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六节 全国大武斗 徒有其名的大联合

 

7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五人支左小组对八机部实行军管。

李富春接见冶金部造反派，指示要批判工业《70条》，然后根据毛泽东的《鞍钢宪法》进行改，要先破后立。

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治部的通知中指出：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接见财贸联委、财贸各派代表，对各派联合召开庆祝党46周年大会表示支持。并表示届时将参加。

外交部照会肯尼亚大使馆，抗议肯宣布我驻肯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曾于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君羊被捕。

上海革委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联司”与“支联站”。

三十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捕。王莹也相继被捕，1974年3月3日冤死狱中。

 

[按]              外传江青迫害王莹致死，是因三十年代在业余剧人协会排演夏衍的《赛金花》一剧中，争饰主角赛金花失败，怀恨报复所致。据魏贻昌编《江青外史》，争演《赛》剧是业余剧人协会与四十年代剧社间的矛盾。业余剧人协会中饰赛金花者为徐胜，蓝苹则饰一妓女。她们的演出因业余剧人协会最后放弃、改演由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欲魔》而作罢。江青迫害三十年代在沪的同行，不论恩怨，甚至于在困境中照顾过她生活的保姆亦所不免，最典型的贾雨村劣质，原不必有特殊矛盾也。

 

7月2日

毛泽东由康生等陪同，接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等人。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停办出国师资班。

新华社以《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为题，欢呼《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重庆市革筹会、警备区再次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停止武斗，呼吁大联合，然该地武斗益形加剧。

 

7月3日

戚本禹对文艺界讲话：现在文艺口应复课，所谓复课，“马上学习不行，主要搞斗、批、改”。在外的都回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的“七·三”指示发表三周年，表示坚决贯彻毛的教育方针，为建立和巩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

北航最早开始复课闹革命，表示将以“五·七”指示为奋斗之最高纲领，进行斗批改。

首都文艺界和大中学校红卫兵五万余人在午门广场集会，抗议缅甸奈温政府反华行为，会后游行示威，前往缅使馆抗议。

 

7月4日

陈伯达接见天津代表时指出：走资派只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

戚本禹来到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揪刘少奇前线指挥部，挑唆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是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

中央办公厅责令刘少奇向“新八一战斗团”交出认罪书。

下午，“斗薄一波、批余秋里、谷牧联委会”召开“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工交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九十多个单位参加。

林业部“东方红公社”发表声明：坚决打倒谭震林。

在中央的调解下，广西两派签订《十条协议》，规定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毒打、逼供对方人员，不准煽动农民进行武斗，维护交通秩序，不许抢枪、开枪等。然实际是一纸具文。

 

7月5日

毛泽东就大修他的塑像一事批示：“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制止。”

陈伯达接见教育部各派，要求实现联合，组成一个约50人的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这些人通过选举产生，作不好可以罢免。

《人民日报》报导：

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原则是：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也学一些专业知识，为实现5·7指示探索途径，为在航院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奋斗。学工、学农、学军可以在校内、校外。当前以校内为主，以后逐步扩大到以校外为主。学工可以是与航空专业有联系的，也可以是无联系的如搬运工、清洁工、服务员等。

北京其它高等院校也立即仿行。

 

7月6日

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主席还说：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改不下去。

陈伯达在接见市革委会委员和大中学校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两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联合。

 

7月7日

            毛泽东讲话：

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都反对它。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无遗，

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象是我们孤立，实际上它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联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的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经林彪批准，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负责销毁四月中陈虹等自上海取回之“通天”材料。周恩来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代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一包材料一并销毁。”毛阅后，曾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由于随即谢富治赴云南，继而杨成武随毛南巡，故销毁一事遂被搁置。

北京市革委会指示：三军演出问题，要支持原来演出的一派。

晨，山西太原太机“四野”查封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而成立了“地下政法公社”。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组办公室也被查封。

 

7月8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接见解放军军训会议代表。时，大中学校军训已告结束。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时，引述毛泽东1964年讲话，“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叶的谈话中指责贺龙一生专搞秘密活动，到处树自己的山头，几十年做了不少坏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与刘邓接触结合的非常紧，是有阴谋、有野心的。

王力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讲话：李井泉人很阴险。去年10月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着李的鼻子说：四川出了问题你负责！林彪同志在去年11月工交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李井泉是个大黑帮。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广州军区广东省军管会负责人孔石泉、温玉成、陈德等到中山大学与中大“红旗”，中大“8·31”造反派见面，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

 

7月9日

刘少奇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递交认罪书，然学院的另一派“八一战团”却抗议刘将检查交“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揪刘紧急动员令。其它院校也掀起揪刘新高潮。

刘少奇的《认罪书》(摘录):

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据新华社报导，八个月内，在117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行《毛主席语录》80多万册，14种文本。

《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洪平：《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及洪晓斌《坚决支持革命干部站出来》。

总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斗争罗瑞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郝治平陪斗。11日，装甲兵机关造反派也开会斗争了罗瑞卿。

 

7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对河南省军区支左中所犯错误检查的批示。

批示说: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周恩来电告陈再道：“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武汉各派代表无须来京。

晚，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叶群、戚本禹等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出人员，以示支持。

戚本禹继周恩来、康生在7月4日接见河南造反派后，又于本日晚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分代表，肯定“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公安公社”有坏人操纵。

首都造反派250多个单位本日晚在地质学院大操场举行“坚决支持四川革命派大会”。时，成都“产业军”组织已形崩溃，然对中央所批准的革筹会不服，纷纷上京告状，人数多达万余。

 

7月上旬

戚本禹谈中央批陶的打算。

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请示批陶的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问题全国怎样布置？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江青同志请示过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那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西行纪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它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上海时代中学有个革命小将陆荣根，看过三家村的毒草，联系到陶铸的问题，首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受到迫害死去。报纸上可以先发这个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广州加按语。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来批判，他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先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铸戴上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那里审？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7月11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红代会致开幕词。陈伯达、傅崇碧、丁国钰到会。陈讲话，号召学生进行“教学改革”，说：“你们是创造这个新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倡议书》。

 

7月12日

周恩来、陈伯达、萧华、戚本禹、黄永胜等接见湖南代表，要求制止武斗，军区要好好改正错误，不再扣人。准备召集有关人物来京，商量解决湖南问题。

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授意对彭德怀进行揪斗。

张春桥在接见南京代表，谈及有人挑动农民进行武斗时，说：毛主席最近指示，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必须制止武斗。

 

7月13日

下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及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情况，指示：“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会上，毛泽东决定南巡，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随行。据王力透露，毛南巡是要亲自就地解决武汉地区大联合、三结合和建立革委会问题。（《王力反思录上》第134页）实际上，恐另有阴谋，即使自己离开中南海，而让造反派放手揪刘。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正式在中南海西门外扎营，坚决要求揪出刘少奇。其它院校、机关纷纷前往声援。

中央发布禁止挑动农民进行武斗的通知。通知指出: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规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枝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指示。指出:

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康生在接见山西代表时谈彭真问题：

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了这个东西，烧了有关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了亏的。1949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找不到，就是安子文1949年派人到太原销毁的。

陈伯达接见福建上访人员，指出韩先楚是个好同志，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讲话：

总理很忙，中央文革小组很忙，整天通宵干。八万人进京告状，北京一天安排许多接见，解决各省问题。过去中央文革小组集中一块和一个省谈，现在不行了，只好分成几摊一块谈。伯达同志抓了江苏，还有高教，很忙。山西解决快了一些，现在大武斗，刘格平、张日清天天在京西宾馆解决问题。山东一开始作错了，中央一帮助，杨得志很快扭过来，形势就大好。

据报导：北京市130多所中学，经过军训，实行联合，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然实际上徒具形式，派性对立依然如故。

 

[按]　所谓“三结合”，毛最初提出是就干部年龄上，老、中、青三结合。后来的实际含义变成为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组织代表三者组织的政权机构，实际的权威是军代表，这批人对政府行政、机关专业则一窍不通，而又骄气十足。实际上他们本是部队以支左之名而处理的内定转业成员。他们一朝掌权，首先把家属迁来转为城市户口(军官家属多农村人口)，然后是滥占权力，侵公肥私，而所谓不正之风大行矣。

 

7月上半月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李再含组成中央代表团去成都等地，处理西南三省问题。

 

7月14日

晨，周恩来飞武汉，为毛泽东南巡作安排。随行者有李作鹏及海军、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周飞抵武汉后，始由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通知陈再道、钟汉华，令他们前往空军驻地会见。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应周恩来电召由四川抵武汉(同行的有北航“红旗”四人)，以调解武汉两派严重的对立局面。临行前，与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在重庆接见两派代表。王力讲话：54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是第一支向中央检查支左的错误的，是中央信任的，现在提出揪赵永夫式的人物是错误的。要立即全面制止武斗，三方(井司、保革派、砸革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国华、刘结挺同日发布了在重庆立即全面制止武斗的六条规定。

5月中以来，武汉两派武斗激烈。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的“百万雄师”，引起造反派冲击军区，倡言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武老谭)，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周恩来曾指示暂不露面。谢、王则上街看大字报，有意公开身份。中央文革早认定武汉有问题。林彪就曾多次对吴法宪说：武汉军区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江青4·16讲话，亦明确煽动造反派冲击成都、武汉军区。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亦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而军区不服，两派严重对立之局已成。

周恩来指示陈再道、钟汉华准备汇报，作出检讨。

晚，毛泽东在杨成武等陪同下，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毛在火车上与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该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要求在7月18日开会当面批斗刘少奇。

林彪指使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陷害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

晚，北京红代会等50多个组织三、四万人在地院大操场集会，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造反派反对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的斗争。

“5·16”分子在农口各局及大街上发散宣传品“打谭攻周”。

 

7月上、中旬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以财贸口和农口为中心，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攻击周恩来的传单。

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五个军区发生群众冲击部队事件。

 

7月15日

康生讲话：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军内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提高军队的思想水平。要从大局出发。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第二，山西省军区调农民带枪进城。第三，山西政法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地对待群众，有些军分区，尤其是晋中军分区，那样反对陈永贵呵！不采取措施解决，要犯大错误。

戚本禹将中央办公厅吴良恩提出的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报告，报请陈伯达、江青、康生决定。江、康画圈同意；陈在刘后，加上“邓、陶夫妇”。江复指使戚本禹在开会的同时，进行抄家，图获取有利于加罪刘少奇的有关日记、文件。

 

[按]　观此，益知毛泽东之南巡，乃把自己腾出身来，放纵群众围攻中南海，以达到彻底打倒刘、邓、陶的阴谋也。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彻底批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动员大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给刘少奇发出勒令，迫使再次交出检查。

勒　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毅)大军”，进驻外交部。

谢富治、王力违反周恩来保密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被群众认出后，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谢、王亲往造反派处发表讲话。

中南地区公开在报上点名批判陶铸。

国务院致电淮南，令停止武斗。

 

7月15日、16日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毛在听了武汉地区情况后，又指示：文化大革命要在68年春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7月15日—18日

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与部队高级干部听取支左工作汇报，王力、谢富治参加。在毛、周逗留武汉期间，随行的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吴法宪指令刘丰将武汉空军的领导人火速召来武汉。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也奉令来到武汉。

 

7月16日、18日、19日

戚本禹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不仅什么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会被抓起来，杀头。”

 

7月16日

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讲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大破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要出好文章。戚本禹说：刘邓是吃人的野兽，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彭德怀是野心家。贺龙是土匪，他要当皇帝，叫真龙天子，他若得势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主义，贺龙一脑袋男盗女娼，他们是革命的同路人，跟毛主席是假，真正本性是要吃人。必须批倒批臭。首先各报纸要制定批判计划，作为头等任务；第二、红代会要组成专门批判小组；第三、加强材料工作，互通有无；第四、建议扩大批判联席小组，召集各校批判小组会商、互通情报，由十人组成：《解放军报》赵一雅，《人民日报》唐平铸，《红旗》林杰、金铁群、李广文，《文艺组》金敬迈、郑××、潘世民、杨勇志、阎长贵。

 

7月17日

军委看守小组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吴法宪任组长；小组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此即军委办事组的前身。该看守小组亦称军委四人小组或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其任务是负责看管已经瘫痪的总政，负责驻京部队及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因全军文革亦已垮掉)，然当时这一组织不对外公开，亦未正式下达文件，只在7月1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成立。

北京市中等学校师生召开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誓师大会。《人民日报》报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北京蓬勃开展。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6955部队支左经验后，广西4·22造反派气势大张，与保守派群众对立益形激化。晨，保守派群众围攻新华社广西分社。

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布置揪刘事宜。

建工“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离开中南海，否则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北京电机厂来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战斗。

 

7月18日

据王力回忆，毛与他谈话中曾说及：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夸赞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周恩来在武汉为军队支左会议作总结，指示军区给“工总”平反，释放朱鸿霞，支持造反派。晚，周携陈再道、钟汉华往见毛泽东。谢富治、王力在座。当毛听说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工作作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作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作好了，思想工作作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毛又对陈、钟表示：我要他们作工作，作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当场指示谢富治、王力，设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组织来访，作思想工作。

