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考慮到無論罪魁禍首是誰，“大躍進”中出現的浮誇風、共產風也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奇恥大辱。不過，既然當年毛主席不僅沒有追究，而且還主動承攬了主要責任！由此，俺老人家以為，對後來人而言，重要的是汲取教訓，不是追究責任。故此，本文完成後並未公開，只是在此前曾補充了最後一段內容。
近日，只因著名科學家袁隆平不僅重複了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這個謊言，而且信誓旦旦：當年親眼所見五具死屍，純系餓死。
由此，又引發了“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的罪魁禍首爭論。這樣，只好將此文發出，以正視聽。
順便建議：聘請袁隆平為公安部首席法醫。這老漢，不僅搞雜交有本事，做法醫鑑定也十分的了得！只看一眼屍體即知死因。現今，我國也不知發生了多少死因不明的無頭案，耗費了大量公安資源。倘若能由這袁老漢一眼鑑定，那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是相當巨大的！
曝光“大躍進”檔案，那是黨國最高決策層的事，俺老人家一個布衣草民哪裡能說的算、做的主呢。
可是呢，俺老人家也沒逗你玩、也不是忽悠你們，還真是要曝光“大躍進”檔案的，只不過這檔案都是早已公開的重視罷了。
不要忽視俺老人家所謂的“大躍進”檔案，從中那也是能發現些反映那個年代實情的蛛絲馬跡來的。
（一）
對中國來說，“大躍進”是個複雜的歷史情結。因為“大躍進”一方面開啟了中國全面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時形成了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直接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
儘管“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謊言，早已被事實和統計資料駁斥得體無完膚了，可期間畢竟發生了饑荒，就連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自覺自愿地餓浮腫了。
正因如此，這就給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尤其反毛主席的“八國串”以口實。他們企圖以此來證明共產黨毛澤東的無能和毛澤東思想的破產，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尤其是，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這個謊言一經出籠，“八國串”他們即如獲至寶，不僅以“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爾精神，喋喋不休地四處兜售，而且還自以為勝算在握，自鳴得意，強烈要求公布當時的檔案，以圖掌握更多的證據徹底魔化毛澤東。
對此，俺老人家在《毛澤東無意之中露真相——鄧小平否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四》曾強調：
可笑的這群蠢材！他們或者是祖傳的缺碘弱智，或者是反毛澤東到了走火入魔、鬼迷心竅的程度了。
豈不知，若是果真公布當時的檔案，那結果只能是證明了一個事實：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因為已經公開的“大躍進”時期的檔案早就證明了：唯有毛澤東才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和抵制“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急先鋒！
其實，俺老人家所謂的已經公開的“大躍進”時期的檔案，主要就是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中共“八大”領袖的選集。
目前為止，中共“八大”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官方只是沒有編輯出版林彪選集。那麼，看過其他六位領袖的文集後，誰也一定會感到：
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除毛澤東在一如既往、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糾正之外，其他中共領袖如劉周朱陳鄧幾乎沒有什麼突出地反映和表現。
其中，劉、周、鄧更是表現頗為蹊蹺詭秘！
（二）
先看二號領袖劉少奇。
《劉少奇選集》（下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只有7篇：
23、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餘勞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質工作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沖農民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倫貝爾盟林業幹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劉少奇身為主持黨國工作的黨的副主席，處在非常的歷史時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選中出現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後，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沒有一份文獻能收入《劉少奇選集》。
這說明了什麼呢？
此後，雖然僅有兩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沖農民的談話》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那也都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了。
（三）
再看三號領袖周恩來。
《周恩來選集》下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九篇：
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給程硯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後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強調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見嵯峨浩、溥傑、溥儀等人的談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劉少奇大同小異：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緊接着從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議的出現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隨即，從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議的出現了八個月的空白！
前後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二個月！
其中，僅有一篇是涉及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強調查研究》。
可同劉少奇一樣，也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後，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只是比劉少奇早了兩個月。
（四）
再看七號領袖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細緻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輕的技術幹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經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劉少奇、周恩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空白！
緊接着，從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現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
前後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六個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沒有一篇涉及到經濟工作的文章！
（五）
陳雲作為黨的五號領袖、改革開放後是以經濟行家著稱的。
《陳雲文選》（第三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場物價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應問題解決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須提倡節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視糧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經濟體制改進以後應該注意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決吃穿問題的主要辦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總結經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證基本建設工程質量的幾個重要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給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實鋼鐵指標問題（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場要網開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發展氮肥工業（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貿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農村調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雖然絕大多數是論述經濟問題的，但是主要卻只是具體的工作問題。
