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五节   揪叛徒  彻底打倒刘少奇

 

3月16日

              毛泽东关于《毛选》注释问题的指示：

一、注释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另204页标题为“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通知指 ：最近，一些地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挑唆一部分人破坏国家财产，私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砸毁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设备和物资，妄图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认为，这些现象必须立即予以制止。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方报纸宣传的几项规定。因夺权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故中央特作规定：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不能作派性工具，应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宣传。报社内部，如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可实行军管。报纸不许泄密，不许刊载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要使用谩骂的词语，不许攻击人民解放军，不要公开宣布军事管制。等等。

              陈伯达指示：不能让陆定一在卫戍区那里反省。那是法国人盖的房子，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休养，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们活的时间还长。“要带上铐子”，要连续审讯。

              康生接见安徽夺权派代表，说：任何人不得任意捕人、武斗。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从下到上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股逆流值得注意。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连不适合时宜，看来不要搞了。

              戚本禹在市委机关召开的“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上说：虽然彭真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帮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在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说：“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又说：“看干部不要看他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省革委会作了调整。

178个单位的一万三千余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卖的决定”。“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示中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个批示，是毛泽东批准的。61人中，除已死去22人外，一人为科长，其余39人均为省市委以上负责干部。(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南方日报1966年3月29日)载：61人中19人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2人叛变被处决，文革时健在者40人，其中22人担任省、部长以上干部，13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余者为一般干部)。

              由61人案引起的揪叛徒恶风，到67年6月，全国有五千多人受到审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含恨逝世。

               

 3月17日

              中共中央通知，未经中央同意不能在省、市一级擅行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接见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大都参加。周指示：(1)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连了；(2)好多部长都要放回去工作。关于夺权，周说：开始有些模糊。夺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有连锁反应。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萧华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广泛宣传文革的意义，深入批判刘邓和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推向新高潮。

              康生接见安徽1·26夺权派代表，严申不准再乱捕反对派。

              周恩来、谢富治在军管干部会议上讲话。周说：毛主席根据目前情况，考虑到军队不仅要管农业，而且要管工业。目前，全国除了15个省市外，其它省市都实行了军管。军事管制要扩大，在夺权的单位，要派军代表。县以下派民兵代表。谢说：北京有一千多个工厂，这次实行军管的有一百多个。

              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北京进行了军事接管的工厂有一百零几个(北京共有1700多个工厂，70万工人)。需接管的都是关键工矿。搞军事接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吹捧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

              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逮捕了在武汉地区煽动极“左”思潮的造反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和一些骨干分子。

              红代会批谭(震林)联络站等134个单位一万二千余人在农展馆广场召开“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人民解放军也参加了大会。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信全国职工、干部，正确贯彻中央要求，搞好运动。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3月18日布告。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人员回京问题作了规定。

[附]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                  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

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一)            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            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

(三)            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            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            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六)            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八)            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            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            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二、                  被遣送后返回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        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            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        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原籍无依靠，北京又有人瞻养的，以及个别有其它特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                  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

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                  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

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                  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全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

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周恩来函商毛泽东、林彪等，要求对政府各部之陷于瘫痪者皆进行军管，毛批示：“退总理照办”。

              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人，周恩来参加了大会。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传达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周恩来、康生、萧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严厉批评了内蒙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错误。

              下午，在民族宫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教育部、高教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的革命组织。据云蒋在会上“态度极不老实”，遭到了与会广大革命群众的“痛斥”。

              部分“联动”分子贴出大字报《社会向何处去》。三十一中贴出大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

              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于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举行，正式建立山西省革委会，刘格平任主任委员，张日清、刘贯一、陈永贵任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

              北京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是戚本禹搞四清的地方，本日召开“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

             红代会今天上午电话通知所属组织：

1.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

2.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3.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太清楚，正在调查。

 

3月19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先后派出二百八十多万军人执行任务。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戚本禹等人参加了大会。周恩来讲话提出：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要夺权，即使是需要夺权的也不要夺权，把春耕工作做好。

              杨成武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对罗瑞卿、邓小平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3月20日

              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机务段3月12日报告的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好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强调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其损失“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下午，毛就林的这个讲话，写信给林说：“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了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从此，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进入新的高潮。

 (在讲话稿中原有“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句，4月24日正式印发时删去。)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现将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为避免这类物资受到损失，望各地从速处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几项规定：

一、                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

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

二、                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或损坏者，做价偿还。

三、                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体用于文化大

革命的少量消费物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

(此件发各级党委内部掌握)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

区党委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

我市在去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于八、九月间红卫兵对一些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抄了家。这些物资至今尚未处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时处理，就会霉烂和丢失(已发现有被偷盗现象)，我们意见：

一、属于黄金、白银、外币和大量人民币(以一户有数千元以上的)，予以没收或代管。

二、属于高级生活用品，如高级皮衣、手表等类物资，予以没收。

三、属于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归还原主。

四、这些物资在抄家时已损坏的或保管不善损坏和丢失了的讲清楚，不予赔偿。

以上意见当否，请速复电。

                                          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说：毛主席接见张春桥时说，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刻。现在可能拖长。所谓决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决战。主席讲，明年二、三月看出结果。准备夺权的有七个省市，七个还不明朗，十个军事接管，五个夺权。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不提反扑。

              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说：目前是决战时刻。搞谭震林你们应该参加。夺权斗争中，有少数左派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106个工厂，很多都是在夺权中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所致。谁反对统帅、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就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这是大方向。

              谢富治对红代会核心组讲话：说：中学近来比较紧张，海淀区的中学、北航附中的保守势力比较嚣张。现在有阶级敌人搞反夺权，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扑。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由农口革命组织主持召开了“批判谭震林大会”。揭发控诉了谭在农口搞反革命复辟的罪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

 

3月21日

              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北航“红旗”等六组织秉承康生的暗示，对刘少奇历史进行调查，声称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曾被捕变节。康生写报告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540专案组）。本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其它政治局常委也圈阅同意。

 

            [按] 刘少奇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一次1925年在湖南，一次是1931年在沈阳。此处所指，似即前者。同时的红卫兵材料， 又诬栽刘1924—27年在武汉时放弃阶级斗争、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指为内奸、工贼。毛于此中情况，早就应该有所了解。然欲加之罪，所谓“调查”，实为罗织，此陷人以罪之通行手法也。

 

              根据毛泽东20日指示，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指出：对待干部，“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展开。”“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

              萧华在总政对直属单位讲话：要求加强路线斗争教育。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

              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解放一批地方干部，组成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进行工作。陈再道下令逮捕造反派三千余人。

 

3月22日

              毛泽东接见了出席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邮电、交通、铁道等部代表，宣布对三部实行军管，并迅速把业务系统恢复起来。

              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等第二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了解情况。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3月23日

              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萧华等第三次接见青海造反派。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在凌晨接见石油部、大庆油田、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周讲话：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又说：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下午，计委、工交系统及首都其它单位的三十四个组织一万五千余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七·二七”广场举行“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国家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等代表先后发言，声讨和批判余秋里的“罪行”。并宣布成立“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委员会”。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代表中央宣布：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搞军事政变，镇压群众，进行隔离审查。

              外国人大卫·库普写大字报，批评造反派在掌权后的一些错误。戚本禹给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

              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在市内散发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谢富治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冀民被卫戍区扣留。

 

3月24日

              萧华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工作。

              周恩来、李先念、汪东兴接见卫生部造反派代表和领导干部。周重申不能借揭发保健工作丑化党。卫生部被毛指责为城市老爷卫生部，1966年8月，由于原部长钱信忠等被揪靠边，经陶铸提名，中央批准，派47军政委孙正至卫生部领导，兼任卫生部党委书记。陶铸倒台后，卫生部旋亦被夺权。群众组织中对批钱、批孙各有分歧，形成对立两派。周要求各派开门整风，对干部排队，抓革命促业务。

              谢富治在公安部讲话：夺权与反扑（即反夺权）非常激烈。中央正一个省一个省安排。第一是上海，然后是黑龙江、贵州、山西等。有的省三结合不成熟便军事管制，象广东、河北。军管有三种，保守派夺权的要寻找左派，左派夺权的要帮助他们完成三结合，两派斗争厉害的要军管。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今晚在人大会堂安徽厅第四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        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

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        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 等革命群

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

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        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

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

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

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

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

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

 

            [按] 青海的《青海日报》在1966年6月3日发表了“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王昭认为它是错误的，是大毒草，自6．14起，连续8天，在《青海日报》上进行批判、消毒。一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甚至被迫自杀。虽经中央文革多次指令，省委仍拒不彻底平反。当地群众就此事件分成两大派：“8·18”与“青海红卫兵总部”、“捍卫团”等，前者为造反派；后二者为保守组织，两大派长期对立，连续发生6．10事件、胡天申事件、10．1李家庄孤儿事件、12．9民和事件、12．15事件。武斗严重，而且愈演愈烈。据当时造反派的一篇报导，说：1月3日：王昭又唆使青海红卫兵总部恣意寻衅，挑起争端，无理扣压、残酷殴打前去“总部”商量有关处理黑材料问题的青海省“8·18”红卫兵十余人。他们严刑毒打吉林工学院赴青海串连的董兰平同志，使之造成严重的脑震荡，现在病危。他们把革命的工人从二楼窗口向外扔。为了镇压坚持斗争的革命造反派，王昭亲自调动青海东卫队、捍卫队等保皇组织，同时调集了一万多不明真相的、被迫停产的工人、农民（有些人手持木棒）大力围攻革命派，殴打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捣毁“8·18红卫兵司令部”等革命组织。许多人受伤，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扑灭群众的斗争烈火，王昭批给保皇总部及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大量的汽车、汽油、面粉和摩托等。目前，白色恐怖正笼罩着西宁。但是青海的革命造反者们，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正在坚持斗争。（1967.1.10《首都红卫兵报》）3月，造反派群众占据青海日报社，青海驻军支左小组在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命令下，调动军队，包围报社，在武斗中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余众被驱出报社，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赵永夫事件”。事件发生后，赵永夫向中央军委汇报，叶剑英指示：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后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青海问题重新审查，遂有此结论。

 

              国务院系统所属财贸口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逆流”的决定。

              教育部造反派揪斗蒋南翔。

北京师范大学苏海东等贴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钢院张建旗提出炮打周恩来。均

立即受到反击。

 

3月25日

              在周恩来主持，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参加的解决青海问题会议上，林彪讲话，指责赵永夫在青海是搞法西斯大屠杀。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话，号召中学生回到本校去，复课闹革命。大会发表了宣言。

军以上干部会议闭幕。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摘录)

军以上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开了近一个月。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同志几次接见全体代表，会议由周、叶主持。周总理给会议作了两次重要指示，陈伯达也给会议作过指示。三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同志。

(一) [1]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七年工农业生产一定会全面地高速度的发展。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赶不上过去一个战役、战斗‚淮海伤五万人；也赶不上一次流行病。革命不付代价是不行的‚群众起来了嘛，挂了就挂了（指挂牌子）。我们有些人演变，变了轰一轰，冲一冲，受受教育。这次大革命要把坏人打倒，

把不坏不好的都教育过来。

阶级斗争不能调和的，要看主流，大方向，抓不住本质就要犯错误。

4．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有全面安排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决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不干了。

文化革命两个阶段，即：两个力量。

（1）从去年五月十六日至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是第一阶段，毛主席用了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就把全国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以红卫兵为急先锋，工农兵为主力，群众性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冲他个不亦乐乎，来势非常之猛……

