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五節   揪叛徒  徹底打倒劉少奇

 

3月16日

              毛澤東關於《毛選》注釋問題的指示：

一、注釋不要修改，這些人名都不要刪掉，這些都是歷史。沒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何以成為《晉史》？注釋修改，要費很多時間，現在沒有時間。

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頓黨的作風》中引用劉少奇的一段話，沒有必要，可以刪去。

四、新印《毛選》仍用原來日期。

五、《毛選》五、六兩卷一年以後再說，現在你們沒有時間，我也沒有時間。

六、《語錄》第208頁引用劉少奇的一段也刪去，另204頁標題為“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

中共中央、國務院、軍委發布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通知指 ：最近，一些地方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互相勾結起來，挑唆一部分人破壞國家財產，私分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砸毀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等單位的設備和物資，妄圖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央認為，這些現象必須立即予以制止。

    中共中央轉發對需要實行軍事管制的廠礦的布告。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地方報紙宣傳的幾項規定。因奪權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各省市的報紙宣傳工作出現一些問題，故中央特作規定：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革命派大聯合的喉舌，不能作派性工具，應嚴格遵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進行宣傳。報社內部，如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可實行軍管。報紙不許泄密，不許刊載開鬥爭會等圖片，不要使用謾罵的詞語，不許攻擊人民解放軍，不要公開宣布軍事管制。等等。

              陳伯達指示：不能讓陸定一在衛戍區那裡反省。那是法國人蓋的房子，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讓他們在那裡休養，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們活的時間還長。“要帶上銬子”，要連續審訊。

              康生接見安徽奪權派代表，說：任何人不得任意捕人、武鬥。

              王力在人民日報社講話，說：從下到上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這股逆流值得注意。奪權看來四月份解決不了，再延長一個月。大串連不適合時宜，看來不要搞了。

              戚本禹在市委機關召開的“徹底揭發批判舊市委誓師大會”上說：雖然彭真反黨集團被揪了出來，但舊市委並沒有被砸爛，黑幫分子仍然很囂張。新市委犯了嚴重錯誤，沒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爛舊市委。北京市要繼續奪權，把黑幫鬥垮斗臭，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在接見黑龍江革命委員會代表時說：“你們應當讓潘復生同志掛帥。他是省委書記中較好的。十一中全會上，他堅定支持左派，當時為左派說話的沒有幾個……當時潘復生與劉鄧路線鬥爭比較堅決。”他又說：“看幹部不要看他幹什麼的，要看他是代表哪個階級，代表什麼路線。”此後，根據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龍江省革委會作了調整。

178個單位的一萬三千餘人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聲討譚震林大會。

              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在批示中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劉少奇、張聞天作出了“叛賣的決定”。“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批示中還引用了毛澤東1月31日在譚震林關於農口幾個單位階級鬥爭情況報告上的批語：“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這個批示，是毛澤東批準的。61人中，除已死去22人外，一人為科長，其餘39人均為省市委以上負責幹部。(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文(南方日報1966年3月29日)載：61人中19人已在抗日戰爭中犧牲，2人叛變被處決，文革時健在者40人，其中22人擔任省、部長以上幹部，13人為省政協副主席或司局級幹部，其餘者為一般幹部)。

              由61人案引起的揪叛徒惡風，到67年6月，全國有五千多人受到審查。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含恨逝世。

               

 3月17日

              中共中央通知，未經中央同意不能在省、市一級擅行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地方報紙上報道和廣播電台上廣播奪權。

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接見國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長大都參加。周指示：(1)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連了；(2)好多部長都要放回去工作。關於奪權，周說：開始有些模糊。奪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是肯定的；奪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權，不僅群眾說過，中央有過這個口號。目標大了些，主席也估計到各地會有連鎖反應。經過實踐，主席認為仍是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要允許他們改過自新，將功贖罪。

              蕭華在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要求廣泛宣傳文革的意義，深入批判劉鄧和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推向新高潮。

              康生接見安徽1·26奪權派代表，嚴申不准再亂捕反對派。

              周恩來、謝富治在軍管幹部會議上講話。周說：毛主席根據目前情況，考慮到軍隊不僅要管農業，而且要管工業。目前，全國除了15個省市外，其它省市都實行了軍管。軍事管制要擴大，在奪權的單位，要派軍代表。縣以下派民兵代表。謝說：北京有一千多個工廠，這次實行軍管的有一百多個。

              北京市委和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開部分廠礦企業的解放軍代表會議。謝富治在會上講話，說：北京進行了軍事接管的工廠有一百零幾個(北京共有1700多個工廠，70萬工人)。需接管的都是關鍵工礦。搞軍事接管是毛主席的偉大號召。

              葉群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吹捧邱會作是“解放以來四個後勤部長中最好的一個。

              武漢軍區和武漢公安機關逮捕了在武漢地區煽動極“左”思潮的造反頭目朱鴻霞、胡厚民和一些骨幹分子。

              紅代會批譚(震林)聯絡站等134個單位一萬二千餘人在農展館廣場召開“徹底揭發批判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誓師大會”，人民解放軍也參加了大會。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信全國職工、幹部，正確貫徹中央要求，搞好運動。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3月18日布告。對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人員回京問題作了規定。

[附]  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

一、                  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員，原則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經回來的應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

革命群眾監督改造。

(一)            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

(二)            查有實據漏劃的地、富、反、壞分子；

(三)            表現不好的敵偽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

(四)            表現不好的反動會道門中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

(五)            表現不好的反動黨團骨幹分子；

(六)            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

(七)            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和解除管制後表現不好的分子；

(八)            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九)            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十)            有流氓、盜竊犯罪行為，屢教不改分子。

        原來依靠上述十種人生活的家屬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應動員他們返回原遣送地。少數確有正當理由，在京又有親屬撫養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遷入地安家落戶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二、                  被遣送後返回京的人員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給予安置：

(一)        不屬於第一條中所列十種人的人員，已經返京的應予落戶。原來在機關、廠礦、企業、學校內部的，由原單位妥善安置；

(二)            十種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邊地區和國防要地，已經返京的，可予落戶。

上述兩類人，已在遷入地安家落戶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        十種人中，年老病殘，不能單獨生活，原籍無依靠，北京又有人瞻養的，以及個別有其它特殊情況的，可予落戶。

三、                  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應由原單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眾組織提出意見，經有關行政領導

和公安機關審查批准。

四、                  應該返回遣送地的人員，必須立即離京，違者由革命群眾組織和公安機關強制遣送。無理

取鬧和有破壞活動的，根據情節依法處理。

五、                  凡遣送到本市各縣的，當地基層幹部和革命群眾應當顧全大局，做好遣送回鄉人員的安置

工作，不要讓他們返回市區。

 

              周恩來函商毛澤東、林彪等，要求對政府各部之陷於癱瘓者皆進行軍管，毛批示：“退總理照辦”。

              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參加的批鬥大會，台上站着彭德懷、賀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羅瑞卿、譚震林等四十七人，周恩來參加了大會。

              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傳達毛澤東指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

              周恩來、康生、蕭華、李天佑、王力、關鋒、戚本禹、徐立清等第三次接見內蒙四方，嚴厲批評了內蒙軍區鎮壓造反派的錯誤。

              下午，在民族宮召開了“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蔣南翔大會”。參加大會的有教育部、高教部、清華大學、北京工業學院等單位的革命組織。據云蔣在會上“態度極不老實”，遭到了與會廣大革命群眾的“痛斥”。

              部分“聯動”分子貼出大字報《社會向何處去》。三十一中貼出大標語“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後見”。

              山西省革命組織代表會議於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舉行，正式建立山西省革委會，劉格平任主任委員，張日清、劉貫一、陳永貴任副主任委員。

              天津市大專院校紅代會成立。

              北京通縣宋莊公社翟里大隊是戚本禹搞四清的地方，本日召開“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死捍衛四清運動成果大會”，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等幾十個單位，共一萬多人參加了大會。

             紅代會今天上午電話通知所屬組織：

1.            周總理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任何人不能對周總理有半點懷疑，絕對不能貼周總理的大字報。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對他實行專政。

2.不要貼李富春同志的大字報。

3.李先念、余秋里的問題還不太清楚，正在調查。

 

3月19日

              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先後派出二百八十多萬軍人執行任務。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

              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召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戚本禹等人參加了大會。周恩來講話提出：在春耕大忙季節，生產隊、生產大隊不要奪權，即使是需要奪權的也不要奪權，把春耕工作做好。

              楊成武在軍級以上幹部會上，對羅瑞卿、鄧小平作了長篇批判發言。

 

3月20日

              毛澤東對齊齊哈爾鐵路機務段3月12日報告的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管制，以便儘快地恢復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鐵路局也應該派出軍事代表，吸取好的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好的。此事請你們研究。”

              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上講話，強調運動所造成的“損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其損失“比起世界各國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擬。”下午，毛就林的這個講話，寫信給林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請交文革小組以斟酌，然後可印成小冊子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我做了少許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從此，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鬥爭進入新的高潮。

 (在講話稿中原有“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句，4月24日正式印發時刪去。)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處理紅衛兵抄家物資的幾項規定。

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處理紅衛兵抄家物資的幾項規定

現將中共廣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抄家物資處理意見的請示，轉發給你們，供參考。為避免這類物資受到損失，望各地從速處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幾項規定：

一、                查抄地、富、反、壞、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財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給本人(如原物已遺

失或損壞則不退賠)以外，一律上交。

二、                確屬革命群眾和勞動人民被錯抄的財物，應全部退還本人。原物遺失或損壞者，做價償還。

三、                貪污、盜竊和私用查抄財物者，應自覺退出上交，否則嚴加處理。但被小集體用於文化大

革命的少量消費物或現款，經說明情況，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壞、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准借處理查抄財物的機會，喊冤叫屈，反攻倒算。違者必須嚴加懲辦。

(此件發各級黨委內部掌握)

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抄家物資處理意見的請示

區黨委文革小組並中央文革小組：

我市在去年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於八、九月間紅衛兵對一些四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抄了家。這些物資至今尚未處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時處理，就會霉爛和丟失(已發現有被偷盜現象)，我們意見：

一、屬於黃金、白銀、外幣和大量人民幣(以一戶有數千元以上的)，予以沒收或代管。

二、屬於高級生活用品，如高級皮衣、手錶等類物資，予以沒收。

三、屬於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歸還原主。

四、這些物資在抄家時已損壞的或保管不善損壞和丟失了的講清楚，不予賠償。

以上意見當否，請速復電。

                                          中共廣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代表，說：毛主席接見張春橋時說，二、三、四月份是決戰時刻。現在可能拖長。所謂決戰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決戰，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決戰。主席講，明年二、三月看出結果。準備奪權的有七個省市，七個還不明朗，十個軍事接管，五個奪權。現在有一種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但不提反撲。

              謝富治接見“政法公社”代表時講話，說：目前是決戰時刻。搞譚震林你們應該參加。奪權鬥爭中，有少數左派沒有經驗，沒有團結多數。這次解放軍接管106個工廠，很多都是在奪權中沒有實行大聯合、三結合所致。誰反對統帥、副統帥，誰就是反革命。誰反對中央文革，就要堅決和他鬥爭到底，這是大方向。

              謝富治對紅代會核心組講話：說：中學近來比較緊張，海淀區的中學、北航附中的保守勢力比較囂張。現在有階級敵人搞反奪權，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撲。 

下午，在工人體育館由農口革命組織主持召開了“批判譚震林大會”。揭發控訴了譚在農口搞反革命復辟的罪行。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在會上作了聯合發言。

 

3月21日

              毛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對劉進行專案審查的報告。

北航“紅旗”等六組織秉承康生的暗示，對劉少奇歷史進行調查，聲稱已掌握確鑿材料，證明劉少奇在歷史上曾被捕變節。康生寫報告建議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540專案組）。本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其它政治局常委也圈閱同意。

 

            [按] 劉少奇歷史上曾兩次被捕。一次1925年在湖南，一次是1931年在瀋陽。此處所指，似即前者。同時的紅衛兵材料， 又誣栽劉1924—27年在武漢時放棄階級鬥爭、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指為內奸、工賊。毛於此中情況，早就應該有所了解。然欲加之罪，所謂“調查”，實為羅織，此陷人以罪之通行手法也。

 

              根據毛澤東20日指示，鐵道、交通、郵電三個部實行了軍事管制。

              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指出：對待幹部，“不需要人人過關。人人過關就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劉鄧路線。這個思想來源於陶鑄。”“懷疑一切是錯誤的，《紅旗》四、五期社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四期社論是批形‘左’實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論又出來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帶引號的‘左’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麼人都結合，實際是復辟劉鄧路線。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展開。”“這次運動搞出了一大批叛徒，這是紅衛兵的功勳。瞿秋白死前寫了《多餘的話》，是叛徒的自白書。”

              蕭華在總政對直屬單位講話：要求加強路線鬥爭教育。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去東北奪權，揪出了後台，是北京軍區。”

              武漢軍區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帶頭造反的“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並解放一批地方幹部，組成省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進行工作。陳再道下令逮捕造反派三千餘人。

 

3月22日

              毛澤東接見了出席解放軍軍以上幹部會的全體代表。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見郵電、交通、鐵道等部代表，宣布對三部實行軍管，並迅速把業務系統恢復起來。

              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蕭華等第二次接見青海造反派，了解情況。

             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到會講話，號召工人階級做“抓革命，促生產”的最出色的模範。

              總政在人大會堂召開關於三支兩軍工作的會議。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積極支持廠礦企業抓革命促生產》。

              下午，在教育部召開了“徹底粉碎劉少奇叛徒集團籌備委員會會議”。

 

3月23日

              周恩來、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楊成武、蕭華等第三次接見青海造反派。

              周恩來、李富春、余秋里等在凌晨接見石油部、大慶油田、大慶駐軍及哈軍工代表，周講話：對余秋里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打倒，一種是保。這兩種意見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這樣絕對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進行調查研究，要進行階級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幹部路線正確對待幹部。又說：一概結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辯證法的，這是資本主義復辟思想。

              下午，計委、工交系統及首都其它單位的三十四個組織一萬五千餘人，在北京師範大學“七·二七”廣場舉行“徹底粉碎余秋里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國家計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機關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北京石油學院“北京公社”、師大“井岡山公社”、學部“紅衛兵聯隊”、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井岡山縱隊”等代表先後發言，聲討和批判余秋里的“罪行”。並宣布成立“徹底粉碎余秋里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聯絡委員會”。

              周恩來在人大會堂代表中央宣布：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搞軍事政變，鎮壓群眾，進行隔離審查。

              外國人大衛·庫普寫大字報，批評造反派在掌權後的一些錯誤。戚本禹給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公社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送去外國人的一張大字報，供三紅和新人大的戰士們參考。祝你們整風成功，在鬥爭中學會掌握毛澤東思想。”

              舊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在市內散發傳單，攻擊“工代會是大雜燴組織。”謝富治指出“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冀民被衛戍區扣留。

 

3月24日

              蕭華代徐向前主持全軍文革工作。

              周恩來、李先念、汪東興接見衛生部造反派代表和領導幹部。周重申不能借揭發保健工作醜化黨。衛生部被毛指責為城市老爺衛生部，1966年8月，由於原部長錢信忠等被揪靠邊，經陶鑄提名，中央批准，派47軍政委孫正至衛生部領導，兼任衛生部黨委書記。陶鑄倒台後，衛生部旋亦被奪權。群眾組織中對批錢、批孫各有分歧，形成對立兩派。周要求各派開門整風，對幹部排隊，抓革命促業務。

              謝富治在公安部講話：奪權與反撲（即反奪權）非常激烈。中央正一個省一個省安排。第一是上海，然後是黑龍江、貴州、山西等。有的省三結合不成熟便軍事管制，象廣東、河北。軍管有三種，保守派奪權的要尋找左派，左派奪權的要幫助他們完成三結合，兩派鬥爭厲害的要軍管。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今晚在人大會堂安徽廳第四次接見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和外地赴青紅衛兵。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布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

根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指示，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覆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

第一，        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

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

第二，        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O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 等革命群

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

第三，        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

枝，並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並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槍。

第四，        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根據這種情況，現在決定處理辦法如下：

（一）        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

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

（二）        除獨立師、獨立團歸劉賢權司令員指揮外，八O六一部隊，八一二二部隊，二O五部隊，

在處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由劉賢權司令員指揮。

（三）        向群眾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

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受欺騙和蒙蔽的群眾，概不追究。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用整風的方法解決。嚴防壞人

挑動群眾斗群眾。

（五）        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製造的，廣大的當

地駐軍的幹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眾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籌備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

（七）        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軍事系統內傳達。青海可在有關部門內部張貼，不許登報和廣播。）

 

            [按] 青海的《青海日報》在1966年6月3日發表了“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社論《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王昭認為它是錯誤的，是大毒草，自6．14起，連續8天，在《青海日報》上進行批判、消毒。一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甚至被迫自殺。雖經中央文革多次指令，省委仍拒不徹底平反。當地群眾就此事件分成兩大派：“8·18”與“青海紅衛兵總部”、“捍衛團”等，前者為造反派；後二者為保守組織，兩大派長期對立，連續發生6．10事件、胡天申事件、10．1李家莊孤兒事件、12．9民和事件、12．15事件。武鬥嚴重，而且愈演愈烈。據當時造反派的一篇報導，說：1月3日：王昭又唆使青海紅衛兵總部恣意尋釁，挑起爭端，無理扣壓、殘酷毆打前去“總部”商量有關處理黑材料問題的青海省“8·18”紅衛兵十餘人。他們嚴刑毒打吉林工學院赴青海串連的董蘭平同志，使之造成嚴重的腦震盪，現在病危。他們把革命的工人從二樓窗口向外扔。為了鎮壓堅持鬥爭的革命造反派，王昭親自調動青海東衛隊、捍衛隊等保皇組織，同時調集了一萬多不明真相的、被迫停產的工人、農民（有些人手持木棒）大力圍攻革命派，毆打革命學生和革命工人，搗毀“8·18紅衛兵司令部”等革命組織。許多人受傷，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為了撲滅群眾的鬥爭烈火，王昭批給保皇總部及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大量的汽車、汽油、麵粉和摩托等。目前，白色恐怖正籠罩着西寧。但是青海的革命造反者們，無所畏懼，不屈不撓，正在堅持鬥爭。（1967.1.10《首都紅衛兵報》）3月，造反派群眾占據青海日報社，青海駐軍支左小組在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的命令下，調動軍隊，包圍報社，在武鬥中開槍射擊，死傷多人。餘眾被驅出報社，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趙永夫事件”。事件發生後，趙永夫向中央軍委匯報，葉劍英指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後中央文革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對青海問題重新審查，遂有此結論。

 

              國務院系統所屬財貿口的紅衛兵組織作出“炮轟李先念，徹底粉碎財貿口資本主義逆流”的決定。

              教育部造反派揪斗蔣南翔。

北京師範大學蘇海東等貼出《給周總理貼大字報》；鋼院張建旗提出炮打周恩來。均

立即受到反擊。

 

3月25日

              在周恩來主持，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參加的解決青海問題會議上，林彪講話，指責趙永夫在青海是搞法西斯大屠殺。這是帶槍的劉鄧路線。

              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江青在會上講話，號召中學生回到本校去，複課鬧革命。大會發表了宣言。

軍以上幹部會議閉幕。

軍委擴大會議精神

(摘錄)