雖然是強調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但是卻沒有一篇是像毛澤東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尤其是更沒有涉及到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
（六）
劉、周、陳、鄧的選集中沒有或極少收入有關他們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文章，無外乎是三種可能：
第一、他們本來有着大量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和反對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出於某種考慮，不宜收入；
第二、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
第三、他們本來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
第一種（他們本來有着大量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和反對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出於某種考慮，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為在《朱德選集》中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榮偉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發展手工業生產，滿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儉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憶（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就明確指出：
“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繫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廣東江門地委負責同志的談話）
“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麼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麼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同志的談話）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願為原則。把糧食分到戶和節約糧食結合起來。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把豬、雞、鴨餵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只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多生產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你不這麼搞，他就不生產。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同志的談話）
“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為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的發言）
“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勞動力；3．浪費時間；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幹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群眾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 ”
“據豫東地區調查，允許群眾回家做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浮腫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給毛澤東同志的信）
另外，《陳雲選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結經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成績是巨大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嚴重的錯誤和缺點。”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強調：“我認為以九百萬噸鋼材來分配較為可靠。如果那個月生產超過了月定指標，我們第二個月就可將超過的部分再分下去，這樣並不妨礙超產。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劉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寧鄉人。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第139、190、200頁。】）同志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由此可見，在領袖的選集中收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文章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忌諱，只要是有，即照收無誤。
第二種情況（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據是：
其一、這個時期選編了陳雲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時期所占的比例沒有異常，為數不少；
其二、陳雲的文章中也出現了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的文章。
這就說明，只因其他領袖期間根本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自然也就無從收錄。
第三種情況（他們本來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對劉、周、鄧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劉、周、鄧當時是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可他們選集中選編的這四年期間文章卻少得出奇，同其它時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間許多都早已是家喻戶曉、公開鼓吹浮誇風、共產風的領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等等，並未選入。
處在歷史非常時期，作為主持一線工作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的文選中，五年間竟然出現了兩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獻空白，這是對他們所擔負的職責是多麼大的嘲諷！這只能說明：
正因為這三位領袖五年間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的文章不能收入他們的文選中，所以才造成他們的文選中，這五年期間文章，不僅少得出奇，而且沒有一篇是以經濟問題為主的。
（七）
與其他領袖的選集相反，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不包括有關批示，僅僅是《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濟、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就多達27篇。
那麼，這是有意抬高毛澤東嗎？顯然不是。
因為關於1956至1966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
“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
而這些領袖的選集都是在這個決議之後編輯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沒有必要刻意貶低他人、抬高毛澤東。所以，這只能證明：
唯有毛澤東才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尤其是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急先鋒！在當時，他發表了最多的反對言論。
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已經開始注意預防以農村農業為主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了！
從《毛澤東文集》中不難感到：自中共“八大”後至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毛澤東已經很少就具體工作尤其是經濟工作發表意見和指示，但是對農村工作他卻不曾放鬆。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中，毛澤東強調：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中毛澤東又談了《關於農業問題》，指出：