（2）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时出现了新情况：一、资产阶级反夺权，假夺权；二、左派分歧，互相争夺，牛鬼蛇神也起来夺权，形成了反复夺权，这在一、二月份是全国性的，是必然的，其原因是，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这时毛主席使用了解放军这支大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在这个阶段中以解放军为主力，推动各方面工作，凡没有人管的，解放军都管。

三个过渡：

（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

（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

（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象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这样算一个大战役。

5．解放军的任务：三支两军。

三支即：支工业，支农业，支持左派，主要是支左。   两军即：军管、军训。

 

              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彭绍辉等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国防科委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传达林彪指示：对二至七机部实行军事管制，各个院校及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对几个研究院及科学院部分单位，由科委接管，进行调整改组。

              戚本禹第五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代表。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派，指出胡耀邦阴谋翻案。他写的大字报《我的申述之一》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

              北京师范大学各战斗队纷纷反击苏东海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贴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张春桥在上海与华东局造反派座谈，张说：总理要我管江苏、浙江。对刘少奇，毛主席说：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省委书记，如叶飞、江华、谭启龙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请他们去的。最近你们看到没有？本来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在只提二反了。本来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后一条不提了。陈伯达同志说：反动路线问题按内部矛盾处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予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3月26日

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造反派反映，军管以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了保守派。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新疆军区已勒令北京去的学生在3月10日离开，有隐瞒、窝藏的要受纪律处分。周一再肯定学生和造反派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调查不够，支持的不对，应提醒其注意，造反派要主动与之搞好关系，否则不利于三结合。王恩茂问题，先不定性，回去作检查。

              陈伯达、戚本禹到计委看大字报，询及3月24日召开的“彻底粉碎刘邓陶薄资本主义复辟大会”，有人反映会上有人喊“誓死保卫余秋里”。陈伯达说：“我是计委副主任，我没有来，是官僚主义，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打倒我嘛。”戚本禹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怎么还敢打倒你。”

              陈伯达、戚本禹到清华大学，就教改问题与部分师生座谈。

              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对炮打周恩来一事拒不认错，声言“三个月后再见”。并于31日发表公开声明，坚持反周立场。

              在上海整风动员会上，姚文元作了长篇的整风报告，张春桥作动员报告。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指示立即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陈说：“下半年就要上学了，教育制度要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要从根本上推翻现行的教学制度。”他还说：“中国人还要学什么中国语言！”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会上讲话：打倒一切、反对一切，这是刘少奇搞的。文化革命初期，干部都靠边站，就是他干的嘛！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王力说，最近要批判《清宫秘史》。新闻界要批判吴冷西、胡乔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将在四月二日开会（后延期）。北京市的特点：由主席指示先开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这样大联合就有了基础，思想容易一致。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中山公园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德在会上指出因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决定将市委、市人委全部工作人员集中到市委党校，彻底肃清刘邓及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作协斗争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刘被指责为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

　            中央决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

 

3月28日

              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对大字报攻击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等言论，进行辩解，毛不予置答。

              周恩来、李富春在接见国务院工业系统21个单位的代表时，周讲话说：“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个结果。”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安徽代表。康生宣布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谈话：新闻工作要转入批判。批判分三类。有不点名批判，如刘、邓、陶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点姓与职务不点名，有明点姓名的。

              王力、关锋把题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材料送呈毛泽东。它是关于1966年6、7月间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3月29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及其它同志看一看。”该报告在3月30日出版的《红旗》上发表。

 

            [按] 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指为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很不诚实的政治栽脏，反映了毛在担心打击面太宽后争取干部多数的诡谋。

 

3月

              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部政治，由此引起西哈努克的不

满。

 

3月30日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文章最后提出八个为什么。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中“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是毛泽东所加写的。据王力交待，毛泽东亲自改了三遍，发表前，周恩来也不知道。

 

江青：《在京剧团的讲话》（摘录）

胡乔木是个托派。难怪我怎么也不理解。就是这《清宫秘史》，他坚决抵制主席。他说是爱国主义，因为这是刘少奇的话。我完全记得清清楚楚，是在一个桌子上，他也在那个桌子上，刘少奇也在那个桌子上。说是爱国主义，我说是卖国主义。我说主席也看了这个戏，主席说过：这是个卖国主义的戏。我那个水平只那么一点，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义和团诬蔑成那个样子。光绪、珍妃都是想对外国人投降的。就是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投降是合法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所以他死咬了一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坏蛋亲自坐镇。陆定一最后说：这是爱国主义，是艾青。我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我气坏了。因为他特意站起来，回过头来，针对着我讲话：啊！江青，等等，你敢说是卖国主义！我说，就是。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

 

[按]　影片《清宫秘史》：1944年姚克作，1948年由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49年1月初始在上海放映。

毛泽东对《清宫秘史》，据传在1950年三月该片放映时便指出：“《清宫秘史》 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1954年，他在关于《红楼梦》讨论，给政治局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受批判。”1965年12月杭州讲话中，又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但刘少奇对于这一指责，一直否认。早在3月30日，刘少奇就“给毛主席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对《清宫秘史》的看法与经过”。在戚文发表后的4月7日，刘少奇在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中又予以否认。据刘平平等的回忆，刘少奇在4月1日见到戚文“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脏！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一册第16页）然在1967年4月14日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的会上，胡曾承认：刘少奇对他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当时造反派还就此对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研究人员荣孟源进行了调查。

    从这些材料说明，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评论有“爱国主义”之说，或许有之。然刘日理万机，专心党务，于一个普通电影，漫尔评之，鲜芥小事，忘之久矣，亦情理之常。即就有此评论而言，也大不了是一个看法有错，当时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忠实同志和战友，自可坦诚交换意见，帮助改正，何至于耿耿于怀，待十七年之后，犹大张挞伐？共产党人之间的同志关系之虚伪险恶，何一至于此？用这样一个电影的评论，而推演为八大问题相质责，罗织之深，实所罕见，谁不寒心！

 

              《红旗》发表《论革命三结合》的社论，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论革命的“三结合”》[2]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地领会这个方针，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在一切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必须看清本质和主流，看清革命的大方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看到他们有许多长处，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应该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

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的革命左派群众，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地方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

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是合二而一的、折中主义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只有这样，它才能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才能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才能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各种形式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最后一段说：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一段，是王力据毛口授的“最高指示”而加以发挥的。毛的原话是：“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

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发表文章，批判“打倒一切”。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周在讲话中说，今天是你们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健康恢复，开始工作的时候，邱在后勤部工作出色，与其前任黄克诚、洪学智明显对立。江青、陈伯达也为邱会作吹嘘，对他的重新上台表示支持。

李先念接见银行系统造反派，说：二月份是个立场问题，错话说了不少，要很好深思。

 

3月31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讲话：

运动从开始时至去年十·一，是第一阶段，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作了思想准备，而且作了组织准备。进而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更突出，发展为夺权斗争。并不是说所有地区、单位、团体都必须夺权，那样就不是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结果，是指看出眉目。现在看来，时间还要拖长。为什么这次提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因为夺权斗争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夺权夺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了，这都是一股逆流。夺了权以后，私心杂念起来了。有的搞假夺权，有的打击另一派群众，这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今年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出结果。而且，不能永久是革命派的选举，还要搞革命委员会，临时权力机构要变成正式的权力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见福建省赴京代表团和北京赴闽返京学生。责令军区取消因1．26冲击军区事件以后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要求：（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放；（4）写了检查的退还本人。

周恩来、康生、江青召开四川汇报会。康生、叶群申明，流传在成都的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的信是假造的。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讲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总根子。他还引述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说：“骗人的欺人之谈。总而言之，是不要政权。只要修养。”

毛泽东对报纸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的不够，批判的不够。

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把材料送给叶剑英。杨请示周恩来后，仍继续照送。

由于王洪文攻击“联司”大方向错误，引起了“工总司”本身内部分裂。一部分人另组“支联总部”。王于是在三月中旬设立秘密据点，专门调查“联司”与“支联”的活动。

 

3月中下旬

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央军委发布对东北局五点指示：

1、不准把群众组织任意打成反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必须由中央批准。

2、冲击过、反对过军区，提过意见的，被捕的一律释放，通令一律作废。

3、对违法乱纪犯罪个人依法惩办，要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

4、群众组织犯严重错误的，要通过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强迫请罪、挂牌子。

5、不准在左派队伍中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李天佑等接见四川宜宾代表，解决宜宾问题。刘结挺在会上进行了控诉。四川党、政、军领导在场。

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攻击陈毅，并成立了批陈毅联络站。

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发出“向刘邓发出总攻击号召”，动员全校，一定要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

 

4月2日

李先念接见供销合作总社代表，承认自己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揭发批判。在取得造反派同意后，成立由王念基领导的党组，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

中共中央下达117号文件：“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

戚本禹在中央音乐学院座谈，说：不能反对毛主席、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们就要打倒他。刘诗昆以前是“红专标兵”。戚说：这种标兵应该打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它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修改。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区领导人所持的抵制与镇压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强硬态度。

北京红代会、工代会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声讨刘、邓，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

 

4月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等接见四川革命群众代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原宜宾地委刘结挺与其妻张西挺的冤案已查清，这是揭露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宜宾军分区大量捕人是不允许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由梁兴初接替（原黄新廷）。并公布谢富治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长。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派代表。会上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3月27日对部分老红卫兵的讲话完全是“联动”观点。学校的左派不能解散，军训人员必须支持左派。提班级大联合是错误的，必需是革命的大联合。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群众组织代表，协调各组织关系。李说：二胡（胡耀邦、胡克实）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讲话：由傅崇碧领导的北京支左、军管工作有成绩，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镇压左派，把左派头头抓起来，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抓他们就是犯罪行为。军队支左错误原因：一是认识不清；二是立场问题，思想上右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响。老婆就是当权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派，因此站在刘邓一边。

北京红代会开会，首次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北师大等73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北京市中等学校开始实行军训，原拟要求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然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中学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拥护江青等人的讲话，立即组织起来，是为“四·三派”。

 

4月上旬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成员参加，周恩来布置总结三支两军经验，以利改进工作。

 

4月初

根据叶群说的“总后彭德怀、黄克诚的人”“没有挖掉”的指示。经邱会作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五名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本日向叶群汇报。

戚本禹以诗赠北航韩爱晶，其中以“黑魔”隐喻谭震林，“白虎”喻陈毅，挑唆他们发起对谭、陈的攻击。

 

4月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关锋、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30余所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指出：军训后，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军训不能干涉、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并批评了李钟奇讲话缺乏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接见农大东方红造反组织代表。江青说：过去曾保过谭震林，是因为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很好支持农口的左派。如果你们力量不够，其它单位要轮流支持。周总理说：农口问题复杂，农业部可能军事接管。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造反派代表。

             陈毅接见对外文委代表。

              叶群、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授意韩爱晶，搜集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材料。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另一部分中学学生组成“四·四”派，中学“四·三”派认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而“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

              北京大学举行万人誓师大会，声言决心挖掉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会上揪斗了陆定一、周扬、蒋南翔、陆平等。

 

4月5日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有关宣传报导的会议”上转述了毛泽东看了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宣言，表示不满意。说：

文章什么都说了，但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也为了斗争。这个宣言你们要上台，他们要下台，这个宣言要写得有气概，因为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郑重。要参考《共产党宣言》写，理论上要有新的东西。这个宣言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也要学习它。新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成立？宣言中没有讲出道理，好比钝刀子割肉。要点彭真的名，要把批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样一次，要做点好文章。