周恩来在武汉、湖北军区干部会上的讲话： (摘要)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的领导问题解决，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的出来，很多人支持。2·8声明尽管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

“百万雄师”是4·2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得“百万雄师”得到合法的发展。在军区开过会，6·8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对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方案的影响。人武部、独立师(8201)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表现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1．    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   重的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解放有关案子。

2．    肯定“三新”、“二司”、“ 9·13”、“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  心。

3．    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到我指名的影响。

4．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来帮助。

5．    “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6．    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7．    军区要承担责任，要对部队做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好这个工作是不行的。

8．    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态度要澄清。军区有错误改了就行。

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

 

晚，周恩来飞返北京。谢富治、王力随即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受压制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康生接见河南代表时讲话：

2月17日《河南日报》事件后，毛主席就立即指示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解决河南问题。主席再三指示，找双方，不是一方，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我们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市区广大群众问题的重大方针。河南省军区何运洪、徐文礼一直拒绝，有意识地企图将“二七公社”压垮。错误的把矛头指向刘建勋、纪登奎，而不是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犯了方向性错误。6月27日才送来检讨报告。中央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压了二十多天才发布。

李富春、李先念接见鞍山代表，呼吁无条件停止武斗。东北有三分之一的机动车辆压在鞍山，不停的武斗使车辆不能装卸。

戚本禹请示：为弄清王光美与美特关系问题，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意见，对杨承祚[1]、袁绍英进行拘留审查，得到批准。杨在20日被拘审；22日袁被拘审。随后被拘的还有沈其震、曹亮、梁淑德、苏士文、马国钧、张重一等。

建工“八一战斗团”部分人于零时开始绝食斗争。誓词云：“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晚北京100多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齐集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戚本禹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可以低头弯腰。”当天，中南海中央秘书局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夫妇，强迫低头弯腰。邓、陶夫妇亦相继挨斗，他们的家先后被抄。根据江青指示，这边斗，那边抄，要派人换上便衣，像是从外面来的人。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尽被抄走。会后刘少奇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

据《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王光美，刘少奇正在操场上挨斗……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的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刘几脚，打了一个耳光。……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第472页)据李的记载，当毛泽东事后听到李的报告时说：“文革小组作事不听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

             《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一文，指责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破烂”，“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

工交、外事、财贸、卫生、统战、民委、学部、新闻出版单位造反派三万余，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

晚，“新北大”召开揪斗邓小平、彭真的誓师大会。

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与“联司”再次武斗，“东方红”队员解福喜受伤身死。晚，上海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为解福喜身死事声讨“联司”。

 

7月19日

康生在京西宾馆传达毛泽东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向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近百个单位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苇草棚一字相连，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高呼。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向刘少奇示威。群众不断冲击中南海各门，周恩来疲于应付。

清华“井冈山兵团”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讲话。北京及全国各地近100个组织前往“揪刘火线”扎营。旋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广泛与全市及全国各单位联系，把揪刘运动推向新高潮。他们提出(1)勒令刘少奇交出第二、第三份认罪书；(2)背靠背进行大批判，争取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武汉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的四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300多人的会议上，又讲了同样的意见，“百万雄师”组织的广大群众被王力在水电学院的讲话所激怒，声讨王力的大字报贴满武汉街头，要求揪斗王力。傍晚，省直属机关的干部，驻武汉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以及“百万雄师”的群众乘上百辆卡车和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涌入军区大院，质问军区，要求谢、王接见。王拒不见面。队伍又涌向谢、王下榻的东湖宾馆。

 

7月20日

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数十辆卡车、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上午7时许，200多名“百万雄师”代表冲进东湖宾馆谢富治、王力的住处，独立师与二十九师战士亦随之涌至，将王力带至军区大院。接着，“百万雄师”数万人乘坐200余辆汽车，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王力！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臂带“百万雄师”袖章，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参加游行。游行持续至23日。湖北一些县市和外省群众组织，也纷纷来电支持。街头出现“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的大标语。

上午，林彪亲自写信给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戚本禹、陈伯达进行了修饰，最后又签上江青的名，由邱会作持信飞至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间形势紧张，主席的安全已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同时，张春桥亦乘专机飞往武汉，并于下午四时转飞上海，安排毛向上海转移。

晚9时，周恩来从北京赶飞武汉，同行的三架飞机尽载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的战士改在山坡机场降落。吴法宪布置空降部队控制山坡机场，以保护周的安全。周责令军区交还王力。此时王力已由军区从群众手中索回，军区政治部主任叶明将王力交付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带往二十九师师部。张为讨好王力，告诉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叛乱，已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要抓你。于是又将王力带到小洪山上，躲藏起来。在山上王力对张说：冲东湖宾馆是有组织的行为，海陆空三军的人都有，东湖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据湖北省委统计，湖北省在“七·二O”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

在“七·二O”事件前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北航韩爱晶等数十人审斗彭德怀，韩动手殴打，肆行暴力摧残。其众亦随之拳打脚踢，致使彭肋骨折断，伤及肺部，身体多处受伤。

据北京卫戍区1967年7月20日对中央文革的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1日

凌晨2时，毛泽东乘机离武汉飞上海。

 

[按]　毛在国内巡行，例不坐飞机。这是破例的一次。当离开宾馆时，是由后门乘武汉军区的小车，大卡车在前面开道，亦从所不曾有，故“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王力语)，可见其狼狈。

 

刘丰至二十九师，将王力接至武汉空军司令部。

下午3时，戚本禹电话发出紧急动员令：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大中院校红代会马上开始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拟定类似这样的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蛋！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等。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进行。马上搞示威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间由现在开始，搞二天到三天。(红代会通知：标语口号不得出现王力、谢富治的名字)根据这一布置，全市蜂起集会游行，并连夜波及全国各地。

《动态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海陆空三军、炮兵、二炮、工程兵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动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十一日下午，北大、清华、北航、师大、地院、矿院、体院等高等院校均发出紧急动员令，并立即出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冒雨进行。”“北航约六千人参加了游行，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武汉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北师大全校开大会，向武汉三钢等造反派组织发出声援电，会后六千人参加了游行。”

 

大批武汉“百万雄师”成员乘车入京。车入永定门站，红代会及卫戍区包围检查，扣留80余人，然大部已进入市内。中央文革发出指示，要求各学校安排吃住，作分化瓦解工作，避免武斗。

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成立。全国各省市造反派对绝食揪刘斗争表示支持。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接见绝食揪刘战士。

总参、总政、国防科委、北京军区、二炮、防化工程兵、装甲兵、通讯兵和空军、海军驻京单位揪斗彭真、张爱萍、萧向荣、刘志坚、梁必业、李聚奎、杨勇、廖汉生、苏振华、刘震、成钧、陈鹤轩、张乃更、宋烈及许光达、谭友林、铙正锡等。

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发布通告，对与“工总司”长期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通牒，要求把7月18日厂内两派武斗中，打死解福喜的凶手交出候审。

                                  

北京市就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提出意见草案。草案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毕业生应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结合，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首先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当社员，这是同贫下中农结合的主要形式，这是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途径。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工人。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积极做好毕业生的安置和就业工作。

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河南各方代表，对河南、武汉形势发表讲话。

 

7月22日

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凌晨3时，王力在李作鹏、刘丰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刘丰报告吴法宪，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乘机车、摩托。吴即将情况汇报林彪。

上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要求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李作鹏则让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指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出面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发表《严正声明》，称“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当时，东海舰队已奉令向武汉靠近，以备不测。

张昭剑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

下午，谢富治、王力飞返北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关锋、姚文元、叶群等及群众数万人前往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将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调陈再道、钟汉华来京，并准备起草一个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

 

[按]　武汉7·20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3年以后，陈再道写了《武汉7·20事件始末》(另有《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O事件亲历记》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严重对立贯彻始终。造反派因为事实上成为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打手，丧失其反官僚专制统治的本始意义；保守派所要维护的，本质上就是官僚党阀的独裁统治及其特权利益。故他们间的互斗，从总体上无是非之可言。

 

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林立果以“红尖兵”笔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7月23日

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O事件”。

住在景山少年宫、来京上访的“四川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400余人连日与同住的河南“二七”、湖南“湘江风雷”、武汉“红二司”等造反派发生冲突。本日(23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前往制止，无效。武斗继续蔓延。地院“东方红”大批人马赶至。周恩来紧急指示：“北京的学生不要打‘红成’的，‘红成’的应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要打架，快点回成都。”

 

7月24日

凌晨3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奉召飞抵北京，住京西宾馆，立即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在叶群的布置下，北京街头布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叶群与江青、关锋、戚本禹等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下，乘坐几十辆小车绕京西宾馆巡行，以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北京揪刘联络总站下午在天安门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余万人集会游行。揪刘队伍继续扩大，1500余单位参加了揪刘总站。中央文革派人对绝食人员进行慰问，并劝复食。

北京大学揪斗彭真。接连二天，工人、农民、政法干部亦分别开会，揪斗彭等。

谢富治接见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校红代会核心组讲话称：在武汉，周总理有四点指示：1、“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2、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工总”要翻案；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三司”有点偏保、总理没有公开讲，我们讲了，都加在我们头上，有坏人(陈再道、钟汉华)来北京，在京西宾馆，北航去游行示威了，我们也可以去游行。

在接见山西代表时，康生、关锋说：张日清检讨仍不够，你们的苗头与武汉一模一样。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必须赶快刹车。

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写信并将诬陷张学思的材料给江青、林彪、关锋。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是张作霖之子。在东北时曾反对林彪，李诬张学思在海军“推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忠实执行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江青等复指张学思等193×年与东北军将领联名经延安新华社通电蒋介石一事，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迫害。

戚本禹打电话给新华社，责问为什么把新华社所编的绝密文件发给东北局、西北局及各部“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而不发给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他责令王唯真抓一下这件事。

 

7月25日

下午五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欢迎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归来的谢富治、王力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均出席。会前二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大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当即表示：林彪此举“十分英明”。会上，林彪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会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林彪还对萧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借陈再道问题，把矛头直接指向徐向前、徐海东等大批四方面军干部。在萧力的领导下，总政领导干部中分别扣上阎王、判官、小鬼帽子，被揪斗、关押、立案审查者达482人。袁子钦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下午，北京高校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富治表示支持。

蒯大富接受王力的示意，召集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合会议，指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后台，提出打倒徐向前。

康生告诉王力：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此后全国各报刊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高涨。

晚，在新华社送审的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持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全国不少地方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放炮八发、子弹一千七百发，造反派死伤甚多。

 

7月26日

中央发布关于纪念八·一节的通知。

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对陈、钟进行批判，并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全文五条，毛审批时，在陈再道的名字下加了“同志”二字；并批示：“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吴法宪在会上打了陈再道两耳光，斥责说：“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愤而退场。陈毅、谭震林也相继退去。会后，徐向前、徐海东家被抄。

中共中央就武汉军区党委所拟公告复电指示。这封电报是由毛泽东代拟的。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2]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承认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对所犯错误，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对过去受军区领导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并表示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东海舰队向“百万雄师”发出命令，限十二小时内交出武器。

戚本禹接见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代表时讲话：批判刘少奇，不要限于建工学院和十七年，要从安源批起。批刘可能要一两月，或者一两年。刘少奇该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不会不给，自有安排，水到渠成。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共同主持了约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陪斗。会后，载上卡车在市内游街。

 

7月27日

在林彪亲自主持的会议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第一政委。武汉军区独立师番号被撤销，撤离武汉进行整训改编。

中央致信武汉军民。

凌晨，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1)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2)由47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3)“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我们信得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应恢复名誉，恢复组织。“红联”、“高司”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4)中央着手组织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接见江西代表时表示，要打倒江西的走资派方志纯。并指责江西省军区吴瑞山检查不像样。萍乡人武部7月13日包围萍乡煤校，惨无人道。江西不准备实行军管，准备成立三结合筹备小组。

王光美奉命交出检查。

     河南发生“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查“百匪”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外交部抗议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因涉刘少奇案，由江青、康生批准逮捕。

 

7月28日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武汉“三钢”、“三新”、“三联”造反派时讲话：对敌人要狠，对少数不可救药的坏蛋象王任重、陈再道要打倒。

陈伯达、谢富治对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代表谈话：对聂元梓、孙蓬一不要上纲太高，要帮助她们。清华“4·14”不要与蒯大富太过意不去，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

谢富治在政法口讲话，说：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毛主席给我讲了不止十次八次。在二三月黑风中，做了不少坏事。支持造反派的少，支持保守派的多。公安部要狠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

戚本禹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出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少奇)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立即得到江青批准。同日，中央504专案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吴某等二人飞赴沈阳，成立彻查办公室。先后查阅了东北三省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与报刊资料，然一无所获。

首都及在京造反派数万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在人大召开赴广州问题串连会，组织“首都战广州兵团”，前往广州揪军内一小撮，矛头指向在广州打击造反派的黄永胜。

 

