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六節 全國大武鬥 徒有其名的大聯合

 

7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由軍委組成以謝富治為首的五人支左小組對八機部實行軍管。

李富春接見冶金部造反派，指示要批判工業《70條》，然後根據毛澤東的《鞍鋼憲法》進行改，要先破後立。

軍委決定召開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總政治部的通知中指出：召開這樣的大會，“不但將對我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把我軍建設成為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的革命軍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也將發生重大影響。”

周恩來接見財貿聯委、財貿各派代表，對各派聯合召開慶祝黨46周年大會表示支持。並表示屆時將參加。

外交部照會肯尼亞大使館，抗議肯宣布我駐肯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

曾於1929年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的丁君羊被捕。

上海革委會在人民廣場舉行數十萬人參加的大會，聲討“聯司”與“支聯站”。

三十年代著名影星王瑩的丈夫謝和賡(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被捕。王瑩也相繼被捕，1974年3月3日冤死獄中。

 

[按]              外傳江青迫害王瑩致死，是因三十年代在業餘劇人協會排演夏衍的《賽金花》一劇中，爭飾主角賽金花失敗，懷恨報復所致。據魏貽昌編《江青外史》，爭演《賽》劇是業餘劇人協會與四十年代劇社間的矛盾。業餘劇人協會中飾賽金花者為徐勝，藍苹則飾一妓女。她們的演出因業餘劇人協會最後放棄、改演由托爾斯泰原著改編的《欲魔》而作罷。江青迫害三十年代在滬的同行，不論恩怨，甚至於在困境中照顧過她生活的保姆亦所不免，最典型的賈雨村劣質，原不必有特殊矛盾也。

 

7月2日

毛澤東由康生等陪同，接見新西蘭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委員休·麥克勞德等人。

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停辦出國師資班。

新華社以《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為題，歡呼《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

重慶市革籌會、警備區再次發布《聯合通知》，要求停止武鬥，呼籲大聯合，然該地武鬥益形加劇。

 

7月3日

戚本禹對文藝界講話：現在文藝口應複課，所謂複課，“馬上學習不行，主要搞斗、批、改”。在外的都回來。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紀念毛的“七·三”指示發表三周年，表示堅決貫徹毛的教育方針，為建立和鞏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奮鬥。

北航最早開始複課鬧革命，表示將以“五·七”指示為奮鬥之最高綱領，進行鬥批改。

首都文藝界和大中學校紅衛兵五萬餘人在午門廣場集會，抗議緬甸奈溫政府反華行為，會後遊行示威，前往緬使館抗議。

 

7月4日

陳伯達接見天津代表時指出：走資派只是極少數，一小撮。不是走資派只是有錯誤，認識了就算了，這是中央的方針。

戚本禹來到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在中南海西門外的揪劉少奇前線指揮部，挑唆說：劉少奇到建院“八一團”是假支持，他是企圖在十一中全會上矇混過關。

中央辦公廳責令劉少奇向“新八一戰鬥團”交出認罪書。

下午，“斗薄一波、批余秋里、谷牧聯委會”召開“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工交系統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罪行大會”，九十多個單位參加。

林業部“東方紅公社”發表聲明：堅決打倒譚震林。

在中央的調解下，廣西兩派簽訂《十條協議》，規定不准抓人，不准私設公堂，不准毒打、逼供對方人員，不准煽動農民進行武鬥，維護交通秩序，不許搶槍、開槍等。然實際是一紙具文。

 

7月5日

毛澤東就大修他的塑像一事批示：“此類事件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颳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制止。”

陳伯達接見教育部各派，要求實現聯合，組成一個約50人的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這些人通過選舉產生，作不好可以罷免。

《人民日報》報導：

北京航空學院開始複課鬧革命。原則是：以批判資產階級為主，兼學工、學農、學軍，也學一些專業知識，為實現5·7指示探索途徑，為在航院樹立起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奮鬥。學工、學農、學軍可以在校內、校外。當前以校內為主，以後逐步擴大到以校外為主。學工可以是與航空專業有聯繫的，也可以是無聯繫的如搬運工、清潔工、服務員等。

北京其它高等院校也立即仿行。

 

7月6日

姚文元傳達毛澤東指示：(大學的鬥批改)一種可能是徹底翻身，一種可能是走回頭路，一種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階段打硬仗了。主席還說：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徹底改革，否則是改良，和過去一樣，到後來改不下去。

陳伯達在接見市革委會委員和大中學校代表時指出：中央文革號召大家不要分成兩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聯合。

 

7月7日

            毛澤東講話：

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

緬甸起來、泰國起來，這樣就把美國完全拖在東南亞。當然，我們還必須着眼在我們國土上早打大打。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同我們斷交。這樣我們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亞洲形勢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裝鬥爭也有很大發展。美帝國主義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國主義是戰爭禍首。全世界人民、美國人民都反對它。蘇聯修正主義也更加暴露無遺，

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象是我們孤立，實際上它反華是害怕中國的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轉移人民對他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聯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的孤立，是我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他越反華越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人民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國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區)，就是要公開地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兵工廠。

 

經林彪批准，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關鋒負責銷毀四月中陳虹等自上海取回之“通天”材料。周恩來加批：“連同北京圖書館代存的材料和吳、傅送來一包材料一併銷毀。”毛閱後，曾說：燒它幹什麼，這是歷史。由於隨即謝富治赴雲南，繼而楊成武隨毛南巡，故銷毀一事遂被擱置。

北京市革委會指示：三軍演出問題，要支持原來演出的一派。

晨，山西太原太機“四野”查封了“山西省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而成立了“地下政法公社”。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組辦公室也被查封。

 

7月8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江青等接見解放軍軍訓會議代表。時，大中學校軍訓已告結束。

葉劍英談國防科研時，引述毛澤東1964年講話，“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有。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葉的談話中指責賀龍一生專搞秘密活動，到處樹自己的山頭，幾十年做了不少壞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勢力。他與劉鄧接觸結合的非常緊，是有陰謀、有野心的。

王力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講話：李井泉人很陰險。去年10月中央政治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指着李的鼻子說：四川出了問題你負責！林彪同志在去年11月工交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公開點名批評李井泉是個大黑幫。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廣州軍區廣東省軍管會負責人孔石泉、溫玉成、陳德等到中山大學與中大“紅旗”，中大“8·31”造反派見面，承認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錯誤。

 

7月9日

劉少奇向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遞交認罪書，然學院的另一派“八一戰團”卻抗議劉將檢查交“新八一戰鬥團”，發出揪劉緊急動員令。其它院校也掀起揪劉新高潮。

劉少奇的《認罪書》(摘錄):

我對自己所犯的這次錯誤，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例如：

向北京各大學、中學和一些機關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眾革命行動的辦法，如內外有別，不讓群眾上街遊行，不讓把大字報貼到馬路上去等等；

批發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給各地黨委，把革命師生群眾的革命行動，說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發了一些中央局報送中央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和討論紀要等；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了所謂“排除干擾”的鬥爭，在建築工業學院這種所謂“排除干擾”的鬥爭就變成所謂“抓游魚”的鬥爭，雖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會議上也沒有聽到過有“抓游魚”這回事。由於這種鬥爭，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斗學生的現象，發生過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魚”等。這樣，就在一段時間內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

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即使在這種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面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於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確實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有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群眾中嚴重的對立情緒。

我的這種錯誤，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也違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在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

 

據新華社報導，八個月內，在117個國家和地區，共發行《毛主席語錄》80多萬冊，14種文本。

《紅旗》第十一期發表洪平：《高舉革命大聯合的旗幟》及洪曉斌《堅決支持革命幹部站出來》。

總參造反派在工人體育館鬥爭羅瑞卿，張愛萍、蕭向榮、王尚榮、雷英夫、陳鶴橋、郝治平陪斗。11日，裝甲兵機關造反派也開會鬥爭了羅瑞卿。

 

7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布對河南省軍區支左中所犯錯誤檢查的批示。

批示說:

中央決定着手成立以劉建勛同志為首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參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

河南各群眾組織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鬥等問題達成了六項協議，中央認為這六條協議是好的，希望各群眾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這些協議。

                                                                                                                                        

周恩來電告陳再道：“我們要到武漢去，在武漢解決問題”，武漢各派代表無須來京。

晚，周恩來、康生、張春橋、葉群、戚本禹等觀看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演出，並接見全體演出人員，以示支持。

戚本禹繼周恩來、康生在7月4日接見河南造反派後，又於本日晚接見河南“二七公社”、“八大總部”、“河造總”部分代表，肯定“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組織；“公安公社”有壞人操縱。

首都造反派250多個單位本日晚在地質學院大操場舉行“堅決支持四川革命派大會”。時，成都“產業軍”組織已形崩潰，然對中央所批準的革籌會不服，紛紛上京告狀，人數多達萬餘。

 

7月上旬

戚本禹談中央批陶的打算。

中央文革關於批陶的指示

最近廣東省軍管會派人去請示批陶的問題。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見了他們，並且回答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內容如下：

一、批陶問題全國怎樣布置？

戚本禹同志說，先由廣州地區發起，中南各省跟上。將來看批判的情況，聽聽反映再說。中央目前還沒有考慮在全國範圍內批判。

二、什麼時候開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說，由廣州軍區決定。江青同志請示過毛主席，在報上批判是主席批準的，什麼時候準備好什麼時候批。七月中旬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麼？重點應放在那裡？

戚本禹同志說，可以先從三本書開始，《西行紀談》、《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這三本書是大毒草，流毒甚廣。可以從它開始，然後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上海時代中學有個革命小將陸榮根，看過三家村的毒草，聯繫到陶鑄的問題，首先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到中宣部，受到迫害死去。報紙上可以先發這個革命小將的大字報，廣州加按語。

四、批判的角度怎麼樣？

戚本禹同志說，可以作為中南局第一書記來批判，他在廣東搞了十幾年就可以先從廣東開始。

五、給陶鑄戴上什麼帽子？

戚本禹同志說，由廣州軍區決定。想提中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最後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那裡審？

戚本禹同志說，作為地區的批判，可以由軍區決定。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只有兩篇是中央審查的，一篇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篇是《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文章要掌握鬥爭大方向。

七、批判計劃由誰定？

戚本禹同志說，計劃也由軍區決定。批陶要發動群眾，要打人民戰爭。陶鑄在廣東流毒很深，要發動廣大群眾批，批判對促進大聯合、三結合意義很大。

 

7月11日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主持召開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蒯大富代表紅代會致開幕詞。陳伯達、傅崇碧、丁國鈺到會。陳講話，號召學生進行“教學改革”，說：“你們是創造這個新制度的開路先鋒，是這一條新道路的探索者。”大會通過了《首都大專院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倡議書》。

 

7月12日

周恩來、陳伯達、蕭華、戚本禹、黃永勝等接見湖南代表，要求制止武鬥，軍區要好好改正錯誤，不再扣人。準備召集有關人物來京，商量解決湖南問題。

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授意對彭德懷進行揪斗。

張春橋在接見南京代表，談及有人挑動農民進行武鬥時，說：毛主席最近指示，現在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口號是反動的。必須制止武鬥。

 

7月13日

下午，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員及文革小組成員開會，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情況，指示：“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會上，毛澤東決定南巡，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隨行。據王力透露，毛南巡是要親自就地解決武漢地區大聯合、三結合和建立革委會問題。（《王力反思錄上》第134頁）實際上，恐另有陰謀，即使自己離開中南海，而讓造反派放手揪劉。

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正式在中南海西門外紮營，堅決要求揪出劉少奇。其它院校、機關紛紛前往聲援。

中央發布禁止挑動農民進行武鬥的通知。通知指出:

最近一個時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寧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別是某些省市地縣公社的地方武裝部門少數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圍攻廠礦、機關、學校的革命群眾組織，有的地區還提出什麼“以農村包圍城市”等的反動口號，組織他們進城鎮壓革命造反派。中央認為，這種作法是十分錯誤的，廣大革命群眾應該識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這一陰謀，同他們進行鬥爭。

為了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現在規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一律不准以任何藉口，挑動農民進城武鬥，更不能為了武鬥，發動農民製造兇器，發給槍枝彈藥。

二、不准以任何藉口，挑動農民在鐵路、公路、水路沿線設置關卡，攔阻車船，破壞交通運輸。

三、已經進城參加武鬥和破壞交通運輸的社員立即返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所發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對參加武鬥的社員所作的各種所謂“優待”，例如工分補貼等等，一律無效，不准實行，因進城參加武鬥而造成的傷亡事故、生產損失、誤工補貼，一概由挑動者負責。

五、從“通知”下達之日起，犯有上述錯誤的人應立即改正錯誤，立功補過，如堅持錯誤不改，一再違犯上述各條的人，要嚴肅處理，其首惡應依法懲辦。

這個“通知”應該在生產隊向農民群眾宣傳。

 

中央發布關於建造毛澤東塑像的指示。指出:

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每一座塑像都應當保證政治上、藝術上的高質量，傳之千秋萬代。這只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才可能做好。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

此外，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出現這種事情，也請你們加以制止。

 

康生在接見山西代表時談彭真問題：

彭真的問題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開始我們就認為他可能是叛徒，但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只是從履歷表上懷疑。後來我們調查了這個問題，一個月以前，他自己供認了，說他被捕後，不僅自己叛變了，而且帶着特務去抓革命同志，還向敵人下跪。這是革命的叛徒。這樣證據確實了，我們才給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變投敵的大叛徒。我們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計劃地抓了這個東西，燒了有關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吃了虧的。1949年安子文一進城就搞，派人到全國各地，……去調來檔案銷毀。太原陸軍監獄的檔案我們找不到，就是安子文1949年派人到太原銷毀的。

陳伯達接見福建上訪人員，指出韓先楚是個好同志，要允許他改正錯誤。

傅崇碧在軍代表會議上講話：

總理很忙，中央文革小組很忙，整天通宵干。八萬人進京告狀，北京一天安排許多接見，解決各省問題。過去中央文革小組集中一塊和一個省談，現在不行了，只好分成幾攤一塊談。伯達同志抓了江蘇，還有高教，很忙。山西解決快了一些，現在大武鬥，劉格平、張日清天天在京西賓館解決問題。山東一開始作錯了，中央一幫助，楊得志很快扭過來，形勢就大好。

據報導：北京市130多所中學，經過軍訓，實行聯合，建立了革命“三結合”的臨時領導機構。然實際上徒具形式，派性對立依然如故。

 

[按]　所謂“三結合”，毛最初提出是就幹部年齡上，老、中、青三結合。後來的實際含義變成為軍代表、革命領導幹部與造反派組織代表三者組織的政權機構，實際的權威是軍代表，這批人對政府行政、機關專業則一竅不通，而又驕氣十足。實際上他們本是部隊以支左之名而處理的內定轉業成員。他們一朝掌權，首先把家屬遷來轉為城市戶口(軍官家屬多農村人口)，然後是濫占權力，侵公肥私，而所謂不正之風大行矣。

 

7月上半月

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李再含組成中央代表團去成都等地，處理西南三省問題。

 

7月14日

晨，周恩來飛武漢，為毛澤東南巡作安排。隨行者有李作鵬及海軍、空軍司令部作戰部長。周飛抵武漢後，始由武漢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劉豐通知陳再道、鍾漢華，令他們前往空軍駐地會見。

中午，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應周恩來電召由四川抵武漢(同行的有北航“紅旗”四人)，以調解武漢兩派嚴重的對立局面。臨行前，與張國華、劉結挺、李再含在重慶接見兩派代表。王力講話：54軍是毛主席的部隊，是第一支向中央檢查支左的錯誤的，是中央信任的，現在提出揪趙永夫式的人物是錯誤的。要立即全面制止武鬥，三方(井司、保革派、砸革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張國華、劉結挺同日發布了在重慶立即全面制止武鬥的六條規定。

5月中以來，武漢兩派武鬥激烈。武漢軍區支持保守的“百萬雄師”，引起造反派衝擊軍區，倡言揪出“武漢的譚震林(武老譚)，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謝富治、王力到武漢後，周恩來曾指示暫不露面。謝、王則上街看大字報，有意公開身份。中央文革早認定武漢有問題。林彪就曾多次對吳法憲說：武漢軍區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江青4·16講話，亦明確煽動造反派衝擊成都、武漢軍區。中共中央與中央文革亦指出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而軍區不服，兩派嚴重對立之局已成。

周恩來指示陳再道、鍾漢華準備匯報，作出檢討。

晚，毛澤東在楊成武等陪同下，抵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毛在火車上與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時說：“軍隊介入後，因為情況不熟悉，調查研究不夠，錯誤是難免的。來了個《八條》，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該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這樣，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條》。《十條》後，受壓的又起來了，又恢復了，來了個反覆。反覆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造反派寫信給汪東興、周恩來，要求在7月18日開會當面批鬥劉少奇。

林彪指使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陷害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學思(張學良之弟)。

晚，北京紅代會等50多個組織三、四萬人在地院大操場集會，支持“鋼工總”、“鋼二司”等武漢造反派反對陳再道及“百萬雄師”的鬥爭。

“5·16”分子在農口各局及大街上發散宣傳品“打譚攻周”。

 

7月上、中旬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以財貿口和農口為中心，開始了“第一戰役”、“第二戰役”，散發了大量攻擊周恩來的傳單。

全國八大軍區中有五個軍區發生群眾衝擊部隊事件。

 

7月15日

康生講話：毛主席說，軍隊支左有很大好處，就是使軍隊本身受到教育。軍內也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軍隊通過支左也同樣把問題暴露在社會上，從而提高軍隊的思想水平。要從大局出發。第一，現在有人在部隊煽動，就是要部隊擁護張日清，反對劉格平。第二，山西省軍區調農民帶槍進城。第三，山西政法委員會無法無天，那樣地對待群眾，有些軍分區，尤其是晉中軍分區，那樣反對陳永貴呵！不採取措施解決，要犯大錯誤。

戚本禹將中央辦公廳吳良恩提出的召開批鬥劉少奇大會的報告，報請陳伯達、江青、康生決定。江、康畫圈同意；陳在劉後，加上“鄧、陶夫婦”。江復指使戚本禹在開會的同時，進行抄家，圖獲取有利於加罪劉少奇的有關日記、文件。

 

[按]　觀此，益知毛澤東之南巡，乃把自己騰出身來，放縱群眾圍攻中南海，以達到徹底打倒劉、鄧、陶的陰謀也。

 

北京市革委會召開徹底批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動員大會。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給劉少奇發出勒令，迫使再次交出檢查。

勒　令

劉少奇：

你交上來的是他媽的什麼“檢查”！又臭又長的五千餘字，無處不在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無處不在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妄圖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極，混蛋透頂！

你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借檢查之名，行反撲之實，妄圖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擋車，自不量力，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劉少奇，你別白日做夢了！

你的所謂“檢查”，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是鼓動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撲的動員令。我們要迎頭痛擊，徹底粉碎，不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審，我們決不收兵。

……劉少奇，我們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紅衛兵是不好惹的。你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有什麼資格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象你這樣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

我們勒令！你必須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於本月二十五日零點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檢查。不得有誤！

                               紅代會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組成“揪陳(毅)大軍”，進駐外交部。

謝富治、王力違反周恩來保密的指示，上街看大字報，被群眾認出後，武漢造反派舉行盛大遊行，歡迎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問題。謝、王親往造反派處發表講話。

中南地區公開在報上點名批判陶鑄。

國務院致電淮南，令停止武鬥。

 

7月15日、16日

毛澤東在梅嶺一號兩次召集隨行的周恩來、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和謝富治、王力、李作鵬開會，聽取有關雲南、貴州，四川、武漢各地問題的匯報，討論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毛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鴻霞。“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謝富治、王力要派專人作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陳再道的。毛在聽了武漢地區情況後，又指示：文化大革命要在68年春結束，或者稍遲一點，接着開“九大”，不能再搞了。

 

7月15日—18日

周恩來召集武漢軍區與部隊高級幹部聽取支左工作匯報，王力、謝富治參加。在毛、周逗留武漢期間，隨行的李作鵬在王家墩機場設立了三軍指揮部，吳法憲指令劉豐將武漢空軍的領導人火速召來武漢。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也奉令來到武漢。

 

7月16日、18日、19日

戚本禹分別對參加會議的在京報社、電台等宣傳部門負責人和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以及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說：“什麼劉少奇、什麼彭德懷，什麼鄧小平，什麼賀龍，什麼彭真，這些人，彭、羅、陸、楊都是賣國求榮的、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彭德懷、賀龍都是吃人的老虎。”“殺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懷、羅瑞卿血債纍纍。”“不僅什麼劉少奇、什麼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統統都要批判。”“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不把他們批倒……你們領袖之類的……都會被抓起來，殺頭。”

 