唐平铸还传达陈伯达在昨天会议上的指示：

要写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对刘少奇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初步定为24篇，分人专撰。如陈伯达负责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红旗》负责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民日报》负责的《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两条路线斗争》、《新闻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等。

              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了造反派代表。周指出：你们所提的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余秋里、谷牧，这个逻辑不通。

              商业部召开彻底揭发姚依林罪行大会，李先念到会。在讲话中检讨了文革以来“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反动路线”。

 

4月6日

              林彪与黄永胜谈话，决定向全军发一份新的命令。林口授十条，经王力、关锋等加工炮制，成为与《军委八条》在性质上相对立的文件，呈报毛泽东。本日，毛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然后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进行讨论，并一致通过。

文件如下：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

经过批准手续。

（三）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          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

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          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

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

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          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

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

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

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

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计委、经委、建委革命组织时，周说：薄一波是工交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薄一波有他的死党，那就是他的叛徒集团和牺盟会。当然牺盟会不都是坏的。周历数薄一波从52年以来一贯到处伸手，两面三刀。要系统批判，揪出他的死党。谷牧、余秋里有错误，但要支持他们工作。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

              中南海内造反派冲入刘少奇家，勒令刘对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交待。并责令他今后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及改变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

康生妻妹、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指为谋杀，下令调查。在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赵登程等的严刑逼供下，制造了石磊（校医）、宋公田（校医）、闻伯俊（校医）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案。六十多名干部与家属子女受株连。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播放林彪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的通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接见天津驻军及革命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江青讲话：66军（军长郑三生，政委萧思明）在天津支左，完成大联合，瓦解了“野战兵团”，抓人少，是有成绩的。             

陈伯达、康生接见内蒙古农民“东方红”代表周文孝，听取情况。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参观红卫兵战果展览。

              刘少奇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文末所横蛮质责的八大问题，向中南海造反派作出书面答辩。并抄成大字报张贴，然立即遭撕毁。

              师大“井冈山”召开三万人大会，提出坚决打倒余秋里。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指责他建国十七年来，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着重指出，必须批判《修养》一书。《光明日报》也以《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题，发表批刘文章。批刘进入一个新高潮。

              中央文革就中联部批判伍修权作出指示。

              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某些单位发生冲突，导致武斗，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民族宫事件”是北京两大派（以北航“红旗”、“新北大”为首的“天派”为一方‚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派”为另一方）斗争的导火线和公开化。

 

4月9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黑龙江夺权经验。

              戚本禹在中央戏剧学院讲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问题严重，但现在她是学生，不要作为斗争重点，重点当是李伯钊、萧望东。

              戚本禹在《北京日报》讲话，表扬《北京日报》已从过去最坏的报纸成了最好的报纸。3月7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毛主席就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地院“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劫走民委档案。

 

4月10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雪峰、郑维山接见天津各方代表，解决天津问题。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谢富治、吴德、傅崇碧接见工代会代表，决定派军代表常驻工代会，迅速从组织上完成按系统、按部门联合。有些组织反映军代表不支持他们，谢让傅记下来，回去找军代表开会，让公开支持造反派。并说：谁说公安局的权不能夺？谁说工厂保卫科的权不能夺？武装部的权也可以夺。

              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30万人大会，首次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300人陪斗。斗争会前和会后，对王光美进行了非法审问，肆行人身侮辱。

批斗王光美

(原材料编者按语) “株连”是封建主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株连的现象就已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极为普遍。因刘少奇错案造成22000余起错案，首先是株连到王光美。这里略说对王光美的一次批斗。

在打倒刘少奇以前，“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同意开会批斗王光美；在打倒刘少奇以后，批准了。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人“陪斗”。“盛况”空前，写下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批斗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连成的项链。[3]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她义正词严地驳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党内走资派一方面抓住群众组织的一些缺点错误，另一方面又操纵扶植保字号组织。社论呼吁解放军在支左中应认识这个问题。社论又指出解放军支左中的缺点错误是认识问题，而走资派压群众是立场问

题，号召军民要记住毛教导的“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4月11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责令检讨。

              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讲话：真正的革命左派，斗争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单看成份、听话。如果离开两条路线斗争看左派、右派，就没有准绳。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宣传，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指使同学砸了宣传车。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是为“4.11”流血事件。中央文革接见双方，进行调处。

同日，邮电大楼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4月12日

              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她转述了毛泽东对《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的解释，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以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还当众宣布曹荻秋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

 

4月12日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等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

周恩来通过电话，召集安徽各群众组织代表及军管会主任钱钧等开会，要求停止召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解放军，而应该是李葆华。

在叶群、戚本禹的授意下，北航“红旗”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北京大学等十七个单位揪斗王光英。

杨成武召集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四人，由江青当面宣布成立以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为副组长的专案工作组，任务是去上海收集铙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材料。陈等至上海，从警备区特别仓库中找到有关材料。其中有市公安局交保存的“通天”材料。经请示杨成武，于本月17日携回北京。这件“通天”材料是1954年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江青历史是堕落的，当时的公安局进行了大量侦查，没有破案。这件材料就是这次侦查档案及在报章上收集的有关江青解放前在上海时的剪报资料。

《百年潮》2003年第二期发表张薇君《江青与杨帆冤案》载：

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杨帆(原名石蕴华) ，1939年曾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命，写过一封有关蓝苹在上海的表现与被国民党拘捕的情况。由项英电报中央。电文中注明系当时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1952年江青了解到殷扬即杨帆，开始进行报复。杨帆突然从在苏联医院疗养中调回，并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停止了他市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政法委员等所有职务。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找杨帆，说中央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主要交待：一、在江苏戏剧学校的历史；二、交代曾向延安发电，反映一位同志30年代在上海的情况的经过。杨帆在1955年被押至公安部，直至1965年8月，始判有期徒刑。1967年3月，江青又写条子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时，杨帆正在秦城监狱监禁。

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和叶群等一起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找来陈虹等四人当面宣布：“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后来，专案组没有搞出新材料。

 

由于4·11事件而对谢富治处理不满的“新北大公社”头目孙蓬一，召集万人大会，抨击谢富治为反革命两面派，并提出揪“摘桃派”。北京高等院校的两派斗争引起中央文革的严重关注。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五次接见各组织负责人，以解决分歧。北京大学内一些受聂派长期压制的师生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与之对抗。

北航“红旗”再次发表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4月13日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

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戚说：中学生最近打得很厉害。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大方向是错误的。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现在满街是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不赞成。

 

4月14日

康生指示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问题。并亲署证明，“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新北大”奉命成立“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罗织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并将组建情况报送康生、谢富治，受到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的接见。先是“新北大”第二战斗队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胡、李从彭、薄处获得情报，向蒋介石汇报；彭真通过胡、李，与蒋介石勾结，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在彭等长期包庇下，窃据要位，潜伏下来，成为一大隐患。彭真因此于1968年7月9日被定为大特务，被捕入狱。

刘少奇就4月6日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紧急通知，对戚本禹文章所提问题作了六点答复，说明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帮助修改的。前者即康生，后者即陈伯达。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为保证4·15召开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常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周恩来亲飞广州，在中山纪念堂作了长篇讲话，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发展以及联合通知的内容，作了说明。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都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

同日，周恩来又召集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来穗人员及各总公司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宣布对交易会军管。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接见北大、清华、地质等院校代表，听取4.11情况的汇报(北大与地院冲突及邮电“东方红”在邮电大楼武斗)。江青讲话：指责现在斗争的矛头不集中，并有人指向解放军(贴谢富治、李钟奇、郑维山的大字报)，她要求各校进行整风，加强三性。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戚本禹说：中学当前的任务是大批判。

戚本禹、谢富治、傅崇碧接见北京长途电信局人员，就电报大楼武斗问题对两派群众组织作了讲话，戚批评北邮“红电”不欢迎军管，是错误的。

傅崇碧在支左、军训的解放军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一共训练了338所学校(其中9所大学)，学生31万余，有成绩。问题是一、军训时间有超过四小时，太长；二、推行大联合过急，有的组织解散了；三、选举中红代会包办。计划拟于20日撤出。现在要作好收尾工作。

谭震林召集三十余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总理要我召见的，陈毅也召集这样的会。“我这次在二月逆流中确实是赤膊上阵”。“我的错误有两条：(1)不相信群众；(2)对老干部有感情，到处去保他们。”

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地院、清华、矿院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

中央文革批准邮电学院“东方红”组织揪斗胡乔木，彭真、周扬、吴冷西陪斗。会上，胡乔木供认刘少奇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

财政部18个单位联合开会，炮轰李先念。

清华大学“8·8”派正式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派”(简称“团派”)与“4·14”派，相互对立。

山西太原造反派形成两派公开对立(4.14事件)。“红总站”以杨承效为首，支持刘格平，要求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芝兰(均系与刘格平联名于1月9日写大字报揭发省级高干者)；另一派则为支持刘、陈、刘，其后台实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红联站”。从此两派武斗不休。

戚本禹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一文，是反动文章。

 

4月15日

陈伯达指示，要写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刘少奇，初步准备24个内容。

《人民日报》以《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题发表社论。

四川武斗形势严重，“产业军”扬言：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中写了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刘志坚加的。冲击军区的事件大概有二十多起。

同日，周恩来还接见了广州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说：赵紫阳让权是一个阴谋。

 

4月16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接见中学代表，先后讲话，要求停止学校与学校内部不断的武斗。青年人坐不下去，到处想串串，不愿做本单位艰苦的斗批改任务。希望大家回去整风。武汉与成都，情况还比较严重，需要冲。

军内造反派连续两天抄查徐向前家。徐向前避居西山，得免揪斗。

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等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江青指责各校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地院开了六部车去打架。还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王力、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军内院校文艺团体等造反派。关锋讲话说：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样搞不好。贴大标语：“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我不赞成。

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讲话，宣布成立以周荣国(北京军区军训部长)为首，有钱浩梁、杜近芳参加的临时三结合领导班子，抓紧排演“平原游击队”一剧。

部分军事院校造反派一度接管了国防部三座门接待站。

 

4月17日

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发布致呼市各群众组织及内蒙驻军的信。

军委发布电令，军内人员立即停止串连。今后个别确有必要外出人员，一定按二月十八日军委通知规定执行。

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接见四川赴京代表，听取被打击的群众反映情况。

姚文元给徐景贤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1．《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文是交上海写，要结合《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来写。

2．红代会的方向一定要坚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条件成熟些。

3．要注意“联动”的活动，对“联动”要打击一小撮，瓦解组织，争取群众。刘邓包庇了“联动”，“联动”的后台就是刘邓。

4．红卫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学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大串连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关口，斗批改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大联合。要告诉同学们，把一个单位搞好了，就对革命有贡献了。

5．要注意运动还会有反复。军委十条颁布后，无政府主义又有些抬头，要学习《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作一些批评。

6．本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现改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

7．关于陈毅，不要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全国要集中批刘邓，上海要集中批判陈、曹。刘少奇极不老实，不服罪，说什么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文章能驳倒我。江青同志反驳说：一定要驳倒。

8．文艺院校的斗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了。现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来描写地下斗争主题改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主题。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9．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对介入的学生组织(北航)谈话，不要盲目支援。空军文工团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相信的。

外事口群众700余人去中南海揪陈毅，未果。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了批陈联络站，提出不要去揪陈毅，不要去外交部串连。陈毅说过许多不适当的话(戚本禹：是反动的话)，可以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

北大、清华造反派在四机部斗争四机部副部长王光英(王光美之兄)。

 