7月29日

刘少奇就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答辩。

南海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月×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于×月×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写信二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塞进去的私货，以下凡打上·者都是王光美亲笔写的)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浦)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还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的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说。”“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导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并认真的在革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周恩来接见二机部九院代表，要求造反派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要高姿态。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及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宣布同意在7月30日成立院革命委员会，陈伯达任名誉主任委员。粟裕、王建中等六人为军代表。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参加革委会。

中央机关及大专院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会场上有“5·16分子”散发传单，当场有四人被捕。

彭真向新北大革委会交“认罪书”。

王洪文作出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

1．设立临时指挥部。

2．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3．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4．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各组分口。

5．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同时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具体安排了埋伏、袭击、围攻和捉人等行动方案。

 

7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会纪要》。肯定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大家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以张达志、冼恒汉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支”、“两军”必须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

周恩来、康生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最后签定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军区支左犯了错误，主要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责。调原十五军空降师政委王新志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做军区工作。(王在武汉事件中保护谢、王有功)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聂荣臻、粟裕、戚本禹等出席祝贺，周讲话：号召打倒张劲夫，搞好斗批改。他为陈伯达谢绝担任名誉院长而表示歉意。

蒯大富召集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会后派出二百多人分赴全国，对徐向前进行调查。企图把打倒徐向前的声浪推及全国。蒯还策划了绑架徐向前的计划，不成。抢抄了徐的家和办公室。

 

7月31日

关于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指出：朱德要出席，徐向前及其它受冲击的老帅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历数罗瑞卿的种种罪行，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晚，上海“工总司”对“上柴联司”进行了突然袭击。“工总司”以左臂扎白布条为标志，出动了一百多人突然袭击“支联总部”，把正在开会的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走，关进了杨树浦公安局。

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说湖南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刘子云、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支持保守派“高司“干坏事，所搞“湘江风雷”材料不确。47军军长黎原表示：长沙武斗越来越凶，47军将出面制止。

 

7月末

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被抄的简报，批示：对所有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在总后大院召开五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二十多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并动手“触及皮肉”。

 

7月底8月初

揪刘队伍日更扩大，北京近2000个单位的造反派连日围困中南海，声言揪出刘少奇，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戚本禹前去表示支持。

很多省份发生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件，甚至抢劫战备仓库、拦截援越军用物资。湖南、广西、浙江、河北武斗益烈。

 

8月1日

《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文章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鼓动下，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愈益发展。军方亦擅自向支持它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两派斗争，许多地方演为内战。有的地方，地方与军队对立，进而发展为军队与军队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武斗。这篇社论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还我长城。”这篇社论的起草者为林杰，在陈伯达主持下，向关锋、王力念读通过。“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年初《解放军报》的一份宣传要点，其清样上署名者为胡痴、王力、关锋、唐平铸。( 同时可参见1月10日条；亦见7月25日康生告诉王力，汪东兴曾请示毛泽东，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凌晨，周恩来发表了有关贺龙的讲话(摘录) ：

两个结论：贺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肃反扩大化。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贺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一功。但他对过去的错误不承认，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主席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要照顾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政策，……你们说服大家背靠背的批判，多作一些调查。

 

《红旗》第12期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由林立果化名(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并重新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凌晨，首都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武汉市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五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历时五个小时，长江两岸、大江之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四百人被溺死亡。

8月1日出版的《批陈战报》登载：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几百人，在外交部前日夜僵持，要求揪斗陈毅。批陈联络站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8月2日

  首都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一万余人，今日下午在人大会堂集会欢迎由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周恩来在欢迎会上，向工农兵体院代表讲话，说：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负责。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戚本禹第四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2·4批示是错误的，在执行2·4批示时大捕、大肃流毒，更加错误。各军分区要认真检讨改正，对被煽动进城的农民要劝他们回乡。乱抢枪的现象必须立刻制止。

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全国各地在京造反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声援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坚决支持“红二司”等组织。

武汉造反派赴保定战斗队发表声明支持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8月3日

林彪在接见杨得志时作重要指示：

现在，一种是内蒙、青海的形势；一种是像你们那样，认错早改。要相信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对下面来的报告、电报，看得很仔细，对下面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红卫兵的报纸，主席都亲自看。

对主席的指示，最好是思想上能理解；如不能理解，就照办。如果什么都理解了再办就迟了。我们最好是不错。有的人错到底；你们未错到底，用你们的办法坚决改过来是对的。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只有毛主席才能发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革命过程中有些乱，临时乱一下不要紧，打仗还不是要伤亡人吗？只有在乱的当中，好人坏人才能暴露出来。

主席的政策是成功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对武汉、江西，都是主席下的决心。再三证明：主席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最聪明的是主席，我们这些人都是有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我们要坚决跟上靠下。跟上有点赶不上，只好照办。横直照主席的执行。你们随时要有报告，主席是有回答的。要坚决地跟两头，尤其是跟上头更重要。

局部要服从全局。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迟转不如早转好。

(济南军区党委已于八月六日将这一重要指示印发给团以上党委，要求向全体干部传达，并发出贯彻执行的通知。)

 

周恩来在接见贸持会时讲话，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要适合外国的觉悟水平，使他们能够接受。又：主席要我保余秋里，现在余秋里同志被批成这个样子，我还要保他。余秋里是忠于毛主席的。

首都中学红代会召开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全市中等学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

戏剧口所属的十二个单位分别在中南海北门安营扎寨，共同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

上海市革委会派宣传队到上柴宣传，被“联司”包围，双方又起冲突。

 

8月4日

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搞第二武装。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又，当时广东夺枪问题严重，林彪主张起草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因毛不同意作罢。毛认为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就《毛选》重版时对一些被打倒的人称“同志”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释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五组织，批准在8月6日在外交部批斗陈毅。戚本禹在这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保过他，这是2月份的事；如果他当时不翻案，早就过关了。

李富春接见煤炭部造反派，指出生产下降厉害，必须狠抓革命、促生产。全国十大煤矿，两大组织：“东方红”与“井冈山”各去五个，了解情况。

谢富治在政法界批斗彭、罗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大串连，清华又走了五千人。前一阶段到处抓武老谭，现在到处抓陈再道。我们应该抓住大批判这一大方向。

揪刘声浪益形高涨，数十万人集会天安门。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斗争了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刘震、杨勇、苏振华、李志民等。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面对面地斗争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等。从下午四时至五日凌晨一时。

凌晨，王洪文率“工总司”24万群众，高举“文攻武卫”大旗，包围上柴厂，“联司”被彻底砸毁，打伤、关押650余人。随即对全市各单位的“支联”活动进行打击。这些行动得到张春桥的完全支持，说：“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他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在审判王洪文中徐潘清的证词：“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战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从北京揪回沈阳，接受批斗。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第三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强晓初、俞屏均被揪斗。在对待宋任穷问题上，两派对立。保守的“红团”与造反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从四月起，武斗不止，先后多达400余次，伤二千余人，死数人。

首都新闻界、电影界红卫兵15000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电影工作者的迫害。

 

8月5日

北京各界一百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许多单位纷纷发言，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并通过大会号召书，要求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会议同时在中南海召开。刘、王被揪斗，曹轶欧亲临指挥，刘遭到肆意污辱。邓小平、陶铸夫妇亦同时被揪斗。会后，刘少奇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说：“你记，我要严正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人民日报》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发表社论。

周恩来、谢富治公开表示，反对首都红代会院校提出“第三次串连”的口号。八月份内，清华等院校许多学生外出串连，提出“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准备“武装夺取政权”。

谢富治、戚本禹奉命动员包围中南海西门的揪刘大军撤离。从7月末建工学院造反派驻营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以来，前往声援的先后多达2000余单位。

 

8月6日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说：外交部开会批陈毅，我得陪着去，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你们拿开大会来压我，我很难过。你们最后给我一个电报，是最后通牒，我本想给陈伯达、江青看，算了，我吞下去算了。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办事，我自己有什么方针？你们不要去外交部干涉，开小会，否则，我就把11日的大会取消。关于开大会的问题，你们要有一个安排报告，今晚回去，先把姬鹏飞、乔冠华放回来。开大会时，可以喊口号，但不能打旗子、刷大标语。

李富春在中南海接见计委造反派的讲话中说：“斗争薄一波，要挖他的历史根子，要挖痛。第一、挖(他)是刘少奇包庇下来的叛徒；第二、投奔阎锡山，把叛徒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等搞到山西去；第三、抗战时期搞牺盟会、决死队，牺盟会负责人是戎子和；第四、薄一波的一套手法是阎锡山那里来的，以后和刘少奇、刘澜涛、安子文等大叛徒勾结起来，到处伸手。你搞他的具体问题，他可以躲闪。你搞他的历史问题，他就没有办法。自首叛变61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

中共中央决定：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的领导，集中搞好东北局机关的斗批改。

 

8月7日

刘少奇在挨斗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刘在信中写道：“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然如石沉大海，未见答复。

  谢富治在公安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罗瑞卿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说明这是毛的指示。

谢富治讲话后，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报复公检法人员的事件。在公安部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谢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它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整个公检法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指责湘潭军区把900多枝枪发给保守派。黔阳、常德、衡阳也有类似现象。保守派围攻造反派，造反派也要求有枪，这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这种趋势从江西开始，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但抢总是不合法的，不应该。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红代会，说：2000余单位齐集中南海西门揪刘，给这些党内走资派一点压力是对的，但影响交通，影响中南海里面，所以必须撤。中央正准备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准备重点解决河北省的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新疆、宁夏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形势比较紧张，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河北，中央准备解决，从海陆空军中抽出干部。大学生不要出去。有人提现在第二次大串连，是错误的。各代会要在反武斗方面作出贡献。

姚登山在外交部成立了夺权指挥部。王力在外交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表示“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在姚登山等的把持下，公然以外交部名义向国外拍发电报，委派出国代办，中断外交活动，火烧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王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国务院各部委亦发生冲砸政治部和夺权之风。

王力在外交部接见革命造反联络站讲话后，曾向陈伯达、江青汇报，陈、江肯定他讲得好。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毛泽东。毛看后说：“大、大、大毒草！”

外交部造反派召开批判陈毅的小范围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以其违反协议，坚持撤去，始参加会议，并宣布这样的小型批判会，在11日大会批判前再开一次。

军队机关造反派第二次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

姚文元在电话上通知上海：“春桥同志和我两人表示一个明确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8月8日

周恩来将王力8·7讲话批给康生、王力，约三人一谈。康、王未到。康生扬言，王力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

“首都五·一六兵团”抛出《十九个为什么？》，为刘少奇鸣不平。

因苏联“斯维尔斯克”货船船员将毛泽东像章抛入海中，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并将船长及二副驱逐出境，将“斯维尔斯克”武装押送出境。

王光美向中南海造反派提出第二份检查：

宁夏发生大规模武斗，保守派在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支持下，在永宁围攻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乱枪齐发。造反派死百余人，伤三、四百人。

 

8月9日

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和刘丰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上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林彪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说：武钢的联合必须以“9·13”为核心，不支持“9·13”就是不支持革命。

谢富治接见外事系统代表，说外事系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但千万不要武斗。

陈伯达于晨四时巡视中南海两门间的揪刘队伍，表示慰问，同时指示应该撤回。

戚本禹到煤炭部讲话：国务院煤炭部改为煤炭科，到生产第一线去，抓革命，促生产。

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见“政法公社”成员，说谢副总理8·7讲话是有指导性的讲话。对公检法的基本估计，这个问题还要问问谢副总理。

《红旗》杂志成员林杰讲话：军内走资派在支左中必然勾结地方走资派，对他们，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更巩固。

首都 “5·16红卫兵团”与北外“6·16”红卫兵开展了所谓8·9战役，在市内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师大内大量发散传单，内容共四部分：1.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3.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4.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商业部也出现《质问周恩来三十一个问题》的大字报。

徐景贤传达姚文元讲话，支持在上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先搞十万人左右。然而主要靠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开大会可造声势，还要写文章。北京已组织了一百人的写作班子，写重点文章。上海也要搞一、二百人的班子。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指责北平军人反省院“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盗用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决定。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郑州警卫司令部在司令员陈贵昌、副司令员王辉、政委王新率领下进入郑州。8月13日，警卫司令部给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造反派发放枪支。

 

8月10日

中央发布关于派国防军维护交通的命令。指示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中央发布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中央发布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与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座谈北京及全国形势。康生指出：7·24北大批判彭真的大会是错误的，把讲台让给了修正主义分子。

周恩来、戚本禹、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煤炭部代表，对煤炭生产严重下降表示忧虑。宣布调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王俊任煤炭部军事代表，与副部长范文彩组成筹备小组，改变生产状况。

谢富治在工代会纪念8·8、8·13大会上讲话：前几天，有的人居然武斗到中央文革来了，他们拿着手铐脚镣去中央文革宣传组抓人。

下午4时，浙江温州“温联总”一部分人纵火焚烧市区，主要街道几乎全部烧毁，支左的6299、6517部队被围困，纵火者扬言烧平温州城，再用炮轰枪扫。

夜，新华社国内部和军事部编辑向王力送审稿件时，王力指示：

新华社的国内分社大多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表现很好。请你们立即排个队，把那些坐过牢的，受过打击的，坚持斗争的，在关键时刻反映了重要情况的优秀记者，排个名单，到北京开个会，报道一下，长长志气，支持革命的记者、编辑。会议不要老保出席。我们中央文革要集体接见他们。这件事请你们快办，越快越好。中央文革办事组要直接抓，新华社要快办。

