報。李洪山親到解放軍報社接待站，反映意見，認為中央文革小組多數成員都犯了挑動群眾斗群眾和包辦代替的方向性錯誤。他指責中央文革執行的是一條左傾路線，不踢開哪行？不解散哪行？他聲言：已聯合五十多所學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組。天安門兩側觀禮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黨”兩戰鬥隊貼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標語。

    上海 “赤衛隊”總部印發《四點意見》的傳單：           

 (1)《解放日報》是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黨報，“紅革會”因為《紅衛戰報》不能夾在《解放日報》內發行而封閉《解放日報》是錯誤的。

(2) 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報》的要求。

(3) 撤出後，《紅衛戰報》的遞送，由華東局、上海市委、“紅革會”、“工總司”、“赤衛隊總部”會同一起協商解決。

(4)“紅革會”如無視我們的要求，我們將採取必要行動。

“工總司”亦針鋒相對，提出四條，與“赤衛隊”對抗。雙方組織隊伍，遊行示威。

陶鑄以中央政治局名義打電話指示：

（1）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

（2）如果紅衛兵衝擊，要說明，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住，要堅持原則；

（3）可以公開發行；

（4）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16條的規定，不能在報上亂點名。

 

12月3日

中央軍委轉發毛澤東、林彪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緊急請示中的三條意見。

南京軍區黨委三條意見：

一、一切轉業、復員軍人不准成立紅衛軍或其它名義的單獨組織，只應參加所在單位的文化革命組織。

二、不准許衝進解放軍機關及所屬部隊，也不許到部隊串連和散發傳單。

三、所有轉業、復員軍人，必須保持和發揚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並協助解放軍加強戰備，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南京軍區黨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據本月14日總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對天津市榮復轉退軍人革命委員會直屬戰鬥兵團代表的講話中提及：十二月二日南京軍區發電報給中央軍委，反映上海市有很多榮復轉退軍人組織，其它城市也很多。上海警備區被衝擊得很厲害，故提出三條，經林彪報告毛澤東批示同意。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工交系統的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產的關係問題作了講話。他說：“文化大革命開始搞學術界，現在進入工人、農民，進入全社會，要席捲全國。”

周恩來接見四川工人造反派代表，省委書記廖志高在座。周對工人搶車來京及廖志高被壓承認搶車是革命行動都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要求具體問題回四川解決。並對廖說：你們是癱瘓下來了，你們都想把矛盾上交給中央。對你們這種作法，我們感到惱火。

 

 [按]　當時，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實已全部癱瘓。地方領導人員受中央與地方、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埋怨夾攻。中央認為他們領導無力，把矛盾上交；群眾對他們的權威根本不承認，自行其是；造反派把他當走資派批鬥，保守派怨其不敢挺身支持本派。因此他們既茫不知所措，又無能為力。真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

 

李富春在政府部長級幹部會上講話，就工業十條草案精神作了說明：目前大民主是空前的，學生一起來必然影響工人。有了十條好辦事：業餘時間鬧革命、八小時工作制、可以串連，但不是強行干涉，要文斗不要武鬥，有了這幾條就不怕了。

周恩來接見外語學院學生代表。學生要求揪斗曾派充該校工作組組長的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並對陳毅保劉表示不滿。

上海“紅革會”紅衛兵用武力封閉了《解放日報》，得到了“工總司”和外地赴滬串連的造反派的支持。“赤衛隊”高喊“要看《解放日報》”等口號，向報社衝擊，試圖攻下報社，兩派衝突持續了兩天，雙方各有少數人受傷。受江青指使來上海策動造反的聶元梓極力煽動說：“不要從解放日報社裡輕易退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台為止。”

 

12月3日至4日

江西南昌市退伍復員軍人“8·1戰鬥團”、“南昌市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搗毀了北京學生南下串連的分隊等造反派組織。

 

12月初

“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到北京要求陶鑄表示意見。

 

12月4日至6日

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

毛澤東、林彪在討論工礦十條與農村十條時的一些指示①：

            毛澤東說：先有事實，然後有概念。沒有事實，怎麼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並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

            林彪說：康生同志最近和外國作家談起資本主義如何復辟的問題，說：復辟可以從政治上引起，也可以從經濟上引起。目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形公實私，形新實舊，形社實資。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蛻化、復辟到資本主義？到底如何變的？我們如何使它不變？我們要很好地研究這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會有反覆，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不太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後來有了蘇聯，才引起我們的警惕。

 

12月4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谷牧匯報了工交座談會的情況。會上印發了匯報提綱。谷牧在匯報中說：首先應當承認，幹部當中的牴觸情緒是確實存在的，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消除幹部的牴觸情緒。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要從工交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到工交企業的三個特點：一是工交系統基本上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二是工交系統的幹部和職工隊伍基本上是好隊伍；三是工業生產的連續性決定了生產不能中斷。他說：《工業十條》照顧到了一些特點，因此大家同意了；但是還有一些問題，請求中央另外採取措施。谷牧提出三個問題：1、從全國來看，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對工礦企業規章制度的破與立，要接受歷史的教訓，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3、群眾起來鬧革命，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想把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臨時工、合同工想改為正式工，前幾年精簡下去的人員要求回廠，等等，這涉及到體制，事關全局，請中央統一考慮。谷牧還反映了兩個重要情況和要求：1、大家擔心廠礦派別組織發展下去會帶來惡果，要求做好下廠學生的工作，向他們交代政策。2、工交企業各級領導講話不靈的情況已經相當普遍，反映出來的問題大量是人民內部矛盾。建議認真宣傳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鼓勵幹部堅持原則，堅持鬥爭，決不能讓工廠里黨的組織中斷工作。他請求中央批准，進一步落實各級領導機構中負責抓生產的班子，把各個主管部門從上到下的生產指揮系統儘快建立起來。

 谷牧的匯報，遭到圍攻。江青率先攻擊工交系統的領導人“毫無階級感情，給工人戴上幾百斤重的石頭，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義那一套玩藝兒。”康生發言“資本主義要復辟，工廠企業這一環的問題很大，因為它是經濟基礎。”“我們工廠里，舊的經濟規律沒有變的是什麼？在交換問題上，商品等價交換規律沒有變，工資仍然是按勞付酬，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仍然存在。……我們工廠資產階級法權殘餘還存在，仍可產生資本主義。工廠搞不好，也會出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不好，影響經濟基礎；經濟基礎不好，影響上層建築。工廠文化大革命，就這個意義講，比學校重要。” “現在的工廠也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工廠。” “我們工廠政治不掛帥，毛澤東思想不掛帥，恐怕比學校還厲害”。陳伯達說：“在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中，總要有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黨團組織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驗考驗。”王力說：“提綱是集中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據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1966年12月10日反映：“天津市委領導核心處於癱瘓狀態。”文中說到1966年12月4日，天津市委書記、市長胡昭衡對記者說：“現在書記處領導很困難，談不上核心不核心的問題，只是唱‘空城計’，都是‘老弱殘兵’，勉強守攤子。”“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市委領導幹部根本沒有坐下來很好地學習，現在領導層的思想很亂，有許多工作推不動，是處於應付狀態。”“我打算堅持一月半月，等中央派人來加強領導再講，儘量維持現狀，不再犯錯誤。”

周恩來接見“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代表說：告狀是許可的，派代表來嘛！能在當地解決的就在當地解決。

彭真、劉仁、萬里、林默涵、夏衍、田漢、許力群等被紅衛兵劫持，去向不明，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和公安部立即將人找回來。

清華紅衛兵紅雷小組貼出《中央文革小組的路線性錯誤必須批判》的大字報，同時清華與北京市出現“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的標語，矛頭直指林彪。

首都三司在天安門廣場召開12·4大反擊大會，廣場四周貼滿“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打垮階級敵人的新反撲”、“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等口號，宣傳車在全市呼號，對所謂“十二月黑風”進行反擊。