軍以上幹部會議，從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開了近一個月。會議期間，毛主席、林彪同志幾次接見全體代表，會議由周、葉主持。周總理給會議作了兩次重要指示，陳伯達也給會議作過指示。三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見了全體同志。

(一) [1]提高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六七年工農業生產一定會全面地高速度的發展。死了幾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趕不上過去一個戰役、戰鬥‚淮海傷五萬人；也趕不上一次流行病。革命不付代價是不行的‚群眾起來了嘛，掛了就掛了（指掛牌子）。我們有些人演變，變了轟一轟，沖一衝，受受教育。這次大革命要把壞人打倒，

把不壞不好的都教育過來。

階級鬥爭不能調和的，要看主流，大方向，抓不住本質就要犯錯誤。

4．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有全面安排的，不理解也要執行，決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不幹了。

文化革命兩個階段，即：兩個力量。

（1）從去年五月十六日至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是第一階段，毛主席用了一張大字報，紅衛兵，大串聯就把全國億萬群眾發動起來了，以紅衛兵為急先鋒，工農兵為主力，群眾性的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沖他個不亦樂乎，來勢非常之猛……

（2）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這時出現了新情況：一、資產階級反奪權，假奪權；二、左派分歧，互相爭奪，牛鬼蛇神也起來奪權，形成了反覆奪權，這在一、二月份是全國性的，是必然的，其原因是，革命造反派（小將）有天生的弱點，即政治上不成熟，雖然衝勁大，但是缺乏組織性。這時毛主席使用了解放軍這支大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在這個階段中以解放軍為主力，推動各方面工作，凡沒有人管的，解放軍都管。

三個過渡：

（1）把權過渡到解放軍手裡；

（2）從解放軍手裡把權過渡到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手裡；

（3）從三結合那裡過渡到象巴黎公社那樣通過全面選舉出來的權力機構。這樣算一個大戰役。

5．解放軍的任務：三支兩軍。

三支即：支工業，支農業，支持左派，主要是支左。   兩軍即：軍管、軍訓。

 

              葉劍英、聶榮臻、蕭華、楊成武、彭紹輝等在京西賓館禮堂接見國防科委領導幹部和群眾組織代表，傳達林彪指示：對二至七機部實行軍事管制，各個院校及科學院新技術局由國防科委接管，實行軍事管制。對幾個研究院及科學院部分單位，由科委接管，進行調整改組。

              戚本禹第五次接見青海造反派代表。

              李富春接見團中央造反派，指出胡耀邦陰謀翻案。他寫的大字報《我的申述之一》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表現。

              北京師範大學各戰鬥隊紛紛反擊蘇東海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貼出“周總理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攻擊周總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標語。

              張春橋在上海與華東局造反派座談，張說：總理要我管江蘇、浙江。對劉少奇，毛主席說：我看以後我還要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省委書記，如葉飛、江華、譚啟龍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請他們去的。最近你們看到沒有？本來提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現在只提二反了。本來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與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後一條不提了。陳伯達同志說：反動路線問題按內部矛盾處理，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給予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3月26日

周恩來接見新疆代表團。造反派反映，軍管以後，把造反派的權拿下，交給了保守派。解放軍支持保守派，我們反對保守派就是矛頭指向了解放軍。新疆軍區已勒令北京去的學生在3月10日離開，有隱瞞、窩藏的要受紀律處分。周一再肯定學生和造反派奪權大方向是正確的。解放軍調查不夠，支持的不對，應提醒其注意，造反派要主動與之搞好關係，否則不利於三結合。王恩茂問題，先不定性，回去作檢查。

              陳伯達、戚本禹到計委看大字報，詢及3月24日召開的“徹底粉碎劉鄧陶薄資本主義復辟大會”，有人反映會上有人喊“誓死保衛余秋里”。陳伯達說：“我是計委副主任，我沒有來，是官僚主義，你們可以貼大字報，可以打倒我嘛。”戚本禹說：“他們連余秋里都不敢打倒，怎麼還敢打倒你。”

              陳伯達、戚本禹到清華大學，就教改問題與部分師生座談。

              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對炮打周恩來一事拒不認錯，聲言“三個月後再見”。並於31日發表公開聲明，堅持反周立場。

              在上海整風動員會上，姚文元作了長篇的整風報告，張春橋作動員報告。

 

3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指示立即成立以錢鈞為首的軍事管制委員會，把省的領導權掌握起來。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教學改革問題。陳說：“下半年就要上學了，教育制度要搞個大革命。”“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從清朝末年演變來的，後來又接受蘇修一套東西。教育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我們一定要大破大立”。“要從根本上推翻現行的教學制度。”他還說：“中國人還要學什麼中國語言！”

              謝富治在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員會上講話：打倒一切、反對一切，這是劉少奇搞的。文化革命初期，幹部都靠邊站，就是他幹的嘛！

              王力、關鋒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王力說，最近要批判《清宮秘史》。新聞界要批判吳冷西、胡喬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將在四月二日開會（後延期）。北京市的特點：由主席指示先開紅代會、工代會、農代會。這樣大聯合就有了基礎，思想容易一致。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中山公園召開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吳德在會上指出因新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此，決定將市委、市人委全部工作人員集中到市委黨校，徹底肅清劉鄧及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

              作協鬥爭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劉被指責為以亮相為名，行反攻倒算之實。

　            中央決定對大慶油田實行軍管。

 

3月28日

              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對大字報攻擊他吹捧電影《清宮秘史》等言論，進行辯解，毛不予置答。

              周恩來、李富春在接見國務院工業系統21個單位的代表時，周講話說：“這次奪權是四九年奪權的繼續，這次奪權是最徹底的。”“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有個估計，原說在二、三、四月看出個眉目，現在還得加上個五月才能看出個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長一些時間要看出個結果。”

              周恩來、康生等接見安徽代表。康生宣布了中央解決安徽問題的辦法。

              王力、穆欣與唐平鑄在人民日報社談話：新聞工作要轉入批判。批判分三類。有不點名批判，如劉、鄧、陶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點姓與職務不點名，有明點姓名的。

              王力、關鋒把題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材料送呈毛澤東。它是關於1966年6、7月間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情況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在3月29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還應調查一、二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請先印發參加碰頭會的同志及其它同志看一看。”該報告在3月30日出版的《紅旗》上發表。

 

            [按] 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指為劉鄧路線的組成部分是很不誠實的政治栽髒，反映了毛在擔心打擊面太寬後爭取幹部多數的詭謀。

 

3月

              中國駐金邊使館向外界散發毛主義的宣傳品，鼓勵當地華人進行紅衛兵式的活動‚給高棉——中國友好協會提供資金，公開介入柬埔寨內部政治，由此引起西哈努克的不

滿。

 

3月30日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發表。文章最後提出八個為什麼。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麼，請問：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中“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不辯論清楚。”是毛澤東所加寫的。據王力交待，毛澤東親自改了三遍，發表前，周恩來也不知道。

 

江青：《在京劇團的講話》（摘錄）

胡喬木是個托派。難怪我怎麼也不理解。就是這《清宮秘史》，他堅決抵制主席。他說是愛國主義，因為這是劉少奇的話。我完全記得清清楚楚，是在一個桌子上，他也在那個桌子上，劉少奇也在那個桌子上。說是愛國主義，我說是賣國主義。我說主席也看了這個戲，主席說過：這是個賣國主義的戲。我那個水平只那麼一點，我覺得他們為什麼把義和團誣衊成那個樣子。光緒、珍妃都是想對外國人投降的。就是說中國人對外國人投降是合法的。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是正確的。劉少奇的投降主義是正確的。所以他死咬了一口，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壞蛋親自坐鎮。陸定一最後說：這是愛國主義，是艾青。我說什麼愛國主義，是賣國主義！我氣壞了。因為他特意站起來，回過頭來，針對着我講話：啊！江青，等等，你敢說是賣國主義！我說，就是。陸定一作為一個部長，中央委員，一個屁也不答。

 

[按]　影片《清宮秘史》：1944年姚克作，1948年由永華影業公司攝製。同年11月在香港首映，49年1月初始在上海放映。

毛澤東對《清宮秘史》，據傳在1950年三月該片放映時便指出：“《清宮秘史》 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1954年，他在關於《紅樓夢》討論，給政治局的信中說：“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受批判。”1965年12月杭州講話中，又提到“《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我看是賣國主義，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他是愛國主義？無非以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但劉少奇對於這一指責，一直否認。早在3月30日，劉少奇就“給毛主席一封信，說明了自己對《清宮秘史》的看法與經過”。在戚文發表後的4月7日，劉少奇在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中又予以否認。據劉平平等的回憶，劉少奇在4月1日見到戚文“氣憤已極，他把報紙狠狠一摔，對我們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髒！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歷史在這裡沉思》第一冊第16頁）然在1967年4月14日郵電學院批判胡喬木的會上，胡曾承認：劉少奇對他說過：光緒是愛國的，這部影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當時造反派還就此對近代史所所長范文瀾、研究人員榮孟源進行了調查。

    從這些材料說明，劉少奇對《清宮秘史》，評論有“愛國主義”之說，或許有之。然劉日理萬機，專心黨務，於一個普通電影，漫爾評之，鮮芥小事，忘之久矣，亦情理之常。即就有此評論而言，也大不了是一個看法有錯，當時毛澤東對於自己的忠實同志和戰友，自可坦誠交換意見，幫助改正，何至於耿耿於懷，待十七年之後，猶大張撻伐？共產黨人之間的同志關係之虛偽險惡，何一至於此？用這樣一個電影的評論，而推演為八大問題相質責，羅織之深，實所罕見，誰不寒心！

 

              《紅旗》發表《論革命三結合》的社論，它是由毛親自審閱修改的。

《論革命的“三結合”》[2]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取得勝利的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無產階級革命派要正確地領會這個方針，正確地執行這個方針。

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

在一切大革命群眾運動中，出現一些缺點和錯誤，是難免的。必須看清本質和主流，看清革命的大方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的缺點和錯誤，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應該看到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看到他們有許多長處，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對於他們的缺點和錯誤，則應該滿腔熱情地、耐心地、循循善誘地幫助他們。

犯有錯誤的幹部，只要檢討錯誤，改正錯誤，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就應該按照革命不分先後的原則，團結他們，安排他們適當的工作，其中許多人還可以參加臨時權力機構。

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毛主席號召人民解放軍要積極支持廣大的革命左派群眾，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經驗證明，在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中，有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參加，對於勝利完成奪權鬥爭的任務，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軍幹部參加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有了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地方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

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代表或民兵代表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眾團體都要這樣做。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

 “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必須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這個權力機構，必須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不能是合二而一的、折中主義的。只有這樣，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廣大革命群眾和廣大革命幹部。只有這樣，它才能是有無產階級權威的，才能在最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實行強有力的集中領導，才能對階級敵人實行強有力的專政，粉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牛鬼蛇神的各種形式的反革命復辟的陰謀。

 

《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文章最後一段說：

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和打擊的幹部，許多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來，堅決支持革命群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集中揭露和打擊黨內一小撮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身心地投入這個火熱的鬥爭中去。這樣，才能同革命群眾打成一片，在奪權鬥爭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時，又在鬥爭中改造自己。千萬不要再上《修養》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這一段，是王力據毛口授的“最高指示”而加以發揮的。毛的原話是：“這本書是欺人之談。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什麼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由周恩來任組長。

清華大學《井岡山》小報發表文章，批判“打倒一切”。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出席總後勤部機關幹部大會。周在講話中說，今天是你們部長邱會作同志身體健康恢復，開始工作的時候，邱在後勤部工作出色，與其前任黃克誠、洪學智明顯對立。江青、陳伯達也為邱會作吹噓，對他的重新上台表示支持。

李先念接見銀行系統造反派，說：二月份是個立場問題，錯話說了不少，要很好深思。

 

3月31日

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講話：

運動從開始時至去年十·一，是第一階段，革命派從政治優勢發展到組織優勢，不但作了思想準備，而且作了組織準備。進而進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更突出，發展為奪權鬥爭。並不是說所有地區、單位、團體都必須奪權，那樣就不是一分為二。毛主席說二、三、四月看出結果，是指看出眉目。現在看來，時間還要拖長。為什麼這次提是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呢？因為奪權鬥爭是自上而下的進行的。奪權奪到無產階級司令部來了，這都是一股逆流。奪了權以後，私心雜念起來了。有的搞假奪權，有的打擊另一派群眾，這都是資產階級的。運動今年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出結果。而且，不能永久是革命派的選舉，還要搞革命委員會，臨時權力機構要變成正式的權力機構，將來還要回到人民代表大會。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張春橋、蕭華、楊成武等接見福建省赴京代表團和北京赴閩返京學生。責令軍區取消因1．26衝擊軍區事件以後所採取的鎮壓措施，要求：（1）取締通緝令；（2）取消取締黑組織；（3）停止抓人，抓了要放；（4）寫了檢查的退還本人。

周恩來、康生、江青召開四川匯報會。康生、葉群申明，流傳在成都的2月17日中央軍委給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團和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的信是假造的。

謝富治在北京市委講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挖總根子。他還引述毛澤東對《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批判，說：“騙人的欺人之談。總而言之，是不要政權。只要修養。”

毛澤東對報紙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報紙上有三個不夠：調查的不夠，揭露的不夠，批判的不夠。

林彪指示楊成武，不要把材料送給葉劍英。楊請示周恩來後，仍繼續照送。

由於王洪文攻擊“聯司”大方向錯誤，引起了“工總司”本身內部分裂。一部分人另組“支聯總部”。王於是在三月中旬設立秘密據點，專門調查“聯司”與“支聯”的活動。

 

3月中下旬

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

 

4月1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安徽問題的文件，規定“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

中央軍委發布對東北局五點指示：

1、不准把群眾組織任意打成反革命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必須由中央批准。

2、衝擊過、反對過軍區，提過意見的，被捕的一律釋放，通令一律作廢。

3、對違法亂紀犯罪個人依法懲辦，要和群眾嚴格區分開來。

4、群眾組織犯嚴重錯誤的，要通過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來解決，不能強迫請罪、掛牌子。

5、不准在左派隊伍中支持一派打擊一派。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葉群、李天佑等接見四川宜賓代表，解決宜賓問題。劉結挺在會上進行了控訴。四川黨、政、軍領導在場。

北京外語學院、北京外交學院等單位編印了《陳毅黑話集》、《陳毅黑話選》、《批陳專輯》等材料，攻擊陳毅，並成立了批陳毅聯絡站。

聶元梓在北京大學發出“向劉鄧發出總攻擊號召”，動員全校，一定要打倒劉少奇，批臭黑《修養》。

 

4月2日

李先念接見供銷合作總社代表，承認自己在運動中有嚴重錯誤，歡迎大家揭發批判。在取得造反派同意後，成立由王念基領導的黨組，在造反派監督下進行業務工作。

中共中央下達117號文件：“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

戚本禹在中央音樂學院座談，說：不能反對毛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們就要打倒他。劉詩昆以前是“紅專標兵”。戚說：這種標兵應該打倒。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它是由首都紅衛兵駐《人民日報》監督組成員，根據武漢和北航“紅旗”赴武漢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寫成的，王力修改。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在批判和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區領導人所持的抵制與鎮壓紅衛兵造反行動的強硬態度。

北京紅代會、工代會數十萬人遊行示威，聲討劉、鄧，歡呼中央奪權的“偉大勝利”。

北京街頭出現打倒葉劍英的大標語。

 

4月3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等接見四川革命群眾代表。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原宜賓地委劉結挺與其妻張西挺的冤案已查清，這是揭露以李井泉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重要序幕。周恩來指示，成都軍區、宜賓軍分區大量捕人是不允許的。成都軍區司令員由梁興初接替（原黃新廷）。並公布謝富治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長。

周恩來、陳伯達、謝富治、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接見首都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革命派代表。會上康生指責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3月27日對部分老紅衛兵的講話完全是“聯動”觀點。學校的左派不能解散，軍訓人員必須支持左派。提班級大聯合是錯誤的，必需是革命的大聯合。

李富春接見團中央及《中國青年報》群眾組織代表，協調各組織關係。李說：二胡（胡耀邦、胡克實）是團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謝富治在北京衛戍區召開的軍管代表會議上講話：由傅崇碧領導的北京支左、軍管工作有成績，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鎮壓左派，把左派頭頭抓起來，其中包括北大、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抓他們就是犯罪行為。軍隊支左錯誤原因：一是認識不清；二是立場問題，思想上右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響。老婆就是當權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派，因此站在劉鄧一邊。

北京紅代會開會，首次公開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

北師大等73個單位在工人體育館舉行徹底批判劉少奇誓師大會。

北京市中等學校開始實行軍訓，原擬要求按班級實行大聯合，然兩派鬥爭依然激烈。周恩來、陳伯達、江青接見中學師生代表，指示中學的左派組織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學生擁護江青等人的講話，立即組織起來，是為“四·三派”。

 

4月上旬

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各軍兵種，各大軍區負責人及中央文革成員參加，周恩來布置總結三支兩軍經驗，以利改進工作。

 

4月初

根據葉群說的“總後彭德懷、黃克誠的人”“沒有挖掉”的指示。經邱會作策劃，組織調查組，搜集總後勤部五名領導和各部一些領導的材料，本日向葉群匯報。

戚本禹以詩贈北航韓愛晶，其中以“黑魔”隱喻譚震林，“白虎”喻陳毅，挑唆他們發起對譚、陳的攻擊。

 

4月4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關鋒、謝富治在人大會堂接見北京30餘所大專院校造反派組織代表。指出：軍訓後，左派組織不能解散、軍訓不能干涉、妨礙文化大革命，不能包辦代替。並批評了李鍾奇講話缺乏階級與階級鬥爭觀點。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關鋒接見農大東方紅造反組織代表。江青說：過去曾保過譚震林，是因為對他的東西掌握不多，不知道他有這麼多惡劣的東西。你們一定要很好支持農口的左派。如果你們力量不夠，其它單位要輪流支持。周總理說：農口問題複雜，農業部可能軍事接管。

李先念接見商業部造反派代表。

             陳毅接見對外文委代表。

              葉群、戚本禹在人大會堂授意韓愛晶，搜集徐向前、陳毅、葉劍英材料。以北航“紅旗”名義連續發表《嚴正聲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

              另一部分中學學生組成“四·四”派，中學“四·三”派認為必須批判“聯動”思潮；而“四·四”派則認為批判“聯動”思潮是矛頭向下，認為“四·三”派不能團結大多數。

              北京大學舉行萬人誓師大會，聲言決心挖掉中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會上揪鬥了陸定一、周揚、蔣南翔、陸平等。

 

4月5日

              唐平鑄在“《人民日報》有關宣傳報導的會議”上轉述了毛澤東看了即將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起草的宣言，表示不滿意。說：

文章什麼都說了，但沒有稜角。牛為什麼要長兩支角？也為了鬥爭。這個宣言你們要上台，他們要下台，這個宣言要寫得有氣概，因為這是震動世界的事情。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文件要有氣概，比巴黎公社還要鄭重。要參考《共產黨宣言》寫，理論上要有新的東西。這個宣言有歷史意義，將來莫斯科革命也要學習它。新的革命委員會為什麼要成立？宣言中沒有講出道理，好比鈍刀子割肉。要點彭真的名，要把批劉鄧引向一個新高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就這樣一次，要做點好文章。

