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第九节 批林批孔——批周公 |
送交者: ByStander 2011年05月19日21:12:2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九节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2年1月6日 陈毅逝世,终年71岁。原定10日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主持,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临时因毛泽东决定参加,使追悼会的规模大大超出原拟的规格。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的遗孀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同时还第一次正式向赴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毛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1月13日 经毛批准,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此材料批判揭发了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1月31日 中国和马耳他决定自即日起相互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 2月12日 毛泽东因肺心病休克,经抢救重生,健康状况极端恶化。 2月14日 中国和墨西哥合众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月15日 埃德加·斯诺在瑞士逝世。 2月16日 中国和阿根廷决定自1972年2月19日起使外交关系正常化。 2月21日至28日 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于本日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与尼克松、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聊威廉·罗杰斯进行了会谈。27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28日,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回国。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2月29日 中国和加纳决定自即日起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派大使。 3月13日 中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联合王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其中对于军队的问题,他提到:“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3月18日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涉及陈伯达及九届二中全会部分,转录于下: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注: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注:指林彪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注: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共计九十九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注: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4月9日 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4月15日 中国和毛里求斯商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月24日 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一贯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篇社论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周恩来同时还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为他们组织体检。 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犯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今后如再有违反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按]“走后门”之风炽于文革中期,浸淫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此通知只是一纸空文,官样文章而已。 5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通知》,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5月8日 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据此,该市要求学校按照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学员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 由于各地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主要靠推荐录取,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一般都增加了半年的文化补习时间。但在1974年后,这一措施被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1975年入学的新生,即不再进行集中的文化补习。 5月16日 中国和荷兰同意自1972年5月18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 5月20日至6月下旬 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312人参加。会议下发了一大堆经毛和政治局确定的文件,计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共12件)、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中央的有关文件(共2本)、《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 、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历史罪证、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此外还有一些参阅文件,如: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材料、朱德等九位同志的书面揭发材料、李力群对林彪的揭发材料、林彪《论短促突击》、关于中苏关系的十一个问题。 5月21日 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通过介绍会议文件,叙述了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批判了林彪等人。他说明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是会议文件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这封信是毛在武汉写的,他在7月11日到达武汉,第二天上午,毛把这封信的抄件给他看了,是“非常深刻的一封信”。与会者学习了这封信,政治局9人分到各组解释这封信。江青的解释最为离奇,她说毛早就看出了林彪的问题,之所以把他提得这么高,是要让他充分表演暴露后,再把他揪出来。(大意)江青的解释在群众中也传达过一次,引起纷纷议论。在以后批林运动中,就再没有引用过她的这一高论。 5月 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江青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谋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毛泽东蹊跷地指示,不要检查,不要开刀。由此错过了及早治疗的有利时机。 6月5日 中国和希腊在地拉那签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在六个月内互派大使。 6月8日 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6月10日-12日 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批判王明路线时,周再一次作了自我批判。 6月23日 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了文件加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蔑周恩来,重提“伍豪启事”。 [按]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9·13事件中“忠诚合作”的回报,但事实上,直到周恩来病重垂危,江青等人始终没有对“伍豪启事” 松手。周恩来在文革中,在毛允许的范围内‚是保护了一些干部,但在实在保不住的情况下,也从不忘“落井下石”,以求自保。 批林整风会议历时月余,在宣布 “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后结束。 6月27日 中国和圭亚那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2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同日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历史罪证。 7月14日 本月间,杨振宁来华,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建议中国提倡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毛看了杨的讲话,对他很是称赞。本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着手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 7月23日 周恩来批转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三点意见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周的批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评及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培源写给周恩来的原信: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老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 培 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7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批示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7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央气象局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要把气象局的业务抓起来,“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 8月3日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林彪。 8月8日 周恩来在接见回国大使时,明确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8月12日 江青在人大会堂会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了六个小时。 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8月14日 9·13事件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一伙。