由合同工、臨時工組成的“全紅總”發表宣言，宣稱：“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徹底剷除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負責人馬純古向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組報告了合同工、臨時工造反情況並請示如何處置。

四川重慶“工人糾察隊”在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與“8·15”造反派衝突，二百餘人受傷。

 

12月5日

李洪山等集合清華、人大、林院二十三個學校的145人，舉行首都紅衛兵聯絡員會議。李在會議上宣讀了《評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一文，並計劃在十二月九日上街遊行。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正式成立，發布宣言。主要參加者有鋼院附中、石油學院附中、清華附中、礦院附中、八一學校等七十多所學校的四千多人，其中大部分為高乾子弟。“聯動”成員、京工附中學生鄒建平爬上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報紙刷成一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成立宣言宣稱：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着革命群眾血汗換得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歷史車輪倒轉。

  “聯動”同時發布秘字003號文件《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於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共中央主席、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馬列主義的原則精神和中共歷次黨代表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工作。

聯合委員會的任務：

（1）            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取締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2）            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

（3）            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中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4）            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5）            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組織路線：在中央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發展過程如下：

（1）            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

（2）            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

（3）            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其它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

同盟軍：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工農積極分子。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全國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0

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行動指示。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她的成員要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戒驕戒躁，密切聯繫群眾，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經常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組織紀律性，積極參加勞動，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克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惡劣影響。為黨、為人民、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直到最後一滴血。

同志們！同胞們！應該認識到，我們肩負着黨和人民的重大歷史使命，肩負着歷史賦予我們的共產主義戰鬥的命令。我們一定要英勇、忠實、幹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種工作，迎接大反攻戰機的到來。

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子被監禁、監視和失蹤。看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啊！人民盼望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絕食、請願，為我們做出了優秀的榜樣。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的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流鮮血，受壓迫有何所懼？我們的事業——馬列主義的事業必然勝利。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全黨黨員團結起來！

全黨、全民、全軍團結起來！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人民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北京市革命幹部子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人大常委革命幹部子弟

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命幹部子弟

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

十六省省市委革命幹部子弟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下面是一封“聯動”分子的恐嚇信，寫的時間雖晚在67年4月。然頗有助於了解他們的思想與心態，轉引如次：)

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的混帳王八蛋們：

別看你們今天他媽的鬧的歡，將來小心你們的驢頭。崽子別狂，等着瞧，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你們靠邊站！你們今天鬥了我們的人，這血恨一定要報。小王八蛋們別高興得太早了。

不管你們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反正革命的重擔不能落在你們身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崽子們，考慮考慮你們的後路吧！

4月13日，你們居然踐踏了十六條，對彭小蒙、宮小吉兩位革命同志進行人身攻擊，簡直猖狂到了極點。

彭小蒙、宮小吉、牛皖平是很好的幹部子弟，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如果你們下次再開4·13類似會議，我們老紅衛兵可就不客氣了。

打倒“紅色”地主！

打倒“革命”資本家！

不許崽子翻天！

堅決擊退崽子的猖狂進攻！

幹部子弟要掌權！

天下是我們的！

         北京一O一中  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

 

[按]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聯動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八一學校等北京中學的老紅衛兵於12月5日組成的。這些年輕人，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也曾以真誠的激情投入運動的漩渦，有過狂熱的舉動。然而，僅僅幾個月的時間，運動出人意料的發展使他們漸漸清醒。”“決不能說聯動當時對一切問題已經認識清楚。決不能說聯動當時已經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聯動難能可貴的是，它比較自覺地反對衝擊和打倒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堅定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它的工具三司。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弱點，這與它走在時代前面相比，不能不是極其次要的了。”(第160—161頁)王書在第158頁注①中，提到運動初期的多數派“側重於造牛鬼蛇神的反”；而少數派則“側重於造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的反”。這是符合事實的。反過來說，多數派側重於保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多數派的骨幹本身便是高乾子弟，即自命為“自來紅”的老紅衛兵，進一步演化為“紅衛兵糾察隊”、“聯動”。他們在紅色恐怖中所犯下的罪行是不能否認的。當文化革命繼續發展，毛澤東頑強地、不顧一切地堅持用群眾運動來打倒劉少奇，達到他黨內鬥爭的目的時，這些青年左派的父兄由於習慣地執行劉、鄧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紛紛被揪斗。這時，也只有在這時，他們醒悟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先鋒。這些當年的小衙內（如今的太子黨）今天都已經是掌握全國黨政軍商要津的接班人。其中自有少數的佼佼者，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暴沖洗下真正的覺醒者。但是更多的卻始終不改其八旗子弟的氣質，至今仍是為廣大百姓側目的一塊腐肉，當年的作為和今天的惡跡都不過是在拼死追求自己的蔭官世祿，保住自己的特權地位和既得利益。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現實。

 

陶鑄、汪東興在政協禮堂接見江蘇造反派赴京代表，省委書記許家屯被代表挾持同來，會上達成八項協議，包括制止群眾互斗與平反等諸問題。

             上海“工總司”、“紅革會”的頭目把韓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領導人揪到解放日報社進行批鬥，迫脅他們同意把《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發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造反群眾的要求，批評了市委。上海市委在本日不得不簽字同意“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和“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四項要求”的第二項是：“市委必須責成有關方面採取有效措施，使其它群眾組織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組織的革命行動。如果幹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動，我們將堅決採取必要措施。”第三項是：“《解放日報》事件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事後，上海市委必須向我們革命造反派作出公開檢查。”“三項決定”包括：“《紅衛戰報》第9期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發到每個訂閱戶(包括零售戶)”；“允許我們查閱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社論底稿修改稿和其它材料、指示、文章”等等。

 

12月6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作總結講話，對工交座談會及其《匯報提綱》作了徹底的否定。他說：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昨天的會把工交會議原來的一套完全打亂了。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把那個《匯報提綱》裡面三大特點的頭兩點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上的文化大革命。要讓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捲全國。讓它席捲每一個領域，滲透於每一個領域。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下去，堅持下去。林彪說：要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大大升級。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他強調要批判當權的黨。說：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是關鍵問題。又說：關鍵問題是領導問題。

陳伯達指責：《匯報提綱》沒有同他商量過，發這個《提綱》是搞突然襲擊。周恩來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徵求意見。”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王力等嚴厲指責、攻擊陶鑄用生產壓革命。王力說：工廠文化大革命已經兩起兩落，前兩次都被壓下去了。“9月上旬就壓，用‘抓革命、促生產’這麼一個口號，變成了不許革命。”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這篇社論。”“主要的就是講生產，寫得很厲害，批評得很兇，這些詞句都是陶鑄同志堅持的。”“《紅旗》第9期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中的‘絕大多數共產黨員、黨組織是好的。’這句話就是陶鑄堅持要加進去的。”王力還說：“陶鑄同志很堅持要黨委統一領導工廠的文化大革命”，“我問陶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個廠能夠統一領導？”“統一領導就是鎮壓革命”。康生插話：“工廠究竟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走資派？”張春橋則就處理安亭事件指責陶鑄。陶鑄被迫作了“檢查”，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責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工業六條》、《農村五條》還是結合四清來搞，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還說，他不主張搞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不贊成工人離廠串連，同意《匯報提綱》的某些觀點。這一切都是由於“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他進而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中央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各省的牴觸情緒還很大，思想還不通，在許多方面還有懷疑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余秋里、谷牧等也談到：“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們總不如主席那麼站得高，看得遠嘛！”“一時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確。”谷牧與與會的李先念、徐向前也作了檢查，承認堵、壓了群眾運動。

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提出：“現在要實行供給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礎打好，才能實行。不然，大家都實行供給制也不行嘛。”聯繫康生四日的講話，說明此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過實行供給制的問題。

[附]毛澤東《論供給制》

    搞薪金制，搞軍銜制我從來就反對。

    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就不行了呢？為什麼要搞高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借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貶低我們，結果發展了個人主義。講說服不要壓服也忘了。是不是幹部帶頭恢復供給制？