 

8月11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人大会堂对大学红代会、工代会及三军造反派讲话。陈说：有人认为，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这是对形势的不正确的估计。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搞好拥军爱民。现在又出现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想包办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召开了首次万人批判陈毅大会，周恩来、谢富治参加，陈毅被勒令在15天内交出认罪书。其罪状是执行了刘邓的“三降一灭”和文革中执行了反动路线。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奋力劝阻，说搞臭了陈毅,谁来当外交部长?但全然无效，以至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在连日大小八次批判会上，陈毅因得周恩来保护，免遭冲击。

总政机关造反派开会，揭发批判萧华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国防科委、总参、总政和三军驻京科研单位在工人体育馆召开联合大会，批判刘、邓、贺、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揪出了罗瑞卿，并有张爱萍、张廷发、张劲夫陪斗。粟裕、王树声、郑维山、罗舜初、刘华清等出席。

周恩来电话指示：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期间，“联指”围攻“4·22”据点的做法是错误的，要立即撤出。

 

8月11日—12日

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小撮”及“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外交部两次照会缅旬大使馆，抗议缅军杀害中国边民。

 

8月12日

毛泽东开始发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不再使用。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指出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两派夺枪都是错误的，尤其是“萍总”所为，严重的说是叛乱行为。萍乡“大联筹自卫兵”反击是正义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挑动农民进城，问题严重。

周恩来、康生、关锋等接见宁夏军区负责人，指示调军区负责人来京，检查纠正在三支两军中所犯路线错误。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代表，周指出：华国锋是中央了解的。提出“揪出八·八电话的黑后台”是错误的。你们看主席能调动多少人进行工作？“高司”总比当时的四方面军好吧！

北京西单商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最严重的一次武斗，造成巨大财产损失，谢富治亲往制止。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召开庆祝大会。

 

8月12日—15日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二、四、五、六方面军负责人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了三天“火线会议”。作出了四点决议：

一、要加强我们的斗争，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而不容许削弱我们的斗争和动摇我们的方向。

二、要坚持我们的斗争口号，而不是缓和和修正我们的斗争口号。

三、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要还我毛主席的四大，而不是丢弃毛主席的四大。

四、坚决毫不动摇地为建立红色根据地而奋斗，把我们的组织能公开的则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8月13日

周恩来在南京对温州问题发表指示：中央军委已对温州问题定性，是反革命武装叛乱。温州保守组织“联总”在本月上旬与造反派“工总司”等发生严重冲突，保守派得到海军的支持。造反派被围攻，情况严重。街道被焚、工厂破坏。中央在派出6517部队前往支左后，又于8日增派6299部队前往。周并指示马上给温州运送粮食与医药用品。

谢富治在市委常委会上讲话：劳改犯造反一律枪毙。把出来的劳改犯统统关起来。有人说：现在发展到武斗阶段，这是反动理论。两派武斗可能有黑手支持。

 中央文革文艺组通知，恢复练功、练唱。

中央派兰州军区所属8116、8119、8047、8048(部分)及炮兵部队进驻银川，以图稳定宁夏局势。

湖南道县召开动员大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熊丙恩(原县委副书记)讲话：“告诉下边，一个生产队可以先杀一两个。”掀起大屠杀狂潮，祥林铺区的“百人杀人团”在不到一个月中，屠杀上千人。           

 

8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  

（1）            经过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萧望东。已经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允、闫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锋、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对于这些已经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

（2）            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

（3）            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西北局刘澜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获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圹、张淮三；河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志纯，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回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

（4）            对于经过主席和中央批准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地方报刊上发表的写得比较好的批判文章，中央报刊可以转载，同时中央报刊也可以直接组织批判文章。

(发至省、军级)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工联”代表讲话：广州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新秩序，抢枪是不对的。“有些人提出现在的形势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

解放军三军部分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揪斗萧华。

北京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院等组织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事口、文教口、中学口等分站。“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在钢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外交部抗议港英当局在边境制造挑衅事件。

 

8月15日

中央致信煤炭工业职工。号召工人，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作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那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断言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刘少奇是四十多年的假革命、反革命。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讲话：湖南问题，中央最近已作了一个决定。他还说：我们中央决定建立一支造反派的群众武装，维护革命的秩序。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指示原定6·14李先念的检查因故拖延，现定16日开会。李先念检讨后，无论如何要抓革命、促生产。煤炭当个典型，你们都下去。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组织代表讲话：对全国的形势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河南可能走在前面。北京的学生把全国形势说成是反革命复辟前奏，全国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叛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

凌晨，王力在接见新华社两大派代表时，对召开国内分社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经验交流会又作如下指示：

我们不是建议你们召开分社优秀记者会了吗？这不单单关系到你们新华社，而是关系到全国运动，他们是一面红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样压迫之下，他们有的人坐了牢，有的人挨了打。但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中央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对中央作出某些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姚登山在外交部鼓噪打倒刘、邓、陈，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建工部造反派请依照煤炭部改部为科的指示，改名建工科，12日报请中央。本日，李富春批示：“送联络组了解情况，欢迎他们如此干，要协商，提出几条来。”

总政揪斗萧华。

 

8月15日—17日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连续三次接见天津造反派代表，解决(一)围绕609厂武斗的天津市武斗问题；(二)五代会(工、农、红、中、干)的巩固发展问题；(三)成立天津市革

委会问题。

 

8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并刊载了第13期《红旗》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彭德怀的问题毫不诚实地与刘少奇联系起来，并把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公开点名批判。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说：你们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完全不对头，怎么是一个“战争解决问题”。“第三次大串联”、“武装夺取军权”、“反革命复辟前夕”呢？

周恩来在对侨务界代表讲话时说到：毛主席主张编辑出版鲁迅语录，还主张编辑马恩列斯语录。在画家中徐悲鸿是政治上过得硬的，站得出来的，而不是齐白石、傅抱石那些人。

外交部造反派封了党委大印，宣布夺权。

周恩来接见红代会核心小组讲话：“我们现在强调抓党内一小撮，以后我们不提军内一小撮”。认为“全国都是反革命叛乱的前夜，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错误的、反动的估计。”他转引毛的话说：“去年去点火是对的，今年再去就不是时候了，会帮倒忙。”

陈伯达、谢富治第二次接见天津代表，提议考虑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康生、关锋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造反派，说：“必要时可以发枪。”

北京航空学院组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举行发枪仪式，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讲话。18日师范大学也发了枪。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政治宣传组发布《关于对〈前进〉发刊词进行群众性大批判的通知》，认为1958年11月25日发表的发刊词是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唆使下，亲手炮制的反党篡政的黑纲领。

为制止广州发生的严重武斗，中央派47军两个营进入广州，与驻广州的43军(反对派的支持者)发生激烈枪战达三昼夜。战火同时在东莞、曲江等各地弥漫。第63、64、65军各增兵广州，形成包围。

 

8月17日

《红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按]　把彭德怀的陈账与刘少奇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是要借打倒刘少奇之机，彻底致久已闲散的彭德怀于死命。彭德怀的弥天大罪，就是他在59年庐山会议上写了一个意见书。现在看来，他的意见不仅是正确的，言词也毫无激烈之处。比起封建社会里忠耿之臣对皇帝谏章的用词，要平和恺切得多。八年以后，毛犹耿耿于怀，不忘旧怨，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已，在拒谏这一点上，毛比起历史上最凶暴的君主来，诚有过之无不及！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办事组(又作军委看守小组)成立。(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此后又加入黄永胜、李作鹏、谢富治等。该小组接受中央文革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周恩来接见农口造反派，同意在19日举行斗批谭震林大会。

周恩来、戚本禹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在讲话中引述了毛的话：“提出以谁为核心，这很蠢。”

陈伯达、江青、康生在三军党委会议上讲话：总政要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揭批萧华，揭出什么来算什么。全军文化大革命由吴法宪、张秀川、邱会作、叶群负责。

康生在第二次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讲话：安徽问题，中央已有《九条》、《五条》，是与非均以此标准。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挑起武斗。为了保证会议开好，他提出：(1)两派不准在旅社打架；(2)不要彼此抓人；(3)不要互抢材料；(4)开会时，各自发言，不许干扰。为解决安徽问题，七个代表团共240名代表奉召来京谈判。另淮南代表21名，中央计划将安徽与淮南问题一同解决。

《人民日报》着力宣传广大军民欢呼党的1959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并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报道了“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了《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一文，从民主革命起系统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红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红旗》发表《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投降主义纲领》及《彻底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二文的编者按语。

《红旗》杂志《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纲领》的编者按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抛出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在我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迎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需要，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反对武装斗争，主张取消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鼓吹走阶级合作、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叛徒嘴脸的一次大暴露。

 

《红旗》杂志《彻底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的编者按语：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就是他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

“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它违背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反映了极少数地主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要求。“三自一包”同苏修统治集团在苏联农村大力推行的那一套发展新富农的政策完全是一路货色；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疯狂反对合作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革命政策的继续，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广大贫下中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煞住了“三自一包”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新的跃进，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山东省即墨县兰村公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三自一包”的画皮，打中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要害。下面，是他们的一个批判会的纪要。

                                      

财贸系统召开大会，李先念作检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群等出席。陈伯达、周恩来在听了检查后讲话：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

北京大学“团”、“O”、“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18日加入红代会。

钢院“延安公社”捕获“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军区和驻长部队《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作出《批示》(中发[67]256号)，《批示》指出：

“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中央认为，在吉林应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的同志和‘红革会’、‘二总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敌，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夏秋之间，全国武斗大行。

黑雁男《十年动乱》：八月十七日，北京收到几则消息：

长沙，目前完全处于武装状态。由于一开始，军区、公、检、法就发放了大量武器给“高司”，因此，使前一段造反派伤亡很大。中央指示下达以后，军区再次将武器、弹药库打开，使“高司”又劫走了大量武器。江青讲话以后，造反派也开始武装起来。前几天，双方大小战役打了几次。当前基本形势是：造反派占市区；四郊是“高司”、公、检、法的天下。湘潭、株州、衡阳、常德全被“高司”的武工队、公、检、法的“红色怒火”占领。他们正集结兵力，囤积弹药，准备攻取长沙。

南昌、江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保皇派组成“五省联军联络站”，计划以江西为核心力量，开辟南昌。原订将两万枝枪运往江西，现已转移。

重庆，现在保守派向汪山农村撤退，做农村包围城市的部署。“重大”、“八·一五”准备有计划地拿下建设厂、嘉陵厂；已经拿下了长江电工厂，得了大量武器、弹药，撤往华蓥山，打游击。西北局已经打开，保守派逃走，造反派牺牲了四人，姓名不详。

广州，从8月5日起，出现抢枪高潮。8月6日，广州市有45个公安局、派出所和分局的枪枝被抢，估计有一万枝。公安人员都离开了岗位。他们说：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又：石龙、顺德监狱逃出成千名犯人，潜入广州，进行抢劫流氓活动，有的已被市民打死，有的抓住游街。

长春，8月16日，驻长春军事学院如“六保”、“造反委员会”调一百三十八辆汽车，全副武装，包围第十七航空学校，冲入“革命造反兵团”大楼，抓走首都红代会代表四人。并扬言：不管谁支持“兵团”，也要把他们踏平，攻不下就用火烧。目前对外联络断绝，事态正在扩大。

北京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揭发《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首席作者聂元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清华大学，“4·14总部”夺了电机系的权，并提出了平分喇叭、器材、电讯的要求。据传：4·14正准备全面夺权。(第227页——228页)

 

8月18日

            《人民日报》转载南开大学《卫东》所刊《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一文的按语。指出:让更多的革命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是加强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我们革命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但是，应该看到，革命小将在政治上还不很成熟，还缺乏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革命小将不和革命干部相结合，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权就很难巩固。正如这篇文章所尖锐指出的：“如果没有革命的干部，红卫兵小将今天夺了权，明天就有可能丧失政权。”

8月            25日，《人民日报》又就此文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强调干部问题。

            李富春在欢送煤炭部在京单位下矿同志大会上讲话，中央给全国煤矿职工的一封信是由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字下去，是光荣的。下矿后半天宣传，半天劳动。

            天津两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就停止武斗达成协议。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第一次接见石家庄、张家口、唐山三方面代表。建议参考天津制止武斗的协议，都搞一个制止武斗的协议。

            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与“5·16兵团”斗争到底。

 

8月19日

            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接见天津两大派代表。陈伯达指责有人提出反复辟的口号，“我们对天津问题的处理意见是复辟吗？你们反什么呢？”谢富治说：《天津日报》再封两个月也可以。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是大方向。

            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外交部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

            首都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谭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判谭震林大会。农口及全国造反派一万五千余人参加。周恩来、李先念出席了大会。卫生部部长刘湘屏（谢富治之妻）当场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