7月16日

陳伯達、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在中宣部講話：文化大革命就是大破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毛澤東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要出好文章。戚本禹說：劉鄧是吃人的野獸，是賣國求榮、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彭德懷是野心家。賀龍是土匪，他要當皇帝，叫真龍天子，他若得勢不是復辟資本主義而是復辟封建主義，賀龍一腦袋男盜女娼，他們是革命的同路人，跟毛主席是假，真正本性是要吃人。必須批倒批臭。首先各報紙要制定批判計劃，作為頭等任務；第二、紅代會要組成專門批判小組；第三、加強材料工作，互通有無；第四、建議擴大批判聯席小組，召集各校批判小組會商、互通情報，由十人組成：《解放軍報》趙一雅，《人民日報》唐平鑄，《紅旗》林傑、金鐵群、李廣文，《文藝組》金敬邁、鄭××、潘世民、楊勇志、閻長貴。

 

7月17日

軍委看守小組成立，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吳法憲任組長；小組列席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此即軍委辦事組的前身。該看守小組亦稱軍委四人小組或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辦公，其任務是負責看管已經癱瘓的總政，負責駐京部隊及機關的文化革命運動(因全軍文革亦已垮掉)，然當時這一組織不對外公開，亦未正式下達文件，只在7月17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宣布成立。

北京市中等學校師生召開複課鬧革命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誓師大會。《人民日報》報導：一個規模空前的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批判、大鬥爭的高潮正在北京蓬勃開展。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6955部隊支左經驗後，廣西4·22造反派氣勢大張，與保守派群眾對立益形激化。晨，保守派群眾圍攻新華社廣西分社。

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小型會議，布置揪劉事宜。

建工“八一戰鬥團”發出《最緊急嚴正聲明》‚再次勒令劉少奇於7月22日零時離開中南海，否則將採取“最緊急最堅決最強硬的革命行動！”

北京電機廠來中南海西門，參加揪劉戰鬥。

 

7月18日

據王力回憶，毛與他談話中曾說及：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還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毛還誇讚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

周恩來在武漢為軍隊支左會議作總結，指示軍區給“工總”平反，釋放朱鴻霞，支持造反派。晚，周攜陳再道、鍾漢華往見毛澤東。謝富治、王力在座。當毛聽說陳再道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時，笑着說：“這怕什麼呀！現在他們一提就是路線錯誤，誰都是路線錯誤。”還說：工作要作好，慢慢來，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隊工作作好，把“百萬雄師”的工作作好。群眾組織的工作作好了，思想工作作通了，再來開會協商，解決問題。毛又對陳、鐘錶示：我要他們作工作，作到不僅不打倒你們，而且擁護你們為止。並當場指示謝富治、王力，設一個接待站，接待群眾組織來訪，作思想工作。

周恩來在武漢、湖北軍區幹部會上的講話： (摘要)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覆，先要把軍區的領導問題解決，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就可以更好地領導湖北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個省的前面，湖北問題解決對全國有意義。1·26奪權就奪權，2·8聲明的出來，很多人支持。2·8聲明儘管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

“百萬雄師”是4·2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6·4公告出來就使得“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的發展。在軍區開過會，6·8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得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抓譚氏人物，對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氣。加上河南問題的影響，“二·七公社”解決方案的影響。人武部、獨立師(8201)反映情況不是第一手，道聽途說。這主要表現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我們有幾個建議：

1．    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錯誤，尤其是“工人總部”的解散，出圖片，是嚴   重的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解放有關案子。

2．    肯定“三新”、“二司”、“ 9·13”、“工人總部”是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  心。

3．    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到我指名的影響。

4．    “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報復，這工作中央來幫助。

5．    “紅三司”是群眾組織，偏保。

6．    軍區要做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

7．    軍區要承擔責任，要對部隊做教育工作。長期的影響，不做好這個工作是不行的。

8．    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對解放軍的態度要澄清。軍區有錯誤改了就行。

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說實在話，我們這些高級幹部，對主席的話有時也不理解。

 

晚，周恩來飛返北京。謝富治、王力隨即前往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總部，在大會上說：武漢問題一定會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打擊、受壓制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復返。

康生接見河南代表時講話：

2月17日《河南日報》事件後，毛主席就立即指示要河南省軍區找雙方代表到北京來匯報，解決河南問題。主席再三指示，找雙方，不是一方，甚至保守組織也要來，也要聽他們的意見。我們把它作為解決各省、市區廣大群眾問題的重大方針。河南省軍區何運洪、徐文禮一直拒絕，有意識地企圖將“二七公社”壓垮。錯誤的把矛頭指向劉建勛、紀登奎，而不是執行陶鑄、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趙文甫，犯了方向性錯誤。6月27日才送來檢討報告。中央為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壓了二十多天才發布。

李富春、李先念接見鞍山代表，呼籲無條件停止武鬥。東北有三分之一的機動車輛壓在鞍山，不停的武鬥使車輛不能裝卸。

戚本禹請示：為弄清王光美與美特關係問題，同意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意見，對楊承祚[1]、袁紹英進行拘留審查，得到批准。楊在20日被拘審；22日袁被拘審。隨後被拘的還有沈其震、曹亮、梁淑德、蘇士文、馬國鈞、張重一等。

建工“八一戰鬥團”部分人於零時開始絕食鬥爭。誓詞云：“劉賊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最近他又乘‘檢查’之機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猖狂反撲。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飯可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讓全國全世界人民鬥倒斗臭，我們誓不罷休！”晚北京100多個造反派組織，數十萬人齊集中南海西門，召開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

戚本禹凌晨在人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造反派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但火力不強。對劉、鄧、陶面對面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可以低頭彎腰。”當天，中南海中央秘書局三百餘人批鬥了劉少奇夫婦，強迫低頭彎腰。鄧、陶夫婦亦相繼挨斗，他們的家先後被抄。根據江青指示，這邊斗，那邊抄，要派人換上便衣，像是從外面來的人。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盡被抄走。會後劉少奇與王光美被分隔看管。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後說：我不贊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面對面。

據《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記：“王光美，劉少奇正在操場上挨斗……劉的頭髮被扯亂，上衣扣子掉了兩個，被人將兩臂向後拉住，腰彎下來，頭幾乎碰到地上。這就是所謂的“坐噴氣式的飛機”。這時還有人上來，踢劉幾腳，打了一個耳光。……我走到鄧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鑄的院子，鄧和卓琳、陶鑄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況沒有劉少奇嚴重。”(第472頁)據李的記載，當毛澤東事後聽到李的報告時說：“文革小組作事不聽打招呼，不要他們當面斗，不聽。”

             《人民日報》發表《打倒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後台》一文，指責建國十七年以來的“教育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一套破爛”，“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是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後台”。

工交、外事、財貿、衛生、統戰、民委、學部、新聞出版單位造反派三萬餘，下午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粉碎劉少奇新反撲大會。會後進行了遊行。

晚，“新北大”召開揪斗鄧小平、彭真的誓師大會。

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與“聯司”再次武鬥，“東方紅”隊員解福喜受傷身死。晚，上海市革委會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大會，為解福喜身死事聲討“聯司”。

 

7月19日

康生在京西賓館傳達毛澤東指示：“六十九軍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向六十九軍的同志說一下，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

近百個單位在中南海牆外安營紮寨，葦草棚一字相連，高音喇叭對着中南海晝夜高呼。中南海西門外，輪番揪斗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及中央各部部長，向劉少奇示威。群眾不斷衝擊中南海各門，周恩來疲於應付。

清華“井岡山兵團”在中南海西門召開“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蒯大富在會上講話。北京及全國各地近100個組織前往“揪劉火線”紮營。旋即成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揪斗、批判劉少奇火線聯絡總站”，廣泛與全市及全國各單位聯繫，把揪劉運動推向新高潮。他們提出(1)勒令劉少奇交出第二、第三份認罪書；(2)背靠背進行大批判，爭取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武漢造反派組織四處播放謝富治、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及王力的四點指示：即：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下午，謝富治在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300多人的會議上，又講了同樣的意見，“百萬雄師”組織的廣大群眾被王力在水電學院的講話所激怒，聲討王力的大字報貼滿武漢街頭，要求揪斗王力。傍晚，省直屬機關的幹部，駐武漢的某獨立師、二十九師的戰士，以及“百萬雄師”的群眾乘上百輛卡車和幾十輛拉響警報器的消防車湧入軍區大院，質問軍區，要求謝、王接見。王拒不見面。隊伍又湧向謝、王下榻的東湖賓館。

 

7月20日

凌晨，“百萬雄師”2000多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分乘數十輛卡車、消防車湧進軍區大院。上午7時許，200多名“百萬雄師”代表衝進東湖賓館謝富治、王力的住處，獨立師與二十九師戰士亦隨之涌至，將王力帶至軍區大院。接着，“百萬雄師”數萬人乘坐200餘輛汽車，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在全市遊行，高呼打倒王力！武漢軍區、省軍區、市人武部和省軍區獨立師近千人，也參加了遊行。獨立師幾百名軍人臂帶“百萬雄師”袖章，全副武裝，槍上刺刀，在汽車上架起機槍參加遊行。遊行持續至23日。湖北一些縣市和外省群眾組織，也紛紛來電支持。街頭出現“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張春橋，江青靠邊站”的大標語。

上午，林彪親自寫信給在武漢的毛澤東，由戚本禹、陳伯達進行了修飾，最後又簽上江青的名，由邱會作持信飛至武漢，面呈毛澤東。信中說外間形勢緊張，主席的安全已受到威脅，要及早轉移。同時，張春橋亦乘專機飛往武漢，並於下午四時轉飛上海，安排毛向上海轉移。

晚9時，周恩來從北京趕飛武漢，同行的三架飛機盡載中央警衛團全副武裝的戰士改在山坡機場降落。吳法憲布置空降部隊控制山坡機場，以保護周的安全。周責令軍區交還王力。此時王力已由軍區從群眾手中索回，軍區政治部主任葉明將王力交付二十九師政委張昭劍，帶往二十九師師部。張為討好王力，告訴王力說：公檢法、“百萬雄師”、獨立師在搞叛亂，已包圍了二十九師師部，要抓你。於是又將王力帶到小洪山上，躲藏起來。在山上王力對張說：沖東湖賓館是有組織的行為，海陸空三軍的人都有，東湖的警衛隊長就是“百萬雄師”，武漢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漢的槍桿子不在毛主席手裡。軍區班子爛了，他們要變天！

據湖北省委統計，湖北省在“七·二O”事件後被打傷打殘打死的幹部、軍人、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就打傷打殘6.6萬多人，打死600多人。

在“七·二O”事件前後，毛澤東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北航韓愛晶等數十人審斗彭德懷，韓動手毆打，肆行暴力摧殘。其眾亦隨之拳打腳踢，致使彭肋骨折斷，傷及肺部，身體多處受傷。

據北京衛戍區1967年7月20日對中央文革的報告：

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斗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斗。問韓愛晶為什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意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不”指示是過時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1日

凌晨2時，毛澤東乘機離武漢飛上海。

 

[按]　毛在國內巡行，例不坐飛機。這是破例的一次。當離開賓館時，是由後門乘武漢軍區的小車，大卡車在前面開道，亦從所不曾有，故“他老人家對於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王力語)，可見其狼狽。

 

劉豐至二十九師，將王力接至武漢空軍司令部。

下午3時，戚本禹電話發出緊急動員令：從現在開始，工代會、農代會、大中院校紅代會馬上開始上街遊行，聲援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擬定類似這樣的口號：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打倒“百萬雄師”一小撮壞蛋！誓死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武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等等。大會、小會、聲討會從今天開始進行。馬上搞示威遊行，經過天安門，時間由現在開始，搞二天到三天。(紅代會通知：標語口號不得出現王力、謝富治的名字)根據這一布置，全市蜂起集會遊行，並連夜波及全國各地。

《動態報》消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總政、總後、海陸空三軍、炮兵、二炮、工程兵等單位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動上街遊行，聲援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二十一日下午，北大、清華、北航、師大、地院、礦院、體院等高等院校均發出緊急動員令，並立即出動參加了天安門前的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遊行示威冒雨進行。”“北航約六千人參加了遊行，發表聲明：堅決支持武漢鋼工總、鋼二司等造反派。”“北師大全校開大會，向武漢三鋼等造反派組織發出聲援電，會後六千人參加了遊行。”

 

大批武漢“百萬雄師”成員乘車入京。車入永定門站，紅代會及衛戍區包圍檢查，扣留80餘人，然大部已進入市內。中央文革發出指示，要求各學校安排吃住，作分化瓦解工作，避免武鬥。

北京無產階級革命派揪斗、批判劉少奇火線聯絡總站成立。全國各省市造反派對絕食揪劉鬥爭表示支持。下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部主任接見絕食揪劉戰士。

總參、總政、國防科委、北京軍區、二炮、防化工程兵、裝甲兵、通訊兵和空軍、海軍駐京單位揪斗彭真、張愛萍、蕭向榮、劉志堅、梁必業、李聚奎、楊勇、廖漢生、蘇振華、劉震、成鈞、陳鶴軒、張乃更、宋烈及許光達、譚友林、鐃正錫等。

上海市革委會政法指揮部發布通告，對與“工總司”長期對立的“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出通牒，要求把7月18日廠內兩派武鬥中，打死解福喜的兇手交出候審。

                                  

北京市就中小學畢業招生和安置就業提出意見草案。草案提出: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畢業生應該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上山下鄉，到農村去與貧下中農結合，參加三大革命運動。首先是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當社員，這是同貧下中農結合的主要形式，這是知識分子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途徑。其次是插入國營農、林、牧、漁場當工人。各縣區、各部門、各單位、各革命群眾組織都要積極做好畢業生的安置和就業工作。

陳伯達、康生等接見河南各方代表，對河南、武漢形勢發表講話。

 

7月22日

凌晨，江青在接見河南代表團時發表講話，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

 “文攻武衛”的口號次日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全國武鬥急劇升級。

凌晨3時，王力在李作鵬、劉豐護送下到達山坡機場。劉豐報告吳法憲，武漢遊行隊伍還很多，獨立師全副武裝，乘機車、摩托。吳即將情況匯報林彪。

上午，周恩來在王家墩機場召集武漢軍區負責人開會，要求穩定武漢局勢，穩定武漢軍區領導班子。李作鵬則讓海軍黨委給海軍駐武漢的單位發電報，指7·20事件是“反革命兵變”，要他們出面表態“打倒陳再道”。東海艦隊發表《嚴正聲明》，稱“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當時，東海艦隊已奉令向武漢靠近，以備不測。

張昭劍宣布二十九師脫離武漢軍區。

下午，謝富治、王力飛返北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關鋒、姚文元、葉群等及群眾數萬人前往機場歡迎。當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參加的會議，聽取謝富治的匯報。會議將7·20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決定調陳再道、鍾漢華來京，並準備起草一個關於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

 

[按]　武漢7·20事件，當時轟動全國，認為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13年以後，陳再道寫了《武漢7·20事件始末》(另有《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O事件親歷記》一書，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的嚴重對立貫徹始終。造反派因為事實上成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的打手，喪失其反官僚專制統治的本始意義；保守派所要維護的，本質上就是官僚黨閥的獨裁統治及其特權利益。故他們間的互斗，從總體上無是非之可言。

 

中央決定成立以劉建勛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林立果以“紅尖兵”筆名，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7月23日

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即武裝遊行)來聲討七·二O事件”。

住在景山少年宮、來京上訪的“四川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400餘人連日與同住的河南“二七”、湖南“湘江風雷”、武漢“紅二司”等造反派發生衝突。本日(23日)衛戍區副司令李鍾奇前往制止，無效。武鬥繼續蔓延。地院“東方紅”大批人馬趕至。周恩來緊急指示：“北京的學生不要打‘紅成’的，‘紅成’的應該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不要打架，快點回成都。”

 

7月24日

凌晨3點多鐘，陳再道、鍾漢華一行奉召飛抵北京，住京西賓館，立即受到三軍造反派的衝擊。在葉群的布置下，北京街頭布滿了打倒陳再道、鍾漢華和揪出黑後台徐向前的大標語。葉群與江青、關鋒、戚本禹等在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陪同下，乘坐幾十輛小車繞京西賓館巡行，以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北京揪劉聯絡總站下午在天安門召開“揪斗劉賊聲援武漢革命造反派誓師大會”，三十餘萬人集會遊行。揪劉隊伍繼續擴大，1500餘單位參加了揪劉總站。中央文革派人對絕食人員進行慰問，並勸復食。

北京大學揪斗彭真。接連二天，工人、農民、政法幹部亦分別開會，揪斗彭等。

謝富治接見首都工代會、農代會、大中學校紅代會核心組講話稱：在武漢，周總理有四點指示：1、“三鋼”、“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組織；2、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3、“工總”要翻案；4、“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武“三司”有點偏保、總理沒有公開講，我們講了，都加在我們頭上，有壞人(陳再道、鍾漢華)來北京，在京西賓館，北航去遊行示威了，我們也可以去遊行。

在接見山西代表時，康生、關鋒說：張日清檢討仍不夠，你們的苗頭與武漢一模一樣。公、檢、法、人武部幹了許多壞事，必須趕快剎車。

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寫信並將誣陷張學思的材料給江青、林彪、關鋒。海軍參謀長張學思是張作霖之子。在東北時曾反對林彪，李誣張學思在海軍“推行蘇聯修正主義路線，忠實執行以蘇振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江青等復指張學思等193×年與東北軍將領聯名經延安新華社通電蔣介石一事，是“經過長期預謀，妄圖叛黨投敵的一起重大反革命事件”，進行迫害。

戚本禹打電話給新華社，責問為什麼把新華社所編的絕密文件發給東北局、西北局及各部“另一個司令部的人”，而不發給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甚至江青。他責令王唯真抓一下這件事。

 

7月25日

下午五時，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前集會，歡迎處理武漢七·二O事件歸來的謝富治、王力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均出席。會前二小時，林彪突然打電話給中央文革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大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江青、陳伯達當即表示：林彪此舉“十分英明”。會上，林彪說：“物極必反，這一行動一定會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漢問題不只是武漢問題，是全國的問題。以前我正愁沒題目作文章。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大做文章。”會上提出了“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林彪還對蕭力(李訥)說：“要戰鬥，要突擊，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林彪借陳再道問題，把矛頭直接指向徐向前、徐海東等大批四方面軍幹部。在蕭力的領導下，總政領導幹部中分別扣上閻王、判官、小鬼帽子，被揪斗、關押、立案審查者達482人。袁子欽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下午，北京高校造反派到京西賓館揪陳再道，謝富治表示支持。

蒯大富接受王力的示意，召集清華“井岡山”與北航“紅旗”兩總部聯合會議，指徐向前是武漢事件的後台，提出打倒徐向前。

康生告訴王力：他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請示了在上海的毛澤東，毛澤東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此後全國各報刊揪“軍內一小撮”的呼聲高漲。

晚，在新華社送審的新聞稿《首都百萬軍民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由關鋒執筆，康生審定，加上了“堅持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之全國不少地方發生衝擊軍事機關的嚴重事件。

重慶發生大規模武鬥，放炮八發、子彈一千七百發，造反派死傷甚多。

 

7月26日

中央發布關於紀念八·一節的通知。

上午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對陳、鍾進行批判，並討論中央給武漢軍區常委的復電。全文五條，毛審批時，在陳再道的名字下加了“同志”二字；並批示：“林、周及中央文革，擬復報如下，請酌定。”吳法憲在會上打了陳再道兩耳光，斥責說：“武漢問題，徐向前是要負責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徐向前憤而退場。陳毅、譚震林也相繼退去。會後，徐向前、徐海東家被抄。

中共中央就武漢軍區黨委所擬公告復電指示。這封電報是由毛澤東代擬的。

中共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2]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並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武漢軍區發表公告。承認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表示對所犯錯誤，將迅速作公開檢討，並堅決、徹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做好“三支”、“兩軍”工作。對過去受軍區領導所犯方向、路線錯誤影響的群眾和幹部，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責任由我們來負。你們應當迅速地覺悟過來，向我們的錯誤作鬥爭，堅決地向革命造反派學習，向革命造反派靠攏。”並表示立即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闖將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為他們恢復名譽。堅決支持“工人總部”的革命行動，積極幫助其恢復、發展和壯大隊伍。堅決支持“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堅決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東海艦隊向“百萬雄師”發出命令，限十二小時內交出武器。

戚本禹接見北京建工學院新、老八一代表時講話：批判劉少奇，不要限於建工學院和十七年，要從安源批起。批劉可能要一兩月，或者一兩年。劉少奇該出來的時候，毛主席不會不給，自有安排，水到渠成。

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在北航操場共同主持了約十萬人參加的批鬥彭德懷大會，張聞天陪斗。會後，載上卡車在市內遊街。