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勞動者工資高、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餘就不分等級了。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從幾萬人增加到幾百萬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體上是過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麼物質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按]　這一段毛澤東的講話，傳抄本但著66年12月而無具體日期。考江青12月18日接見北京大專學校造反派代表時，曾透露：“最近我們想把級別搞掉”。12月6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亦提到：“現在要實行供給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礎打好，才能實行。不然，大家都實行供給制也不行嘛。”王力《反思錄》亦記1966年12月，毛曾明白表示要實行供給制，取消薪金制。可證這一段話當即本月初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毛澤東的這種想法，即徹底消除所謂“資產階級法權”(文革以後改譯為“資產階級權利”)的想法是從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的幻想劇中開始提出，在實際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暫時作了些退縮與收斂；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重提起來，並一直成為毛進行他所特有的“土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與追求目標。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提出了“資產階級權利”這樣一個似是而玄的概念，本是對拉薩爾的批判。毛澤東並沒有讀通馬克思的著作，“他對‘資產階級權利’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離開了馬克思的原意的客觀性，而把它變為可以任意取捨的主觀的價值判斷或政策措施。”他完全誤解了馬克思的原意，正如胡繩所說，把自己站到了馬克思所批評的拉薩爾的立場上。而據說就是用這樣一種非馬克思或反馬克思的思想，毛澤東“創造性”地進行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高峰。1983年出版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注釋本》指出：“毛澤東對按勞分配中的‘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造成了嚴重後果。……導致了他在經濟上推行一系列‘左’傾錯誤政策，並成為他在政治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思想的、理論的根源。”(修訂版第441—452頁)這樣笑料式的悲劇，竟然發生在擁有四千萬“特殊材料製成的”黨員，自命為成熟而且“光榮、偉大、正確”的純而又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毛澤東《為〈三國志·張魯傳〉所寫的序文》①

我國從漢末到今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漢末的黃巾運動，規模極大，那是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領導的群眾運動，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漢中為中心的陝南川北地區)，有五斗米道。史稱五斗米道與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條路線的運動。又稱：張魯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後行”(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

 

張春橋、姚文元在政協禮堂接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代表團反映對十二條不滿意。擔心“當前運動可能有大反覆，中央文革處境也很為難。”張春橋表示：十二條要大修改。反對的人說是革命講多了，生產講少了。“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現在我和你們有共同利益了。”他要求上海工廠為他提供適合需要的報告和材料。同時指出：“目前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11月26日成立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的籌備委員會，經過串連，本日正式成立，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與“工總司”相互對立。

“首都三司全國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與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組成赴京告狀團，指控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後，各省市類似的赴京告狀事件接踵發生。

北航“紅旗”等造反派組織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全國革命造反者聯合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大會。”

  “聯動”分子牛皖平等十餘人來到“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就揪斗老幹部問題進行

了激烈的辯論，反對揪斗老幹部。

 

12月7日

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科學院京外單位造反派代表。代表反映：他們的領導公開對抗十六條，轉移鬥爭大方向；定調子、劃框框；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封鎖消息，使互不通氣；以“抓革命、促生產”為擋箭牌，進行壓制；害怕群眾；不執行中央批轉的軍委指示。周表示：支持他們的串連等造反行動。

陶鑄接見1965年大專院校在京畢業實習生代表，同意他們回原校鬧革命。凡65年大專院校畢業還沒有轉正的實習生和參加四清的，原則上有權回原校搞文化革命。

謝富治根據江青、陳伯達的意見，就公安工作，擬就八條(即後來的《公安六條》)，致信張春橋，徵求意見。

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閻長貴與郵電科學研究所兩派代表談話中提及：鬥爭很尖銳、很複雜。“有人把矛頭指向林副統帥、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這是值得注意的動向。有張大字報要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有人說譚力夫的發言好得很，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是大毒草，江青執行的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清華大學有人貼標語：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有人還去中南海問：派工作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說：毛主席在上海。又問：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組嗎？軍隊不是也派了工作組嗎？”“有人想在北京挑起更大的武鬥。”

在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聯動”被委任糾察，與蒯大富、聶元梓所屬的造反派發生衝突。晚，廖承志接見他們，進行了長談，表示安慰和鼓勵。

地質學院“窮棒子造反兵團”發表第一號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形“左”實右。

“聯動”分子再次聚眾至“第三司令部”辯論，受到“三司”三千餘人圍困，最後由周榮鑫出面勸解始得脫歸。

 

12月8日

周恩來接見北京大專院校三個紅衛兵司令部代表時講話：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會同意。

勞動部黨組負責人郗占元、中華全國總工會馬純古聯名於12月6日向李富春並中共中央送上了《關於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谷牧建議中央慎重處理合同工問題。本日，經李富春批准，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合同工、臨時工表示：支持合同工、臨時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僱合同工、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

 

12月9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工人群眾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力，允許工人串連、甚至必要時還可派少數人來京向上級反映情況。故規定中雖有堅持八小時工作制的條文，實際上不能遵守。

由於7日發生的衝突，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大專院校紅衛兵對立各派代表時，肯定“三司”、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政法公社”、“首都兵團二司造反聯絡站”等組織是經過七個月考驗的左派。對多數派則要求他們開門整風，改正錯誤。並說：現在有一小撮人在活動，他們貼標語，撒傳單，污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要揭穿他們。

清華大學紅衛兵顏曉東貼出大字報《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說：10月3日之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北京“捍衛團”在紅星影院集會，會上有人高呼“劉少奇萬歲！”

中宣部對陸定一開始拉出公開批鬥。嗣後，批鬥成為家常便飯。陸定一曾向中央寫信控訴：“參加中宣部群眾大會三次(三萬餘人)，每次站五六小時，……參加工人體育館的群眾大會一次，又立正，又低頭，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癱瘓，無人兩邊挾着就無法行走。”

 

12月10日

周恩來在有工交座談會成員及被揪來京的省市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說必要的條條，中央還要發幾個，保障交通、水電供應。

葉劍英在軍委、總政、全軍文革小組主持召開的部分軍事院校代表座談會上講話：關於要求對李基才平反，“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沖國防部是“政治上的大錯誤，嚴格講，就是反革命。”“我們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錯了的人，搞偏了的人，當頭一棒，不這樣就不能受教育。”“在軍內不存在一條自上而下的黑線。”

上海市委公開發布(滬委(66)第12號)通知，確認“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為革命行動。曹荻秋被迫簽字。

一、市委公開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造成群眾之間的對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錯誤的，圍攻造反派更是錯誤。

二、市委認為參加“解放日報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各單位對造反派人員占用的生產時間以公假論。

三、曹荻秋要親自向傷員及其家屬公開道歉，傷員的一切醫療費用均由市委負責。

四、市委支持“紅革會”的革命同學下廠同工人結合，參加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學“虎山行”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大民主萬歲》，說：運動陰暗面很大。說北大“井岡山”反擊“十一月黑風”是“變本加厲地執行從“三司”批發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許多人厭戰情緒日趨嚴重，又出現了大規模的群眾斗群眾事件。”“炮轟中央文革小組是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運動發展的關鍵的關鍵”。大字報質問：“為什麼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

 

12月11日

毛親自主持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決定成立王光美專案組，成員有謝富治、江青(後改汪東興) 、蕭華、葉群、陳伯達，對劉少奇的歷史進行審查。

關鋒在接待人員大會上講話，說目前形勢大好，其特點是廣大工人起來了，革命學生和工人相結合。“對‘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動我們是支持的，但從來沒有在背後指揮。”“《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有一批學生來責問，到底十二期、十三期誰對？我們說都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的確有。有反對林副主席、毛主席的標語。”學生武鬥，“是有老子在幕後指揮。”