本日,毛在邓的第二封信上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对待。(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8月18日 江青在广州再次接见维特克,连续六次,共谈了约五十个小时。参加谈话的人有两个警卫员、两个医生、几个护士、两个翻译、一个速记员、一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干部、一个外交部礼宾司的副司长。为了向维特克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她从外地专程请来测绘总局负责人张清化,摆出了十二张特别军事地图。谈完,又将这些属于机密的图表送给了维特克。 8月21日 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此《决定(草案)》定稿后,部队按此执行。但实际上许多支左的军人在部队早就属于转业处理的对象,《决定》下达后,这些人就作为三结合干部正式转业到地方,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连同他们的家属也随之调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起来。 8月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党籍。 9月7日 王洪文奉调晋京。 9月19日 中国和多哥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9月25日至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双方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举行了会谈。毛于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双方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9月29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9月 周恩来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根据他的建议,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在周的坚持下,会议纪要中没有给科技界扣上“黑线专政”的帽子。张春桥对此大为不满,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追后台。 10月1日 《红旗》第10期刊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文章:《继续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10月6日 《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攻击,扬言要追后台。 10月11日 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10月14日 根据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的:《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的精神,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批“左”,同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11月6日 中国和马尔加什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12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为孙中山诞辰106周年举行纪念仪式。同日,江苏、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省市领导机关、政协和民革委员会各界代表,也分别举行了纪念仪式。 11月13日 中国和卢森堡大公国宣布自1972年11月16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1月19日 中国和扎伊尔共和国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11月21日 中国和牙买加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1月28日 中国和乍得宣布自即日起建立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30日 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11月28日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请送达耿飙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次日,张春桥在此文件上批道: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又写道:总理: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妥否,供参考。次日,江青又在文件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供总理参考,又及。 12月5日 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上书毛泽东,其中写道:“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姚不同意批极左。 12月14日 中国选派16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本年连同派送法国的留学生20人,共派出留学生36人。这是自1966年停止派出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2月17日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除外事工作外,不准再批极左。 12月19日 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人民日报》领导成员,传达毛关于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 12月20日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为其子上山下乡事写信给毛泽东,诉说在农村面临的重重困难,及当地干部子女“走后门”等实际情况。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也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2月21日 中国和澳大利亚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和新西兰宣布自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29日 中国和达荷美宣布自即日起恢复两国间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2年 罗瑞卿被允许出狱治病。 毛泽东根据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审查方式之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提出控诉。 1973年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1月 罗瑞卿获释。 2月1日 《红旗》第2期发表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评论组的文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黑〈修养〉的翻版》。开始把林彪和刘少奇捆在一起批判。 2月15日-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22日,发表公报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并商定了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 在谈判中,美方提出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王海容、唐闻生把周恩来的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月26日 周恩来在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说:“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2月 在被打倒七年后,邓小平携家人离开监护地南昌,回到北京。 3月9日 中国和西班牙宣布两国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10日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3月12日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各界人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逝世48周年。 3月25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流行的“文化大革命失败”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1973年春 经毛和中共中央批准,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纠“左”。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手术前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央组织部提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周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百般阻挠。 4月1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领导人宴请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招待会上,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露面。 4月25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由此成为“反潮流英雄”。 4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青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 5月1日 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 5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246人。 5月20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三项任务:筹备召开党的十大,讨论批林整风问题和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委托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的工作,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会议期间,经毛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的意见。 5月 毛泽东作诗批评郭沫若,诗云: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及中共福建省委的《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印发到各基层组织及广大群众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 6月22日 1973年,毛开始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6月 美苏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 6月22日-8月8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7月3日 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指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153期情况简报),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他批评周恩来: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际。