 

7月27日

在林彪親自主持的會議上，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被撤職。由曾思玉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任第一政委。武漢軍區獨立師番號被撤銷，撤離武漢進行整訓改編。

中央致信武漢軍民。

凌晨，周恩來、楊成武、戚本禹、吳法憲等第三次接見湖南代表，指出：(1)湖南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由中央軍委下令改組湖南省軍區；(2)由47軍派部隊進駐長沙，負責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3)“工聯”等組織是左派組織，是造反派組織，我們信得過。“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是造反派組織，應恢復名譽，恢復組織。“紅聯”、“高司”的群眾是受蒙蔽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4)中央着手組織湖南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周恩來接見江西代表時表示，要打倒江西的走資派方志純。並指責江西省軍區吳瑞山檢查不像樣。萍鄉人武部7月13日包圍萍鄉煤校，慘無人道。江西不準備實行軍管，準備成立三結合籌備小組。

王光美奉命交出檢查。

     河南發生“二七公社”血洗鄭州煙廠的所謂抄查“百匪”慘案，當場打死十人，傷殘百餘人。                                                                                                  

外交部抗議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破壞中捷文化合作協定。

河北省副省長楊一辰因涉劉少奇案，由江青、康生批准逮捕。

 

7月28日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武漢“三鋼”、“三新”、“三聯”造反派時講話：對敵人要狠，對少數不可救藥的壞蛋象王任重、陳再道要打倒。

陳伯達、謝富治對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代表談話：對聶元梓、孫蓬一不要上綱太高，要幫助她們。清華“4·14”不要與蒯大富太過意不去，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機會。

謝富治在政法口講話，說：公檢法要徹底革命。毛主席給我講了不止十次八次。在二三月黑風中，做了不少壞事。支持造反派的少，支持保守派的多。公安部要狠批彭真、羅瑞卿、徐子榮。

戚本禹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出專人赴瀋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少奇)的‘自白書’找到後，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立即得到江青批准。同日，中央504專案組(即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吳某等二人飛赴瀋陽，成立徹查辦公室。先後查閱了東北三省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與報刊資料，然一無所獲。

首都及在京造反派數萬人在工人體育館召開“徹底搗毀劉鄧黑司令部誓師大會。”

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在人大召開赴廣州問題串連會，組織“首都戰廣州兵團”，前往廣州揪軍內一小撮，矛頭指向在廣州打擊造反派的黃永勝。

 

7月29日

劉少奇就戚本禹文中所提八個問題作出答辯。

南海革命造反大隊的同志們：

你們一九六七年×月×日給我的緊急通令，限劉少奇於×月×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麼”的問題，現答覆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說可以讓獄中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寫信二字，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塞進去的私貨，以下凡打上·者都是王光美親筆寫的)報告陝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覆，交由柯慶施同志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又名洛浦)處理，據張聞天交待，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作了答覆。當時，我知道獄中殷鑑同志，其餘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後如何辦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鑑同志出獄後，還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慶施家裡見過一次，不久殷鑑同志因病去世了。他們具體履行了什麼手續，我未過問，最近看了造反報，才知道他們登了“反共啟事”。對這件事，我負有一定的責任。

二、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舊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一月十二日我黨的停戰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指示，這個指示是有錯誤的。

三、在解放後，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合作社的一個文件，批是錯誤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聽過鄧子恢關於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揮，砍掉了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後毛主席批評了鄧子恢的錯誤，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說了國內階級鬥爭的。例如說，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國主要的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的加以制止。但是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了”這句話是錯誤的。八大關於工作報告的決議也說：“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的這些說法，毛主席當時就表示反對，但已來不及修改，就這樣通過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政治報告和決議中，都沒有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的指導方針，這是錯誤的。是從七大的立場上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面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見鄧子恢說：“安徽的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說。”“三和一少”是個別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會議上來，當時我尚不知此種意見出籠，事後是從那個同志的保險柜裡拿出來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過在《紅旗》《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幾個城市作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檢查中已作了詳細說明，不必重複，桃園經驗當時是比較好的，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為什麼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不清楚為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麼犯錯誤路線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可是，他們也不知為什麼。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導我要讀的其它著作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這個問題，並認真的在革命群眾的實踐中去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覆我為什麼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               

                                         

周恩來接見二機部九院代表，要求造反派在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上要高姿態。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奪委會勤務組及院革委會全體成員、宣布同意在7月30日成立院革命委員會，陳伯達任名譽主任委員。粟裕、王建中等六人為軍代表。郭沫若、竺可楨、吳有訓參加革委會。

中央機關及大專院校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聲援武漢革命造反派大會。會場上有“5·16分子”散發傳單，當場有四人被捕。

彭真向新北大革委會交“認罪書”。

王洪文作出砸“上柴聯司”的五項決定：

1．設立臨時指揮部。

2．這次行動的代號為888。

3．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王腓利等人。

4．隊伍調動基本上按“工總司”各組分口。

5．確定攻擊對象，主要是“聯司”和“支聯站”。

  同時還制定了一個“G號行動計劃”，具體安排了埋伏、襲擊、圍攻和捉人等行動方案。

 

7月30日

毛澤東批准《關於甘肅問題座談會紀要》。肯定蘭州市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簡稱紅聯)二·五奪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蘭州軍區、甘肅省軍區支持紅聯和二·五奪權，也是正確的。但是，奪權以後詹大南同志(甘肅省軍區司令員)以軍方代表的身份，在紅聯指揮部工作期間，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大家認為：經過文化大革命實踐證明，以張達志、冼恆漢為首的蘭州軍區黨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確的，“三支”、“兩軍”必須在蘭州軍區統一領導、統一安排下進行。

周恩來、康生第八次接見河南代表，最後簽定解決河南問題的協議書。軍區支左犯了錯誤，主要由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負責。調原十五軍空降師政委王新志到河南，幫助劉建勛做軍區工作。(王在武漢事件中保護謝、王有功)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新的考驗》，引述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

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周恩來、陳伯達、李富春、聶榮臻、粟裕、戚本禹等出席祝賀，周講話：號召打倒張勁夫，搞好鬥批改。他為陳伯達謝絕擔任名譽院長而表示歉意。

蒯大富召集有全國大部分省市和軍事單位造反派頭頭參加的“全國形勢討論會”，會後派出二百多人分赴全國，對徐向前進行調查。企圖把打倒徐向前的聲浪推及全國。蒯還策劃了綁架徐向前的計劃，不成。搶抄了徐的家和辦公室。

 

7月31日

關於八·一建軍節招待會，毛澤東指出：朱德要出席，徐向前及其它受衝擊的老帥要出席，韓先楚也要出席。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歷數羅瑞卿的種種罪行，第一次公開點名批判羅瑞卿。

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發布緊急通告。

晚，上海“工總司”對“上柴聯司”進行了突然襲擊。“工總司”以左臂扎白布條為標誌，出動了一百多人突然襲擊“支聯總部”，把正在開會的三十多個人全部抓走，關進了楊樹浦公安局。

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接見湖南軍隊代表，說湖南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副司令員劉子云、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崔琳支持保守派“高司“幹壞事，所搞“湘江風雷”材料不確。47軍軍長黎原表示：長沙武鬥越來越凶，47軍將出面制止。

 

7月末

毛澤東看到徐向前家被抄的簡報，批示：對所有參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屬，要和他們搞好關係。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不要製造新的障礙。

在總後大院召開五萬人大會，批鬥彭德懷、黃克誠、許光達、楊勇等二十多名軍隊高級領導幹部，並動手“觸及皮肉”。

 

7月底8月初

揪劉隊伍日更擴大，北京近2000個單位的造反派連日圍困中南海，聲言揪出劉少奇，要劉少奇“滾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組謝富治、戚本禹前去表示支持。

很多省份發生群眾搶奪解放軍槍枝、彈藥的事件，甚至搶劫戰備倉庫、攔截援越軍用物資。湖南、廣西、浙江、河北武鬥益烈。

 

8月1日

《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文章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在“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鼓動下，全國範圍內衝擊軍區，搶奪軍隊槍支彈藥的事件愈益發展。軍方亦擅自向支持它的群眾組織提供武器彈藥。兩派鬥爭，許多地方演為內戰。有的地方，地方與軍隊對立，進而發展為軍隊與軍隊間的對立。有的野戰軍也參加了兩派之間的武鬥。這篇社論旋即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還我長城。”這篇社論的起草者為林傑，在陳伯達主持下，向關鋒、王力念讀通過。“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提法，最早見於年初《解放軍報》的一份宣傳要點，其清樣上署名者為胡痴、王力、關鋒、唐平鑄。( 同時可參見1月10日條；亦見7月25日康生告訴王力，汪東興曾請示毛澤東，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凌晨，周恩來發表了有關賀龍的講話(摘錄) ：

兩個結論：賀不是一貫正確的，在湘西執行了立三路線，肅反擴大化。

……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賀在二方面軍，推動張國燾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這是一功。但他對過去的錯誤不承認，說他是一貫正確的，這是不對的。為什麼主席不要面對面的斗，這是戰略問題，要照顧這一點，這是毛主席的政策，……你們說服大家背靠背的批判，多作一些調查。

 

《紅旗》第12期轉載7月22日《解放軍報》上由林立果化名(紅尖兵)的文章《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論人民戰爭》語錄，並重新發表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凌晨，首都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舉行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

武漢市造反派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共五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渡江活動，歷時五個小時，長江兩岸、大江之中，“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朗讀毛主席語錄聲，此起彼伏。四百人被溺死亡。

8月1日出版的《批陳戰報》登載：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幾百人，在外交部前日夜僵持，要求揪斗陳毅。批陳聯絡站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這一革命行動。

 

8月2日

  首都紅衛兵戰士和革命群眾一萬餘人，今日下午在人大會堂集會歡迎由姚文元率領的中國紅衛兵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回國。周恩來在歡迎會上，向工農兵體院代表講話，說：體育界暫時由戚本禹負責。賀龍要背靠背斗，這是最高指示。

周恩來、戚本禹第四次接見湖南代表。指出2·4批示是錯誤的，在執行2·4批示時大捕、大肅流毒，更加錯誤。各軍分區要認真檢討改正，對被煽動進城的農民要勸他們回鄉。亂搶槍的現象必須立刻制止。

工代會、紅代會、中學紅代會及全國各地在京造反派，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聲援新疆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堅決支持“紅二司”等組織。

武漢造反派赴保定戰鬥隊發表聲明支持保定“工人革命造反總部”。

 

8月3日

林彪在接見楊得志時作重要指示：

現在，一種是內蒙、青海的形勢；一種是像你們那樣，認錯早改。要相信毛主席，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毛主席對下面來的報告、電報，看得很仔細，對下面的情況了解的很清楚。紅衛兵的報紙，主席都親自看。

對主席的指示，最好是思想上能理解；如不能理解，就照辦。如果什麼都理解了再辦就遲了。我們最好是不錯。有的人錯到底；你們未錯到底，用你們的辦法堅決改過來是對的。

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只有毛主席才能發動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大革命過程中有些亂，臨時亂一下不要緊，打仗還不是要傷亡人嗎？只有在亂的當中，好人壞人才能暴露出來。

主席的政策是成功的，每一個步驟都是主席親自下的決心。對武漢、江西，都是主席下的決心。再三證明：主席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最聰明的是主席，我們這些人都是有錯誤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我們要堅決跟上靠下。跟上有點趕不上，只好照辦。橫直照主席的執行。你們隨時要有報告，主席是有回答的。要堅決地跟兩頭，尤其是跟上頭更重要。

局部要服從全局。你們早檢討早轉過來是好的。遲轉不如早轉好。

(濟南軍區黨委已於八月六日將這一重要指示印發給團以上黨委，要求向全體幹部傳達，並發出貫徹執行的通知。)

 

周恩來在接見貿持會時講話，對外宣傳不要強加於人。要適合外國的覺悟水平，使他們能夠接受。又：主席要我保余秋里，現在余秋里同志被批成這個樣子，我還要保他。余秋里是忠於毛主席的。

首都中學紅代會召開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師大會，大會通過了給全市中等學校革命師生、革命幹部的一封信。

戲劇口所屬的十二個單位分別在中南海北門安營紮寨，共同成立了“揪劉火線指揮部”。

上海市革委會派宣傳隊到上柴宣傳，被“聯司”包圍，雙方又起衝突。

 

8月4日

毛澤東給江青信中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裝左派，決定發槍,搞第二武裝。此信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又，當時廣東奪槍問題嚴重，林彪主張起草一個嚴禁奪槍的通告，因毛不同意作罷。毛認為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

毛澤東就《毛選》重版時對一些被打倒的人稱“同志”應如何處理的請示批示：這是歷史材料，後來變動甚多，不勝其改，似以不改為宜。有些注釋似可刪去，正文不改。

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等五組織，批准在8月6日在外交部批鬥陳毅。戚本禹在這一次談話中說：我們保過他，這是2月份的事；如果他當時不翻案，早就過關了。

李富春接見煤炭部造反派，指出生產下降厲害，必須狠抓革命、促生產。全國十大煤礦，兩大組織：“東方紅”與“井岡山”各去五個，了解情況。

謝富治在政法界批鬥彭、羅大會上講話，說：現在有人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大串連，清華又走了五千人。前一階段到處抓武老譚，現在到處抓陳再道。我們應該抓住大批判這一大方向。

揪劉聲浪益形高漲，數十萬人集會天安門。

解放軍各總部及國防科委、三軍直屬機關造反派鬥爭了彭德懷、黃克誠、譚政、劉震、楊勇、蘇振華、李志民等。

解放軍各總部及國防科委、三軍直屬機關造反派面對面地鬥爭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等。從下午四時至五日凌晨一時。

凌晨，王洪文率“工總司”24萬群眾，高舉“文攻武衛”大旗，包圍上柴廠，“聯司”被徹底砸毀，打傷、關押650餘人。隨即對全市各單位的“支聯”活動進行打擊。這些行動得到張春橋的完全支持，說：“這叫鎮壓群眾？那無產階級專政還要不要啦！”他稱讚王洪文是“我們的司令”、“上海工人階級的領袖”。

在審判王洪文中徐潘清的證詞：“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經過策劃，調動了十多萬人，開動近千部各種機動車輛和船隻，從水陸兩路對上海柴油機廠進行圍攻。他們切斷水電，用二十五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後面跟着頭戴藤帽、手持各種棍棒、刀斧和戰鬥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員，抓一個毒打一個，把男的上衣全部剝光，女的上衣撕破，作為標記。在這次武鬥事件中，被關押打傷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醫治不愈，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有的成了殘廢，群眾的財物被搶劫一空。工廠損失達三百五十多萬元，廠房修理費花了十四萬元。”

 

東北局書記宋任窮被從北京揪回瀋陽，接受批鬥。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第三書記顧卓新、候補書記強曉初、俞屏均被揪斗。在對待宋任窮問題上，兩派對立。保守的“紅團”與造反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從四月起，武鬥不止，先後多達400餘次，傷二千餘人，死數人。

首都新聞界、電影界紅衛兵15000人召開大會，聲討港英當局對我新聞、電影工作者的迫害。

 

8月5日

北京各界一百萬人集會天安門，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參加。許多單位紛紛發言，聲討劉少奇的“罪行”，並通過大會號召書，要求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劉少奇徹底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批鬥劉少奇、王光美的會議同時在中南海召開。劉、王被揪斗，曹軼歐親臨指揮，劉遭到肆意污辱。鄧小平、陶鑄夫婦亦同時被揪斗。會後，劉少奇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秘書說：“你記，我要嚴正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

《人民日報》為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發表社論。

周恩來、謝富治公開表示，反對首都紅代會院校提出“第三次串連”的口號。八月份內，清華等院校許多學生外出串連，提出“全國處在反革命復辟前夕”，準備“武裝奪取政權”。

謝富治、戚本禹奉命動員包圍中南海西門的揪劉大軍撤離。從7月末建工學院造反派駐營中南海西門，要求揪斗劉少奇以來，前往聲援的先後多達2000餘單位。

 

8月6日

周恩來接見外事口造反派，說：外交部開會批陳毅，我得陪着去，這是毛主席交給我的任務。你們拿開大會來壓我，我很難過。你們最後給我一個電報，是最後通牒，我本想給陳伯達、江青看，算了，我吞下去算了。我是根據毛主席的方針辦事，我自己有什麼方針？你們不要去外交部干涉，開小會，否則，我就把11日的大會取消。關於開大會的問題，你們要有一個安排報告，今晚回去，先把姬鵬飛、喬冠華放回來。開大會時，可以喊口號，但不能打旗子、刷大標語。

李富春在中南海接見計委造反派的講話中說：“鬥爭薄一波，要挖他的歷史根子，要挖痛。第一、挖(他)是劉少奇包庇下來的叛徒；第二、投奔閻錫山，把叛徒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等搞到山西去；第三、抗戰時期搞犧盟會、決死隊，犧盟會負責人是戎子和；第四、薄一波的一套手法是閻錫山那裡來的，以後和劉少奇、劉瀾濤、安子文等大叛徒勾結起來，到處伸手。你搞他的具體問題，他可以躲閃。你搞他的歷史問題，他就沒有辦法。自首叛變61個人，是劉少奇批的，沒有報告主席，沒有報告中央，是同張聞天勾結起來搞的，主席不知道。

中共中央決定：東北局停止對東北各省市的領導，集中搞好東北局機關的鬥批改。

 

8月7日

劉少奇在挨斗後寫信給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劉在信中寫道：“當我看到說我的目的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陰謀篡黨篡國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我想的都是同這些相反的。我沒有在黨內組織任何派別，沒有在黨內進行非法的組織活動。”然如石沉大海，未見答覆。

  謝富治在公安部無產階級革命派鬥爭羅瑞卿大會上講話：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並說明這是毛的指示。

謝富治講話後，在全國各地發生了衝擊公檢法機關，搶奪檔案，報復公檢法人員的事件。在公安部內，謝富治夥同康生製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將225名幹部、工人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走資派”，47人被捕入獄。公安部除謝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職副部長外，其它副部長都被逮捕、關押，甚至被迫害致死，整個公檢法機構陷於癱瘓狀態。

周恩來接見湖南三方代表，指責湘潭軍區把900多枝槍發給保守派。黔陽、常德、衡陽也有類似現象。保守派圍攻造反派，造反派也要求有槍，這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這種趨勢從江西開始，影響到湖南，剛才聽說又影響到廣州。但搶總是不合法的，不應該。

謝富治接見工代會、紅代會，說：2000餘單位齊集中南海西門揪劉，給這些黨內走資派一點壓力是對的，但影響交通，影響中南海裡面，所以必須撤。中央正準備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問題。準備重點解決河北省的張家口、唐山、石家莊、保定。新疆、寧夏沒有完全解決。有些地方形勢比較緊張，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河北，中央準備解決，從海陸空軍中抽出幹部。大學生不要出去。有人提現在第二次大串連，是錯誤的。各代會要在反武鬥方面作出貢獻。

姚登山在外交部成立了奪權指揮部。王力在外交部講話，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動”。表示“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打倒劉、鄧、陳(毅)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在姚登山等的把持下，公然以外交部名義向國外拍發電報，委派出國代辦，中斷外交活動，火燒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在“王八·七”講話的煽動下，國務院各部委亦發生沖砸政治部和奪權之風。

王力在外交部接見革命造反聯絡站講話後，曾向陳伯達、江青匯報，陳、江肯定他講得好。周恩來把王力的講話送毛澤東。毛看後說：“大、大、大毒草！”

外交部造反派召開批判陳毅的小範圍會議，周恩來參加。會上掛出“打倒陳毅”的大標語，周以其違反協議，堅持撤去，始參加會議，並宣布這樣的小型批判會，在11日大會批判前再開一次。

軍隊機關造反派第二次批鬥陳再道、鍾漢華等。

姚文元在電話上通知上海：“春橋同志和我兩人表示一個明確態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揮部，建議先組織武裝民兵十萬人左右。”

 

8月8日

周恩來將王力8·7講話批給康生、王力，約三人一談。康、王未到。康生揚言，王力的講話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

“首都五·一六兵團”拋出《十九個為什麼？》，為劉少奇鳴不平。

因蘇聯“斯維爾斯克”貨船船員將毛澤東像章拋入海中，中國政府為此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並將船長及二副驅逐出境，將“斯維爾斯克”武裝押送出境。

王光美向中南海造反派提出第二份檢查：

寧夏發生大規模武鬥，保守派在軍區司令員朱聲達支持下，在永寧圍攻造反派(“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亂槍齊發。造反派死百餘人，傷三、四百人。

 

8月9日

林彪在接見武漢軍區新任司令員曾思玉和劉豐時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很大。真是代價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上看來很亂，亂是把反動路線搞亂了，把反動階級搞亂了，把他們都暴露出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倒了。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都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

