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亲分乘两部三轮车，穿过这座工商业大城市肮脏杂乱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开大学。离开燕园前，负责人事调动的干部告诉我：南开会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报到之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毗邻的天津大学校园内一溜新盖的平房两间小屋水泥地面门牌是南临八号。我和母亲各占一间，我的卧室兼作书房客厅；她的卧室兼作餐厅。当天老人家就在新买的小煤球炉上，做起饭来了。
　　我被分配教三门课：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中译英教材供应成问题。我到图书馆尘封的书库里寻寻觅觅，找到十几本老掉了牙的美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导论，勉强可供四学生人手一册。至于英三的选读课学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因为图书馆恰好有几十本苏联翻印的书。英四的翻译课作业我只得用从当前报刊上选来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并无怨言因为我是唯一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虽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却十分乐于满足青年学生求知的渴望。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真理。在文学史课上，我丢掉了一年前从考德威尔那里剽窃来的马克思主义装潢，集中讲授英国文学。从乔叟和莎士比亚到狄更斯和萨克利的人文主义传统标榜密尔顿和拜伦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争取自由献身的战士。看到有些学生受到我的热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讲授自由之路时，我应用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结构分析法论证这本小说是一部宣传品而不是艺术作品。但并不对它作出价值判断。可是我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决定文艺作品的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至少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经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了。
　　除了要面对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的。物质条件差，我倒不太计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温暖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紧紧地抱成一团。在他们中间，我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每人教一门已经教过多年的课，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聋面容枯槁，一有机会就要大唱党的赞歌。因为他根本不上课，而伟大的党却准许他保留铁饭碗。他们恪守古老的明训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语教授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她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广东移民。国内也没什么亲人。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她就怀着满腔热情飘洋过海来为祖国效力了。尽管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讲的汉语还是远不如她的英语。她的宿舍是一栋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厅。门口有一堵半塌的围墙，仿佛把她和周围的同
胞隔开。她喝咖啡、弹钢琴，爱上市内唯一的西餐馆。对表面客气的同事们的非议，懵然不觉。每逢上午一连上两三节课后，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竖钢琴像主人一样久经风霜占了小半间屋子，有时候应我的请求她会为我弹一两支诸如萧邦的序曲之类熟悉的乐曲。我们俩用英
语交谈，谈各自的生活经历，谈文学，谈音乐，谈那些跟她特别亲近的学生。可是我们从来不谈政治，因为司徒教授奇迹般地和周围发生的政治事件绝缘。她也不看报纸，虽然我和她都同样被目为异己，她的处境可比我强，因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还无法超脱 。
　　第二年情况有所好转，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的同学诗人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芝大植物学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怂恿下，他们夫妇都接受了南开的聘请，分别到外语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时李天生是我在燕京教过的一个男生，也经我推荐被调来任英语助教。他们一来，我的孤独生活有了缓解。我们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随时可以互相串门儿聊天。
为了调剂单调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
　　良铮在大学时代就以写新诗闻名，回国后却停止创作。教学之余，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他的专业是英语，但也精通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了介绍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他首先赶译了一部苏联出版的文学概论。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成为大学文艺理论课的基本教材。然后一本接一本翻译普希金的诗作。
　　我自己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我从芝加哥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莎剧演出在苏联如此风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译了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两位加拿大人，这位国际友人舍身忘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身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也鼓舞我继续为新中国效力。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我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提高觉悟。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大多数人忙于记笔记，也有些人显得无聊不停地抽烟或是干脆打磕睡。我从不记笔记，烟又薰得我无法入睡。有一次我随便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能的侮辱，装模作样记笔记还不如打磕睡。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闷声不响，也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我思想落后。我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思想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只有良铮和天生与我有同感。我发觉有些教师跟我越来越疏远了，他们的冷淡我并不太在乎。让我忧心的是他们在权势面前卑恭屈膝，对学生的影响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对系领导成员提了意见，不知道老虎是从来不怕初生之犊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以为无非是老一套的听文件加上轮流发言。我并不晚，可没想到会议桌两边已坐得满满的二十来名英俄语老师全到了。会议室却鸦雀无声，长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身后墙上高挂着无所不在的毛主席标准像。李主任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小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漠。我在长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对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突然袭击，我成了一头走投无路的初生牛犊。若是我有一点牛劲，我或许挺身而起退出会场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我无能为力，只有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接受帮助。杨教授带头帮助我，他是英语教研室主任，五十来岁瘦削的面孔，光秃秃的脑袋。他平常说话斯文，颇有长者风度。此刻却一反常态，一开口就大喊大叫，巫宁坤先生是以爱国知识分子闻名的，因为他不到三年前，从美国回来。但是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名不副实。