陈伯达、李先念、谢富治接见铁道口群众组织，宣布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八条协议书。

 

8月中旬

毛泽东指示：8月1日《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是“大毒草”、“还我长城”。又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句，并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

 

 [按]　“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最早见于1967年1月10日，“根据江青指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写成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的报告，送林彪审批。林亲批‘完全同意’。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开始风行。67年7月25日，在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中，康生加上了“坚持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句。至是，为了稳定军队，毛始嫌恶此一口号。在追究这一口号的提出时，康生就推说“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69年九大期间，康生与张春桥又亲向吴法宪策动，说这一口号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要吴向大会提出。林彪知道后，立即严令吴不要上当。”(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8页)

 

            中央文革对三军指示（8．21海军传达）：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煞住武斗风。现在街上萧华的大字报超过了刘邓陶，要扭转。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走了弯路，要重新搞。对萧华，中央一保再保，还挽不过来，越滑越远。以后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再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红旗》第14期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公开驳斥“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时指出造反派应该热爱、拥护解放军，相信、依靠解放军，也要热情帮助解放军。

 

8月20日

            钢院“延安公社”捕拿“5·16”头目张建旗归案。

            化工部“红战团”砸毁化工部政治部与中监组，抢走档案，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通报批评。

            师大“井冈山”扣留了余秋里。

            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48小时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拘的新闻工作者及三报工作人员。

8月20日出版的《新四中》小报刊登短文，揭露“红代会”的腐败情况。揭露这些小贵族年龄不大，官僚架子不小。在“文化大革命”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小小年纪，已很懂得“权”的重要性，颇会以权谋私。由此不难推想今日吏治腐败的成因。

 

8月21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戚本禹接见工交、财贸、农林等部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讲话：

周总理、戚本禹同志号召煤炭部的同志要抓革命、促生产、精减国家机构、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个方向将来不管迟早都要做到。李富春还提出了如何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业务班子的四种形式。一、已有业务班子的，由业务监督小组一起搞业务。二、已军管的，在军管下搞一业务班子。三、仍无业务班子的，可像煤炭部，各派协商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准备大联合三结合。四、有些部瘫痪，业务班子未定下来，各派协商，没有部长就副部长或司局长，革命派同志参加。大家响应8．10周恩来总理与戚本禹在煤炭部发出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精简国家机构，干部、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各部校根据文化大革命进展不同的情况，以四种形式组织业务班子。关于下去问题，首先是铁道、交通、煤炭；其次是冶金、一轻等。能下多少，下哪里？自已协商。建委、经委、计委怎么搞也自己考虑。工交各部都要向煤炭部的方向走。

            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各部委：现在夺权已至决战时期，在三结合尚未成熟的地方，则采取军管的形式作为过渡。要学习煤炭部的作法，下去一部分人，既劳动，又宣传，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促进大联合。工交系统、铁路交通都是应该赶上。财贸口、外事口可先搞筹备小组，形成同于工交口的四种形式。农林口更应该下去。

            周恩来专电江西省军区新任政委程世清：目前，军分区、武装部不开展四大。要把保守派的枪缴回。

            戚本禹电话通知广西航运“工总”（“4·22”派），勒令他们把19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的90234军用列车上的炮弹全数交还广西军区。

            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判余秋里誓师大会，成立“批余火线指挥部。”提出要把“三反分子余秋里斗倒斗臭。”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萧华。

 

8月22日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的一切党内外职务。王鹤寿被定为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派，自首变节分子，高饶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实行隔离反省。成立以39军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军管会，领导运动和生产。

            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时讲话：提抓军内一小撮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一句口号，毛主席批评了。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出现了毛病，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现在不提了。周指示两派：对外广播不能用，要停下来；不能抢军用物资；把两派的武器封存起来；停止武斗。

            陈伯达在接见福建群众组织时讲话：现在抢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造反派要主动搞好军民团结。

            谢富治接见河北代表讲话：毛主席让我和陈伯达同志把河北事件抓一下。大家帮个忙吧！不要搞武斗。

            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就所谓“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事件”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指出：“英政府无视我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48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从而发生了冲进英代办处进行打、砸、抄活动和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外交事件。

 

            [按] 香港在1967年5月发生劳资纠纷，由于中共当局的插手，事态逐渐扩大。随着中国政局的愈益混乱，香港的危机至7月也更加严重。广州地方政府自作主张开放了部分与香港的边界，致使双方不断发生边界事件。到8月，陈毅被批斗，外交部被极左派控制，于是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

 

8月23日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目，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 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交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国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之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到《红旗》编辑部，召集会议，由陈伯达主持，戚本禹宣布文件：王力、关锋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中央文革办事组特急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及各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制止正在升级的严重武斗，作到立即停止射击与包围；绝对禁止向解放军射击；立即达成停火协议。

            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萧力等三人在报社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揭批社长赵易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家。

            八机部、交通部、邮电部、经委、工交政治部等四十余单位批斗薄一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向大专院校发出号召，谢富治要求大家认清大好形势，认真学习毛著，不要外出串连，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搞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大破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新教育制度。

 

8月24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

            周恩来让杨成武持王力讲话飞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外交部夺权及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

            周恩来、谢富治接见外地来京上访群众，指出要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相信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防止坏人以极左口号煽动群众犯错误。

            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代表，批评军区支左错了。“联指”方向错了。“你们把他们（指“4·22”）搞得只剩几个点，想消灭他们，怎么消灭得了，这怎么行？”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封存武器，不准抢占据点，不准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周恩来接见广州“工联”、“红旗工人”和中南局“联合总部”赴京代表。指出1·25反夺权是错误的。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至解放军报社，对萧力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指责赵易亚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恶劣，且包庇坏人。会上，宣布了由萧力为首组成《解放军报》新编辑部。

            康生指示：中央组织部内的一些人，会同外单位在部内擅自设立的联络站，不符合中央文革指示，必须立即撤出。

            戚本禹动员滞留北京的外地人员回乡，就地闹革命。这种人总数达十多万。有来反映问题的，来扩大影响的；有来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有躲避武斗，来京避风的；有来反映工资福利等一般问题的，也有坏人来破坏的。

 

8月25日

            中央发布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汇报后，指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你回去请总理办。”对王力8·7讲话，批为“大大大毒草”，杨在中午飞返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晚，周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江青、康生参加，周宣布了这一决定。

中央文革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杨成武、吴法宪参加（叶群以身体不适未到会）。对王力、关锋进行批判，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陈伯达的长篇发言则主要对关锋。

            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北京建工学院一封公开信。

            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指责两派不履行已达成的协议。“革造会”控告说，在停止夺枪的协议达成后，“革造会”15日就停止了夺枪，而“8·29”仍在福州、南平夺枪。陈伯达说：韩先楚明知此种情况，是明夺暗送。

            李富春接见计委红委会“大庆公社”等组织，指出余秋里对待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待群众态度上都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揭露他，同时也就是挽救他。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不同意提打倒余秋里。

            聂荣臻接见军管代表讲话：军管会要坚决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方面。5·13不是简单的演出和冲突，而是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总暴露。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8月下旬

            毛泽东追究“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责任，江青等抛出王力以塞责，康生说：“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中央文革连日召开扩大会议对王力、关锋进行揭发批判。

 

8月26日

            周恩来、康生、关锋第一次接见辽宁代表。督促东工、辽大、沈农三大组织达成联合。

            周恩来、康生、关锋等接见宁夏代表。康生指示要武装革命造反派。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石家庄两派代表。督促双方达成协议。“狂人公社”（后改“鲁迅公社”）提议不准利用公检法专政机构来镇压革命群众。陈、谢均表赞同。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各口革命群众组织及生产班子，提出：煤炭生产下降很多，戚本禹提议让勤务员都下去，所以煤炭部先下去了。当前最紧急的铁路、交通、煤炭，然后是冶金、一轻、化工、建材，再次是一机、八机、逐步下去。

            造反派群众围攻周恩来，要求允许对陈毅进行揪斗，长达18小时。周恩来坚持不允。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连日无法工作。

            总政及所属单位斗争萧华。

            人民大学、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学院、地院、新北大井冈山及华北局等组织在人大第五次斗争聂真。10月20日聂被卫戍区逮捕。

            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李芳、陈立、郭树忠、刘仁兵等五人。

            《红旗》杂志成员林杰被造反派抄家。林杰曾充关锋的秘书，依附关锋，飞黄腾达。他是8·1社论的起草者，缘关锋垮台而被揪。林旋以插手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并在湖北、湖南等地镇压造反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逮捕。

            广东潮汕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率众进入海丰，对维护彭湃烈士名誉的一派群众大肆镇压，死一百余人，伤三千多人。

 

8月27日

            谢富治在政法系统讲话：对于专政，毛主席的一个独特思想，就是劳动人民专政。最近主席又再三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政府、军队，应该依靠群众，这是主席一贯的思想。

            《人民日报》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进一步批判彭德怀。

            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召开揪斗彭真、罗瑞卿大会。谢富治出席大会并作指示。

 

8月28日

            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康生还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人民日报》登载“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

 

8月29日

            军委发布关于掀起拥军爱民运动的通知。

    总政造反派与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斗争了彭德怀。

 

8月30日

            中央文革扩大会议经过十天的继续批判，于深夜结束。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康生指王力为国民党特务，并说王妻王平权的家是“一窝黑货”。《红旗》编辑林杰也“请假检讨”。

 

8月31日

            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目，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周严厉批评了姚登山的错误行动和“打倒刘邓陈”这一口号。

            北师大、北航、地院等院校批斗罗瑞卿。

            清华“井冈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抄了《光明日报》社长穆欣的家。

 

8月底

            天安门观礼台贴出落款为“5·16兵团”的大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周恩来”。

 

8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军械库被抢走迫击炮六门、机关炮五门、机枪二十余挺、冲锋枪四十余枝、步枪百余枝、子弹七千余发。

            湖南道县杀人事件恶性发展。13日，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熊炳恩（原县委副书记）开动员大会，“告诉下边：一个生产队可以先杀一两个”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久佳公社武装部长蒋白柱率先当众砸死民办教师唐义。其它各区纷纷效法，召开杀人现场会，或逐户追杀。四马桥区刘富希带领民兵挨户一夜杀39人，祥林铺区宛礼甫组成“百人杀人团”，不到一月内，杀近千人。本月28日至30日，又开始在十几天大屠杀基础上进行补火，大杀三天。油乡公社跃进公社大队书记何芳前，一个晚上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九十人。近两个月内，在该县36个公社内，被残杀的“四类分子”4193人，被迫自杀者326人。附近县内也同样波及。在道县所属的零陵地区内，被杀者7696人；被迫自杀者1397人。此外致残致伤者2146人。

            据调查，与杀人事件直接有关的人达14000余。当时，全国各地分派对立，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武斗。道县则“革联”与“红联”尖锐对立，抢夺武器，大打出手，多有死伤。与此同时，则以残酷虐杀出身地主、富农及有各种“问题”之无辜平民，以泄私愤，以劫人财，以表坚定。大屠杀就是派性武斗的恶性发展。湖南当局在闻讯后派6950部队前往制止。有人竟公开宣言：我们杀地富反坏右，有什么不能杀？谁干涉我们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对坏人专政，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道县的屠人风不同程度上在湖南及相邻各地肆行。邵阳就谣传阶级敌人组织了“黑杀队”‚故而要求对地富及其子女(包括在外工作者)“斩草除根”。当时，资水中漂流不及掩埋的尸体‚一个月之内，每天达百数。                       

 

9月1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江青、陈伯达、康生、周恩来相继讲话。江青指责“5·16”以极左面貌出现，制造分裂。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难道武斗就是先进吗？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光明日报》最近被抄。“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陈伯达指责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和中央的轨道。不能自己动，要听总理的。烧了英国代办处，我们打电话全不听。化工部抢档案，谢富治插话说：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武斗。康生讲话肯定外事口有敌人。“我有根据，但今天不宣布”。他还说：“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中央早就说过，国防、外交大权不能夺，是属于中央的，要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总理说过很多，要成立业务监督小组嘛。……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外交权不能夺……”。周恩来讲话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前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的决议。指出当前北京市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决议提出八项具体任务，主要是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拥军爱民。

            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军政训练指挥部在23中召开北京市中学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军民双方都表示要“拥军”、“爱民”。当天，中学红代会向全市中学红卫兵发出倡议，号召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专院校代表。江青讲话：北京“5·16”在背后搞鬼。少数人利用青年外出串连，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抢枪是别有用心的人搞阴谋。四川抢了大炮，打掉了一万多发。陈伯达说，外出串连的人，国庆前全部撤回，一个不留。不能乱夺枪，特别是外交部的权不能夺。周恩来重申所有外地联络站都要撤消，对夺枪问题要发一个命令。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王府井北口贴出署名“首都5·16兵团”的大字报《打倒周恩来》。

 

9月2日

            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革委和财联委委员时说：“外交部的权最大了……监督权不算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姚登山到处作报告，提出打倒刘、邓、陈（毅），一个司局长级干部，怎么能这样提？谁批准你这样提？”