林彪給北京衛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謝富治、王力接見武漢造反派負責人，說：武鋼的聯合必須以“9·13”為核心，不支持“9·13”就是不支持革命。

謝富治接見外事系統代表，說外事系統也要批判修正主義，但千萬不要武鬥。

陳伯達於晨四時巡視中南海兩門間的揪劉隊伍，表示慰問，同時指示應該撤回。

戚本禹到煤炭部講話：國務院煤炭部改為煤炭科，到生產第一線去，抓革命，促生產。

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接見“政法公社”成員，說謝副總理8·7講話是有指導性的講話。對公檢法的基本估計，這個問題還要問問謝副總理。

《紅旗》雜誌成員林傑講話：軍內走資派在支左中必然勾結地方走資派，對他們，就是要發動億萬群眾，把他們揪出來打倒。揪出軍內“一小撮,”我們的軍隊就更強、更鞏固。

首都 “5·16紅衛兵團”與北外“6·16”紅衛兵開展了所謂8·9戰役，在市內出現攻擊周恩來的大標語：“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師大內大量發散傳單，內容共四部分：1.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幹了什麼？；2.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3.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叛徒；4.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台——周恩來。商業部也出現《質問周恩來三十一個問題》的大字報。

徐景賢傳達姚文元講話，支持在上海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先搞十萬人左右。然而主要靠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開大會可造聲勢，還要寫文章。北京已組織了一百人的寫作班子，寫重點文章。上海也要搞一、二百人的班子。

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刊登《策動叛黨就是為了篡黨》的文章。指責北平軍人反省院“61人叛徒集團”是劉少奇背着毛主席黨中央，盜用黨中央名義作出的決定。兩天后，《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鄭州警衛司令部在司令員陳貴昌、副司令員王輝、政委王新率領下進入鄭州。8月13日，警衛司令部給鄭州大學、河南醫學院造反派發放槍支。

 

8月10日

中央發布關於派國防軍維護交通的命令。指示國防軍擔負護路任務後，各站段的鐵路公安人員，統歸所在站段護路部隊指揮。

中央發布關於湖南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

湖南省軍區黨委常委《關於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報告》對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進行了認真的自我批評，態度是好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軍區打擊“湘江風雷”革命群眾組織，壓制“工聯”等革命造反派的錯誤，軍區黨委常委劉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應負重要責任。除了軍區負責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

中央已經決定改組省軍區，並將着手成立以黎原、華國鋒、章伯森等同志為首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隊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參加的湖南省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

湖南省赴京匯報代表團雙方簽訂的《關於立即堅決制止武鬥協議》很好。各群眾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堅決制止武鬥，反對挑動農民進城和工人、學生下鄉搞打、砸、搶、抄、抓等活動，嚴防地、富、反、壞、流氓分子搗亂破壞。

各革命群眾組織應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建立群眾性的革命武裝，保護國家財產，協助解放軍維護社會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後都不准以任何藉口奪取解放軍的槍枝、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資。

 

中央發布關於江西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

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違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並挑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切斷交通。為此，中央決定改組江西軍區，任命程世清同志為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楊棟梁同志為江西軍區司令員，並調溫道宏同志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軍區吳瑞山等同志，應對所犯錯誤向革命群眾作認真的檢討。

中央決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為主要負責人的“三結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今後，軍分區、人武部，決不准以任何藉口把槍支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藉口奪取解放軍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資。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葉群、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與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座談北京及全國形勢。康生指出：7·24北大批判彭真的大會是錯誤的，把講台讓給了修正主義分子。

周恩來、戚本禹、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見煤炭部代表，對煤炭生產嚴重下降表示憂慮。宣布調空軍工程部副部長王俊任煤炭部軍事代表，與副部長範文彩組成籌備小組，改變生產狀況。

謝富治在工代會紀念8·8、8·13大會上講話：前幾天，有的人居然武鬥到中央文革來了，他們拿着手銬腳鐐去中央文革宣傳組抓人。

下午4時，浙江溫州“溫聯總”一部分人縱火焚燒市區，主要街道幾乎全部燒毀，支左的6299、6517部隊被圍困，縱火者揚言燒平溫州城，再用炮轟槍掃。

夜，新華社國內部和軍事部編輯向王力送審稿件時，王力指示：

新華社的國內分社大多是好的，是經受了考驗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表現很好。請你們立即排個隊，把那些坐過牢的，受過打擊的，堅持鬥爭的，在關鍵時刻反映了重要情況的優秀記者，排個名單，到北京開個會，報道一下，長長志氣，支持革命的記者、編輯。會議不要老保出席。我們中央文革要集體接見他們。這件事請你們快辦，越快越好。中央文革辦事組要直接抓，新華社要快辦。

 

8月11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在人大會堂對大學紅代會、工代會及三軍造反派講話。陳說：有人認為，當前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前夜。這是對形勢的不正確的估計。北京要帶頭反對武鬥。搞好擁軍愛民。現在又出現第三次大串連的號召，想包辦全國的革命，這種想法是不對頭的。

江青、康生、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座談會上說：被壞人操縱的“五·一六兵團”是反革命組織，它把矛頭對準總理，實質是對準中央。

外事口在人大會堂召開了首次萬人批判陳毅大會，周恩來、謝富治參加，陳毅被勒令在15天內交出認罪書。其罪狀是執行了劉鄧的“三降一滅”和文革中執行了反動路線。會間，突然掛出“打倒陳毅”的標語，狂叫“打倒陳毅”的口號，甚至要上台揪斗陳毅。周恩來奮力勸阻，說搞臭了陳毅,誰來當外交部長?但全然無效，以至憤然退出會場，同時命令警衛人員保護陳毅安全離開會場。在連日大小八次批判會上，陳毅因得周恩來保護，免遭衝擊。

總政機關造反派開會，揭發批判蕭華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國防科委、總參、總政和三軍駐京科研單位在工人體育館召開聯合大會，批判劉、鄧、賀、羅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揪出了羅瑞卿，並有張愛萍、張廷發、張勁夫陪斗。粟裕、王樹聲、鄭維山、羅舜初、劉華清等出席。

周恩來電話指示：在中央解決廣西問題期間，“聯指”圍攻“4·22”據點的做法是錯誤的，要立即撤出。

 

8月11日—12日

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的代表開會，對反擊“大抓軍內一小撮”及“五·一六兵團”的問題作了具體部署。

外交部兩次照會緬旬大使館，抗議緬軍殺害中國邊民。

 

8月12日

毛澤東開始發覺“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策略，從此不再使用。

周恩來第七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指出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性的嚴重錯誤。兩派奪槍都是錯誤的，尤其是“萍總”所為，嚴重的說是叛亂行為。萍鄉“大聯籌自衛兵”反擊是正義的。軍區、軍分區、人武部挑動農民進城，問題嚴重。

周恩來、康生、關鋒等接見寧夏軍區負責人，指示調軍區負責人來京，檢查糾正在三支兩軍中所犯路線錯誤。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戚本禹接見“湘江風雷”代表，周指出：華國鋒是中央了解的。提出“揪出八·八電話的黑後台”是錯誤的。你們看主席能調動多少人進行工作？“高司”總比當時的四方面軍好吧！

北京西單商場發生文化大革命以來，北京最嚴重的一次武鬥，造成巨大財產損失，謝富治親往制止。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召開慶祝大會。

 

8月12日—15日

“首都五·一六兵團”第一、二、四、五、六方面軍負責人在陶然亭等處召開了三天“火線會議”。作出了四點決議：

一、要加強我們的鬥爭，堅定我們的政治方向，而不容許削弱我們的鬥爭和動搖我們的方向。

二、要堅持我們的鬥爭口號，而不是緩和和修正我們的鬥爭口號。

三、要繼續我們的進攻，而不是停止這種鬥爭；要還我毛主席的四大，而不是丟棄毛主席的四大。

四、堅決毫不動搖地為建立紅色根據地而奮鬥，把我們的組織能公開的則必須公開，打下一個地盤來。

 

8月13日

周恩來在南京對溫州問題發表指示：中央軍委已對溫州問題定性，是反革命武裝叛亂。溫州保守組織“聯總”在本月上旬與造反派“工總司”等發生嚴重衝突，保守派得到海軍的支持。造反派被圍攻，情況嚴重。街道被焚、工廠破壞。中央在派出6517部隊前往支左後，又於8日增派6299部隊前往。周並指示馬上給溫州運送糧食與醫藥用品。

謝富治在市委常委會上講話：勞改犯造反一律槍斃。把出來的勞改犯統統關起來。有人說：現在發展到武鬥階段，這是反動理論。兩派武鬥可能有黑手支持。

 中央文革文藝組通知，恢復練功、練唱。

中央派蘭州軍區所屬8116、8119、8047、8048(部分)及炮兵部隊進駐銀川，以圖穩定寧夏局勢。

湖南道縣召開動員大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熊丙恩(原縣委副書記)講話：“告訴下邊，一個生產隊可以先殺一兩個。”掀起大屠殺狂潮，祥林鋪區的“百人殺人團”在不到一個月中，屠殺上千人。           

 

8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  

（1）            經過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經在中央報刊上點名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彭真、彭德懷、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周揚、蕭望東。已經在地方報刊上點名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陶鑄、王任重、李井泉、賈啟允、閆紅彥、汪鋒、歐陽欽、李范五、烏蘭夫、王鋒、王逸倫、王昭、任白戈、王鶴壽。對於這些已經點名批判的修正主義分子，在中央報刊或地方報刊上還要繼續深入地進行批判。

（2）            在中央報刊上，下一步擬予公開點名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薄一波、呂正操、林楓、安子文、楊秀峰、蔣南翔、吳冷西、張聞天、張勁夫、韓光。

（3）            在地方報刊上，下一步擬予公開點名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西北局劉瀾濤、習仲勛、胡錫奎；東北局馬明方；上海市陳丕顯、曹獲秋、楊西光；天津市萬曉壙、張淮三；河北省林鐵，安徽省李葆華、福建省葉飛，河南省文敏生、趙文甫、廣東省趙紫陽，江西省方志純，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趙林，寧夏回族自治區楊靜仁、馬玉槐，山西省陶魯笳、衛恆、王謙、王大任。

（4）            對於經過主席和中央批准在地方報刊上點名批判的修正主義分子，地方報刊上發表的寫得比較好的批判文章，中央報刊可以轉載，同時中央報刊也可以直接組織批判文章。

(發至省、軍級)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周恩來接見廣州造反派“工聯”代表講話：廣州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革命新秩序，搶槍是不對的。“有些人提出現在的形勢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是錯誤的。”

解放軍三軍部分軍事院校和科研單位揪斗蕭華。

北京鋼院“延安公社”、地院“東方紅公社”、農大“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京航院等組織成立“專揪5·16兵團聯絡總站”，下設農口、工交口、財貿口、外事口、文教口、中學口等分站。“首都紅衛兵5·16兵團”在鋼院的成員首先受到打擊。

外交部抗議港英當局在邊境製造挑釁事件。

 

8月15日

中央致信煤炭工業職工。號召工人，堅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產”，堅持“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堅持八小時工作制，生產時間不離開生產崗位，不在生產崗位上搞辯論，不因觀點分歧而影響生產，凡是堅持下井，堅持生產，作出成績的職工，不論屬於那個群眾組織，或者未參加組織，都應當給予表揚和適當獎勵。

《人民日報》發表《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斷言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存在兩條路線的對立。劉少奇是四十多年的假革命、反革命。

 

周恩來接見湖南三方代表講話：湖南問題，中央最近已作了一個決定。他還說：我們中央決定建立一支造反派的群眾武裝，維護革命的秩序。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造反派，指示原定6·14李先念的檢查因故拖延，現定16日開會。李先念檢討後，無論如何要抓革命、促生產。煤炭當個典型，你們都下去。

王力接見新華社各組織代表講話：對全國的形勢悲觀的估計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河南可能走在前面。北京的學生把全國形勢說成是反革命復辟前奏，全國都在抓陳再道，這是錯誤的。軍區壞的司令員全國只有四個：楊勇、陳再道、烏蘭夫、黃新亭，而搞反革命叛亂的只有一個陳再道。

凌晨，王力在接見新華社兩大派代表時，對召開國內分社無產階級新聞戰士經驗交流會又作如下指示：

我們不是建議你們召開分社優秀記者會了嗎？這不單單關繫到你們新華社，而是關繫到全國運動，他們是一面紅旗，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樣壓迫之下，他們有的人坐了牢，有的人挨了打。但他們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向中央反映了許多真實情況，對中央作出某些決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我們學習。

 

姚登山在外交部鼓譟打倒劉、鄧、陳，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

建工部造反派請依照煤炭部改部為科的指示，改名建工科，12日報請中央。本日，李富春批示：“送聯絡組了解情況，歡迎他們如此干，要協商，提出幾條來。”

總政揪斗蕭華。

 

8月15日—17日

    陳伯達、謝富治、鄭維山連續三次接見天津造反派代表，解決(一)圍繞609廠武鬥的天津市武鬥問題；(二)五代會(工、農、紅、中、干)的鞏固發展問題；(三)成立天津市革

委會問題。

 

8月16日

《人民日報》發表1959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上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摘要)，發表社論《彭德懷及其後台罪責難逃》；並刊載了第13期《紅旗》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解放軍報》也發表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把彭德懷的問題毫不誠實地與劉少奇聯繫起來，並把羅瑞卿作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軍內的代理人”，公開點名批判。

周恩來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工作人員，說：你們對目前形勢的估計完全不對頭，怎麼是一個“戰爭解決問題”。“第三次大串聯”、“武裝奪取軍權”、“反革命復辟前夕”呢？

周恩來在對僑務界代表講話時說到：毛主席主張編輯出版魯迅語錄，還主張編輯馬恩列斯語錄。在畫家中徐悲鴻是政治上過得硬的，站得出來的，而不是齊白石、傅抱石那些人。

外交部造反派封了黨委大印，宣布奪權。

周恩來接見紅代會核心小組講話：“我們現在強調抓黨內一小撮，以後我們不提軍內一小撮”。認為“全國都是反革命叛亂的前夜，要武裝奪取政權，這是錯誤的、反動的估計。”他轉引毛的話說：“去年去點火是對的，今年再去就不是時候了，會幫倒忙。”

陳伯達、謝富治第二次接見天津代表，提議考慮成立天津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康生、關鋒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造反派，說：“必要時可以發槍。”

北京航空學院組成北航紅旗武裝部隊，舉行發槍儀式，衛戍區李鍾奇副司令員講話。18日師範大學也發了槍。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政治宣傳組發布《關於對〈前進〉發刊詞進行群眾性大批判的通知》，認為1958年11月25日發表的發刊詞是彭真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唆使下，親手炮製的反黨篡政的黑綱領。

為制止廣州發生的嚴重武鬥，中央派47軍兩個營進入廣州，與駐廣州的43軍(反對派的支持者)發生激烈槍戰達三晝夜。戰火同時在東莞、曲江等各地瀰漫。第63、64、65軍各增兵廣州，形成包圍。

 

8月17日

《紅旗》發表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

 

[按]　把彭德懷的陳賬與劉少奇聯繫起來，表明毛澤東是要借打倒劉少奇之機，徹底致久已閒散的彭德懷於死命。彭德懷的彌天大罪，就是他在59年廬山會議上寫了一個意見書。現在看來，他的意見不僅是正確的，言詞也毫無激烈之處。比起封建社會裡忠耿之臣對皇帝諫章的用詞，要平和愷切得多。八年以後，毛猶耿耿於懷，不忘舊怨，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已，在拒諫這一點上，毛比起歷史上最凶暴的君主來，誠有過之無不及！

 

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軍委辦事組(又作軍委看守小組)成立。(內部組織，未向外公布)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四人組成，吳法憲負責。此後又加入黃永勝、李作鵬、謝富治等。該小組接受中央文革領導，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處理駐京軍事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問題。

周恩來接見農口造反派，同意在19日舉行斗批譚震林大會。

周恩來、戚本禹接見湖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在講話中引述了毛的話：“提出以誰為核心，這很蠢。”

陳伯達、江青、康生在三軍黨委會議上講話：總政要關起門來搞文化大革命，揭批蕭華，揭出什麼來算什麼。全軍文化大革命由吳法憲、張秀川、邱會作、葉群負責。

康生在第二次解決安徽問題的第一次會議上講話：安徽問題，中央已有《九條》、《五條》，是與非均以此標準。有些軍分區必須懸崖勒馬，不准挑起武鬥。為了保證會議開好，他提出：(1)兩派不准在旅社打架；(2)不要彼此抓人；(3)不要互搶材料；(4)開會時，各自發言，不許干擾。為解決安徽問題，七個代表團共240名代表奉召來京談判。另淮南代表21名，中央計劃將安徽與淮南問題一同解決。

《人民日報》着力宣傳廣大軍民歡呼黨的1959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公開發表的情況，並以《展開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鬥爭，堅決清算彭德懷及其後台篡黨篡軍罪行》為題，報道了“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三軍駐京機關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懷”的活動，發表了《徹底清算彭德懷篡軍反黨滔天罪行》一文，從民主革命起系統地對彭德懷進行批判。

《紅旗》發表社論《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

《紅旗》發表《怒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投降主義綱領》及《徹底批判復辟資本主義的“三自一包”》二文的編者按語。

《紅旗》雜誌《怒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投降主義綱領》的編者按語：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拋出了一個所謂《時局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在我國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決戰的關鍵時刻，迎合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的反革命需要，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鬥志；反對武裝鬥爭，主張取消我們黨對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軍隊交給國民黨；鼓吹走階級合作、和平過渡的議會道路。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的反動綱領，是中國赫魯曉夫的假革命、反革命、叛徒嘴臉的一次大暴露。

 

《紅旗》雜誌《徹底批判復辟資本主義的“三自一包”》的編者按語：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三年經濟困難期間，階級鬥爭極其尖銳的關鍵時刻，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就是他夥同國內外階級敵人向無產階級發動的一次猖狂進攻。

“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使資本主義自由泛濫。它違背廣大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念，反映了極少數地主富農和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要求。“三自一包”同蘇修統治集團在蘇聯農村大力推行的那一套發展新富農的政策完全是一路貨色；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長期以來鼓吹發展富農經濟、瘋狂反對合作化、反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革命政策的繼續，是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三自一包”是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

廣大貧下中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煞住了“三自一包”的黑風，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人民公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得到了新的躍進，社會主義事業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山東省即墨縣蘭村公社的貧下中農和革命幹部，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用鐵的事實，戳穿了“三自一包”的畫皮，打中了中國赫魯曉夫的要害。下面，是他們的一個批判會的紀要。

                                      

財貿系統召開大會，李先念作檢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群等出席。陳伯達、周恩來在聽了檢查後講話：李先念同志的檢查是好的。

北京大學“團”、“O”、“飄”、“井”、“紅”五個組織聯合，成立“井岡山兵團”。18日加入紅代會。

鋼院“延安公社”捕獲“5·16兵團”組織部長李芳。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對吉林軍區和駐長部隊《給長春市廣大革命群眾的公開信》作出《批示》(中發[67]256號)，《批示》指出：

“中央認為：你們《給長春市廣大革命群眾的公開信》是正確的，你們的檢討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檢討了錯誤，改正了錯誤，一定能夠得到廣大革命群眾的擁護和歡迎。中央認為，在吉林應該開展擁軍愛民活動，加強軍民團結，‘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的同志和‘紅革會’、‘二總部’的同志要注意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共同對敵，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注意‘抓革命，促生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夏秋之間，全國武鬥大行。

黑雁男《十年動亂》：八月十七日，北京收到幾則消息：

長沙，目前完全處於武裝狀態。由於一開始，軍區、公、檢、法就發放了大量武器給“高司”，因此，使前一段造反派傷亡很大。中央指示下達以後，軍區再次將武器、彈藥庫打開，使“高司”又劫走了大量武器。江青講話以後，造反派也開始武裝起來。前幾天，雙方大小戰役打了幾次。當前基本形勢是：造反派占市區；四郊是“高司”、公、檢、法的天下。湘潭、株州、衡陽、常德全被“高司”的武工隊、公、檢、法的“紅色怒火”占領。他們正集結兵力，囤積彈藥，準備攻取長沙。

南昌、江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保皇派組成“五省聯軍聯絡站”，計劃以江西為核心力量，開闢南昌。原訂將兩萬枝槍運往江西，現已轉移。

重慶，現在保守派向汪山農村撤退，做農村包圍城市的部署。“重大”、“八·一五”準備有計劃地拿下建設廠、嘉陵廠；已經拿下了長江電工廠，得了大量武器、彈藥，撤往華鎣山，打游擊。西北局已經打開，保守派逃走，造反派犧牲了四人，姓名不詳。