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无不热切希望进行思想改造，而他却说思想改造是洗脑。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国主义捏造的反动谰言。他认为政治学习是对教授们智能的侮辱。他讥笑集体朗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其它党的文件，只适用于目不识丁的大兵。他讽刺教师马列主义夜大学是一场闹剧。他夸口说自己从不记笔记。又嘲笑记笔记的同志是装模作样。他亲口对我说装模作样，不如打瞌睡。他经常埋怨他所谓的缺乏言论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高教授由于耳聋不能授课，党却准许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对党由衷的感激党的关怀备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而巫某却在背后诽谤他是一个用灵魂换取铁饭碗的马屁精。他的政治观点和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不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过他确实影响很坏，不仅在外语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恼火，这位仁兄我对他英国文学方面的素养很赞赏。在和我交谈中，他也经常表示认同我的政治观点。现在却摇身一变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有人对我说过，他有怨气，因为我失言挑剔过他翻译的文稿。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为了一点琐碎的个人恩怨，竟会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产政治的名义大泄私愤。其它同事接着发言，揭出一些我这没遮拦的嘴巴随便说过的话，作为罪证。四十来岁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是李杨二教授的门生。他首先批判我对他的两位恩师有失尊敬。接着愤怒谴责我对斯大林大逆不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连我在教学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有人说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有人说我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司徒良铮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最后系主任做总结：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愿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善意批评。悬崖勒马、我不知道那些批评有多少出于善意。因为以后那些先生们就更加和我疏远了，连司徒教授也不再请我喝咖啡了。我也没去猜测悬崖那边是什么，我对那些先生们落井下石感到气愤。我更气愤的是我本人在与他们交往中，那么天真幼稚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下课以后，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课堂上，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和他们交朋友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男生叫她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莫名其妙地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客人一走，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怡楷羞得两颊通红。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全都给逗笑了，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老姑的老师来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真叫滑稽啊！我的样子确实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庭的温暖。怡楷四岁丧父，他在世时，自己开几家工厂用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过分劳累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久治不愈终于在盛年去世。他死后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由遗孀一人抚养。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燃起敬。我幼年丧母，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在我眼中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成长。家里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她知足常乐，她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受穷不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像个假小子般的活跃，她自行车骑得飞快，是女排的健将。冬天爱溜冰是她教会我骑车后来我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我从来不会打排球，也不会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虽然比我小十一岁，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代差。春天一到，我俩就开始约会了。她的品味很简单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我俩常骑车上公园，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她那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后，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望弥撒。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从不和人争论。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强所感动。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订婚，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学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饭后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当天傍晚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我俩满心欢乐喜形于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显然很高兴他猜对了噢，你们看起来不一样多潇洒多有风度多快乐。我们三人都笑得很欢。从青岛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又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哩。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还要请假，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她呆在家里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吓不倒我，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两间半小屋子。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就权作客厅。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调来南开的。雷教授学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在历史系教师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帮我们管家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无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译著，她最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来，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过的书，乐在其中。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特别是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永恒的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时我俩轮流读悲惨世界的片段。我们买不起收音机也买不起好照相机，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可是我们没有余钱买唱片。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资本论卖给市图书馆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一套巴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些旧唱片，我们视若珍宝，百听不厌。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宝岛。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她总是赢我我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想改造党八股。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纷纷表示欢迎。不料时隔不久，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从历史到目前无一是处。毛泽东以伟大领袖之尊，竟又亲自出马。根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罗织成案，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批判声讨的文字。胡风本人锒铛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遍及全国。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