            外传中央文革指出当前运动中三个注意点：一、党内走资派想复辟，拉一派，打一派，保自己上台。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形式。二、关于干部亮相：干部必须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线，揭发错误，检查罪行，交待问题。和走资派划清界线，揭发错误、检查错误，才算亮相。造反派在干部亮相问题上要提高警惕。三、现在，走资派利用、挑拨革命组织和解放军、军管会关系，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他们的用心值得深思。

            北京各界造反派与三军指战员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周恩来等出席。

 

9月3日至4日

            师大以谭厚兰为首的部分造反派组织群众，发表广播，声言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按] 林杰毕业于北师大，给关锋做秘书。在运动中自然与师大造反派有着特殊的联系。

 

9月3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出《审查王光美特务问题的情况报告》。说：“从前一段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调查和对有关案犯的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关系，是1945年10月经美特杨承祚、袁绍英介绍搭上的。她的直接联系人是北平战略情报处的特务沃尔顿。”“建议将特务分子王光美立即逮捕进行审查。”这个报告是由康生草就的。

 

9月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部分首都高等院校负责人。在汇报中都要求谈谈林杰问题。江青让姚文元谈。姚说：林杰、赵易亚（《解放军报》副总编）、穆欣（《光明日报》负责人）是反党小集团。

            戚本禹致信周恩来，检讨错误，说：“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陈家康被定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捕。

 

9月5日

            中央发布命令，禁止抢夺枪枝及军用物资。

            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富春、李天佑等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康生、江青讲话强调文攻武卫。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8月31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

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今天在北京签订。

 

9月6日

            在中央干预下，黑龙江两派代表达成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黑龙江双方代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最高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第一条，坚决贯彻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用实际行动贯彻和捍卫十六条、“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停止打、砸、抢、抄、抓，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证双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

第二条，双方释放所抓的和扣押的全部人员，包括被公安机关非法拘捕的革命群众在内。

第三条，双方立即停止围攻和冲击并拆除一切武斗工事。双方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装备（包括军用汽车）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非法戒严和划分警戒区，不得擅自宣布停工停产。

第四条，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水、断电，不得互相歧视、报复，不准克扣对方工资，不准搞经济主义。

第五条，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指示，不准以任何借口调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搞打、砸、抢、抄、抓，不准破坏农业生产。

第六条，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国家计划完成。凡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一律都要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双方都要保护返回人员的安全，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不得进行压制。

第七条，保证交通和通讯往来畅通无阻，双方不许扣押信件，不许切断和窃听电话，不许破坏交通、铁路和拦截车辆。

第八条，不要串连外地、外单位人员，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

第九条，中央调查组监督上述协议的执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于北京

                                                    （双方代表签字）

《解放军报》刊载《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为此发表社论《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按] 所谓“桃园经验”，本是王光美搞四清中蹲点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报告。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毛已批转下发。接着刘少奇报告，其中有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已过时，不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等话。江青就此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活着，刘少奇已公开报告了。毛于是决定王光美的报告不要发，指责撇开原来的干部是过左。毛刘的恩怨益深。妻以夫贵；枕头风又直干大政。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用裙带张结的肮脏舞台，在共产党政权中，丈夫是某一单位的首长，妻子便是其办公室主任，其例实繁。最可笑者，毛泽东在文革中批判贺龙，说：“我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办公室的主任。”但说这句话的毛泽东，偏偏忘记了恰是他自己让他的老婆江青做了远比办公室主任更高的国家领导人，代表奉为伟大领袖的丈夫，颐指气使，四处招摇。作威作福，害人无数。

 

9月7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坚决把外出串连人员召回的决定。

            北师大发生揪斗谭厚兰的所谓9．7事件。谭厚兰追随林杰，关系密切。林杰垮台，一些不满的群众指谭厚兰反对周恩来及几位老帅，进行揪斗。江青指责这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对揪谭群众进行迫害。对北师大9·7事件的处理，是经毛泽东批准的。

第47军完全控制广州局势。对反对派（“8·1兵团”）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两派的武斗则一直不能制止。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所谓“五·一六”的名。毛泽东就此亲自加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的成员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

 

   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的文章成了向所谓的“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一切对所谓“毛主席司令部”、对林彪、对江青及其亲党，以及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和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

   陈伯达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篇，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江青说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反复讨论决定的，要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

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9月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9月5日的讲话。通知说：“9月5日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正确的斗争任务。”必须认真学习，“以进一步掌握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做好拥军爱民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益形激烈。

 

9月10日

            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说：“5·16“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

            中央气象局“红旗兵团抓黑手纵队”贴出《谁是最大的黑手——30个为什么》大字报，怀疑谭震林是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黑手。16日晚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代表时，说：“不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他赞扬气象局“红旗”《30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很严密，分析很深。

            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抗议印军越界挑衅。

 

9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朱德在中南海的家被抄。

 

9月12日

            黄永胜致信江青，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1942年5月，由于南方部分省委被破坏，经周恩来紧急指示：粤北省委和其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另，南路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亦遭到严重破坏。均被怀疑有“叛徒集团”。此案被关押、批斗者达七千余人。

            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北京市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革命新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作关于撤销作战组和动态组的决定‚此后，当局对小报控制加严，社会上消息来源阻塞。

            北京红卫兵十万人召开大会，庆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胜利。

 

9月13日

            中央发布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入狱（直至1978年，共12年多），专案组曾建议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以“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在文件上批示“暂时不宜判刑”等语，故得免于一死。当专案组将报告送江青时，江对其中多处有“可能”字样，大为不满。于是康生亲手改写，将王定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贺龙专案组成立。贺龙本人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监管。

 

            [按] 9月中旬，林彪将一份有关贺龙的材料，提交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于是，会议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本日，正式成立“贺龙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贺龙便由受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监管。康生亲自抓这一案子。空军政委余立金为“贺龙专案组”组长；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朱铁铮为第一副组长；北京军区某团政委卢凤歧为第二副组长。在“贺龙专案组”下，又分设十几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这些分案对象，都曾是中国革命的某个历史时期里贺龙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O师、晋绥军区的干部。各分案组分别归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领导。但“贺龙专案组”作为主案组，对各分案组负有联系指导的责任。主案与分案互为补充，互为因果。

 

9月14日

            毛泽东就王力问题批示：“犯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王力入狱后，毛指示对他不进行提审，盖以其了解核心内幕太多也。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北京高等院校在清华召开斗争彭真、刘仁、陆定一、林枫、蒋南翔大会。

 

9月16日

            徐向前致函毛、林，要求辞去挂名的全军文革组长职务。

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代表。在谈及师大九·七通告时，周说：这是中央批的，我签名同意。送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周还表扬农大很主动，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

             原农林口代政治部主任秦化龙以叛徒罪被揪斗。周恩来在接见农大“东方红”时说：你们揪秦化龙是有功的，立了新功。并亲笔批示将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同时指出：要继续批判谭震林，同意在国庆节以前再批斗一次。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9月14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谈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

 

9月16日晚—17日凌晨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叶群、傅崇碧等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天派代表，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周恩来批评天派把形势估计得很坏，大批外出串连，因而跟党中央、毛主席背道而驰。周重点分析了“5·16”组织问题。江青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指责学生除了被少数坏人利用外，就是自大狂，个人主义滋长，把自己置于党中央与毛主席之上。你们要回去好好整风，整顿组织。

 

            [按] 这是毛泽东群众运动法宝的彻底破产与其实质的彻底暴露。但是，要把从潘多拉瓶子里放出的魔鬼重新囚系起来，已经不是很容易了。图穷匕首见。毛泽东唯一的法宝只剩下军事管制这一佛塔。这真是对毛式社会主义大民主的绝大讽刺。

 

9月17日

            南巡的毛泽东在杭州、南昌分别接见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

            周恩来、江青、康生、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大专院校地派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指责红代会各院校第三次串连，认为“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5·16”兵团矛头对准我，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这是恶意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严重错误。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部分代表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中央决定命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组成四人领导小组。

            《红旗》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9月18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吴法宪、姚文元等接见西藏汇报代表。周说：西藏军区二、三月间的错误与“大联指”（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没有关系。

            首都民众和解放军三军指战员纷纷集会，纪念林彪所发出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号召一周年。

            上海在几天内完成所谓革命大联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欢呼上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

 

9月19日—21日

            北京相继出现所谓大联合的高潮。到21日为止，北京已有260多所中等学校实现了大联合，绝大多数高等学院也实现了大联合。政府机关亦然。街上报喜队伍鼓乐喧天，整日不绝。这个声浪很快遍及全国。济南在三天内全市150家工矿企业完成联合，天津两天内800多家工厂、150所学校完成联合。然其时全国各地两派对峙，根深蒂固，所谓联合，实仅表面文章。

 

9月19日

            谢富治在批评北京大专院校两派时说，分成两派，原因有三条：（1）走资派；（2）革命队伍中的蒋、苏特务；（3）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他们打内战打得越厉害越好。钢正常产量十万二千多吨，现在一万多一点，只有十分之一了。

            首都驻军和造反派集会，表示坚决响应毛的最新指示，团结一致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谢富治出席大会，要求大家学习江青9．5讲话，使首都成为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9月20日

            毛泽东在武汉找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说明年春节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9月开九大。又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又提出邓小平是不是要保？”

   谢富治主持北京市各单位代表会，为国庆节筹备工作进行动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李富春、李先念参加了大会。周在会上作了《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报告，就当前形势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并提出作好国庆筹备工作的要求。

            北京驻军单位与部分工厂、学校的革命群众继续纷纷举行大会，号召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迎接国庆。

 

9月21日

            对今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毛泽东申言：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周恩来指示：统战口要联合起来斗争刘郢及李维汉、徐冰等走资派。1月15日刘郢、洪涛抢劫档案问题由卫戍区司令部查办。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人大会堂召开促进联合大会。韩爱晶、王大宾、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检查派性思想。

 

9月23日

            南巡的毛泽东在武汉号召联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批转《安徽“P派（屁派）”和“G派（好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揪所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首都中学红代会刊物《东风》载文揭发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罪行。

            中央转发北京市关于动员外地串连学生立即返回的通知。

中央发布关于外出串连学生与上访人员立即返还原单位的通知。规定北京和各地接待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人员。

            中央发布取缔私设电台、广播台的通知。

    谢富治对专案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巩固革命大联合，夺取新胜利》，指出：在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之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继续存在。文章要求学好毛著，在大批判的原则基础上巩固革命大联合。

 

9月24日

            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最近期内视察各地的消息。说：“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毛南巡中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最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在武汉讨论国内问题时，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周恩来接见外贸口各革命组织代表，说：现在一下子就搞巴黎公社选举，势必发展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卫生部“无产阶级联合派总部”代表。

            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系统驻京单位近10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大会。周恩来、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杨成武、粟裕、张春桥、姚文元出席了大会。聂荣臻在大会上讲了话。

 

9月25日

            国务院农林口斗争了谭震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及总理联络员参加了大会。

            丁觉群在狱中声明，他所写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9月26日

            张春桥、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杨成武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先后讲话。会议将近结束时，毛泽东亲莅会场。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广州部队和群众代表。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四川成都红卫兵及成都部队领导。

            国务院财贸系统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庆祝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等出席了大会。

            下午，经委、计委、民委各单位首次揪斗陈大伦（经委研编室副主任、《工交战线》主编）、骆风（《经济研究》主编）。陈、骆被认为是薄一波的亲信、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李富春写信给计委、经委表示支持。

            谢胡率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于今日到达北京，当局组织数十万人欢迎。

            外交部发表关于关闭中国驻突尼斯共和国大使馆的声明。

 

9月27日

            上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北京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次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会上，判处了一批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率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访华。

            江青就有关她的那份材料多次指责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杨请示周恩来，周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在中南海勤政殿将其全部材料销毁。

 

9月28日

            周恩来在接见东北三省赴京汇报团时讲话，红卫兵大方向正确，青年人犯一点错误不要过分责备，要允许他们改正。有错就改，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到老。

            李作鹏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点名打倒海军院校领导干部15人。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会上讲话，祝贺击落美国U2飞机的胜利。他谈到现在成立革委会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山西、黑龙江、山东、贵州、青海。已建筹备小组、军管会或犯了错误但已基本解决的有内蒙、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肃。最近在谈判中的有十几个单位。到春节大致可解决全部省份。

            康生、张春桥、吴法宪等接见江苏两派代表。张春桥在讲话时引毛泽东的话说：工厂分成两派，死活对立，不外三个原因：走资派挑动，有人操纵；造反派内混入坏人；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以我为核心。

 

9月29日

            首都数十万群众欢迎由黎清毅、黄文欢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阵线代表团。《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向来自反美前线的越南战友致敬》。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商谈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并先后发表讲话。

 