清華紅衛兵“雪蓮”印出傳單《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批判陳伯達、江青。

清華“八八串連會”發起批判易振亞等。

上海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六十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慶祝封閉《解放日報》的勝利。曹荻秋在會上被迫簽字同意“工總司”出版《工人造反報》。同日，“工總司”機關報《工人造反報》創刊，在創刊詞中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在壓迫、圍攻中經過血的洗禮誕生的。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階級的大方向。”“以曹荻秋為代表的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劃新的陰謀，組織新的反撲。繼安亭事件之後，上海市委又一手製造了《解放日報》流血慘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緊密地聯合起來，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陰謀。我們要團結一致，集中目標，萬炮齊轟以曹荻秋為代表的上海市委。”“赤衛隊”的報紙《革命戰鬥快報》發表聲明，不承認“紅革會”的三點要求與工總司的四點要求。

 

12月12日

周恩來在中南海接待站接見科學院九個造反派代表(反張勁夫)，表示支持，並就工業十條進行解釋，說“抓革命、促生產”，主導應該是抓革命方面。不允許拿生產壓革命。對被揪出的領導，“不停職，也不保，靠自己”。“要給他們機會，在風浪中考驗，在鬥爭中前進。”“現在的十條原則上工礦、企業、研究設計單位都適用，它比十六條打開了一些限制。”

《紅旗》第十五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出：“戰鬥的矛頭對準什麼，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目前形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廣大的革命工人群眾起來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的學生同工人群眾相結合，出現了新的開端。”“黨內走資派不甘心失敗，假借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攻擊左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又假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來壓制群眾。在幕後操縱群眾組織，挑撥離間，挑起武鬥。”

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等組織聯合北京十二萬人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鬥爭彭、羅、陸、楊誓師大會。彭真、劉仁、萬里、鄭天翔、吳晗等前北京市委領導人被揪至會場示眾。吳德講話表示堅決支持。指責彭真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黨閥，打着紅旗反紅旗。

 “捍衛團”在工人體育場召開誓師大會。

林院李洪山等貼出大字報《江青同志的講話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

 

12月13日

            周恩來在分別接見科學院兩派代表後，又接見了科學院文革代表，就工業十條進行解釋。

陶鑄在後勤部禮堂對衛生系統做報告，說：最近在北京、在全國出現了一小撮反中央文革的活動，要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貼反林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的標語，這是反革命的，必須揭露。要對所有的幹部大批判、大審查。

周恩來接見外語學院紅衛兵代表，代表要求把有關陳毅的材料轉交中央。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代表，熱烈支持他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把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凌晨二時，江青在國務院北門接見去《紅旗》雜誌社報喜的群眾，講話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大民主。”

江青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說：“你們紅衛兵這也能，那也能，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回來？”

在姚文元的策動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支部書記徐景賢等宣布造反。

《紅旗》第十五期發錶王力等炮製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文。文章列舉了文化大革命的八個“偉大意義與主要特點”。

 

12月14日

江青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為彭真死黨，張隨即在19日被北京礦業學院造反派關押，殘酷鬥爭。戚本禹復於24日在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煽動“狠狠打擊”。

陳伯達、江青、康生與“一司”、“三司”、北航“紅旗”、礦院“東方紅”等單位代表座談。康生在會上說：“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的鎮壓，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頭目。”“大民主是廣大人民的民主，對反革命分子要實行專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論自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大民主，大民主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凡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態度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江青在會上說：“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會上有人反映：保守派黨員特別多。

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接見天津市榮復轉退軍人革命委員會直屬戰鬥兵團代表，重申毛批示的南京軍區所報三條。

首都文藝界15個單位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徹底批判三舊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誓師大會”，外地來京的40餘個單位參加。陸定一、張聞天、林楓、楊獻珍、李維漢、蔣南翔、陸平、楊述等被揪出示眾。

“捍衛團”在無軌二廠地下室審訊“首都職工紅色造反團”組織的成員，燈泡廠工人聞訊趕救，發生武鬥，造成傷亡。

林學院造反派查抄了李洪山的住處。

上海“工總司”等18個組織舉行聯席會議，決議上海市委必須完全支持造反派。不經允許，不得向其它組織作出檢查或交檢查材料。

 

[按]　所謂造反派原是受打擊的少數派，由於他們的行為客觀上投合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政治需要，受到培植和支持，反過來壓倒了多數派。從此，它們實際上已成為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工具，在作風上也和當權者一樣，同樣淪為摧殘與逼害異己、惟我獨左的惡少。中國的政壇上，向來是家長制、一言堂、朕即國家，容不得半點民主，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在中共歷史上，稍有不同政見，就“上綱”到所謂“路線鬥爭”，而“路線鬥爭”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你死我活”的搏鬥，不能有任何容忍與調和。其結果則是勝則成王，敗則為寇。當權的人對待反對者是如此；反對派勝了，成了當權派，對別人依然如此。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只有被壓迫者的正義反抗，但永遠也見不到當政者對不同意見的容忍精神，這是極其可悲的。這也是自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始終不能發展的原因。

 

12月15日

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農村十條)。林彪稱：毛主席對這個文件有個批示：請林彪主持會議，開會通過，立即發出。當天，這個指示便通過下達。這一文件把原來堅持的文化大革命納入四清部署的規定，改為“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並要求在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衛兵，開展“四大”，在社、隊之間進行串連。從此，文化大革命的狂流，遍及鄉村的每一個角落。生產中斷；特別是武鬥而有億萬工農參加，已實際上演成內亂或內戰。

 

 [按]　中國農民，本來就缺少、甚至沒有文化。在瘋狂的階級鬥爭說教煽動起來的階級仇殺中，先是針對極少數僅存的飽經凌辱而“夾着尾巴做人”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進而及於他們的子女、親屬。為了顯示階級立場之堅定、階級仇恨之深重、階級感情的醇厚，濫殺、盡坑之，猶不足以盡意，遂致於肉食其心肝。從而使極端野蠻、滅絕人性的食人之風，復盛於二十世紀、號稱有着古老文明、優秀傳統的禮義之邦‚鄭義所記述的廣西文革時期殺人、食人瘋潮(《無法投遞的十一封信》‚1992年香港出版)就是這一段可怕歷史的實錄。可以指出，建國以後在共產黨當政的幾十年中，食人成風的現象，至少有兩次大規模流行：一次是61年前後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第二次則是文革中。前者是由毛澤東極左的經濟政策迫使饑民相食，後者則是他的政治玩火煽動暴民殺人以食。前者給人的感受是悲慘和沉痛，後者則是陰森而猙獰。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繼續與“一司”、“三司”、北航、礦院“東方紅”等單位代表座談。陳伯達講話：過去與你們直接聯繫少，間接聯繫多。以後要經常聯繫。你們要中央文革幫助，我們也要你們幫助。

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成都地區造反派組織赴京人員，支持他們造反，並批評他們離開本單位鬥爭而來京。

北京街頭出現炮打中央文革、踢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中央文革是絆腳石、中央文革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產生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條、不符合巴黎公社選舉法等標語。

 

12月16日

北京市中學革命師生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對紅衛兵糾察隊的暴行及反動血統論對聯《鬼見愁》進行批判。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出席。江青首先講話，指責東、西糾察隊以貴族血統高貴者自居。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是他們的後台。對一小撮打人、殺人的壞傢伙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周恩來代表毛、林及中央向到會者致意。說：對犯嚴重錯誤的聯動分子，只要誠心改悔，要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陳伯達講話中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康生最後講話：指林院李洪山、清華大學易振亞、萬會秦為反革命。

陳伯達親自負責陸定一專案組領導①，對專案組指示：

一、要降低陸定一的生活標準，不超過十二元。沙發、軟床、寫字檯一概撤掉。

二、要他們寫逐日活動。

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

謝富治將公安工作八條草案改為六條，函請張春橋、關鋒、王力、戚本禹幫助修改。

李先念接見從事工藝美術的兩個組織。全國從事工藝美術的有二百萬人，特藝十八萬人。李支持造反，暫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題的產品。