唐平鑄還傳達陳伯達在昨天會議上的指示：

要寫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對劉少奇進行系統、深入的批判，初步定為24篇，分人專撰。如陳伯達負責組織的《中國向何處去？》、《紅旗》負責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人民日報》負責的《在農業集體化道路上兩條路線鬥爭》、《新聞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等。

              國家計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專院校八十多個組織，聯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聯委會”。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見了造反派代表。周指出：你們所提的要鬥倒薄一波，先要鬥倒余秋里、谷牧，這個邏輯不通。

              商業部召開徹底揭發姚依林罪行大會，李先念到會。在講話中檢討了文革以來“執行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鄧反動路線”。

 

4月6日

              林彪與黃永勝談話，決定向全軍發一份新的命令。林口授十條，經王力、關鋒等加工炮製，成為與《軍委八條》在性質上相對立的文件，呈報毛澤東。本日，毛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然後交中央文革碰頭會進行討論，並一致通過。

文件如下：

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這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是一個嶄新的歷史任務。我軍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應當及時引起嚴重注意。為此，特發布命令如下：

（一）          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

只能進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對於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

經過批准手續。

（三）          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

對於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對於確實查明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壞的頭頭，爭取被蒙蔽的群眾。必須公開宣布其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的，要經中央批准。

（四）          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對業已查明特別壞的右

派頭頭，要追究，但應儘量縮小打擊面。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

（五）          對待較大的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應就地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採取重大行動

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

（六）          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動寫的檢討書，退

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並且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於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許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

（七）          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斗

爭的教育。學習毛主席著作，必須結合兩條路線的鬥爭。廣泛搜集揭露反動路線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具體材料，印發到連隊進行教育，使廣大指戰員了解他們的反動事實，進行徹底批判，肅清其惡劣影響。

（八）          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幹部，要詳細交代政策。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趙

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是一個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陰謀手段，篡奪軍權，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或思想很右的人來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有事同群眾商量，善於採用說

服教育的方式，而不應採取簡單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對業已違反了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後處理。今後，堅決按以上各

條辦事。

這個命令，要在我軍所有機關、連隊內部用電報、電話迅速傳達，廣泛張貼。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見計委、經委、建委革命組織時，周說：薄一波是工交戰線上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薄一波有他的死黨，那就是他的叛徒集團和犧盟會。當然犧盟會不都是壞的。周曆數薄一波從52年以來一貫到處伸手，兩面三刀。要系統批判，揪出他的死黨。谷牧、余秋里有錯誤，但要支持他們工作。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第四次接見內蒙四方代表。

              中南海內造反派沖入劉少奇家，勒令劉對戚本禹文中所提八個問題作出交待。並責令他今後自己做飯、打掃衛生，及改變夜間工作的習慣。

首都紅代會“批判陳毅聯絡站”正式成立。

康生妻妹、中央政法幹校政治部副主任蘇枚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指為謀殺，下令調查。在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趙登程等的嚴刑逼供下，製造了石磊（校醫）、宋公田（校醫）、聞伯俊（校醫）反革命集團謀殺蘇枚案。六十多名幹部與家屬子女受株連。

 

4月7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播放林彪3月20日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錄音的通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葉群接見天津駐軍及革命領導幹部與群眾代表。江青講話：66軍（軍長鄭三生，政委蕭思明）在天津支左，完成大聯合，瓦解了“野戰兵團”，抓人少，是有成績的。             

陳伯達、康生接見內蒙古農民“東方紅”代表周文孝，聽取情況。

              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參觀紅衛兵戰果展覽。

              劉少奇就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文末所橫蠻質責的八大問題，向中南海造反派作出書面答辯。並抄成大字報張貼，然立即遭撕毀。

              師大“井岡山”召開三萬人大會，提出堅決打倒余秋里。

 

4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指責他建國十七年來，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且着重指出，必須批判《修養》一書。《光明日報》也以《批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為題，發表批劉文章。批劉進入一個新高潮。

              中央文革就中聯部批判伍修權作出指示。

              在批判民族文化宮展覽的劉鄧修正主義路線問題上，紅代會所屬某些單位發生衝突，導致武鬥，發生了轟動全市的“民族宮事件”。“民族宮事件”是北京兩大派（以北航“紅旗”、“新北大”為首的“天派”為一方‚以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為首的“地派”為另一方）鬥爭的導火線和公開化。

 

4月9日

              《文匯報》發表社論《再論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

              潘復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介紹黑龍江奪權經驗。

              戚本禹在中央戲劇學院講話：葉向真(葉劍英的女兒)問題嚴重，但現在她是學生，不要作為鬥爭重點，重點當是李伯釗、蕭望東。

              戚本禹在《北京日報》講話，表揚《北京日報》已從過去最壞的報紙成了最好的報紙。3月7日的社論《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毛主席就說：“我從來就不同意馴服工具論。”

              地院“東方紅”等造反組織劫走民委檔案。

 

4月10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李雪峰、鄭維山接見天津各方代表，解決天津問題。周恩來、陳伯達、張春橋先後在會上講了話。

              謝富治、吳德、傅崇碧接見工代會代表，決定派軍代表常駐工代會，迅速從組織上完成按系統、按部門聯合。有些組織反映軍代表不支持他們，謝讓傅記下來，回去找軍代表開會，讓公開支持造反派。並說：誰說公安局的權不能奪？誰說工廠保衛科的權不能奪？武裝部的權也可以奪。

              清華大學造反派召開30萬人大會，首次對王光美進行公開鬥爭，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300人陪斗。鬥爭會前和會後，對王光美進行了非法審問，肆行人身侮辱。

批鬥王光美

(原材料編者按語) “株連”是封建主義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株連的現象就已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則極為普遍。因劉少奇錯案造成22000餘起錯案，首先是株連到王光美。這裡略說對王光美的一次批鬥。

在打倒劉少奇以前，“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同意開會批鬥王光美；在打倒劉少奇以後，批准了。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舉行了30萬人的批鬥會，批鬥王光美，還有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300人“陪斗”。“盛況”空前，寫下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光輝一頁”。在批鬥會上，一伙人拳打腳踢，強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連成的項鍊。[3]王光美堅決抗議這種人格侮辱，她說：“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鬥！”要她承認是“三反分子”，她義正詞嚴地駁斥：“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永遠不反。”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指出黨內走資派一方面抓住群眾組織的一些缺點錯誤，另一方面又操縱扶植保字號組織。社論呼籲解放軍在支左中應認識這個問題。社論又指出解放軍支左中的缺點錯誤是認識問題，而走資派壓群眾是立場問

題，號召軍民要記住毛教導的“要相信和依靠解放軍”。

 

4月11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為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戰鬥》。

              徐向前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被責令檢討。

              傅崇碧在北京市廠(礦)軍代表會議上講話：真正的革命左派，鬥爭方向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要單看成份、聽話。如果離開兩條路線鬥爭看左派、右派，就沒有準繩。

              地質“東方紅”、郵電“東方紅”、工大“東方紅”、農大“東方紅”等派宣傳車去北大宣傳，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指使同學砸了宣傳車。雙方發生嚴重衝突，是為“4.11”流血事件。中央文革接見雙方，進行調處。

同日，郵電大樓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

 

4月12日

              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她轉述了毛澤東對《戰國策·觸讋說趙太后》一文的解釋，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利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以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江青還當眾宣布曹荻秋是“叛徒”、“自首變節分子”。

 

4月12日

            陳伯達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蕭華等第五次接見內蒙四方代表。

周恩來通過電話，召集安徽各群眾組織代表及軍管會主任錢鈞等開會，要求停止召開“萬炮齊轟嚴光，砸開省委階級鬥爭蓋子誓師大會”，不能把鬥爭矛頭對準解放軍，而應該是李葆華。

在葉群、戚本禹的授意下，北航“紅旗”再次發表“嚴正聲明”，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

北京大學等十七個單位揪斗王光英。

楊成武召集陳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鐵錚四人，由江青當面宣布成立以陳虹為組長，王育民為副組長的專案工作組，任務是去上海收集鐃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材料。陳等至上海，從警備區特別倉庫中找到有關材料。其中有市公安局交保存的“通天”材料。經請示楊成武，於本月17日攜回北京。這件“通天”材料是1954年有人寫匿名信，指責江青歷史是墮落的，當時的公安局進行了大量偵查，沒有破案。這件材料就是這次偵查檔案及在報章上收集的有關江青解放前在上海時的剪報資料。

《百年潮》2003年第二期發表張薇君《江青與楊帆冤案》載：

解放後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楊帆(原名石蘊華) ，1939年曾奉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之命，寫過一封有關藍苹在上海的表現與被國民黨拘捕的情況。由項英電報中央。電文中註明系當時上海地下黨員殷揚所提供。1952年江青了解到殷揚即楊帆，開始進行報復。楊帆突然從在蘇聯醫院療養中調回，並在毫無說明的情況下，停止了他市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市政法委員等所有職務。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找楊帆，說中央對他進行政治審查，主要交待：一、在江蘇戲劇學校的歷史；二、交代曾向延安發電，反映一位同志30年代在上海的情況的經過。楊帆在1955年被押至公安部，直至1965年8月，始判有期徒刑。1967年3月，江青又寫條子給公安部長謝富治：“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楊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時，楊帆正在秦城監獄監禁。

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和葉群等一起到京西賓館，通過楊成武找來陳虹等四人當面宣布：“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交給你們一個重要任務。現在我宣布，由陳虹任組長，王育民任副組長，派你們去上海搜集饒、潘、楊反革命集團的檔案材料。”並說：“這個案子過去有人包庇，沒有搞透。”後來，專案組沒有搞出新材料。

 

由於4·11事件而對謝富治處理不滿的“新北大公社”頭目孫蓬一，召集萬人大會，抨擊謝富治為反革命兩面派，並提出揪“摘桃派”。北京高等院校的兩派鬥爭引起中央文革的嚴重關注。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五次接見各組織負責人，以解決分歧。北京大學內一些受聶派長期壓制的師生也紛紛成立自己的組織，與之對抗。

北航“紅旗”再次發表聲明：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

 

4月13日

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領導人第六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指出：

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二月五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內蒙軍區有些負責人，在中央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還採取兩面態度，進行對抗中央的活動。內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軍區某些領導人負責。中央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擔任內蒙軍區司令員，由吳濤同志擔任軍區政治委員，以劉賢權、吳濤二同志為首改組內蒙軍區的領導，並對軍區發生的問題，進行處理。

 

  謝富治、張春橋、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戚說：中學生最近打得很厲害。把矛頭對準解放軍大方向是錯誤的。李鍾奇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現在滿街是李鍾奇的大字報，我們不贊成。

 

4月14日

康生指示聶元梓，組織調查組，系統地調查彭真、劉仁問題。並親署證明，“望有關方面給看必要的材料”。“新北大”奉命成立“揪叛徒兵團”(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戰鬥隊)，羅織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倫特務案”。並將組建情況報送康生、謝富治，受到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的接見。先是“新北大”第二戰鬥隊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與胡仁奎、李倫狼狽為奸，胡、李從彭、薄處獲得情報，向蔣介石匯報；彭真通過胡、李，與蔣介石勾結，進行投敵叛國活動。解放後，胡、李在彭等長期包庇下，竊據要位，潛伏下來，成為一大隱患。彭真因此於1968年7月9日被定為大特務，被捕入獄。

劉少奇就4月6日中南海“衛東”革命造反派的緊急通知，對戚本禹文章所提問題作了六點答覆，說明1962年《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幫助修改的。前者即康生，後者即陳伯達。

張春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

為保證4·15召開的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正常進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通知。周恩來親飛廣州，在中山紀念堂作了長篇講話，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發展以及聯合通知的內容，作了說明。他說：劉少奇、鄧小平所以錯是因為我們搞社會主義，他們都要保持新民主主義的秩序。

同日，周恩來又召集北京外貿學院造反派來穗人員及各總公司革命幹部、群眾代表，宣布對交易會軍管。

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接見北大、清華、地質等院校代表，聽取4.11情況的匯報(北大與地院衝突及郵電“東方紅”在郵電大樓武鬥)。江青講話：指責現在鬥爭的矛頭不集中，並有人指向解放軍(貼謝富治、李鍾奇、鄭維山的大字報)，她要求各校進行整風，加強三性。

謝富治、張春橋、戚本禹接見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戚本禹說：中學當前的任務是大批判。

戚本禹、謝富治、傅崇碧接見北京長途電信局人員，就電報大樓武鬥問題對兩派群眾組織作了講話，戚批評北郵“紅電”不歡迎軍管，是錯誤的。

傅崇碧在支左、軍訓的解放軍幹部會上講話：我們一共訓練了338所學校(其中9所大學)，學生31萬餘，有成績。問題是一、軍訓時間有超過四小時，太長；二、推行大聯合過急，有的組織解散了；三、選舉中紅代會包辦。計劃擬於20日撤出。現在要作好收尾工作。

譚震林召集三十餘名司局級以上幹部開會，說：這是總理要我召見的，陳毅也召集這樣的會。“我這次在二月逆流中確實是赤膊上陣”。“我的錯誤有兩條：(1)不相信群眾；(2)對老幹部有感情，到處去保他們。”

北航“紅旗”總勤務站發表聲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轟葉劍英、陳毅。地院、清華、礦院貼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

中央文革批准郵電學院“東方紅”組織揪斗胡喬木，彭真、周揚、吳冷西陪斗。會上，胡喬木供認劉少奇說過：光緒是愛國的，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

財政部18個單位聯合開會，炮轟李先念。

清華大學“8·8”派正式分裂為“井岡山兵團派”(簡稱“團派”)與“4·14”派，相互對立。

山西太原造反派形成兩派公開對立(4.14事件)。“紅總站”以楊承效為首，支持劉格平，要求打倒劉貫一、陳守中、劉芝蘭(均系與劉格平聯名於1月9日寫大字報揭發省級高幹者)；另一派則為支持劉、陳、劉，其後台實山西省軍區司令員張日清的“紅聯站”。從此兩派武鬥不休。

戚本禹宣布：遇羅克的《出身論》一文，是反動文章。

 

4月15日

陳伯達指示，要寫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劉少奇，初步準備24個內容。

《人民日報》以《高舉革命的批判旗幟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為題發表社論。

四川武鬥形勢嚴重，“產業軍”揚言：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

   周恩來在廣州駐軍幹部會上講話。說：十月五日緊急指示中寫了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

化大革命運動，這是劉志堅加的。衝擊軍區的事件大概有二十多起。

同日，周恩來還接見了廣州市革命造反派組織的代表，說：趙紫陽讓權是一個陰謀。

 

4月16日

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沖一衝。

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接見中學代表，先後講話，要求停止學校與學校內部不斷的武鬥。青年人坐不下去，到處想串串，不願做本單位艱苦的鬥批改任務。希望大家回去整風。武漢與成都，情況還比較嚴重，需要衝。

軍內造反派連續兩天抄查徐向前家。徐向前避居西山，得免揪斗。

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楊成武、謝富治等接見大專院校代表。江青指責各校打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地院開了六部車去打架。還把矛頭對準解放軍。

王力、關鋒、楊成武、蕭華接見軍內院校文藝團體等造反派。關鋒講話說：聽說大家要成立粉碎軍內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籌備會，要開大會，揪軍內帶槍的劉鄧路線，這樣搞不好。貼大標語：“炮轟全軍文革小組”。“改組全軍文革小組”，我不贊成。

戚本禹在中國京劇院講話，宣布成立以周榮國(北京軍區軍訓部長)為首，有錢浩梁、杜近芳參加的臨時三結合領導班子，抓緊排演“平原游擊隊”一劇。

部分軍事院校造反派一度接管了國防部三座門接待站。

 

4月17日

中央文革、全軍文革發布致呼市各群眾組織及內蒙駐軍的信。

軍委發布電令，軍內人員立即停止串連。今後個別確有必要外出人員，一定按二月十八日軍委通知規定執行。

康生、江青、王力、關鋒、蕭華、楊成武、葉群、姚文元等接見四川赴京代表，聽取被打擊的群眾反映情況。

姚文元給徐景賢傳達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意見：

1．《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一文是交上海寫，要結合《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25周年來寫。

2．紅代會的方向一定要堅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條件成熟些。

3．要注意“聯動”的活動，對“聯動”要打擊一小撮，瓦解組織，爭取群眾。劉鄧包庇了“聯動”，“聯動”的後台就是劉鄧。

4．紅衛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學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經驗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國大串連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關口，鬥批改工作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學生一定要按照學校大聯合。要告訴同學們，把一個單位搞好了，就對革命有貢獻了。

5．要注意運動還會有反覆。軍委十條頒布後，無政府主義又有些抬頭，要學習《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作一些批評。

6．本來《紅旗》雜誌準備發表《反擊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社論，現改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社論。

7．關於陳毅，不要打亂主席的戰略部署。全國要集中批劉鄧，上海要集中批判陳、曹。劉少奇極不老實，不服罪，說什麼現在沒有一個人，沒有一篇文章能駁倒我。江青同志反駁說：一定要駁倒。

8．文藝院校的鬥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來了。現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來描寫地下鬥爭主題改為描寫武裝鬥爭的主題。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9．江青同志說：鬥批改提到日程上來了。鬥批改是積極的，批改比斗更難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合。沒有革命的大聯合，靠誰來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功。

關鋒在空軍司令部對介入的學生組織(北航)談話，不要盲目支援。空軍文工團的事你們就不要管了。吳法憲同志政治上是可以相信的。

外事口群眾700餘人去中南海揪陳毅，未果。陳伯達、戚本禹接見了批陳聯絡站，提出不要去揪陳毅，不要去外交部串連。陳毅說過許多不適當的話(戚本禹：是反動的話)，可以要求陳毅到群眾中去。

北大、清華造反派在四機部鬥爭四機部副部長王光英(王光美之兄)。

 

4月18日

北航“紅旗”韓愛晶在紅代會上傳達了陳伯達的電話指示：

北京最近發生打架的事情、揪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現在大大地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希望你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前幾天的講話都是有效的，北京的大專學校不能亂來，不考慮無產階級的紀律。我是很鄭重地提出這個意見的，希望你們幫忙向本校和其它學校多做工作。前幾天，我們說過北京應該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模範首都。什麼叫關心國家大事呢？反對無政府主義，這就是關心國家大事。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多做工作。你們不要往外面再多派人，防止被別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聯絡員，除了中央批準的以外，都撤回來。大家都遵守中央的決定，回來。不然要犯很大的錯誤。我那天說過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這條標語應該上街。江青也指示：現在內戰多，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把斗、批、改放在一邊。各校要整風，加強三性。從此，各院校開始了所謂的整風運動。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大批判中積極支持幹部起來革命》。鼓勵“革命幹部”“殺”出來。

《光明日報》發表社論《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

李富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就生產問題作了講話。

謝富治召集紅代會所屬院校負責人開會，說現在武鬥已發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幾千人打架。必須大反無政府主義。在外地的學生，除去青海的5·1以前撤回外，其餘的都立即撤回來。

關鋒、楊成武、蕭華接見聚集在國防科委已三天的“炮轟國防科委聯絡站”及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的造反派，並先後講話。要求端正大方向，把鬥爭矛頭集中指向劉鄧。聶榮臻、路揚是站在毛、林一邊的。魏思文是三反分子無疑。

周恩來在廣州接見廣東群眾組織與駐軍代表的座談會上，轉述了毛澤東的講話：今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更長一點時間。全國29個省大概分五種情況：(1)已經奪權的(5個)；(2)即將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北京、天津兩個；(3)曾奪權，但搞錯了或有嚴重錯誤，通過軍管解決(如廣東等)；(4)直接軍管解決；(5)尚待解決。