廣州，從8月5日起，出現搶槍高潮。8月6日，廣州市有45個公安局、派出所和分局的槍枝被搶，估計有一萬枝。公安人員都離開了崗位。他們說：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又：石龍、順德監獄逃出成千名犯人，潛入廣州，進行搶劫流氓活動，有的已被市民打死，有的抓住遊街。

長春，8月16日，駐長春軍事學院如“六保”、“造反委員會”調一百三十八輛汽車，全副武裝，包圍第十七航空學校，沖入“革命造反兵團”大樓，抓走首都紅代會代表四人。並揚言：不管誰支持“兵團”，也要把他們踏平，攻不下就用火燒。目前對外聯絡斷絕，事態正在擴大。

北京大學，“井岡山紅衛兵”貼出大字報《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揭發《全國第一張大字報》的首席作者聶元梓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

清華大學，“4·14總部”奪了電機系的權，並提出了平分喇叭、器材、電訊的要求。據傳：4·14正準備全面奪權。(第227頁——228頁)

 

8月18日

            《人民日報》轉載南開大學《衛東》所刊《要大膽使用革命幹部》一文的按語。指出:讓更多的革命幹部站出來工作，是當前革命形勢的需要，是加強和鞏固革命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階級鬥爭大風大浪中鍛煉出來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是我們革命幹部隊伍的新鮮血液。但是，應該看到，革命小將在政治上還不很成熟，還缺乏豐富的鬥爭經驗。如果革命小將不和革命幹部相結合，那麼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得的權就很難鞏固。正如這篇文章所尖銳指出的：“如果沒有革命的幹部，紅衛兵小將今天奪了權，明天就有可能喪失政權。”

8月            25日，《人民日報》又就此文發表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針性問題》，強調幹部問題。

            李富春在歡送煤炭部在京單位下礦同志大會上講話，中央給全國煤礦職工的一封信是由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你們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名字下去，是光榮的。下礦後半天宣傳，半天勞動。

            天津兩派赴京匯報代表團就停止武鬥達成協議。

            陳伯達、謝富治、鄭維山等第一次接見石家莊、張家口、唐山三方面代表。建議參考天津制止武鬥的協議，都搞一個制止武鬥的協議。

            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鋼鐵學院等七十六個組織發表聲明，表示與“5·16兵團”鬥爭到底。

 

8月19日

            陳伯達、謝富治、鄭維山等接見天津兩大派代表。陳伯達指責有人提出反覆辟的口號，“我們對天津問題的處理意見是復辟嗎？你們反什麼呢？”謝富治說：《天津日報》再封兩個月也可以。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制止武鬥是大方向。

            外交部造反派沖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奪外交部權，並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

            首都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批譚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批判譚震林大會。農口及全國造反派一萬五千餘人參加。周恩來、李先念出席了大會。衛生部部長劉湘屏（謝富治之妻）當場打了譚震林兩記耳光。

陳伯達、李先念、謝富治接見鐵道口群眾組織，宣布了保證鐵路交通運輸暢通的八條協議書。

 

8月中旬

毛澤東指示：8月1日《紅旗》雜誌的兩篇社論是“大毒草”、“還我長城”。又在林彪送審的一份要下發部隊的文件上劃掉了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句，並批示：“不用”，退給了林彪。

 

 [按]　“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最早見於1967年1月10日，“根據江青指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寫成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道路的當權派》的報告，送林彪審批。林親批‘完全同意’。1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開始風行。67年7月25日，在由關鋒執筆，康生審定的新聞稿《首都百萬軍民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中，康生加上了“堅持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句。至是，為了穩定軍隊，毛始嫌惡此一口號。在追究這一口號的提出時，康生就推說“揪軍內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來的”。69年九大期間，康生與張春橋又親向吳法憲策動，說這一口號是由周恩來提出來的，要吳向大會提出。林彪知道後，立即嚴令吳不要上當。”(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8頁)

 

            中央文革對三軍指示（8．21海軍傳達）：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煞住武鬥風。現在街上蕭華的大字報超過了劉鄧陶，要扭轉。總政的文化大革命走了彎路，要重新搞。對蕭華，中央一保再保，還挽不過來，越滑越遠。以後只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不再提軍內一小撮走資派。           

            《紅旗》第14期發表《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論，公開駁斥“抓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同時指出造反派應該熱愛、擁護解放軍，相信、依靠解放軍，也要熱情幫助解放軍。

 

8月20日

            鋼院“延安公社”捕拿“5·16”頭目張建旗歸案。

            化工部“紅戰團”砸毀化工部政治部與中監組，搶走檔案，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通報批評。

            師大“井岡山”扣留了余秋里。

            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限48小時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釋放被拘的新聞工作者及三報工作人員。

8月20日出版的《新四中》小報刊登短文，揭露“紅代會”的腐敗情況。揭露這些小貴族年齡不大，官僚架子不小。在“文化大革命”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小小年紀，已很懂得“權”的重要性，頗會以權謀私。由此不難推想今日吏治腐敗的成因。

 

8月21日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戚本禹接見工交、財貿、農林等部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講話：

周總理、戚本禹同志號召煤炭部的同志要抓革命、促生產、精減國家機構、向工農學習、與工農結合，這是一個方向問題。這個方向將來不管遲早都要做到。李富春還提出了如何建立抓革命、促生產的業務班子的四種形式。一、已有業務班子的，由業務監督小組一起搞業務。二、已軍管的，在軍管下搞一業務班子。三、仍無業務班子的，可像煤炭部，各派協商組成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準備大聯合三結合。四、有些部癱瘓，業務班子未定下來，各派協商，沒有部長就副部長或司局長，革命派同志參加。大家響應8．10周恩來總理與戚本禹在煤炭部發出的號召，抓革命、促生產，精簡國家機構，幹部、學生與工人相結合，各部校根據文化大革命進展不同的情況，以四種形式組織業務班子。關於下去問題，首先是鐵道、交通、煤炭；其次是冶金、一輕等。能下多少，下哪裡？自已協商。建委、經委、計委怎麼搞也自己考慮。工交各部都要向煤炭部的方向走。

            周恩來指示國務院各部委：現在奪權已至決戰時期，在三結合尚未成熟的地方，則採取軍管的形式作為過渡。要學習煤炭部的作法，下去一部分人，既勞動，又宣傳，一方面抓革命、促生產，一方面促進大聯合。工交系統、鐵路交通都是應該趕上。財貿口、外事口可先搞籌備小組，形成同於工交口的四種形式。農林口更應該下去。

            周恩來專電江西省軍區新任政委程世清：目前，軍分區、武裝部不開展四大。要把保守派的槍繳回。

            戚本禹電話通知廣西航運“工總”（“4·22”派），勒令他們把19日在金雞車站附近搶走的90234軍用列車上的炮彈全數交還廣西軍區。

            師大“井岡山”、地院“東方紅”等組織在石油學院召開批判余秋里誓師大會，成立“批余火線指揮部。”提出要把“三反分子余秋里鬥倒斗臭。”

            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批鬥蕭華。

 

8月22日

            中央發布關於處理鞍山問題的決定。撤銷王鶴壽、趙敏、羅定楓、鍾劍平的一切黨內外職務。王鶴壽被定為鞍山黨內頭號走資派，自首變節分子，高饒反黨集團漏網分子，實行隔離反省。成立以39軍軍長張峰、政委陳紹昆為首的鞍山軍管會，領導運動和生產。

            周恩來接見廣州兩派時講話：提抓軍內一小撮是我們宣傳機構搞錯了一句口號，毛主席批評了。無論如何，不能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揪軍內一小撮出現了毛病，我可以告訴同志們，現在不提了。周指示兩派：對外廣播不能用，要停下來；不能搶軍用物資；把兩派的武器封存起來；停止武鬥。

            陳伯達在接見福建群眾組織時講話：現在搶槍主要是保守組織，造反派要主動搞好軍民團結。

            謝富治接見河北代表講話：毛主席讓我和陳伯達同志把河北事件抓一下。大家幫個忙吧！不要搞武鬥。

            晚，由北京外語學院、北京師範大學、中國醫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第一機床廠等單位組成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就所謂“香港英國當局迫害我駐港新聞工作者事件”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指出：“英政府無視我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會的要求，在48小時內尚未撤銷對香港三家愛國報紙的停刊令，拒不釋放被捕的愛國新聞工作者和撤銷對愛國報紙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訴訟，這是對中國人民的嚴重政治挑釁。”從而發生了衝進英代辦處進行打、砸、抄活動和放火燒了汽車及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外交事件。

 

            [按] 香港在1967年5月發生勞資糾紛，由於中共當局的插手，事態逐漸擴大。隨着中國政局的愈益混亂，香港的危機至7月也更加嚴重。廣州地方政府自作主張開放了部分與香港的邊界，致使雙方不斷發生邊界事件。到8月，陳毅被批鬥，外交部被極左派控制，於是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月23日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召見外事口造反派頭目，宣布：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 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布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交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國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之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儘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中央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陳伯達、姚文元、戚本禹到《紅旗》編輯部，召集會議，由陳伯達主持，戚本禹宣布文件：王力、關鋒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中央文革辦事組特急電告重慶警備司令部及各群眾組織。要求立即制止正在升級的嚴重武鬥，作到立即停止射擊與包圍；絕對禁止向解放軍射擊；立即達成停火協議。

            在《解放軍報》社工作的蕭力等三人在報社貼出《反覆辟、反保守，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揭批社長趙易亞。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抄了趙易亞家。

            八機部、交通部、郵電部、經委、工交政治部等四十餘單位批鬥薄一波。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在北師大召開革命大批判現場會，向大專院校發出號召，謝富治要求大家認清大好形勢，認真學習毛著，不要外出串連，不要打“內戰”，要聯合起來有計劃地搞大批判，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大破修正主義的教育制度，建立毛澤東思想的新教育制度。

 

8月24日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在《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通欄標題下，刊登了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軍閥羅瑞卿和他在總參謀部的一小撮幫凶”，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進行大批判的消息。

            周恩來讓楊成武持王力講話飛上海，向毛澤東報告外交部奪權及火燒英國代辦處情況。

            周恩來、謝富治接見外地來京上訪群眾，指出要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相信解放軍、要文斗不要武鬥，抓革命、促生產，防止壞人以極左口號煽動群眾犯錯誤。

            周恩來第五次接見廣西代表，批評軍區支左錯了。“聯指”方向錯了。“你們把他們（指“4·22”）搞得只剩幾個點，想消滅他們，怎麼消滅得了，這怎麼行？”要求立即停止武鬥，封存武器，不准搶占據點，不准動員農民進城參加武鬥。

            周恩來接見廣州“工聯”、“紅旗工人”和中南局“聯合總部”赴京代表。指出1·25反奪權是錯誤的。

            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至解放軍報社，對蕭力等的大字報表示支持。指責趙易亞是一個卑鄙的資產階級政客，作風惡劣，且包庇壞人。會上，宣布了由蕭力為首組成《解放軍報》新編輯部。

            康生指示：中央組織部內的一些人，會同外單位在部內擅自設立的聯絡站，不符合中央文革指示，必須立即撤出。

            戚本禹動員滯留北京的外地人員回鄉，就地鬧革命。這種人總數達十多萬。有來反映問題的，來擴大影響的；有來向中央施加壓力的；有躲避武鬥，來京避風的；有來反映工資福利等一般問題的，也有壞人來破壞的。

 

8月25日

            中央發布由毛澤東簽發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提出:“關於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准，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毛澤東在聽取楊成武匯報後，指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你回去請總理辦。”對王力8·7講話，批為“大大大毒草”，楊在中午飛返北京，向周恩來匯報。晚，周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江青、康生參加，周宣布了這一決定。

中央文革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楊成武、吳法憲參加（葉群以身體不適未到會）。對王力、關鋒進行批判，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陳伯達的長篇發言則主要對關鋒。

            中央文革辦事組給北京建工學院一封公開信。

            陳伯達接見福建代表，指責兩派不履行已達成的協議。“革造會”控告說，在停止奪槍的協議達成後，“革造會”15日就停止了奪槍，而“8·29”仍在福州、南平奪槍。陳伯達說：韓先楚明知此種情況，是明奪暗送。

            李富春接見計委紅委會“大慶公社”等組織，指出余秋里對待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對待群眾態度上都犯有嚴重錯誤，應該批判、揭露他，同時也就是挽救他。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也不同意提打倒余秋里。

            聶榮臻接見軍管代表講話：軍管會要堅決站在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方面。5·13不是簡單的演出和衝突，而是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爆發、總暴露。

            《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文章《兩條根本對立的經濟建設路線》。

 

8月下旬

            毛澤東追究“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的責任，江青等拋出王力以塞責，康生說：“揪軍內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來的。中央文革連日召開擴大會議對王力、關鋒進行揭發批判。

 

8月26日

            周恩來、康生、關鋒第一次接見遼寧代表。督促東工、遼大、沈農三大組織達成聯合。

            周恩來、康生、關鋒等接見寧夏代表。康生指示要武裝革命造反派。

            陳伯達，謝富治接見石家莊兩派代表。督促雙方達成協議。“狂人公社”（後改“魯迅公社”）提議不准利用公檢法專政機構來鎮壓革命群眾。陳、謝均表贊同。

            周恩來、李富春接見工交、財貿、農林各口革命群眾組織及生產班子，提出：煤炭生產下降很多，戚本禹提議讓勤務員都下去，所以煤炭部先下去了。當前最緊急的鐵路、交通、煤炭，然後是冶金、一輕、化工、建材，再次是一機、八機、逐步下去。

            造反派群眾圍攻周恩來，要求允許對陳毅進行揪斗，長達18小時。周恩來堅持不允。周恩來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發作，連日無法工作。

            總政及所屬單位鬥爭蕭華。

            人民大學、社會主義學院、民族學院、地院、新北大井岡山及華北局等組織在人大第五次鬥爭聶真。10月20日聶被衛戍區逮捕。

            首都和全國在京群眾一千多單位在鋼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5·16兵團大會”，批鬥了張建旗、李芳、陳立、郭樹忠、劉仁兵等五人。

            《紅旗》雜誌成員林傑被造反派抄家。林傑曾充關鋒的秘書，依附關鋒，飛黃騰達。他是8·1社論的起草者，緣關鋒垮台而被揪。林旋以插手北京市兩大派鬥爭，並在湖北、湖南等地鎮壓造反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被逮捕。

            廣東潮汕地委副書記孫敬業，率眾進入海豐，對維護彭湃烈士名譽的一派群眾大肆鎮壓，死一百餘人，傷三千多人。

 

8月27日

            謝富治在政法系統講話：對於專政，毛主席的一個獨特思想，就是勞動人民專政。最近主席又再三講到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用政府、軍隊，應該依靠群眾，這是主席一貫的思想。

            《人民日報》以批判影片《怒潮》為題，進一步批判彭德懷。

            首都司法、檢察、民政系統召開揪斗彭真、羅瑞卿大會。謝富治出席大會並作指示。

 

8月28日

            康生下令調動寧夏青銅峽的軍隊開槍鎮壓群眾，當場打死一百零一人，傷殘一百三十三人，康生還說“這是革命行動”，“如果再來，還要照辦”。

            《人民日報》登載“北京部隊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文章《大比武是羅瑞卿篡軍反黨陰謀的大暴露》。

 

8月29日

            軍委發布關於掀起擁軍愛民運動的通知。

    總政造反派與海軍直屬機關“紅聯總”鬥爭了彭德懷。

 

8月30日

            中央文革擴大會議經過十天的繼續批判，於深夜結束。江青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康生指王力為國民黨特務，並說王妻王平權的家是“一窩黑貨”。《紅旗》編輯林傑也“請假檢討”。

 

8月31日

            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頭目，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周嚴厲批評了姚登山的錯誤行動和“打倒劉鄧陳”這一口號。

            北師大、北航、地院等院校批鬥羅瑞卿。

            清華“井岡山”、體院“毛澤東思想兵團”抄了《光明日報》社長穆欣的家。

 

8月底

            天安門觀禮台貼出落款為“5·16兵團”的大標語：“炮轟周恩來”、“火燒周恩來”。

 

8月下旬

            哈爾濱市武裝部軍械庫被搶走迫擊炮六門、機關炮五門、機槍二十餘挺、衝鋒鎗四十餘枝、步槍百餘枝、子彈七千餘發。

            湖南道縣殺人事件惡性發展。13日，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熊炳恩（原縣委副書記）開動員大會，“告訴下邊：一個生產隊可以先殺一兩個”地富反壞右及二十一種人。久佳公社武裝部長蔣白柱率先當眾砸死民辦教師唐義。其它各區紛紛效法，召開殺人現場會，或逐戶追殺。四馬橋區劉富希帶領民兵挨戶一夜殺39人，祥林鋪區宛禮甫組成“百人殺人團”，不到一月內，殺近千人。本月28日至30日，又開始在十幾天大屠殺基礎上進行補火，大殺三天。油鄉公社躍進公社大隊書記何芳前，一個晚上就殺死地富反壞右及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九十人。近兩個月內，在該縣36個公社內，被殘殺的“四類分子”4193人，被迫自殺者326人。附近縣內也同樣波及。在道縣所屬的零陵地區內，被殺者7696人；被迫自殺者1397人。此外致殘致傷者2146人。

            據調查，與殺人事件直接有關的人達14000餘。當時，全國各地分派對立，在不同程度上進行武鬥。道縣則“革聯”與“紅聯”尖銳對立，搶奪武器，大打出手，多有死傷。與此同時，則以殘酷虐殺出身地主、富農及有各種“問題”之無辜平民，以泄私憤，以劫人財，以表堅定。大屠殺就是派性武鬥的惡性發展。湖南當局在聞訊後派6950部隊前往制止。有人竟公開宣言：我們殺地富反壞右，有什麼不能殺？誰干涉我們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對壞人專政，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道縣的屠人風不同程度上在湖南及相鄰各地肆行。邵陽就謠傳階級敵人組織了“黑殺隊”‚故而要求對地富及其子女(包括在外工作者)“斬草除根”。當時，資水中漂流不及掩埋的屍體‚一個月之內，每天達百數。                       

 

9月1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江青、楊成武、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出席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江青、陳伯達、康生、周恩來相繼講話。江青指責“5·16”以極左面貌出現，製造分裂。有人提出“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方”，難道武鬥就是先進嗎？昨天有四五百人沖了中南海、《光明日報》最近被抄。“5·16”表面反總理，但實際分多少方面軍，是拆台的，從“左”右動搖主席為首的中央，想亂我們的套。“5·16”是反革命組織。陳伯達指責外事口的事完全脫離了毛主席和中央的軌道。不能自己動，要聽總理的。燒了英國代辦處，我們打電話全不聽。化工部搶檔案，謝富治插話說：聽說北京還在醞釀大規模武鬥。康生講話肯定外事口有敵人。“我有根據，但今天不宣布”。他還說：“要警惕，“5·16”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中央早就說過，國防、外交大權不能奪，是屬於中央的，要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權是錯誤的。總理說過很多，要成立業務監督小組嘛。……幾個月了，我說你們死了心！外交權不能奪……”。周恩來講話說：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前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現在我申明：對某些人的幫助我歡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來要挾，煽陰風、點鬼火，搞陰謀活動，那我是堅決反對的。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過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勝利》的決議。指出當前北京市的革命形勢空前大好；決議提出八項具體任務，主要是搞好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擁軍愛民。

            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軍政訓練指揮部在23中召開北京市中學革命大批判現場會，軍民雙方都表示要“擁軍”、“愛民”。當天，中學紅代會向全市中學紅衛兵發出倡議，號召進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擁軍愛民的新高潮。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接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及各大專院校代表。江青講話：北京“5·16”在背後搞鬼。少數人利用青年外出串連，到處揪軍內一小撮，這是錯誤的。搶槍是別有用心的人搞陰謀。四川搶了大炮，打掉了一萬多發。陳伯達說，外出串連的人，國慶前全部撤回，一個不留。不能亂奪槍，特別是外交部的權不能奪。周恩來重申所有外地聯絡站都要撤消，對奪槍問題要發一個命令。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年發動，二年看成果，三年掃尾。

            王府井北口貼出署名“首都5·16兵團”的大字報《打倒周恩來》。

 

9月2日

            周恩來接見國務院財貿革委和財聯委委員時說：“外交部的權最大了……監督權不算小了，不要超過，一步步練習嘛，我對你們說先取得監督權，以後三結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權奪錯了。……外交部奪權是錯誤的，已受到批判了。”“姚登山到處作報告，提出打倒劉、鄧、陳（毅），一個司局長級幹部，怎麼能這樣提？誰批准你這樣提？”