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特别使我感到愕然，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显然新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宣告坚决澈底完全乾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开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肃反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揭发检举。我明白身为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但我毕竟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暗藏啊。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何况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拍桌子声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开场的狂吠过后。开始盘问我的历史。我据实作答。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
    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 不是吧 ”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我没有。”
    “你在这儿是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的一名党员同事插了 进来。“战干团团长是谁？”
    “蒋介石。”
“你瞧你，在那时候就已经和头号战犯挂上钩了。还有哪些头目？”
“陈诚是副团长。”
“你瞧，又是个大战犯，还有呢？”
我又说出一些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名字。
“个个都是战犯。”另一人插话：“你和他们志同道合啊，还有谁？”
“周恩来。”
“你胡说。”他跳了起来，“你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在你是现行反革命。”
全场大哗
喧哗过后，我平静地说：“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每隔一周来讲一次国际形势。他身穿军服，挂的是中将领章。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我的话。
“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要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越快越好，下午必须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走吧。”
我走回家去，路很近。但走着，觉得很远。心里想的祗是妻子怀孕，老母有糖尿病，她们受得了吗。推开家门，我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哑口无言。
“怎么啦？！”怡楷和母亲同时紧张地问道。
“没甚么，又搞到我头上了。”我嗄哑地咕哝道。
　　“给他倒杯茶。”怡楷母亲的声音发抖。
怡楷还没来得及走，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他们声势汹汹，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男的我没见过，女的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教我站起来，上上下下搜身。女的先给怡楷搜身，又搜了我母亲。我感到莫名其妙，满腔怒火。他们随即搜查起我的家，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后来一个男的问我：“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
“没有，甚么也没有。祗有一枝笔。”我脱口而出，答道。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笔比剑厉害的话。
另一个男的又追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
嘿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居然怀疑我是暗藏的特务。
“我连收音机也没有，买不起，很抱歉。”
他们没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显然感到失望。临走就把我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带走了。不速之客走后，我先看看满地狼藉的衣物，再抬头看看怡楷。要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抄走就更好了。我说免得你收拾了。他们想抄家尽管来，可是他们有甚么权利对你和母亲搜身，简直荒谬绝伦。
“你说的是甚么权利？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教授先生你不是生活在美国，
而是在共产党的中国。”怡楷笑着说，把手伸了过来，但愿你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特别因为几个月后，就要生我俩的一个孩子了。我怎能教她安心呢。眼下我都不能保护她不受粗暴公安人员的侮辱。我为甚么那么不识时务，说话没遮拦呢。除了侮辱与伤害我得到了甚么。我不懂谨小慎微，悔之晚矣。我也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十分赞赏的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怡楷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吃点儿东西，而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该去开会，接受审问批斗了。在去会议室的路上，遇见历史系的谢教授，他是个五十来岁胖呼呼的小老头子，平日见人笑咪咪的。人称欢喜佛，我冲他淡淡地一笑。他却扭过头去，加快了步子。我走进会场时，包围圈快坐满了，我坐到圈子中央。主持会议的党员立即宣布开会。
　　“巫宁坤在上午会议上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他声色俱厉地说。
“他毫无悔过的表示，他没有坦白交代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反而向认真帮助他反省的革命同志，猖狂反扑。我警告你巫宁坤，你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围。看看你在会场的位置就明白了。你唯一的出路是向人民投降。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犯罪分子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必须由巫宁坤本人决定，不要坐失时机。现在请革命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巫宁坤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谢教授，他怒气冲冲脸红脖子粗，一点也不像欢喜佛倒像横眉怒目的金刚。
“巫宁坤，你今天上午的表现是极其恶劣的，令人无法容忍。你没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反而胆敢取笑革命同志。这是猖狂的抗拒运动，进一步向党进攻。我告诉你：你是这次运动的头号靶子，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你那些众所周知的罪行，你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言论，足以给你定罪。我们伟大的党，为了挽救每一个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刚才我看见你晃晃悠悠，从家里走过来，没有一丝一毫悔罪的神情。而且你竟然还满面笑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儿。
　　“你还有羞耻心没有？我问你：你刚才在路上，为什么对我笑？可能你希望我同情你，也许你要我在这儿保持沉默，没门儿！你和我一起喝过茶，谈论过历史问题。但那是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以前。现在我和你划清界限。我也要求所有革命同志都这样做。”
主持会议的党员表扬了谢教授的发言，其他革命同志相继效尤。有大声谩骂的，有声色俱厉警告的，集中抨击我态度恶劣。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