4月18日

北航“红旗”韩爱晶在红代会上传达了陈伯达的电话指示：

北京最近发生打架的事情、揪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现在大大地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希望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前几天的讲话都是有效的，北京的大专学校不能乱来，不考虑无产阶级的纪律。我是很郑重地提出这个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忙向本校和其它学校多做工作。前几天，我们说过北京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首都。什么叫关心国家大事呢？反对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你们不要往外面再多派人，防止被别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联络员，除了中央批准的以外，都撤回来。大家都遵守中央的决定，回来。不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我那天说过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条标语应该上街。江青也指示：现在内战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斗、批、改放在一边。各校要整风，加强三性。从此，各院校开始了所谓的整风运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革命》。鼓励“革命干部”“杀”出来。

《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生产问题作了讲话。

谢富治召集红代会所属院校负责人开会，说现在武斗已发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几千人打架。必须大反无政府主义。在外地的学生，除去青海的5·1以前撤回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

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聚集在国防科委已三天的“炮轰国防科委联络站”及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的造反派，并先后讲话。要求端正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刘邓。聂荣臻、路扬是站在毛、林一边的。魏思文是三反分子无疑。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群众组织与驻军代表的座谈会上，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今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全国29个省大概分五种情况：(1)已经夺权的(5个)；(2)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北京、天津两个；(3)曾夺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如广东等)；(4)直接军管解决；(5)尚待解决。

 

4月19日

毛泽东接见谢富治，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问题，指示说：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乘方。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情况的汇报。会上，江青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周恩来最后提议：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击武汉军区。中央文革当即决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负责接见。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等军事学院进行军事管制。

 

4月20日

毛泽东指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有人反映：“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主席说：要学生坐得住，要到夏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在庆祝大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党中央、国务院讲话庆贺。江青也在会上讲话，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实况。

中央发布重申停止串连的通知。　　　

江青看到《文革快报》上登有中央文革驻武汉“记者”关于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后，在上面批道：“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钟在查明情况后，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申述说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19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不准往下传达”的规定。记者所听到的，只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话，并无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之意。

戚本禹在中央乐团讲话，指定成立有军代表领导，包括对立两派的领导班子，排演交响乐“沙家浜”。他说：你们的“改”就是演出“沙家浜”，一定要联合才能演出。

 

4月21日

中央发布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通知。

江青以武汉军区已传达19日中央文革会议的内容为由，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

处的19日会议记录。且让人转告：不准再提19日的汇报；21日的接见亦取消。表示中央文革不再帮武汉军区做造反派的工作，对今后武汉军区的有关请示报告，也一概不予答复。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江青讲话，宣布将让“联动”公开，并接见他们。康生要求学生不要分4·3派、4· 4派，要团结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江青等接见《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就新闻报导作了指示。

陈伯达与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座谈。说：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要随时撤换。他要求代表第一机床厂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的李嘉才，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出差要请假。可以当半年，不要当一辈子。

林立果(林彪之子)调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林当时还不是党员)，与周宇驰、刘沛丰组成空军党委调查小组。

 

4月2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30名“联动”分子被释放。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毛泽东指示说：“要改造他们(指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要锻炼造反派。要瓦解这个反动组织，必须互相支持。”

林彪对军委扩大会议电话指示：

“关于正确对待群众”，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文化大革命，大量地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这次发布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之后，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干部，陈毅参加。周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的错误。陈毅表示：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康生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说：党校揭露刘邓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并进行批判，比北京各学院要早，十月中旬就开始了。他要求党校建成一个完全是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军团负责人，指示：对胡耀邦已批，胡克实也应批一下。结合的干部，应作到“两划一站”(划清与刘邓及本单位走资派的关系，划清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系；站到革命路线与造反派一边来)。

广西群众组织，以对韦国清支持与否，分成两大派。从3月31日起，矛盾日趋激烈。本日，“广西红总”、“南宁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造反派组织，成立“南宁4·22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为广西医学院学生曾春生。翌日，支持韦国清的四百多个组织共4万余人举行集会，冲突日增。

 

4月23日

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了批示，并致信林彪、周恩来。

毛泽东致军委扩大会的一个批语：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抓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据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的。

 

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造反派及驻福建的北京三司等学生代表，听取福建造反派受打击的汇报，周恩来指示福建军区按16条逐县进行重新检查。

外交部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迫害华侨和进行反华活动。

汪东兴、戚本禹率中南海造反大队至刘少奇家，勒令于五一以前具体回答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汪对刘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而外，谁也无可奈何。”

 

4月24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六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日报》发表以《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为题的社论。

中共中央发布印发林彪3·20讲话供全国学习的批语。此讲话已印成小册子。

在军事管制下，各机关院校两派武斗暂趋平复。

 

4月25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接见四川代表。造反派反映了受军区镇压情况。周等当场指令副司令员韩杰释放所抓人员。

江青、张春桥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人员。江青说：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

 

4月26日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接见军管人员，聂荣臻对军管人员讲话：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是有意识安排的。是让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文件，以及各地典型经验。叶剑英说：现五省二市已经军管。他叮嘱大家下去要大兴调查研究，站稳立场，找出左派。周恩来指出：军管的任务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它是一个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共青团中央揪斗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华北局揪斗书记李立三。

政法公社等组织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揪斗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

中国政府就印度尼西亚宣布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提出严重抗议。

 

4月27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山东省革委会领导要加强，王效禹为主任委员，杨得志为副主任委员。要作好部队及人武部的思想工作。二师要用野战军把它吃掉，并从原地撤离，以改变性质。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放手让造反派把它冲散。康生说：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是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是反罗瑞卿不彻底！杨得志在插话中说：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距离太大了。萧华说：有什么奇怪，你的屁股坐错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内蒙上访人员。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军区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作了检查。

萧华对艺术学院讲话：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讲话：要重建组织，首先一步步的搞县、区、局一级的三结合。目前的无政府主义对阶级敌人有利，要大反特反。最近打算把大学关的人都放出来。

关锋、戚本禹在来京的青海代表会议上作了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关锋说：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副司令员)夺了青海军区的权，扣押了司令员刘贤权。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人。王昭(省委书记)是罗瑞卿死党。

 “斗薄筹备处”斗争了薄一波、陶鲁笳、李开信、宋绍文、梁膺庸等原国务院工交系统负责人。

北京十万人集会，声讨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华行为。

 

4月28日

总政发布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指示。

周恩来、康生、李富春等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康生说：对二月兵变，只是群众怀疑，这事当时过去了。周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

 

4月29日

毛泽东发布的《一个指示》：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O、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子，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不要看不起年青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五二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过去党团员受到《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通过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五二年以后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按]　马基雅维里主张：“政治无道德”。历史上政治的核心就是一个“权”。为了取得权，不可避免地会演成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尚未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前，是很普遍的。因此，历史学家并不单纯地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家。不过，这也仅限于政治斗争领域而已。在生活上，无论哪一个时代，道德标准是区分高尚与卑污的唯一尺度，这是毫无疑义的，尽管道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标准的某些方面会有所变化，然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毛泽东被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形象，一度在人民中是完美、正确、高尚和所有美丽词藻的化身，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救星。然而，拨开严格保密制度与戈倍尔式的宣传伎俩所制造的虚假外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货色呢？这个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手段在这里我们可以撇开不说，单就生活作风、私人道德品质来看，读过李志绥所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映象，概括来说是八个大字：丑恶、虚伪、横暴、下流。在玩弄女性的问题上，尤其令人发指，真是一个荒淫无耻的衣冠禽兽。可以认为，李医生的揭发还只是一个开始，还不过只是毛丑恶卑陋行径的很小一个部分。将来，随着时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揭发公之于世，到那时，毛的形象才可以如实地暴露于世人之前。

 

4月30日

晚，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家中，开“团结会”。这些人都因此而得列入由周恩来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

 

            [按]　当时某中央领导人的名字见报与否，一般是显示毛对此人是否将予保护或打倒的官方表态。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发布了这一文件。《意见》认为：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刘少奇就中南海造反大队所提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几个问题作出交待：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1月12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2月1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1951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四、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但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1962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戚本禹在中直礼堂谈当前形势。主要问题二个：1、左派重新冲击军区；2、无政府主义。他说：刘邓已经把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好了(指畅观楼查材料一事)，政变后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为有解放军才不敢动。

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者与红色造反者两组织之间连日武斗。傅崇碧接见革命造反者总部负责人，要求在五一一定不能再发生武斗。

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组织代表。分配五一出席庆祝大会观礼台票。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全国迄今只有六省市成立了革委会，十一省市实行了军管。下一步多数部门都要求军管。《红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不是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军管。

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余人批斗王光美兄弟王光琦、王光杰、王光英大会。

 

4月

毛泽东对林彪三个问题的报告的指示：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军队内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啦！省得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 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是害了自己。

 

毛泽东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4]：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康生派人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取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安子文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

叶群授意蒯大富收集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并发表了《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

由李作鹏操纵，秘密制定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各大部批斗重点名单，其中海军领导三名，大部领导十三名，二级部领导十七名，其它师、团级干部三名，共三十六名。

张春桥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进行特务、诬陷活动。先后制造了26起冤案，受害者183人，5人致死。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目前斗批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年4月)

一、关于批判刘、邓、陶问题

《人民日报》要大搞，目前集中目标批判黑《修养》，批判该书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修养》离开阶级斗争，脱离政治，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在发表该书的当时甚至连抗日战争都不提，是一个亡党亡国的修养。

  2．《修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本书在1962年再版，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了思想理论基础。

  3．《修养》用孔孟之道作为标准，宣扬了唯心主义的修养论。

  4．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在组织上提倡奴隶主义。《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在国内外的影响十分恶劣，在运动中起着阻碍与束缚革命群众的作用。

  全面深入地批判刘、邓、陶黑线可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宣扬阶级投降，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2．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3．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和路线，鼓吹全民党，提倡奴隶主义；

4．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5．吹捧苏修，鼓吹“三和一少”。

6．在哲学上宣扬唯心主义，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哲学。

批判刘、邓路线的同时，可以批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本书歪曲党的历史，起了很坏的作用。

二、关于批判反动权威的问题

在哲学上批判杨献珍、冯定、冯友兰、朱光潜；　

在史学方面着重批判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黎澍；

经济学着重批判薄一波、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

教育界着重批判陆定一，北大还要批判陆平，清华还要批判蒋南翔；

文艺界着重批判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华君武、刘白羽、何其芳。

以上提到的，有的虽然过去已经批判过，但是还要继续批下去。

三、彻底批判《清宫秘史》

这本书宣扬卖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肆污蔑革命群众运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起着极坏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它的流毒。

 

4月末5月初 

毛泽东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O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的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按]　 共产党自诩最推崇群众路线，认为群众路线的根本问题是能不能代表群众的意向与利益的问题。但就是这个党‚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民族抗日思想‚打着抗日旗号，乘机壮大了自己。在内战年代，利用人民反对国民党腐败专制政治的要求，采用人海战术，以群众做炮灰，抢夺了江山。49年以后，共产党自己的官僚体制与作风越来越庞大、严重。毛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恶性发展，随之是个人迷信升级到荒唐的地步。共产党的所行(其路线、政策)已日益脱离群众，毛本人更是和所谓群众相去十万八千里。“群众路线”不过是毛在政治游戏中所玩弄的工具。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利用群众整垮对手。文化大革命就是运动群众的典型。毛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他鼓励百姓生育，“因为打仗需要人”，他要把三亿同胞作赌本，宣扬发动核战争来打倒帝国主义，夺取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实质。可见共产党的所谓“群众路线”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前者是高高在上，永远是人民的领导者、先进楷模，赐人民以恩惠的。因此而有“党啊‚我的妈”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之类的歌曲。