            外傳中央文革指出當前運動中三個注意點：一、黨內走資派想復辟，拉一派，打一派，保自己上台。這是當前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形式。二、關於幹部亮相：幹部必須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線，揭發錯誤，檢查罪行，交待問題。和走資派劃清界線，揭發錯誤、檢查錯誤，才算亮相。造反派在幹部亮相問題上要提高警惕。三、現在，走資派利用、挑撥革命組織和解放軍、軍管會關係，革命造反派必須注意，他們的用心值得深思。

            北京各界造反派與三軍指戰員十萬餘人，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擁軍愛民大會，周恩來等出席。

 

9月3日至4日

            師大以譚厚蘭為首的部分造反派組織群眾，發表廣播，聲言林傑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按] 林傑畢業於北師大，給關鋒做秘書。在運動中自然與師大造反派有着特殊的聯繫。

 

9月3日

            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提出《審查王光美特務問題的情況報告》。說：“從前一段對王光美特務問題的調查和對有關案犯的審訊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斷定，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個特務。”“王光美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關係，是1945年10月經美特楊承祚、袁紹英介紹搭上的。她的直接聯繫人是北平戰略情報處的特務沃爾頓。”“建議將特務分子王光美立即逮捕進行審查。”這個報告是由康生草就的。

 

9月4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楊成武、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見部分首都高等院校負責人。在匯報中都要求談談林傑問題。江青讓姚文元談。姚說：林傑、趙易亞（《解放軍報》副總編）、穆欣（《光明日報》負責人）是反黨小集團。

            戚本禹致信周恩來，檢討錯誤，說：“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小組裡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裡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陳家康被定作“五·一六兵團”在外交部的“頭目”被捕。

 

9月5日

            中央發布命令，禁止搶奪槍枝及軍用物資。

            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富春、李天佑等接見安徽赴京代表，康生、江青講話強調文攻武衛。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8月31日社論《無產階級黨性與小資產階級派性》。

中國和坦桑尼亞、贊比亞政府關於修建坦贊鐵路的協定，今天在北京簽訂。

 

9月6日

            在中央干預下，黑龍江兩派代表達成立即制止武鬥的協議。

黑龍江雙方代表關於立即制止武鬥的協議

最高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鬥

第一條，堅決貫徹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的最高指示，用實際行動貫徹和捍衛十六條、“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停止打、砸、搶、抄、抓，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證雙方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正常進行。

第二條，雙方釋放所抓的和扣押的全部人員，包括被公安機關非法拘捕的革命群眾在內。

第三條，雙方立即停止圍攻和衝擊並拆除一切武鬥工事。雙方的武器、彈藥和一切軍用裝備（包括軍用汽車）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眾組織都不得非法戒嚴和劃分警戒區，不得擅自宣布停工停產。

第四條，停止經濟迫害，不准斷糧、斷水、斷電，不得互相歧視、報復，不准剋扣對方工資，不准搞經濟主義。

第五條，堅決貫徹中央“七．一三”指示，不准以任何藉口調動農民進城，不准到農村搞打、砸、搶、抄、抓，不准破壞農業生產。

第六條，堅決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保證國家計劃完成。凡離開本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一律都要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促業務），搞好大批判，搞好鬥批改。雙方都要保護返回人員的安全，對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不得進行壓制。

第七條，保證交通和通訊往來暢通無阻，雙方不許扣押信件，不許切斷和竊聽電話，不許破壞交通、鐵路和攔截車輛。

第八條，不要串連外地、外單位人員，參加本單位的鬥批改。

第九條，中央調查組監督上述協議的執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於北京

                                                    （雙方代表簽字）

《解放軍報》刊載《假四清真復辟——關於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導演的桃園大隊“四清”情況的調查報告》，並為此發表社論《揭開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大陰謀》。

 

            [按] 所謂“桃園經驗”，本是王光美搞四清中蹲點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的經驗總結報告。王光美桃園經驗報告，毛已批轉下發。接着劉少奇報告，其中有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已過時，不蹲點不能當中央委員等話。江青就此向毛哭訴，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活着，劉少奇已公開報告了。毛於是決定王光美的報告不要發，指責撇開原來的幹部是過左。毛劉的恩怨益深。妻以夫貴；枕頭風又直干大政。中國的官場，就是這樣用裙帶張結的骯髒舞台，在共產黨政權中，丈夫是某一單位的首長，妻子便是其辦公室主任，其例實繁。最可笑者，毛澤東在文革中批判賀龍，說：“我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辦公室的主任。”但說這句話的毛澤東，偏偏忘記了恰是他自己讓他的老婆江青做了遠比辦公室主任更高的國家領導人，代表奉為偉大領袖的丈夫，頤指氣使，四處招搖。作威作福，害人無數。

 

9月7日

            北京市革委會發出堅決把外出串連人員召回的決定。

            北師大發生揪斗譚厚蘭的所謂9．7事件。譚厚蘭追隨林傑，關係密切。林傑垮台，一些不滿的群眾指譚厚蘭反對周恩來及幾位老帥，進行揪斗。江青指責這是為二月逆流翻案，對揪譚群眾進行迫害。對北師大9·7事件的處理，是經毛澤東批準的。

第47軍完全控制廣州局勢。對反對派（“8·1兵團”）進行了嚴厲的鎮壓。兩派的武鬥則一直不能制止。

 

 9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文章第一次公開點了所謂“五·一六”的名。毛澤東就此親自加了一段話：

“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

“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他們的成員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

 

   江青的九·五講話和姚文元的文章成了向所謂的“五·一六”進攻的總動員令。一切對所謂“毛主席司令部”、對林彪、對江青及其親黨，以及對革命委員會稍有懷疑和反對情緒的人都被籠統地稱作五·一六分子。

   陳伯達說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觀點，對陶鑄進行系統批判的第一篇，是進行系統批判的樣板。江青說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是經過中央文革反覆討論決定的，要好好學習。這篇文章是個重型炮彈，發出後，還要發各種型號的炮彈。

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貼出《王力8．7講話的要害是向中央奪權》。

 

9月9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認真學習江青9月5日的講話。通知說：“9月5日江青同志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對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作了正確的分析，向無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正確的鬥爭任務。”必須認真學習，“以進一步掌握毛主席給我們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大方向，搞好大批判、革命大聯合，做好擁軍愛民工作。”根據這一精神，各地紛紛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武鬥益形激烈。

 

9月10日

            謝富治在接見中學代表時說：“5·16“兵團所以壞，因為他們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解放軍。他們人數不超過50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後台老板，走資派。

            中央氣象局“紅旗兵團抓黑手縱隊”貼出《誰是最大的黑手——30個為什麼》大字報，懷疑譚震林是挑起北京市兩大派鬥爭的黑手。16日晚周恩來接見農大“東方紅”代表時，說：“不批判極左，右派就翻案”。他讚揚氣象局“紅旗”《30個為什麼》寫得很好，邏輯很嚴密，分析很深。

            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大使館，抗議印軍越界挑釁。

 

9月11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  

朱德在中南海的家被抄。

 

9月12日

            黃永勝致信江青，製造廣東地下黨冤案。1942年5月，由於南方部分省委被破壞，經周恩來緊急指示：粵北省委和其領導下的地下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另，南路黨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亦遭到嚴重破壞。均被懷疑有“叛徒集團”。此案被關押、批鬥者達七千餘人。

            學部“革命大批判指揮部”召開“憤怒聲討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洪（濤）反黨集團罪行大會”。

            北京市召開堅決鎮壓反革命宣判大會。《人民日報》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鞏固革命新秩序，堅決鎮壓反革命》。

            北京地質學院革委會作關於撤銷作戰組和動態組的決定‚此後，當局對小報控制加嚴，社會上消息來源阻塞。

            北京紅衛兵十萬人召開大會，慶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勝利。

 

9月13日

            中央發布嚴禁搶奪國家物資，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

            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入獄（直至1978年，共12年多），專案組曾建議對王光美判處死刑。毛以“保存活證據，對將來有利。”在文件上批示“暫時不宜判刑”等語，故得免於一死。當專案組將報告送江青時，江對其中多處有“可能”字樣，大為不滿。於是康生親手改寫，將王定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日本和蔣匪特務”。

            賀龍專案組成立。賀龍本人由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審查監管。

 

            [按] 9月中旬，林彪將一份有關賀龍的材料，提交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討論。於是，會議作出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本日，正式成立“賀龍專案組”。專案組成立後，賀龍便由受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為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審查監管。康生親自抓這一案子。空軍政委余立金為“賀龍專案組”組長；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朱鐵錚為第一副組長；北京軍區某團政委盧鳳歧為第二副組長。在“賀龍專案組”下，又分設十幾個分案組，計有：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纓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這些分案對象，都曾是中國革命的某個歷史時期里賀龍的老部下，其中絕大部分是賀龍的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O師、晉綏軍區的幹部。各分案組分別歸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黨委領導。但“賀龍專案組”作為主案組，對各分案組負有聯係指導的責任。主案與分案互為補充，互為因果。

 

9月14日

            毛澤東就王力問題批示：“犯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王力入獄後，毛指示對他不進行提審，蓋以其了解核心內幕太多也。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的社論，傳達了毛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北京高等院校在清華召開鬥爭彭真、劉仁、陸定一、林楓、蔣南翔大會。

 

9月16日

            徐向前致函毛、林，要求辭去掛名的全軍文革組長職務。

周恩來接見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代表。在談及師大九·七通告時，周說：這是中央批的，我簽名同意。送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周還表揚農大很主動，四個“5·16分子”首先是你們抓的，又揪出了學校里的八個。

             原農林口代政治部主任秦化龍以叛徒罪被揪斗。周恩來在接見農大“東方紅”時說：你們揪秦化龍是有功的，立了新功。並親筆批示將秦化龍扭送專政機關。同時指出：要繼續批判譚震林，同意在國慶節以前再批鬥一次。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9月14日社論《評“以我為核心”——再談無產階級黨性與小資產階級派性》。

 

9月16日晚—17日凌晨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葉群、傅崇碧等接見北京高等院校天派代表，號召實現革命大聯合，搞好鬥批改。周恩來批評天派把形勢估計得很壞，大批外出串連，因而跟黨中央、毛主席背道而馳。周重點分析了“5·16”組織問題。江青轉達毛澤東的指示：“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了。”指責學生除了被少數壞人利用外，就是自大狂，個人主義滋長，把自己置於黨中央與毛主席之上。你們要回去好好整風，整頓組織。

 

            [按] 這是毛澤東群眾運動法寶的徹底破產與其實質的徹底暴露。但是，要把從潘多拉瓶子裡放出的魔鬼重新囚系起來，已經不是很容易了。圖窮匕首見。毛澤東唯一的法寶只剩下軍事管制這一佛塔。這真是對毛式社會主義大民主的絕大諷刺。

 

9月17日

            南巡的毛澤東在杭州、南昌分別接見了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

            周恩來、江青、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葉群等在人大會堂接見大專院校地派代表。周恩來在講話中指責紅代會各院校第三次串連，認為“全國處在反革命復辟前夕”，提出“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都是錯誤的。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5·16”兵團矛頭對準我，把我和中央文革分開，這是惡意的。揪軍內一小撮是嚴重錯誤。

            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部分代表時宣布：鑑於徐向前、蕭華主持的全軍文革小組已經癱瘓，中央決定命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組成四人領導小組。

            《紅旗》發表社論《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9月18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吳法憲、姚文元等接見西藏匯報代表。周說：西藏軍區二、三月間的錯誤與“大聯指”（西藏自治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沒有關係。

            首都民眾和解放軍三軍指戰員紛紛集會，紀念林彪所發出的“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號召一周年。

            上海在幾天內完成所謂革命大聯合，《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輝煌勝利——歡呼上海革命大聯合的新高潮》。

 

9月19日—21日

            北京相繼出現所謂大聯合的高潮。到21日為止，北京已有260多所中等學校實現了大聯合，絕大多數高等學院也實現了大聯合。政府機關亦然。街上報喜隊伍鼓樂喧天，整日不絕。這個聲浪很快遍及全國。濟南在三天內全市150家工礦企業完成聯合，天津兩天內800多家工廠、150所學校完成聯合。然其時全國各地兩派對峙，根深蒂固，所謂聯合，實僅表面文章。

 

9月19日

            謝富治在批評北京大專院校兩派時說，分成兩派，原因有三條：（1）走資派；（2）革命隊伍中的蔣、蘇特務；（3）對新社會有刻骨仇恨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他們打內戰打得越厲害越好。鋼正常產量十萬二千多噸，現在一萬多一點，只有十分之一了。

            首都駐軍和造反派集會，表示堅決響應毛的最新指示，團結一致搞好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謝富治出席大會，要求大家學習江青9．5講話，使首都成為革命大聯合的模範。

 

9月20日

            毛澤東在武漢找曾思玉、劉豐等談話，說明年春節前全國基本上解決問題。明年9月開九大。又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又提出鄧小平是不是要保？”

   謝富治主持北京市各單位代表會，為國慶節籌備工作進行動員，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李富春、李先念參加了大會。周在會上作了《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報告，就當前形勢進行了概括的分析，並提出作好國慶籌備工作的要求。

            北京駐軍單位與部分工廠、學校的革命群眾繼續紛紛舉行大會，號召搞好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和本單位的斗、批、改，迎接國慶。

 

9月21日

            對今年夏天全國各地的大武鬥，毛澤東申言：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全國在春節前就差不多了，解決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

   周恩來指示：統戰口要聯合起來鬥爭劉郢及李維漢、徐冰等走資派。1月15日劉郢、洪濤搶劫檔案問題由衛戍區司令部查辦。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在人大會堂召開促進聯合大會。韓愛晶、王大賓、蒯大富、聶元梓、譚厚蘭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檢查派性思想。

 

9月23日

            南巡的毛澤東在武漢號召聯合。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在批轉《安徽“P派（屁派）”和“G派（好派）”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中說：“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的事物，各個革命群眾組織必須揭穿其罪惡陰謀。”從此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揪所謂“五·一六分子”的運動。

            首都中學紅代會刊物《東風》載文揭發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罪行。

            中央轉發北京市關於動員外地串連學生立即返回的通知。

中央發布關於外出串連學生與上訪人員立即返還原單位的通知。規定北京和各地接待機構從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來串連的學生和其它人員。

            中央發布取締私設電台、廣播台的通知。

    謝富治對專案人員說：審訊要有狠心，下得手。要集體審訊，一審幾個鐘頭，非攻破不可。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社論《鞏固革命大聯合，奪取新勝利》，指出：在實現了組織上的大聯合之後，兩個階級，兩種世界觀的鬥爭繼續存在，無產階級黨性與小資產階級派性的鬥爭繼續存在。文章要求學好毛著，在大批判的原則基礎上鞏固革命大聯合。

 

9月24日

            新華社發布了毛澤東最近期內視察各地的消息。說：“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勢下，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最近一時期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毛主席現在已經回到北京。”毛南巡中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歷史文獻，是一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科學、最完整、最精闢、最透徹的總結，是指引全黨、全軍奮勇前進的燈塔，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最徹底勝利的最新、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毛在武漢討論國內問題時，曾說：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結束，或者稍遲一點，接着開九大，不能再搞了。

            周恩來接見外貿口各革命組織代表，說：現在一下子就搞巴黎公社選舉，勢必發展無政府主義。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衛生部“無產階級聯合派總部”代表。

            國防科研、國防工業系統駐京單位近10萬人在工人體育場舉行慶祝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大會。周恩來、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謝富治、楊成武、粟裕、張春橋、姚文元出席了大會。聶榮臻在大會上講了話。

 

9月25日

            國務院農林口鬥爭了譚震林。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及總理聯絡員參加了大會。

            丁覺群在獄中聲明，他所寫關於劉少奇的材料是“打破事實的框框寫的。”

 

9月26日

            張春橋、陳伯達、江青、康生、周恩來、楊成武在接見河南、湖北來京參加學習班的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會議上先後講話。會議將近結束時，毛澤東親蒞會場。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廣州部隊和群眾代表。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四川成都紅衛兵及成都部隊領導。

            國務院財貿系統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慶祝大聯合和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要鬥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李富春、李先念、張春橋等出席了大會。

            下午，經委、計委、民委各單位首次揪斗陳大倫（經委研編室副主任、《工交戰線》主編）、駱風（《經濟研究》主編）。陳、駱被認為是薄一波的親信、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幹將。李富春寫信給計委、經委表示支持。

            謝胡率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訪華，於今日到達北京，當局組織數十萬人歡迎。

            外交部發表關於關閉中國駐突尼斯共和國大使館的聲明。

 

9月27日

            上午，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北京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二次堅決鎮壓反革命宣判大會”，會上，判處了一批美蔣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剛果（布）全國革命運動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總理、政府首腦努馬扎萊率全國革命運動和政府代表團訪華。

            江青就有關她的那份材料多次指責楊成武整她的黑材料。楊請示周恩來，周指定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在中南海勤政殿將其全部材料銷毀。

 

9月28日

            周恩來在接見東北三省赴京匯報團時講話，紅衛兵大方向正確，青年人犯一點錯誤不要過分責備，要允許他們改正。有錯就改，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到老。

            李作鵬在海軍黨委常委會上點名打倒海軍院校領導幹部15人。

            張春橋在空軍某部祝捷會上講話，祝賀擊落美國U2飛機的勝利。他談到現在成立革委會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山西、黑龍江、山東、貴州、青海。已建籌備小組、軍管會或犯了錯誤但已基本解決的有內蒙、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肅。最近在談判中的有十幾個單位。到春節大致可解決全部省份。

            康生、張春橋、吳法憲等接見江蘇兩派代表。張春橋在講話時引毛澤東的話說：工廠分成兩派，死活對立，不外三個原因：走資派挑動，有人操縱；造反派內混入壞人；造反派頭頭私心雜念，以我為核心。

 

9月29日

            首都數十萬群眾歡迎由黎清毅、黃文歡率領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和由戰鬥英雄黃文旦率領的越南南方民族陣線代表團。《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向來自反美前線的越南戰友致敬》。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接見上海鐵路局系統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個分局商談大聯合的全體代表，並先後發表講話。

 

9月

            賀龍正式被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後，便斷絕了與周恩來的一切聯繫。

            劇作家鄭君里被實行“保護性拘留”，終致折磨至死。

            北京電影學院五名師生到上海圖書館查閱三十年代文藝黑線資料，發現了江青、張春橋的一些問題。張春橋於是指示：“把他們先拘留起來，由公檢法軍管會和於會詠、游雪濤同志商量一下，摸准了行動，不要撲空。”結果，五名師生被關押五年。為了對付上圖的有關工作人員，在上海市革委會一次會議上，張春橋說：“以後再要提起這個事，我就不客氣了，我是要整人的！”同時，通過他在上海的親信，下令查封上圖徐家匯藏書樓的全部三十年代圖書報刊資料，規定書庫管理人員未經同意不得進入書庫，並製造了一個上圖“炮打”案件，張說圖書館裡有一批很壞的人，很多人（如葛正慧、袁嘉錫等）

因此遭不白之冤。

 

10月1日

            建國18周年國慶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總結了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指出了今後的戰鬥任務，傳達了毛在視察三大區時關於大聯合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晚，在天安門城樓上，陳伯達對紅衛兵負責人說：你們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有很多地方有所增長。你們根本談不上黨性，而是派性高於一切。如不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就可能垮台。

            外交部緊急召見印度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就印軍再次越過邊界進行武裝挑釁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

   毛澤東會見剛果(布) 總理努馬扎萊時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

 

10月4日

            外交部照會緬甸駐華大使館，指責奈溫政府撕毀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10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決定從緬甸撤回全部專家和技術人員。

 

10月5日

            外交部照會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抗議印度尼西亞政府組織武裝軍警暴徒搗毀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的暴行。並決定立即派專機前往雅加達接回受傷工作人員。

 

10月6日

            《紅旗》第15期發表社論《大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革命》。《人民日報》在10月9日轉載。文中最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說：只有認真學習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鬥私批修的偉大綱領，“才能領會和掌握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斗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說：毛澤東最近指示“要斗私，批修”，“很科學地概括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內容，概括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批判資產階級’的基本內容，它是保證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徹底勝利的根本方針。”

            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全國學習林彪國慶講話和周恩來、康生等9月26日接見河南、湖北來京參加學習班人員的講話及江青4月20日講話。

            丁覺群在監護中書面交待劉少奇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充當特務，向國民黨提供工運情報。

 

10月7日

            中共中央公開轉發毛澤東南巡中的一系列指示。

  中發(67)313號

毛主席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象這次發動得這麼廣泛，這麼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閒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毛主席說，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毛主席說，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毛主席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裡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嗎。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毛主席說，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台了。什麼是農民，什麼是工人，什麼打仗，什麼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毛主席說，要正確地對待受蒙蔽的群眾。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壞人專政的問題。毛主席說，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例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