9月

            贺龙正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后，便断绝了与周恩来的一切联系。

            剧作家郑君里被实行“保护性拘留”，终致折磨至死。

            北京电影学院五名师生到上海图书馆查阅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资料，发现了江青、张春桥的一些问题。张春桥于是指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咏、游雪涛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动，不要扑空。”结果，五名师生被关押五年。为了对付上图的有关工作人员，在上海市革委会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以后再要提起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同时，通过他在上海的亲信，下令查封上图徐家汇藏书楼的全部三十年代图书报刊资料，规定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书库，并制造了一个上图“炮打”案件，张说图书馆里有一批很坏的人，很多人（如葛正慧、袁嘉锡等）

因此遭不白之冤。

 

10月1日

            建国18周年国庆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指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传达了毛在视察三大区时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对红卫兵负责人说：你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很多地方有所增长。你们根本谈不上党性，而是派性高于一切。如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可能垮台。

            外交部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印军再次越过边界进行武装挑衅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毛泽东会见刚果(布) 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

 

10月4日

            外交部照会缅甸驻华大使馆，指责奈温政府撕毁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0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从缅甸撤回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

 

10月5日

            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组织武装军警暴徒捣毁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的暴行。并决定立即派专机前往雅加达接回受伤工作人员。

 

10月6日

            《红旗》第15期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人民日报》在10月9日转载。文中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说：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说：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斗私，批修”，“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全国学习林彪国庆讲话和周恩来、康生等9月26日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人员的讲话及江青4月20日讲话。

            丁觉群在监护中书面交待刘少奇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

 

10月7日

            中共中央公开转发毛泽东南巡中的一系列指示。

  中发(67)313号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吗。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作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若干政策的规定》（六条）。

 

10月9日

            北京几所中学的十名高初中学生，前往内蒙古锡盟当牧民。这是知识青年大批上山下乡的先声。

            在北京外交部街的邮筒内，发现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公安部作为要案进行追查，于11月20日迅速破案，系天津一名煤球厂工人所为。

 

10月11日

            《人民日报》就北京一些学生自愿去内蒙农村，当一名普通社员发表题为《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

            姚文元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在上海调查有关召开九大及精兵简政等问题的意见。

 

10月12日

            毛泽东在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时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黄永胜批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南地下党进行调查（109专案组），7100余人被关押、审查、批判。当时的华南地下党特别支部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由周主持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成立工作的。

 

［按］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有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就不难理解，历次运动中，党内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严重冲击。到文革中，凡过去的地下工作者，几乎均以“叛徒”处置。

 

10月14日

            中央发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通知下达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开始复课。《人民日报》10月30日摘转《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校内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由于坚持搞运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并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月16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上说：今年农业取得了丰收，工业是差一些。当前关键问题是大联合，不允许工人阶级内部分裂。

            王力、关锋交由北京卫戍区在西山软禁。

            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讲话，当前上海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毛主席南巡讲话和林副主席国庆讲话精神。中央这几天要发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上海青年应立志到全国各地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月17日

            中央发布关于按系统进行大联合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事。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鼓吹8341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左的成功经验。

 

10月19日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说：联合后组织可以存在，只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行了。

            中央批转林彪八·九讲话，让全国学习。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的决定”，要求各校所有师生，必须立即回校。经教育仍不到校者，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10月中旬

            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即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报告。

 

10月20日

            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在1968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

            应周恩来的邀请，毛里塔尼亚国家元首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率团访华。25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10月21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提名由杨成武任主任。所辖十个办案组中，二炮政委李天焕任罗瑞卿专案组组长，空军政委余立金任贺龙专案组组长，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任刘志坚专案组组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任叶向真专案组组长。

            中央就姚文元给毛泽东的信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召开的意见的通知。

                                                             

10月22日

            教育部在关于复课的材料中就学生毕业问题反映：“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与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10月24日

            刘少奇专案组报告：请示对患肝癌濒死的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采取一面在狱内延长其生命，一面进行突击审讯的手段，以图罗织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罪名，得到批准。11月1日张重一惨死狱中。

 

10月25日

            康生在接见中监委、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刘少奇是叛徒。彭真也是个叛徒。王任重有人说他是国民党CC分子，在延安审查过，没有查清。整风时有人揭发，被邓小平包庇下来了。邓小平曾临阵脱逃。张老（云逸）在十一中全会上揭的（袁任远插话：那时我也在红十军）。

            《人民日报》发表《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中央发布不准地富反坏右翻案的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

 

            中央批示南京军区的报告，同意对安徽军管会作相应改组，并由6408部队进驻安徽，担任支左。

            周恩来对外交部、外办代表说：外交部8月份大方向错了。对姚登山，要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王力犯错误只是他一个人。

            李富春接见各部军管会负责人，说：大联合的形式，应该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革和保的标准就是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对本单位真正走资派进行认真批判，对本单位的斗批改是否认真进行来划分。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讲话：召开九大问题，可以有两种考虑：一是明年五六月份就召开；一是开完过国庆。代表名额多一点好，可以有一万多人，代表七八千，再加上请一些外宾。代表里应多选一些工人和青年，选一些红卫兵。如果开一千多人的会，那就开老人会了。党章肯定要修改。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写到党章中去。

 

10月27日

            中央发布关于在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批示的最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

 

10月29日

            《解放军报》发表《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一文的按语：

6037部队支左工作经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跟上”跟得紧，“靠下”靠得近。

“跟上”，就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指示，句句照办，步步紧跟。遇到问题，及时请示报告。“靠下”，就是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群众，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勤作调查研究，坚信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10月30日

            康生第五次接见安徽代表，谈到安徽军管会改组时说：不是因为钱钧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12军已到安徽支左，故12军的李德生、徐尧也进入军管会，钱钧回南京工作，南京军区工作忙。

 

10月31日

            周恩来在接见广州部分代表时说：学生干涉工人运动“总是不对的”。老保翻天是指党内走资派，把老保加在群众头上是不能同意的。上山下乡不是刘少奇黑线，而是毛主席的路线。

            王世英（中央监委）被监护审查。王拒绝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在折磨下于1968年3月26日死亡。

 

10月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编成一本大批判资料，就该社历年出版的长、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分列为六大罪名，进行批判。

    （1）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者六种：

刘志丹    李建彤著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部）    李六如著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青春之歌    杨沫著

小城春秋    高云览著

朝阳花      马忆湘著

（2）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者计五种：

红旗谱、播火记   梁斌著

我的一家         陶承著

风雨桐江         司马文森著

晋阳秋           慕湘著

（3）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者十五种：

三家巷、苦斗     欧阳山著

火种             艾明之著

大波（共四部）   李劼人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著

苦菜花           冯德英著

文明地狱         石英著

在茫茫的草原上   玛拉沁夫著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著

三月雪           萧平著

变天记、山河志   张雷著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著

工作是美丽的     陈学昭著

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著

（4）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十四(？)种：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鹏程著

乘风破浪         草明著

风雷             陈登科著

在田野上，前进   秦兆阳著

香飘四季         陈残云著

金沙洲           于逢著

归家             刘澍德著

水向东流         李满天著

过渡             沙汀著

南行记续编       艾芜著

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著

勇往直前         汉水著

（5）丑化工农兵形象，歌颂叛徒，美化阶级敌人者十三部：

红日             吴强著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破晓记           李晓明、韩安庆著

桥隆飚           曲波著

屹立的群峰       古立高著

红路             扎拉戈胡著

源泉             丁秋生著

清江壮歌         马识途著

辛酸地           管桦著

铁门里           周立波著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   白刃著

长城烟尘         柳杞著

新四军的一个连   胡考著

（6）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者十(？)部：

下乡集          赵树理著

三里湾          赵树理著

灵泉洞          赵树理著

丰产记          西戎著

李双双小传      李准著

山乡巨变        周立波著

东方红          康濯著

桥              刘澍德著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烽著

 

11月1日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群等第五次接见安徽对立两方全体代表。周讲话：革命大联合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江青在插话中说：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还有陈登科。

 

11月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祝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委员时指出：北京目前出现一股歪风，借王力、关锋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要提高警惕。

 

11月3日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该报同时还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包括《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等文章，以供讨论。并加了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按] 在当时派性纷争、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已瘫痪，教员多数受冲击；学生习惯于派性斗争与造反无拘，所谓“复课”，依靠学校本身已完全不可能。于是而普遍派出 “工宣队”、“军宣队”进行领导。由反对刘邓资产阶级路线的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经过一场闹剧，又回到了派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宣队，这对毛泽东的革命，又是一个绝好的讽刺。

 

            《人民日报》还发表由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副标题为“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撰写的，杨呈毛泽东审阅，毛随手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陈伯达决定以杨的名义发表，杨请示林彪‚得到了林的同意。三天后，毛看到这篇文章，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11月初

   马明方，曾任中共陕北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41年由苏联治病、学习回国时，被国民党阻于迪化，遵中共中央指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任党支部书记‚至1943年被盛世才抓捕入狱。1946年4月，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同意无条件释放中共在新疆的被押人员。但到文革中又受到怀疑，至11月初“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正式立案。经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巳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人被列为该专案组直接审查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此案在“九大”召开前被强行定案。9·13事件后得到复查，毛泽东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1975年3月中央三办对此案写出复审报告，周恩来批示应改为平反报告。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直到1980年6月24日，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才获得彻底平反。

 

11月5日

            毛泽东就九大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他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林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电：“要学习老三篇，破私立公。共产主义讲的就是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不然天天在那里扯皮。要解决问题，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错误不改是不好的。不要以为学了就行，学了不用都是鬼话。千条万绪，就是要破私。破私要打进攻战，光打防御战不是马列主义者。拥护毛主席的人是革命的，公和私的标准，就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观其人，看其人，真金不怕火，不是真金烧掉更好。”这份电报在11月6日由程世清在江西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传达。程在传达时还说：中央有通知，要吸取大量党员，为召开九大作好准备工作。

 

11月6日

            林彪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正式抛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宣扬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把“继续革命理论”说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此文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几经修改。在上报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发。”毛审阅后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陈毅检查过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职务。

 

11月7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地专、县级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革委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67中发339号）。批文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发到生产大队。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自觉行动。学习班确是实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战略措施。

 

11月7日—29日

            应中共中央邀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爱·弗·希尔来华访问。

 

11月9日、12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召集中央直属单位文艺部门的代表与军代表进行座谈。江青讲了话。陈伯达吹捧讲得很好很好。要把录音在文艺界放，全国放。

 

11月10日

            《文汇报》社论《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中引述毛泽东最新指示：“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决支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组织领导的请示报告》。认为把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专政机关是不合适的，建议“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保密组”。张春桥看后大发雷霆，在《请示报告》上横加指责。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于11月26日作了批示。12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就此事发出文件，强调要“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认为这是右倾翻案之风。

 

11月上旬

            杨成武写条子给陈虹：“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杨帆，搞清他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杨帆曾任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1938年江青与毛结婚前，曾致电中央，反映江在上海的情况。[3]

 

11月12日

中央发布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

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13日

            中央转发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11月14日

            中央发布关于各级军区机关不搞“四大”、军以下部队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1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解放军支左积极分子和全国十二省市在京代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李富春对统战部三派组织指示：统战部比团中央修得多，李维汉是刘邓司令部在统战部的代理人。

 

11月16日

            周恩来、戚本禹、黄永胜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周说：韦国清三月份已到北京来了，广西问题，主要由军区负责，军区检查不错。韦国清要负领导革筹委的工作。

            李钟奇在北京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作报告。提到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已发展到68至72个国家[4]。已有共产党96个。22个国家已发展有武装斗争。欧洲的形势，用人民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农村包围城市。欧洲等于城市，亚非拉美等于农村。他要求大家要加强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

 

11月17日

            中共中央转发8341部队关于北京针织总厂问题的报告。

            李富春、李先念接见地质部、化工部军管会。李富春讲话，化工部、地质部的司局长，甚至部长都有形无形地支一派，群众组织对立隔阂较大。当前的大方向是大联合。

 

11月18日

            中央发布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

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江苏各派代表。

 

11月19日

            张春桥在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上讲话：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惩罚。奴隶主义走向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

 

11月20日、21日

            李富春分别接见计委“红委会”和“革命造反公社”代表，宣布中央决定余秋里回计委，主持制定1968年计划。他可以逐步与群众见面，接受批评，取得谅解。

 

11月21日

毛在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删去“大树特树”及“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句中的“和好学生”字样。

 

11月23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上海革命委员会草拟党章修改草案。

            周恩来接见广西“4·22”与“联指”代表团核心组，要求双方执行十条协议。接见时，戚本禹在座。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等接见煤炭工人，举行座谈。陈伯达说：许多电厂发不成电了。煤炭工人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

            《红旗》第16期发表了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指责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11月25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宣布：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为召集人，组成修改党章小组，同时抽调二百余人组成调查团，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配到机关、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四十个单位，成立群众性的修改小组。

 