 

5月1日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的讲话：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它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承志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震林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还是在这里开会嘛！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在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按：似应作中央苏区)还临阵脱逃，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毛泽东五一重要指示：

一、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二、国家机构要实行精简，使更适应新形势。

三、党团组织要半年以后可能恢复。

四、培养接班人问题，每个单位领导班子都要准备青年，只要二十岁以上就可以担任领导。

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了长时间讲话：谈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象《九评》那样批判《修养》)主席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毛泽东在中南海五一节晚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听到江青同志介绍京剧一团被挨打的事情以后，关心地问：现在还打不打了？同志们回答：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毛说：不打了，好。还问谭富英及其它一些老演员‚在演唱时，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员们请示主席：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毛主席说：我看可以用。

 

林彪五一题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从此“四个伟大”的颂声成为晨昏礼忏，遍及神州。

 

5月初

《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在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目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吴法宪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北京市“联动”成员串连起来，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达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5月2日

陈伯达在人民公园与游园群众谈话。指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

 

5月3日

周恩来接见十四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人员，指示：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李先念说：五一那天我向毛主席说了：粮食情况很好。主席很高兴，指示我们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我理解这是指(1)不要购过头粮；(2)销售上注意节约用粮。

谢富治在第二机床厂讲话，指出：在集中力量批判刘邓的同时，把批判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他强调革命大联合和反对无政府主义。

 

5月4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各派组织代表。财贸六单位(财政、外贸、粮食、财经学院、外贸学院、《前进报》)两派对立，周提议召开大会，由李先念检查。他说：机关中“三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中级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一种是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不管哪一类，首先要进行大批判。

陈伯达、戚本禹在北京师范大学就教育革命问题举行座谈。陈伯达建议师大编两本书：《世界教育发展史》、《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当同学反映陈毅、谭震林出现上天安门保皇派高兴时，戚本禹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你们的么！陈指责：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聂荣臻连日(4、5两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正副组长时讲话：文化革命委员会还要长期存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对各所，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管小组，主要管文化大革命。

四川宜宾发生武斗。

上海青浦县发生三次大武斗，卷入者七百余人。

 

5月5日

五日上午，林副主席听秘书简要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以后，对空军工作作了如下指示：

空军最近几仗打得好，这次会议也开得好，情况在好转。这是好现象，但是不能松懈。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战备。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把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和支持地方的工作做得更有效，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群众性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要把好人都团结起来，同时不要放松对个别坏人捣蛋的警惕。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指出：当前有一股反夺权的拆台风，保守派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等革命组织。这股打砸风影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常生产和正常秩序。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可以管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今后发生武斗事件，挑起武斗的要严加惩办，首恶分子要依法惩办，受蒙蔽的教育处理，打死人的要偿命，无故旷工的要停发工资。

周恩来写了致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的措辞严厉的“警告”信: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

 

5月6日

成都产业军[5]与造反派发生严重械斗，开枪打死五六十人。死者中有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学生李全华。北京发起支援四川革命造反派大游行，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晚，周恩来发出三点指示：(1)派出两万解放军至现场，以制止武斗；(2)双方撤离现场；(3)希望大家不要激动，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四川自二月份以来，连续发生武斗，成都军区动用武装，镇压造反派。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产业军，坚决反对造反派所提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4月15日，他们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从5月4日起，双方武斗日益加剧。

九龙工人发生工潮，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工潮迅速扩大，遍及其它地区。广州地方当局出面支持，抗议镇压。

王光美专案组(丙组)写报告说：“王光美和美国情报机关早有联系。”该专案组旋即正名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说南开8·18、北航“红旗”组织联合调查团抓叛徒，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揪叛徒组织。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有关军队整训的指示：

林彪同志：

各地军队都应该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至十四天为宜。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毛泽东

                                                                                                                                                       五月七日

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批示：“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来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多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8·15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等接见四川代表，周说：成都部队由于相信军区，有错误，但能与产业军划清界线，是好的；而对川大8·26及工人造反兵团则是错误的。四川发生这样大的流血惨案，现在应该结束了。

同日，中央召开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大会，会上江青讲了话，陈伯达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周恩来最后作了指示。

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代表，指出：

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他号召大家学习毛选，克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打倒“私”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分裂。谢指示：新北大聂元梓应参加红代会的核心组工作，这是中央的决定。并表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采取措施，10号以前制止武斗。

 

5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指出: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晚，周恩来、杨成武、叶群等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造反派，周说：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揭发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问题，在反对彭、罗、陆、杨问题中是有贡献的。叶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5月9日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讲话：对两派武斗提出批评，提议组成联合班子，两派各自整风，推进联合。

北京市第二毛纺厂发生大规模武斗。类似情况，在各厂矿中多有发生。

 

5月10日

江青1964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红旗》第六期以《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吹捧。

陈伯达、谢富治去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情况。陈伯达讲话，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戚本禹在文艺评论座谈会上讲话：孙泱是蓝衣社特务，同严慰冰关系密切。

军事测量学院红总为揪总参文革主任王新亭，在学生支持下，于王家门外搭帐，坚持二十七昼夜。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了他们。杨成武说王新亭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是个好同志、关锋要求大家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团结大多数。

首都科技界万余人，晚上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

 

5月11日

    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干部写信反映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派等五条缺点错误，毛批示：“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同志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成员驱车周览北京市全城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即又派人往各中学了解情况。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党大批刘少奇的《修养》一书。

            刘少奇就对《修养》一书的批判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

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代会批陈联络站等十个单位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揪斗陈毅。周恩来应要求在翌日凌晨接见了其代表二百余人。代表提出(1)陈毅马上滚到群众中来；(2)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外事活动。接着，周又接见了北外“红旗大队”、归国生“延安兵团”等单位，直至12日凌晨六时。周恩来以需要安排为由，拒绝交出陈毅，并坚持不能打倒陈毅。

陈伯达在北京六中讲话，批评中学不应分为4·3派、4·4派，也不要组织批判4·3思潮。

王力、关锋对红代会的代表讲话：任何时候都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相信并依靠解放军。对解放军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错改了就好。

戚本禹在人大附中讲话：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阻碍实现大联合的一主要因素，克服无政府主义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川“产业军”劫走亮相支持造反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

 

5月11日至6月16日

八个所谓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在京会演。

 

5月12日

毛泽东签发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意见。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林副主席已阅。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五月十一日

                                                                                                                                       

中央的意见指出：

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号召拥军爱民。

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我支持批判陈毅，但不同意打倒。

戚本禹在玉渊潭中学讲话：两派老这么吵下去，也许没有希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一批精神贵族，主要两种人，一是不干活；一是特权阶层。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军队院校革命造反派开大会斗争罗瑞卿。

 

5月13日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军内一部分由吴法宪、李作鹏、叶群支持的三军文艺人员(后来称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6]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歌，对立的造反派联合以清华蒯大富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冲击剧场，发生严重冲突，伤数十人(这一派后来便名为冲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劝阻前者不要单独演出，因此被指为冲派的黑后台而被揪斗。周恩来、杨成武等连夜分别接见冲突双方的各组织代表。此即所谓“5·13事件”。从此，总政瘫痪。   

 

5月14日

中央发布关于中专的学制与分配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对群众组织小报控制的通知。规定: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它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它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物图书的保护的通知。

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湖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语:

(一) 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 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 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 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重要通告，要求禁止武斗、稳定生产秩序。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

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运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由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采取具体措施。

 

叶群带领关锋，由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等陪同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军内演出一派的伤员，进一步分裂了一些军事单位的群众组织。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支持李作鹏的一派)，周恩来说：听说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我支持你们，现在不要去三座门了。不然，我就陪你们去。

张春桥、姚文元奉命至南京，在革命派群众会上发表讲话。张、姚此行，由毛指定，自北京至济南、然后至南京、再去上海、杭州。张春桥讲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领导机构。他批评南京武斗已发展到三绝(绝食、绝水、绝医)，这完全偏离了大方向。张呼吁实现大联合，拥军爱民。姚文元与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杜平也作了发言。

与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及北外“六·一六”对立的北外“红旗”等冲击外交部，要求揪斗陈毅。同时也依例要求周恩来接见。

 

5月15日

晨一时，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后，接见了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代表。周严词批评了他们冲击外交部的错误，坚持批判陈毅的会议必须有安排。并表示：“我马上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加强外交部，以后谁也不许去。”

戚本禹在首钢接见两派代表。指责双方皆无权力扣人、抓人、抄家、不许再发生武斗。

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见部分科技人员时讲话：搞阶级斗争改造社会，要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同样，要战胜自然，没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基础学科我们发展不够，也作了好多工作；技术科学我们有许多成绩，电子计算机开始向苏联定货，一秒钟三十次，好难呀！我们自己搞，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干，很快自己搞出来了，一万次，十万次，××万次也搞出来了。越封锁，越使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本月初，九龙发生工潮，在红卫兵的支持下，愈演愈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嗣后，在6、7月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四川宜宾自5月4日以来，武斗不止。本月又发生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余人赶往支援。重庆连日武斗激烈，双方动用高射炮等常规武器。大批工厂停工停产。

 

5月16日

按照毛泽东在5月15日夜的指示，《5·16通知》正式公开发表。毛将其中的“彭真同志”的“同志”二字删去，并说：写社论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中央碰头会接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汇报了“5·13事件”。江青说：支持你们批判萧华，萧华一副绅士派头！并指示戚本禹接见演出人员，以示支持。晚、戚本禹偕同吴、李、邱在北京军区接见演出人员。

周恩来、江青、聂荣臻、徐向前、萧华、杨成武、粟裕、谢富治、叶群、郑维山、傅崇碧等接见内蒙军区来京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

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同意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意见，撤消任白戈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重庆在2月8日由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其后又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8·15”派与反对的“反到底派”，尖锐对立，武斗一直在发展。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武汉市保守派群众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不断发生武斗。

 

5月17日

毛泽东对五十四军支左工作报告的批示：

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得不错，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要耐心的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天津红卫兵将查找到的《伍豪(周恩来化名)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抄送江青。江青于本日将抄件转送林彪、康生及周恩来本人。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国深入学习5·16通知。

周恩来、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宣布了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撤销任白戈的所有(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职务。重庆警备司令部在三支两军中没有顶住成都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肃反运动，支左犯了错误，现已认识并逐步改正。中央决定成立由兰亦农(驻军副政委)、白斌(副军长)、唐兴盛(军分区司令员)组成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兰为组长，白为副组长。吸收适当人选，组成领导班子。对反革联会的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组织的都要平反。通过整风实现联合。

 

5月18日

《人民日报》与《红旗》联署，就5·16通知正式发表，刊登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文章是对一年来文革的一个总结，是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其中，从“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一段，和文章最后一段，都是毛加写的。

周恩来接见军队院校代表，说：你们是那里有事就想到那里去打，找打架的地方。今天公开发表了《5·16通知》(去年是在党内)。通知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讲的彭真。现在指的就是刘少奇了。

   王光美专案组开始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的所谓“调查”。这个代号为504的

专案组先后在全国拘捕、审讯64人，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5月19日

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毛泽东写信并附《大事纪》进行辩白。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在“存”字旁加划了两道杠，大有深意。

                                       