一個組織里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

關於幹部問題。毛主席說，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我們的幹部中，除了投敵、叛變、自首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裡總做過一些好事。要團結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斗，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有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一時想不通，還應該給他時間，讓他多想一個時候。要允許他們思想有反覆，一時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還可以等待。要允許幹部犯錯誤，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犯了錯誤有什麼要緊？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

毛主席說，正確地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斗、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我們黨，經過延安整風，教育了廣大幹部，團結了全黨，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這個傳統，我們一定要發揚。

關於上下級關係問題。毛主席說，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要講團結。幹部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後說，找他個別談，或者會議上講。

我們現在有的嚴肅、緊張有餘，團結、活潑不足。

關於教育幹部的問題。毛主席說：幹部問題，要從教育着手，擴大教育面。不僅武的（軍隊）還要文的（黨、政），都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的輪訓。每省都要開縣人武部以上各級幹部會，一個省二、三百人，多則四、五百人，大省應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內爭取辦好此事，否則，一年也可。

今後，爭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時間不要太長，大體上兩個月左右。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作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毛主席在視察各地的過程中，高度讚揚了廣大工農群眾、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紅衛兵小將、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在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勳。毛主席號召他們，要斗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頒發《關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若干政策的規定》（六條）。

 

10月9日

            北京幾所中學的十名高初中學生，前往內蒙古錫盟當牧民。這是知識青年大批上山下鄉的先聲。

            在北京外交部街的郵筒內，發現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公安部作為要案進行追查，於11月20日迅速破案，系天津一名煤球廠工人所為。

 

10月11日

            《人民日報》就北京一些學生自願去內蒙農村，當一名普通社員發表題為《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社論。

            姚文元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他在上海調查有關召開九大及精兵簡政等問題的意見。

 

10月12日

            毛澤東在再次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謝胡時說：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用群眾性方法來審查幹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黃永勝批准對抗日戰爭時期的華南地下党進行調查（109專案組），7100餘人被關押、審查、批判。當時的華南地下黨特別支部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由周主持的中共南方局領導下成立工作的。

 

［按］建國前夕，毛澤東對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國統區地下黨組織有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就不難理解，歷次運動中，黨內知識分子同樣受到嚴重衝擊。到文革中，凡過去的地下工作者，幾乎均以“叛徒”處置。

 

10月14日

            中央發布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

（一）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

（二）各學校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關於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學校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在教學的實踐中，貫徹實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學制度和教學內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學校應該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教學的班、級、系的系統，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

（五）各學校的教師和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除了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外，有些人過去犯了錯誤，只要他們能夠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就應該讓他們站出來工作。

（六）各大中小學校都要立即積極籌備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學校內張貼）

 

            通知下達後，各地中、小學陸續複課，一些大專院校也先後開始複課。《人民日報》10月30日摘轉《長江日報》10月22日社論說：“複課鬧革命的中心是鬧革命。當前複課鬧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為綱，……特別要狠抓本校內的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主課。”由于堅持搞運動，大專院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並未真正複課，或短期複課後又停課。

 

10月16日

            謝富治在北京市工代會上說：今年農業取得了豐收，工業是差一些。當前關鍵問題是大聯合，不允許工人階級內部分裂。

            王力、關鋒交由北京衛戍區在西山軟禁。

            張春橋在上海發表講話，當前上海工作的中心是落實毛主席南巡講話和林副主席國慶講話精神。中央這幾天要發指示：大、中、小學都要複課鬧革命。上海青年應立志到全國各地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月17日

            中央發布關於按系統進行大聯合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

（一）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於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於大批判和各單位鬥批改的進行，以利於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二）所有革命群眾組織都應該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經過充分協商，按照不同的具體情況，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辦事。一切跨行業的組織，都應該在自願的原則下，按行業進行必要的調整。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鼓吹8341部隊在北京針織總廠支左的成功經驗。

 

10月19日

            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接見廣州“紅旗派”代表。說：聯合後組織可以存在，只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就行了。

            中央批轉林彪八·九講話，讓全國學習。

            北京市革委會發布“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的決定”，要求各校所有師生，必須立即回校。經教育仍不到校者，應給予必要的紀律處分。

 

10月中旬

            楊成武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組長後，在第一次會議上即明確宣布：辦事組對軍委常委負責，重大問題要向常委請示報告。

 

10月20日

            毛澤東召開會議，決定在1968年春結束文化大革命，接着開九大。

            應周恩來的邀請，毛里塔尼亞國家元首莫克塔·烏爾德．達達赫率團訪華。25日，兩國發表聯合公報。

 

10月21日

    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組長周恩來提名由楊成武任主任。所轄十個辦案組中，二炮政委李天煥任羅瑞卿專案組組長，空軍政委余立金任賀龍專案組組長，海軍副司令李作鵬任劉志堅專案組組長，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任葉向真專案組組長。

            中央就姚文元給毛澤東的信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召開的意見的通知。

                                                             

10月22日

            教育部在關於複課的材料中就學生畢業問題反映：“畢業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與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而且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

 

10月24日

            劉少奇專案組報告：請示對患肝癌瀕死的河北師範學院外語系教授張重一採取一面在獄內延長其生命，一面進行突擊審訊的手段，以圖羅織王光美是美國特務的罪名，得到批准。11月1日張重一慘死獄中。

 

10月25日

            康生在接見中監委、中組部全體工作人員時說：劉少奇是叛徒。彭真也是個叛徒。王任重有人說他是國民黨CC分子，在延安審查過，沒有查清。整風時有人揭發，被鄧小平包庇下來了。鄧小平曾臨陣脫逃。張老（雲逸）在十一中全會上揭的（袁任遠插話：那時我也在紅十軍）。

            《人民日報》發表《大中小學都要複課鬧革命》的社論。

            中央發布不准地富反壞右翻案的規定。

    中共中央關於不准地、富、反、壞、右乘機翻案問題的規定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到處申訴，無理取鬧，趁機否定過去的罪行。中央重申過去的規定，不准地、富、反、壞、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乘機翻案，個別錯案，確實需要甄別的，也要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在押犯人，在勞改工廠、勞改農場的犯人，一律照舊看管，不准亂說亂動。

 

            中央批示南京軍區的報告，同意對安徽軍管會作相應改組，並由6408部隊進駐安徽，擔任支左。

            周恩來對外交部、外辦代表說：外交部8月份大方向錯了。對姚登山，要允許他改正錯誤，允許他革命。王力犯錯誤只是他一個人。

            李富春接見各部軍管會負責人，說：大聯合的形式，應該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實現大聯合。革和保的標準就是對黨內最大走資派、對本單位真正走資派進行認真批判，對本單位的鬥批改是否認真進行來劃分。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講話：召開九大問題，可以有兩種考慮：一是明年五六月份就召開；一是開完過國慶。代表名額多一點好，可以有一萬多人，代表七八千，再加上請一些外賓。代表里應多選一些工人和青年，選一些紅衛兵。如果開一千多人的會，那就開老人會了。黨章肯定要修改。要把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鄧的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的鬥爭都寫到黨章中去。

 

10月27日

            中央發布關於在成立了革委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指示，批示的最後一句話，是毛澤東加上的。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十月十九日來電請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當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抗議印度尼西亞政府中斷兩國外交關係。

 

10月29日

            《解放軍報》發表《一切行動聽偉大統帥毛主席的指揮》一文的按語：

6037部隊支左工作經驗，最重要的就是他們“跟上”跟得緊，“靠下”靠得近。

“跟上”，就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緊跟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對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一切指示，句句照辦，步步緊跟。遇到問題，及時請示報告。“靠下”，就是依靠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依靠群眾，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勤作調查研究，堅信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群眾，甘當群眾的小學生。

 

10月30日

            康生第五次接見安徽代表，談到安徽軍管會改組時說：不是因為錢鈞犯了什麼錯誤，而是因12軍已到安徽支左，故12軍的李德生、徐堯也進入軍管會，錢鈞回南京工作，南京軍區工作忙。

 

10月31日

            周恩來在接見廣州部分代表時說：學生干涉工人運動“總是不對的”。老保翻天是指黨內走資派，把老保加在群眾頭上是不能同意的。上山下鄉不是劉少奇黑線，而是毛主席的路線。

            王世英（中央監委）被監護審查。王拒絕寫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在折磨下於1968年3月26日死亡。

 

10月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文藝戰鼓》編輯部編成一本大批判資料，就該社歷年出版的長、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分列為六大罪名，進行批判。

    （1）反黨、反毛主席、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頭目樹碑立傳者六種：

劉志丹    李建彤著

六十年的變遷（第二部）    李六如著

保衛延安    杜鵬程著

青春之歌    楊沫著

小城春秋    高雲覽著

朝陽花      馬憶湘著

（2）歌頌錯誤路線、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者計五種：

紅旗譜、播火記   梁斌著

我的一家         陶承著

風雨桐江         司馬文森著

晉陽秋           慕湘著

（3）歪曲階級鬥爭、宣揚階級調和論、人性論、和平主義者十五種：

三家巷、苦鬥     歐陽山著

火種             艾明之著

大波（共四部）   李劼人著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丁玲著

苦菜花           馮德英著

文明地獄         石英著

在茫茫的草原上   瑪拉沁夫著

山鄉風雲錄       吳有恆著

三月雪           蕭平著

變天記、山河志   張雷著

普通勞動者       王願堅著

工作是美麗的     陳學昭著

我們播種愛情     徐懷中著

（4）歪曲和攻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者十四(？)種：

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著

在和平的日子裡   杜鵬程著

乘風破浪         草明著

風雷             陳登科著

在田野上，前進   秦兆陽著

香飄四季         陳殘雲著

金沙洲           於逢著

歸家             劉澍德著

水向東流         李滿天著

過渡             沙汀著

南行記續編       艾蕪著

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   茹志鵑著

勇往直前         漢水著

（5）醜化工農兵形象，歌頌叛徒，美化階級敵人者十三部：

紅日             吳強著

暴風驟雨         周立波著

破曉記           李曉明、韓安慶著

橋隆飈           曲波著

屹立的群峰       古立高著

紅路             扎拉戈胡著

源泉             丁秋生著

清江壯歌         馬識途著

辛酸地           管樺著

鐵門裡           周立波著

戰鬥到明天（第一部）   白刃著

長城煙塵         柳杞著

新四軍的一個連   胡考著

（6）大寫所謂“中間人物”，反對塑造工農兵英雄形象者十(？)部：

下鄉集          趙樹理著

三里灣          趙樹理著

靈泉洞          趙樹理著

豐產記          西戎著

李雙雙小傳      李准著

山鄉巨變        周立波著

東方紅          康濯著

橋              劉澍德著

我的第一個上級  馬烽著

 

11月1日

            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葉群等第五次接見安徽對立兩方全體代表。周講話：革命大聯合要以工人階級為主體。江青在插話中說：劉秀山是國民黨特務，還有陳登科。

 

11月2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紅太陽照亮了內蒙古草原》，祝賀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謝富治接見北京工代會委員時指出：北京目前出現一股歪風，借王力、關鋒問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二月逆流翻案。我們要提高警惕。

 

11月3日

            《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大、中、小學都要複課鬧革命。”該報同時還發表《關於教育革命的幾個初步方案》，包括《同濟大學教育改革的初步設想》、《北京林學院取消教研室，組織專業連隊領導教學和教改》、《北京師範大學教改組對改革考試、升留級和招生的設想》等文章，以供討論。並加了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師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按] 在當時派性紛爭、秩序混亂的情況下，學校領導已癱瘓，教員多數受衝擊；學生習慣於派性鬥爭與造反無拘，所謂“複課”，依靠學校本身已完全不可能。於是而普遍派出 “工宣隊”、“軍宣隊”進行領導。由反對劉鄧資產階級路線的工作組，自己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經過一場鬧劇，又回到了派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工宣隊，這對毛澤東的革命，又是一個絕好的諷刺。

 

            《人民日報》還發表由楊成武署名的《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文，副標題為“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這篇文章是總參政治部撰寫的，楊呈毛澤東審閱，毛隨手批示“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陳伯達決定以楊的名義發表，楊請示林彪‚得到了林的同意。三天后，毛看到這篇文章，對康生、楊成武說：“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

 

11月初

   馬明方，曾任中共陝北書記、陝北省首屆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1941年由蘇聯治病、學習回國時，被國民黨阻於迪化，遵中共中央指示，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擔任黨支部書記‚至1943年被盛世才抓捕入獄。1946年4月，經多方努力，國民黨同意無條件釋放中共在新疆的被押人員。但到文革中又受到懷疑，至11月初“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被正式立案。經康生審定，在當年被無條件釋放返回延安的人員中，現巳在黨、政、軍系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並有代表性的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高登榜等20人被列為該專案組直接審查對象，其餘均由所在單位立案審查。此案在“九大”召開前被強行定案。9·13事件後得到複查，毛澤東指示：全國冤案太多，各個專案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結案，非把人整死不可。要求先把關着的人放出來‚按不同情況分別結案。1975年3月中央三辦對此案寫出覆審報告，周恩來批示應改為平反報告。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直到1980年6月24日，所謂“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才獲得徹底平反。

 

11月5日

            毛澤東就九大和整黨問題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他說：關於九大問題，第一批反映已經來了，綜合一下，通報各地，繼續徵求意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黨員要那種朝氣勃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納新，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黨綱要修改，不要寫得太長。鄧小平要批，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

            林彪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去電：“要學習老三篇，破私立公。共產主義講的就是一個公字，反對一個私字，要破私立公。不然天天在那裡扯皮。要解決問題，就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有錯誤不改是不好的。不要以為學了就行，學了不用都是鬼話。千條萬緒，就是要破私。破私要打進攻戰，光打防禦戰不是馬列主義者。擁護毛主席的人是革命的，公和私的標準，就是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觀其人，看其人，真金不怕火，不是真金燒掉更好。”這份電報在11月6日由程世清在江西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傳達。程在傳達時還說：中央有通知，要吸取大量黨員，為召開九大作好準備工作。

 

11月6日

            林彪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編輯部發表《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正式拋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將這個理論歸納為六個“要點”。宣揚只有靠階級鬥爭，靠不斷進行政治革命，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文章把“繼續革命理論”說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此文由陳伯達、姚文元主持起草，幾經修改。在上報毛澤東的信中說：“這篇社論又再作修改，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列寧的話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並加批發。”毛審閱後在信封上批道：“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陳毅檢查過關，恢復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職務。

 

11月7日

中央發布關於成立地專、縣級革委會籌備小組和革委會的審批權限的修改規定。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陳永貴同志談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67中發339號）。批文說：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省軍區：陳永貴同志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談話，具體地揭露了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山西晉中地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條意見也是正確的。供同類情況的地方參考。此件可發到生產大隊。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關於哈爾濱八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情況的調查報告。報告說：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已經成為廣泛的群眾性的自覺行動。學習班確是實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戰略措施。

 

11月7日—29日

            應中共中央邀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義）中央委員會主席愛·弗·希爾來華訪問。

 

11月9日、12日

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集中央直屬單位文藝部門的代表與軍代表進行座談。江青講了話。陳伯達吹捧講得很好很好。要把錄音在文藝界放，全國放。

 

11月10日

            《文匯報》社論《要熱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幹部》一文中引述毛澤東最新指示：“要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堅決支持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上海市委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給上海市革委會寫了《關於加強保密工作組織領導的請示報告》。認為把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專政機關是不合適的，建議“在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下成立保密組”。張春橋看後大發雷霆，在《請示報告》上橫加指責。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於11月26日作了批示。12月27日，上海市革委會就此事發出文件，強調要“進一步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認為這是右傾翻案之風。

 

11月上旬

            楊成武寫條子給陳虹：“江青叫你們去提審楊帆，搞清他1938年向中央發電報的事。”楊帆曾任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長。1938年江青與毛結婚前，曾致電中央，反映江在上海的情況。[3]

 

11月12日

中央發布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

廣州軍區是中央信任的，他們過去是緊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從介入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廣州地區雙方赴京代表團簽訂的《關於“擁軍愛民”、“制止武鬥”、“抓革命促生產”、“開展革命大批判，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書》很好，符合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這個協議書。

中央決定建立以黃永勝、陳郁、孔石泉、王首道、陳德等同志和實現了革命大聯合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組成的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11月13日

            中央轉發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藝界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

 

11月14日

            中央發布關於各級軍區機關不搞“四大”、軍以下部隊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1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解放軍支左積極分子和全國十二省市在京代表。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今冬明春農村基層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李富春對統戰部三派組織指示：統戰部比團中央修得多，李維漢是劉鄧司令部在統戰部的代理人。

 

11月16日

            周恩來、戚本禹、黃永勝接見廣西“聯指”赴京代表團。周說：韋國清三月份已到北京來了，廣西問題，主要由軍區負責，軍區檢查不錯。韋國清要負領導革籌委的工作。

            李鍾奇在北京小學教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作報告。提到國際形勢，他說：世界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已發展到68至72個國家[4]。已有共產黨96個。22個國家已發展有武裝鬥爭。歐洲的形勢，用人民戰爭的觀點來看是農村包圍城市。歐洲等於城市，亞非拉美等於農村。他要求大家要加強三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性）。

 

11月17日

            中共中央轉發8341部隊關於北京針織總廠問題的報告。

            李富春、李先念接見地質部、化工部軍管會。李富春講話，化工部、地質部的司局長，甚至部長都有形無形地支一派，群眾組織對立隔閡較大。當前的大方向是大聯合。

 

11月18日

            中央發布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

中央認為，廣西軍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支”、“兩軍”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這次，軍區對“支左”工作中發生的一些錯誤和缺點所作的檢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這個檢查。中央希望廣西軍區和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等同志，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廣西地區兩派赴京代表團在京期間簽訂的《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很好，已經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准，偉大領袖毛主席並親自批示：“照辦”。兩派簽訂的《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關於全面上交槍支彈藥的七點協議》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這些協議。

中央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洪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周恩來等中央首長第二次接見江蘇各派代表。

 

11月19日

            張春橋在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上講話：什麼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去爭奪陣地。無政府主義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懲罰。奴隸主義走向反面就是無政府主義。

 

11月20日、21日

            李富春分別接見計委“紅委會”和“革命造反公社”代表，宣布中央決定余秋里回計委，主持制定1968年計劃。他可以逐步與群眾見面，接受批評，取得諒解。

 

11月21日

毛在送審的《中央關於徵詢對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中刪去“大樹特樹”及“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好學生”句中的“和好學生”字樣。

 

11月23日

            中共中央決定由上海革命委員會草擬黨章修改草案。

            周恩來接見廣西“4·22”與“聯指”代表團核心組，要求雙方執行十條協議。接見時，戚本禹在座。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楊成武、戚本禹、姚文元、吳法憲等接見煤炭工人，舉行座談。陳伯達說：許多電廠發不成電了。煤炭工人要實現大聯合‚三結合，抓革命，促生產。

            《紅旗》第16期發表了兩報一刊編輯部的文章《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指責劉少奇搞“三自一包”是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復辟資本主義。

 

11月25日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宣布：由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為召集人，組成修改黨章小組，同時抽調二百餘人組成調查團，在修改小組的領導下，分配到機關、工廠、農村、學校、街道等四十個單位，成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

 

11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大中小學都要複課鬧革命》。

 

11月27日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說：“在整黨建黨的過程中，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隊伍。”此即後來“清理階級隊伍”所本。“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

 

            [按] 根據江青這一講話，全國掀起了“挖”、“肅”、“清理階級隊伍”的瘋潮。黨內和黨外，上層和一般群眾，深挖窮究。各種揪“叛徒集團”，挖“特務組織”、追查“三開分子”（在敵偽、國民黨和共產黨時代均吃得開的人物）的專案組等紛紛成立。在群眾中廣泛地開展“憶”（憶怪事）、“擺”（擺敵情）、“查”（追查）。所有陳年已有結論和處理的事件都翻騰出來，推翻舊案，重新調查，另作結論。當時，公安機關事實上已完全癱瘓，根據江青講話的精神，各地都成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簡稱“群專”）。由於地方上普遍存在兩派嚴重對立，於是“群專”首先就成了派性鬥爭的新工具，對立的兩派互相把揪斗的目標指向對方隊伍里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成員、或者是因有各色問題不能參加戰鬥隊而與對立派靠近的另冊人物（當時除有明顯的歷史或現行問題者外，一般均自動參加了一個戰鬥隊組織）。強行把他們扭送“群專”。一時被拘者大有人滿之患。機關、學校內部，各造反派組織也以專案名義，拘留和審查有“問題”的人員，逼供打罵，是司空見慣的事。許多人因此被逼而自殺。清理階級隊伍這一戰略口號的提出，是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階級鬥爭”日形尖銳的必然。蓋前此毛以發動群眾來整當權的走資派為大方向，這只是策略上的需要，下一步必須把鬥爭引向群眾之中。由於兩派互斗，無法收拾。於是把這種對立與不和歸咎於敵人的挑撥與破壞，而以揪斗共同的敵人來達到兩派群眾組織的聯合，已成為時勢之必要。這個共同的敵人當然不再是運動前期引起兩派對立的主要當權派，而是泛及所有黑五類和“隱藏”在造反派隊伍內的“壞頭頭”，以及在它背後“操縱”的“黑手”。然而兩派的對立根深蒂固，原不是什麼敵人的挑唆操縱所簡單造成。於是，你揪走我隊的一員，我也就以牙還牙，揪走你隊的一個；你揪出十個有“問題”的對象，我便設法揪出十一、二個或更多的對象；你所行的左，我就比你更左。互相揪斗、競行揪斗，派爭更以新形式發展，群眾中的許多人皆因此遭殃。然從此則社會上的兩派對立雖然存在，但大轟大斗轉趨沉寂，造反派的狂激暫轉而肆虐於本單位群眾之中。