 

4月19日

毛澤東接見謝富治，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問題，指示說：

“我祝賀你，祝賀這次大會成功。請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賀。致敬電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宣言，就不要寫宣言了。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產，不然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勢還有反覆。無政府主義就是機會主義的乘方。要不怕犯錯誤。各種反動的觀點的群眾組織他們是極少數的，就是反動的組織也要做工作，但是還得鬥爭。”

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匯報會，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參加，聽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對武漢情況的匯報。會上，江青說武漢的國民黨渣滓最多，撤退時有一兩個師的人留在武漢，安插在各個工廠里，情況很複雜。周恩來最後提議：中央文革儘快接見一次武漢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讓他們不要再衝擊武漢軍區。中央文革當即決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負責接見。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對高等軍事學院進行軍事管制。

 

4月20日

毛澤東指示：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也不要緊，有點反覆有好處。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要走向反面。(有人反映：“現在號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主席說：要學生坐得住，要到夏天。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謝富治、副主任吳德、鄭維山、傅崇碧、聶元梓。在慶祝大會上，周恩來代表毛澤東、林彪、黨中央、國務院講話慶賀。江青也在會上講話，說：“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這個階段中，應該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人民日報》刊載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實況。

中央發布重申停止串連的通知。　　　

江青看到《文革快報》上登有中央文革駐武漢“記者”關於武漢軍區傳達了中央文革19日會議指示的“情況反映”後，在上面批道：“陳再道、鍾漢華：這是怎麼回事？以勢壓人，我們不理解。閱後退江青處。”陳、鍾在查明情況後，給中央文革寫了書面報告，申述說確實給軍區黨委常委傳達了19日會議的要點，但傳達時作了“不准往下傳達”的規定。記者所聽到的，只是負責支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的話，並無以中央文革的名義去壓造反派之意。

戚本禹在中央樂團講話，指定成立有軍代表領導，包括對立兩派的領導班子，排演交響樂“沙家浜”。他說：你們的“改”就是演出“沙家浜”，一定要聯合才能演出。

 

4月21日

中央發布關於慶祝五一節的通知。

江青以武漢軍區已傳達19日中央文革會議的內容為由，派人沒收了陳再道、鍾漢華

處的19日會議記錄。且讓人轉告：不准再提19日的匯報；21日的接見亦取消。表示中央文革不再幫武漢軍區做造反派的工作，對今後武漢軍區的有關請示報告，也一概不予答覆。

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等接見大、中學生代表。江青講話，宣布將讓“聯動”公開，並接見他們。康生要求學生不要分4·3派、4· 4派，要團結人。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蕭華、江青等接見《紅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駐外地記者，就新聞報導作了指示。

陳伯達與第一機床廠工人代表座談。說：巴黎公社的選舉就是要隨時撤換。他要求代表第一機床廠參加北京市革委會的李嘉才，不要脫離生產，不要脫離群眾，出差要請假。可以當半年，不要當一輩子。

林立果(林彪之子)調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林當時還不是黨員)，與周宇馳、劉沛豐組成空軍黨委調查小組。

 

4月22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30名“聯動”分子被釋放。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了被釋放的“聯動”分子。毛澤東指示說：“要改造他們(指對“聯動”那樣的反動組織)，要鍛煉造反派。要瓦解這個反動組織，必須互相支持。”

林彪對軍委擴大會議電話指示：

“關於正確對待群眾”，在這次會議上，我本來想講一講群眾路線的問題，加強大家對於群眾的作用的認識，能夠正確地對待群眾。解放以後，我軍部隊住在營房，幹部住在機關，同群眾的聯繫大大減少了。這次突然介入文化大革命，大量地碰到的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對待群眾的態度如果不正確，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兩軍”的任務。這次發布的十條命令，就是為了保證搞好軍隊同群眾的關係。希望同志們注意這個問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政治掛帥，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粉碎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好好地學習毛主席關於群眾問題的文章，使全軍都能對群眾樹立正確的態度。我本來想講講這個問題，但是現在感冒了，不能夠講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講話的時間了。大家講話之後，請主席和同志們見見面，就可以結束這個會了。

 

周恩來接見外交部幹部，陳毅參加。周指示：要讓群眾揭發陳毅的錯誤。陳毅表示：歡迎大家揭發，這次我又犯了錯誤。

康生在中央黨校作報告，說：黨校揭露劉鄧資產階級錯誤路線並進行批判，比北京各學院要早，十月中旬就開始了。他要求黨校建成一個完全是新的以毛澤東思想為領導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學校。

李富春接見團中央造反軍團負責人，指示：對胡耀邦已批，胡克實也應批一下。結合的幹部，應作到“兩劃一站”(劃清與劉鄧及本單位走資派的關係，劃清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係；站到革命路線與造反派一邊來)。

廣西群眾組織，以對韋國清支持與否，分成兩大派。從3月31日起，矛盾日趨激烈。本日，“廣西紅總”、“南寧8·31”、“紅衛兵聯絡站”、“新工總”等造反派組織，成立“南寧4·22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總指揮為廣西醫學院學生曾春生。翌日，支持韋國清的四百多個組織共4萬餘人舉行集會，衝突日增。

 

4月23日

毛澤東對《陝西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作了批示，並致信林彪、周恩來。

毛澤東致軍委擴大會的一個批語：

林、周閱後辦。

加印發給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抓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據有人說：他們那裡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的。

 

周恩來、陳伯達等接見福建造反派及駐福建的北京三司等學生代表，聽取福建造反派受打擊的匯報，周恩來指示福建軍區按16條逐縣進行重新檢查。

外交部抗議印度尼西亞政府迫害華僑和進行反華活動。

汪東興、戚本禹率中南海造反大隊至劉少奇家，勒令於五一以前具體回答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所提出的問題。汪對劉說：“你的問題取決於你的認識，除此而外，誰也無可奈何。”

 

4月24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北京六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人民日報》發表以《為什麼要着重批判“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組成部分》為題的社論。

中共中央發布印發林彪3·20講話供全國學習的批語。此講話已印成小冊子。

在軍事管制下，各機關院校兩派武鬥暫趨平復。

 

4月25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關鋒、楊成武、謝富治接見四川代表。造反派反映了受軍區鎮壓情況。周等當場指令副司令員韓傑釋放所抓人員。

江青、張春橋接見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演出團人員。江青說：我的雄心壯志是，只要我不死，搞二十個戲，二十個電影。

 

4月26日

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接見軍管人員，聶榮臻對軍管人員講話：宣布軍管一個多月了，我們集中二十多天學習，是有意識安排的。是讓大家學習中央的指示、文件，以及各地典型經驗。葉劍英說：現五省二市已經軍管。他叮囑大家下去要大興調查研究，站穩立場，找出左派。周恩來指出：軍管的任務是把領導班子建立起來，既抓革命又促生產。它是一個過渡。主席原來說：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結果。現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結果。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打倒無政府主義》。

共青團中央揪斗書記處書記胡克實。

華北局揪斗書記李立三。

政法公社等組織召開徹底清算劉鄧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會，揪鬥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楊秀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等。

中國政府就印度尼西亞宣布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提出嚴重抗議。

 

4月27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謝富治、張春橋、蕭華、楊成武等接見山東代表團，王效禹作了匯報。周恩來指示：山東省革委會領導要加強，王效禹為主任委員，楊得志為副主任委員。要作好部隊及人武部的思想工作。二師要用野戰軍把它吃掉，並從原地撤離，以改變性質。濟南公安局的部隊要撤出。放手讓造反派把它衝散。康生說：公安縱隊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間，不但是山東的問題，是帶全國性的，是反羅瑞卿不徹底！楊得志在插話中說：我們怎麼聽到的反映和王效禹聽的距離太大了。蕭華說：有什麼奇怪，你的屁股坐錯了。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蕭華、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接見內蒙上訪人員。周恩來詳細說明了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內蒙軍區副司令員劉華香代表軍區蕭應棠、劉昌、黃厚、王良太作了檢查。

蕭華對藝術學院講話：軍隊武鬥的風在滋長。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議上講話：要重建組織，首先一步步的搞縣、區、局一級的三結合。目前的無政府主義對階級敵人有利，要大反特反。最近打算把大學關的人都放出來。

關鋒、戚本禹在來京的青海代表會議上作了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關鋒說：青海軍區是個反革命政變，反革命分子趙永夫(副司令員)奪了青海軍區的權，扣押了司令員劉賢權。打死、打傷群眾三百多人，逮捕了一萬人。王昭(省委書記)是羅瑞卿死黨。

 “斗薄籌備處”鬥爭了薄一波、陶魯笳、李開信、宋紹文、梁膺庸等原國務院工交系統負責人。

北京十萬人集會，聲討印度尼西亞政府反華行為。

 

4月28日

總政發布關于堅決貫徹執行處理內蒙問題決定的指示。

周恩來、康生、李富春等接見國際關係學院代表。康生說：對二月兵變，只是群眾懷疑，這事當時過去了。周說：據我知道沒有這回事。

 

4月29日

毛澤東發布的《一個指示》：

(三結合)要有群眾參加。十幾年了，我們脫離了群眾。四九、五O、五一、五二年群眾歡迎我們，那個時候幹部吃住很簡單，吃小米子，住帳篷。進城後搞薪金制，群眾就不歡迎我們了。不要看不起年青人，二十幾歲、三十幾歲都可以接受他們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來怎麼使他們受到鍛煉？三結合，老中小要三結合。不主張把老幹部都打倒，老幹部一天天見上帝了。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五二年以後群眾對我們冷淡了。過去黨團員受到《修養》的影響，脫離了群眾，沒有獨立的意見，成了馴服工具。各地群眾不贊成過早地恢復黨團組織，過半年或一年以後再恢復。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對幹部，而且也是對黨團員的大審查。通過審查，大多數一定是好的。有的幹部，群眾意見較大，可過二、三年以後再說工作；有些幹部可以立即恢復工作。五二年以後我們黨脫離了群眾，群眾不歡迎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變我們脫離群眾的問題。對於犯錯誤的人，要給改正的機會。“聯動”要放出來，沒有右派就沒有左派。搞薪金制、搞軍銜我從來就反對。

 

[按]　馬基雅維里主張：“政治無道德”。歷史上政治的核心就是一個“權”。為了取得權，不可避免地會演成你死我活的拼死鬥爭。這在人類的歷史上，在尚未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前，是很普遍的。因此，歷史學家並不單純地以道德為標準來衡量一個政治家。不過，這也僅限於政治鬥爭領域而已。在生活上，無論哪一個時代，道德標準是區分高尚與卑污的唯一尺度，這是毫無疑義的，儘管道德在歷史的發展中標準的某些方面會有所變化，然人性的本質是不會變化的。毛澤東被奉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的形象，一度在人民中是完美、正確、高尚和所有美麗詞藻的化身，是民族的驕傲，國家的救星。然而，撥開嚴格保密制度與戈倍爾式的宣傳伎倆所製造的虛假外衣，他究竟是怎樣一個貨色呢？這個人的政治主張與政治手段在這裡我們可以撇開不說，單就生活作風、私人道德品質來看，讀過李志綏所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人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映象，概括來說是八個大字：醜惡、虛偽、橫暴、下流。在玩弄女性的問題上，尤其令人髮指，真是一個荒淫無恥的衣冠禽獸。可以認為，李醫生的揭發還只是一個開始，還不過只是毛醜惡卑陋行徑的很小一個部分。將來，隨着時局的發展，會有更多的揭發公之於世，到那時，毛的形象才可以如實地暴露於世人之前。

 

4月30日

晚，毛澤東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家中，開“團結會”。這些人都因此而得列入由周恩來擬定的參加五一慶祝活動的名單。

 

            [按]　當時某中央領導人的名字見報與否，一般是顯示毛對此人是否將予保護或打倒的官方表態。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福建問題的意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接見福建革命群眾代表，發布了這一文件。《意見》認為：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對人民解放軍的負責人，有意見，可以提，寫信、送大字報、派代表，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組織群眾沖軍區。沖軍區是不宜的，不對的，但對“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劉少奇就中南海造反大隊所提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的幾個問題作出交待：

……二、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1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1月12日我黨的停戰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2月1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指示，這個指示是錯誤的。三、在解放後，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1951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文件，批是錯誤的。一次中央全會上，聽過鄧子恢關於農業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揮，砍掉了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後毛主席批評了鄧子恢的錯誤，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四、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是說了國內階級鬥爭的……但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已經解決。’這句話是錯誤的。……1962年我的論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修改的。我看過《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的修改稿後，就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戚本禹在中直禮堂談當前形勢。主要問題二個：1、左派重新衝擊軍區；2、無政府主義。他說：劉鄧已經把反毛主席的秘密報告做好了(指暢觀樓查材料一事)，政變後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為有解放軍才不敢動。

財貿系統的革命造反者與紅色造反者兩組織之間連日武鬥。傅崇碧接見革命造反者總部負責人，要求在五一一定不能再發生武鬥。

周恩來接見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各派組織代表。分配五一出席慶祝大會觀禮台票。他分析了當前形勢：全國迄今只有六省市成立了革委會，十一省市實行了軍管。下一步多數部門都要求軍管。《紅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不是需要奪權的單位都要軍管。

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餘人批鬥王光美兄弟王光琦、王光傑、王光英大會。

 

4月

毛澤東對林彪三個問題的報告的指示：

(一)依靠群眾。這一點是主要的。我們都是從群眾中來的嘛！群眾就是工農兵學商。中央辦公廳所屬機關的幹部都是群眾嘛！工作主要是群眾做的，靠少數領導是不行的，也是不夠的。哪一樣也不能離開群眾，要有群眾觀點。

(二) 依靠軍隊。我們的軍隊不僅會打仗，而且會做群眾工作，宣傳工作，生產工作等。軍隊內的很多幹部，很小參加軍隊，很少讀書，文化是在軍隊內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較單純。軍隊和地方不同，沒有地權，沒有財權，說走就走啦！省得有地盤，軍隊沒有地盤。軍隊還有一條，組織紀律性強，動作快。如瀋陽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經驗中央批轉以後，全軍二十一天內就行動起來了。如果是地方，傳來傳去，行動很慢。

 (三) 依靠幹部。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很多事要讓幹部去辦，政策靠他們去執行。有些省委書記要趕快解放出來。要他們好好檢討。有的省過去犯了錯誤，就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動員一些人去保護他們，結果是害了自己。

 

毛澤東關於宜賓問題的批示[4]：

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指責他們，更沒有讓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楚，讓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重了。

康生派人找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逼取證明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安子文回答：“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沒有聽別人講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從未見到有哪一份材料說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

葉群授意蒯大富收集徐向前、葉劍英的材料。並發表了《炮轟徐向前，打倒拿槍桿子的劉鄧—徐向前》。

由李作鵬操縱，秘密制定海軍直屬機關大院各大部批鬥重點名單，其中海軍領導三名，大部領導十三名，二級部領導十七名，其它師、團級幹部三名，共三十六名。

張春橋任命游雪濤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群運組副組長，進行特務、誣陷活動。先後製造了26起冤案，受害者183人，5人致死。

《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目前斗批問題的幾點意見》(1967年4月)

一、關於批判劉、鄧、陶問題

《人民日報》要大搞，目前集中目標批判黑《修養》，批判該書可以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修養》離開階級鬥爭，脫離政治，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在發表該書的當時甚至連抗日戰爭都不提，是一個亡黨亡國的修養。

  2．《修養》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本書在1962年再版，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了思想理論基礎。

  3．《修養》用孔孟之道作為標準，宣揚了唯心主義的修養論。

  4．宣揚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5．在組織上提倡奴隸主義。《修養》是修正主義的建黨綱領，在國內外的影響十分惡劣，在運動中起着阻礙與束縛革命群眾的作用。

  全面深入地批判劉、鄧、陶黑線可以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

1．宣揚階級投降，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妄圖搞垮無產階級專政；

2．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政治掛帥，大搞反革命修正主義經濟主義，妄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3．推行修正主義的建黨綱領和路線，鼓吹全民黨，提倡奴隸主義；

4．對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線，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5．吹捧蘇修，鼓吹“三和一少”。

6．在哲學上宣揚唯心主義，宣揚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資產階級哲學。

批判劉、鄧路線的同時，可以批判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這本書歪曲黨的歷史，起了很壞的作用。

二、關於批判反動權威的問題

在哲學上批判楊獻珍、馮定、馮友蘭、朱光潛；　

在史學方面着重批判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黎澍；

經濟學着重批判薄一波、孫冶方、于光遠、薛暮橋；

教育界着重批判陸定一，北大還要批判陸平，清華還要批判蔣南翔；

文藝界着重批判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華君武、劉白羽、何其芳。

以上提到的，有的雖然過去已經批判過，但是還要繼續批下去。

三、徹底批判《清宮秘史》

這本書宣揚賣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大肆污衊革命群眾運動，顛倒黑白，歪曲歷史，起着極壞的作用，必須徹底清除它的流毒。

 

4月末5月初 

毛澤東在五一和五一的前兩天召開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組和政治局會議上講話：

我們一定不要脫離群眾。不能脫離群眾是一條；另外一條就是不能脫離馬列主義。

我們黨在四九年、五O年、五一年這三年當中，群眾是擁護我們的，是尊重我們的。因為當時是艱苦樸素的，吃小米，住帳篷。當時剛打完仗，還有飽滿的革命熱情，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

一九五二年以後情況就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我們幹部在群眾當中開始受冷落。當時，在幹部當中實行了薪金制，軍隊住了營房，機關蓋了高樓大廈。過去和群眾在一起吃、穿、住，現在有些脫離群眾了。為什麼會這樣？就是沒有聽我的話。劉少奇、高崗、彭德懷學習了蘇聯的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贊成的。學蘇聯那一套我也是不贊成的。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變過來。

我們現在要搞三結合，要使青年參加各方面的領導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幾歲，三十幾歲都可以接受他們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來怎麼使他們受到鍛煉？這個三結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歲以上就行了。

我們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說青年人沒有經驗，上台就有經驗了。過去也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那是從形式上講的，現在要落實在組織上。

三結合，老、中、小要三結合。不主張把老幹部都打倒。老幹部一天天見上帝了。

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機構改革要適合聯繫群眾，不要搞官僚機構。

 

[按]　 共產黨自詡最推崇群眾路線，認為群眾路線的根本問題是能不能代表群眾的意向與利益的問題。但就是這個黨‚在抗日戰爭中，利用民族抗日思想‚打着抗日旗號，乘機壯大了自己。在內戰年代，利用人民反對國民黨腐敗專制政治的要求，採用人海戰術，以群眾做炮灰，搶奪了江山。49年以後，共產黨自己的官僚體制與作風越來越龐大、嚴重。毛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惡性發展，隨之是個人迷信升級到荒唐的地步。共產黨的所行(其路線、政策)已日益脫離群眾，毛本人更是和所謂群眾相去十萬八千里。“群眾路線”不過是毛在政治遊戲中所玩弄的工具。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利用群眾整垮對手。文化大革命就是運動群眾的典型。毛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因此他鼓勵百姓生育，“因為打仗需要人”，他要把三億同胞作賭本，宣揚發動核戰爭來打倒帝國主義，奪取全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這就是毛澤東“群眾路線”的實質。可見共產黨的所謂“群眾路線”與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前者是高高在上，永遠是人民的領導者、先進楷模，賜人民以恩惠的。因此而有“黨啊‚我的媽”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之類的歌曲。