[按]　共产党惯于整人，大批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有些人也触入罪网，但念态度尚好或其它原因，大开恩宥，性虽定为反、坏、右，但不戴帽子，是为“不戴帽的反、坏、右分子”。这些“不戴帽者”虽暂不戴帽以观后效，但是帽子拿在当局手里，今后表现稍不顺眼，就立即扣下来，把你打入黑五类的队伍。堂皇其名曰“交群众监督，帽子在群众手里”。我想，这种人的心境大体上是同判死缓者相去无几的。“伍豪启事”也是一顶操在毛泽东和他的小帮派们手里的“叛徒”帽子，是专为周恩来预备的。当然，为周准备的也可能还有其它可以顺手拈来的“帽子”。君不见，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揪，毛泽东的佛手一翻，六顶帽子便扣在这个曾充毛的政治秘书多年，号称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右派陈伯达的头上。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似乎更惨。叛徒的帽子一直悬在他头上，直至身患绝症，要进手术室之前，仍然为此而忧心忡忡。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号召全军学习《5·16通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求各群众组织间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5月20日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演出派)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批斗萧华大会。

《红旗》第七期刊载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大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北航、北邮、北林等院校革委会成立。

由50多个造反派组织主办的大型革命画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在北京美术馆开幕。

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原荣宝斋)举行“打倒刘少奇”漫画图片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漫画“打倒刘少奇”，每套百余幅，共印50万册，在市面上发行。极尽丑化刘少奇的能事。

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群众在公安局前静坐示威，抗议它的成员被捕，是为福州路事件。

 

5月21日

周恩来指示，国家体委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

为构陷刘少奇叛变罪名，专案组对中华合作总社的孟用潜实行隔离审查。5至10月间，又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及丁觉群、王世英等十一人，逼取证词[7]。孟、杨、丁皆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时的同事。

外交部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下旬

毛泽东作出决定：

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决定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到中央宣传部来办公。

三、对在旧中宣部工作的干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集中学习，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要同志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时这个学习班要集中力量斗黑帮、批判黑帮。

 

5月23日

《人民日报》重新刊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复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为题，发表社论，进行谀颂。下午，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纪念《讲话》发表25周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参加。大会由江青主持，陈伯达讲话，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戚本禹在会上作报告，题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

郭沫若在会上热情歌颂《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善于学习和应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无畏地在文艺战线冲锋，

      让工人，农民，战士的英雄形象占据了中国的舞台。

      我们一定会让英雄形象占据世界舞台，

      中国的昨天就是众多亚非国家的今天，

      中国的今天会是他们的明天，

      我们要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

      我们要让毛译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飘扬在亚非国家，

      飘扬在五洲四海。                       

 

比共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锡 (斯里兰卡) 共中央书记桑穆加塔桑相继参观访问北京地质学院，高度评价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晚，中央文革宣布成立文艺组与宣传组。

 

5月24日

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戚本禹指示：图书馆除涉及边疆机密、黄色书籍、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外，其它书籍都可外借。

 

[按]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除马、恩、列、斯和毛的所谓经典著作外，实已全部封禁，书店亦然。建国以来历经几次运动，治社会科学者已普遍有摇手犯禁，腹诽横加之惧。至文化大革命而焚坑公行，故文化大革命实则大革文化命、或文化大革除也。

 

5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内蒙军区5·25命令。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召开“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首都大专院校及其它各部、口造反派近两万人参加，上海等五个地区来电支持。

广西“4·22”派进占《广西日报》办公楼。支韦 (国清) 派成立“5·25”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5·25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联指”)，与之进行械斗，直至26日晚，“联指”自动撤离，“4·22”派重新控制报社。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

 

5月26日

周恩来在科学院讲话，号召进行革命大批判。

本月24、25·26三天，《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1963年关于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的批示和1964年关于文艺界各协会及其刊物的改造问题的批示。

 

5月27日

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及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革命组织负责人，就一外“造反团”、“6·16”和二外“首都红卫兵”给周恩来贴大字报进行了批评。

《红旗》第9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蒙古反华暴行。

 

5月28日

中央同意内蒙对乌兰夫进行不直接点名的公开批判。

一、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对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毛泽东批准对国防部所属几个部委实行军管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布《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就北京部分院校干扰新华社工作，27日且向新华社发出照会一事，陈伯达电告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不许外部插手新华社。

新华社播发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林彪就此件给中央常委的信。

 

5月29日

毛泽东在了解到社会上炮打周恩来的风潮时，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第55页)收录有毛泽东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无具体时期，亦真伪难辨，姑录于次，以供参考。

  “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对周恩来很有意见。主要是他总是联合与妥协的习惯使他们不满。最近，红卫兵开始在大字报中批评他。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诚实的周恩来的主要品质。但另一方面，他已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他的才能使得他事实上在党内是无法代替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保护他。假如他与刘少奇、邓小平明显地断绝关系，我想，我们应该把他联合到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来，并给他以某种程度的议政自由。”

 

中央发布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委发电：

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已经看过，经中央文革、军委党委、军委文革小组讨论通过。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目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为了胜利地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历史任务，根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特作如下指示：

1、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按各单位不同的情况，逐步的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军队院校的党员、干部、教职员工都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要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2、为了完成斗批改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并且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的，应该尽快地建立有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在本院的领导权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占优势的，应该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壮大左派力量，积极创造条件，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些院校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不需要夺权的，也应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

3、院校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钻进干部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只是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是可以改过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帮助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检讨亮相的机会，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站出来工作，将功补过，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犯有错误的干部必须认真检讨错误、确实改正错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4、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应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主要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以一定工作时间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5、在运动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边战斗边整风，要引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地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打倒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6、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对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旗帜鲜明，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帮助他们通过整风‚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片面地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领导上和左派组织都要耐心地作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上来。要注意抓典型单位，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帮助院校搞好斗、批、改。

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军队的文艺体育团体，除第二、四条外，也适用于军队的科研设计单位。

 

陈伯达等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966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今天公开发表。

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尖锐冲突，这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王海容、唐闻生写信给毛，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批示，“极左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

 

5月30日

戚本禹谈毛主席制定5·16通知的历史背景：

(一)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长期勾结，在党内形成一股反毛主席的势力。国内国外都有他们的基础。所以毛主席那时老提这个问题。他到外省后就提出蔡锷在云南反对袁世凯。还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再三提出，再三警告，后在十中全会上强调并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

(二)据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都感到中央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反对毛主席的，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很高的负责同志都哭过好几次，他们这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他们为中国命运担忧，为党的命运担忧。

(三)十几年来，刘、邓已经把持了许多要害部门。拿中央办公厅来说，主任杨尚昆，副主任曾山之类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刘、邓的死党。还有田家英作了很多坏事，他公然叫嚣：“刘公怎么还不造反呵？”所说刘公，就是刘少奇。“反了吧！还不反？”他着急死了，就跳出来了。就是我过去呆过的小小秘书室，最近提出要当主任的陈炳函是个大叛徒。工业、农业、文教，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门，很多重要岗位都被他们占领。党的三大要害部门：一个宣传部、一个组织部、一个办公厅，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62年刘少奇才敢于提出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不能下去蹲点就靠边站。”这都是有所指的。甚至提出毛主席的著作是教条主义的。当时这样嚣张，这样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我们很多同志是没有察觉的。

(四)他们有个人想抓军队，就是罗瑞卿，给我们识破了，打下去了。他们秘密报告都准备好了。彭真在畅观楼搞了个酸秀才么！就是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文件作为黑材料，作了一番准备嘛！那是很系统的。这就是他们的上台的秘密报告，他们那是准备好了的。有的黑帮交待：他们政变以后，陈伯达怎么安排？谁人怎么安排？都作了周密的计划。

(五)过去很多干部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告刘少奇，告邓小平。辽宁有个铁匠，他就是首先向中央揭发刘少奇提倡的富农可以入党这个问题的。后来他长期受报复打击。四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反对李井泉三自一包的单干风。李开始拉拢，李的老婆给刘洁挺老婆送礼，刘不要，以后李井泉就把他关起来。他们告到中央了，接待人员把材料交给童小鹏，童送给邓小平，邓批给西南局，于是回去后又抓起来，邓小平包庇李井泉。李井泉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不听毛主席的，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卫恒(山西第一书记)就是听薄一波的。给薄一波、安子文写报告，就是不给中央写报告，他们的人事安排都要问薄一波，不问中央，不问毛主席。

(六)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总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什么《海瑞罢官》，什么翦伯赞，都是舆论准备。什么吴晗问题，邓拓问题，都是前哨战。真正的大决战战役是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妇联批斗“党内走资派、妇联副主任康克清”和“大叛徒、妇联副主任章蕴。”

广西“联指”为夺取《广西日报》大楼，与据守的“4·22”派武装冲突又演。连日来，社会上两派武斗盛行。

 

5月31日

中央发布关于专区及县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委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周恩来为保证铁路轮船交通，致函中央文革：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六月一日起，先后五次发布命令、通告和布告，以解决交通运输混乱的严重局势，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

 

5月31日—6月5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6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讨论会的来自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朋友。

 

5月底

以张建旗为首，策划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同时在北京农业大学亦出现同名的组织。

陈伯达说：“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要把它打倒！

康生说：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要从极“左”的和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

江青说：“5·16”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5·16”用极左制造分裂。“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

 

[按]　所谓“5·16反革命案”是文革中一个重大而又始终扑朔迷离的大案件，牵涉的群众难以计数，然最后又以全无实据了局。此中玄奥，仍有待掌握当时公安档案，专题研究。局外人暂时尚难妄加推测。

 

从本月下旬开始，北京高等院校普遍进行所谓“斗、批、改”。

 

5月

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质。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毛泽东关于江西省军区的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毛泽东

 

张春桥在上海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张说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山东济南省委院内两派群众武斗，被王效禹拘捕关押者达388人。

 

5、6月间

河北省在1967年5月3日，数所中学发生武斗。6月23日，河北农大发生严重流血事件，死7人，伤250人。

 

6月1日

《红旗》、《人民日报》刊载纪念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周年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文中引用了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如下：

 (一)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向一切消极怠工、影响运输秩序甚至中断交通运输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它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接管中宣部，由其所属之文艺组与宣传组代行中宣部职能，中宣部撤销。

周恩来指示卫生系统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

 

6月2日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指出：大学的斗批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讲，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张春桥鼓励大家作斗批改的闯将。

聂荣臻在工人体育馆对科技工作者讲话：许多科研单位已经逐步转入斗、批、改，改革的最高标准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光辉的5·7指示。

“钢院5·16兵团”正式成立。张建旗随即(6·3)抛出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写的《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字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学部揪斗了潘梓年。

 

6月3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包括除王力以外所有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康生任组长，江青直接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专案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指出：不能要求中央领导同志站在一派方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动的，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的头子抓起来，广大群众还是要教育争取的。这是主席的方针，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违反社会发展的，而且是反动的思想，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过去犯过错误的也要教育他、团结他，这表现主席的伟大。

谢富治、傅崇碧受中央指示前往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来。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指出：《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两种思潮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帮、黑线来。陈伯达指出：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陈伯达、江青对北外“六·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康生接见红代会核心小组及大专院校代表讲话：彭真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反革命。从他的问题一发生，彭真专案组就怀疑他是叛徒。我们就组织人力调查研究，经过一年的工作，我们可以宣布，彭真是个叛徒，是自首变节分子。他曾经带着敌人逮捕过我们的人。彭真是一个在敌人面前下过跪的可耻的叛徒。

文革初刘少奇蹲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新浪潮，扎营中南海西门，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北京市各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

 