1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11月27日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此即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所本。“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按] 根据江青这一讲话，全国掀起了“挖”、“肃”、“清理阶级队伍”的疯潮。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一般群众，深挖穷究。各种揪“叛徒集团”，挖“特务组织”、追查“三开分子”（在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时代均吃得开的人物）的专案组等纷纷成立。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忆”（忆怪事）、“摆”（摆敌情）、“查”（追查）。所有陈年已有结论和处理的事件都翻腾出来，推翻旧案，重新调查，另作结论。当时，公安机关事实上已完全瘫痪，根据江青讲话的精神，各地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由于地方上普遍存在两派严重对立，于是“群专”首先就成了派性斗争的新工具，对立的两派互相把揪斗的目标指向对方队伍里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成员、或者是因有各色问题不能参加战斗队而与对立派靠近的另册人物（当时除有明显的历史或现行问题者外，一般均自动参加了一个战斗队组织）。强行把他们扭送“群专”。一时被拘者大有人满之患。机关、学校内部，各造反派组织也以专案名义，拘留和审查有“问题”的人员，逼供打骂，是司空见惯的事。许多人因此被逼而自杀。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战略口号的提出，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日形尖锐的必然。盖前此毛以发动群众来整当权的走资派为大方向，这只是策略上的需要，下一步必须把斗争引向群众之中。由于两派互斗，无法收拾。于是把这种对立与不和归咎于敌人的挑拨与破坏，而以揪斗共同的敌人来达到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已成为时势之必要。这个共同的敌人当然不再是运动前期引起两派对立的主要当权派，而是泛及所有黑五类和“隐藏”在造反派队伍内的“坏头头”，以及在它背后“操纵”的“黑手”。然而两派的对立根深蒂固，原不是什么敌人的挑唆操纵所简单造成。于是，你揪走我队的一员，我也就以牙还牙，揪走你队的一个；你揪出十个有“问题”的对象，我便设法揪出十一、二个或更多的对象；你所行的左，我就比你更左。互相揪斗、竞行揪斗，派争更以新形式发展，群众中的许多人皆因此遭殃。然从此则社会上的两派对立虽然存在，但大轰大斗转趋沉寂，造反派的狂激暂转而肆虐于本单位群众之中。

 

            中央发出征询对于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工代会代表，并讲了话。

 

11月30日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郑州和全国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和军管会负责人。周恩来讲话，说：有两派就要承认，不承认是阿Q主义。各地凡是夺权好的，都是工人阶级；凡是夺得不好的，都是学生影响很大。毛主席最近说过：工人阶级是需要联合的啰！学生不要干涉工人。

 

11月

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了一份通报，发向全国。其中提出：

            （1）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理论写入九大纲领。

（2）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作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1945年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

            （4）把文革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新的中央。

            （5）清除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根除隐患。

 

            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过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质比较严重，不算革命领导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立场比较坚定，旗帜鲜明，积极揭发，斗争走资派，造反派要对他进行帮助，主动结合。

  （二）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他承认错误，敢于揭发，取得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结合。如果在7·20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坚决打倒。

  （三）生活小节十分严重（生活、两性、其它）不属大节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线问题，识大节。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群众斗争，交待彻底，态度诚恳，造反派要给予出路。

  （五）动摇不定，看风使舵，哪边风力大就靠哪边，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坚定，要进行阶级立场教育，使之改正错误。

  （六）走资派和顽固家伙，特别是反革命两面派，要坚决斗争，坚决打倒。

  （七）受蒙蔽的群众，在中央表态后，争取积极态度起来造反者，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办事，按16条办事。

  （八）基层组织中受蒙蔽群众起来造反者，只要不是杀人凶手，应允许自己教育自己。

  （九）杀人凶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惩，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基层组织中一般头头，除极坏和顽固不化者外，应该热忱帮助，使他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十一）原文革成员，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打手，虽然不是坏头头，也要按坏头头处理。

  （十二）人事保卫部门，被“百万雄师”操纵者，应当派人暂时接管。弄清后，再作处理。

  （十三）对坏头头严惩规定：（因不许公开，原件略去）。

  （十四）对受蒙蔽的群众参加武斗，围攻别人死亡的，家庭按中央规定处理，双方一样。

  （十五）基层组织的较坏头头，民愤不大，改邪归正，应给予出路，不按坏分子处理。

 

            陈伯达指示专案组：陆定一很坏，要戴上铐子，继续审讯。

            谢富治授意上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汇报提纲》，说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特务控制”。“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警宪人员。正副处长、分局长百分之八十七是坏人。十名

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

 

12月1日

            中央批准天津市革委会成立的报告。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三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大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二）天津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作出《关于学习和贯彻林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的决定》。

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副政委的紧急指示

林副主席给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后，黄作珍副政委作了如下指示：“立即传达。”并作如下讲话：

让毛泽东思想统帅每一个细胞，让毛泽东思想溶进每一滴血液，让毛泽东思想指挥每一根神经，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刻在心中，执行毛主席指示一丝一毫不走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不停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生一世不动摇，要求对私字打进攻战，要穷追猛打斗到底，让灵魂深处换新天。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              中发(67)368号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全国铁路运输系统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广大革命职工热烈地、认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掀起运输生产新高潮。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铁路运输。近来，在某些地区发生了盗窃、抢夺铁路仓库、货场和火车上运输物资的事件，对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还有的盗窃危险物品，对人民生命造成了威胁。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为此，特通令如下：

一、铁路运输的物资，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确保其安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都有责任保护，不得侵占和抢夺。更要严防敌特、内奸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和盗窃。

二、对于盗窃、抢夺铁路运输物资的盗窃集团，盗窃犯，必须发动群众坚决破获，逮捕首犯，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对敌特、内奸、地、富、反、坏、右分子，惯盗犯和情节严重的首恶分子，要依法严办。所盗窃、抢夺的物资，必须一律追回。原物用掉、卖掉或毁坏的，要赔偿。

三、铁路、交通运输系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当地驻军，人民解放军护路部队及公安机关，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护铁路畅通，保证运输物资的安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九月十三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对铁路运输物资，应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遇到抢夺、盗窃运输物资者，应坚决制止，并有权拘留进行处理。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监督和检举坏人，同盗窃犯和抢夺运输物资者作坚决的斗争，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保护运输物资的安全。

 

            中央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

（一）                        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二）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三）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哪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                        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

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按] 共产党一贯在口头上说尽革命的词藻、美丽的谎话。但是充满阴谋、诡谲、混乱的文化大革命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新旧权贵的尔虞我诈、虚伪狰狞的真面目，不断的政潮反复以及以人划线的做法，使人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文化大革命，露出了共产党的狐狸尾巴。人们对信仰、理想、入党，不再充满激情，不再视为高尚圣洁，而不过是为捞取现实利益的福利彩票。文革后期，人们习惯了从反面来解读共产党的誓言，所谓“入党不是为了做官”，实际情况是“入党就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入党，你看有实权的官有不是共产党员的吗？当时群众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讽刺被纳新者为“捞张党票”、“混入党内”、“欲要升官发财，需要‘好马快刀’。‘刀’是两面三刀，‘马’是溜须拍马。”在入党只剩下赤裸裸的功利目的后，相当一批投机钻营、利欲熏心之徒被纳新入党。改革开放后，形成权钱勾结之势，入党——升官——发财，这是共产党的贪污犯愈来愈多，愈来愈大的内部原因。

 

            中央发布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中发(67)367号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

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3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社论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指示，都应该努力紧跟，深刻领会，联系实际，句句照办。

毛、林接见海军及通讯兵驻京直属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12月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说：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凌晨，周恩来指示：抢国家金库是犯法的。已抢去的要限期如数交回并交出主犯，并在限期内交出现金，可以从轻处理。如逾期不交，要追查责任。除抢去的现金要如数追回，还要将主犯逮捕法办。今后如再有抢国家金库者，当以现行犯论处，应立即拘留审查，并令其交出坏头头逮捕法办。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上讲话：不准打架，我讲过多次了。5·16不要到处乱抓，那有那么多。

 

12月5日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周讲话：什么吃饭洗手，丢在地上的东西不能吃，都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一套。原始社会不就是吃生的？现在退化了。肥皂最好不用，牙膏也是一样。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派性最强的表现是对待干部，这是新发展。

            陈伯达和清华附中学生座谈复课闹革命如何搞时说：要学生教先生，先生当学生，学生当先生，自己讲课。

 

12月6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

 

12月7日

            中央发布关于学习和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通知(中发(67)373号)。该书是由陈伯达摘录毛泽东从1927—67年间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语录而成。

            毛泽东、林彪亲自批准授予六O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解放军报》为此发表《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的公》的社论。

 

12月8日

林彪接见军委政工小组、文艺组、军报组，对政治工作作出指示。

 

12月10日

            周恩来接见卫生防病领导小组及6·26医疗队等卫生工作人员，说医疗队在西北提倡四不怕：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很好。我有意识把北京的高等院校和机关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6·26医疗队可以长期化。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派往各地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记者工作的有关问题发出重要通知(中发(67)382号)。规定记者“不要参与社会上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更不允许利用记者身份去操纵某一个群众组织。”“社会上各群众组织也不要干预”他们的内部业务工作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记者采访自由。“不要强使记者为宣传某一派的观点服务。绝不允许非法拘留、搜查记者。”

 

12月12日

            毛发出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杨成武、汪东兴、吴德等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学校。林院、航院作了汇报。康生指林院胡仁奎、原航院武光是特务。

 

12月13日

            林彪指示部队系统，在宣传中应尽可能避免提到他：

    （1）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2）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

（3）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诉说我的革命历史的事件。

（4）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5）最近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字的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字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今后不再题字了。

（6）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应无论如何不可超出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

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需落实。

                                              林彪 1967年12月13日

            邱会作在后勤系统讲话：九大的准备工作有（1）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2）搞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正在准备；（3）准备增修毛主席语录；（4）改写党章、党纲；（5）整党，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一批坏人，要把他们清除。萧华非打倒不可。

 

12月1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第三次接见江苏代表。周说：江苏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达成了协议，有的已经签了字，这是很好的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颁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的《批示》。《批示》规定：“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连，……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假”，“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应当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作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工作，提出教改方案……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戚本禹、杨成武接见北京文艺界群众组织和军代表，说：请中央军委办事组来领导首都文艺界，是加强文艺的重大措施。

 

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的一份请示中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大树特树”之说亦不妥。

 

            [按] 此虽为杨成武11月3日一文之妙语，然报刊上早已连篇累牍，充斥多时矣。毛于此时提出来，岂与李作鹏月初的报告有关邪？

  

中央发出通知：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

            周恩来等人接见赴京军队代表，着重谈关于大联合问题和正确对待革命干部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8341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左的经验，指出：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体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典范。”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对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成立以张纪之为首的十三人军管小组，进行军事管制。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碰头会上就杨成武署名的文章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指陈伯达）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5]

            邱会作在《关于彻底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上作了三点指示：“我看主要抓他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对傅加紧迫害。

 

12月20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原来只有上海提出修改党章、党纲的工作，现在要推广到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要进行。所谓有条件就是基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成立了革筹小组，成立了革委会的。有的条件不够，可以参加一部分工作。

 

12月22日

            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伍豪启事》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要社论。社论公布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从此，红小兵取代少先队达11年之久。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副团长阮明芳，以及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全体成员。

 

12月2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等接见东北三省地方干部。周恩来作重要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潘复生、汪家道等。康生传达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一个报告上的批示。

 

12月25日

            新华社报导：今年《毛选》一书出版已达八千万部。

 

12月26日

            陈伯达在唐山点名攻击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原市长白芸为叛徒特务，并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由此铸成“冀东冤案”，受诬陷迫害的人八万四千有余，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经张春桥亲自批准，将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30年代文艺工作者拘留审查。

 

12月27日

            中共中央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的经验》一文，供全国参考。

江西省革筹小组正确对待极“左”派的经验：

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英明教导。

二、紧紧依靠工人革命组织，教育他们始终不移地坚持斗争大方向。

三、以活的典型对省大联筹进行政策教育。

四、从教育入手，积极地把极“左”派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

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查叛徒、特务的阴谋鬼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打击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12月28日

            林彪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负责人程世清。

            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下旬开始动工修建的从长沙到韶山铁路建成通车。

            周恩来接见南京大学两派代表（“八·二七”与“红四联”），建议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此项协议在本月31日由中央文革批示同意执行。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批示。

 

12月31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其所写的《上海对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问题的意见》报告中央。

            周恩来在业务会议上作了五点指示：第五点为：力争1968年第二季度完全恢复生产秩序。

 

12月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处有关部门，直到1967年12月10日，仍然把《闽西报》贴上印好了的“赠阅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的标签，按期递送。张春桥指为严重反革命事件。1967年12月13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沪革发（67）第93号文件，通报了这一事件。1968年3月29日，上海市邮电系统召开了“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清算了有关人员的“反革命罪行”。

            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水平只达到正常的生产水平的一半左右，比历史上的最低水平还要低。

            一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

从1965年以来三年图书出版情况：

图书出版：

1965年：二万零一百四十三种。

1967年：二千九百二十五种。

1968年：三千六百九十四种。

杂志出版：

1965年：七百九十种。

1967年：二十七种。

1968年：二十二种。

报纸出版：

1965年：三百四十三种。

1967年：四十三种。

1968年：四十三种。

  《大动乱的年代》：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

年下降了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增长1.6%。（第308页)

 

                  第七节    杀机暗伏的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