 

5月1日

毛澤東與高級幹部的講話：

我們今天是老、中、小相結合的大會。(這時向朱德)我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歲了，廣場上是小將。今天的大會是個大聯合。

我們看幹部要從歷史上全面地看幹部。今天除劉、鄧、陶之外，其它的都來了。各省第一書記都要回去，還是要做工作。江華、江渭清、譚啟龍不是三反分子。陳丕顯思想上、作風上蛻化，應很好改造。廖承志過關了沒有？應讓他過關。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個粗人。建議譚震林同志去拜訪他。余秋里講假話，谷牧三六年被捕過，比較困難一些。

地質學院的一些紅衛兵對老帥的一些歷史一點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說：所有老帥統統打倒怎麼辦？你們來做行嗎？打倒譚震林？今天還是在這裡開會嘛！徐向前主持全軍文革(徐說：我身體不好，請蕭華代替我工作。)還是你搞吧！

鄧和劉有區別，鄧在歷史上鬧獨立王國，不理我。在中央書記處(按：似應作中央蘇區)還臨陣脫逃，以後反王明路線是我一派的。

劉少奇二五年被捕過，後來被人保出來了，住在北京。劉少奇一條路線，一個理論，一個班子。六人小組，謠言很多，完全是造謠。

“聯動”大部是好的，少數不好。有什麼要緊啦！成都讓他們承認錯誤就行了，他們不是承認了錯誤嗎？不是改得很快嗎？

主席在天安門上與王震握手說：王鬍子，我很久沒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嗎？是打不倒的吧！你對打倒你的人要寬大嘛，寬大嘛！

毛澤東五一重要指示：

一、為避免脫離群眾，以後實行供給制，取消薪金制。

二、國家機構要實行精簡，使更適應新形勢。

三、黨團組織要半年以後可能恢復。

四、培養接班人問題，每個單位領導班子都要準備青年，只要二十歲以上就可以擔任領導。

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作了長時間講話：談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

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貴賓說：我們還是有困難的。中國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大批判，大鬥爭，儘快實現三結合。(有人談到象《九評》那樣批判《修養》)主席說，不要寫長文章，兩千字就夠了，不要超過三千。   

 

    毛澤東在中南海五一節晚會上的講話：

毛主席聽到江青同志介紹京劇一團被挨打的事情以後，關心地問：現在還打不打了？同志們回答：現在我們都團結一致了。毛說：不打了，好。還問譚富英及其它一些老演員‚在演唱時，現在還有沒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員們請示主席：在革命現代戲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毛主席說：我看可以用。

 

林彪五一題詞：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從此“四個偉大”的頌聲成為晨昏禮懺，遍及神州。

 

5月初

《紅旗》雜誌社的林傑和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的秘書先後在接見造反派的一個頭目時說：“武漢問題主要是同軍內一小撮的鬥爭”，“這是一場更加複雜尖銳的鬥爭”，“需要把全國的老造反派統一組織起來”。“武漢的譚震林是陳再道、孔慶德、韓東山，後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發文件點軍內的問題，這是支持你們的，你們要借東風，要激化矛盾。口號要明確，一是要打倒陳再道，二是不要把張體學與王任重分開來提，三是要為工人總部翻案。”

吳法憲先後給武漢軍區空軍的劉豐等人打了四、五次電話，要他們獨立思考，不要聽大軍區的，不要跟大軍區跑。

北京市“聯動”成員串連起來，與北京二十八中的對立派發生武鬥，占領二十八中達三天之久，還在全市搜捕與之對立的人。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張光武為首的幾個人公開發錶針對周恩來的《開炮聲明》。北京商學院出現了一個“火線縱隊”，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5月2日

陳伯達在人民公園與遊園群眾談話。指示必須批判“聯動”思潮。

 

5月3日

周恩來接見十四省市夏季糧油徵購會議人員，指示：必要的獎勵政策不能叫物質刺激。李先念說：五一那天我向毛主席說了：糧食情況很好。主席很高興，指示我們必須把糧食，棉花、布匹抓緊。我理解這是指(1)不要購過頭糧；(2)銷售上注意節約用糧。

謝富治在第二機床廠講話，指出：在集中力量批判劉鄧的同時，把批判舊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和本單位的鬥批改結合起來，這是鬥爭的大方向。他強調革命大聯合和反對無政府主義。

 

5月4日

周恩來接見財貿口各單位各派組織代表。財貿六單位(財政、外貿、糧食、財經學院、外貿學院、《前進報》)兩派對立，周提議召開大會，由李先念檢查。他說：機關中“三結合”有兩種設想：一種是由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站出來的高級領導幹部和中級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一種是軍代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不管哪一類，首先要進行大批判。

陳伯達、戚本禹在北京師範大學就教育革命問題舉行座談。陳伯達建議師大編兩本書：《世界教育發展史》、《中國教育制度發展史》。當同學反映陳毅、譚震林出現上天安門保皇派高興時，戚本禹說：他們上天安門，你們反你們的麼！陳指責：師範學校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的。師範大學要不要辦，可以討論。

聶榮臻連日(4、5兩日)接見科學院奪委會勤務組正副組長時講話：文化革命委員會還要長期存在，繼續搞文化大革命。對各所，有的派軍代表，有的派軍管小組，主要管文化大革命。

四川宜賓發生武鬥。

上海青浦縣發生三次大武鬥，捲入者七百餘人。

 

5月5日

五日上午，林副主席聽秘書簡要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以後，對空軍工作作了如下指示：

空軍最近幾仗打得好，這次會議也開得好，情況在好轉。這是好現象，但是不能鬆懈。今後要進一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加強戰備。要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舉得更高，把毛主席著作學得更好，把部隊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和支持地方的工作做得更有效，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徹底的群眾性大批判，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要把好人都團結起來，同時不要放鬆對個別壞人搗蛋的警惕。

周恩來、江青等接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指出：當前有一股反奪權的拆颱風，保守派要從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反奪權，打砸工代會等革命組織。這股打砸風影響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正常生產和正常秩序。市革委會和工代會可以管起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今後發生武鬥事件，挑起武鬥的要嚴加懲辦，首惡分子要依法懲辦，受蒙蔽的教育處理，打死人的要償命，無故曠工的要停發工資。

周恩來寫了致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的措辭嚴厲的“警告”信: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覆。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着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關於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的決定》。

 

5月6日

成都產業軍[5]與造反派發生嚴重械鬥，開槍打死五六十人。死者中有地院東方紅駐蓉聯絡站學生李全華。北京發起支援四川革命造反派大遊行，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晚，周恩來發出三點指示：(1)派出兩萬解放軍至現場，以制止武鬥；(2)雙方撤離現場；(3)希望大家不要激動，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勢。四川自二月份以來，連續發生武鬥，成都軍區動用武裝，鎮壓造反派。由工人和基層幹部組成的產業軍，堅決反對造反派所提的“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號。4月15日，他們揚言要“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從5月4日起，雙方武鬥日益加劇。

九龍工人發生工潮，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鎮壓。工潮迅速擴大，遍及其它地區。廣州地方當局出面支持，抗議鎮壓。

王光美專案組(丙組)寫報告說：“王光美和美國情報機關早有聯繫。”該專案組旋即正名成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康生接見中央組織部全體人員，說南開8·18、北航“紅旗”組織聯合調查團抓叛徒，應該向他們學習。從此，全國各地紛紛組織揪叛徒組織。

 

5月7日

毛澤東給林彪有關軍隊整訓的指示：

林彪同志：

各地軍隊都應該整訓一個短時期，時間以十至十四天為宜。已經整訓過的，一個月或兩個月後，再整訓一次。全軍三支兩軍人員，每一個月或兩個月，都應整訓一次，發揚成績，糾正錯誤，以利再戰。

                                                   毛澤東

                                                                                                                                                       五月七日

毛澤東對山東省軍區關於山東地區把鬥爭鋒芒指向解放軍的報告批示：“看來山東學生、工人出事地點（就全省來說，占少數）‚省軍區、軍分區、縣人武部，大多可能有些問題。此事應如何解決，請你們研究出辦法，告我為盼。”“山東及各省，正規軍弄錯的較少。重慶54軍有電報說，關於支持重大8·15是否錯誤問題，宜找兩方面人都來，和梁、張、甘、韋諸同志共同商處。”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蕭華、楊成武、葉群等接見四川代表，周說：成都部隊由於相信軍區，有錯誤，但能與產業軍劃清界線，是好的；而對川大8·26及工人造反兵團則是錯誤的。四川發生這樣大的流血慘案，現在應該結束了。

同日，中央召開了處理四川問題的大會，會上江青講了話，陳伯達宣布《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周恩來最後作了指示。

謝富治接見北京紅代會代表，指出：

當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聯合中進行革命的“三結合”。現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內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左派分化論”、“新保皇派論”是錯誤的。一小撮走資派不甘心失敗，竭力反抗，當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內部製造分裂，挑起武鬥。他號召大家學習毛選，克服山頭主義、無政府主義，打倒“私”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對武鬥，反對分裂。謝指示：新北大聶元梓應參加紅代會的核心組工作，這是中央的決定。並表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要採取措施，10號以前制止武鬥。

 

5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署名的重要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文章指出: 《修養》一書。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代表作。這本書，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國，流毒世界。對它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而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晚，周恩來、楊成武、葉群等接見高等軍事科學院造反派，周說：葉劍英是忠於毛主席的，大節是好的。在長征時揭發張國燾成立偽中央的問題，在反對彭、羅、陸、楊問題中是有貢獻的。葉處理青海、四川問題上犯了錯誤，是輕信了下級的話。

 

5月9日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學校講話：對兩派武鬥提出批評，提議組成聯合班子，兩派各自整風，推進聯合。

北京市第二毛紡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類似情況，在各廠礦中多有發生。

 

5月10日

江青1964年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談京劇革命》公開發表，《紅旗》第六期以《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為題，專門發表社論進行吹捧。

陳伯達、謝富治去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情況。陳伯達講話，說：現在流行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實際上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服務。

戚本禹在文藝評論座談會上講話：孫泱是藍衣社特務，同嚴慰冰關係密切。

軍事測量學院紅總為揪總參文革主任王新亭，在學生支持下，於王家門外搭帳，堅持二十七晝夜。關鋒、楊成武、蕭華接見了他們。楊成武說王新亭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是個好同志、關鋒要求大家掌握鬥爭大方向，要團結大多數。

首都科技界萬餘人，晚上舉行“徹底批判劉少奇叛徒集團大會”。

 

5月11日

    濟南軍區政治部，山東省軍區司令部兩幹部寫信反映兩軍區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保守派，打擊革命派等五條缺點錯誤，毛批示：“同樣情況在全軍內，在許多同志身上都存在。當然不是多數。”

毛澤東與中央文革成員驅車周覽北京市全城大標語、大字報情況，隨即又派人往各中學了解情況。

中共中央發布通知，要求全黨大批劉少奇的《修養》一書。

            劉少奇就對《修養》一書的批判提出申訴意見，被置之不理。

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紅代會批陳聯絡站等十個單位萬餘人遊行示威，要求揪斗陳毅。周恩來應要求在翌日凌晨接見了其代表二百餘人。代表提出(1)陳毅馬上滾到群眾中來；(2)姬鵬飛、喬冠華不能參加外事活動。接着，周又接見了北外“紅旗大隊”、歸國生“延安兵團”等單位，直至12日凌晨六時。周恩來以需要安排為由，拒絕交出陳毅，並堅持不能打倒陳毅。

陳伯達在北京六中講話，批評中學不應分為4·3派、4·4派，也不要組織批判4·3思潮。

王力、關鋒對紅代會的代表講話：任何時候都不要轉移鬥爭大方向，相信並依靠解放軍。對解放軍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要看得太重，有錯改了就好。

戚本禹在人大附中講話：黑《修養》主張無政府主義，產生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阻礙實現大聯合的一主要因素，克服無政府主義唯一的方法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

四川“產業軍”劫走亮相支持造反派的西南局書記曾希聖。

 

5月11日至6月16日

八個所謂樣板戲：《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在京會演。

 

5月12日

毛澤東簽發中央關於甘肅問題的意見。

照辦。                      毛澤東  五月十二日

林副主席已閱。

即送林彪同志審閱後再送請主席批示。這個意見經五月十日擴大的碰頭會議上通過，大家都認為在目前，甘肅以實行軍管為好。張達志在這次軍區會議上檢討較好，而冼恆漢從去年十月工作會議以來，態度總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軍管會，張主持大軍區工作，妥否，請主席批示。

                                            周恩來   五月十一日

                                                                                                                                       

中央的意見指出：

甘肅省軍區司令員詹大南同志，以軍隊代表身份參加《甘肅省紅色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的工作中，有嚴重錯誤。主要是在《紅聯》處理《七一戰鬥隊》問題上，沒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團結工作，輕率地開除了《七一戰鬥隊》，造成了《紅聯》的分裂，使甘肅省革命左派大聯合受到挫折。在處理這樣重大問題上，詹大南同志嚴重無組織無紀律，不請示報告蘭州軍區，當蘭州軍區採取措施加以糾正時，還竟然錯誤地進行抵制。這是不能允許的。現在詹大南同志已經檢討了錯誤並決心改正，我們歡迎這種態度。

甘肅省軍區廣大幹部、戰士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做了很多工作，甘肅省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發生的錯誤，他們是沒有責任的。

軍隊的支左工作，在當地最高軍事領導機關統一領導，統一安排下進行。甘肅省軍區的支左工作要服從以張達志、冼恆漢同志為首的蘭州軍區黨委的領導，重大問題必須請示報告。要嚴格組織紀律，不得自行其是。

鑑於當前甘肅省成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還不成熟，中央決定對甘肅省實行軍事管制，以冼恆漢同志為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徐國珍(蘭州軍區副司令)、詹大南同志為副主任。甘肅省軍區要全力參加軍管工作。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進一步加強軍民團結》，文中轉述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要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號召擁軍愛民。

周恩來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說：我支持批判陳毅，但不同意打倒。

戚本禹在玉淵潭中學講話：兩派老這麼吵下去，也許沒有希望。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一批精神貴族，主要兩種人，一是不幹活；一是特權階層。無產階級怎麼辦學校，全世界都沒有解決。

軍隊院校革命造反派開大會鬥爭羅瑞卿。

 

5月13日

  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軍內一部分由吳法憲、李作鵬、葉群支持的三軍文藝人員(後來稱為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6]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長征組歌，對立的造反派聯合以清華蒯大富為首的一批造反派組織衝擊劇場，發生嚴重衝突，傷數十人(這一派後來便名為沖派)。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曾勸阻前者不要單獨演出，因此被指為沖派的黑後台而被揪斗。周恩來、楊成武等連夜分別接見衝突雙方的各組織代表。此即所謂“5·13事件”。從此，總政癱瘓。   

 

5月14日

中央發布關於中專的學制與分配辦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對群眾組織小報控制的通知。規定:

一、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應嚴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並參照《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重要社論和評論進行宣傳。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都一律不許擅自刊登和印發。中央的內部文件、會議記錄和負責同志的內部談話，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冊子和其它形式編印流傳。

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領導的非常戰鬥化、非常無產階級化的軍隊。報刊上不得公開發表反對人民解放軍的文章和報道。對於他們的支左工作有意見，可以向上級反映，也可以當面批評。有的報刊，在中央作出明確規定之後，還發表公開反對人民解放軍的文章，這是完全錯誤的。

四、必須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目前，群眾組織的報刊泄密現象相當嚴重，在一些文章、報道中，透露了國防工程、設施，部隊調動情況，備戰計劃、措施，以及經濟建設、外交鬥爭、機要事務等等重要機密。這種現象必須迅速制止。

五、宣傳要突出政治。對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着重從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黃色新聞》以及其它庸俗、低級的東西。

六、對國際問題的發言權集中於中央。對於國際上重大問題的宣傳，要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進行。

七、在宣傳報道中，不要傳播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馬路新聞”，尤其不要輕信和傳播政治謠言。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文物圖書的保護的通知。

中共中央轉發廣州軍區、湖南軍區檢查報告的批語:

(一) 現將廣州軍區、湖南省軍區報告兩件發給你們，望參照執行。

(二) 凡犯了錯誤的必需堅決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前更高。

(三) 不要動動搖搖，游移不決。聽信老婆孩子從保字號那裡帶來的錯話，信以為真。

(四) 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幹部的批評，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

(五) 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麼都通了。

 

經毛澤東批准，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重要通告，要求禁止武鬥、穩定生產秩序。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重要通告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並經中央批准。)

一、革命群眾都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的指示，爭取革命和生產雙豐收。

二、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指示。嚴禁打、砸、搶、抄、抓。煽動武鬥的少數壞人和情節嚴重的打人兇手，應該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部隊和軍代表有權處理武鬥問題，有關方面必須聽從，不得拒絕執行。

三、不准破壞國家財產，不准運用交通工具參加武鬥，不准調動人員參加外單位的武鬥。

四、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指示。不許破壞勞動紀律。不許無故曠工。堅決同一切擾亂革命和生產秩序的現象作鬥爭。

五、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擔負起維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秩序、保衛國家財產、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神聖職責。

六、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月二十日關於停止外出串連的通知。已經外出串連的北京學生和群眾，除經中央特許的以外，應當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來北京串連的學生和群眾，同樣也應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並由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分別採取具體措施。

 

葉群帶領關鋒，由吳法憲、李作鵬、王宏坤等陪同到醫院代表林彪慰問軍內演出一派的傷員，進一步分裂了一些軍事單位的群眾組織。

周恩來、楊成武接見海軍直屬機關造反派(支持李作鵬的一派)，周恩來說：聽說你們在三座門搞了一天半，我支持你們，現在不要去三座門了。不然，我就陪你們去。

張春橋、姚文元奉命至南京，在革命派群眾會上發表講話。張、姚此行，由毛指定，自北京至濟南、然後至南京、再去上海、杭州。張春橋講話：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革命的大批判、實現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革命領導機構。他批評南京武鬥已發展到三絕(絕食、絕水、絕醫)，這完全偏離了大方向。張呼籲實現大聯合，擁軍愛民。姚文元與江蘇省軍管會主任杜平也作了發言。

與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及北外“六·一六”對立的北外“紅旗”等衝擊外交部，要求揪斗陳毅。同時也依例要求周恩來接見。

 

5月15日

晨一時，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後，接見了北外"紅旗”、二外紅衛兵代表。周嚴詞批評了他們衝擊外交部的錯誤，堅持批判陳毅的會議必須有安排。並表示：“我馬上就要下命令，讓部隊去加強外交部，以後誰也不許去。”

戚本禹在首鋼接見兩派代表。指責雙方皆無權力扣人、抓人、抄家、不許再發生武鬥。

聶榮臻在京西賓館接見部分科技人員時講話：搞階級鬥爭改造社會，要有社會科學的理論，同樣，要戰勝自然，沒有理論，社會主義建設有許多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基礎學科我們發展不夠，也作了好多工作；技術科學我們有許多成績，電子計算機開始向蘇聯定貨，一秒鐘三十次，好難呀！我們自己搞，下定決心我們自己干，很快自己搞出來了，一萬次，十萬次，××萬次也搞出來了。越封鎖，越使我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外交部副部長召見英國駐華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強烈抗議港英當局對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本月初，九龍發生工潮，在紅衛兵的支持下，愈演愈烈，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鎮壓。嗣後，在6、7月內，暴力事件不斷發生。