6月4日

《人民日报》观察员发表《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一文。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并检讨了在支左中的错误，号召实现大联合。造反派指责其为假检讨，而“百万雄师”却认为军区软弱。武汉的两派群众武斗有增无已，惨案累有发生。至六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死108人，伤2774人。

张建旗等发表《严正声明》，认为群众对他们存在误解。

 

6月5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有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等二百多个单位参加的“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上海《解放日报》公开批判《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把它指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谢富治与原首都“三司”造反派头头座谈时指示：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除清华、北大、师大、地质、轻工等外，人员要扩大。组长仍由聂元梓担任，副组长由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担任。

中央党校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党校校长林枫为彭真死党，在东北时曾与彭、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

全国5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被揪出批斗。

 

6月6日

中央再申通令，纠正最近发生的打砸抢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     中发(67)178号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通令可以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中央转发黑龙江《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79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注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中  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各地、市、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管委员会)并报中央文革、东北局：

现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和有关部门把青少年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切实做好。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少年，极力同我们争夺下一代，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在这方面，目前有些同志还认识不足，特别是有些同志溺爱、娇惯、放纵自己的子女，甚至怂恿自己的子女进行犯罪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干部、工人、农民，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特别是革命干部必须把教育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子女的头脑。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家长，要给予必要的处分，如果是革命干部这样做，还要加重处分。学校、机关、工矿企业、城市街道，都要有计划地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的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曲，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劳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真正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黑龙江省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

我们在四月间，到哈市马家沟、文昌小学和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等处，调查了中小学生校外活动情况，现将存在的问题报告如下：

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以后，哈尔滨市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已陆续返校，边上课边闹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坏人的勾引下，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的现象，主要表现是：

一、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些学生在盗窃、流氓分子的影响和唆使下，经常到商店、车站、文化误乐场所等人口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的割断电线，剥去房瓦，拆去机器零件，破坏作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偷盗行为，有些学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能，说“偷了东西就蹲那么六、七天，有啥关系。”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二、损坏公物现象相当严重。有些学生不仅在学校不爱护公物，毁坏桌椅，在校外也任意毁坏公物。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附近，共有五十个路灯，被学生用弹弓打坏了四十五个，有时刚刚换上的灯泡又被打碎。有的住宅内的电闸保险丝几乎天天被孩子挑断，走廊内的电灯开关几乎全部砸碎，电线裸露，极易发生触电事故。有些办公室的玻璃，被学生用弹弓打破很多，房产处修配厂的玻璃，几乎每块上都有弹弓打的小眼。

三、有的沾染一些流氓习气。有的人歪戴帽子，说低级话，调戏、污辱女同学，向社会上的阿飞学习。有的成群结伙，搞“拜把兄弟”，讲“义气”，学习封建社会的东西。有的还在“誓言”中规定：所搞的活动不准向任何人讲，保证“把兄弟”不挨打，一人受难都上去。有些学生组织起来以后，成群结伙地在马路上欺侮弱小同学，拦截围攻批评过他们的教师和街道干部。有的夜间到他们有意见的人家，敲窗敲门，故做鬼态，借以吓人。

四、成群结伙，打架斗殴。有些学生成群结伙，选出头头，寻衅打架。有的学生备有匕首、棍棒、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纠纷。对于他们的这种活动，别人批评不得，有时对批评者施加报复。如有的学生对谁家有意见，就召集一伙人，晚间聚集在这家的周围，有一人用手电筒照亮这家的窗户，其余的人用弹弓对准玻璃一齐发射，把人家玻璃打碎。有些学生过去比谁的家长官大，现在比谁的家长是什么派，欺侮参加保守派或未参加派别人员的子女。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青少年头脑中，有些学生划不清无产阶级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滋长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情绪，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美其名曰“造反”，“反对奴隶主义”。因此不听教师、街道干部的教育，甚至有的教师和街道干部因为制止他们的不良行为而遭到报复。

第二、有些学生家长溺爱子女，放松了应有的教育。有的家长对孩子放纵不管，娇惯的不象话，根本听不得别人对他们子女的批评。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家备受宠爱，无人敢管。原省人委职工宿舍中，孩子闹事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往往是孩子中的头头，谁也管不了，在孩子中“称王称霸”。如高×的一个孩子，把办公厅交通员的摩托车偷着开跑了。事后，高×不但不教育孩子正确认识错误，反而鼓励孩子说“真勇敢”。又如王××的三个孩子，把邻家的一个孩子打得伤势很重，王××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无理的同被打伤的孩子家长吵骂。

第三、学校教师对学生教育抓得不紧，甚至有些教师明明看着学生有缺点、错误也不敢管教，不积极引导他们纠正，放任自流。同时，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只上一、二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

根据上述问题和原因，我们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中小学生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他们正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青少年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问题，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在计，万年大计。”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的宣传活动。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破四旧，立四新，大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用毛泽东思想把青少年武装起来。

二、干部、职工和所有家长，都必须把教育自己的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切实做好，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负责。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必须批评教育，严重的给予处分。

三、人民解放军在青少年中有很高的威望，建议解放军协助学校、街道加强对青少年的阶级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爱护公物、团结同学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四、各小学应积极建立红小兵组织，把青少年组织起来，经常进行有益的集体活动。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一般的不应少于四课时。

五、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把青少年教育工作切实抓起来，并且协助学校、街道搞好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已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共印四OO四六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发出

 

凌晨，陈伯达、谢富治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批评了“新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和清华的蒯大富。陈伯达说：凡是在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

 

6月7日

扎营中南海西门的北京建工学院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揪斗刘少奇。

 

6月8日

《人民日报》登载上海市革委会6月2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声讨美、以(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罪行和苏修的叛卖行为。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关于停止使用广播车和高音喇叭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写报告说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可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赶快逮捕审查”。郝旋即被捕。

 

6月9日

林彪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以示支持。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失势并遭到镇压。

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免去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免去苏振华海军政治委员职务。

林杰在与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轻工“红鹰”等单位同学谈话时说，目前北京存在三个问题：一、对刘邓罪恶批判不深；二、无政府主义严重；三、北京知识分子手太长，控制了工人运动。一个造反派组织夺权，没有搞大联合、三结合，中央不认为是犯方向性错误，这种情况在全国很普遍，改了就行。

 

6月10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一万四千余人集会，斗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陈伯达等出席，表示支持。

北京政法学院、光华木材厂于今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傅崇碧、吴法宪等到会祝贺。

首都红代会改组，常委15名，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财金“八·八”、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分别选派。

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使馆，强烈抗议保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11日

陈伯达为北航师生题字：“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又为北航“红旗”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他还为"红旗兵团”当场题写了“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并指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这个工作要由你们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泽东思想把它搞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造反派揪斗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聂真。

周恩来在11日、13日连续接见农林口造反派，说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这么早。

 

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通知。

其中 (三)宣传要点内容如下: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伟大意义。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3、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集中力量，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对确有证据的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

6、以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左派群众之间打“内战”，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用压服的方法对待受蒙蔽的参加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的群众。

7、强调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强调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8、推动各群众组织，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进行整风，总结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改造世界观、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

                                                                                                                                                           

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送照会，就印度使馆人员在北京从事“间谍”活动，提出强烈抗议。

谢富治接见韩爱晶等，谈到5·13演出事件时，谢说，演出派是林总、江青支持的。他们在海军是支持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在北京军区是支持郑维山；在空军是支持吴法宪、余立金的。对聂元梓，这次虽受批评，还是爱护她。红代会核心组要扩大到15人，王大宾要当核心组副组长。把北大、矿院、轻工开除出核心组是不对的。中央文革中，现在宣传由王力负责，教育由关锋负责，文艺由戚本禹负责。至于文化革命何时结束，中央文革讨论了几次，尚无结果。

《人民日报》报导：今年已出版《毛泽东选集》2900多万部。同时还发行单行本和《语录》数亿册。

重庆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的八条。

 

6月13日

周恩来在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就干部亮相问题指示：“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的走资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得深刻，这是最好的亮相。”农办不但是谭震林的，从历史上还有邓子恢、廖鲁言。不能以为廖是叛徒，就不斗了。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说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取双方汇报。

李富春接见鞍钢代表，谈鞍钢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一、清除刘邓薄(一波)在鞍钢的影响；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三、通过斗批改，把鞍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贯彻毛主席所提的鞍钢宪法的模范。

全军文革改组，吴法宪任组长。

近日来，“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造反派在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

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传达杨成武的几点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6月1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等第二次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取情况汇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目刘令凯与钢院“5·16兵团”头目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

 

6月15日

中央发布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军区负责人。严厉指出：不管哪一派，动员农民进城和截国际列车都是政治错误。

 

6月中

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中学文化大革命。当汇报到军训时间问题时，江青说：解放军现在感到撤出学校还有问题。他们说还没有完成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解放军就是好，责任心强，看来二十五天不行了，大概要到年底才可以。

 

6月16日

林彪致信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提议不用“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祝词。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查阅档案的规定》。

由江青支持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在京会演结束。本日晚，毛泽东、林彪等观看了“智取威虎山”。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詹才芳、章伯森、梁春阳，提出五条：一、最近一段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习好、生产好。章伯森、梁春阳是15日奉周恩来电召来京汇报湖南文化革命情况的。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指示：李先念不能打倒。李先念打过一辈子仗。过雪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许多错误。周着重指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是很危险的。

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中分裂出一个“大批判指挥部”，本日，举行了斗潘(梓年)揪吴(传启)大会。

 

[按]　学部两派，主要以潘梓年、吴传启问题展开。“揪潘吴联络站”认为吴传启是政治扒手，潘梓年是叛徒。

 

谢富治接见北大各派代表，讲解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清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谢指示：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搞革命大联合。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要反对武斗。对聂元梓则强调帮助。

 

[按]　北京大学的运动，原系由聂元样所领导的校文革一手把持。4·11事件之后，各种群众组织蠭起发展。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之后，又有“6·6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联合兵团”，并演化成三大势力。由“东方红”、“井冈山”、“5·16公社”联合为“东方红公社”、“井冈山红卫兵”，指责聂从去年八月后一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北京公社”、“红旗飘飘”、“革造”为主的一派，所持观点略同。两派均提出“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另一派以“联合兵团”、“6·6串连会”为主，既主炮轰，又主帮助。此外，又成立“抗大兵团”、“铁锤战斗队”等小组织。6月14日，反聂派曾举行静坐示威。

 

谢富治、吴德等在对部分大专院校人员的讲话中，建议学习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促进大联合。

 

6月17日

张春桥在上海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字上很简洁，当前讲就是斗批改、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十二个字。这就是当前夺权斗争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贯彻下去，我们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外交部就驻印度使馆遭袭击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武汉发生大规模武斗: 据《动态报》6月17日电讯：(武汉)保守组织“武红兵”、“百万雄师”2—3万人从中午一时围攻汉口江汉路造反派联络站，手执长矛、尖刀挑起武斗，武钢“9·13”造反派驻三民路附近一座大楼倒塌，死伤40多人。长江大桥公路桥被二千多“武红兵”封锁，武钢“9·13”大队人马前往支持，被解放军200多人拦住，只通过两辆汽车，被“武红兵”打伤惨重。一车38人全部死亡。“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被不明真像的农民包围，不能支援。事态继续发展，武汉造反派在危急中，望速告中央救援。

 

6月18日

毛泽东指示：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毛主席指示时，周总理也在场。他指示说：有个问题，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对外，既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不同特点。)

 