 

            中央發出徵詢對於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

晚，中央首長接見首都工代會代表，並講了話。

 

11月30日

            周恩來、李先念接見鄭州和全國鐵路系統造反派代表和軍管會負責人。周恩來講話，說：有兩派就要承認，不承認是阿Q主義。各地凡是奪權好的，都是工人階級；凡是奪得不好的，都是學生影響很大。毛主席最近說過：工人階級是需要聯合的囉！學生不要干涉工人。

 

11月

中央文革小組以群眾要求的名義整理了一份通報，發向全國。其中提出：

            （1）要把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的理論寫入九大綱領。

（2）要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作出新的歷史決議以代替1945年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3）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並寫入九大報告和決議。

            （4）把文革中湧現的新生力量選入新的中央。

            （5）清除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根除隱患。

 

            中央文革中南組對武漢幹部問題報告的批示：

  （一）過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質比較嚴重，不算革命領導幹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支持造反派，立場比較堅定，旗幟鮮明，積極揭發，鬥爭走資派，造反派要對他進行幫助，主動結合。

  （二）有些幹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沒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不少壞事，只要他承認錯誤，敢於揭發，取得群眾諒解之後，可以結合。如果在7·20仍然堅持反動立場，堅決打倒。

  （三）生活小節十分嚴重（生活、兩性、其它）不屬大節問題，不是文化大革命處理對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線問題，識大節。

  （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經過群眾鬥爭，交待徹底，態度誠懇，造反派要給予出路。

  （五）動搖不定，看風使舵，哪邊風力大就靠哪邊，不堅持原則，立場不堅定，要進行階級立場教育，使之改正錯誤。

  （六）走資派和頑固傢伙，特別是反革命兩面派，要堅決鬥爭，堅決打倒。

  （七）受蒙蔽的群眾，在中央表態後，爭取積極態度起來造反者，按“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辦事，按16條辦事。

  （八）基層組織中受蒙蔽群眾起來造反者，只要不是殺人兇手，應允許自己教育自己。

  （九）殺人兇手、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嚴懲，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十）基層組織中一般頭頭，除極壞和頑固不化者外，應該熱忱幫助，使他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十一）原文革成員，過去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鎮壓群眾運動的急先鋒、打手，雖然不是壞頭頭，也要按壞頭頭處理。

  （十二）人事保衛部門，被“百萬雄師”操縱者，應當派人暫時接管。弄清後，再作處理。

  （十三）對壞頭頭嚴懲規定：（因不許公開，原件略去）。

  （十四）對受蒙蔽的群眾參加武鬥，圍攻別人死亡的，家庭按中央規定處理，雙方一樣。

  （十五）基層組織的較壞頭頭，民憤不大，改邪歸正，應給予出路，不按壞分子處理。

 

            陳伯達指示專案組：陸定一很壞，要戴上銬子，繼續審訊。

            謝富治授意上報《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匯報提綱》，說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污納垢的黑窩”。“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特務控制”。“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叛徒、特務、資本家和警憲人員。正副處長、分局長百分之八十七是壞人。十名

正副局長全是三反分子。”

 

12月1日

            中央批准天津市革委會成立的報告。

（一）中央認為天津駐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支“兩軍”工作中，堅決執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中央是滿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雖然犯有某些缺點、錯誤，但是，從今年四月以後，在中央和廣大革命的群眾幫助下已經改正。肖思明、鄭三生、楊銀聲三同志這次所作的“關於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的檢查”態度是好的，誠懇的。中央同意這個檢查。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九個多月中，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推進了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革命的大批判，作了很大工作。他們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四月以後已經有了糾正。中央同意鄭維山、解學恭、肖思明三同志的報告。

（二）天津市是我國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長期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和中國赫魯曉夫最大走資派和他的代理人萬曉塘、張淮三反黨集團的影響。他們結合美、蔣、日、蘇修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妄圖用各種卑鄙手段進行破壞活動，階級鬥爭非常尖銳。對此，廣大革命群眾和全體指戰員應當提高警惕性。要堅決同上述敵人作鬥爭，加強革命群眾之間團結，加強軍民團結，積極響應毛主席的“擁軍愛民”的偉大號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群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雙方赴京代表團簽訂關於“立即、堅決、徹底制止武鬥”的協議，和“抓革命，促生產”的協議，是符合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當地駐軍和革命群眾組織，都應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證貫徹執行。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廣大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籌備小組的意見，立即成立天津市的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以九十七名委員組成，並由解學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鄭三生、江楓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思想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黨委作出《關於學習和貫徹林副主席為海軍首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的決定》。

北京衛戍區黃作珍副政委的緊急指示

林副主席給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後，黃作珍副政委作了如下指示：“立即傳達。”並作如下講話：

讓毛澤東思想統帥每一個細胞，讓毛澤東思想溶進每一滴血液，讓毛澤東思想指揮每一根神經，把毛澤東思想化為自己的靈魂，做到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刻在心中，執行毛主席指示一絲一毫不走樣，宣傳毛澤東思想一分一秒不停止，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生一世不動搖，要求對私字打進攻戰，要窮追猛打鬥到底，讓靈魂深處換新天。

 

12月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關於確保鐵路運輸物資安全的通令              中發(67)368號     

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勢下，全國鐵路運輸系統的形勢也是一片大好，廣大革命職工熱烈地、認真地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以“斗私，批修”為綱，抓革命，促生產，正在掀起運輸生產新高潮。但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千方百計地企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鐵路運輸。近來，在某些地區發生了盜竊、搶奪鐵路倉庫、貨場和火車上運輸物資的事件，對國家財產造成重大的損失，還有的盜竊危險物品，對人民生命造成了威脅。這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必須堅決制止。為此，特通令如下：

一、鐵路運輸的物資，關繫到國家經濟建設、國防戰備和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確保其安全，任何群眾組織、任何人都有責任保護，不得侵占和搶奪。更要嚴防敵特、內奸和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破壞和盜竊。

二、對於盜竊、搶奪鐵路運輸物資的盜竊集團，盜竊犯，必須發動群眾堅決破獲，逮捕首犯，並按情節輕重給予懲處。對敵特、內奸、地、富、反、壞、右分子，慣盜犯和情節嚴重的首惡分子，要依法嚴辦。所盜竊、搶奪的物資，必須一律追回。原物用掉、賣掉或毀壞的，要賠償。

三、鐵路、交通運輸系統的各級革命委員會、軍管會、當地駐軍，人民解放軍護路部隊及公安機關，和各革命群眾組織，必須保護鐵路暢通，保證運輸物資的安全。要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央九月十三日“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中的有關規定。對鐵路運輸物資，應採取嚴密的保護措施。遇到搶奪、盜竊運輸物資者，應堅決制止，並有權拘留進行處理。

四、各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和鐵路系統的革命職工，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監督和檢舉壞人，同盜竊犯和搶奪運輸物資者作堅決的鬥爭，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公安人員，保護運輸物資的安全。

 

            中央發布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組織的意見。

（一）                        關於用毛澤東思想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問題

（二）                        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過程中的思想工作問題

（三）                        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組織的條件、範圍和政策界限問題

具備什麼條件的單位才能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多數同志認為，根據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單位，可以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哪些人不應再過黨的組織生活

（1）“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應再過黨的組織生活。

（2）對有叛徒、特務嫌疑而未作結論的，絕大多數同志意見也應暫緩參加黨的組織生活，待問題查清後，再考慮是否恢復。

（3）凡是犯有嚴重錯誤，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不好，革命群眾意見很大的黨員，在他尚未承認錯誤，尚未向革命群眾檢討並取得革命群眾的諒解以前，暫緩參加黨的組織生活。

吸收新黨員的條件是什麼‚綜合大家的主要建議如下：

（1）建議以毛主席關於接班人五個條件和林副主席關於選拔幹部的三條標準為根據吸收新黨員，注意階級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現，看是否忠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2）根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衝殺出來的、經過運動考驗的、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黨。

（3）要吸收那些朝氣蓬勃，富有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勇於在階級鬥爭中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入黨，特別要注意吸收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先進分子入黨。要徹底批判“馴服工具論”，徹底批判吸收黨員只根據什麼“聽話”、“生產好”、“業務好”等等，而不重視無產階級政治思想、革命大節的劉鄧修正主義建黨路線。

（4）目前有一批預備黨員未轉正，有的夠條件已超過預備期的可以轉正。

清除黨員根據什麼原則

（1）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統統清除出黨。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清除出黨。

（3）死氣沉沉，不起作用，毫無革命幹勁，不配為黨員的，或開除出黨，或勸其退黨。

（4）長期作預備黨員不夠轉正條件的，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5）有些單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根據群眾要求開除了一些黨員，凡符合上述條件的開除出去，不符上述條件的，經過教育，並取得革命群眾的諒解的，應恢復其黨籍。

（四）                        關於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問題

關於黨的組織領導問題，大多數同志主張在革委會中建立黨的核心小組來領導；基層成立支部和小組。

核心小組必須採取自上而下、上下結合、內外結合、充分醞釀、反覆協商的辦法產生，並報上級審批。

 

[按] 共產黨一貫在口頭上說盡革命的詞藻、美麗的謊話。但是充滿陰謀、詭譎、混亂的文化大革命讓人們看到了共產黨新舊權貴的爾虞我詐、虛偽猙獰的真面目，不斷的政潮反覆以及以人劃線的做法，使人懷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文化大革命，露出了共產黨的狐狸尾巴。人們對信仰、理想、入黨，不再充滿激情，不再視為高尚聖潔，而不過是為撈取現實利益的福利彩票。文革後期，人們習慣了從反面來解讀共產黨的誓言，所謂“入黨不是為了做官”，實際情況是“入黨就是為了做官”，要做官就必須入黨，你看有實權的官有不是共產黨員的嗎？當時群眾對這一點已看得很清楚。諷刺被納新者為“撈張黨票”、“混入黨內”、“欲要升官發財，需要‘好馬快刀’。‘刀’是兩面三刀，‘馬’是溜須拍馬。”在入黨只剩下赤裸裸的功利目的後，相當一批投機鑽營、利慾薰心之徒被納新入黨。改革開放後，形成權錢勾結之勢，入黨——升官——發財，這是共產黨的貪污犯愈來愈多，愈來愈大的內部原因。

 

            中央發布關於正確對待犯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中發(67)367號

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作了重要的批示。

毛主席說：“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

                                                                                                                

12月3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習毛澤東思想要學用結合，立竿見影》。社論號召廣大工農兵群眾、紅衛兵小將、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毛主席的每句話，每個指示，都應該努力緊跟，深刻領會，聯繫實際，句句照辦。

毛、林接見海軍及通訊兵駐京直屬單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   

 

12月4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明春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說：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是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制定的。根據這兩個文件進行的四清運動，有偉大的成績，必須肯定。四清運動遺留的某些問題，可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解決。

            凌晨，周恩來指示：搶國家金庫是犯法的。已搶去的要限期如數交回並交出主犯，並在限期內交出現金，可以從輕處理。如逾期不交，要追查責任。除搶去的現金要如數追回，還要將主犯逮捕法辦。今後如再有搶國家金庫者，當以現行犯論處，應立即拘留審查，並令其交出壞頭頭逮捕法辦。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全體委員會上講話：不准打架，我講過多次了。5·16不要到處亂抓，那有那麼多。

 

12月5日

            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衛生系統代表，周講話：什麼吃飯洗手，丟在地上的東西不能吃，都是資產階級老爺式的一套。原始社會不就是吃生的？現在退化了。肥皂最好不用，牙膏也是一樣。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從主席那裡學來的。派性最強的表現是對待幹部，這是新發展。

            陳伯達和清華附中學生座談複課鬧革命如何搞時說：要學生教先生，先生當學生，學生當先生，自己講課。

 

12月6日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社論《海河兩岸盡朝暉》。

 

12月7日

            中央發布關於學習和執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的通知(中發(67)373號)。該書是由陳伯達摘錄毛澤東從1927—67年間關於教育工作的書信、語錄而成。

            毛澤東、林彪親自批准授予六O一一部隊某部六連四排以“支左愛民模範排”和排長李文忠以“支左愛民模範”的稱號。《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無限忠於毛主席是最大的公》的社論。

 

12月8日

林彪接見軍委政工小組、文藝組、軍報組，對政治工作作出指示。

 

12月10日

            周恩來接見衛生防病領導小組及6·26醫療隊等衛生工作人員，說醫療隊在西北提倡四不怕：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很好。我有意識把北京的高等院校和機關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6·26醫療隊可以長期化。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就派往各地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記者工作的有關問題發出重要通知(中發(67)382號)。規定記者“不要參與社會上群眾組織的派性活動，更不允許利用記者身份去操縱某一個群眾組織。”“社會上各群眾組織也不要干預”他們的內部業務工作與文化大革命運動。保證記者採訪自由。“不要強使記者為宣傳某一派的觀點服務。絕不允許非法拘留、搜查記者。”

 

12月12日

            毛髮出最新指示：“軍隊辦學習班要有戰士參加”。《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社論，題為《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

            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楊成武、汪東興、吳德等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紅代會部分學校。林院、航院作了匯報。康生指林院胡仁奎、原航院武光是特務。

 

12月13日

            林彪指示部隊系統，在宣傳中應儘可能避免提到他：

    （1）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傳“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2）不要出我的語錄和文集。

（3）戲劇、電影、小說中，不要訴說我的革命歷史的事件。

（4）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

（5）最近各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會，要求我題字的很多，鑑於最近一次題字引起了個別地方兩派的糾紛，因此，今後不再題字了。

（6）應大力突出宣傳毛主席和黨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萬一需要提到我時，應無論如何不可超出十分之一的比例。這樣，才能造成宣傳的統一性和集中性。

以上各點，盼在營以上幹部中印發傳達，務需落實。

                                              林彪 1967年12月13日

            邱會作在後勤系統講話：九大的準備工作有（1）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2）搞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正在準備；（3）準備增修毛主席語錄；（4）改寫黨章、黨綱；（5）整黨，文化大革命中發現了一批壞人，要把他們清除。蕭華非打倒不可。

 

12月14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吳法憲、葉群第三次接見江蘇代表。周說：江蘇各革命群眾組織已經達成了協議，有的已經簽了字，這是很好的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頒發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吉林軍區《報請中央批示的幾個教改中的實際問題》的《批示》。《批示》規定：“學生和教職員工一律不要外出串連，……今年大中學校一律不放假”，“關於學制改革問題，應當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作好調查研究和典型試驗工作，提出教改方案……全面的學制改革實施需報中央批准。”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戚本禹、楊成武接見北京文藝界群眾組織和軍代表，說：請中央軍委辦事組來領導首都文藝界，是加強文藝的重大措施。

 

12月17日

            毛澤東在湖南的一份請示中批示：“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大樹特樹”之說亦不妥。

 

            [按] 此雖為楊成武11月3日一文之妙語，然報刊上早已連篇累牘，充斥多時矣。毛於此時提出來，豈與李作鵬月初的報告有關邪？

  

中央發出通知：徹底砸爛專政機關的口號是錯誤的。

            周恩來等人接見赴京軍隊代表，着重談關於大聯合問題和正確對待革命幹部問題。

            《人民日報》發表8341部隊在北京針織總廠支左的經驗，指出：該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體現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的典範。”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對新華社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成立以張紀之為首的十三人軍管小組，進行軍事管制。

            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碰頭會上就楊成武署名的文章說：“書越讀越蠢。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標題，沒看內容。你（指陳伯達）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有些語言沒有從科學辯證法中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制，要寫人的絕對權威，我才不相信你們寫文章的人。我說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寧怎麼講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嘛！就標題來說，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5]

            邱會作在《關於徹底批判傅連璋三反言行的報告》上作了三點指示：“我看主要抓他三點：（1）三反言行；（2）黑線關係；（3）鬥志衰退。”對傅加緊迫害。

 

12月20日

            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全體會議上講話：中央文革小組原來只有上海提出修改黨章、黨綱的工作，現在要推廣到凡是有條件的地區都要進行。所謂有條件就是基本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成立了革籌小組，成立了革委會的。有的條件不夠，可以參加一部分工作。

 

12月22日

            北京大學有人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伍豪啟事》問題。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重要社論。社論公布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北京市香廠路小學取消少先隊，建立紅小兵的材料。材料認為：“少先隊基本上是一個少年兒童的全民性組織，它抹煞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根本不突出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先鋒戰鬥作用。”“紅小兵是少年兒童的一種很好的組織形式，它富於革命性、戰鬥性，有利於推動少年兒童的思想革命化。”從此，紅小兵取代少先隊達11年之久。

            毛澤東、周恩來接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常駐中國代表團團長阮文廣、副團長阮明芳，以及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團全體成員。

 

12月23日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姚文元、吳法憲等接見東北三省地方幹部。周恩來作重要指示。參加接見的還有陳錫聯、李天佑、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潘復生、汪家道等。康生傳達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一個報告上的批示。

 

12月25日

            新華社報導：今年《毛選》一書出版已達八千萬部。

 

12月26日

            陳伯達在唐山點名攻擊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原市長白芸為叛徒特務，並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由此鑄成“冀東冤案”，受誣陷迫害的人八萬四千有餘，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經張春橋親自批准，將鄭君里、趙丹、張瑞芳、顧而已等18名30年代文藝工作者拘留審查。

 

12月27日

            中共中央轉發《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的經驗》一文，供全國參考。

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派的經驗：

一、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的英明教導。

二、緊緊依靠工人革命組織，教育他們始終不移地堅持鬥爭大方向。

三、以活的典型對省大聯籌進行政策教育。

四、從教育入手，積極地把極“左”派引導到正確的方面來，

五、廣泛發動群眾大搞三查。查走資派的幕後策劃，查叛徒、特務的陰謀鬼計，查地富反壞右的破壞活動，打擊在幕後策劃的一小撮階級敵人，

 

12月28日

            林彪接見江西省革籌小組負責人程世清。

            新華社報道，今年1月下旬開始動工修建的從長沙到韶山鐵路建成通車。

            周恩來接見南京大學兩派代表（“八·二七”與“紅四聯”），建議兩派達成大聯合協議。此項協議在本月31日由中央文革批示同意執行。

 

12月30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成立江西省革委會的批示。

 

12月31日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將其所寫的《上海對整頓、恢復、重建黨組織問題的意見》報告中央。

            周恩來在業務會議上作了五點指示：第五點為：力爭1968年第二季度完全恢復生產秩序。

 

12月

            上海市郵電管理局報刊發行處有關部門，直到1967年12月10日，仍然把《閩西報》貼上印好了的“贈閱上海市委陳丕顯同志”的標籤，按期遞送。張春橋指為嚴重反革命事件。1967年12月13日，上海市革委會發出滬革發（67）第93號文件，通報了這一事件。1968年3月29日，上海市郵電系統召開了“徹底揭開階級鬥爭蓋子”的大會，清算了有關人員的“反革命罪行”。

            煤炭部直屬各礦務局日產水平只達到正常的生產水平的一半左右，比歷史上的最低水平還要低。

            一個稱為“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組織”（簡稱“省無聯”）以《我們的綱領》為題，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提出建立“中華人民公社”。

從1965年以來三年圖書出版情況：

圖書出版：

1965年：二萬零一百四十三種。

1967年：二千九百二十五種。

1968年：三千六百九十四種。

雜誌出版：

1965年：七百九十種。

1967年：二十七種。

1968年：二十二種。

報紙出版：

1965年：三百四十三種。

1967年：四十三種。

1968年：四十三種。

  《大動亂的年代》：全面奪權、全面內戰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

年下降了9.6%，其中工業總產值下降13.8%，農業總產值增長1.6%。（第308頁)

 

                  第七節    殺機暗伏的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