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10日 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概述了林彪集团的罪行,分析了历史根源。《报告》称林彪集团中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言行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这个《报告》在1973年8月20日由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作出决议。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为此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学校并要她作出检查,又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就此事进行讨论、批判。张不堪压力,投水库自杀身亡。此事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事例。学校负责人和班主任被作为“凶手”、“地头蛇”、“国民党专政”而被捕入狱。到1974年1月31日,迟群、谢静宜根据江青的意见,说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江青在1974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又哭又闹,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她“要向全国控诉”。 7月17日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大谈儒法斗争,说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郭老的《十批判书》是尊儒反法的。 7月19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原信写在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悉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从此,文化考查被指责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铁生本人被吹捧为“反潮流的英雄”,进了大学,成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人,入了党,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委员。 [附] 张铁生信原件①(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遣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8月5日 毛泽东向江青出示了他的一首诗,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8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编者按,为高考时交了白卷的张铁生撑腰,吹捧张是“路线觉悟高”的“反潮流英雄”。 8月20日 党中央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毛泽东建议,王洪文任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 8月24日-28日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2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审定的。 报告重申“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在与林彪、陈伯达进行了坚决斗争,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周恩来在报告中对林彪作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形象比喻。报告又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因此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并指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同日,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九大党章总纲中关于林彪地位的规定,未作任何评判,只是说:“这次全部删去了”。 8月28日,大会 “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王洪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的党章。同日,大会选出了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计195名中央委员,124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等一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继续当选为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王洪文是在1972年9月根据毛的意见由上海调中央工作,列席三个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的。事实上,成为毛的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上,正式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9月4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发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9月8日至11日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 9月15日 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 中国和上沃尔特共和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9月23日 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们想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的目的。 10月 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一笔钱,毛说:“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随后,由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给江青送去三万元。江青对张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11月13日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提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昱日,周答复今后双方可指定一人交换意见。然事先未请示毛。 11月17日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开会,对周恩来在“9·13”事件后主张批极“左”表示不满,他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又根据王海容、唐闻生汇报的2月15日-19日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所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两种可能性说“说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11月21日 四人帮一伙将上海师大一名学员的“谈话记录”改写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典型材料。并重写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语,经张春桥审定批准,于11月21日发表,同时将《谈话记录》与周培源文章联系起来,四人帮说“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 11月 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周被迫检讨。江青在会上表现得特别激愤,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认为周“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12月4日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上纲很高”的检讨。江青以“帮助小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查。周因此在身体上、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 12月12日 毛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训斥政治局和军委们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还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目的是希望全党步调一致。 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大军区司令互相对调的方案。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在会上还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时还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而且提出要在北京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考他们。 12月14日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江青的表现尤为凶狠,指责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指周72年在毛重病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邓小平被指派参加了会议,他在会议快结束时发言:“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12月21日 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并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毛在谈话中承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对贺龙“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但毛又说:“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他在会上同时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新华社报道,自1968年12月22日起,5年来全国有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2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2月28日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12月12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黄帅的信是她和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家长帮助她炮制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 12月30日 北京市集合了二十辆小轿车,带着考卷,同时到十七所高等院校去考教授。 