林學院“東方紅公社”與“紅色造反團”召開了“批判鬥爭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動大會。”市各機關、院校四萬餘人參加。李洪山旋被逮捕，譚力夫尋亦被扭送公安部。

晚，北航“紅旗”以偷摩托車罪名將二名“聯動”分子扭送公安部。“聯動”聞訊，聚眾衝擊了公安部，並與“三司”成員發生衝突。這就是“聯動”一衝公安部。

 

12月17日

北京和外地來京的師生、幹部十餘萬人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勝利誓師大會”，江青、陳伯達講話後，周恩來代表毛、林、黨中央、國務院問好。指出：糾察隊已被壞分子利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因此，建議取消糾察隊。江青講話中說要揪出在背後操縱那些保守組織與反動組織的走資派。陳伯達再次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大會點名批判了“霹靂”、“梅花”等戰鬥小組，說它們“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一封信》，表示“不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批倒，死不瞑目”。大會在周恩來指揮，高唱《國際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聲中結束。會上，公安部宣布拘捕了北航“八一縱隊”的賴銳銳(建材部長賴際發之女) 、李明清(李井泉之子) 、陸德(陸定一之子)等。

 

 [按] 周榮鑫被打為東、西糾的後台，他是國務院秘書長，周恩來的聯絡員，故打擊"聯動”實包含文革派與周恩來暗鬥的因素。這兩股勢力在文革中幾經校量，延至76年周恩來死後的4·5事件，反周與保周的鬥爭仍在繼續。又‚文革中大會頻繁，按照林彪“唱一首革命歌曲，也就是上一堂好的政治課”的發明，每會必歌。其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因詞作者田漢已打成黑幫，實已禁唱。故以《國際歌》與《東方紅》代之。外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度又盛行以毛的語錄譜歌。每當人們唱到《東方紅》的“他是人民大救星”與《國際歌》的“從來沒有救世主”句時，總讓人不免感到有些滑稽。

 

關鋒親自提審陸定一，並宣布陸是反革命分子。

 

12月18日

            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約見蒯大富，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晚，江青、張春橋、關鋒、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見大中學校造反派(包括紅衛兵“一司”、“三司”、“二司革命造反聯絡站”、“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以及部分院校代表。江青在講話中說你們造反派抓人同樣不對，應交公安機關處理。北京市公安局肯定有問題，已派了五、六十名幹部去改組西城分局。你們可以去造反。建議公安部除交通警、公安警外，其它全部軍隊接管。各省駐京辦事處應撤消。江青指責周榮鑫、王任重、雍文濤、許明、孔原是東西糾的後台。她同時談及合同工的問題。說：“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我們不知道。有人說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他們(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書記)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里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合同工這個東西，象廣播事業局就有500多個合同工，他們隨時可以解僱，一解僱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僱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公開煽動合同工造反。會後，“全紅總”占領了全國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會上，有人向江青遞條子，說“準備揪出劉少奇、鄧小平”，江青說：“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問題，中央可以解決。現在搞他們不適合，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在清華、北大，不是有人貼劉少奇的大字報嗎？主席親自派陳伯達去制止。”江青還建議，一、二、三司要聯合起來。並表示支持清華揪斗王光美和在外地“養病”的薄一波。江青講話中還透露：最近我們想把級別搞掉。

      張春橋、戚本禹接見歸僑時講話：“華僑”這一名稱“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總是分成階級的。”

      北大東語系學生喬兼武，發散題為《讀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的傳單，為伊林、滌西辯護。喬立即被扭送公安局。

      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海市委寫作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接受張春橋指使，成立了“上海市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在這次會上，徐公開表示態度。從此，“機聯站”事實上成為張、姚在上海的辦事機構。

 

12月19日

      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即《工業十條》)正式下達全國試行。中央原堅持工交企業的“文革”納入四清運動，與原定四清部署相結合，分期分批，進行正面教育。《工業十條(草案)》的基本精神則強調要把四清運動納入“文革”，放手開展“四大”，“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來搞企業的革命化”。陳伯達說“這個十條有個根本的東西，它是思想革命化領先……”。從此，“文革”迅速突破原來的範圍，擴展到全國工交戰線各部門的所有基層單位。並且同大、中學校學生聯結起來，“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國工礦企業中興起”。

      晚，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劉寧一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群眾二萬餘人。周就串連、團結與鬥爭方法問題作了長篇報告。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參加接待串連來京學生的解放軍及機關工作人員。江青、陳伯達、周恩來先後講話。江與周均稱代表毛向大家問好。

      周恩來在人大江西廳接見江西聯合赴京控告團，表示支持。

      “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聯絡站”與“三司”、“中學紅衛兵首都兵團”聯合行動，查封了各省、市、自治區在京所設的辦事處、飯店。

      清華“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兩組織聯合，成立了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並在當晚召開了“堅決鎮壓反革命妖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

      北大師生召開大會，批判“虎山行”的言論，楊炳章公開為之辯護，當即被扭送公安局。

      人民出版社李冠英等貼出“陶鑄貫徹執行的是什麼路線”的大字報。

 

12月20日

      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小會議室接見西南赴京聯合告狀團，說現已查清，組織“西城糾察隊”的(指北京)就是鄒家尤的女兒，是她父親搞的。

            戚本禹給人民教育出版社徐昕等寫信，表示給陶鑄貼大字報是可以的，把貼大字報的同志說成是反革命，並進行圍攻是錯誤的。決不允許任何人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壓製革命。

            林傑在中宣部講話：現在北京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新反撲，攻擊毛、林和中央文革，必須鎮壓。

            住院已九個月的羅瑞卿被紅衛兵從醫院劫走，囚居在城外部隊駐所。

            戚本禹打電話給韓愛晶：“你們應當把‘海瑞’弄回來批判。‘海瑞’就是彭德懷。”

            清華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提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校園內出現大量大字報，要求揪斗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並要求劉濤、賀鵬飛、李黎風作出檢討。

 

12月21日

            毛澤東在與一位波蘭來訪者談話時說： “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 “過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幹部做起，再到工廠、農村中去，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一個階級。”

   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首都大中專院校復員轉業軍人紅衛兵總部”和全國各地區榮復轉退軍人組織代表。重申三條規定。

            陶鑄在接見人民大學揪郭(影秋)兵團時說：“他(指鄧小平)在中央內部作了檢查。要常委委員到群眾中檢查，還沒有過”，“他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還住在中南海。”

            北京的十五個文教單位在工人體育館聯合召開徹底摧毀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周揚、安子文、許立群、林默涵、田漢、陽翰笙、吳晗、吳冷西、李伯釗、趙楓、宋碩、彭珮雲等被揪出示眾。

            石油部造反派以黨委私自燒毀“黑材料”為由，封了石油部大樓，召開了批判大會。

 

12月22日

            北航與地院紅衛兵在成都綁劫了任三線副總指揮的彭德懷。周恩來在二十六日指示：

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和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二、不許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

三、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生活和學習。

各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絕對保證彭德懷同志的安全，對他的生命各單位要向中央負責。

            王力、戚本禹會見北醫8·18部分成員，說12·9前後北京掀起一股逆流。李洪山寫了標語“徹底批判毛主席”。

            王力、戚本禹會見鋼鐵學院紅衛兵，建議原定明天召開十五萬人批鬥“西糾”的會議取消，集中開展批判劉鄧路線的新運動。

            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與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座談，對籌備召開“全國在京批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譚力夫大會”認為不值得，應集中批劉、鄧。

 

12月23日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在國務院紫光閣(晚在小禮堂)接見財貿口部分機關、院校造反派代表，表示支持。會場上多次響起要求李先念作檢查的口號聲。李先念講話，承認作官脫離群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人大會堂接見紅衛兵代表並相繼講話，陳講話中向他們推薦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等三篇文章，要求深入學習，以組成一個“非常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部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上海“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到會，會上提出八條要求，曹荻秋當場簽字同意。

 