“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
“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於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
同時，他還特別強調：
“請同志們摸一下農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中毛澤東還特別強調：
“工業要有生產節奏，農業也要有，商業、文教、政治都要有點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和慢的對立的統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緩和急的對立的統一，勞和逸的對立的統一。只有急和勞，就是片面性。如果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麼行呀?湖北有個縣委書記，不看農民的情緒， 臘月二十九 還讓修水庫，結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是早就提前打了預防針的。
（八）
1958年10月25日金門炮戰剛告一段，毛澤東即從1958年11月2日開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
在《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講話中，他指出：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他強調：
“有些同志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台灣高興。”
“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緊接着，1958年11月21至27日，毛澤東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於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會上作了講話。在這篇名為《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
“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
“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
他強調：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麼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麼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後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
“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
期間，11月25日，毛澤東還在《一個教訓中》強調：
“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尤其是農村中的左傾錯誤察覺之快、認識之深刻、糾正決心之大！並且指出了其根源在“縣、鄉幹部”以上。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還是在一如既往地同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進行着艱苦不懈地鬥爭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對部分地區人民公社所有制過渡情況材料的批語》中，毛澤東批道：
“問題：五年社有化，十年國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強調：
“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麼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
僅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就又在《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將山東六級幹部會議的一期情況簡報[2]，批發給你們，請你們對於人民公社的許多嚴重情況，提起充分的注意，務必在三四月間，利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和縣委接着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對於那些不可允許的、極端嚴重的情況，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又強調：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麼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麼反什麼，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再次要求《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始終如一、一如既往地與“左”傾錯誤在做最艱苦的長期鬥爭的！
尤其是對農村工作，至少是從1958年11月初開始至1961年，在這三年中，毛澤東緊緊抓住了“春種”和“秋收”這兩個關鍵時期一刻也不曾放鬆地在處心積慮糾正“左”傾錯誤。
關於這個過程的艱難，毛澤東在1961年6月12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中進行了這樣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幹部寫了那六條[6]。那六條等於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什麼叫按勞付酬，什麼叫等價交換。一九六○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7]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後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8]，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9]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
由此可見，儘管毛澤東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誇風”和“共產風”也還在繼續着。所以，鄧小平反覆強調：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頁）
這樣，毛澤東他也決無回天之術、點沙成糧了！
於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饑荒也就在劫難逃了。這也就為居心叵測的人在事後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欺騙無知，攻擊“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誹謗毛澤東留了個藉口。
（十）
事實上，只是在毛澤東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之後，“左”傾錯誤才不得不收斂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會議上發表《總結經驗，教育幹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
“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從毛澤東嘴裡一連說出了“打”、“殺”和“撤職、查辦”，可見他對“左”傾錯誤及有關人員已經幾近於失去了耐心。
毛澤東終於動怒了！這是雷霆萬鈞之怒，這是四海翻騰的雲水之怒。
於是，中國19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也就隨之結束了。正因如此，鄧小平強調：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頁）
（十一）
從現今公開出版的領袖文集的內容，一眼就能斷定：
“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明確的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同志！
對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不過是玩了個放屁指別人的無賴把戲，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篡改歷史、嫁禍於人，企圖損人利己、欺世盜名罷了。
其它史實，也證實了這個判斷。在毛主席重返一線後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國農村出現的不是浮誇虛報，而是瞞產少報！儘管當時我國已經是公認的世界第六工業國、第十三科技國，我國卻還是堅稱是發展中國家。
可到了改革開放，鄧主席主持國家後至今，“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不僅捲土重來，而且愈演愈烈：
儘管糧食進口愈來愈多，九八年春卻鄭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吹出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大家，中國就是三年顆粒不收，糧食也照樣夠吃” 的國際牛皮！
雖然領空領海不斷被強國大國侵略、小國弱國蠶食，竟然還打腫臉充胖子，自稱“中國和平崛起”，“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國際大國”。
於是，為了經濟增長世界矚目，為了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種賬目和統計的浮誇造假，可說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以至於逼得朱老相國萬般無奈，只好在2001年4月16日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