四川宜賓自5月4日以來，武鬥不止。本月又發生大規模武鬥，成都萬餘人趕往支援。重慶連日武鬥激烈，雙方動用高射炮等常規武器。大批工廠停工停產。

 

5月16日

按照毛澤東在5月15日夜的指示，《5·16通知》正式公開發表。毛將其中的“彭真同志”的“同志”二字刪去，並說：寫社論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

中央碰頭會接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匯報了“5·13事件”。江青說：支持你們批判蕭華，蕭華一副紳士派頭！並指示戚本禹接見演出人員，以示支持。晚、戚本禹偕同吳、李、邱在北京軍區接見演出人員。

周恩來、江青、聶榮臻、徐向前、蕭華、楊成武、粟裕、謝富治、葉群、鄭維山、傅崇碧等接見內蒙軍區來京代表團。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中央解決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

中央發布《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同意四川革委會籌備小組的意見，撤消任白戈西南局書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重慶在2月8日由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成立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其後又分化為擁護革聯會的“8·15”派與反對的“反到底派”，尖銳對立，武鬥一直在發展。

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貼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

武漢市保守派群眾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簡稱“百萬雄師”)與造反派不斷發生武鬥。

 

5月17日

毛澤東對五十四軍支左工作報告的批示：

五十四軍在重慶工作得不錯，供你們參考。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緻的思想工作，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都要耐心的作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

天津紅衛兵將查找到的《伍豪(周恩來化名)等脫離共產黨啟事》抄送江青。江青於本日將抄件轉送林彪、康生及周恩來本人。

中共中央發布通知要求全國深入學習5·16通知。

周恩來、康生、關鋒、王力、楊成武接見重慶兩派代表，宣布了中央關於解決重慶問題的意見。撤銷任白戈的所有(西南局書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職務。重慶警備司令部在三支兩軍中沒有頂住成都軍區的方向路線錯誤，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肅反運動，支左犯了錯誤，現已認識並逐步改正。中央決定成立由蘭亦農(駐軍副政委)、白斌(副軍長)、唐興盛(軍分區司令員)組成的革委會籌備小組。蘭為組長，白為副組長。吸收適當人選，組成領導班子。對反革聯會的組織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組織的都要平反。通過整風實現聯合。

 

5月18日

《人民日報》與《紅旗》聯署，就5·16通知正式發表，刊登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這篇文章是對一年來文革的一個總結，是經毛澤東修改和審定的。其中，從“列寧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充分注意了整個蘇聯歷史的經驗”一段，和文章最後一段，都是毛加寫的。

周恩來接見軍隊院校代表，說：你們是那裡有事就想到那裡去打，找打架的地方。今天公開發表了《5·16通知》(去年是在黨內)。通知中說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講的彭真。現在指的就是劉少奇了。

   王光美專案組開始狠抓劉少奇“自首變節”問題的所謂“調查”。這個代號為504的

專案組先後在全國拘捕、審訊64人，受牽連者不計其數.

 

5月19日

周恩來就“伍豪啟事”向毛澤東寫信並附《大事紀》進行辯白。毛澤東閱後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在“存”字旁加劃了兩道槓，大有深意。

                                       

[按]　共產黨慣於整人，大批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有些人也觸入罪網，但念態度尚好或其它原因，大開恩宥，性雖定為反、壞、右，但不戴帽子，是為“不戴帽的反、壞、右分子”。這些“不戴帽者”雖暫不戴帽以觀後效，但是帽子拿在當局手裡，今後表現稍不順眼，就立即扣下來，把你打入黑五類的隊伍。堂皇其名曰“交群眾監督，帽子在群眾手裡”。我想，這種人的心境大體上是同判死緩者相去無幾的。“伍豪啟事”也是一頂操在毛澤東和他的小幫派們手裡的“叛徒”帽子，是專為周恩來預備的。當然，為周準備的也可能還有其它可以順手拈來的“帽子”。君不見，1970年廬山會議上，陳伯達被揪，毛澤東的佛手一翻，六頂帽子便扣在這個曾充毛的政治秘書多年，號稱中國最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大右派陳伯達的頭上。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處境似乎更慘。叛徒的帽子一直懸在他頭上，直至身患絕症，要進手術室之前，仍然為此而憂心忡忡。

 

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通知，號召全軍學習《5·16通知》。

《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大方向》。要求各群眾組織間求同存異，共同對敵。

 

5月20日

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演出派)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批鬥蕭華大會。

《紅旗》第七期刊載黃錫章的文章《反動電影〈大燎原〉與中國的赫魯曉夫》。

北航、北郵、北林等院校革委會成立。

由50多個造反派組織主辦的大型革命畫展“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在北京美術館開幕。

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原榮寶齋)舉行“打倒劉少奇”漫畫圖片展覽。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的漫畫“打倒劉少奇”，每套百餘幅，共印50萬冊，在市面上發行。極盡醜化劉少奇的能事。

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群眾在公安局前靜坐示威，抗議它的成員被捕，是為福州路事件。

 

5月21日

周恩來指示，國家體委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

 

5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制止武鬥》。

為構陷劉少奇叛變罪名，專案組對中華合作總社的孟用潛實行隔離審查。5至10月間，又關押了河北省副省長楊一辰及丁覺群、王世英等十一人，逼取證詞[7]。孟、楊、丁皆1929年劉少奇在瀋陽被捕時的同事。

外交部為抗議英國外交大臣對駐英代辦的粗暴態度，宣布取消英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人員的安排。

 

5月下旬

毛澤東作出決定：

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接管中央宣傳部。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研究決定宣傳組、文藝組、教育組到中央宣傳部來辦公。

三、對在舊中宣部工作的幹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決定集中學習，辦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個學習班要同志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時這個學習班要集中力量斗黑幫、批判黑幫。

 

5月23日

《人民日報》重新刊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復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燈》為題，發表社論，進行諛頌。下午，首都各界一萬六千餘人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紀念《講話》發表25周年，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參加。大會由江青主持，陳伯達講話，說：“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歷史時代，這是以工農兵為主人翁的新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戚本禹在會上作報告，題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建軍綱領》。

郭沫若在會上熱情歌頌《獻給敬愛的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你善於學習和應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無畏地在文藝戰線衝鋒，

      讓工人，農民，戰士的英雄形象占據了中國的舞台。

      我們一定會讓英雄形象占據世界舞台，

      中國的昨天就是眾多亞非國家的今天，

      中國的今天會是他們的明天，

      我們要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徹底解放而戰鬥，

      我們要讓毛譯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飄揚在亞非國家，

      飄揚在五洲四海。                       

 

比共政治局委員司徒·倫斯、錫 (斯里蘭卡) 共中央書記桑穆加塔桑相繼參觀訪問北京地質學院，高度評價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晚，中央文革宣布成立文藝組與宣傳組。

 

5月24日

紅代會發表聲明：炮打周恩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戚本禹指示：圖書館除涉及邊疆機密、黃色書籍、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外，其它書籍都可外借。

 

[按]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社會科學方面的圖書，除馬、恩、列、斯和毛的所謂經典著作外，實已全部封禁，書店亦然。建國以來歷經幾次運動，治社會科學者已普遍有搖手犯禁，腹誹橫加之懼。至文化大革命而焚坑公行，故文化大革命實則大革文化命、或文化大革除也。

 

5月25日

毛澤東批准發布內蒙軍區5·25命令。

農林口革命造反派召開“堅決與三反分子譚震林血戰到底誓師大會”。首都大專院校及其它各部、口造反派近兩萬人參加，上海等五個地區來電支持。

廣西“4·22”派進占《廣西日報》辦公樓。支韋 (國清) 派成立“5·25”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和“5·25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聯指”)，與之進行械鬥，直至26日晚，“聯指”自動撤離，“4·22”派重新控制報社。宣布對《廣西日報》奪權。

 

5月26日

周恩來在科學院講話，號召進行革命大批判。

本月24、25·26三天，《人民日報》相繼發表毛澤東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給延安平劇院的信》，1951年《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及1963年關於文藝界社會主義改造的批示和1964年關於文藝界各協會及其刊物的改造問題的批示。

 

5月27日

陳伯達、謝富治、關鋒、戚本禹、葉群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及外語學院、第二外語學院革命組織負責人，就一外“造反團”、“6·16”和二外“首都紅衛兵”給周恩來貼大字報進行了批評。

《紅旗》第9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綱領》——在上海紀念毛主席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抗議蒙古反華暴行。

 

5月28日

中央同意內蒙對烏蘭夫進行不直接點名的公開批判。

一、對烏蘭夫不直接點名、稱為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對王逸倫、王鐸公開點名。

                                          

毛澤東批准對國防部所屬幾個部委實行軍管的決定。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布《關於對國防工業部、國防科學技術研究院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

就北京部分院校干擾新華社工作，27日且向新華社發出照會一事，陳伯達電告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不許外部插手新華社。

新華社播發1966年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及林彪就此件給中央常委的信。

 

5月29日

毛澤東在了解到社會上炮打周恩來的風潮時，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按]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與鄧小平》一書(第55頁)收錄有毛澤東給中央文革的一封信，無具體時期，亦真偽難辨，姑錄於次，以供參考。

  “文革小組的一些人對周恩來很有意見。主要是他總是聯合與妥協的習慣使他們不滿。最近，紅衛兵開始在大字報中批評他。當然，沒有人會否認誠實的周恩來的主要品質。但另一方面，他已被證明是非常有用的。他的才能使得他事實上在黨內是無法代替的……所以，我們應該盡力保護他。假如他與劉少奇、鄧小平明顯地斷絕關係，我想，我們應該把他聯合到我們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中來，並給他以某種程度的議政自由。”

 

中央發布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軍委發電：

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已經看過，經中央文革、軍委黨委、軍委文革小組討論通過。

中央軍委、軍委文革小組關於目前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處於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軍隊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片大好形勢，為了勝利地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歷史任務，根據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關於大專院校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精神，結合軍隊院校的具體情況，特作如下指示：

1、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當前必須更高地舉起革命的批判旗幟，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按各單位不同的情況，逐步的轉入本單位的鬥批改，把本單位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斗臭，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深批透，改革教學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軍隊院校的黨員、幹部、教職員工都不要外出串連，已經外出串連的，要迅速返回本單位，進行鬥批改。

2、為了完成鬥批改的艱巨任務，必須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凡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已占優勢，並且實行了革命的大聯合的，應該儘快地建立有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行使在本院的領導權力；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沒有占優勢的，應該通過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壯大左派力量，積極創造條件，實行革命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有些院校黨的領導、行政領導基本上還好，不需要奪權的，也應根據三結合的原則，充實和加強領導班子。

3、院校幹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鑽進幹部中的階級異已分子只是少數，犯有錯誤的幹部、包括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多是可以改過來的。

無產階級革命派應當幫助革命的領導幹部站出來，對犯錯誤的幹部應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給他們檢討亮相的機會，鼓勵他們放下包袱，站出來工作，將功補過，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犯有錯誤的幹部必須認真檢討錯誤、確實改正錯誤，以取得群眾的信任。

4、中級指揮、技術、醫務學校，根據本單位的具體情況，應逐步做到一邊鬧革命一邊上課，上課要和文化大革命緊密結合，主要是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黨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並以一定工作時間學習一些專業課程。

5、在運動中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邊戰鬥邊整風，要引導革命群眾組織自覺地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打倒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念、主觀主義、個人主義，認真提倡文斗，反對武鬥，不斷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

6、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應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加強對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要政治掛帥，到群眾中去，加強調查研究，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旗幟鮮明，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對左派組織之間的分歧，應該幫助他們通過整風‚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不能片面地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對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領導上和左派組織都要耐心地作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歡迎他們儘快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上來。要注意抓典型單位，及時總結和推廣先進經驗，幫助院校搞好鬥、批、改。

這個指示的基本精神也適用於軍隊的文藝體育團體，除第二、四條外，也適用於軍隊的科研設計單位。

 

陳伯達等接見紅代會核心組，指出：目前社會上出現從右和極“左”方面來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情況，要提高警惕。周總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1966年3月22日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於今天公開發表。

北京部分紅衛兵舉行集會紀念紅衛兵誕生一周年。在天安門廣場上，以“聯動”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召開“紅衛兵萬歲”大會，並與對立派發生尖銳衝突，這是“聯動”有組織的大規模活動的最後一次高峰。

王海容、唐聞生寫信給毛，反映社會上倒周的情況，毛批示，“極左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作說服工作。”

 

5月30日

戚本禹談毛主席制定5·16通知的歷史背景：

(一)劉、鄧、陶、彭、羅、陸、楊這些人長期勾結，在黨內形成一股反毛主席的勢力。國內國外都有他們的基礎。所以毛主席那時老提這個問題。他到外省後就提出蔡鍔在雲南反對袁世凱。還問：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毛主席再三提出，再三警告，後在十中全會上強調並提出了階級鬥爭的口號。

(二)據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都感到中央的第一個接班人是反對毛主席的，感到黨有分裂的危險。很高的負責同志都哭過好幾次，他們這完全是無產階級革命感情，他們為中國命運擔憂，為黨的命運擔憂。

(三)十幾年來，劉、鄧已經把持了許多要害部門。拿中央辦公廳來說，主任楊尚昆，副主任曾山之類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都是劉、鄧的死黨。還有田家英作了很多壞事，他公然叫囂：“劉公怎麼還不造反呵？”所說劉公，就是劉少奇。“反了吧！還不反？”他着急死了，就跳出來了。就是我過去呆過的小小秘書室，最近提出要當主任的陳炳函是個大叛徒。工業、農業、文教，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門，很多重要崗位都被他們占領。黨的三大要害部門：一個宣傳部、一個組織部、一個辦公廳，都是他們掌握的。所以，62年劉少奇才敢於提出毛主席的“調查研究過時了”。“不能下去蹲點就靠邊站。”這都是有所指的。甚至提出毛主席的著作是教條主義的。當時這樣囂張，這樣公開地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我們很多同志是沒有察覺的。

(四)他們有個人想抓軍隊，就是羅瑞卿，給我們識破了，打下去了。他們秘密報告都準備好了。彭真在暢觀樓搞了個酸秀才麼！就是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文件作為黑材料，作了一番準備嘛！那是很系統的。這就是他們的上台的秘密報告，他們那是準備好了的。有的黑幫交待：他們政變以後，陳伯達怎麼安排？誰人怎麼安排？都作了周密的計劃。

(五)過去很多幹部群眾給毛主席寫信告劉少奇，告鄧小平。遼寧有個鐵匠，他就是首先向中央揭發劉少奇提倡的富農可以入黨這個問題的。後來他長期受報復打擊。四川劉結挺、張西挺他們反對李井泉三自一包的單幹風。李開始拉攏，李的老婆給劉潔挺老婆送禮，劉不要，以後李井泉就把他關起來。他們告到中央了，接待人員把材料交給童小鵬，童送給鄧小平，鄧批給西南局，於是回去後又抓起來，鄧小平包庇李井泉。李井泉是劉少奇、鄧小平的，不聽毛主席的，他從來就是反對毛主席的。衛恆(山西第一書記)就是聽薄一波的。給薄一波、安子文寫報告，就是不給中央寫報告，他們的人事安排都要問薄一波，不問中央，不問毛主席。

(六)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總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什麼《海瑞罷官》，什麼翦伯贊，都是輿論準備。什麼吳晗問題，鄧拓問題，都是前哨戰。真正的大決戰戰役是解決這個問題。

 

全國婦聯批鬥“黨內走資派、婦聯副主任康克清”和“大叛徒、婦聯副主任章蘊。”

廣西“聯指”為奪取《廣西日報》大樓，與據守的“4·22”派武裝衝突又演。連日來，社會上兩派武鬥盛行。

 

5月31日

中央發布關於專區及縣成立革委會籌備小組或革委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大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周恩來為保證鐵路輪船交通，致函中央文革：

   送上鐵路中斷情況電訊八份，請閱。今午在主席處，已說明鐵路輪船關繫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下午曾約集富春、先念、劍英、蕭華、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會商此事，除已報請批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命令外，並擬將全國十八個鐵路管理局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幹，將沿海沿江輪運交海軍軍管包幹，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統一全國鐵路輪船運輸，免受干擾。這一計劃正由總參草擬，明日當可訂出送審。

    此外，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後再送閱。

 

中共中央決定對鐵道部、交通部實行軍事管制。並且從六月一日起，先後五次發布命令、通告和布告，以解決交通運輸混亂的嚴重局勢，還派了國防軍擔負護路任務。

 

5月31日—6月5日

亞非作家常設局在北京舉行“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討論會”。6月9日，毛澤東接見了參加討論會的來自亞非和世界各國的作家和朋友。

 

5月底

以張建旗為首，策劃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同時在北京農業大學亦出現同名的組織。

陳伯達說：“5·16”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對總理也是對中央。要把它打倒！

康生說：要警惕“5·16”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要從極“左”的和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黨中央，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

江青說：“5·16”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很值得警惕，“5·16”用極左製造分裂。“5·16”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個方面軍，是拆台的。從“左”、右動搖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想亂我們的套。“5·16”是反革命組織。

 

[按]　所謂“5·16反革命案”是文革中一個重大而又始終撲朔迷離的大案件，牽涉的群眾難以計數，然最後又以全無實據了局。此中玄奧，仍有待掌握當時公安檔案，專題研究。局外人暫時尚難妄加推測。

 

從本月下旬開始，北京高等院校普遍進行所謂“斗、批、改”。

 

5月

毛澤東對上海市革委會的指示：

一、這次雙方都有經驗，這股風不會刮得很大。我們要遵守“八條”，解放軍得遵守“十條”。

二、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麼辦法呢？一個月裡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質。這個是大方向問題。辦法是否好？同志們可以提出來。

毛澤東關於江西省軍區的批示：

林彪、恩來、文革小組同志：

江西軍區與群眾對立情緒為什麼越來越激烈？江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對群眾的態度是否正確？值得研究。此外，還有××、××、××三個省軍區對待群眾的態度是否對？也值得研究。

                                                毛澤東

 

張春橋在上海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傢伙通通打下去，一個也不留。”張說朱德、陳毅、賀龍“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是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軍閥，陳毅是老機會主義，一打仗就開小差，靠吹牛起家。賀龍是土匪……就是這些貨色，哪個能留下？一個也不能留。”

山東濟南省委院內兩派群眾武鬥，被王效禹拘捕關押者達388人。

 

5、6月間

河北省在1967年5月3日，數所中學發生武鬥。6月23日，河北農大發生嚴重流血事件，死7人，傷250人。

 

6月1日

《紅旗》、《人民日報》刊載紀念毛澤東決定發表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一周年社論《偉大的戰略措施》，文中引用了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于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如下：

 (一)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的廣大革命職工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堅守生產崗位，努力做好工作，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切實保證交通運輸的暢通，完成和超額完成運輸計劃，向一切消極怠工、影響運輸秩序甚至中斷交通運輸的行為作堅決的鬥爭。

(二)嚴禁破壞鐵路、交通設施和國家財產，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藉口無票強行乘坐車船，不准扒乘貨車和攔截列車、汽車、輪船，不准妨礙鐵路、交通部門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不准武鬥，不准以臥軌等手段限制車輛通行。今後凡採用扒車、截車及其它不正當手段來京上訪的人員，中央概不接見。