几乎同时,上海、天津等地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了教授。 一段时间里,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发动了一场“反右倾回潮运动”, 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全校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受到批判,一批干部被撤销工作。 1974年元旦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元旦献词》,强调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 1974年初 在“反潮流”、反“师道尊严”的口号下,学生们又造起反来。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教室的玻璃窗几乎被砸得精光,桌椅板凳也被砸坏不少,四人帮 认为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 1月13日 9·13事件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的工作为毛不满,此时,江青插手军队,频频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1月13日,她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信,鼓动批林批孔。在此前后,她又给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她对迟群、谢静宜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于是,迟、谢分别到军委总部、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1月18日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即中共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文件实际上在1月25日以后才下发) 1月24日 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体指战员写信。 本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军委直属机关和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批林批孔运动。 1月25日 江青等人主持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让周参加会议。会上还提出“走后门”的问题。会后,江青得意地说:“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江青还准备把这个大会的讲话录音发至全国,但被毛泽东阻止。 江青不断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是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信的报告和二十军党委、二十军防化连给江青的信。 一·二五大会后,中央政治局内成立主管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成员为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 1974年春节前夕 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江青等也表赞同,在上海,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一批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宾馆布置画,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逐幅审查通过,王、张、姚等均称赞“不错”。批林批孔中,江青一伙企图以“画”作“箭”去射周恩来,便硬要把“画”与“批林批孔”连在一起,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秉承主子的旨意,钻进北京饭店,用二个晚上的时间,逐幅观看,边看边骂,王、张、姚等一起叫骂,责之为黑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根据江青指示,文化部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画收集起来,举办“坏画展览”。 1、2月间 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她给国务院文化组、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河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等许多单位写信,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月1日 《红旗》发表《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说“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义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要求各级领导当头等大事来抓。 王洪文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毛远新多次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统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这次批孔老二,下次批孔老三。”“现在有的同志讲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眉飞色舞,讲起社会主义革命愁眉苦脸……” 安徽出现“打倒当代孔老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2月10日 江青到四机部找四机部第十设计院的许文彬,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美方送蜗牛①“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狂叫“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江青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了。”企图制造国际事件,给周恩来施加压力。 此事经周指示调查清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江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江后来又悄悄把她拿走的那只蜗牛退了回去,把给许文彬的原信要了回去。 2月11日 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位知青:天津十六中学生王文尧、北京二中学生恩亚立、政治处报道员邢卓以“王亚卓”的名义给黄帅写了批评信,黄帅在2月11日发表复王亚卓的公开信,再次惊动全国。王、亚、卓三人在本单位均受到隔离、批判、劳改。 2月15日 毛泽东在叶剑英1月30日信上的批语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双箭齐发,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社论提出“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走后门”问题发出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2月22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初澜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年初,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剧目《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而这恰好是王光美蹲点搞四清的地方,于是,此剧被扣上“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文化部长、江青走卒于会泳还把这出戏和山西一个评论工作者赵云龙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赵文批评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于会泳说赵文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赵云龙在这场灾难中被迫害致死。 2月 王海容对毛说:“我总感到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 个人,他也总是要去保哪个人。他嘴里也说拥护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毛沉思后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3月5日 周恩来对体委运动作了指示。事后,体委造反派头头庄则栋将周的指示密告江青。江指示:周以后有何指示,都要“记下来”、“告诉我们”。 3月6日 下午,王洪文在听取总参谋部汇报时说: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政领导的问题。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3月7日 江青对庄则栋说:“他们有他们的人马,你也要组织你的人马”,“核心小组要分化出几个,不能他方势力大,和老将谈谈,站到我们一边,能争取多少,争取多少,争取中立也好”……江青攻击体委主任王猛“一点也不懂得体育”,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林彪余党”、“法西斯”、还说“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还攻击《体育报》,要轰它停刊,企图以攻击王猛来反对周恩来。 3月10日 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材料研究室写复信:“你们3月7日的来信收到了。我非常高兴,祝愿你们获得更佳的成绩!党、人民期望着你们!我将你们的信送中央负责同志传阅,我想你们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3月13日 张春桥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3月15日 王洪文攻击叶剑英兼管的总参是“维持会”,他说:“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 《人民日报》今日发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文章说:批判“克己复礼”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它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17日 3月15日下午,周恩来手术后刚出院,江青就要他17日去看“黑画”展览。 3月20日 毛在致江青的信中说道:“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他在信中批评江青“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3月27日 毛在致江青的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邓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江青点题授意并经过江青、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4月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几个问题的通知: 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 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中央重申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三、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言稿是经毛在4月4日批准的。 4月以后 由于周恩来重病,曾由王洪文断续主持中央工作,但他根本不能胜任。 张春桥以中央名义,驳回医疗组拟为周动手术的建议。 5月17日 《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以孔老二重病在床……端起胳膊之类语句,对周恩来作人身攻击。 