12月24日

            解放軍各軍事院校在京學生和首都紅衛兵萬餘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以羅瑞卿為首的篡軍反黨集團大會”。會前，林彪對大會作了具體指示：“幹部不要上台，由紅衛兵自己搞。”羅瑞卿、蕭向榮、梁必業等被揪斗。羅瑞卿的妻子也被揪來陪斗。

戚本禹在北京礦院說：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煤炭部多次受毛主席的批評，“不如改為煤炭科算了。”煤炭部長張霖之是彭真的私黨。王任重是中央文革的，可他的講話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中央文革不知道。

            周恩來、陳毅在批鬥榮高棠的群眾會上講話，體育有成績，但也有提倡物質刺激、錦標主義、個人主義的東西。榮高棠是彭真型的人，歷史也值得審查。  

 

[按] 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記榮高棠在被斗時，出乎榮的意外，周也大聲斥責他。榮感到“特別沮喪”，“榮至今對周有所不滿”。周就是用明批暗保的辦法，使榮免去了被毒打致死的後果。

 

12月25日

     北京市街頭首先出現打倒劉鄧的大標語。

      清華“井岡山”組織的5000余名師生員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後在北京大街上分五道遊行示威，口號有：“全國人民起來，徹底打垮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打垮劉、鄧資反路線的猖狂反撲！”“劉少奇是中國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廣播車在廣播了《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反路線的十大罪狀》後，還廣播了“井岡山兵團”的聲明：“(一)強烈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二)薄一波必須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華交代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須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華還帳。”

      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向周恩來匯報：華東各省、市的造反派在上海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到會的有三、四萬人，上海“工總司”潘國平主持。在大會的發言中，福建對準葉飛、江蘇對準江渭清、山東對準譚啟龍、安徽對準李葆華、浙江對準江華、陳冰，江西對準方志純、黃知真。請張春橋回上海代理陳丕顯的工作。陳丕顯請魏文伯轉報總理，目前上海革命群眾的口號是：炮轟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還要求把石西民抓回去。

      上海“工總司”在文化廣場舉行大會，批判以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曹又被迫簽字，撤銷對“赤衛隊”的支持。

 

12月26日

      毛澤東在他73歲生辰的祝宴上，向中央文革成員舉杯祝酒，說“祝開展全國全面內戰！”又說：“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澤東在此時期相繼作了許多重要講話，輯錄如次，以備參考：

要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

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勝利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困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是這個問題，現在仍是這個問題。

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

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要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在北京、上海、天津、東北。

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按] 關於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問題：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中曾提及：

“斯諾問：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主席答：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斯：是新版嗎？毛：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當個共產黨不奪取政權幹啥啊？所以他是混進共產黨里的反動分子。”毛在這裡純系撒謊。據吳黎平《〈正氣磅礴、大義凜然〉──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揭露：1939年7月8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關於共產黨員修養的報告，聽眾熱烈要求整理發表，當時，“(張)聞天同志是《解放》雜誌的主編，我是責任編輯。我收到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後，就送給毛澤東同志審閱(當時中央規定，《解放》雜誌的重要文章均要經毛澤東同志審閱。)毛澤東同志仔細地看了，把文章退給了我，並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少奇同志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寫得很好，很重要，應該趕快發表。我接到了信，就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解放》雜誌上分三次發表了。”(《文匯報》1980年3月5日)王首道在《追念劉少奇同志》一文中，也提到1961年毛曾指示整理選編劉少奇的文章。可見對《修養》一書的這些攻擊，都是為打擊劉少奇的需要所加的罪名。

 

      《毛主席語錄》一書再版。林彪為它寫了前言。從此“紅寶書”更加泛濫全國。

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覆學習，反覆運用。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幾年來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證明帶着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為了幫助廣大群眾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選編了這本《毛主席語錄》。各單位在組織學習的時候，應當結合形勢、任務、群眾的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選學有關的內容。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出版，對廣大群眾掌握毛澤東思想，推動我國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個同志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按] 據《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解放軍報》從1961年5月開始刊登毛澤東語錄，到了1964年5月，在林彪‘走捷徑”的促動下，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語錄，補充編纂成《毛主席語錄》一書出版，並與林彪提倡選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本一起在軍隊大量發行。”(第191頁)它成為林彪重要的政治資本。文化大革命中，再版發行，遂致泛濫全國。該書曾經康生審定，再版前言即出張春橋之手。語錄這種文體始於唐代，是不通文的僧人為了記誦師語而用俚俗文字做的記錄。宋儒講授，語錄大行。不過它們都是就一定的問題分析辯論。除了記錄有詳簡訛正之外，其本身針對性很強，是具體而準確的。至若毛語錄則是毛著的摘錄，完全脫離了原著所基的具體時間、地點和條件，正是抽去了所謂“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純粹成為尋章摘句的文字遊戲。對於有能力閱讀毛著的人，這是肢解毛著而獎勵懶漢；對於缺乏文化的人，更乾脆形同禪語佛號，瞎用亂套，不知所云。流毒所及，更不可勝言。此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譽為所謂“小紅寶書”，人手數冊，行坐必攜，成為每日學習、宣誦的惟一課本。每次開會，主持者在會議開始時，就莊嚴提示：“翻到《毛主席語錄》第若干頁第幾段”，然後大聲宣言：“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台下乃群聲朗誦這一段語錄，如村童誦讀，老僧唄咒。如此必三四段而後已，散會之前亦如之。我親見一士兵，在火車餐車上就餐前，還手持紅寶書向壁上的毛畫像敬禮，背誦語錄數段。我不想懷疑他那種虔誠的心態，然而形式背後的實際是什麼，就只有天知道了。當時流傳，一天不學毛語錄就思想退步，三天不學就無法生活之類，純粹自欺欺人而已。且看當年人手數冊的“紅寶書”，到“文革”後期，已成廁紙 (也無人舉報) ，如今已一冊難求，不見蹤影。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江青等在工人體育場接見來京工人代表。江青首先講話，說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他問你們好。周恩來宣布代表毛向你們問好，動員他們回原地鬧革命。

      江青、陳伯達、康生等接見“全國紅色造反者總團”部分代表。江青說：什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姚文元說：最好讓他們當合同工，非造這個反不可。江青說，你們去雇他們。什麼合同工，簡直是包身工。當代表在控訴臨時工制度對工人“殘酷迫害”時，江青泣不成聲，儼然當年戲作。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會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對軍、革乾子弟的行為”。隨着台上的口號聲，台下帽子、手套滿天飛舞，鞭炮聲、跺腳聲、拍手聲、怪叫聲混作一團，震耳欲聾。會後，“聯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說“江青太狂了”，要“打一打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踢開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後台，槍斃三司後台”。“沉默就是死亡，戰鬥就是生存”。“活着干，死了算”。次日，“聯動”在全市四處活動。“只看見全城各處都是“聯動”的。”(宮小吉：《思想匯報》)

      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等造反組織聯合成“井岡山公社”。

 

12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北京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江青提議要搞一個紅衛兵條例，並對紅衛兵進行軍訓。還說：劉少奇的“檢討不成話”。“揪王光美回來，我支持！”當有人提到江青12月18日講話(毛曾讓陳伯達制止貼劉少奇大字報)時，江青說：“那是幾個月以前了。你們現在要背對背，不要死揪出來，其它怎麼做都可以。” (據王力《反思錄》：“大約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講了話，說現在看起來，對劉少奇問題不能象過去那樣內外有別了，現在不公開批判不行了。要公開批判。”)

      陳伯達、江青與礦院“東方紅”座談，“聽聽大家意見，搞個紅衛兵條例。”“紅衛兵現在很渙散。”

    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餘萬人參加的 “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戚本禹、穆欣、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先後發言。聶元梓的發言題為《向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說：“劉少奇、鄧小平從來也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的譚厚蘭在大會發言中，突出地攻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它“充分暴露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醜惡靈魂”。全國造反派起而響應，掀起了“打倒劉少奇”的狂潮。