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

中央文革文艺组严厉批评中国杂技团擅自处理马戏队的动物。该团认为马戏是大毒草，杂技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将所养狗十九只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供实验，五头熊电死食肉，五只羊送动物园饲养，六匹马送交农场。其它骆驼、水牛、猴也做了处理。在收回时已仅存二只狗、六匹马、两头骆驼和一头小牛。

 

[按]　毛泽东把庭院植花养草和室内盆栽花卉指为资产阶级的享受，至文化革命进而及于马戏团的动物。他所仇视而图革除的是一切自然界的美好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活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的，殃及禽兽，岂止国民而已哉！

 

6月19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工代会、红代会分别举行纪念大会。谢富治在会上指出：前一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布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陈伯达、戚本禹也来到会场，肯定大会开得成功。

 

6月20日

驻京海陆空三军、二炮、总后革命派在北京军区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军内外60多个组织几万人参加。刘志坚、王尚荣、杨勇、廖汉生陪斗。

北京地院及在京地质系统革命派斗争陶鲁笳、邹家尤等。

 

6月21日—25日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

       

6月21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文体单位来京和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的通令。

凌晨，周恩来接见去××地区执行业务的“六·二六”医疗队全体成员，指出：医疗队下乡是卫生系统斗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要象这样打倒。

周恩来电召江西省委书记刘瑞森、郭光洲、黄光来京，汇报江西问题。

由姚文元率谭厚兰等七人组成的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历时18天。

  《红旗》转载《文汇报》文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文时特加按语，其中说道：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6月22日

中央就国防科工委所属单位进行军管作出补充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完全适用于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的军事管制工作。上述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为了确保国家机密，特作如下的补充决定：

一、不是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一律不得前去串连。

二、国防工业部(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可以在业余时间，只能在本地区、本部(院)范围内串连，但不得涉及国家机密。特定的机密要害部门和单位，外部门、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均不得前去串连。

三,  国防工业部门及其所属全体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防止失密、泄密。

 

中央发布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的通知。

李立三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以“捣毁潘、吴王朝”为口号，对他们曾拥为革命干部的潘梓年、吴传启进行揭发批判。

 

6月23日

黄永胜批准了本年春广州市公安局军管负责人起草的《关于揪叛徒工作的请示》及附件《第一号调查方案》，秘密对叶剑英的“叛徒”问题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要求革委会成员严格要求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6月24日

中央对浙江等地来京谈判代表规定六条，责成遵守。

中共中央通知

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团同志们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部委：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中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一、                  不上街游行。

二、                  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三、                  不抓人，不扣人。

四、                  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

五、                  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

六、                  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解放军报》在发表《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一文时特加按语：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认真抉择革与保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摘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5月11日决定，由张国华等九同志组成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同志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二同志任副主任委员，于6月24日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前，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周恩来讲话：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有六个站出来了(上海、青岛、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现在在北京正在谈的有：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甘肃六个省。还有两个需要解决，还没来北京，是湖北、宁夏。新疆还没有定局，吉林、辽宁还没有解决。主席说：现在不是三、四月了(毛曾说三、四月见眉目)，而是六、七月了。

周恩来接见农政、农办两派代表，提议对谭震林先从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批判、组织一千人的会，便于控制。他表示，倾向于先把秦化龙的问题搞清楚。

康生、戚本禹接见河南×××，指示(1)要注意二·七公社内部分裂；(2)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

张春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指出从现在准备夺权到掌权，要有长远考虑。一个政权总要多数人掌握，即使是对待暂时的同盟者，也要照顾。现在上海每个月开一二次斗争陈、曹大会，这样使人不要忘记大方向。

 

[按]　杭州两派，“省联总”(造反派)与“红暴派”(保守组织)。后者保江华，支持军管会主任龙潜，认为二月夺权是曹祥仁(书记处书记)操纵的机会主义假夺权。

 

6月25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一文时特加编者按语：

指出：划清二者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与纪律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问题。

 

6月26日

中央警卫团被派至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两个分厂进行“三支两军”，毛泽东指出：

1.            下去以后要作好宣传工作，要作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            下去以后不要匆匆忙忙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发生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愿联合的只是少数几个坏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医疗队，给他们看病。

 

经康生授意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周恩来接见上海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说：北京学生左右运动。余秋里还未解放，就是学生搞的。李井泉是三反分子，是林彪同志指出的，邓小平平时不工作，打麻将，言论很少。工业七十条是唯一能打倒邓小平的材料，是他亲手搞的。全国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十三个省建了革命筹备小组。浙江、甘肃、云南有较大反复。杭州问题中央开了六个会，还没有解决。中央最近对六个省有个文件，提出六个不准。这六个省要我回去讨论解决。

康生、谢富治、王力等接见云南两派代表，康生说：中央历来认为，“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希望通过学习，达到大联合。

 

[按]　同属“炮兵团”观点的有“炮兵兵团”、“三·七炮兵团”、“共产党宣言公社”、“红旗兵团”等。属“八·二三”观点的有“八·二三战斗团”。“一·一八战斗团”、“一·二六战斗团”、“红炮兵”等组织。它们是分别在66年9月、10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67年3月军管后矛盾扩大，云南军区支持“炮兵团”；昆明军区支持“八·二三”。

 

李富春在全国生产供应会议上讲话：当前要狠抓农业、煤炭和交通运输。

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北京中学造反派，李钟奇说：“中学军训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投降。”丁国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训是毛主席提出的，对解放军要坚决拥护，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清华大学接见师生代表时提出：文科要彻底改革，理工科要研究出一套教学制度。

由“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组织，有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斗争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许光达、刘震、李聚奎、张宗逊、王尚荣、雷英夫、向忠、史进前、成钧等陪斗。

四川“红成”赴京告状团举行誓师大会，二十多万人参加。会后，相继来京。扬言“活捉刘洁挺，拉着上北京”。

 

6月27日

北京航空学院决定：从7月3日起，开始复课闹革命。

 

6月28日

中央发布《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发(67)200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它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讲话：西安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大搞排场，铺张浪费，出席人数37．6万人，主席台五个彩门，请帖套印六次8千张。到北京、上海请人参加，用钱上万元。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犯了两个错误：请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请了五省代表，开了不好的先例。

戚本禹接见河南“十大总部”代表。当“公安公社”成员说自己大方向始终正确时，戚说：始终是错误的，干尽坏事。你们都是保守组织，喊打倒刘建勋就是大方向错误。纪登奎也打不倒。

 

[按]　河南造反派为“二七公社”。“十大总部”则被指为保守组织。属于前者的还有郑大“革联”、郑铁机务北段“八一”、河医“东方红”、开封师院“八·二四”、新乡师院“八·一八”等。属于后者的还有郑州“铁军”(中学)、省“革命职工造反总部”等。

 

外交部召见缅甸大使，抗议缅甸“反华暴行”。

 

6月29日

中央发布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附件：四个红卫兵给江青同志来信“摘要”：

最近，×地有几个学校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使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

××学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仅筹备这次大会，就花了国家财产近万元。据说灯炮一项就用四、五千元。

××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一万人。在排场、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张灯结彩，花花绿绿，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也是仅筹办这次大会，就花了近万元，仅电线一项就四千元。

××大学召开纪念革命造反派一周年大会，也大搞浪费主义、风头主义、大少爷作风。

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了“老大哥”的样子，在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也大讲排场，大讲阔气，花费不少国家财产。

××大学也要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该校革命造反派的不少同志认为，应该隆重庆祝，但必须突出政治。他们说，热烈首先应该表现在政治上，表现在突出毛泽东思想上，表现在大造革命舆论上，而不应该表现在与外校比排场、比阔气上，不表现在大搞花花绿绿上。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这次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节约闹革命的样板”。但校筹委会的某些人及其支持者，对这些意见都听不进去。这些同志专在大会的布置等形式问题上“狠下功夫”；一个大会的主席台，设计就长达三十四米。校里要搭彩门五个。为了人多势众，不惜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从工厂里调回了六五级毕业班临时分配的学生。特别是搞的那个“请帖”实在是豪华之至，每个“请帖”价值五分钱之多，共印八千张，花费数百元。来信人谈到这里，痛心地说，去年“十月六日我们在北京开会时的请帖是手写的。可今天，我们却变了！”另外，筹委会某些人还准备派三人带上三百多元去上海“请客人”，后因筹委会许多一般工作人员的坚决反对，抢了他们自己开的介绍信，才未去成。

来信人提出：筹委会的某些人为什么要讲排场，讲阔气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如果在排场、阔气方面赶不上××两校和××学院的话，就是“丢人”，会被人看不起，就会没人来参加大会，会就不会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来信人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关系到“掌权以后的筹委会(以后即革命委员会)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来信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给予纠正，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江西来京两派代表，要求贯彻6·24通知，不许夺枪，要保持铁路畅通，动员农民返乡。

河南军区参谋杨松峰代表军区向“二·七公社”表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要坚决改正，支持“二·七公社”。政委何运洪承认“错误在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一封信，要求立即停止夺枪，退出军事机关。

上海“支联站”、“联司”在获悉王洪文决定7·5以前将踏平“联司”的情报，举行反击，双方发生武斗，伤200余人。

 

6月中下旬

云南、江西、浙江、东北等地不断发生武斗，一部分群众冲击军区，夺取枪支弹药。

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大规模武斗，继“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之后，洛阳“公检法总部”、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于6月19日使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将拖技校“8·16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坏。接着，他们又火焚了洛阳一高“井冈山兵团”的大楼。

 

6月30日—7月2日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准备重新打开反周恩来的局面。

 

6月下旬—7月初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公开散发毛泽东语录、像章及其它宣传品，遭到缅甸政府和当地民众的反对，由此发生了反华骚乱，双方关系紧张。中国政府指责缅甸政府策划一系列反华暴行。自6月30日起，北京、上海、昆明数十万人连日举行示威，支持中国政府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暴行。7月1日、5日，外交部又两次照会缅甸大使馆，提出最强烈抗议。随后，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后，中缅关系始行恢复。

 

6月

中央对西藏、福建、浙江等省、铁道、交通、邮电、物资、石油、财政、林业、化工、煤炭、水电、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以及华北局相继实行军事管制。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国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资派”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再度崛起，反击“二月逆流”余波。成都军区发表公告，为川大“8·26”平反，指出“二月镇压”是方向错误。月底，河南军区向“二·七公社”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安公社”中的群众纷纷杀回马枪。

邱会作指使总后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集有关徐向前材料，称徐是“一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大联合问题，说：

群众组织之间要联合，只要是愿意革命的都要搞大联合，不管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搞联合。搞大联合，不要搞山头。总的趋势是要搞联合，使工厂稳定下来。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进行整风之后再联合。现在不适宜搞很多组织，不要象运动初期那样了。大海舵行靠舵手，毛主席提出了要大联合，三结合，舵已经转过来了。你还要按过去的那样走下去，那就错了。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戚本禹说，如果谁把人打死、打伤，军代表要处理。必要时，要用军队把他抓起来，情节严重的枪毙。我讲的你们可以宣传，打死人要偿命，打伤人的要军代表抓，不管你多大理由。“砸”也不对，抢、抄家是不允许的，只有公安部门有权力。抄人家的东西要处理，现在只是没有时间，将来对这种人要开斗争会，抢了东西交不出来的，要扣工资，抢了东西归自己所有，是贪污盗窃行为，轻者赔，重者抓起来。黑帮的东西也不能抄，就是抄了也要归公。我们是有政府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只是没有时间，他们猖狂一时，也没有什么，将来一网打尽。三个月后处理。

第六节    全国大武斗  徒有其名的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