5月18日 中央发布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帐。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发至县、团级、传达到群众) 6月1日 周恩来因病住院。毛曾考虑大举批周。他把43年延安整风时所写的九篇文章重新修改,其中的三篇批经验主义,就是对周的。 6月14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判“现代的儒”。张春桥也在会上说:“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 6月15日 江青对“梁效”、“唐晓文”成员再次重复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他的亲信暗示:“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 6月18日 《人民日报》按照江青的调子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6月19日-20日 6月19日晚七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组织各方面的人宣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在会上大放厥词。 随同江青作天津之行的有“梁效”①、迟群、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 6月21日 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3日 江青到宝坻县小靳庄,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通知还批判了“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通知警告对这些错误言论的“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 中央宣布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7月17日 毛泽东将离京外出休息,行前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批评王、张、江、姚道:“她(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第一次提出了“四人帮”的说法。 7月20日 中国和尼日尔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8月4日 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并经他们审定,《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文章批判《园丁之歌》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8月5日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 8月16日 中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公布建交联合公报。 8月 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被确诊患老年性白内障。 9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为贺龙平反。 9月30日 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招待会,来宾4500余人,会上出现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中外来宾争相上前致意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10月1日 《红旗》杂志第10期出版,发表了姚文元精心策划布置并修改定稿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借古喻今,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 10月4日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工作,筹备四届人大事宜,周当时已因病住院,邓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 10月11日 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旋即离武汉,赴长沙。 10月12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主张“适当购买一些外国船只”是“崇洋媚外”、 “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双方发生激烈争执。邓小平拂袖离开会场。 当夜,江青将王、张、姚召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决定派王洪文于18日到长沙去见毛泽东,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及其它领导人。说“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毛泽东当面批评了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们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还要王洪文回京后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10月18日 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告知昨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要王、唐二人将情况向毛报告。 当晚,江青又将王、唐二人召至十七号楼,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张把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说邓小平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10月19日 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向周恩来报告四人帮找她俩谈话的情况。 10月20日 王海容、唐闻生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到长沙见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指示唐、王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还叫唐、王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1月6日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 江青写信给毛,提出要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当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仍不死心,又托人带口信给毛,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邓小平陪也门贵宾再次到长沙,毛向他谈了他对10月17日政治局发生争论的看法。他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鼓励邓把工作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 11月19日 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 毛给江青写信: 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1月23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进行了四次谈话。毛又一次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他说他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要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毛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认为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但说总理的错误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他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抱怨搞乱了,也不告诉他。 毛同时提出要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决定四届人大后,让周恩来安心养病,国务院工作交给邓。 11月29日 15时35分,彭德怀含冤去世。 11月 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等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指出“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1月 广州北京路上出现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广州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他们分别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插队知识青年和广东水产制品厂的工人,在时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人事科干部郭鸿志的协助下,写了这张大字报。 大字报贴出后,很快就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定为“反动大字报”。 12月3日 杰出的思想家顾准逝世。 顾准,1915年7月出生于上海。中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经济学家。1935年加入中共。然在“只爱奴才,不爱人才”的专制统治下,两次被打成右派分子。吃人的制度随时准备击碎会思考的头颅。顾准在受尽磨难和屈辱后,盛年早逝,年仅59岁。 12月7日 中国和冈比亚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2月17日 邓小平与毛泽东长谈,邓提出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现在下边议论,乱哄哄的,大家不安。毛表示同意。 12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12月21日-28日 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央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会上宣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教学工作实行“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迟群、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农经验具有“战略意义”。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并说:“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此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12月23日 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分别赴长沙面见毛泽东,确定政府人选。毛泽东再次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又提出由邓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江青有野心,我比你们了解她”。 12月26日 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作风的。” 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第十节 群凶末路与四·五悲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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