      清華“井岡山”抄了薄一波家。

      “政法公社”等造反派組織在工人體育場鬥爭了周榮鑫、雍文濤。

      在江青、戚本禹等指使下，彭德懷被中央文革小組派往成都的造反派綁架回北京。

 

12月28日

     周恩來、李富春、康生、江青、楊成武、張春橋、吳德等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徒步串連來京的紅衛兵代表。在江青簡短講話後，周恩來講話，代表毛問好。

 江青誣指北京市清潔工人、全國勞動模範時傳祥為工賊。時因此受嚴重摧殘致死。

      陶鑄在中宣部說：“劉、鄧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能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關鋒、戚本禹在中央直屬機關革命群眾座談會上講話，“準備搞個機關文化大革命條例”。中直群眾反映，在中央辦公廳所屬各局之間，都不讓串連，各單位領導標榜自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許炮打。戚本禹說：“中央文革小組現在仍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你們就這樣純？”

      中國第二次核爆炸試驗成功。

      晚，上海“赤衛隊”萬餘人繼續包圍康平路上海市委，人數續增至三萬餘。他們要求陳丕顯、曹荻秋接見，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並以三停進行要挾。張春橋根據其妻李文靜及馬天水所反映的情況，打電話給王洪文，指使他向占據康平路的“赤衛隊”“立即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同時命在京請願的“上海工人北上第二兵團”司令耿金章即刻返滬，以壯大聲勢。時，上海大批工人離開崗位，生產無法正常進行。陳丕顯指示：經濟問題放鬆些。曹荻秋制定了五條規定，提高工資與福利，以圖穩定和維持局面。

      清華大學召開大會，劉少奇之女劉濤被迫檢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並揭發了劉少奇、王光美。

 

      [按]：劉濤對她父母的揭發，完全是由一種非人道的迫害所造成的，它不可避免的極盡上綱上線、扣帽子之能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威逼家庭成員互相揭發，誘使坦白交待個人隱私，是共產黨滅絕人性的傳統手法，它對人在精神上、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我們在這裡作為資料，涉及這份揭發，絕不想對劉濤本人作出評論，而是通過它，一以明運動初清華大學工作組活動的大概；再則以存當時政治迫害的兇殘。劉鄧大倡幹部子弟要掌權，連一個在中學念書的子女也要掌權。權成了他們家庭世代相傳的私有財產，這種專制皇權社會的家天下思想陳腐到了極點。劉濤的不幸遭遇，就是幹部子弟要掌權的現世報應。

 

      “政法公社”在政法學院大禮堂召開批判曾支持“西城糾察隊”的周榮鑫、雍文濤等人的大會。一些殺人兇手也被押到會場，並當場拿出兇器示眾。與會群眾一致要求嚴懲殺人兇手及其後台老板。

      “聯動”第二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的成員。高喊“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高乾子弟要掌權”等口號。直至30日，始為來援的造反派工人及學生驅走。

 

12月29日

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簡報》上所刊劉少奇1950年1月13日在東北提出“現在是剝削救人，要歡迎剝削”的材料上批示：資產階級路線由來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毛澤東批示林彪，將學生與軍隊發生對抗問題的處理三原則頒發至全軍營以上單位：

一、領導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眾見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壓，越躲越壓越糟。

二、對學生提出的正確批評要誠懇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錯了的，要坦率地進行自我批評。他們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對他們的不正確意見和不合理的要求要進行解釋和教育。

三、從頭到尾要貫徹對學生熱情、友好、耐心的態度，在耐心的問題上軍隊要做出榜樣，聽了反面的話，絕對不能粗暴發脾氣。

            薄一波被從廣州療養地揪回北京。根據周恩來指示，如彭德懷一樣，乘火車護送回京。

            上海曹荻秋被迫接見“赤衛隊”代表，滿足了“赤衛隊”的條件，赤衛隊員正準備離去，“工總司”藉故包圍了“赤衛隊”。而據《工人造反報》載，28日、29日，都有赤衛隊員沖入張春橋家。

 

12月30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在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解放軍幹部、各地黨政幹部和革命群眾代表。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制止大搞所謂“紅海洋”的通知》：

 

            [按] 紅衛兵的誓言是要“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這按他們的理解，除了立志從肉體上消滅一切所謂剝削階級分子與牛鬼蛇神外，就是把紅色塗料油飾門牆，使全國山河一片紅即所謂“紅海洋”現象。一時全國市場上紅色塗漆銷售盡空，中央不能不出面禁止。文件誣指此為“走資派”的罪行，實大為冤枉。其時全國各級機關黨政領導皆已靠邊站，主其事者實為紅衛兵組織與戰鬥隊等群眾組織。共產黨每反對一個人、一件事，通用的手法就是指其為敵人之陰謀利用或指使，構陷成罪以致人於死地，並脅服眾人。把刮“經濟主義妖風”與“紅海洋”現象歸罪走資派即其一例。“紅海洋”現象被禁止後，塑造毛澤東像繼起成風。或樹為高數十米之雕像，或制為精緻漂亮的胸章，或油彩為壁畫，或廣印為圖片。牆頭、街口，毛澤東已無處不在監臨其子民矣！

 

            江青、王力等接見清華大學師生員工。王力講話提議學習毛澤東及部分馬列經典著作，武裝思想，迎接新一年的戰鬥。江青還專找劉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兒劉濤，宣稱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她透露了打倒劉、鄧的某些內情，迫令劉濤和家庭劃清界線，指使她與王前寫材料揭發劉少奇。江青還找賀龍之子賀鵬飛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啦！又說：你媽媽也不是好人。

            陶鑄在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說：對王任重，不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是人民內部矛盾。有人說我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代表，我不承認。我不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人物。

            王力接見曾任四川宜賓地委書記的劉結挺、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劉之妻子)，開始相互勾結。劉、張旋即積極籌劃宜賓地區的奪權，並廣肆發散傳單，攻擊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及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

            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北京大學、政法學院“紅旗”紅衛兵、中共中央黨校“紅旗戰鬥隊”等單位造反派和首都及外地來京紅衛兵、革命師生一萬多人，在北京體育館召開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聶元梓在會上發言，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聶元梓在會上還宣讀了她和其它數人在十一月八日貼出的“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大會通過《告全國人民書》，堅決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鬥倒、鬥垮、斗臭。

            張春橋電囑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靜，“勝利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去，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李當即以電話通知徐景賢。29日晚，王洪文等調集“工總司”十餘萬眾對康平路的三萬名“赤衛隊”進行包圍。30日凌晨發起進攻。七時，二萬餘名“赤衛隊”被繳械“投降”。是為“康平路事件”。為此，赤衛隊員紛紛晉京告狀，被阻扣在崑山。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初稿)：三十日凌晨二時左右，工人造反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六點多鐘，康平路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七點鐘，近二萬名赤衛隊員排成單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傷送至醫院治療。工人造反隊員還繳獲幾百箱餅乾。

《張春橋對山西太原市在京代表的講話》：(67年3月8日)中分析了當時上海的形勢，說，“赤衛隊進入康平路，我們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有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訓的通知》。

            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與清華12名學生座談，他說：“你們的要求我曾兩次請示過主席，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上，……這樣的提法，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學生問：難道劉少奇不是敵我矛盾嗎？)你們可以這樣認為，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強加於我呀！”

            在謝富治支持下，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組織“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周恩來出席講話祝賀，說：它是“我們國家各個戰線上，第一個在一個系統中成立聯合組織的。”

            中宣部九十餘人聯名貼出《陶鑄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

            “聯動”第三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

            張春橋給徐景賢打電話“要把這次流血事件(指12月30日康平路事件)說成是市委挑動起來的，趕快找各個造反派組織一起商量。”徐立即向各造反組織的聯絡員傳達，親自擬定口號，由朱永嘉起草傳單“把炮口對準閻王殿，打倒曹荻秋，揪出陳丕顯！徹底揭露上海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新罪行”在上海大量散發。與此同時，造反派群眾準備從《文匯報》開始奪權。