(三)煽動武鬥、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秩序和砸毀鐵路、交通設施、運輸工具的少數壞人以及情節嚴重的肇事者，必須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員會、軍事管制委員會和駐鐵路、交通部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代表、公安值勤人員有權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條規定負責處理上述問題，有關方面必須聽從，不得拒絕執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並可在城鄉和車站、碼頭廣泛張貼。

                                                  中共中央

                                                  國 務 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接管中宣部，由其所屬之文藝組與宣傳組代行中宣部職能，中宣部撤銷。

周恩來指示衛生系統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

 

6月2日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指出：大學的鬥批改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是歷史上所沒有解決過的。十七年來，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政策沒有得到貫徹執行。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講，一種可能改革徹底翻身，一種可能走回頭路，一種可能改良。張春橋鼓勵大家作鬥批改的闖將。

聶榮臻在工人體育館對科技工作者講話：許多科研單位已經逐步轉入斗、批、改，改革的最高標準是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光輝的5·7指示。

“鋼院5·16兵團”正式成立。張建旗隨即(6·3)拋出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寫的《給周恩來的一封公開信》。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二十三個為什麼？》的大字報。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覽會在北京展覽館開幕。

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學部揪鬥了潘梓年。

 

6月3日

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正式成立，專案組包括除王力以外所有中央文革成員及謝富治、汪東興、葉群、楊成武。康生任組長，江青直接抓，戚本禹任秘書，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負責。專案組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是對毛澤東負責。

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系統群眾組織代表，指出：不能要求中央領導同志站在一派方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動的，我們也只能把他們的頭子抓起來，廣大群眾還是要教育爭取的。這是主席的方針，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違反社會現象、自然現象的，違反社會發展的，而且是反動的思想，這就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過去犯過錯誤的也要教育他、團結他，這表現主席的偉大。

謝富治、傅崇碧受中央指示前往紅代會傳達兩條命令：(1)紅代會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紅代會的名義跑到各地自作主張，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秩序；(2)紅代會和各大專院校要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會決定，立即將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單位的同學調回來。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指出：《5·16通知》公開發表後，社會上兩種思潮展開了新的鬥爭。有人認為，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又要從中央揪出新的黑幫、黑線來。陳伯達指出：以毛主席、林副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不能動搖的，這是全世界最堅強的司令部。而周總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他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陳伯達、江青對北外“六·一六兵團”指出：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

康生接見紅代會核心小組及大專院校代表講話：彭真是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個反革命。從他的問題一發生，彭真專案組就懷疑他是叛徒。我們就組織人力調查研究，經過一年的工作，我們可以宣布，彭真是個叛徒，是自首變節分子。他曾經帶着敵人逮捕過我們的人。彭真是一個在敵人面前下過跪的可恥的叛徒。

文革初劉少奇蹲點的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掀起揪斗劉少奇的新浪潮，紮營中南海西門，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北京市各區工代會籌備小組正式成立。

 

6月4日

《人民日報》觀察員發表《中國的大革命和蘇聯的大悲劇》一文。

武漢軍區發表公告，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並檢討了在支左中的錯誤，號召實現大聯合。造反派指責其為假檢討，而“百萬雄師”卻認為軍區軟弱。武漢的兩派群眾武鬥有增無已，慘案累有發生。至六月底，據不完全統計，死108人，傷2774人。

張建旗等發表《嚴正聲明》，認為群眾對他們存在誤解。

 

6月5日

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批准有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等二百多個單位參加的“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聯絡委員會”。

上海《解放日報》公開批判《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把它指為“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

謝富治與原首都“三司”造反派頭頭座談時指示：紅代會核心組成員，除清華、北大、師大、地質、輕工等外，人員要擴大。組長仍由聶元梓擔任，副組長由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擔任。

中央黨校造反派貼出大字報，揭發黨校校長林楓為彭真死黨，在東北時曾與彭、呂正操“桃園三結義”，反對林彪。

全國58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李立三(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被揪出批鬥。

 

6月6日

中央再申通令，糾正最近發生的打砸搶風。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通令     中發(67)178號

為了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正常進行，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混水摸魚、乘機搗亂，特發出以下通令：

一、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設公堂和變相地私設公堂。

二、各級黨政機關的檔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搶奪、竊取和破壞。

三、社會主義的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絕對不可侵犯，革命群眾都有保護的責任，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搶，不准用任何藉口進行破壞。

四、嚴禁武鬥，嚴禁行兇打人，嚴禁在本單位和到外單位打群架，嚴禁搶奪個人所有的財物。

五、除國家專政機關奉命依法執行任務外，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對任何團體和個人，進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衛戍部隊和駐軍負責保證上述各條的執行。自即日起，對於違犯上述各條的，都應該嚴加處理。

對於肇事者和背後挑動者，對於打死和打傷人的兇手，衛戍部隊和當地駐軍，有權逮捕和拘留，依法懲處。

對於破壞、侵占和搶奪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和個人財物的，都必須追回或按價賠償。

對於違犯上述各條的團體，分別情節輕重，在一定的範圍內通報批判。

七、各革命群眾組織，應該成為執行本通令的模範，並協助衛戍部隊和駐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

這個通令可以在城鄉廣泛張貼，並在群眾中廣泛宣讀。

 

中央轉發黑龍江《關於中小學生在校外活動中存在的問題》的調查報告。

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7)179號

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省、市、區軍管會，各軍區、軍分區黨委：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文教組“關於中小學生在校外活動中存在問題的調查”材料，很值得同志們注意。省革命委員會的批語也很好。現在發給大家參考，並望按照當地具體情況，及時採取措施。

                                                       中  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各地、市、縣、特區革命委員會(接管委員會)並報中央文革、東北局：

現將省革命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文教組“關於中小學生在校外活動中存在問題的調查”轉發給你們。請你們和有關部門把青少年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切實做好。

培養青少年一代是關繫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資產階級並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千方百計地腐蝕青少年，極力同我們爭奪下一代，把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在這方面，目前有些同志還認識不足，特別是有些同志溺愛、嬌慣、放縱自己的子女，甚至慫恿自己的子女進行犯罪的活動。這實際上就是培養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因此，必須教育幹部、工人、農民，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特別是革命幹部必須把教育子女當做一項經常的政治任務，不斷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子女的頭腦。對於慫恿自己子女幹壞事的家長，要給予必要的處分，如果是革命幹部這樣做，還要加重處分。學校、機關、工礦企業、城市街道，都要有計劃地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組織他們讀毛主席的書，學毛主席的語錄，唱毛主席語錄歌曲，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兒童；組織他們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力所能及的集體生產勞動，讓他們經風雨，見世面，真正把我們的青少年一代培養成為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新人。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黑龍江省關於中小學生在校外活動中存在問題的調查

我們在四月間，到哈市馬家溝、文昌小學和原省人委職工家屬居民委員會等處，調查了中小學生校外活動情況，現將存在的問題報告如下：

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出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以後，哈爾濱市中小學廣大革命師生已陸續返校，邊上課邊鬧革命。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學生普遍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鍛煉，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精神面貌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導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階級敵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千方百計地同我們爭奪青少年一代。在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壞人的勾引下，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現了一些很不健康的現象，主要表現是：

一、進行掏兜等盜竊活動。有些學生在盜竊、流氓分子的影響和唆使下，經常到商店、車站、文化誤樂場所等人口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掏兜等盜竊活動。有的割斷電線，剝去房瓦，拆去機器零件，破壞作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種偷盜行為，有些學生不以為恥，反以為能，說“偷了東西就蹲那麼六、七天，有啥關係。”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二、損壞公物現象相當嚴重。有些學生不僅在學校不愛護公物，毀壞桌椅，在校外也任意毀壞公物。原省人委職工家屬居民委員會附近，共有五十個路燈，被學生用彈弓打壞了四十五個，有時剛剛換上的燈泡又被打碎。有的住宅內的電閘保險絲幾乎天天被孩子挑斷，走廊內的電燈開關幾乎全部砸碎，電線裸露，極易發生觸電事故。有些辦公室的玻璃，被學生用彈弓打破很多，房產處修配廠的玻璃，幾乎每塊上都有彈弓打的小眼。

三、有的沾染一些流氓習氣。有的人歪戴帽子，說低級話，調戲、污辱女同學，向社會上的阿飛學習。有的成群結夥，搞“拜把兄弟”，講“義氣”，學習封建社會的東西。有的還在“誓言”中規定：所搞的活動不准向任何人講，保證“把兄弟”不挨打，一人受難都上去。有些學生組織起來以後，成群結夥地在馬路上欺侮弱小同學，攔截圍攻批評過他們的教師和街道幹部。有的夜間到他們有意見的人家，敲窗敲門，故做鬼態，藉以嚇人。

四、成群結夥，打架鬥毆。有些學生成群結夥，選出頭頭，尋釁打架。有的學生備有匕首、棍棒、皮帶等兇器，常常伏在公園的角落等處，藉機引誘打架，有的被打傷，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糾紛。對於他們的這種活動，別人批評不得，有時對批評者施加報復。如有的學生對誰家有意見，就召集一伙人，晚間聚集在這家的周圍，有一人用手電筒照亮這家的窗戶，其餘的人用彈弓對準玻璃一齊發射，把人家玻璃打碎。有些學生過去比誰的家長官大，現在比誰的家長是什麼派，欺侮參加保守派或未參加派別人員的子女。

存在上述問題的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社會上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反映到青少年頭腦中，有些學生劃不清無產階級大民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界限，滋長了一種極端民主化的情緒，一切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還美其名曰“造反”，“反對奴隸主義”。因此不聽教師、街道幹部的教育，甚至有的教師和街道幹部因為制止他們的不良行為而遭到報復。

第二、有些學生家長溺愛子女，放鬆了應有的教育。有的家長對孩子放縱不管，嬌慣的不象話，根本聽不得別人對他們子女的批評。特別是有些領導幹部的子女，在家備受寵愛，無人敢管。原省人委職工宿舍中，孩子鬧事最多的是一些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往往是孩子中的頭頭，誰也管不了，在孩子中“稱王稱霸”。如高×的一個孩子，把辦公廳交通員的摩托車偷着開跑了。事後，高×不但不教育孩子正確認識錯誤，反而鼓勵孩子說“真勇敢”。又如王××的三個孩子，把鄰家的一個孩子打得傷勢很重，王××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無理的同被打傷的孩子家長吵罵。

第三、學校教師對學生教育抓得不緊，甚至有些教師明明看着學生有缺點、錯誤也不敢管教，不積極引導他們糾正，放任自流。同時，學生在校活動時間，特別是小學生的上課時間太短，有的學校只上一、二個小時課。課外作業一點沒有，學生放學後又沒有人組織自學，大多數時間都是玩耍。

根據上述問題和原因，我們徵求了有關方面的意見。一致認為，應該採取積極措施，加強中小學生的階級教育、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他們正處於長知識、長身體的重要時期，青少年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的一個重要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必去占領。青少年教育的好壞，是關繫到培養什麼樣接班人的問題，正象毛主席教導的：“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在計，萬年大計。”為此，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一、在中小學生中開展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兒童的宣傳活動。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破四舊，立四新，大樹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用毛澤東思想把青少年武裝起來。

二、幹部、職工和所有家長，都必須把教育自己的子女當做一項經常的政治任務，切實做好，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對子女負責。對於慫恿自己子女幹壞事的必須批評教育，嚴重的給予處分。

三、人民解放軍在青少年中有很高的威望，建議解放軍協助學校、街道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愛護公物、團結同學的教育，樹立良好的社會主義新風尚。

四、各小學應積極建立紅小兵組織，把青少年組織起來，經常進行有益的集體活動。學生在校的學習時間，應適當延長，一般的不應少於四課時。

五、各地、市、縣革命委員會，各機關、工礦企業、學校革命群眾組織，應當指定專門機構和人員把青少年教育工作切實抓起來，並且協助學校、街道搞好學生校外教育工作，真正把青少年培養成為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新人。

                                       省革命委員會政治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已發：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省、市、區軍管會，各軍區、軍分區黨委。共印四OO四六份。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發出

 

凌晨，陳伯達、謝富治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成員，批評了“新北大”的聶元梓、孫蓬一和清華的蒯大富。陳伯達說：凡是在社會上把持權力的，要奪無產階級權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

 

6月7日

紮營中南海西門的北京建工學院發出緊急呼籲，堅決要求揪斗劉少奇。

 

6月8日

《人民日報》登載上海市革委會6月2日決議《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決議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奪權鬥爭取得基本勝利以後，最中心的問題仍然是政權問題，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北京舉行示威遊行，聲討美、以(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國家的罪行和蘇修的叛賣行為。

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關於停止使用廣播車和高音喇叭的通知》。

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寫報告說劉少奇的廚師郝苗“可能是國民黨中統特務，趕快逮捕審查”。郝旋即被捕。

 

6月9日

林彪親自出席觀看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演出，以示支持。三軍革命造反派從此失勢並遭到鎮壓。

中央軍委命令，任命李作鵬為海軍第一政治委員，免去其海軍副司令員職務。免去蘇振華海軍政治委員職務。

林傑在與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輕工“紅鷹”等單位同學談話時說，目前北京存在三個問題：一、對劉鄧罪惡批判不深；二、無政府主義嚴重；三、北京知識分子手太長，控制了工人運動。一個造反派組織奪權，沒有搞大聯合、三結合，中央不認為是犯方向性錯誤，這種情況在全國很普遍，改了就行。

 

6月10日

中央直屬文藝系統一萬四千餘人集會，斗批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陳伯達等出席，表示支持。

北京政法學院、光華木材廠於今日成立革委會。謝富治、傅崇碧、吳法憲等到會祝賀。

首都紅代會改組，常委15名，由農大“東方紅”、農機“東方紅”、郵電“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航“紅旗”、醫大紅衛兵“紅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財金“八·八”、地院“東方紅”、工大“東方紅”、電影學院“東方紅”“毛澤東共產主義公社”聯委會、北外“紅旗”、清華“井岡山”分別選派。

外交部照會保加利亞使館，強烈抗議保領導人破壞中保交換留學生協議。

 

6月11日

陳伯達為北航師生題字：“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當群眾的好學生。”又為北航“紅旗”題字：“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群眾自己的力量，相信集體的智慧，這樣我們就將創造人類歷史空前的奇蹟”。他還為"紅旗兵團”當場題寫了“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並指示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創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這個工作要由你們把它具體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澤東思想把它搞好。”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校造反派揪斗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聶真。

周恩來在11日、13日連續接見農林口造反派，說譚震林的材料我看過了，還要核實，結論不能這麼早。

 

6月12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宣傳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的通知。

其中 (三)宣傳要點內容如下:

1、《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偉大意義。

2、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3、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4、集中力量，從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5、對確有證據的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分子，要實行專政。

6、以民主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對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進行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對左派群眾之間打“內戰”，反對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用壓服的方法對待受蒙蔽的參加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的群眾。

7、強調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強調在人民內部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思潮。

8、推動各群眾組織，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指南進行整風，總結一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改造世界觀、提高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反對無政府主義、主觀主義、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和資產階級作風。

                                                                                                                                                           

外交部向印度駐華使館遞送照會，就印度使館人員在北京從事“間諜”活動，提出強烈抗議。

謝富治接見韓愛晶等，談到5·13演出事件時，謝說，演出派是林總、江青支持的。他們在海軍是支持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在北京軍區是支持鄭維山；在空軍是支持吳法憲、余立金的。對聶元梓，這次雖受批評，還是愛護她。紅代會核心組要擴大到15人，王大賓要當核心組副組長。把北大、礦院、輕工開除出核心組是不對的。中央文革中，現在宣傳由王力負責，教育由關鋒負責，文藝由戚本禹負責。至於文化革命何時結束，中央文革討論了幾次，尚無結果。

《人民日報》報導：今年已出版《毛澤東選集》2900多萬部。同時還發行單行本和《語錄》數億冊。

重慶市革委會與警備區發出聯合通知，提出制止武鬥的八條。

 

6月13日

周恩來在接見農林口造反派時，就幹部亮相問題指示：“幹部的亮相，一個是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本單位的走資派徹底決裂；第二是徹底批判本單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三是自我批評。最主要的是第三個，自己檢查批判得深刻，這是最好的亮相。”農辦不但是譚震林的，從歷史上還有鄧子恢、廖魯言。不能以為廖是叛徒，就不鬥了。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說打倒李先念，我不贊成。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接見河南兩派代表，聽取雙方匯報。

李富春接見鞍鋼代表，談鞍鋼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一、清除劉鄧薄(一波)在鞍鋼的影響；二、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三、通過鬥批改，把鞍鋼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成為貫徹毛主席所提的鞍鋼憲法的模範。

全軍文革改組，吳法憲任組長。

近日來，“誓把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聯絡站”代表和部分海軍造反派在三座門揪斗李曼村、謝鏜忠。

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傳達楊成武的幾點指示，支持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

 

6月14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楊成武、戚本禹等第二次接見河南兩派代表，聽取情況匯報。

北京外國語學院“6·16兵團”頭目劉令凱與鋼院“5·16兵團”頭目張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了“首都紅衛兵5·16兵團”。

 

6月15日

中央發布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戚本禹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和軍區負責人。嚴厲指出：不管哪一派，動員農民進城和截國際列車都是政治錯誤。

 

6月中

中央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中學文化大革命。當匯報到軍訓時間問題時，江青說：解放軍現在感到撤出學校還有問題。他們說還沒有完成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澤東說：解放軍就是好，責任心強，看來二十五天不行了，大概要到年底才可以。

 

6月16日

林彪致信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提議不用“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祝詞。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查閱檔案的規定》。

由江青支持的京劇現代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交響樂“沙家浜”在京會演結束。本日晚，毛澤東、林彪等觀看了“智取威虎山”。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見詹才芳、章伯森、梁春陽，提出五條：一、最近一段不要上街遊行；二、不衝擊別人；三、不搞武鬥；四、不號召農民進城；五、學習好、生產好。章伯森、梁春陽是15日奉周恩來電召來京匯報湖南文化革命情況的。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指示：李先念不能打倒。李先念打過一輩子仗。過雪山時，主席看見就說這個人是好同志，有政治頭腦，當然也有許多錯誤。周着重指出：不要把派別鬥爭聯繫到抓叛徒的問題上，這是很危險的。

從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紅衛兵聯隊”中分裂出一個“大批判指揮部”，本日，舉行了斗潘(梓年)揪吳(傳啟)大會。

 

[按]　學部兩派，主要以潘梓年、吳傳啟問題展開。“揪潘吳聯絡站”認為吳傳啟是政治扒手，潘梓年是叛徒。

 

謝富治接見北大各派代表，講解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傳達毛澤東最新指示：如果有兩個革命組織嚴重對立，要做細緻的思想工作，是敵人就要清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關心、愛護、幫助。謝指示：要掌握鬥爭大方向。要搞革命大聯合。要搞好學校的鬥批改。要反對武鬥。對聶元梓則強調幫助。

 

[按]　北京大學的運動，原系由聶元樣所領導的校文革一手把持。4·11事件之後，各種群眾組織蠭起發展。繼“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總部”之後，又有“6·6串連會”、“新北大公社聯合兵團”，並演化成三大勢力。由“東方紅”、“井岡山”、“5·16公社”聯合為“東方紅公社”、“井岡山紅衛兵”，指責聶從去年八月後一直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北京公社”、“紅旗飄飄”、“革造”為主的一派，所持觀點略同。兩派均提出“炮轟聶元梓，打倒孫蓬一！”另一派以“聯合兵團”、“6·6串連會”為主，既主炮轟，又主幫助。此外，又成立“抗大兵團”、“鐵錘戰鬥隊”等小組織。6月14日，反聶派曾舉行靜坐示威。