下午散会以前，主席宣布：“巫宁坤对运动和革命群众抱敌对态度，明天上午要交一份书面检讨。巫宁坤不得和校内外任何人联系，不得在家中接待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校园。违反上述规定罪上加罪。你听着巫宁坤：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吵吵闹闹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每天翻来覆去告诫我：要尽快坦白投降，要不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不客气了。我的前途和家庭都会泡汤。我看出这全是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可是我的凡躯肉体毕竟是软弱的，我但愿我有甚么罪可坦白，不用再听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嚣和威胁。我绞尽脑汁想发掘甚么我无意中犯下的罪或者我对自己也隐瞒的罪。但我一无所得，我的脑袋却日夜痛。
一天早晨，我正要从家里出门去参加批斗会，忽然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我打开门，看到几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穿过聚集在小路上的人群，进入斜对面一位俄语讲师家中。逮捕人吗？我纳闷儿。这不是我探闲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了。一到我每天受折磨的现场，我发现那些批斗我的人都在兴奋地交谈。显然出了甚么事儿。不久我就听出果然出事儿了，原来当天清早，有人在图书馆前的小池塘里发现英语老教授颜先生的尸体。运动开始后，他也受到审查。但他拒不回答问题，他留下了一大家老小。主持会议的党员一到就宣布：当天会议由革命同志进行讨论，让我回家写交代。
我回到家，看见老母一脸惊恐的神情。她先说怡楷给运动办公室叫去了，接着她小声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男人，双双上吊死了。”
　　“为什么？”我问。
　　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打听。人家说跟运动有关系啊！呀，我吓死了。你怎样？” 我怎么说呢！
老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我能给她甚么安慰呢。我祗好假装不在乎。他们在审查我的历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母亲显然并不放心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别人家并没被搜查。”
　　我还来不及回答怡楷就回来了。
“你刚走，肃反办公室就来人叫我。”我年青的妻子平静地说：“一名女党员对我说：你在会议上表现很坏，会议的目的是帮助你的。你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而他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她又说：“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希望我帮助你端正态度。”
　　接着她换了个话题，她说：“南开有少数人自杀了，他们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但是应当防止不必要的死亡。他们相信你会比这些败类聪明一些。他们也希望我注意你的动静，以防万一。”
　　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请她放心，我说：“宁坤很愚蠢，他给自己和全家带来这么多麻烦。但是我相信他还不会愚蠢到毁灭自己的生命。他祗有坦白交代，如果他果真做过甚么坏事，他不需要帮助，因为你们给他的帮助已经超过他的需要了。”她微微一笑。
“真有你的，怡楷姑娘，你从最初的冲击恢复了，比你男人还强哩。”
　　我看得出来，几个人的自杀让他们大伤脑筋。这不利于党作为仁慈的大救星的形象啊。教授先生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吧。但愿永生的天主没有订出严禁自杀的戒律，我背出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的一行。那些独白是我们在一起百读不厌的。她又一笑，这次眼里含着泪水。
自杀事件过后，运动马上降温，大喊大叫的大会不开了。我奉命回家再写一份自传，详细交代反革命社会关系，本人反革命言论思想行动。审讯改为在晚间以小组会形式进行。由文科积极分子主持，为首的就是那名历史系讲师。他们不再叫喊，但坚持不懈见缝就钻。一天晚上，对我刚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的生活细节盘问之后，那位讲师突然问道：“你和燕京西语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是甚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在讲甚么。”
“我们掌握大量你在反革命集团中活动的材料，有一些是你的反动高足写的。我不妨告诉你：他们全被我们抓起来了。包括你搞到南开来的李天生。我们祗不过是要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你愿意交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讲甚么。”
　　“好吧，你知道ABC这名字吗 ？”
　　“甚么ABC ？”
　　“别装蒜啦，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
他笑着反唇相讥道：“是啊，一个桥牌俱乐部 A Bridge Club,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共俱乐部。”哈，哈哈这话传开了，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开玩笑。”
　　“开玩笑，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事实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们经常开会，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们的导师，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他们看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名称，有头目，有导师，有理论，有不少成员。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心情沉重。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写材料时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罪过。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痛恨洗脑如此而已。
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于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我的同仁们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东拉西扯。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的国家嘛！” 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呃。”他冷笑道：
“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但是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老实告诉我们吧，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不错他又冷笑了。
“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火了。
　　“你认为我是特务CIA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四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三位教师仍遭软禁。审问会逐渐结束了。我呆在家里写自传交上去。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去，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这显然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我毫无顾虑，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译起来埋头工作时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罗美，她说感到产前阵痛，我扔下牌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请假去看她。一到医院，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
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给他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一丁的来临，大大鼓舞了受困扰的双亲，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 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
“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 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
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
　　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
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
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