 

12月30日、31日

            12月30日下午，“赤衛隊”部分隊員由王玉璽率領去北京告狀。31日下午，王洪文等人組織人馬，追擊到崑山，挑起衝突，製造了打傷“赤衛隊”多人的崑山事件，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全市“赤衛隊”負責人240人被捕。晚，周恩來打電話給當時因病退居二線的陳丕顯，命代曹荻秋主持上海工作，指示作好赴京告狀工人的思想工作，與群眾一起，協商解決上海問題，抓革命、促生產。

            31日傍晚，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江青公開表態對12月25日蒯大富組織的打倒劉少奇大遊行表示支持。

            汪東興編織成揭發劉少奇罪行的材料，大得毛澤東欣賞。毛滿意的說：誰說我們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東興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說服力，一下子就把問題點明了。

            汪東興在材料中，又恬顏吹捧江青，說在1947年撤出延安時，“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揮我們作戰。”“我們親眼看到江青同志協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敵情，布置兵力，指揮打仗。”和王光美相比，“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過是個小丑。”

           

12月

在中央討論實行軍訓的會議上江青突然撒潑，說：“我有意見，你們總是不讓我說話，

總不讓我民主。”“為什麼不把賀龍揪出來！”與會者默然。毛澤東說：“此事暫不議”。江青半是發瘋，半是故作天真，說：“毛主席，不讓群眾起來，我要造你的反！”毛當場尷尬不堪。

            到1966年底，全國90%以上的軍分區受到了衝擊，其中34個軍分區已經名存實亡。

 

陳雪薇《經濟建設的停滯、倒退及其歷史教訓——評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經濟教訓》：

從1966年八月到十一月間，上千萬計的紅衛兵和大中學的師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造成交通運輸嚴重阻塞和國家財政支出巨大浪費。據不完全統計，到1966年底，僅鐵路運輸壓積的物資就有一千多萬噸，汽車運輸、水上運輸同樣受到阻塞，極大地影響各地生產建設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礦企業和施工單位因物資供應中斷而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同時，各大中城市掀起了紅衛兵所謂破‘四舊’的狂熱行動，嚴重地衝擊各行各業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亂封亂砸商品和商店，衝擊外貿工作，衝擊銀行，動輒抄家捕人。當年冬，各省主管業務部門的領導幹部，一般都忙於應付運動，受到衝擊，不能集中精力於生產建設工作，一些工礦企業的領導班子開始陷於癱瘓狀態。總之，生產指揮系統已經開始失控，嚴重影響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正常進行。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因而下半年經濟建設開始發生逆轉。但是，當時的衝擊還僅僅開始，所以這一年的國民經濟仍然有相當的發展，完成和超額完成了1966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全年工農業總產值為2534億元，比65年的2235億元增長13.4%，其中工業增長35.8%，農業增長9.2%。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普遍有所提高，糧食4280億斤，比65年增長390億斤；棉花4674萬擔，比65年增長479萬擔；鋼1532萬噸，原煤2億5200萬噸；發電量825億度，棉紗863萬件，都比65年略有增長。全年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91億元，實際施工的大中型項目1186個，全部建成投產項目215個。新增加的固定資產170億元。全年的社會商品零售額732億8千萬元。這一年的財政收入558億7千萬元，收入大於支出，盈餘17億1千萬元。(《十年後的評說》第162—164頁)

 

            [按] 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柳隨年、吳群敢主編)所載，數字有所不同。工農業總產值2327億元，超額10.2%完成年度計劃，比上年增長17.3%。農業總產值641億元，超額完成計劃的6.8%，比上年增長8.6%。工業總產值1686億元，超額完成計劃的11.5%，比上年增長20.9%。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78.3億元，比上年增加24億元。(第17—18頁)共產黨政府的統計數字，原多依政治需要編造，難於盡信，參考而已。大抵愈是政治運動高潮，其統計數字則愈不可信。官員們對無止無休的報表和統計，或持漫無所謂的應付，信手塞責；或則有意偽造，以為政治運動服務。故一般說來，產值總是難以置信的增高，赤字總是多方掩飾以縮小。所謂“報喜而不報憂”，“氣可鼓而不可泄”。報憂泄氣則被指為思想右傾，人誰不懼？投好偽造則被視為有功，即使被發覺也仍嘉許為態度積極，熱情有餘，而不必擔任何責任。於是上下交為偽，而實無科學的統計可言矣！

 

林彪在一次幹部會上的講話談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農村上下左右一起搞，兩個席捲，一個震動。

一、                 農村

（1）             積極搞文化大革命。

（2）             農村實行大民主。

（3）             不願意搞的不勉強。

（4）             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的命。

（5）             依靠貧下中農和紅衛兵。

（6）             達到抓革命促生產的目的。

二、                 我們要有足夠的精神準備，要受得了。

（1）             對幹部的認識問題，我們過去把現狀維持派當成好幹部，好聽現狀維持派的話，沒有弄清

那些是革命的，那些是不革命的。

（2）             現在又發生了“痞子”問題。最鬧革命的終歸有缺點，現在看，要允許人家革命。怎樣看

待這些人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3）             如何認識這次運動。這次運動是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運動，也就是一個批判幹部的運

動。既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批判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過性質不同，開始也很難分清楚。

（4）             如何安排自己。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如何對待，現在幹部距離很大。有四種情緒：第

一種抱怨情緒；第二種抱對立情緒；第三種抱牴觸情緒；第四種抱無可奈何情緒。只有一條，緊跟主席思想，否則就拋開。

（5）             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首先搞通自己思想，要檢查一下。為什麼過去我們落後思想容易接

受？為什麼精神不振？為什麼運動以來“怕”字當頭？不解決這些問題不行，一定要垮台。現在左派反對我們好得很，因為我們犯了路線錯誤。右派反對我們也好，還有黑幫反對我們，這就看你們頂得住頂不住。有人說自己沒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很值得深思。總之兩句話，大民主，人人可以出來講話，看你怎麼辦？

（6）             號召同志們學習十五期《紅旗》社論。新的形勢，兩個利用，兩個反對，五條認真改正錯

誤的標準。

（7）             現在幹部有五種情況：

(一)  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經游過去了。

(二)  在游泳中淹得夠嗆，但也算游過去了。

(三)  跟得很吃力，結果還是淹死了。

(四)  不下水不革命。口頭上也說幾句革命的話，但什麼都是人家的不對。

(五)  也在那裡游，但確實身體不好，游到半途了。這些水平不高，認識跟不上去，往前沒有力氣了，對這種人大家要幫助一下。這次運動是全面的考查幹部，看你是怎樣對待革命的，怎樣對待群眾的，怎樣對待自己的。

 

1966年

            毛澤東：對軍事學院的講話[1]

            軍事學院辦得一塌糊塗，正在整理。過去沒有軍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幾年仗，就是沒有軍事院校，我們的軍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識字和小學程度的，國民黨盡辦軍事學校，什麼陸軍大學畢業，就是我們這些不識字的兵打倒了它。

            進軍事學校的時間太長了。蔣介石辦的黃埔學校，兩個月入伍訓練，四個月學校畢業。蔣介石的軍隊主要還是這些人還比較能打，陸軍大學畢業的實在不能打。

            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是革命鬥爭培養幹部。戰場就是學校，軍事學校不怎麼高明。有些現代科學需要長一些時間學，例如導彈、原子彈，這是講研究製造。單單武器的使用和訓練，士兵不需要很長的時間。訓練炮兵要一個月就行。訓練駕駛員，飛行員幾個月就夠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戰場上訓練。和平時期要在黑夜裡練習，戰爭時期戰鬥就是學習。

 

            據《周恩來傳》：根據周恩來的工作檯歷統計，自紅衛兵運動以來，他接見的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代表達一百六十多批。

 

第四節  一月風暴——荒唐、自殘的全國奪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