 

謝富治、吳德等在對部分大專院校人員的講話中，建議學習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促進大聯合。

 

6月17日

張春橋在上海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文字上很簡潔，當前講就是鬥批改、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十二個字。這就是當前奪權鬥爭階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只要貫徹下去，我們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帶動起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不斷發展的，要不斷地集中群眾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在我們的工作中開花結果。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外交部就駐印度使館遭襲擊向印度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

武漢發生大規模武鬥: 據《動態報》6月17日電訊：(武漢)保守組織“武紅兵”、“百萬雄師”2—3萬人從中午一時圍攻漢口江漢路造反派聯絡站，手執長矛、尖刀挑起武鬥，武鋼“9·13”造反派駐三民路附近一座大樓倒塌，死傷40多人。長江大橋公路橋被二千多“武紅兵”封鎖，武鋼“9·13”大隊人馬前往支持，被解放軍200多人攔住，只通過兩輛汽車，被“武紅兵”打傷慘重。一車38人全部死亡。“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被不明真像的農民包圍，不能支援。事態繼續發展，武漢造反派在危急中，望速告中央救援。

 

6月18日

毛澤東指示：

有些外國人對我們《北京周報》，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有意見，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了馬列主義。過去不搞，現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大搞特搞，吹得太厲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話何必自己來說？我們要謙虛，特別是對外，出去要謙虛一點，當然不要失去原則。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把“光焰無際”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裡有無際的？都有“際”，所以勾掉了。“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把“萬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萬分，我一分也不要，統統勾掉了。(毛主席指示時，周總理也在場。他指示說：有個問題，把國內的硬搬來對外，不動腦筋，不管對象。人家需要什麼不管，只管我們自己。研究一下對外，既不要喪失原則，又要有效果，不同特點。)

 

毛澤東接見北京市工代會委員。

中央文革文藝組嚴厲批評中國雜技團擅自處理馬戲隊的動物。該團認為馬戲是大毒草，雜技不能反映毛澤東思想。將所養狗十九隻送科學院生物研究所供實驗，五頭熊電死食肉，五隻羊送動物園飼養，六匹馬送交農場。其它駱駝、水牛、猴也做了處理。在收回時已僅存二隻狗、六匹馬、兩頭駱駝和一頭小牛。

 

[按]　毛澤東把庭院植花養草和室內盆栽花卉指為資產階級的享受，至文化革命進而及於馬戲團的動物。他所仇視而圖革除的是一切自然界的美好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活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殘的，殃及禽獸，豈止國民而已哉！

 

6月19日

《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

工代會、紅代會分別舉行紀念大會。謝富治在會上指出：前一段社會上兩大派的對立，妨礙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給外省市的運動帶來了極惡劣的影響，嚴重地干擾了主席的戰略布署。兩大派應該好好學習主席的這一個劃時代著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聯合起來搞大批判。陳伯達、戚本禹也來到會場，肯定大會開得成功。

 

6月20日

駐京海陸空三軍、二炮、總後革命派在北京軍區召開鬥爭羅瑞卿大會，軍內外60多個組織幾萬人參加。劉志堅、王尚榮、楊勇、廖漢生陪斗。

北京地院及在京地質系統革命派鬥爭陶魯笳、鄒家尤等。

 

6月21日—25日

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

       

6月21日

中央軍委發布關於軍隊院校、文體單位來京和外出串連人員，限期返回本單位進行鬥批改的通令。

凌晨，周恩來接見去××地區執行業務的“六·二六”醫療隊全體成員，指出：醫療隊下鄉是衛生系統鬥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就要象這樣打倒。

周恩來電召江西省委書記劉瑞森、郭光洲、黃光來京，匯報江西問題。

由姚文元率譚厚蘭等七人組成的紅衛兵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歷時18天。

  《紅旗》轉載《文匯報》文章《念念不忘階級鬥爭》一文時特加按語，其中說道：

《文匯報》指出：“我們絕對不允許為個人爭權。這個罪惡的念頭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權’字與‘私’字攀上了親家，一門心思想着‘我’這一小團體的‘權’，或者‘我’的‘權’，這就等於眼睛蒙上了黑布，什麼也看不見，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竅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見時，就輕易地給對方扣上‘老保’、‘逆流’、‘復辟’等大帽子，並且不分青紅皂白地提出要再奪權，發展下去，甚至會去奪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權，會把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這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無論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還是正在籌備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這個鬼纏住。這一點，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過程中和奪權以後，對人們的新的嚴峻考驗。

 

6月22日

中央就國防科工委所屬單位進行軍管作出補充規定。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關於對國防工業部、國防科學技術研究院及所屬單位實行軍事管制的補充決定(試行草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對××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完全適用於國防工業部、國防科學技術研究院及所屬廠礦企業、科研、設計單位和基建單位的軍事管制工作。上述單位是國家重點保密單位，為了確保國家機密，特作如下的補充決定：

一、不是國防工業部、國防科學技術研究院及所屬單位和廠礦的革命群眾，一律不得前去串連。

二、國防工業部(院)及所屬單位和廠礦的革命群眾，可以在業餘時間，只能在本地區、本部(院)範圍內串連，但不得涉及國家機密。特定的機密要害部門和單位，外部門、外單位的革命群眾，均不得前去串連。

三,  國防工業部門及其所屬全體人員，必須提高警惕，加強保衛、保密工作，防止失密、泄密。

 

中央發布增加收入、節約開支的通知。

李立三被迫害致死，終年68歲。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紅衛兵聯隊”以“搗毀潘、吳王朝”為口號，對他們曾擁為革命幹部的潘梓年、吳傳啟進行揭發批判。

 

6月23日

黃永勝批准了本年春廣州市公安局軍管負責人起草的《關於揪叛徒工作的請示》及附件《第一號調查方案》，秘密對葉劍英的“叛徒”問題進行調查。

《人民日報》介紹了《山東革命委員會關於認真轉變作風的若干規定》。這個《規定》要求革委會成員嚴格要求自己，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認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6月24日

中央對浙江等地來京談判代表規定六條，責成遵守。

中共中央通知

浙江、江西、廣西、湖南、河南、鞍鋼、鞍山市來京會談的代表團同志們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軍事管制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部委：

為了保證各地代表團在京會談的順利進行，有利於中央對各地問題的解決，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團中有爭論意見的雙方，能夠達成協議，保證以下六條能在各地實現：

一、                  不上街遊行。

二、                  互不打架，互不衝擊。

三、                  不抓人，不扣人。

四、                  不阻礙鐵路、公路、輪船運輸。

五、                  不動員農民進城、攔路、攔車。

六、                  不奪槍，不開槍。

達成協議後，雙方應立即用電話通知回去，保證切實執行。

 

《解放軍報》在發表《正確對待兩種不同性質的當權派》一文時特加按語：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區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當權派，認真抉擇革與保的問題。

人民解放軍西藏自治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摘錄)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1967年5月11日決定，由張國華等九同志組成西藏自治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張國華同志任主任委員，任榮、陳明義二同志任副主任委員，於6月24日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區革命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建立之前，西藏自治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對全區各項工作實行統一領導。

 

周恩來講話：全國二十九個省市有六個站出來了(上海、青島、山東、山西、貴州、黑龍江)現在在北京正在談的有：浙江、江西、廣西、湖南、河南、甘肅六個省。還有兩個需要解決，還沒來北京，是湖北、寧夏。新疆還沒有定局，吉林、遼寧還沒有解決。主席說：現在不是三、四月了(毛曾說三、四月見眉目)，而是六、七月了。

周恩來接見農政、農辦兩派代表，提議對譚震林先從人民內部矛盾進行批判、組織一千人的會，便於控制。他表示，傾向於先把秦化龍的問題搞清楚。

康生、戚本禹接見河南×××，指示(1)要注意二·七公社內部分裂；(2)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和群眾。

張春橋接見浙江“省聯總”代表，指出從現在準備奪權到掌權，要有長遠考慮。一個政權總要多數人掌握，即使是對待暫時的同盟者，也要照顧。現在上海每個月開一二次鬥爭陳、曹大會，這樣使人不要忘記大方向。

 

[按]　杭州兩派，“省聯總”(造反派)與“紅暴派”(保守組織)。後者保江華，支持軍管會主任龍潛，認為二月奪權是曹祥仁(書記處書記)操縱的機會主義假奪權。

 

6月25日

《人民日報》在轉載《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一文時特加編者按語：

指出：劃清二者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增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與紀律性，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面前的重大問題。

 

6月26日

中央警衛團被派至北京針織總廠及其所屬兩個分廠進行“三支兩軍”，毛澤東指出：

1.            下去以後要作好宣傳工作，要作深入的、細緻的、艱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廠子裡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於工作。

2.            下去以後不要匆匆忙忙表態，經過調查研究，如果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逐步地把他們聯合起來。就是兩派發生嚴重對立的群眾組織，不願聯合的只是少數幾個壞頭頭。

3.要向工人群眾學習，不怕犯錯誤，錯了就改。要關心群眾生活，組織個醫療隊，給他們看病。

 

經康生授意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出電報：“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

             周恩來接見上海市革命幹部、革命群眾代表說：北京學生左右運動。余秋里還未解放，就是學生搞的。李井泉是三反分子，是林彪同志指出的，鄧小平平時不工作，打麻將，言論很少。工業七十條是唯一能打倒鄧小平的材料，是他親手搞的。全國六個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有十三個省建了革命籌備小組。浙江、甘肅、雲南有較大反覆。杭州問題中央開了六個會，還沒有解決。中央最近對六個省有個文件，提出六個不准。這六個省要我回去討論解決。

康生、謝富治、王力等接見雲南兩派代表，康生說：中央歷來認為，“炮兵團”、“八·二三”都是革命組織。希望通過學習，達到大聯合。

 

[按]　同屬“炮兵團”觀點的有“炮兵兵團”、“三·七炮兵團”、“共產黨宣言公社”、“紅旗兵團”等。屬“八·二三”觀點的有“八·二三戰鬥團”。“一·一八戰鬥團”、“一·二六戰鬥團”、“紅炮兵”等組織。它們是分別在66年9月、10月成立的造反派組織。67年3月軍管後矛盾擴大，雲南軍區支持“炮兵團”；昆明軍區支持“八·二三”。

 

李富春在全國生產供應會議上講話：當前要狠抓農業、煤炭和交通運輸。

李鍾奇、丁國鈺接見北京中學造反派，李鍾奇說：“中學軍訓中存在着缺點錯誤是肯定的，但是我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決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右傾投降。”丁國鈺說：“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訓是毛主席提出的，對解放軍要堅決擁護，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把矛頭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陳伯達在清華大學接見師生代表時提出：文科要徹底改革，理工科要研究出一套教學制度。

由“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聯絡處”組織，有工代會、紅代會、中學紅代會等一萬餘人參加的大會，鬥爭羅瑞卿。劉志堅、蘇振華、許光達、劉震、李聚奎、張宗遜、王尚榮、雷英夫、向忠、史進前、成鈞等陪斗。

四川“紅成”赴京告狀團舉行誓師大會，二十多萬人參加。會後，相繼來京。揚言“活捉劉潔挺，拉着上北京”。

 

6月27日

北京航空學院決定：從7月3日起，開始複課鬧革命。

 

6月28日

中央發布《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

中共中央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 　中發(67)200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揭露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包庇的叛徒集團，挖出了一批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分子，對於純潔黨的組織，對於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也存在着一些問題。為了更好地進行這項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規定：

(一)對一個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結論，是一件嚴肅的政治問題，是關繫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布材料。

(二)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它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黨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

(三)要把有一般歷史問題的幹部同叛徒、特務，嚴格區別開來。

(四)各群眾組織不要借“抓叛徒”的名義，進行宗派鬥爭，互相攻擊，轉移鬥爭大方向。

(五)有些群眾組織，混入個別的叛徒、特務，應當清查，但別的群眾組織，不得藉此來打擊這些群眾組織。

                                                                                                                                               

謝富治在市革委會上講話：西安大學成立革委會時，大搞排場，鋪張浪費，出席人數37．6萬人，主席台五個彩門，請帖套印六次8千張。到北京、上海請人參加，用錢上萬元。北京市革委會成立犯了兩個錯誤：請了幾個劇團演了幾次戲；請了五省代表，開了不好的先例。

戚本禹接見河南“十大總部”代表。當“公安公社”成員說自己大方向始終正確時，戚說：始終是錯誤的，干盡壞事。你們都是保守組織，喊打倒劉建勛就是大方向錯誤。紀登奎也打不倒。

 

[按]　河南造反派為“二七公社”。“十大總部”則被指為保守組織。屬於前者的還有鄭大“革聯”、鄭鐵機務北段“八一”、河醫“東方紅”、開封師院“八·二四”、新鄉師院“八·一八”等。屬於後者的還有鄭州“鐵軍”(中學)、省“革命職工造反總部”等。

 

外交部召見緬甸大使，抗議緬甸“反華暴行”。

 

6月29日

中央發布防止鋪張浪費的通知。

附件：四個紅衛兵給江青同志來信“摘要”：

最近，×地有幾個學校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員會，其規模之浩大，場面之豪華，實在使人驚訝，他們不是節約鬧革命，而是大搞鋪張浪費。

××學校聯合開慶祝大會，成立革命委員會。參加大會者達三十七萬六千人，幾乎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參加人數的四倍。僅籌備這次大會，就花了國家財產近萬元。據說燈炮一項就用四、五千元。

××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參加大會者達三十一萬人。在排場、闊氣方面比前者更甚。張燈結彩，花花綠綠，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也是僅籌辦這次大會，就花了近萬元，僅電線一項就四千元。

××大學召開紀念革命造反派一周年大會，也大搞浪費主義、風頭主義、大少爺作風。

一些中等專業學校，也學了“老大哥”的樣子，在成立校革命委員會時，也大講排場，大講闊氣，花費不少國家財產。

××大學也要成立校革命委員會，該校革命造反派的不少同志認為，應該隆重慶祝，但必須突出政治。他們說，熱烈首先應該表現在政治上，表現在突出毛澤東思想上，表現在大造革命輿論上，而不應該表現在與外校比排場、比闊氣上，不表現在大搞花花綠綠上。因此，他們強烈要求這次校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成為節約鬧革命的樣板”。但校籌委會的某些人及其支持者，對這些意見都聽不進去。這些同志專在大會的布置等形式問題上“狠下功夫”；一個大會的主席台，設計就長達三十四米。校里要搭彩門五個。為了人多勢眾，不惜違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從工廠里調回了六五級畢業班臨時分配的學生。特別是搞的那個“請帖”實在是豪華之至，每個“請帖”價值五分錢之多，共印八千張，花費數百元。來信人談到這裡，痛心地說，去年“十月六日我們在北京開會時的請帖是手寫的。可今天，我們卻變了！”另外，籌委會某些人還準備派三人帶上三百多元去上海“請客人”，後因籌委會許多一般工作人員的堅決反對，搶了他們自己開的介紹信，才未去成。

來信人提出：籌委會的某些人為什麼要講排場，講闊氣呢？因為在他們看來，該校成立革命委員會，如果在排場、闊氣方面趕不上××兩校和××學院的話，就是“丟人”，會被人看不起，就會沒人來參加大會，會就不會開得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來信人認為，這種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關繫到“掌權以後的籌委會(以後即革命委員會)將向何處去？”的問題。來信說，這個問題不只是一個學校、一個地區的問題，它是帶有普遍性的傾向。若不給予糾正，是很危險的。

 

周恩來、康生等接見江西來京兩派代表，要求貫徹6·24通知，不許奪槍，要保持鐵路暢通，動員農民返鄉。

河南軍區參謀楊松峰代表軍區向“二·七公社”表示支左犯了方向錯誤，要堅決改正，支持“二·七公社”。政委何運洪承認“錯誤在我”。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江西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一封信，要求立即停止奪槍，退出軍事機關。

上海“支聯站”、“聯司”在獲悉王洪文決定7·5以前將踏平“聯司”的情報，舉行反擊，雙方發生武鬥，傷200餘人。

 

6月中下旬

雲南、江西、浙江、東北等地不斷發生武鬥，一部分群眾衝擊軍區，奪取槍支彈藥。

河南省鄭州、洛陽、開封、新鄉等地大規模武鬥，繼“十大總部”焚燒鄭州國棉六廠紅色大樓之後，洛陽“公檢法總部”、拖拉機廠“籌委會”和洛陽“籌派”於6月19日使用大型推土機和吊車將拖技校“8·16兵團”的紅色造反大樓砸壞。接着，他們又火焚了洛陽一高“井岡山兵團”的大樓。

 

6月30日—7月2日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五樓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進行兩憶三查(憶受壓迫、受迫害之苦，查動搖性、查工作、查鬥志)為主要內容。並作出決議，提出口號，準備重新打開反周恩來的局面。

 

6月下旬—7月初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公開散發毛澤東語錄、像章及其它宣傳品，遭到緬甸政府和當地民眾的反對，由此發生了反華騷亂，雙方關繫緊張。中國政府指責緬甸政府策劃一系列反華暴行。自6月30日起，北京、上海、昆明數十萬人連日舉行示威，支持中國政府聲明，抗議緬甸政府的暴行。7月1日、5日，外交部又兩次照會緬甸大使館，提出最強烈抗議。隨後，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後，中緬關係始行恢復。

 

6月

中央對西藏、福建、浙江等省、鐵道、交通、郵電、物資、石油、財政、林業、化工、煤炭、水電、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以及華北局相繼實行軍事管制。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國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資派”鎮壓下去的造反派再度崛起，反擊“二月逆流”餘波。成都軍區發表公告，為川大“8·26”平反，指出“二月鎮壓”是方向錯誤。月底，河南軍區向“二·七公社”承認軍區支左犯了方向性錯誤。保守組織“十大總部”、“公安公社”中的群眾紛紛殺回馬槍。

邱會作指使總後文化革命辦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編集有關徐向前材料，稱徐是“一顆大定時炸彈，是個標準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戚本禹在一次講話中，談到大聯合問題，說：

群眾組織之間要聯合，只要是願意革命的都要搞大聯合，不管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搞聯合。搞大聯合，不要搞山頭。總的趨勢是要搞聯合，使工廠穩定下來。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進行整風之後再聯合。現在不適宜搞很多組織，不要象運動初期那樣了。大海舵行靠舵手，毛主席提出了要大聯合，三結合，舵已經轉過來了。你還要按過去的那樣走下去，那就錯了。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戚本禹說，如果誰把人打死、打傷，軍代表要處理。必要時，要用軍隊把他抓起來，情節嚴重的槍斃。我講的你們可以宣傳，打死人要償命，打傷人的要軍代表抓，不管你多大理由。“砸”也不對，搶、抄家是不允許的，只有公安部門有權力。抄人家的東西要處理，現在只是沒有時間，將來對這種人要開鬥爭會，搶了東西交不出來的，要扣工資，搶了東西歸自己所有，是貪污盜竊行為，輕者賠，重者抓起來。黑幫的東西也不能抄，就是抄了也要歸公。我們是有政府主義，要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只是沒有時間，他們猖狂一時，也沒有什麼，將來一網打盡。三個月後處理。

第六節    全國大武鬥  徒有其名的大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