至於對城鎮居民住房的拆遷、對農村土地的圈占，那更是舉世皆知，比起當年的“共產風”，有過之無不及！
不僅如此，就連現今依舊被奉為圭臬的理論，那都是建立在“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0頁)和“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裡，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5頁），這麼樣兩個彌天大謊的基礎之上！
由此可見，僅就人品和愛好而言：
第一、毛主席一貫實事求是、寧右毋左；
第二、劉主席、鄧主席等專好假大浮誇、以左行右。
不僅如此，從現有的資料和有關回憶中，在我們看到：在三年困難時期，唯有毛主席才自覺忍飢挨餓成浮腫，其他領袖卻都是安然無恙的。
正因如此，鄧小平才實事求是地強調：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頁）
只有這樣評價毛澤東，才能是稱之為恰如其分！
（十二）
“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裡?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是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內容。
於是，有人就以此為題材進行引用和炒作。他們信口雌黃地造謠說，就是因為劉少奇把“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才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以此，把毛澤東魔化成既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始作俑者，又是文過飾非的無恥之徒。
其中，典型的手法就是：
劉少奇是黨內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並敢於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領導人之一。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並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同時，劉少奇說過“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
劉少奇的態度對其他領導人產生了重要影響。1960年年底，周恩來針對農業方面由於高估產而帶來的嚴重問題說：“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面對全國性的糧荒，周恩來和陳雲冒着政治風險，決定進口糧食，以紓民難。周恩來認為，工作中出現的這些缺點錯誤，中央應負很大責任。
作為黨內為數不多懂經濟的、被毛澤東譽為“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的陳雲，也對當時形勢的嚴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說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陳雲指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責任由誰來負？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賬，但有許多事情，責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講話中談了發揚民主問題：“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
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非常不滿。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批評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劉少奇激動地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了。（《四清運動實錄》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這樣卑劣的手法更加暴露了反毛“八國串”的無知無恥和無恥無畏！
因為關於“三年困難時期”原因，最早突破“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強調“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不是劉少奇，也不是別人，恰恰正是毛澤東！
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毛澤東就強調：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
這個說法，請注意：比劉主 席少奇 先生整整早了兩年！
對此，還有那明知如此的無恥之徒，竟然信口雌黃：據《毛澤東傳》（1949－1976）記述，最早突破“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框框的是毛澤東自己。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就曾說過，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則，毛澤東是在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提到上述看法的，劉少奇卻是在中共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面向全黨公開提出這個尖銳的看法。這勢必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二則，毛澤東講錯誤可能是“三個指頭”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最困難的時刻，而劉少奇講這番話時毛澤東已經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這時再講“三個指頭”在毛澤東看來有泄氣的嫌疑。
……
毛澤東雖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確提到了“人禍”的問題，並且明確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但是考慮到上面提及的兩個因素，毛澤東對劉少奇借農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肯定是不滿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後回憶這段往事，曾對劉少奇的上述講話作如此評論：“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何雲峰《七千人大會上黨內高層的分歧》）
睜開你們的狗眼，看看《毛澤東文集第8卷》有關《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的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插話的節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在北京召開。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上聽取匯報時插話，這難道還是在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談話嗎？！！
把毛澤東竭盡全力力圖避免和挽救的“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移花栽木影射成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
把始終如一地同“左”傾錯誤進行着艱苦不懈鬥爭的毛澤東，李代桃僵模糊成為“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的始作俑者；
“八國串”反毛的如此所作所為，絕不是因為他們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這幾位領袖有什麼特殊好感，這才故意偏袒和抬高他們，而只是這些“八國串”深知：
其一、當今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從總體上達成社會共識，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牢不可破，人民遲早也會清算貪官污吏、奸商文痞和賣國賊的禍國殃民罪行。
其二、當今中國，唯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從從總體上實現中國人民的統一意志，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能形成整體優勢，就不可能分裂崩潰，就必定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所以，只有通過抬高他人、貶低毛澤東，實現魔化毛澤東，才能動搖中共和人民的毛澤東思想信念，由此，
一是、實現否定或演變中共，徹底摧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變成剝削階級無拘無束的天堂之目的。
二是、實現演變、搞亂和肢解中國成為國際資本主義附庸，永不能發達強盛、任憑國際資本剝削掠奪之目的。
只有這樣，貪官污吏、奸商文痞、賣國賊和各資本主義列強才能從中獲取最大的政治經濟利益！
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也為了自己子孫的前途，善良的人們啊，必須提高警惕呀！
我們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絕不是要藉故貶低劉少奇等這幾位領袖，因為他們的失誤，那也是為國為民奮鬥中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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